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贵族政治的典型特征是继承政治受到各方势力的影响，宫廷革命成为皇位传承的主要模式。太平公主势力在713年退出历史舞台后，玄宗在姚崇等辅助下开始限制皇室子弟的权力，尤其是斩断他们跟贵族之间的联系，贵族无法从投机皇位继承人中取得超额收益。强大的皇室成员不再是玄宗朝后期的政治特色。皇权在科举官僚和宦官的加持下，凌驾于贵族之上，而宦官作为皇权的延伸，从中央到地方都产生影响，逐渐成为皇位传承的主要执行者。
一 太平公主之死
太平公主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公主，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近一半人都依附于她。禁军将领常元楷、李慈亦经常往来公主府，为之谋划。可以说，太平公主在中央经营几十年，势力盘根错节，李隆基想铲除太平公主，难度非常大。
太平公主的支持者中主要包括：
左仆射窦怀贞(?—713)。窦怀贞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秦都区平陵乡）人，高宗朝宰相窦德玄的儿子。他以门荫入仕，起家清河县令，历任越州都督、扬州长史，清廉干练，颇有政绩；后被狄仁杰推荐，于神龙二年(706)，担任御史大夫。人性是很复杂的，窦怀贞一方面清廉干练，另外一方面又势利逢迎。窦怀贞一开始选择了投靠韦后，因韦后父亲名韦玄贞，他为避讳改名为窦从一，还迎娶韦后乳母。窦怀贞因此自称“翊圣皇后阿?”（唐人称乳母的丈夫为“阿?”），时人谓之“国?”，他也欣然有自负之色。韦后垮台后，窦怀贞立刻杀了这位夫人以表割席，但他还是被贬谪为濠州司马，迁益州长史。睿宗复位，窦怀贞选择了投靠太平公主，爬到了左仆射的高位，封魏国公。712年，窦怀贞再次拜相，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詹事，并监修国史。当时有个看相的人对窦怀贞道：“你将有灾难。”窦怀贞大惧，请求解除官职，入安国寺（睿宗旧宅）为奴。睿宗虽同意，但不久又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平章军国重事。太平公主垮台后，窦怀贞自杀。窦怀贞生平所得俸禄都分给了亲戚，他死的时候，家里财产只有粗米数石而已。
中书令萧至忠（?—713年）。萧至忠是唐初著名文臣萧德言曾孙。萧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萧至忠年轻时出任为畿县县尉，为官清廉、谨慎，名声很好。他曾经和友人约定在路边相会，正好碰上风雪天，别人都跑到屋檐下面躲避，萧至忠说：“宁有与人期而求安失信乎？”只有他坚持原地不动，大家都称赞他守信。神龙初年，他迁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掌管选事，不忌惮权势者，杜绝请托，迁中书令。当时韦后党羽宗楚客、纪处讷等结成朋党，图谋不轨，其他几位宰相韦巨源、杨再思、李峤都唯唯诺诺，只图自保，只有萧至忠坚持原则，被时人称赞。可以说，萧至忠是一个非常有担当、有作为的大臣。为了拉拢萧至忠，韦后安排亡弟赠汝南王韦洵与萧至忠亡女结为冥婚并合葬。韦后垮台后，萧至忠把合葬墓挖开，迁走女儿的灵柩，被人耻笑。睿宗即位，萧至忠出京担任晋州刺史，甚有能名。当时太平公主权势很大，萧至忠暗中派人向太平公主致意，希望能回京任职。李隆基诛杀韦氏时，萧至忠的一个儿子被乱军所杀。太平公主认为萧至忠会为此记恨李隆基，可以引为己用，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召萧至忠回京任刑部尚书、右御史大夫，再迁吏部尚书。先天二年(713)，复为中书令。先天政变中，萧至忠逃入山寺躲藏，几天后被捕杀，家产也被抄没。此前他一直维持着清高俭朴的人设，结果抄家的时候发现他敛财甚多，于是萧至忠顿时声望扫地。实际上玄宗对萧至忠很欣赏。后来玄宗任命源乾曜为宰相时，对高力士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提拔源乾曜吗？我觉得他长得很像萧至忠。”高力士问道：“萧至忠不是辜负了陛下吗？”玄宗婉惜道：“萧至忠是治国之才，只是晚年做了错事而已，他起初不是非常贤能吗？”
侍中岑羲(?—713)。岑羲是太宗时中书令岑文本之孙，进士出身，唐隆元年(710)时升任右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因与萧至忠于政变时保护李旦与太平公主有功，拜侍中。岑羲担任吏部侍郎时，一同负责选官的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郑愔、大理少卿李元恭都大肆受贿，只有岑羲恪守正道，受到舆论的称赞。先天元年(712)，因为参与太平公主谋逆事件而被诛杀。
其他党羽如薛稷(649—713)，是薛道衡曾孙、中书令薛元超之侄，进士出身，交好相王李旦，二人过从甚密，李旦还将女儿仙源县主嫁给了薛稷之子薛伯阳。薛稷算是李旦的心腹。景云元年(710)，拜中书侍郎，参知政事，迁左散骑常侍、工礼二部尚书，册封晋国公，加太子少保，参决庶政，恩遇深重。薛稷工于书法，与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并列“初唐四大书法家”，代表作有《信行禅师碑》。薛稷还善于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精于画鹤。可惜这样一个人物也于先天政变后被赐死。
