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5年神龙政变，到713年先天政变，唐朝中央政局陷入了长达八年的动荡之中。武则天下台后留下的政治真空，激发了各方政治人物的野心。唐朝向何处去，由谁来执掌政权，在缺乏权威的情况下，政局呈现出混沌的状态。弱势君主中宗虽然依靠外戚韦氏和武家遗留势力的支持暂时执政，但其亲武、韦的政治态度与中宗之弟相王李旦截然不同，也不能得到大多数体制内官僚贵族的支持。中宗集团内部也矛盾重重，直到李隆基击败太平公主，迫使睿宗退位，才让政治秩序稳固下来。武则天下台后引发的长达八年的政治动乱，以一个旁支亲王登基为帝而结束。自此，唐朝开启了开元盛世。
一 李重俊政变与武三思之死
永淳元年(682)春，高宗就立中宗和韦后唯一的儿子李重润为皇太孙，等于隔代指定了继承人。虽然后来武则天把中宗一家流放房州，但是中宗被召回后李重润也重新获得了邵王的爵位。作为中宗的继承人，不出意外他就是大唐将来的皇帝。李重润和妹夫魏王武延基关系甚好，一个是李家的继承人，一个是武家的继承人，这种联盟可以说无可匹敌。但是大足元年(701)九月，李重润及李仙蕙、武延基夫妇突遭张易之兄弟诬陷，说他们私底下议论武则天的私生活。武则天将此事交由中宗（当时的皇太子）处理，中宗为了显示无私，将亲生儿子李重润杀死。武延基夫妇也因此遇害，爵位改由其弟武延义承袭。李重润丰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于非罪，大为当时人们所悼惜。如果李重润不死，中宗和韦后的权力传承就不会有障碍。很可能就不会有李隆基的机会了。
张易之兄弟害死李家和武家继承人，将自己置于死地，成为各方政治势力仇恨的对象。他们兵行险着的原因只可能是此举成功将带来更大的利益——至少在他们看来是如此。李重润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如果他被诛杀，中宗的次子李重福按顺序将成为继承人，而李重福的妻子正是张易之的外甥女。李重润死后，李重福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连带着张易之兄弟也可以获得持续的政治安全。但是令他们始料未及的神龙政变彻底击碎了这个计划。张易之兄弟被斩杀后，李重福亦不再得到庇护，被韦后诬陷参与了张易之兄弟构陷李重润一事，政变后不久就被赶出中央，贬任濮州员外刺史，不久改任均州刺史，太子之位落到了李重俊身上。
韦后似乎一直不甘心把苦心得来的江山送给别的女人生的孩子。政变后她亲生的孩子只有长宁公主和安乐公主，而安乐公主的丈夫正是武三思之子武崇训。安乐公主公开要求继承皇位，取代李重俊做皇太女，并非任性之举，其实背后暗藏着李、韦、武三家的身影。崔泰之是高宗名相崔知温的儿子、太子李重俊的心腹，在其没当皇太子时就担任卫王府长史。其墓志记载：“乃与羽林将军桓彦范等，共图匡复。中兴之际，公有力焉。中宗嘉之，拜太仆少卿……兼卫王长史。”崔泰之屡屡遭到武三思排挤，被赶出京城担任洺州刺史，又被降职为资州司马。种种情形都让李重俊认为自己危在旦夕，强烈的不安感让他产生应激反应，发动政变。
706年，发生了驸马都尉王同皎刺杀武三思事件。王同皎是中宗的女婿，妻子是定安公主，但不是韦后的亲生女儿。他的地位有点像李重俊，都是韦后不待见的。根据王同皎的墓志，他痛恨武三思，“阴赂死士，誓将屠之”，但是事情败露被杀。王同皎很有侠气，武则天时期刺杀张易之，中宗时刺杀武三思，都是想用简单粗暴消灭对方首脑的办法达成政治目的。他死后定安公主又改嫁了两次，最后嫁给了崔铣。定安公主和王同皎的儿子叫王繇，娶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大女儿。开元二十一年(733)定安公主去世后，面临一个难题，是跟王同皎合葬，还是跟崔铣合葬。王繇争取父母合葬，唐玄宗同意了，而公主的现任丈夫崔铣不同意，双方互不让步。给事中夏侯铦说：“主义绝王庙，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将拒诸泉。”崔铣将此语告诉了玄宗，事情才得以了结。夏侯铦因此获罪，被贬为泸州都督。
图22 王同皎墓志拓片。（本图源自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499页）
