12.采石官朝议郎行洛州来庭县尉（臣）□（王）晙
13.题诸□（王）芳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
（以上位于碑阴中段左侧）
A4:
14.承议郎行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奉敕勒御书
15.宣议郎直司礼寺（臣）李元□勒御书
16.（臣）卓□□□直营缮监直司韩神威刻御字
17.洛州永昌县（臣）朱罗门刻御字
18.麟台楷书令史（臣）□□□勒字
（以上位于碑阴下段左侧）
B组——碑阴额首部分的题记
碑阴额首为武则天御制杂言诗《游仙篇》，“奉辰大夫（臣）薛曜书”。其诗云：
绛宫珠阙敞仙家，霓裳羽旌自凌霞。碧落晨飘紫芝盖，黄庭夕转彩云车。周旋宇宙殊非远，写望蓬壶停翠幰。千龄一（日）未言赊，亿岁婴孩谁谓晚。逶迤凤舞时相向，变啭莺歌引清唱。金浆既取玉杯斟，玉酒还用金膏酿。驻回游（天）宇，排空聊憩息。宿志慕三元，翘心祈五色。仙储本性谅难求，（圣）迹奇术秘玄猷。愿□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
C组——神龙二年(706)安国相王李旦等题记
这组题记出现在碑阴中段，从右往左书写。其题记云：
大唐神龙贰年岁次景午水捌月/壬申金朔贰拾柒日戊戌木开府/仪同三司右千牛卫大将军上柱国安国相□（王）旦奉制刊碑刻石为记
1.从官特进行尚书左仆射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平章军国重事上柱国芮国公豆卢钦望
2.从官大中大夫行安国相□（王）府司马护军皇甫忠
3.朝散大夫守安国相□（王）府咨议上柱国邢国公□（王）温
4.朝议大夫行安国相□（王）府记室参军事丘悦
5.朝议郎行安国相□（王）府文学韦利器
6.朝议大夫行安国相□（王）府仓曹参军辛道瑜
7.行安国相□（王）府属韦慎惑
8.行安国相□府（王）掾丘知几
9.行安国相□（王）府典军丘琬、行安国相□（王）府典军卫日新
图11 《升仙太子碑》碑阳拓片。（本图源自洛阳师范学院、偃师市文物旅游局编：《武则天升仙太子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页）
图12 《升仙太子碑》碑阴拓片。（本图源自洛阳师范学院、偃师市文物旅游局编：《武则天升仙太子碑》，第138页）
10.从安国相□（王）品官行内侍省奚官局令引叁自
11.安国相□（王）品官行内侍省掖庭局令戴思恭
上述三组题记，从行文逻辑很容易区分。A组及B组跟C组最明显的区别，是前两者都使用了武周新字，比如“圀（国）”“（臣）”“（人）”“（日）”“（天）”“（圣）”等；但是C组题记中，“国”就写作“国”，而不作“圀”。考虑到C组题记是中宗神龙二年所刻，武周新字已经停止使用，这一区别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如果说武周新字就代表着武则天时代的政治革新意涵，那么恢复旧的字体或许可以理解为李唐皇室的复辟。
A1组题记中，八位大臣的名字位于碑阴上段右侧，与之相对的左侧已经被凿成一片凿痕，凿痕之上是韩人金秉万20世纪初的题诗，此处本应是“诸王芳名”。A2组题记应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题名。张氏兄弟的名字出现在在诸大臣题名和诸王题名之间，正在碑阴上段居中位置，似乎暗示他们是整个立碑活动的主持者，也是武则天权力的延伸，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所以他们的名字超然于诸大臣和诸王名字之外。此外，张氏兄弟的题名本身也很值得玩味。非宗室（包括武氏）诸大臣题名都是写上全名，比如“臣狄仁杰”“臣魏元忠”；只有武三思这样的宗室亲王，才作“臣三思”。但是根据残留下来的痕迹推断，张昌宗题名应为“臣昌宗”，而非“臣张昌宗”。这样的表达或许正说明在武则天晚年中央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张氏兄弟跟武则天确实关系密切，获得了公认的类似宗室的地位。
将升仙太子碑的建立和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连在一起，可能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就已经非常流行。比如当时人张鷟所撰的《朝野佥载》就记载道：
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按：当为张昌宗）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庙。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
缑氏山是王子晋驭鹤升仙的地方，在这里立庙也是符合逻辑的做法。武三思也曾“赠昌宗诗，盛称昌宗才貌是王子晋后身，仍令朝士递相属和”。不过从时间顺序上来说，《旧唐书》将武三思等附会张昌宗为升仙太子王子晋这一情节，置于久视元年(700)后，而武则天建立升仙太子碑则在圣历二年(699)。与其说是因为张昌宗的关系才在缑山修建王子晋庙，可能更接近真相的是：在武则天君臣热衷于王子晋信仰的氛围里，张昌宗被附会为王子晋的后身。
