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采取措施控制亲王们的权力和影响，并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威。可是，在没有皇族成员作为屏藩的情况下，宦官阶层作为皇帝个人权力的延伸开始兴起，这又导致了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但宦官和皇权是相依相存的，宦官的消灭就成为唐朝灭亡的重要标志。
在宋朝以前，科举制始终还不能在政治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所以皇权便依靠宦官阶层来应付当时的政治局面。到了宋代，科举产生的读书人官僚在政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这批人经过学习儒家经典具有深入骨髓的忠君爱国思想，而且具有行政处理能力。皇帝和士大夫共治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清朝结束的一千年中，再没有权臣贵族可以取代既有的皇室而上台。
四 救时宰相姚崇与开元政局
毛泽东对《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关于姚崇的记载都仔细阅读过并有批注，在《新唐书》卷124《姚崇传》的天头还留下了“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的批注。毛泽东非常欣赏姚崇的十条意见，对此批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唐朝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崇、宋璟，这四个人被认为是唐朝的四大名相。姚崇对开元盛世的开启具有重要贡献，在当时就被称为“救时宰相”。但是姚崇和宋璟完全是两种人——宋璟以耿直著称，而姚崇以变通著称。文学影视中的忠臣似乎都耿直忠厚、生活朴素，而奸臣则狡猾阴险、生活奢华。现实往往不是这样，比如被认为是大奸臣的窦怀贞支持太平公主，最后抄家时家里只有几担粗米；开元名相姚崇却是弄权高手，城府极深。
姚崇，原名姚元崇，后改姚元之（突厥反贼叱利元崇也叫“元崇”，所以武则天为其改名为姚元之），后又改姚崇。他是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州）人，父亲叫姚懿，字善意。1983年，因为陇海线电气化改造，姚懿墓被发掘，我们也因此了解到姚懿在高宗时担任过嶲州都督，龙朔二年(662)去世，死时七十三岁，这一年姚崇只有十二岁。姚崇应在他父亲六十一岁时出生，属于晚年得子。
关于姚崇的长相，有一段有趣的文献。“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赶蛇鹳鹊’。”跟姚崇同时代的大臣魏光乘喜欢给人取外号，因为姚崇个子高大，走路急速，像在追捕蛇的鹳鸟，所以魏光乘称之为“赶蛇鹳鹊”。魏光乘不过是一个从八品的左拾遗，却先后给十四位高官起了外号，如称宰相卢怀慎为“觑鼠猫儿”（卢怀慎走路喜欢低头看地），殿中监姜皎是“饱椹母猪”（姜皎肥而黑，且借掌管皇帝衣食住行的职务之便谋求私利，故讽其为吃饱了桑椹的猪）等，结果被指控品题朝士，贬为新州新兴尉。
对于姚崇早年经历的记载并不多。姚崇升任宰相前曾被玄宗召见，《通鉴考异》引吴兢《升平源》，对这次召见记载得比较详细：
上方猎于渭滨，公至，拜马首。上曰：“卿颇知猎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广成泽，目不知书，唯以射猎为事。四十年方遇张憬藏，谓臣当以文学备位将相，无为自弃，尔来折节读书。今虽官位过忝，至于驰射，老而尤能。”于是呼鹰放犬，迟速称旨，上大悦。
根据姚崇自己的回忆，他整天打猎游荡一直到四十岁，也没什么人生目标，直到碰到唐朝有名的术士张憬藏。后者对姚崇说，你将来会成大事，要好好读书，于是姚崇才开始认真读书。姚崇大器晚成，有很多社会经验，有侠气而知变通，这也奠定了他将来的执政风格。
姚崇以孝敬皇帝挽郎的身份出仕，担任过濮州司仓。他从兵部起家，担任过兵部郎中。武则天时期，契丹入侵河北，姚崇主持军事事务，剖析若流，皆有条贯，业务水平很高。武则天对他大为赞赏，直接提拔为兵部侍郎，很快就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跻身宰相队伍。当时流行酷吏政治，很多大臣被罗织成罪，遭到迫害。姚崇对武则天说：“我愿意以全家一百多口的命，担保大臣们并没有谋反。”武则天大为激赏，派太监赏赐姚崇一千两白银。
后来姚崇的政治生命和相王李旦连在了一起，他担任了相王府长史（僚佐长）。姚崇认为：“臣事相王，知兵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此后姚崇改任礼部尚书，又跟张易之发生冲突，离开长安担任灵武道大总管。