神龙三年(707)秋七月辛丑，太子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杀武三思、武崇训并亲党十余人于其府邸。又使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及其子天水王李禧分兵守宫城诸门，太子与李多祚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叩阁索上官婉儿。婉儿大言曰：“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皇帝）。”中宗和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使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帅飞骑百余人屯于楼下以护卫。杨再思、苏瑰、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带领两千余名士兵屯驻在太极殿前，闭门自守。李多祚先赶到玄武楼下，想攻上城楼，被中宗宿卫挡住。李多祚与太子李重俊按兵不战，还寄希望于跟中宗皇帝沟通。此时宫闱令杨思勖在中宗旁边，向中宗请命出击。李多祚的女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为前锋总管，杨思勖一刀将其斩杀，李多祚军顿时军心大乱。中宗站在城楼，向叛军喊话：“你们可都是我的护卫啊，为什么要跟随李多祚造反呢？如果有人能斩杀反叛者，我必保他荣华富贵。”于是千骑哗变，斩杀了李多祚等叛军将领，余众纷纷溃逃。成王李千里、天水王李禧正进攻右延明门，正遇上守门的宗楚客、纪处讷，最终不克而死。太子带百骑逃往终南山，跑到鄠县西部时手下只剩下了几个人，后在林中小憩时被左右杀害。中宗将李重俊的首级放进太庙祭奠武三思、武崇训的灵柩，然后将其挂在朝堂上示众。又把成王李千里的姓改成蝮氏，同党皆被杀。
图23 节慜太子李重俊墓仕女壁画。
很多参与李重俊政变的是唐军的名将，比如李多祚和百济移民沙吒忠义，两人长期在唐朝军队担任重要职务，频繁参与对外作战。成王父子是硕果仅存的李唐宗室，吴王李恪的后代。李承况是高祖儿子李灵龟的孙子，也是宗室。
唐代前期宫廷政变能否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击杀竞争对手，第二是挟持皇帝，几乎缺一不可。而要击杀对手、挟持皇帝，必须得到北门禁军的支持。李重俊政变最大的失误是在已经得到禁军支持的情况下，不去挟持皇帝，居然为了泄愤先到宫外杀武三思。政变期间局势瞬息万变，此举如此耽搁时间，等到中宗脱逃，振臂一呼，李重俊的军队瞬间瓦解。李隆基政变时就未有这种失误，他首先就控制住了他的父亲睿宗。
李重俊政变背后似乎还有相王和太平公主的影子。政变后韦后集团企图将相王和太平公主一网打尽，但是没有得逞。《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云：
节愍太子诛武三思后，有三思党与宗楚客、纪处讷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国相王及镇国太平公主亦与太子连谋举兵，请收付制狱。”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往者则天皇后欲令相王为太子，王累日不食，请迎陛下。固让之诚，天下传说，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构虚。”帝深纳其言而止。
萧至忠的父亲萧安节是相王府兵曹参军。相王即位，萧至忠被拔擢为宰相。右补阙吴兢也劝告中宗：“相王同气至亲，六合无贰，而贼臣日夜连谋，乃欲陷之极法；祸乱之根，将由此始。……自古委信异姓，猜忌骨肉，以覆国亡家者，几何人矣！”吴兢这番话的隐含意思是：相王势力根深蒂固，如果鱼死网破，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中宗也只能缓和关系。
尽管中宗没敢对相王和太平公主下手，但是双方的关系已经日趋紧张。贵族、大臣纷纷选边站队。经历了李重俊政变的冲击，原先追随武韦势力的上官婉儿投向相王和太平公主。她力阻中宗和韦后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的做法，并在中宗死后，草拟遗诏时写进了相王辅政的内容，为相王上台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但是由于她投靠的主要是太平公主，所以在稍后相王之子李隆基主导的宫廷政变中，依然被杀。
此次政变后，三朝元老魏元忠退出了政治舞台。武周时期魏元忠以忠耿著称，此时却没有了锐气。当时人张鷟议论：“妻子具则孝衰，爵禄厚则忠衰。”意思是当一个人什么都有了的时候，反而顾忌这个顾忌那个，没有了锐气。安乐公主请求废除节愍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时，中宗问魏元忠的意见，魏元忠坚持认为不可以。魏元忠非常讨厌武三思专权用事，因此他也秘密参与了李重俊诛杀武三思一事。李重俊杀掉武三思后，又率兵来到宫中，请求废韦后为庶人，在永安门遇到了魏元忠的儿子魏昇，强迫他跟随自己。李重俊兵至玄武楼下，李多祚等犹豫不战，魏元忠又首鼠两端，最后其子魏昇被乱兵所杀。武三思集团的兵部尚书宗楚客与侍中纪处讷等举证魏元忠父子平日就与节愍太子同谋构逆，中宗将其贬为渠州（今四川渠县一带）员外司马。魏元忠走到涪陵就去世了，享年七十余。