景云元年(710)，睿宗即位，唐朝中央权力呈现李隆基、太平公主、李旦鼎足三分的局面。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李隆基很多时候处在弱势，甚至一度非常危险。太平公主有一些优势是李隆基没有的，比如对宫廷的熟悉。太平公主在皇权核心数十年，朝中关系盘根错节，而李隆基一直都是旁支郡王，虽然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太子，但他不是睿宗的嫡长子，此前也不过是四品官，太子之位并不稳固，需要时间适应。太平公主在李隆基的左右安插了很多耳目，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李隆基非常不安。其宫中的宫女、太监很多都被太平公主收买，比如宫女元氏甚至在李隆基日常服用的天麻粉中下毒。在太平公主的威权下，李隆基甚至连孩子都不敢要，《旧唐书》记载：
时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宫中左右持两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阴伺察，事虽纤芥，皆闻于上，太子心不自安。后（元献皇后）时方娠，太子密谓张说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祸及此妇人，其如之何？”密令说怀去胎药而入。太子于曲室躬自煮药，醺然似寐，梦神人覆鼎。既寤如梦，如是者三。太子异之，告说。说曰：“天命也，无宜他虑。”既而太平诛，后果生肃宗。
这里面的门道很多，比如孩子是在国丧期间怀上的。如果被政敌知道李隆基在国丧期间仍男欢女爱，就将陷入巨大的政治道德风险之中。
李隆基还有一大劣势——他的亲信大多出身较低，不被体制内官员认可。比如钟绍京，本来是宫苑总监，被提拔为中书令，但是没有相应的能力。钟绍京既当朝用事，恣情赏罚，甚为时人所恶。后来他上书让官，睿宗纳薛稷之言，将其转为户部尚书，出为蜀州刺史。另外，李隆基的一些亲信还遭到了清洗，比如崔日用。崔日用和薛稷都是宰相，两人因争权在中书省大吵，崔日用由是转雍州长史，停知政事，进而被赶到外地。薛稷伯父为则天朝名相、中书令薛元超，外祖是太宗朝大臣魏徵，他瞧不起钟绍京、崔日用、刘幽求这些人。
面对太平公主集团的咄咄逼人，李隆基并不敢轻举妄动。从伦理来说，太平公主是他的姑姑，而且是睿宗唯一的妹妹。在权力结构上，李隆基作为继承人，太过激进会遭到睿宗的打击，而睿宗的方针似乎是保持平衡，并没有偏向李隆基。
太平公主多次谋划废掉李隆基。她起初因李隆基年轻，对他不以为意；后来总惮其英武，想要另外扶持一位昏庸懦弱的人取而代之，以保证自己的权势地位。太平公主多次散播“太子非长，不当立”的流言，睿宗为此下诏警告大臣百姓，以平息各种浮议。太平公主又让其婿唐晙邀宰相韦安石到她家中密谈，之后甚至亲自出面鼓动更换储君。太平公主还曾乘坐辇车到光范门（大明宫正殿含元殿西门）挡在宰相们的下班路上，暗示他们更换太子，宰相们都大惊失色，李隆基的亲信宋璟抗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议！”
711年，姚崇和宋璟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潜在的权力斗争，但是以失败告终。
璟与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长孙，太平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上曰：“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乃先下制云：“诸王、驸马自今毋得典禁兵，见任者皆改他官。”……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守礼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岐王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隆业为右卫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监国，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并取太子处分。
这是姚崇和宋璟采取的第一轮政治斗争，说服了睿宗，将睿宗长子李成器、高宗长孙豳王李守礼全赶到外地，并建议让太平公主去东都洛阳。睿宗不忍心唯一的妹妹去东都，实际上太平公主只是去了离长安很近的蒲州。
睿宗上台后正面临着官员队伍过于膨胀的问题，从武则天到中宗时期任用的很多官员，大多人浮于事，于是姚崇趁机提出要精简干部。太平公主马上开始反击。
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照素言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议，一朝尽夺之，彰先帝之过，为陛下招怨。今众口沸腾，遍于海内，恐生非常之变。”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为然。戊寅，制：“诸缘斜封别敕授官，先停任者，并量材叙用。”
此外，太平公主听闻姚崇、宋璟之谋，大怒，严词责备太子。李隆基自身难保，非常害怕，便上奏姚崇、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睿宗遂贬姚崇为申州（今河南信阳）刺史，宋璟为楚州（今江苏淮安）刺史，并将姚崇、宋璟此前的建议——派宋王、豳王到外地当刺史——废除。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刘幽求被降为户部尚书；太子少保韦安石任侍中。韦安石与李日知代姚、宋执政——这二人是睿宗的人。