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发动政变，诛杀张易之兄弟，推翻了武则天的统治。姚崇也参与了这场政变。当时武则天移居上阳宫，张柬之、桓彦范这些大臣都欢欣鼓舞，只有姚崇独自一人呜咽流涕。张柬之、桓彦范等人很不高兴，对姚崇说：“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姚崇说：“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不久，姚崇离开长安，到亳州担任刺史，此后又担任常州刺史。他远离中央，躲过了中宗对功臣的屠杀，而张柬之等人最后死于中宗和武三思的政治迫害。
从705年到710年这五年间，姚崇都远离权力中心。因为他跟相王的关系，也不可能受到中宗的重用。相王李旦登上皇位后，第一时间就把姚崇召回长安，让他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很快升任中书令。
在玄宗和太平公主的斗争中，姚崇是偏向李隆基的，他提出让太平公主去洛阳居住，以息人心。在太平公主施压下，李隆基不得已上书控诉姚崇离间皇族。结果，姚崇第二次被赶到地方，先后出任申州刺史、扬州长史、同州刺史。玄宗击败太平公主后，马上将姚崇召回，让他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在姚崇的主持下，唐朝开始进行大规模改革。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宗教政策，都做了大量调整，主要解决了三大问题：第一是巩固皇权，根除外戚、贵族对皇权的挑战和干预；第二是进行政府体制改革，精简官员队伍；第三是解决财政问题，减轻百姓压力，增加政府收入，恢复常平仓，平抑物价等。可以说这短短两三年时间就奠定了开元盛世的体制基础。
姚崇执政比较变通，可谓“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时而制”。比如他的抑制佛教政策。姚崇个人对佛教的态度比较复杂，很难界定他本人是否真的信佛，至少他有自己的特殊看法。据考古材料，他所参与的佛教造像活动至少有两次。武则天的七宝台中一件弥勒三尊像由姚崇所造，题记云：“长安三年九月十五日，银青光禄大夫、行凤阁侍郎兼检校相王府长史姚元之造。”其弟姚元景也造了一件弥勒三尊像，题记云：“朝散大夫、行司农寺丞姚元景……爰于光宅寺法堂石柱造像一铺……长安四年九月十八日书。”有趣的是，姚崇虽然比弟弟官职高得多，他所造的弥勒佛三尊像（67.9厘米）却比姚元景的（104.5厘米）小了很多。玄宗时期，迅速发展的佛教与政府争夺财政收入及劳动力。姚崇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淘汰一些不合格的僧人，让他们还俗以增加劳动力，进而增加政府的收入；建议减少佛寺的修建，减轻财政压力。有一段话很能反映他的心声，姚崇认为：“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在他看来，佛不在身外，只能在心中求取。只要心存慈悲，做事有益，使百姓安居乐业即可，无需投入大量人力财富供佛。所以他抑制僧团势力，一方面巩固了皇权，一方面又减轻了财政压力。
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姚崇的变通之处。开元四年(716)，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曰：“《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又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蝗蜮，以及蟊贼。’”蝗虫在中国古代对民生影响很大，一旦发生大规模的蝗灾，会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但灭蝗不是简单的政策问题，它涉及思想层面的问题。首先，佛教有不杀生的理念。其次，中国本土的天人感应学说对蝗灾的发生有一套解释机制。根据儒家的阴阳灾异说，蝗灾是因为君主治理不当，皇帝如果修身养性，蝗灾会自行消失。姚崇主张灭蝗，但大臣们包括卢怀慎都认为：“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姚崇直接回敬道：“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对于姚崇的灭蝗政策，下面的大臣拒不执行。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更深。”姚崇大怒，给倪若水发公文说：“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在姚崇的高压下，最后还是执行了灭蝗政策。故事到这里，似乎完美结束，但事件还有另一面——这次灭蝗的效果并不好。