李重俊政变也推动了宦官的崛起。玄宗时期的大宦官杨思勖（约659—740）就是因为参与挫败太子李重俊的政变而被拔擢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
另一位受到政变冲击的是李隆基，时年二十二岁的临淄王被赶出长安。李重俊的太子妃杨氏是李隆基之妾杨良媛的姐姐，此杨良媛即唐肃宗生母。与李重俊的连襟关系使得李隆基在政治上比较尴尬，不管他是否参与政变，都会引发猜忌。从707年到710年，李隆基被赶出京城，担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这是一个没有实际职务的官职，而李隆基借机在地方上收罗了一批亡命之徒，这些人也在之后的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临淄王李隆基登场
李隆基于垂拱元年(685)出生，宝应元年(762)去世，在位四十五年，是唐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李隆基排行老三，人称李三郎。按照他的生日八月初五日换算，应为处女座。据史书记载，其生性英明果断、多才多艺、刻薄寡恩、睚眦必报，确实有一些处女座的特征。长寿二年(693)，其母窦德妃因被武则天的婢女团儿诬告行厌咒之术而被杀，八岁的李隆基转由姨妈抚养照顾。
因李隆基后来当了皇帝，有一些小时候的逸闻趣事被记载下来。比如他在宫中有个外号叫“阿瞒”——不知是否因其少年老成或行为诡诈，故而被人以曹操命名。他七岁时就敢呵斥金吾将军武懿宗：“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据说奶奶武则天很喜欢他。
李隆基一开始在中央担任一些中级职务，比如右卫郎将、卫尉少卿等，后因李重俊政变，被安置到潞州做别驾。卫尉少卿品级是从四品上，潞州别驾不过是从四品下的中级官员，他明显是受到政变牵连被贬官了。不知道李隆基离开长安时的心情怎么样，不过对他来说，这应该算不得什么挫折，毕竟他在这二十二年中已经见惯了波谲云诡的政局。他的父亲相王李旦曾经是皇帝，他曾经是亲王；现在他的父亲是亲王，而他不过是一个旁支郡王。在皇位继承序列里，排在他前面的人还有很多。
虽然当时人恐怕都看不出李隆基有真龙之相，但是中古时期特有的政治文化，让李隆基对自己充满了期许，并愿意为此一搏。武则天之前在洛阳铸造九鼎，其中最大的是永昌鼎。根据姚崇的记载，永昌鼎也是唯一由武则天亲自书写铭文的大鼎，其铭曰：“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玄降鉴，方建隆基。”因为武则天铭文中提到“隆基”，很多人（包括姚崇）都认为这是李隆基能够当上皇帝的重要祥瑞。武周后期时李隆基住在隆庆坊，因而中宗死后韦后改元唐隆，也被认为是在暗示李隆基将称帝。大概李隆基也因此默默地自认为有天命，于是唐隆元年(710)六月，“上益自负，乃与太平公主谋之”，发动了政变。
李隆基在潞州时，也出现了大量祥瑞，至少十九种，《新唐书·艺文志》载有《上党十九瑞应图》。《旧唐书》亦记载：“州境有黄龙白日升天。尝出畋，有紫云在其上，后从者望而得之。前后符瑞凡一十九事。”这些祥瑞大多数是李隆基登上皇位后渲染的，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当皇帝理所当然。开元十一年(723)正月，李隆基再次来到潞州，侍驾而来的有张说、张九龄等名臣。初九进入潞州后，宴请父老，改当年故居为“飞龙宫”，命张说写《上党旧宫述圣颂》，勒石树碑，又令张九龄写《圣应图赞》，并且免除了潞州五年租税。开元十三年(725)，李隆基泰山封禅回程中又绕道潞州；开元二十年(732)再次临幸潞州。潞州作为其龙潜之地被格外重视，玄宗自己写有《早登太行山中言志》《巡省途次上党旧宫赋并序》《赐崔日知往潞州》等诗文。
图24 敦煌P.2683《瑞应图》描绘的黄龙。因为李唐以土德自命，黄龙出现被视为大瑞，政治宣传中多有黄龙出现，比如玄宗上台之前即以黄龙为自己的符瑞。在他担任潞州别驾时期，“州境有黄龙白日升天”。玄宗开元七年(719)享太庙乐章第十六首中《皇帝酌醴齐用文舞》一章就有对此的歌颂，所谓“黄龙蜿蟺，彩云蹁跹。五行气顺，八佾风宣。介此百禄，于皇万年”。