五月，李隆基自己请让位于宋王成器，睿宗不许；又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睿宗同意了。太平公主前后不过离开京城两个多月。七月，睿宗追复上官昭容，赐谥号惠文。此举等于直接打了李隆基的脸。九月，窦怀贞升任侍中。窦怀贞是太平公主的头号支持者，他每次退朝，必去太平公主府。十月，崔湜、窦怀贞、岑羲并同中书门下三品。至此太平公主的心腹全都当上了宰相。
延和元年（712，是年五月改元）七月，西方出现彗星，经过轩辕星官进入太微垣，到达大角星。太平公主让一位术士对睿宗进言道：“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实际上是说李隆基要谋反。睿宗说：“我将传位给有德之人，我的决心已定。”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极力劝阻。睿宗这时年纪大了，又经历了很多事，他说：“中宗之时，群奸用事，天变屡臻。朕时请中宗择贤子立之以应灾异，中宗不悦，朕忧恐，数日不食。岂可在彼则能劝之，在己则不能邪！”中宗朝屡有灾异，睿宗认为这是奸臣当朝导致的，便请求中宗择取贤明的儿子做继承人，却引来了中宗的不满。中宗死后的一系列政变，恐怕让睿宗更加相信天命，最终把皇位让给了李隆基。
当月二十五日，睿宗就颁布制命传位于太子，李隆基上表坚决推辞。太平公主希望睿宗虽传位，仍然主持国家大政。于是睿宗对李隆基说：“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禅禹，犹亲巡狩。联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重要的军国大事还是由睿宗主持。
八月初三，玄宗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太上皇自称“朕”，其发布的命令被称为“诰”，每五天一次在太极殿接受群臣的朝拜。新帝自称“予”，其发布的命令为“制”“敕”，每日在武德殿接受大臣的朝见。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及重大刑罚均由太上皇裁决，其余事务则由新帝决断。刘幽求被任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魏知古为侍中，崔湜为检校中书令。
虽然李隆基当了皇帝，但宰相大多是太平公主的党羽。李隆基的亲信张暐和刘幽求都劝他发动政变，密谋曰：“窦怀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进，日夜为谋不轨。若不早图，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请速诛之。臣已与幽求定计，惟俟陛下之命。”李隆基深以为然。然而事后张暐把密谋泄露给了侍御史邓宾。虽然邓宾是李隆基的人，但泄密一事还是让李隆基非常害怕，他再一次背叛了自己人，向睿宗告发，结果刘幽求被判处死刑。李隆基以其在唐隆政变中有大功为由求情，最终刘幽求被流放到封州（今广东封开县），张暐被流放到峰州（今越南河内市内），邓宾被流放到绣州（今广西桂平）。
太平公主一路追杀刘幽求，崔湜暗示广州都督周利贞杀了刘幽求。讽刺的是，刘幽求曾救过崔湜一命。崔湜早年因被牵扯进李重福谋反案，被判处死刑，幸得刘幽求保护才免于一死。然而不久后崔湜便投靠了太平公主。桂州都督王晙是刘幽求的朋友，坚持挽留刘幽求不让他走。周利贞多次送来要人的公文，王晙皆不回应，周利贞无奈之下只好将情况上报太平公主。崔湜又屡屡逼迫王晙放人，王晙非常讲义气，坚决不放。刘幽求对王晙说：“你为了我这个流放之人而拒绝执行公务，势必会受到惩罚，平白无故被连累啊！”坚持要去广州，以免拖累朋友。王晙说：“公所坐非可绝于朋友者也。晙因公获罪，无所恨！”王晙就这样一直将刘幽求留在桂州，坚持没有遣他去广州，从而救了刘幽求一命。
先天二年(713)，太平公主的权势已经达到了顶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政府和禁军都在她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发动政变，李隆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此时李隆基虽然是皇帝，但毕竟刚刚即位，而且还由太上皇掌握国家的大政方针。太上皇连办公室都没让出来——李隆基办公的武德殿是贞观年间李元吉的住所。
在这种情况下，李隆基集团私底下开始串联，希望李隆基赶紧发动政变，不要坐以待毙。
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发！”左丞张说自东都遣人遗上佩刀，意欲上断割。荆州长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谋逆有日，陛下往在东宫，犹为臣子，若欲讨之，须用谋力。今既光临大宝，但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诚如卿言。直恐惊动上皇。”崔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则社稷为墟，安在其为孝乎！请先定北军，后收逆党，则不惊动上皇矣。”
先天二年(713)七月，魏知古密告太平公主将在七月四日发动政变。魏知古是姚崇提拔的人，后来也做到了宰相。太平公主集团计划让常元楷、李慈率羽林兵突入武德殿，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于南衙举兵响应。李隆基能依靠的有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