这次蝗灾，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瘗。谏议大夫韩思复上报玄宗灭蝗效果不好，玄宗应该修德。他说：“夹河州县，飞蝗所至，苗辄尽，今游食至洛。使者往来，不敢显言。且天灾流行，庸可尽瘗？望陛下悔过责躬，损不急之务，任至公之人，持此诚实以答谴咎，其驱蝗使一切宜罢。”玄宗将奏疏拿给姚崇看，姚崇建议派韩思复去山东复核，韩思复回来仍说灭蝗效果不好。姚崇又派监察御史刘沼再去查看，刘沼知道他的用意，便上报灭蝗效果很好。结果韩思复被贬为德州刺史。本来按照规定，遭遇蝗灾的州县应该减赋，但河南数州因灭蝗效果“很好”而赋不得免。
姚崇在政治上独裁专任，军国庶务都由他一人决断，其他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卢怀慎被当时人称为“伴食宰相”——只是陪着大家吃顿工作餐。其实卢怀慎是个清官。唐代笔记小说《独异志》记载有卢怀慎清廉却早死，张说受贿却长寿的故事。卢怀慎死后，有重要事务，玄宗都让源乾曜咨询姚崇。如果源乾曜的奏言符合玄宗心意，玄宗就认为是姚崇的主意；如果不合心意，玄宗便会责问为什么不问姚崇。姚崇得病，玄宗听从源乾曜的建议让他去四方馆（朝廷接待外国使臣的宾馆）居住。姚崇认为四方馆豪华，不敢从命。玄宗说：“我恨不得让你住到宫里，何况四方馆？”
史书描述姚崇“资权谲”，意思是说他城府很深。比如魏知古本由姚崇推荐，等二人都位列宰相后，姚崇却有些瞧不起他，将他贬为代理吏部尚书，负责东都选官事宜。当时姚崇的两个儿子也在东都洛阳，四处给人送礼，凭旧交情走后门办事。魏知古因为贬职一事对姚崇心怀不满，所以一返京就将此事告诉了玄宗。
图30 唐彩绘男立俑。庆城县博物馆藏。（动脉影 摄）
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东都，其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尝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为隐，微以言动之。及闻，乃大喜，问：“安从得之？”对曰：“知古，臣所荐也，臣子必谓其见德而请之。”帝于是爱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无状，桡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谓陛下私臣。”
面对玄宗的试探，姚崇巧妙地将责任推到魏知古身上，说自己的儿子们托魏知古办事是以为他会念及早年姚崇对他的提携之恩。姚崇揣摩帝心，用三两句话就不留痕迹地把魏知古描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没过多久魏知古就被免去了宰相一职，改任工部尚书。
更能突出姚崇城府的例子是他与张说的斗争。张说曾偷偷去拜见玄宗的兄弟岐王。姚崇对玄宗说：“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张说被贬去了相州（今河南安阳）。姚崇和张说最后的斗争也极具戏剧性：
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怀疑阻，屡以事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吾不叶，衅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后，以吾尝同寮，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砻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死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姚既殁，张果至，目其服玩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张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氏诸子乃引使者视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
姚崇知道张说贪财，便在临终前嘱咐儿子们用家藏珍玩换他撰写的神道碑文；还要提前准备好碑石，收到碑文后立即呈报给皇上。如果事后张说反悔，就给他看已经刻好的碑文。张说果然如姚崇所料，交出文章后就后悔了，见神道碑已经完工，不免感叹姚崇死了还能算计自己，自己的才能确实不如他。李清照亦有词云：“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
