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时期的宰相制度中，中书省的中书令（资历浅的为中书侍郎）和门下省的侍中（资历浅的为黄门侍郎）是真宰相，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后称尚书左丞相、右丞相）仅仅是荣誉虚职。一般被罢免的资历较深的宰相会被任命为尚书左丞相、右丞相，属于退居二线了。
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在他执政的中前期有非常多有名的宰相，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宰相大体分为三种：首先是以文学进，比如苏颋、张说、张九龄，都非常擅长写政治性的文章；其次是以军功进，比如王晙、萧嵩；另外还有财臣，比如宇文融、裴耀卿。姚崇与宋璟都属于另类，很难说他们都基于何种才能，如姚崇长期担任兵部尚书，当然有军事上的贡献，但是很少带兵打仗。姚崇和宋璟长期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行政经验。史官评价：“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一 宋璟、苏颋：盛世的开端
宋璟非常博学，文笔也很好，年纪很小就中了进士，一路做到凤阁舍人，因为性格耿直，有高尚的节操，做官后也很公正不阿，很受武则天重视。面对武则天晚年宠幸的二张兄弟，宋璟也一直坚守原则。张易之试图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贿赂凤阁舍人张说做伪证。张说即将面圣，非常紧张害怕，宋璟对他说：“名义至重，神道难欺，必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缘犯颜流贬，芬芳多矣。或至不测，吾必叩阁救子，将与子同死。努力，万代瞻仰，在此举也。”经宋璟的直言奉劝，张说最终没有作证，魏元忠免去一死。
宋璟曾在朝堂侍宴，当时张易之兄弟官位三品，宋璟官阶在六品，按官阶应坐在下座。张易之一直很敬畏宋璟，想要取悦他，便空出座位，并对宋璟作揖道：“您是德才等各方面最佳的人，为何要坐在下座？”宋璟回道：“我才劣品卑，张卿为何认为我是最佳？”当时众官员皆因二张受宠，为了巴结他们，不称官名，而叫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吏部侍郎郑善果问宋璟：“中丞您为何称五郎为卿？”宋璟答道：“以官职言，他正当为卿；若是他的亲人，当呼他排行张五。足下不是张易之的家奴，哪里来的什么‘郎’？郑善果你怎么这么懦弱呀！”
睿宗上台后，宋璟担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当时太平公主图谋不利于玄宗，姚崇和宋璟上奏睿宗，希望把太平公主迁到东都洛阳，但没有成功。玄宗害怕波及自己，上表说姚崇和宋璟挑拨离间，宋璟被贬为楚州刺史，又历任魏、兖、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再迁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不久又出任国子祭酒兼东都留守。过了一年多，宋璟回到首都，转京兆尹，复拜御史大夫，但是又因获罪出任睦州（今浙江淳安）刺史，转广州都督，担任五府经略使。“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立颂以纪其政。”在广州，他教当地老百姓用瓦建造房子，改变了以前用竹茅建造房屋的传统。广州老百姓感念宋璟，为他立了一座遗爱碑。宋璟上言：“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止。”