身为潞州别驾的李隆基也没什么事可做，于是到处游玩，结交朋友。比如铜鞮（今山西沁县）令张暐，家庭比较富裕，喜欢宴客、射猎。张暐为李隆基的英姿倾倒，便忠心侍奉左右，每日陪伴他四处游玩。又比如王毛仲，本是高句丽人，虽出身奴仆，但生性聪慧。李隆基被封为临淄王时，就常在一边服侍。李隆基在潞州又招纳了李宜德。李宜德身手矫健，擅长骑射，在别人家中做苍头（奴隶），李隆基就用五万贯钱买下了他。景龙三年(709)冬，李隆基终于有机会回长安，王毛仲、李宜德两人拿着弓箭随行左右。
李隆基返回长安之前，让术士韩礼为他占卜，结果有一根蓍草立了起来。韩礼惊曰：“蓍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到了首都，李隆基私下招集才勇之士，谋划匡复李氏社稷。他广为结交北门禁军的中低级军官。北门禁军主要负责戍卫宫城北面，以玄武门为屯营地，太宗朝以来其规模及地位不断上升：
太宗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着画兽文衫，谓之“百骑”。至则天时，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分隶左右羽林营。孝和谓之“万骑”，亦置使以领之。玄宗在藩邸时，常接其豪俊者，或赐饮食财帛，以此尽归心焉。
王毛仲也替主人积极结交这些禁军将领，待之甚谨。这些军官很多跟他成了一起喝酒的朋友，在后来的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隆基回到长安，少年英豪，气魄非常。《唐语林》记载：
玄宗为潞州别驾，入觐京师，尤自卑损。暮春，豪家子数辈游昆明池。方饮次，上戎服臂鹰，疾驱至前，诸人不悦。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门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声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王李某。”诸少年惊走，不敢复视。上乃连饮三银船，尽一巨馅（当作“觥”），乘马而去。
李隆基走的是结交下层、武装夺权的道路，和其父亲的体制内夺权有区别。他所结交的人多为豪侠、军官、游士等，甚至有体制外人士。比如王琚：
玄宗在藩邸时，每岁畋于城南韦、杜之间。尝因逐兔，意乐忘反，与其徒十余人，饥倦休息于大树下。忽有一书生，杀驴拔蒜，为具甚备。上顾而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姓名，王琚也。自此每游，必过其舍。或语，多合上意，乃益亲之。及韦氏专制，上忧甚，密言之。琚曰：“乱则杀之，又何虑焉。”上遂纳其谋，平国内难，累拜琚为中书侍郎，预配享。
李隆基问王琚面对韦后当权该如何破局，王琚的回答是，杀了她不就好了。李隆基正是利用这批不遵循游戏规则的人突然发难，夺取了政权，但是这批人没有治国才能，所以后来结局大多不是很好。
李隆基的上台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他的潜在竞争对手——同样抱着政治野心的谯王李重福——此时正蛰伏在均州。可惜李重福一直没能返回长安——韦皇后不允许他回来。景龙三年(709)，中宗大赦天下，“时流人皆放还，均州刺史谯王重福独不得归，乃上表自陈……表奏，不报”。李隆基则借此机会回到长安，并于次年发动政变。睿宗继位后，改任李重福为集州刺史。李重福于八月十五日前往东都洛阳发动叛乱，袭击左、右屯营兵，兵败投河自杀，时年三十一岁。
三 兴庆池的龙气
兴庆宫是玄宗时期重要的政治景观。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云：
属中宗末年，王室多故，上（李隆基）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上所居宅外有水池，浸溢顷余，望气者以为龙气。四年(710)四月，中宗幸其第，因游其池，结彩为楼船，令巨象踏之。
此时政治形势非常紧张，两个月后就将发生唐隆政变。就在这个时段，懂得望气的术士认为，李隆基居所外面的大水池有龙气。这似乎可从侧面印证当时的舆论认为相王家族出皇帝的可能性很大。中宗按捺不住，到李隆基的宅邸，做了个奇怪的举动：用彩带装饰游船，再让大象上船舞蹈，寓意踩踏龙气。这其实是一种厌胜的方法，足可见中宗对相王父子忌惮之深。
中宗的担心并非没有原因。《旧唐书·朱敬则传》记载，长安年间(701—704)，宰相朱敬则曾与后来参与推翻韦后政变的刘幽求密谈，叮嘱他：“相王必膺期受命，当须尽节事之。”可见当时相王登基的舆论已深入人心。
图25 北宋刻《兴庆宫图》。中国最早的宫殿平面图，具有象形符号、名称注记、比例尺（每六寸折地一里）和定位方向。