张说的这篇《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被保留了下来，其文曰：“仁将勇济，孝与忠俱。学刃攒植，文锋迅驱……箴虽诫口，诤亦忘躯。但睹浑璞，谁详瑾瑜。”
五 宦官的崛起
宦官以前往往被认为是统治阶级中最为腐朽堕落的组成部分，但是宦官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其传统的地位。比如在天象中就有宦者之星：“在天悬象，天垂宦者之星；在地标仪，地有阍人之职。”“阍人”的本意是指看守宫门的官，引申有辅佐皇帝之意。
宦官掌握政府机关，掌管起草诏书，唐朝的宦官甚至还掌管禁军。但是从来没有宦官可以推翻皇帝，自己坐上皇位，他们可以更换皇帝，但是不能推翻整个王朝。宦官从根本上说，是皇帝权力的延伸，是皇权的组成部分。宦官群体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他们是无根之人，更在于他们斩断了跟世俗家族的联系。宦官的所有权力都来自皇帝。
《旧唐书·宦官传》记：“唐制有内侍省，其官员：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谒者监六人；内给事八人；谒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此外还有五局，各有执掌，但级别都很低，身份是仆人。从唐太宗到高宗时期，宦官都是被压制的状态，“贞观中，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是长官，阶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权未假于内官，但在阁门守御，黄衣廪食而已”。武则天时期宦官也没有增加多少，但中宗时期人数一下增加到三千：
则天称制，二十年间，差增员位。中宗性慈，务崇恩贷，神龙中，宦官三千余人，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然衣朱紫者尚寡。
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玄宗时期。李隆基借助宦官打击贵族，加强皇权，使宦官从仆人上升为官员，甚至跻身三品高官。
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
玄宗在位很长时间，凡稍合心意的宦官都被授予了较高的官职，久而久之造成了宦官高阶官员的膨胀。当时长安三宫、皇子十宅、东都洛阳两宫内，三品以上的宦官多达千人。
唐代的宦官最为人熟知的是高力士，但是在高力士之前，已经有个别宦官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洪迈《容斋随笔》记载成都有一块立于唐开元十九年(731)的《平南蛮碑》。此碑为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当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侵扰唐朝边境，玄宗派宦官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连拔九城。洪迈感慨，后来不管是肃宗任用大太监鱼朝恩做观军容处置使，还是宪宗任用大太监吐突承璀做招讨使，时人多有议论，但是没想到这种做法在玄宗时期就有了。实际上，高守信并不是唐朝最早领兵作战的宦官，杨思勖比他更早上战场，地位也更高。唐代宦官和佛教关系往往比较密切。龙门石窟奉先寺北壁有块《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据碑文，高力士、杨思勖等宦官曾与玄宗同往东都洛阳，在龙门石窟为玄宗敬造西方无量寿佛一铺十九事（即一组十九尊）。杨思勖虽和高力士是同事，但年龄比高力士大了近三十岁。高力士的工作偏文职，而杨思勖主要领兵在外。这一文一武开启了唐代宦官干政的历史进程。
（一）最能打的太监杨思勖
杨思勖(654—740)，本姓苏，罗州石城（今广东廉江）人——唐代太监很多来自岭南，高力士也是如此。他是岭南罗州少数民族首领苏历之子，母亲陈氏是雷州少数民族首领陈玄之女。杨思勖父母的婚事是岭南两个土著部落之间的政治联婚，父母两家均家世显赫，世代“纪纲南土”。高宗显庆四年(659)，因发生灭门之祸，罗州土著王朝覆灭，杨思勖时年六岁，由于年幼免于一死，后被阉进入内侍省，由京城宦官杨氏收养，故改姓杨。开元元年(713)，杨思勖居然找到年近八旬的母亲，并接回京城安度晚年。母亲去世之后，他征求唐玄宗的同意，为父亲进行了招魂仪式，最后将父母合葬。他的母亲被封为颍川郡夫人，开元宰相张说为其撰写了《颍川郡太夫人陈氏碑》，可见杨思勖地位之高。
杨思勖以战功发家。中宗时太子李重俊政变，杨思勖因斩杀了李多祚前锋，被破格提拔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杨思勖之后又跟随李隆基诛韦氏，逐渐变成李隆基的心腹，累迁右监门卫将军。玄宗即位后，特赐杨思勖的郡望为弘农，使他成为唐代士族中显赫望族和元献皇后的族人。