开元四年(716)，姚崇亲信赵诲接受胡人的贿赂被告发，玄宗亲自审问，判处赵诲死刑。姚崇为其求情，惹得玄宗很不高兴。这时正好遇上大赦京城罪犯，玄宗特意在敕书中标出赵诲的名字，下令将其杖责一百，流放岭南。姚崇忧惧会祸及自身，便多次上书请求辞去自己的宰相职务，并推荐当时还是广州都督的宋璟代替自己担任宰相。玄宗遂下令，宰相姚崇罢为开府仪同三司（文官最高荣誉虚衔，无实权），宰相源乾曜罢为京兆尹（首都市长），宋璟任吏部尚书兼侍中（门下省长官，即实际上的宰相），中书侍郎苏颋同平章事（全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实际上的宰相）。宋璟致力于选拔人才，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相应的官职，使文武百官各称其职；他行赏施罚不徇私情，对皇帝也敢于当面直谏。玄宗也非常怕宋璟，有时候宋璟提的建议虽不合他的意，但还是强迫自己接受。开元八年(720)，宋璟认为朝集使（进京述职的地方官员）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坏风气：进京时携带大量财物，贿赂京城高官，这样大部分人在春季返回任地前就能获得升迁。宋璟便奏请遣还朝集使，杜绝此类腐败之风。此外，宋璟还请求禁止私自铸造品质低劣的铜钱，还派遣使者分道检查销毁。这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不久宋璟也和姚崇一样罢相，授开府仪同三司，苏颋亦罢为礼部尚书，京兆尹源乾曜升为黄门侍郎，并州长史张嘉贞担任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
姚崇善于随机应变，宋璟则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例如对待边境问题，姚崇熟悉军务，因此坚持布防，以防敌人来犯；宋璟则主张抑制边境将领邀功，以防穷兵黩武。史书评价此二人：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姚、宋二人虽性格不同，各有所长，但都尽心辅佐玄宗，因此开元初年赋税、徭役都很宽大公正，刑罚得当，百姓富庶。姚崇、宋璟也因此被后人与房玄龄、杜如晦并举，称四大名相。玄宗对姚崇、宋璟也极为尊敬，两人每次进见，玄宗都要起身迎接，两人离开的时候，也会一直送到门口。李林甫为相时，虽然恩宠过于姚、宋，但再也没有如此待遇。宋璟执政到开元八年(720)，但一直活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去世时年七十五，追赠太尉，谥曰文贞。
唐代的宰相经常内斗，但是宋璟跟苏颋相处得很好。宋璟比苏颋长一辈，跟苏颋的父亲苏瑰是同事。苏颋遇事多让着宋璟，宋璟提出的建议都会得到苏颋的支持。宋璟对苏颋的评价也很高：“吾与苏氏父子皆同居相府，仆射宽厚，诚为国器，然献可替否，吏事精敏，则黄门过其父矣。”
宋璟的儿子们与正直的父亲完全不同。长子宋昇于天宝初担任太仆少卿，次子宋尚担任汉东太守，三子宋浑和右相李林甫关系好，被引为谏议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东京采访使，四子宋恕担任都官郎中、剑南采访判官，依倚权势，颇为贪暴。其中三子、四子最为顽劣。宋浑在平原郡任职时，多收了一年的庸调。担任东畿采访使的时候，宋浑又私下请河南尉杨朝宗做媒，纳薛稷貌美且守寡的外孙女郑氏为妾，并因此奏请杨朝宗升任赤尉。宋恕在剑南时，看上了表兄、雒县令崔珪美丽的妻子，便引诱她私通，还贬了崔珪的官职。宋恕甚至还养了一名叫李晏的刺客。天宝九载(750)，这两人的恶行被揭发，每人私藏赃款数万贯，宋浑被流放岭南高要郡，宋恕被流放海康郡。史官评价道：“广平（宋璟曾被封为广平郡公）之风教，无复存矣。”
苏颋是苏瑰之子，从小就聪悟过人，一天能背诵上千言，虽然记览如神，但父亲苏瑰仍然对他严厉至极，常常让他穿着黑色短袄趴在床具之下，露出小腿，承受木棍的抽打。苏颋长大后，文学才能冠于一时，但是性格散漫，喜欢喝酒。玄宗结束了唐隆政变后，要起草制书，一时找不到可用之人，就问苏瑰：“你想想有谁可以起草诏书呀？”苏瑰说：“臣不知道其他人，臣的儿子苏颋文思敏捷，可以听从您的指示。但是他喜欢喝酒，如果现在恰好没有喝醉，完全可以胜任。”苏颋被召到宫里的时候还没醒酒，只草草行了个礼，甚至吐在了大殿上。玄宗命太监扶他躺下，并亲自为他盖上被子。苏颋清醒后下笔千言，整篇诏书才情横溢，辞藻华丽，用典周备，玄宗抚着他的背赞叹：“知子莫如父，就是你们这样吧！”
苏颋草拟诏书时，随口述说，让书吏记录，不仅速度很快，而且言辞恰当。书吏多次对他道：“请您口述得稍慢一些，我们记不过来，恐怕会把手腕累坏。”宰相李峤叹道：“苏舍人思如泉涌，我比不上。”