李隆基当上皇帝后，隆庆坊居所的水池变成了具有神圣性的政治景观。玄宗时期最重要的宫廷乐舞就包括《龙池乐》，这是玄宗开元二年(714)所作，就是为了歌颂兴庆池的龙气。舞者十二人，都戴着芙蓉冠，穿着履，“备用雅乐，而无钟磬”。宰相姚崇等撰写了《享龙池乐章》十首，其与《秦王破阵乐》性质类似。十首歌词都在歌颂李隆基受命于天，比如：“恭闻帝里生灵沼，应报明君鼎业新。既协翠泉光宝命，还符白水出真人。此时舜海潜龙跃，此地尧河带马巡。独有前池一小雁，叨承旧惠入天津。”
玄宗将龙池与国家祭祀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开元二年(714)，玄宗下诏祭祀龙池。开元十六年(728)，又诏置龙池坛及祠堂，并于二月亲自祭祀，此后每年仲春二月即令有司行祭，直到上元元年(760)祭龙池被肃宗废除。
玄宗创立的龙池祠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这一祭祀乃是玄宗强调自己受命于天，并在长安居民面前展示的重要环节，肃宗居然一举废除——其时玄宗尚居住在兴庆宫——丝毫不考虑玄宗的感受，似可验证此时肃宗与玄宗之紧张关系。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肃宗强行将玄宗移往西内的事件。玄宗的亲信也全被驱逐流放。龙池意义的变迁，反映了唐朝政治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四 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合作
景龙四年(710)六月，中宗突然去世。官方史书将中宗之死归咎于韦后和安乐公主。《资治通鉴》记载：
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宫掖，得幸于韦后，恐事泄被诛；安乐公主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餤中进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
不过这种记载很不可信，韦后和安乐公主没有任何要杀死中宗的动机。中宗是他们的权力来源。中宗死时年过五十岁，在唐朝皇帝中是很正常的寿命。
韦后秘不发丧，自总庶政。癸未，召诸宰相入禁中，征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使驸马都尉韦捷、韦灌、卫尉卿韦璿、左千牛中郎将韦锜、长安令韦播、郎将高嵩分领之。……中书舍人韦元徼巡六街。又命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将兵五百人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仍充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并同平章事。
虽然韦后做了周密的安排，包括把韦氏子弟安插到军队，但实际上军队不一定会买他们的账。韦后对政局和禁军的控制非常脆弱。
之后很快就发生了遗诏风波。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谋划起草中宗遗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第二，皇后知政事；第三，授安国相王李旦太尉，参谋辅政。但是韦后等篡改遗诏，去掉了相王辅政的内容。《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记载，韦后召集诸宰相韦安石、韦巨源、萧至忠、宗楚客、纪处讷、韦温、李峤、韦嗣立、唐休璟、赵彦昭及苏瑰等十九人入禁中开会。中书令宗楚客和韦温都认为应该去掉相王辅政权：“如今必须请皇太后临朝，最好让相王停止辅政。况且太后和相王算叔嫂，这样礼部很难制定相应的礼仪规程。”苏瑰坚决拒绝，认为先皇遗诏不可更改，宗楚客及韦温大怒，遂削去相王辅政的条目，立刻宣行遗诏。所有的宰相当中，只有苏瑰挺身而出，为相王力争辅政之权。苏瑰是隋朝大臣苏威的曾孙，曾担任李旦王府的录事参军。李旦当了皇帝后，下诏褒奖他，诏书中还提及早年的情谊：“况藩邸僚属，念殷惟旧，无德不报，抑惟令典。可尚书左仆射，余如故。”同为相王府旧僚，韦安石并没有站出来讲话，后来被贬官沔州别驾。
甲申日，梓宫（中宗灵柩）迁御太极殿，集百官，发丧。皇后临朝摄政，赦天下，改元唐隆。进相王李旦为太尉，命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