开元初，安南首领梅玄成叛，自称“黑帝”，与林邑、真腊国通谋，陷安南府，诏思勖奉诏讨之。思勖至岭表，鸠募首领子弟兵马十余万，取伏波故道以进，出其不意。玄成遽闻兵至，惶惑计无所出，竟为官军所擒，临阵斩之，尽诛其党，积尸为京观而还。
十二年，五溪首领覃行璋作乱，思勖复受诏率兵讨之，生擒行璋，斩其党三万余级。以军功累加辅国大将军。后从东封，又加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
十四年，邕州贼帅梁大海拥宾、横等数州反叛，思勖又统兵讨之，生擒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余党二万余级，复积尸为京观。
十六年，泷州首领陈行范、何游鲁、冯璘等聚徒作乱，陷四十余城。行范自称帝，游鲁称定国大将军，璘称南越王，割据岭表。诏思勖率永、连、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万人进讨。兵至泷州，临阵擒游鲁、冯璘，斩之。行范潜窜深州，投云际、盘辽二洞。思勖悉众攻之，生擒行范，斩之，斩其党六万级，获口马金玉巨万计。
自722年至728年这六年间，杨思勖一直在两广及越南地区平定少数民族叛乱，维护了唐朝对岭南地区的统治。他本人亦因战功升至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地位甚至超过了高力士。杨思勖确实有军事才能，他在平定安南梅玄成叛乱时，取东汉伏波将军马援走过的路线进攻，杀了叛军一个出其不意，后来很多唐人就在文献中把杨思勖比作伏波将军马援。
杨思勖力气过人，残忍好杀，经常下令活剥俘虏的面皮，或割断发际线，扯去他们的头皮。内给事牛仙童出使幽州，因接受边将张守珪的贿赂，惹得玄宗大怒。杨思勖奉命杀之，他先将牛仙童五花大绑，吊起来挂了几天，再挖出心脏，砍去手脚，最后竟把牛仙童的肉割下来吃掉了。杨思勖残忍如斯，却非常长寿，开元二十八年(740)卒于长安翊善里私第，时年八十余。
图31 杨思勖墓出土唐描金石刻武士俑。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该俑手中抱着弓箭等武器，显示了主人一生的军功和荣耀。钟少异指出，该俑手中弯月形之物被复原为带鞘的弯刀，此为修复之误。该物应为韬或韔，即弓袋。（动脉影 摄）
1958年，陕西西安纬十路南侧的一处工地里发现了杨思勖墓，从中出土了《唐故骠骑大将军兼左骁卫大将军知内侍事上柱国虢国公杨公墓志铭》。杨思勖墓的级别较高，出土了很多精美的文物。其中一件描金石刻武士俑头戴幞头，身着圆领袍衫，腰侧两边还挂着弓、剑等战具，手中还捧着另一套弓箭、刀具，显然是为主人准备。此俑应是墓主的侍卫亲兵。
杨思勖是雷州半岛历史上最早的京官，也是雷州半岛在封建朝代首个一品官员。他还是中国历史上最能打的太监，两《唐书》的宦官传均把他放在第一位。但当时的社会舆论对这些人并不是那么尊重。宋璟从广州回长安担任宰相，玄宗派杨思勖前去迎接。宋璟个性耿直，一路上都不肯和杨思勖说一句话。
（二）从未给李白脱靴的高力士
高力士一直是个被丑化的角色。比如后世编造的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就是为了塑造李白的高大形象。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记李白脱靴事：
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
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亦记：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
宋人李濬《松窗杂录》也间接记载了这个故事。这些材料后被大量引用，造成了高力士的弄臣形象。高力士和李白其实从没有发生过冲突。蒲城县博物馆保存的《高力士神道碑》由李阳冰篆额，而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李白生前曾投靠李阳冰，死后亦是由李阳冰料理后事。如果高力士和李白是死对头，李阳冰绝不会为高力士碑篆额。
高力士墓位于陕西省蒲城县，是玄宗泰陵的唯一陪葬墓。1999年，高力士墓出土了《高力士墓志》，这位著名太监的真实人生才得以被后人窥知一二。
高力士(684—762)，潘州（今广东茂名）人，本名冯元一，是唐初岭南酋长冯盎的曾孙。冯盎家族在唐初是岭南第一大势力，在武则天时代因叛乱没落。高力士因此没入宫廷当太监，可以说命运非常坎坷。圣历元年(698)，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吴王李恪之子）为讨好武则天，进献两名小太监，一个名叫金刚，一个名叫力士——名字带有明显的佛教色彩，而高力士墓志说他“文武不堕，百发皆中，因是有力士之称”。不过高力士确实身强体壮，而且是个神箭手，《旧唐书》记载其“长六尺五寸”，《高力士神道碑》亦称：“公以一箭受命，双禽已飞，控弦而满月忽开，饮羽而片云徐下。壮六军而增气，呼万岁以动天。”