苏颋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号小许公，又因为擅长写文章，与燕国公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苏颋廉洁节俭，所得俸禄都给了弟弟们，或分给亲族，家中都没有存款。开元十五年(727)卒，年五十八。苏颋在洛阳任县令时政绩良好，调离后，当地百姓因思念他，就凑钱请工匠依照他的形象在龙门山雕成一尊等身观世音石像。张说在《龙门西龛苏合宫等身观世音菩萨像颂》一文中记有其事。
二 张说：有武功的文臣
张说(yuè)(667—730)，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代居河东，后来迁到洛阳。张说以科举入仕，一开始为太子校书，累转右补阙。武后时期二张兄弟撰修《三教珠英》，张说参与其中并获得升迁，擢拜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后张易之、昌宗构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称其谋反，让张说作伪证。张说听从了宋璟等人的劝告，没有回答武则天的问题，夹在魏元忠和二张兄弟中间左右为难，武则天觉得他出尔反尔，将其流放钦州。中宗即位，召拜张说为兵部员外郎，累转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这时张说所做的工作开始跟军事有关，但同时他的文才也得到重视，被授弘文馆学士。
睿宗即位，张说第一次被拔擢到宰相的位置，然而他仕途多舛，在宰相位置上经历了三起三落。在玄宗和太平公主的斗争中，张说选择了支持玄宗。太平公主拔擢了窦怀贞等，把张说挤出京城，令其任东都留司。张说知太平公主等阴怀异计，便从洛阳派人向玄宗献上一把佩刀，暗示玄宗尽快做出决断，率先讨伐太平公主一党，玄宗深以为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事成之后，张说因有功再次成为宰相，拜中书令，封燕国公。
后来张说开始了与死对头姚崇的斗争。开元五年(717)，张说被姚崇构陷与岐王勾结，出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刺史，又左转岳州（今湖南岳阳）刺史。此次罢相很难说是因为姚张二人的政治理念不同。张说本就因姚崇拜相对其有所忌恨，而姚崇又素来看不上张说这类只会舞文弄墨的投机之辈，此时正值玄宗清洗政变功臣、任用姚崇改革之际，张说宰相之位被罢免可以说是必然。张说知道自己为姚崇、宋璟所不容，心里非常忧惧，但他是非常有点子的人。张说与苏瑰有些交情，其作《五君咏》中有一首正是为纪念苏瑰而作。当时苏瑰之子苏颋为宰相，张说特意等到苏瑰忌日将此诗献给苏颋。苏颋览诗呜咽，见到玄宗便说张说的好话，说他忠謇有勋，不宜把他赶到那么远的地方。在苏颋的劝说下，张说迎来转机，迁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开元七年(719)又被任命为代理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还让他负责监修国史，特许他带着文稿随军编撰。
开元八年(720)，朔方军大使王晙杀了河曲降虏阿布思等一千余人，这让当时散居在并州大同、横野等军附近的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感到非常害怕，准备造反。张说率轻骑二十人，拿着旌节（使者的凭证）直接来到他们的部落中，想要安抚诸位酋长。副使李宪认为夷虏人心难测，只带了这么一点人，到他们的地盘上去很危险，但张说反驳道：“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张说以黄羊、野马自拟，表明了以死效命的决心。那些部落酋长都为张说的气节所感动，张说很快就稳定了局势。