早在天册万岁元年(696)，武则天完成在中岳嵩山的封禅后，即以“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武则天在碑文中写道：
我国家先天纂业，辟地裁基，正八柱于乾纲，纽四维于坤载。山鸣鸑鷟，爰彰受命之祥；洛出图书，式兆兴王之运。廓提封于百亿，声教洽于无垠；被正朔于三千，文轨同于有截。
“鷟鷟”是象征大周兴起的祥瑞，《国语·周语上》云：“周之兴也，鷟鷟鸣于岐山。”武则天修建的明堂顶上也装饰着鸑鷟——“盖为鷟鷟，黄金饰之，势若飞翥。”武则天在《升仙太子碑》里希望能够把自己建立的周朝和历史上的周朝联系起来，毕竟她自认周文王为始祖，而升仙太子也是姬姓子孙。这种想法也完全符合她的政治理念。比如她早在永昌元年(689)十一月就颁布《改元载初赦文》，舍弃李唐的夏正（以正月寅月为岁首，自汉武帝改用夏正后，历代沿用），改用周正（以十一月子月为岁首），通过改正朔表达了武周革命的基本内涵。
碑阴额首刻有武则天御制杂言诗《游仙篇》，题记为“奉辰大夫（臣）薛曜书”，是增刻上去的。薛曜是张易之的党羽。这首游仙诗的主旨就是希望神仙能够“愿□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让武则天可以长久地统治大周。“久视”出自《老子》第五十九章，意为“长生”。当年五月，武则天吃了进献的长生药，身体有所好转，于是改元“久视”。
图13 唐王子乔吹笙引凤铜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动脉影 摄）
这时已经七十多岁的武则天无可奈何地面临着老去的现实。老年君主在专制体制下，为维护权力的延续而追求延年之法，在中古时期非常普遍。不可否认的是，张氏兄弟在武则天追求长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论是为武则天炼制丹药，或者是推崇驭鹤成仙的王子晋信仰，背后都包含着武则天对长生的渴望，也是武则天这段时期追求长生运动中的部分环节。此时武则天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开始有向道教倾斜的趋势。正是在久视元年，她把自己头衔中的“金轮”去掉了。“金轮”象征着武则天佛教君主的身份，将这一头衔去掉，反映了武则天政治倾向的某些微妙变化。而史料中有关武则天崇道和追求长生的内容多了起来。比如武则天将寝殿改名为“长生院”，或许也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作用。
这一年，武则天也改了正朔，回到了李唐夏正，这其实已经承认将来无论如何都会回到之前的政治传统了，或者说，继承人无论如何都是李唐子弟而不可能是武家子弟了。这样强烈的政治信号肯定会被当时具有政治敏感度的大臣们捕捉到。
武则天倒台后，中宗并未立即回到长安，此时洛阳仍是权力的中心。根据《升仙太子碑》碑阴题记，神龙二年(706)，相王李旦率自己的僚属来“刊碑刻石”——也就是来“修正”此碑。
李旦明显凿去了两部分内容：张氏兄弟的名字和“诸王芳名”。可以想见，圣历二年跟随武则天上缑山树立升仙太子碑的，必然不是李唐皇室的诸王——他们很多还在外地流放或者处于蛰伏状态，当时能够跟武则天上缑山的，估计只有李旦自己。那个时候他的名字不是李旦，而是屈辱的“武轮”。因此这里的“诸王”应是武氏诸王，或者说是以武氏诸王为主的贵族们。《旧唐书》卷183《武承嗣传》记载，中宗即位后，有人建议“武氏诸王宜削其王爵”，获得批准。这可能是李旦将武氏诸王题名凿去的依据。
代替“诸王芳名”和张氏兄弟的题名，在碑阴增刻上去的，是李旦相王集团成员的名字——这些人在后来推翻中宗系的政变中跟相王保持一致。通过对这一“政治景观”的修正，这块“纪念碑”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最初立碑是为了鼓吹武周政权的合法性，那么之后李旦的修正则是李唐复辟后对武周政治遗产的否定。如果考虑到数年后李旦集团政变的史实，这些跟随李旦在升仙太子碑上刻上名字的僚佐们，无疑通过这样一个宣誓性的仪式，向自己的府主呈上了投名状。
多说一点
文献中的叙事手法
读《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可发现它的语言风格和《旧唐书》《唐会要》等传世文献完全不同。《旧唐书》里唐太宗和魏征等人的君臣对话往往会引经据典，遣词造句都非常典雅。但这并不是政治运作的实态，或者说只保留了实态的一部分。如果唐太宗一直用这种说话方式聊天，一天就累倒了。相比之下，《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的内容和语言风格更接近大众的日常，所反映的知识层次也贴近一般常识。因为它就是武则天的中央政府颁发到全国供全国民众学习的手册。针对大众的政治宣传，并不是越高深越好，而是必须符合当时的普遍认识，才能植根于民众心中，并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