图32 唐高延福墓志。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长安。
高力士进宫以后，因为很聪明，深得武则天欢心，后来因小错被逐，被内官高延福收为养子。《高延福墓志》在乾隆年间出土于西安白鹿原。总章元年(668)，唐军攻破平壤，灭高句丽，八岁的高句丽王室成员高延福被迫移民至长安。高延福先入武三思家为奴，由武氏举荐入宫为宦，后收养高力士，父以子贵，历仕内侍诸职，经高宗等数朝，人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高力士因养父而往来于武三思家。过了几年，武则天又把高力士召入宫中，隶司宫台。高力士性格谨慎，办事周密，能传诏敕，又被授为宫闱丞。
高力士是非常聪明的人。景龙年间，玄宗还是普通的郡王，政治上看不到任何前途，高力士就倾心奉之，得到恩宠。玄宗在唐隆政变后升为皇太子，奏请高力士进入内坊（东宫下属官署，掌管宫内事务），日侍左右，又提拔他为朝散大夫、内给事。后来高力士参加了先天政变，因参与诛杀萧至忠、岑羲等有功，破格升任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同正员。开元初年，高力士又加授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高力士与玄宗是同患难、共生死的关系，互相非常信任，双方合作长达半个世纪。每次中书省进呈文书，必须先交给高力士，大事再呈送皇上，小事便由高力士自行决定。玄宗常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高力士平时就在玄宗寝殿侧帘帷中休息，很少回自己的外宅居住。殿侧有一个院子，里面有高力士修功德的地方，装饰得极其华丽，穷极精妙。由此也可见高力士确实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正如他的名字。
玄宗时期，宰相之间互相争斗，能做到宰相的人大多都受过高力士直接或间接的提携。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都因为他而取将相高位，获得其他官职的人更是数不胜数。肃宗在做太子的时候，称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喊他“阿翁”，驸马们称之为“爷”。玄宗也不叫他的名字而称呼为“将军”。高力士能获得如此恩宠不是毫无缘由。据《资治通鉴》，其“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高力士性格谨慎，为人平和，当时的士大夫都很喜欢他，而且他很会审时度势，明哲保身。有一次，玄宗问他：“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高力士回答说：“天下柄不可假人。”见此语惹得玄宗不悦，他立刻顿首自陈“心狂易，语谬当死”。
高力士从小与母亲失散，后来岭南节度使在泷州（今广东罗定）找到了他的母亲，但母子已认不出彼此，“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环，曰‘儿所服者’，乃相持号恸”。玄宗封其母为越国夫人，而追赠其父为广州大都督。金吾大将军程伯献（程咬金的孙子）、少府监冯绍正与高力士结拜为兄弟；高力士母亲去世后，程伯献等“被发受吊，擗踊哭泣，过于己亲。朝野闻之，不胜耻笑”。高力士是有家庭的，开元初年，娶了瀛州人吕玄晤的女儿为妻，两人还有养子。其墓志曰：
嗣子正议大夫、前将作少监、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承悦，犹子为继。克家有光，时称雅才，丧善执礼。……养子内给事承信等，永言孝思，敬奉先训。
高力士有个过继来的儿子高承悦，另有一养子高承信。据《新唐书》，高力士似乎还有一个养女，年龄与德宗母亲沈太后相仿。沈太后在安史之乱时失踪，德宗即位后宫中已无人见过她，高氏便仗着熟悉宫中之事，竟然大胆冒充太后。此事后被高承悦揭穿。
天宝初年，高力士被封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七载(748)又加授骠骑大将军。此时的高力士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权势熏天。高力士资产殷厚，又因为是佛教徒，造了很多佛寺，比如在来庭坊造宝寿佛寺（来庭坊位于太极宫东侧，高力士养父之宅在此坊内）。据说宝寿寺的钟铸成后，高力士大设斋宴，满朝文武前来庆贺。高力士规定敲一次钟要交一百贯钱。有人想讨好高力士，竟然敲了二十下，其他人最少也敲了十来下。因为玄宗崇道，高力士也修建过道观，如在兴宁坊内建了一座华封道士观，宝殿珍台，华美异常。高力士还在京城西北面堵截沣水建设水碾，五台水碾一起转动，一天能碾完三百斛小麦。可见此时高力士的财力“侔于国力”，“非王侯可拟”。