开元九年(721)四月，粟特人康待宾举兵造反，占据了长泉县（今山西垣曲），自称叶护（突厥、回纥等汗国的官名，地位仅次于可汗），又攻下了兰池（今内蒙古自治区内）等六州，声势浩大。王晙奉命率兵征讨，朝廷仍令张说共同筹谋。康待宾与党项连结，为了争夺粮食攻陷了银城、连谷，张说率领一万骑兵、步兵出合河关袭击叛军，大获全胜。张说的军队一直追着叛军来到了骆驼堰，没想到这时叛军与党项发生了内讧，开始自相残杀。叛军趁着夜色向西逃入了铁建山，余党四处逃散。张说招集党项人，打算恢复他们的住所和产业。副使史献认为应该借机诛灭党项，以绝后患，这时张说表现出了他身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一面，认为此举不符合天道，根据先王之道就应该扶持这些即将衰亡的弱小国家，其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尽诛之，是逆天道也。”
这一年，张说的死对头姚崇去世。数日后，玄宗任命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兼朔方军节度使。这是张说第三次为相。
张说在改革军事制度上有很多建树。唐朝的府兵制是一种义务兵制。府兵由壮丁充任，从二十一岁入军，到六十岁免役，兵役长达四十年。他们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受军事训练，其主要任务之一是轮番到京城宿卫，谓之番上。遇有战事发生，府兵要应征作战；战事结束，即解甲归农。但是府兵制也慢慢出现了一些问题。唐朝的对外战争愈发频繁，戍边士兵的需求暴涨，边境一度屯积了六十万士兵，国家财政也非常吃紧。张说上奏建议减少边防兵，缩减军队的规模，将边防兵从六十余万减少到四十万，让二十万人归农。玄宗很怀疑这种做法，张说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做担保，劝谏玄宗：“臣在边境工作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边防兵数量这么多）不过是将帅拥兵自重、以公谋私的手段罢了。若是为了御敌制胜，根本用不到这么多士兵，如此反而还会耽误农务。”此外由于既要负担农业生产和各项徭役，又要随时应征奔赴战场，府兵逐渐积贫积弱，开始大量逃亡。于是张说又向玄宗提议实行募兵制，即召募壮丁代替原先的府兵，免去应募者各种徭役，再制定一些优待政策，这样逃兵也会主动前来应召。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十天内就招到了十三万精兵，他们被编入十二卫，轮番值班。唐代兵、农分离就此开启。募兵制不是从张说开始，但张说是非常重要的推行者。从此以后，军队在唐朝政治里的分量越来越重，大量职业军人长期驻屯于边镇，易脱离中央的掌控，对唐朝的命运影响愈发深远。
此后张说开始了与另一个死对头宰相张嘉贞的争斗。张嘉贞是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先后担任过秦州都督、并州长史，为政严肃，百姓和官吏都很害怕他。开元六年(718)，有人举报张嘉贞在军中花费逾矩，有贪污受贿之嫌，后经审查，此事不实，玄宗要治举报者诬告罪，被张嘉贞以“塞言者之路，则天下之事无由上达”为由劝住。玄宗因此事认为张嘉贞非常忠诚。张嘉贞又上奏玄宗，毛遂自荐担任宰相：“今志力方壮，是效命之秋，更三数年，即衰老无能为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惮。”两年后，宋璟、苏颋退下宰相之位，张嘉贞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嘉贞断决敏速，善于陈奏，但性格强势急躁、刚愎自用，容不得别人说他一点不好，颇为时论所讥。
玄宗对王皇后有诸多不满，私下和秘书监姜皎计划以无子为由废掉王皇后。不料姜皎泄露了此事，并被王皇后的妹夫上奏玄宗。玄宗大怒，张嘉贞迎合上意，立刻奏请杖之，姜皎挨了六十大板后被流放钦州，后死于途中。姜皎本是李隆基的朋友，这件事其实影响很不好。之后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张嘉贞又请杖之。张说搬出姜皎的事，认为姜皎官居三品，也有微功，其罪当死就应马上诛杀，该流放就应马上流放，不应该受到当庭杖刑的侮辱。这次玄宗当然是站在张说一边了，没有再杖刑裴伷先。张嘉贞不悦，对张说抱怨：“你为什么要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张说回答：“宰相这个职位，时机到了才能担任，怎么可能被某一人长期占据？如果身居高位的臣子都可以被处以杖刑，那我们迟早也会受到此刑罚。我说这话不是为裴伷先出头，而是为了天下的士君子。”