甲子日（七月三日），利用王毛仲管理马匹的职权，李隆基一行人顺利地调出了宫中饲养的马匹和三百多名禁军，自武德殿入虔化门。李隆基下令召见常元楷、李慈，借机斩杀此二人，随后又在内客省抓住贾膺福和李猷，在朝堂上逮捕了萧至忠、岑羲，并下令将这四人斩杀。窦怀贞逃入沟中，自缢而死。薛稷被赐死于万年县狱中。薛稷之子薛伯阳因娶了公主（睿宗第五女凉国公主李?）而免于一死，被流放至岭南，后于途中自杀。
图28 景云钟。该钟铸于景云二年(711)，钟身正面有骈体铭文一段，是睿宗李旦传世极少的珍贵书迹。（动脉影 摄）
先天政变最重要的目标是太上皇，并不是太平公主。李隆基头脑非常清楚，直接控制住了太上皇，郭元振等人也宣称是奉太上皇之命诛杀窦怀贞等人。等到局面稳定，太上皇别无他法，只能下诰书细数窦怀贞等人的罪状。当时的《诛窦怀贞等大赦诰》被保存下来了。这是一份事先拟好的草稿，诰曰：
逆贼窦怀贞、萧至忠、岑羲、薛稷、李猷、常元楷、唐晙、唐昕、李晋、李钦、贾膺福、傅孝忠、僧惠范等，咸以庸微，谬承恩幸，未申毫发之效，遂兴枭獍之心。共举北军，突入中禁，将欲废朕及皇帝，以行篡逆。朕令皇帝率众讨除，应时殄尽。元恶既戮，奸党毕歼，宗社乂安，人神胥悦。
随后大赦天下，逆臣的亲属朋党均不在赦免之列。政变第二天，太上皇再次下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当天，李旦就徙居百福殿。
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天后才出来，被赐死于家中，公主的儿子中只有薛崇简一人活了下来。史书记载薛崇简因数谏其母而受到太平公主的责打，他也因此而免于死刑，后被赐姓李，官爵如故。但根据墓志，薛崇简在太平公主倒台后被贬，后半生过得十分凄凉。
无论如何，混乱的时代结束了，李隆基正式掌权，开启了开元时代。
二 姚崇的政局洗牌
玄宗上台时的基本班底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体制内的官员，比如姚崇等人，他们把忠诚从睿宗转移到了玄宗身上；第二部分是玄宗在基层时结交的朋友，如王毛仲、王琚、李令问、张暐、姜皎等。玄宗掌权后就面临着两班人马的对决。
玄宗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使帝国走向稳定，依靠自己的那些亲信功臣是不行的，姚崇这类官员才是治世所需要的人才。这一点与唐太宗李世民不同。唐太宗上台以后，基本上是依靠自己原来的人马进行国家的治理工作，宰相大多从自己僚佐中选拔，比如房玄龄、杜如晦等；玄宗却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他父亲留下的政治人才。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唐太宗的时候，经过长期的战争，秦王府吸收了大量的人才，俨然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政府班底，所以很快便将旧朝遗老排除在外了。李隆基上台前并没有多少僚佐和追随者，支持他的这些武士、文人、术士大多缺乏治理国家的才能，只可在乱世临危受命，不能在治世锦上添花。另外，这些人与占据政治核心位置的官僚群体更是格格不入，为了取得后者的支持，玄宗必须排除前者的干扰。
玄宗即位之初，礼貌大臣，宾礼故老，对前朝大臣极尽拉拢之能事，甚至来时为之兴起，走时临轩以送。开元初年的宰相阵容几乎是睿宗景云元年十二月的翻版：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后兼紫微（中书省）令；卢怀慎为黄门（门下省）监；宋璟为吏部尚书。
姚崇对这些谲诡纵横之士并无好感，不论这些人当初是否支持玄宗，他都嗤之以鼻。包括张说、宋之问这些没有气节，只凭文学才能、投机政治晋升的官员；在玄宗身边左右接欢的宠臣比如张暐、姜皎、崔涤、李令问、王守一、薛伯阳；动辄策划政变、搞政治阴谋的王琚等人。尤其最后这类人，更是让姚崇高度警惕——他们有才能却多意气用事，不愿遵守体制内的游戏规则，是政局的不安定因素。比如，王琚“少孤而聪敏，有才略，好玄象合炼之学”；郭元振“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为通泉尉，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以遗宾客，百姓苦之”；张说“敦气义，重然诺”。又比如太常卿姜皎在李隆基没发达的时候就已是其好友，李隆基当了皇帝后，他的宠遇群臣莫及，“常出入卧内，与后妃连榻宴饮，赏赐不可胜纪”。李令问在李隆基潜龙时就与之结伴游玩，玄宗即位后，他因从龙之功一直升至殿中少监。
于是从玄宗任用姚崇为相开始，以张说为首的政变功臣逐渐被贬黜，以姚崇为核心的正统官僚成为执政者。功臣集团对姚崇等人的执政必然是排斥的，《资治通鉴》记：
甲辰，猎于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相，张说疾之，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之，上不纳。又使殿中监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择河东总管而难其人，臣今得之矣。”上问为谁，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张说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当死。”皎叩头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诣行在。既至，上方猎，引见，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玄宗想任用姚崇为相，张说非常反对，指使赵彦昭弹劾姚崇，但玄宗没有理会。张说又让姜皎推荐姚崇任河东总管，不料一下就被玄宗识破意图。玄宗随即召见姚崇，封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拜相后不负玄宗所期，很快就献上十条建议：