当时人对高力士的评价很高，认为他非常忠诚，而且对唐朝有巨大贡献。其后太监袁思艺也得到玄宗的恩顾，但为人非常傲慢。《旧唐书》对比此二人：“力士巧密，人悦之；思艺骄倨，人士疏惧之。”天宝十四载(755)，高力士、袁思艺都担任内侍省内侍监，然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两人的选择完全不一样：玄宗逃入蜀地，袁思艺走投安禄山，高力士从幸成都。自始至终，高力士都对玄宗忠心耿耿，之后又跟随从玄宗还京，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五百户。
回京后，已是太上皇的玄宗居于兴庆宫。兴庆宫靠近东市，玄宗时常登上宫殿南边的长庆楼远眺街景，经过的百姓“往往瞻拜，呼万岁”。上元元年(760)，玄宗于长庆楼接见剑南奏事官，因被李辅国借机构陷“有异谋”，被迫移居太极宫的甘露殿，高力士亦被诬参与密谋，而被流放到黔中道（今四川东南、贵州东北）。高力士至巫州（今湖南怀化、洪江），看到地上有很多荠菜但没有人吃，感伤而咏叹曰：“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
宝应元年(762)三月，高力士正好碰到大赦而得以归京，走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听到流民说起京城的事情，才知道玄宗已经驾崩。高力士北望号恸，呕血而死。代宗体恤他是老臣，又曾侍奉玄宗有功，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准其陪葬泰陵（玄宗墓）。
高力士是玄宗一生的管家，虽干政但能把握分寸，在关键时刻起了许多积极作用。玄宗退位后，他仍追随左右，终因不容于肃宗君臣而被逐，一生大节无亏。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指出“高力士真忠臣也，谁谓阉宦无人”。
（三）王毛仲倒台和宦官掌禁军
唐朝较为特殊的一点是，从玄宗朝开始，宦官开始掌握禁军。在帝制时代，皇帝的个人安全非常重要，禁军掌握在谁手里关系重大。在唐前期的历次宫廷革命中，禁军在其中至关重要。李隆基自己就是依靠跟禁军军官葛福顺等人的特殊关系，才顺利当上皇帝。李隆基清楚北门禁军的重要性，所以上台之后很快就从北门禁军的左、右羽林军中分割出左、右龙武军，原左、右羽林军就变成了北门四军。李隆基往禁军中安插了自己的两个家奴——王毛仲和李守德。
王毛仲是高句丽人。他的父亲是高句丽的遗民，本来在唐朝军队中当低级军官，后来因为犯事全家没入官府为奴，王毛仲便变成了李隆基府上的奴隶。先天二年(713)七月，王毛仲因参与诛杀萧至忠、岑羲等有功，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廐兼知监牧使，进封霍国公，实封五百户。
玄宗非常欣赏王毛仲的聪明能干，其专长之一就是养马。唐时战马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养马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玄宗在做太子时，就安排王毛仲管理东宫驼马鹰狗等坊。王毛仲因为表现突出，不到一年就被封为大将军，官阶三品。
隋末，国马皆为盗贼及戎狄所掠，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麟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垂拱以后，马潜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副之。至是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上之东封，以牧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
唐初因战乱，马匹只有三千左右，自太宗至高宗朝这半个世纪内繁衍到了七十万匹。但武则天时期马匹被消耗了一半，到玄宗时期只有二十四万匹，而王毛仲将这个数字提升至四十三万匹。玄宗非常高兴，加王毛仲开府仪同三司——这是超高规格的待遇，自玄宗即位以来这样的荣誉只有皇后的父亲王同皎、姚崇、宋璟及王毛仲获得过。
王毛仲因为得到了皇帝的宠幸，百官都开始巴结他，但宰相宋璟非常刚直，瞧不起王毛仲。王毛仲嫁女儿时，玄宗问他嫁女儿有什么需求，王毛仲表示非常希望宋璟能来参加。
图33 唐三彩黑釉陶马。国家博物馆藏。（动脉影 摄）
毛仲顿首对曰：“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上曰：“张说、源乾曜辈岂不可呼邪？”对曰：“此则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对曰：“然。”上笑曰：“朕明日为汝召客。”明日，上谓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与诸达官悉诣其第。”