到此为止，政权似乎已经握在韦后一党手中。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打乱了韦后的谋划。相王辅政权的争夺未果，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已经被逼到墙角，危在旦夕之际，两人走上了武装夺权的道路。
六月，壬辰日，兵部侍郎崔日用率先反水，派宝昌寺僧人普润秘密拜见李隆基，希望马上发动政变。崔日用原是武三思的人，后来投靠了相王和太平公主，这对于李隆基来说是时机成熟的信号。李隆基立刻与卫尉卿薛崇简、苑总监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朝邑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等谋划政变，其中太平公主的身影非常明显，她的儿子薛崇简以及公主府的典签王师虔都参与了政变。李隆基的社交能力非常强，回到长安不过半年就结交了很多体制内官员看不上的京城豪杰，比如同谋中的王崇晔。王崇晔只是一个小小的尚衣奉御（主要负责皇帝的冕服、几案），但李隆基通过他认识了本次政变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葛福顺。葛福顺是北门禁军的中级军官。他为李隆基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韦氏子弟韦播、高嵩等被安插进禁军，因为在军中作威作福，多次鞭打万骑兵以谋树立威信，导致万骑多有抱怨。李隆基乘机鼓动他们诛杀韦氏，一些禁军军官如李仙凫等都踊跃表示愿以死效力。
六天以后，庚子日，晡时（下午3至5时），李隆基微服与刘幽求等进入宫城北边的禁苑中，秘密聚集在钟绍京的廨舍。但此时钟绍京反悔，想要把他们拒之门外。他的妻子劝道：“忘身徇国，神必助之。你都已经与他们共同谋划这么久了，现在不去也脱不了干系了！”钟绍京很听劝，便出门拜见李隆基。羽林将士们都在玄武门外严阵以待，葛福顺也趁夜色赶到李隆基身边，焦急地等待着行动指令。
将要二鼓（晚上9至11时）时分，满天繁星宛如冬日落雪，刘幽求一声令下：“天意如此，时不可失！”葛福顺随即拔剑率众将士直接杀进羽林营，起手几刀结果了韦璿、韦播、高嵩，对羽林将士高呼：“韦后毒死先帝，谋危社稷。今晚大家一同诛杀诸韦氏，只要长得高过马鞭的人一律斩杀！拥立相王为帝，以安天下。有人敢耍两面派帮助叛党，罪及三族！”唐军有自己的传承系统，袍泽之情胜过头衔。因此身为中低级军官的葛福顺斩首身处高位的韦氏子弟时，禁军中并未发生暴动，反而对葛福顺一呼百应。
（葛福顺）乃送璿等首于隆基，隆基取火视之，遂与幽求等出苑南门，绍京帅丁匠二百余人，执斧锯以从，使福顺将左万骑攻玄德门，仙凫将右万骑攻白兽门，约会于凌烟阁前，即大噪，福顺等共杀守门将，斩关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门外，三鼓，闻噪声，帅总监及羽林兵而入，诸卫兵在太极殿宿卫梓宫者，闻噪声，皆被甲应之。韦后惶惑走入飞骑营，有飞骑斩其首献于隆基。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军士斩之。斩武延秀于肃章门外，斩内将军贺娄氏于太极殿西。
《太平御览》卷五六八引《乐府杂录》称：“《夜半乐》者，因唐玄宗自潞洲入定内难，进军斩长乐门关，时正当夜半，平韦庶人后，乃命乐人撰此曲。”长乐门是宫城南门之一。如此看来，当时还有一支军队从南边杀入，或许是太平公主的势力。
至此，李隆基基本掌控了局势，下令关闭所有城门、宫门，开始残酷的屠杀。万骑分几路诛杀韦后余党——“韦氏武氏宗族，无少长皆斩之”。韦后的堂兄韦温被斩首于东市之北；宗楚客穿上丧服，企图骑着一头小黑驴出逃，不料才跑到通化门就被守卫认出斩杀，他的弟弟宗晋卿也未能幸免；韦后心腹韦巨源在大街上为乱兵所杀。另一边，李隆基又下令，将当初被韦后召进宫中给中宗下毒的马秦客、杨均、叶静能枭首示众，并将韦后暴尸街头。崔日用带兵到长安南边的杜曲追杀韦氏家族的其他成员，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很多居住在杜曲的杜家人也被误杀。武氏家族成员也在政变中被诛杀殆尽。经过此次政变，半个世纪以来与李唐皇族并驾齐驱争夺皇权的几个贵族家族，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彻底谢幕。
四天后，太极殿内，少帝李重茂坐在龙椅上，李旦站在中宗的灵柩旁，太平公主问道：“皇帝想把皇位让给他的叔父，可以吗？”刘幽求跪下回答道：“国家多难，皇帝仁孝，效法尧、舜禅位贤人，真是大公无私；相王揽下治理天下的重任，是叔父对侄儿的疼爱呀！”随后宣读少帝制书，正式宣布传位于相王。这时小皇帝李重茂还没反应过来，仍坐在龙椅上，被太平公主一把揪下：“天下之心已归相王，这不是你这小子的座位了！”