一 自垂拱已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请圣政先仁义；
二 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
三 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之任，或出于阉人之口，臣请中官不预公事；
四 自武氏诸亲猥侵清切权要之地，继以韦庶人、安乐、太平用事，班序荒杂，臣请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
五 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纲者，皆以宠免，臣请行法；
六 比因豪家戚里，贡献求媚，延及公卿、方镇亦为之，臣请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之；
七 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巨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
八 先朝亵狎大臣，或亏君臣之敬，臣请陛下接之以礼；
九 自燕钦融、韦月将献直得罪，由是谏臣沮色。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
十 吕氏产、禄几危西京，马、窦、阎、梁亦乱东汉，万古寒心，国朝为甚。臣请陛下书之史册，永为殷鉴，作万代法。
这些建议如以德治国代替以刑法治国、精简政府官员、限制贵族干预政治、限制建造佛寺等，基本上都在后来玄宗的改革中得到贯彻落实。
李隆基是个非常薄情寡义的人，没有犹豫就接受了姚崇的建议，把政变功臣从政府里清除出去。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取得了政权，结局却非常悲惨。《新唐书·姚崇传》记：
张说以素憾，讽赵彦昭劾崇。及（姚崇）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崇）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
又，《旧唐书·王琚传》记：
或有上说于玄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玄宗乃疏之。
《旧唐书·赵彦昭传》记：
俄而姚崇入相，甚恶彦昭之为人，由是累贬江州别驾，卒。
《旧唐书·刘幽求传》记：
未几，除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贬授睦州刺史。
《旧唐书·钟绍京传》记：
迁太子詹事，时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因奏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刺史。
又《资治通鉴》载：
或告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怨望语，下紫微省按问，幽求等不服。……戊子，贬幽求为睦州刺史，绍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边军未还，亦坐幽求党贬泽州刺史。
在很短的时间内，姚崇就把玄宗的功臣集团成员几乎全部清洗出中央政府。张说、刘幽求、王琚、麻嗣宗、钟绍京、赵彦昭等纷纷被贬逐。
邓宾的遭遇更是触目惊心，他的墓志记载：
先天初，归妹窃权，嗣皇养正，阴有夺宗之计，潜窥偶都之隙。公义形于色，奋不顾身，与左丞相刘幽求等同心戮力，以辅一人。廷奏奸谋，反为太平主所伺，言且不密，君几失臣，遂谪居秀州。明年，皇帝（玄宗）清问下人，芟夷元恶。且有后命，克昭乃勋，即征公为岐州司兵参军。未拜，累迁河北、蒲城二县令。……公往经迁谪，曾冒炎瘴，因求医长安，颇历时月。素为权宠所忌，不欲公久留京师，遂阴中以他事，复贬为睦州分水县令。
邓宾和刘幽求都是先天政变的功臣，姚崇执政后，他多次被贬谪，甚至得了病要求回京城求医，都不能被容忍，很快就又被赶回地方。“素为权宠所忌”的所谓“权宠”，当然是玄宗所任用的宰执大臣，也就是姚崇、卢怀慎等人。
汪篯认为，姚崇执政期间排斥张说等人，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即一种深刻的出身背景差异。比如王琚出身为诸暨主簿；钟绍京出身为宫苑总监；刘幽求出身为朝邑尉；张暐出身为铜鞮令；麻嗣宗出身为长上果毅；王毛仲出身为玄宗家奴。他们与姚崇、宋璟、苏瑰、韦凑、魏知古、韦安石、卢怀慎等通过正常选拔途径上来的官员相比，政治素质较差，而且不被体制内认可。比如钟绍京被人弹劾，“虽有勋劳，素无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圣朝具瞻之美”。这些人出身比较低，一夜之间手握大权和资源，容易恣意赏罚。说到底这也是政治体制和政治伦理容不下这样挑战体制的政治势力。从武则天、中宗以来冗官的大量出现严重破坏了吏治，睿宗时姚崇、宋璟就已在着手解决，但是政变后对功臣超乎规定的提拔，本身又是对正常选官的破坏。更何况他们对已登皇位的玄宗来说并无大用，最后难免落得一个狡兔死、功狗烹的结局。钟绍京在暮年发出感叹：“陛下难道不念及我们当年跟随你打天下的事情了吗？为什么把我们都流放到边鄙之地？当年的功臣们都死了，只剩下衰老的我了，难道陛下不怜悯一下吗？”这或许也是对这批政变功臣心有不甘的写照。