玄宗命宋璟去参加王毛仲女儿婚宴，客人们都在等着宋璟，到日中都不敢动筷子。宋璟到了后先执酒西向拜谢，酒还没喝到一半，就借口肚子痛逃走了。
王毛仲在做了十几年的禁军将领之后，飞扬跋扈，终于在开元十七年(729)遭遇了信任危机。这一场危机最终导致禁军的指挥权从王毛仲这一批家奴手里转移到了宦官手里。王毛仲与龙武将军葛福顺是亲家，而且当时王毛仲为玄宗所信任，玄宗对他言无不从，因此北门禁军大多依附于他，行动只听他的指挥，经常仗势欺人。
吏部侍郎齐澣乘间言于上曰：“福顺典禁兵，不宜与毛仲为婚。毛仲小人，宠过则生奸；不早为之所，恐成后患。”上悦曰：“知卿忠诚，朕徐思其宜。”澣曰：“君不密则失臣，愿陛下密之。”
后来齐澣自己把进谏的内容泄露给了大理丞麻察，玄宗大怒，斥责他说：“你怀疑我不能保密，自己却告诉麻察，这样做就是保密了吗？何况麻察素来没有德行，你难道不知道吗？”两人均被贬官。但是这件事让玄宗和王毛仲之间产生了嫌隙。
王毛仲要求担任兵部尚书，玄宗拒绝了他。王毛仲为此怏怏不乐，把情绪都写在脸上，惹得玄宗也很不高兴。王毛仲还看不起杨思勖、高力士这些宦官。
毛仲虽有赐庄宅，奴婢、驼马、钱帛不可胜纪，常于闲厩侧内宅住。每入侍宴赏，与诸王、姜皎等御幄前连榻而坐。玄宗或时不见，则悄然如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号国夫人。赐妻李氏又为国夫人。每入内朝谒，二夫人同承赐赉，生男，孩稚已授五品，与皇太子同游，故中官杨思勖、高力士等常避畏之。
《资治通鉴》评价道：“毛仲视宦官贵近者若无人；甚卑品者，小忤意，辄詈辱如僮仆。力士等皆害其宠而未敢言。”高力士等人忌惮其风头正盛，敢怒而不敢言，却也在伺机报复。
王毛仲妻产子后，玄宗派高力士给他送去了各种美食珍酿、黄金丝绸，并授予他才出生的儿子五品官。高力士回来后，玄宗问：“王毛仲高兴吗？”高力士回答：“王毛仲抱其襁褓中的儿子给臣看，说：‘此儿难道配不上三品官吗！’”玄宗大怒说：“之前诛杀韦氏时，此贼就有二心，我不想说他。现在竟敢借小孩儿埋怨我了！”高力士抓住机会进言：“北门奴官气焰太盛，互相勾结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此言正中玄宗下怀，他也担心“北门奴官”（北门禁军将领）形成小团体会引发叛变，于是下定决心要铲除他们。
开元十九年(731)，玄宗下制，说王毛仲对皇帝不忠而且对皇帝的决定心存抱怨，贬为瀼州别驾，葛福顺、唐地文、李守德、王景耀、高广济等禁军将领皆贬为远州别驾，王毛仲四子皆贬为远州参军，另有十几人受到牵连。王毛仲行至永州时被赐死。
宦官势力在与“北门奴官”的争斗中取胜，由此以宦官为首领的飞龙厩获得极大发展，日益取代龙武军的地位成为贴身护卫皇帝的主要军力，自是宦官权势益盛。高力士虽然小心恭恪，但自他之后的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等权力越来越大，对中晚唐的政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多说一点
阴阳谶纬学说对唐朝政治的影响力
从汉代到隋唐，存在一个绵延近千年的儒家的神学主义时代。纬学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许多其他的知识体系，比如天文、气象、音律、历法、祥瑞灾异、阴阳五行，乃至许多信仰体系如佛教、道教，无不与其紧密相关。这些知识和信仰系统，共同构成了中古时代的知识世界和信仰世界，并随之诞生了一批纬书、图谶。如果强用西方术语比附的话，正如李学勤所论：“基督教的《圣经》，于《旧约》《新约》之外，还有所谓伪经(Apocrypha)，其中不乏富于史料或文学价值的篇章。”纬书更接近于伪经，而谶则是预言(prophecy)。这些文献可谓“神文”，近乎“sacred texts”（圣典）。所谓“神文”含义有二：谶言往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即用隐秘的语词对未来做出预测；谶书“立言于前，有征于后”。谶的知识和思想多来源于纬书，因此纬书也带有强烈的神学色彩。
但纬书又与谶不同，不拘性质如何，其目的总归是要解经。虽然羼入谶的内容，但从汉代到唐代，纬书都被视为经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案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
这也正是唐代禁谶不禁纬的根本原因。从汉代到唐代，虽然学术与思想几经变革，但是就政治论述而言，总归不脱神文主义的总体架构。纬书所代表的思想传统在中古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