张说与张嘉贞在人情上也有些过节。张嘉贞任兵部员外郎时，张说为侍郎，官阶在张嘉贞之上；等到张嘉贞做了宰相，张说位在其下，且张嘉贞为人傲慢，对张说一点也不礼貌，惹得张说不快。张说因此借裴伷先之事折损了张嘉贞的颜面，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等到张嘉贞之弟金吾将军张嘉祐贪污案被人告发，张说劝张嘉贞身穿素服，在宫外等待惩处，不要进宫朝见皇帝。最后张嘉贞被贬为幽州刺史，张说代任中书令。张嘉贞因此心怀怨恨，对人说：“中书令幸有二员，何相迫之甚也！”过了一年，张嘉贞复拜户部尚书，兼益州长史判都督事。玄宗敕令张嘉贞去中书省与宰相会宴，张嘉贞怨恨张说排挤自己，在酒席上捋起袖子大骂张说，其他宰相源乾曜、王晙在一旁劝架。开元十七年(729)，张嘉贞因病请求去东都洛阳治疗，同年秋天就去世了，年六十四，死后被追赠益州大都督。
张说是个浸染儒家传统理念的人。自武则天末年，农历十二月会有泼寒胡戏的表演，中宗尝登楼以观之。玄宗时期，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张说上疏劝谏说：“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礼。”张说认为泼寒胡戏裸体跳足，非常不雅观，非常不符合儒家礼仪。自此以后，泼寒胡戏绝。张说以儒家知识分子自居，对文化、礼仪、文学非常重视。他建议玄宗仿照太宗之政，开设丽正书院（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后改称集贤殿书院），聚集了很多文学之士。玄宗让张说任修书使并主持全部工作，书院招纳了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贺知章、监察御史赵冬曦等，平时或修书，或给玄宗讲课，给他们的待遇非常优渥。中书舍人陆坚认为这种做法是白花钱，对国家全无益处，请玄宗将这些人全都罢免。张说认为自古以来，帝王都喜欢在安定时期大兴土木，沉迷声色，如今玄宗反其道行之，大力推行文化艺术，对国家非常有益，副作用很小，玄宗对此非常赞同。
图34 唐宰相张说墓志。洛阳博物馆藏。
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奏请将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在其下设立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管日常政务。之前政事堂只是宰相会议之处，改名之后进一步制度化，机构也更加完善。
开元十二年(724)唐朝的国力处于鼎盛期，张说建议玄宗去泰山封禅。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里，只有天子统治得特别好，才可以进行封禅。宰相源乾曜不同意，最后玄宗听从了张说的建议。张说被任命为封禅大使。张说推荐很多亲信代理供奉官和主事随行登山，其余官员大多不让上山。封禅之后，这些人被破格提拔到五品，其他随从士兵只获得了加勋，没有得到赏赐，这引起了很多人不满。唐人《酉阳杂俎》记：“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脯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幡绰曰：‘此乃泰山之力也。’”
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张说的倒台是非常突然的。张说爱钱，脾气也不好，会当面指责百官陈奏时不合他心意的地方，有时甚至会呵斥下属，所以和很多官员的关系都不好。比如他不喜欢宇文融，又担心宇文融的权力渐长会压过自己，因此对宇文融提出的奏请，张说大多都持反对意见。中书舍人张九龄劝他：宇文融正受宠，又善弄权术，要多加防备。张说不听，由此带来了祸患。不久，崔隐甫、宇文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联合起来控诉张说，说他“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玄宗令宰相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隐甫在尚书省审讯张说。