三 中古贵族政治的终结
隋唐两代因藩王纵横捭阖而影响政局的情况在玄宗上台以后发生了逆转。玄宗在剧烈动荡的政治局面下，起于藩邸之间，以非嫡长子的身份夺取皇位，深知强势诸王对皇权的威胁，于是玄宗在姚崇的帮助之下，进行了一系列关键的改革，从而大大限制了诸王的权力，世家大族无法再从投机不同继承人集团的做法中获得政治好处。可以说，玄宗开元年间围绕亲王政策的变革，是终结贵族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唐中叶直到宋代都受益于此次改革。马端临评价道：“自（唐）中叶以来，皇子弟之封王者，不出阁；诸臣之封公侯者不世袭，封建之制，已尽废矣。”唐朝的皇位继承模式也以玄宗为分界点，前半期主要依靠宫廷革命发动政变，而后半期则依靠宦官。
玄宗的改革措施在开元初期密集推出，是非常有系统的举措。
第一，皇室子弟外刺与亲王担任地方官职的改革。朝廷让诸王出镇或者外刺的初衷是希望他们成为中央的屏藩，同时，专制国家中，首都自然是一切的中心，将诸王摈弃在中心之外，可以使他们无法影响皇权的稳定。玄宗采纳姚崇的建议，将有政治号召力的李成器等亲王都遣往地方担任刺史，而且并不负责具体管理，只挂虚名，并形成规矩。为了防止诸王跟地方形成过分紧密的联系，诸王还需经常更换辖州，不使其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比如豳王守礼在开元初，走马灯似地先后担任过虢、陇、襄、晋、滑等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州务都由别驾、长史等官员代理。亲王外刺而不理州务就是从这时开始。这些政策是针对已经成年的宗室子弟，皇子比如鄫王嗣真等，都只是遥领节度使、大都护等，并不出阁。开元以后，除了玄宗的兄弟外，其他诸王都没有再外任地方官职。一个特例是永王李璘，他借安禄山之变，拥兵谋反，但不久败死。因此，这次改革执行得是比较彻底的。开元九年(721)，玄宗已经当了十年之久的皇帝，地位稳固，“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玄宗兄弟的特例也被消灭了，诸王都不出外，从制度上更加统一。自此以后，诸王不再出任地方官职成为政治传统，亲王出镇外刺完全结束。
第二，僚佐体制改革——疏离亲王公主与其僚佐系统。在隋代和唐前期，诸王对其王府僚佐的选拔和任用有较大的自主权力，此后征辟制度则逐渐消亡。起初，诸王还可以对僚佐的人选施加影响，比如直接向皇帝要求，但是玄宗上台以后，对此严加限制，从而堵住了府主与其僚佐结成集团之路。开元十年(722)春正月，玄宗取消了王公以下视品国官参佐及京三品以上官仗身职员。开元年间视品官被彻底取消，诸王不再有自辟属官的权力。既然诸僚佐的任命权不在诸王，那么僚佐与其府主之间交构成祸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从根本上限制了诸王对朝廷官员施加影响。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削弱诸王贵族的经济能量。唐朝前期诸王用度非常之大，太宗时期，魏王李泰的用度甚至超过了太子李承乾。《周礼·天官冢宰》中多处规定太子的花费不受预算管理制度的约束。在唐代，这种惯例时常被引用，比如唐太宗《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提到“储贰不会，自古常式”；与诸王相比，唐代太子没有封邑，所以虽说其用度理论上不受限制，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上，为了在如履薄冰的政局中保住储君的位置，大多数太子也会尽量控制花费，树立自己良好的政治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亲王的经济能量不会与太子相差太多，有时甚至会超过太子，比如中宗时代的相王封万户，经济实力远超当时的太子李重俊。从开元年间起，玄宗的种种措施大大压缩了诸王的用度。
唐前期诸王的收入主要是封邑的收入，所以对食实封制度的改革是最关键的一步。食实封制度下，皇室成员的食封收益是直接分割国家预算内的课户及其租调额而来，而且不管水旱灾害，封户的租调都不能豁免。唐朝刚建立时，食封之家不过二三十家，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者。到了中宗时代，食封之家已经超过百家，其中皇室子弟的食封达到了三万多户。相王、太平公主、卫王、温王、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等封邑已经膨胀到惊人的地步：相王食封增加到七千户，安乐公主三千户，长宁公主两千五百户。加上其他权贵的封户，遍布全国五十四州物产丰饶的地区。亲王有自己的国官系统，直接向封户征收租调。中宗时代宰相韦嗣立调阅户部资料，发现食封之家庸调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万匹，而唐朝国家每年庸调绢数也不过百万。因此出现了“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的局面。贵族们巨大的经济实力构成了唐代前期皇权屡屡遭到挑战的经济基础。诸王、公主及围绕他们的贵族子弟，在经济能量和政治权势的鼓舞下，使唐前期的皇位继承深受政治集团斗争的影响，没有一个名义上的皇位继承人能够登上皇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玄宗的财政改革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玄宗登基以后，除了原来已封的皇兄弟外，皇子封王者，封户一律二千户，即使特殊恩遇，也尽量不超过三千户。更为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之前的征收方式。在改革之前，唐政府赐给食封家的封户就是均田制下的课户，他们有权像封建国家一样征收这部分课户的租庸调。