710年，相王李旦二次即位，改元景云，是为睿宗。这位波折半生的皇帝终于迎来了短暂的掌权时刻。
五 频繁政变背后的天文背景
天文星占是中古时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和目的并不是为农耕服务，而是窥测王朝运数，影响政治起伏。其根本性质，是从人类社会外部寻找人类社会自身运行的规律，将宇宙运行的迹象和家国命运的起伏连在一起。占星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或许荒谬，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相信不相信。如果古人相信，那么这些遥远的星辰就会对他们的心态和行事逻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历史。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从“一事、一占、一验”的历史记载中找出影响政治的一般观念和普遍常识。
韦氏家族中有一位并不十分起眼的人物——韦湑。他是韦温的弟弟，《旧唐书》对他的记载不过寥寥数语，说韦湑曾担任左羽林将军，儿子娶了公主，病死后获得了丰厚的赏赐。相比之下，《新唐书》要详细得多：
弟湑，自洛州户曹参军事连拜左羽林大将军，曹国公。……湑子捷尚成安公主……
湑初兼修文馆大学士……湑兄弟颇以文词进，帝方盛选文章侍从，与赋诗相娱乐，湑虽为学士，常在北军，无所造作。
韦湑从正七品下的洛州户曹参军被快速拔擢为羽林军将军，担任统领禁军的重任，且又因颇具文采罕见地兼任了修文馆大学士。从不一般的任职命令中亦可见韦后和中宗对韦氏亲族的信任，这也是对当时政治权力格局和情势的反映。
韦湑真正引起后人关注的，还是他的死亡。《新唐书》的记载很有意思，将韦湑之死和当时出现的天象联系在一起：
时荧惑久留羽林，后恶之。方湑从至温泉，后毒杀之以塞变，厚赠司徒、并州大都督。
“荧惑久留羽林”这种少见的星象引起了韦后的不满，于是就趁中宗临幸骊山温泉的时候，将身为羽林军将领而侍从同行的韦湑毒死以应天变。此事仅见于《新唐书》，我们尚不知道欧阳修等人为何详细记载了这一情节，也不知道他们所依据的文献是什么——很多时候从文本文献中继续寻找证据是徒劳的，这时候需要从其他信息推敲其中的逻辑。
幸运的是，韦湑的镇墓石已被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韦氏家族墓地出土了“东方九炁青天”“中央黄天”两块镇墓石，2003年又出土了“西方白帝”镇墓石。前两者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后者藏于西安市长安博物馆，《长安新出墓志》也收录了这块镇墓石的铭文，文中所记官职与《新唐书》一致。此外，张说代韦氏兄弟撰写的祭文也佐证了《新唐书》的记录绝非杜撰：
维景龙三年岁次庚戌正月癸丑朔五日丁巳。从兄兵部尚书某，以清酌少牢之奠，致祭于故将军弟之灵……掌北军之师律，首东观之词英……乃奉车之暴逝，忽复绥而凶行。
文章说得非常明确，韦湑确实是暴毙，也就是非正常死亡，与《新唐书》中的“毒杀”正相应。那么韦湑的死亡，真的与天文星变引发的政治紧张有关吗？
我们先从“荧惑久留羽林”说起。“荧惑”就是火星。“羽林”则指“羽林军”，系中国古代天图中北方七宿中室宿的附属星座，位置靠近赤道。在西方天文学中，羽林军四十五星几乎都是宝瓶座(Aquarius)的属星——只有羽林军六至十星在南鱼座(Piscis Australis)内。
利用天图软件复原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景龙三年(709)时，火星从5月13日开始运行到羽林军附近，一直到10月28日才偏离羽林军天区，停留时间长达五个半月之久。这恐怕也是《新唐书》强调“久留”的原因吧。据两《唐书》，中宗在景龙三年(709)十二月去过新丰温泉宫（即骊山温泉）；张说祭文作于庚戌年，即景云元年(710)正月。从“荧惑久留羽林”至中宗巡幸温泉宫、韦湑死亡前后不过两个多月，时间正好吻合。
从汉朝开始，宰臣因为天文星变而下台或者被迫自杀的例子不在少数，比较有名的，比如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的“荧惑守心”和宰相翟方进之死。这件事背后有汹涌的政治暗流，但是表现出来的，一定是一本正经地依据天文星变来做最后的裁决。
图26 709年“荧惑久留羽林”星图。