州县与国官、邑官，共执文账，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均为三分，其一入官（中央政府），其二入国（亲王公主封邑）。
图29 唐孔雀纹银方盒。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方盒正面中央有锁鼻，可以上锁。（动脉影 摄）
也就是说，诸王、公主得到封户缴纳的三分之二，不但有租调，还有庸。开元三年(715)五月，玄宗规定，食封家之封物全部送入京师，一般不再允许食封家派人直接到封户之州征取。这一精神在开元十一年得到加强，玄宗彻底取消了食封家直接收取封物的权力，改为国家征收后送到京城，然后由食封家领取，庸调也降到以三丁为限，食封家的收入也减少了。因为亲王不出阁，被玄宗集中起来，由宦官监视居住，实际上诸王食封在支付形式上已经变为俸给制，管理方案也完全纳入国家预算内支出计划。
第四，十六王宅的出现。十六王宅是唐中后期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宦官之所以能够当权，跟他们能够控制十六王宅、操纵皇位的继承很有关系。在玄宗以前，亲王有自己的王宅和王府——王府是办公机构，王宅是私人住所。从武则天后期开始，诸王开始呈现出集中居住的趋势。睿宗从皇嗣降封为相王后，相王宅被安置在太极宫和大明宫之间的长乐坊以便于控制。相王诸子居住在兴庆坊，号五王子宅，是十六王宅的前身。兴庆坊因为是玄宗旧宅，在其登基之后改为兴庆宫。兴庆宫成为玄宗时代重要的政治中心，同时，大明宫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而原先的太极宫则逐渐演变成礼仪性的皇家空间。后来的十六王宅也位于太极宫和大明宫之间，而且北边与禁苑相邻。
开元中，玄宗就下诏紧靠着长安城墙和东内苑造一座宫，将年长的十位皇子都纳入其中居住，分院而处，号“十王宅”；随后年幼的六位皇子也迁入此宅，故此宅后称“十六王宅”。在十六王宅中，“中人押之”，宦官负责监控、太子家令负责饮食、侍读负责教育。诸王本有一大套僚佐班子，此时“府幕列于外坊，岁时通名起居”，基本上跟自己的府主隔绝开来了。唐前期一百年里飞扬跋扈的亲王从政治权势的角逐者，沦为了宦官控制下的囚犯。司马光对此评价道：“宦官押之，就夹城参起居，自是不复出阁。”从范围上讲，十六王宅包括永福坊全部和兴宁坊一部分。玄宗以后，皇位继承人主要通过宦官从十六王宅挑选并控制。
唐代后期，宦官、朋党、藩镇是唐政府面对的三大难题。宦官的权力根源在于皇帝，宦官能够操纵皇帝的废立，是宦官专权的关键。同时，因为皇族子弟作为皇权补充的作用为宦官所取代，宦官成为皇帝权力的延伸。唐代后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太子即位，从文宗开始，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全部都是由宦官直接从十六王宅迎接出来即位为皇帝的。《旧唐书》的史臣对此评论道：“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旅，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这里的“六宅”就是十六王宅的简称。
安史之乱后，宗室诸王曾经有几次复兴权力的势头，但是都没能改变政治格局。安史之乱时，玄宗曾一改过往政策，派遣诸王出镇，其中最重要的是永王李璘任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永王李璘出镇成为肃宗朝初年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从玄宗朝初期开始实行的隔绝皇子与外界联系的压制政策到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的重要转折。不过永王李璘因内讧而兵败。永王李璘的起兵是唐代中后期诸王复兴自己政治影响的一次尝试，而他的失败归根结底是诸王擅权已经失去了唐前期的政治土壤。李德裕曾建言废除十六王宅，希望以此压制宦官权势，最终并未实行。到了昭宗时代，唐帝国已经进入风烛残年，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也屡遭强藩的打击。景福二年(893)，昭宗试图让宗室子弟掌握禁军，很快就在强藩和宦官的挤压中失败了。当皇权所依赖的宦官势力也被剪除后，唐王朝灭亡的命运也就到来了。唯一可以依赖的宗室势力，也因长期受到压制，已经不可能承担起复兴唐王朝的使命。任何政策都有它的时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负面作用会慢慢显现，如果没能及时进行调整，就会演变成阻碍。
唐前期，诸王、特殊贵族成员在政治生活中纵横捭阖，其他贵族官员投机其间，是一百多年中皇位继承由实力决定的基础。玄宗加强皇帝权威、压制其他潜在政治中心的措施，最终将各大家族和某些特定社会群体投机政治的道路堵住，使得唐代前后两期的政治面貌截然不同。就知识和信仰界而言，这种转变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佛教从政治中心舞台退出，再也没能像隋文帝或者武则天时代那样成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的事实，开元二年(714)，玄宗下令筛选淘汰天下僧尼，共有一万两千余名因弄虚作假而被勒令还俗的僧人。玄宗又规定，此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了，也要经官府查实后才许加以修葺。玄宗特别下诏，禁止百官家与僧尼、道士往来，甚至一度禁止民间铸佛、写经。持术数、星相的术士也在打击之列，被禁止出入百官之家。在从贵族政治转向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层级制的过程中，玄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在政治制度上都存在过从封建君主制到专制君主制的演变过程，在社会性质上表现为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演进。在封建君主制下，皇帝既是皇族，又是贵族，与皇权并立的还有贵族权（西方还有表现为教士权的贵族权）；官员大多由门荫而不是选举（考试）决定；社会阶层缺乏流动。从封建君主制到专制君主制的转变，存在着君主和贵族的矛盾和斗争，在东西方，这种斗争的结果都是王权取得了胜利。
王权与贵族权的斗争使得王权要引进新的政治力量，这种新的政治力量，必须是贵族阶层之外的力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学术与政治》在探讨职业政治家的来源时论述道：面对贵族等级，君主要从这个等级之外寻觅政治上可资利用的阶层，可以说，以往“职业政治家”是在同贵族等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是为君主效力而存在的。第一种可资利用的阶层就是僧侣阶层。除了中世纪基督教地区以外，这一阶层还存在于东印度、西印度、佛教影响下的中国、日本。僧侣能识文断字，具有行政处理能力，同时他们要恪守独身的原则，处于政治经济利益纷扰之外，不会出于私利或者子孙的利益被权力斗争所诱惑。第二种可资利用的阶层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文人。中国的士大夫一开始就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类似，他们具有行政处理能力，同时由于出身的原因，会自觉地站在贵族的对立面，所以也成为君主对抗贵族的重要力量。第三种是宫廷贵族。第四种是英国所独有的“绅士”阶层。第五种是大学里训练的法律专家。
韦伯关于职业政治家来源的讨论，更多地来自西方的政治土壤。在中古中国，除了韦伯所谈到的这些阶层以外，还有其他君主借以加强君权、对抗贵族的政治力量。其中一种力量就是君主的家奴，在东方经常表现为宦官。因为身体上的原因和身份上对君主的依赖性质，宦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威胁到君主的权力，所以经常被皇权利用为武器。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宦官专权的原因所在。其实这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情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从封建君主制演变为专制君主制的表现之一，就是从家族统治变为个人统治。周代的分封制是以姬姓为主体的贵族统治。秦始皇将皇帝以外的皇室成员置于庶人的地位，实行完全的郡县制，这可能是一种超越了时代的急政。从汉代到南北朝，虽然不断限制皇帝以外的皇族的权力，但是始终避免不了任用皇族担任政府重要官员。西汉和西晋实行亲王分封或者出镇，南北朝时期亦给予皇室成员重要的权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隋代和唐朝的前期。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政治制度的简单和不完善，需要皇族成员来补充；二是社会阶层的结构导致的，世家大族的存在，要求皇族在政治上也保持强大。
但是皇族作为皇权对抗贵族的政治力量存在致命的弱点。因为皇族子弟既为皇族，又是贵族，皇族子弟对皇位的觊觎很容易被其他贵族大臣所借用，从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皇族不是理想的可资利用力量。隋唐两代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下启平民化时代的宋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隋唐两代的王府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作用也截然分为两期。不论南朝、北朝，王府的地位都非常重要，隋代及唐朝前期继承了这一政治传统，亲王权势更加强大。在整个唐玄宗以前的政治史中，王府不但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出现，而且在宗教、文化、艺术等领域都占据一席之地——利用其权势网罗大量相关人才，促进该领域发展。但是从玄宗开始，王府的地位日渐降低，在各方面的影响渐渐消失。这个过程也反映了从贵族政治到平民化社会、从封建国家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转变。亲王权力的下降之后由于蒙古的入侵而被打断，在明清又产生了反复，这是后话。从王府的角度来看待唐代某些历史进程，会有一些新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