荧惑在中国古代军国星占中举足轻重，主要跟灾异和兵象有关。《史记·天官书》云：“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羽林军则象征着天子的宿卫力量。《史记正义》论道：“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垒壁南，天军也。亦天宿卫之兵革出。不见，则天下乱；金、火、水入，军起也。”几乎在所有中古文献中，都将“荧惑入羽林”视为兵乱的征兆，尤其跟天子禁军有关系——毕竟羽林为天军。比如晋惠帝元康九年八月（299年8月28日至9月25日），《宋书·天文志》曰：“八月，荧惑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后二年，惠帝见废为太上皇，俄而三王起兵讨伦，伦悉遣中军兵，相距累月。”这一天象也确实发生过。又比如《宋书·天文志》记载刘义康被废：“（元嘉十三年）十二月戊子（437年1月3日），荧惑入羽林。后年废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及其党羽。凡所收掩，皆羽林兵出。”在中古时代弥漫的神文氛围里，这种“一事、一占、一验”的叙述方式有其套路存在：政治事件影响星象解释；星象出现又影响人们的心理和决策，进而影响政治起伏。在这些天象中，跟宫廷政变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行星入羽林军，尤其是荧惑。“荧惑入羽林”，对于中古时代的人来说，几乎是明确无误地指向了天子禁军将发生变乱。
中宗重返长安不久，太子李重俊就在禁军将领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此年亦有“荧惑入羽林”的记载），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左羽林将军李承况都参与其中。其实，705年、707年、710年、713年，禁军几乎年年政变，不政变的时候就是在酝酿政变，整个政治局势变得非常敏感。不同政治集团都在阴谋和潜在暴力的威胁下，政治人物不断转换立场，甚至两边下注，连君主、皇后、亲王、公主都觉得朝不保夕。这种氛围中出现的“荧惑久留羽林”（“荧惑入羽林”和“荧惑久留羽林”有细微的区别，后者强调荧惑入羽林后停留的时间较长），可以想象对中宗和韦后来说有多么棘手。
至于为什么韦湑被拿出来当了祭品，是因为韦后想通过牺牲一个左羽林大将军换取天象转吉？或是质疑了韦湑的忠诚？我们不得而知。历史和人心的复杂，往往超出人们的理解。不管如何，韦湑死后，禁军很快还是造反了。李隆基等人联合羽林军们杀死了韦后和韦氏子弟们，将相王推上了皇位。而这场唐隆政变也跟天文气象连在了一起。
图27 葛福顺墓志拓片。（本图源自王连龙：《新见隋唐墓志集释》，沈阳：辽海出版社，2017年，第179页）
根据文献记载，唐隆政变前夕很可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霓虹景象。中古时期的人还不知道大气层的存在，所以发生在空中的景观——不管是外层空间还是大气层以内——都被归类为天文气象。《旧唐书·天文志下》记载：“唐隆元年六月八日，虹蜺竟天。”《新唐书·天文志三》“虹蜺”条亦曰：“唐隆元年六月戊子，虹蜺亘天。蜺者，斗之精。占曰：‘后妃阴胁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宫殿，有兵。’”唐隆革命的具体时间是在六月庚子（二十日），若此天象为真，便发生在政变前夕。
天上出现彩虹是否对禁军杀掉韦氏将领发动政变有鼓励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政变的重要参与者、禁军军官葛福顺的墓志，郑重地提到了这次霓虹：“唐元际，孝和晏驾，韦氏干纪，皇帝伺知其祸，乃纠合忠义，弋枭鸱于禁林，拂虹蜺于天宇。”虹蜺属于云气现象，无法利用天文软件查证。但是各种文献都记载了这一景观，而且明白无误地将其和唐隆政变联系在一起，视为政变的原因之一。这或许，正是那个时代知识、信仰和政治世界的生动写照。
多说一点
“薛定谔”的政治立场
政治立场并非不可转换。即便是唐朝前期的贵族政治，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也不是一出生就被家族出身固化而不变的。比如上官婉儿曾长期依附于韦皇后、武三思为首的韦武集团，但是在太子李重俊政变之后，开始暗地里投靠太平公主及相王李旦。在唐隆政变中，她临阵起义，迎接政变军队，结果被李隆基所杀，死后却又被太平公主隆重安葬。同样，武则天晚年的权臣张易之兄弟还是建议迎中宗回洛阳的主要力量，中宗的儿子李重福还娶了张易之的外甥女。那种非黑即白的政治观，并不符合唐朝的政治实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