两天后，玄宗派高力士前去探听进度，高力士回来说张说坐在草垫上用瓦罐吃饭，蓬头垢面，自己惩罚自己，心里非常害怕，又为张说求情。玄宗听了心生怜悯，只下令罢免了他的相位，第二年就让张说退休，回家修撰国史。开元十八年(730)，张说得病，玄宗每日令太监前去问候，并亲手写药方赐给他。当年十二月张说就去世了，时年六十四。玄宗对张说的去世非常伤感，听到消息匆忙在光顺门举哀，取消了开元十九年大年初一的朝会。张说死后安葬于洛阳，墓志为张九龄所撰。
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三变。高祖、太宗时代，沿袭江左余风，讲究言辞华丽；玄宗时代，稍稍厌弃雕琢言辞，文风转向雄浑，即以张说、苏颋为代表；大历年间，韩愈、柳宗元提倡文以载道，又有一变。《旧唐书》评张说曰：
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其封泰山，祠脽上，谒五陵，开集贤，修太宗之政，皆说为倡首。而又敦气义，重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
三 宇文融：财臣的改革与玄宗的钱袋
8世纪20年代初是玄宗执政的转折时期：军事上的胜利助长了他对外扩张的野心，同时他又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宇文融作为财臣登上政治舞台，像汉代的桑弘羊、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一样，虽然在财政上有所作为，但是也成为了传统儒家士人指责的对象。
开边、敛财逐渐成为玄宗关注的重要问题。要打仗必须有钱。当时唐朝面临着复杂的财政问题。唐朝本来施行均田制。这是一种土地国有制，每户分配一定土地，老百姓上交租庸调。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逃户的问题日趋严重，一些人为了逃避纳税和劳役而离乡背井，藏匿在权贵地主的庄园或者寺院，没有登记户口，所以未予课税，全国的户口大大减少，严重影响了唐朝廷的财税收入。宇文融看到了这一社会积弊，也悉知玄宗正为此所困扰，于是在开元九年(721)正月二十八日上书建议检括逃户，增加租赋收入。
宇文融是北周皇室的后裔，祖父宇文节曾任高宗朝宰相，他得以通过恩荫而非科举进入仕途。提出括户（即登记户口）建议的时候，宇文融正在宰相源乾曜的庇护下，担任监察御史。开元九年(721)，玄宗下制规定未登记的定居者须在百日内向官府投案，或是重返故里，或是在所居地重新登记；未投案者将被发配到边远州县。宇文融任劝农使，查获了很多假冒功勋和四处逃亡的人员，玄宗很满意，封他为兵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宇文融又奏请设置数名劝农判官，负责巡视全国各地，同时免除新编入户人员六年的赋调。然而这一措施并未得到合理地执行。劝农判官为了争功，施政急切又严苛，而各州县官员为了讨好他们甚至虚报户口——将已登记在册的户民充作新增定居户上报，闹得百姓不堪其扰。阳翟县尉皇甫憬向玄宗反映了这一情况，然而此时朝廷正需用钱，玄宗又正信任宇文融，宰相源乾曜、中书舍人陆坚也非常支持宇文融的工作，所以皇甫憬的上疏并未被重视，他本人反被贬职。
最后不少于八十万户人口及相应数量的漏登土地列入了簿册。这些家庭约占开元十四年(726)登记总人口（7 069 565户）的12%。当时规定，农忙季节各州县要免去一切劳役，让农民专力收获农作物；对于逃亡又重新回归原籍的流民，地方官府要派员去安抚，给他们提供从事生产的条件等。这些对推动农业生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开元十二年(724)，宇文融又拟订一个新方案。六月，玄宗下令：允许没有登记户籍的人员自首，国家会开辟出闲置的土地让他们耕种，各地官员需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征收赋税，不允许征派这些自首人员服徭役，并免除他们的一切租庸。宇文融再次被任命为劝农使去各地巡视，与当地官民协商赋役之数。这一方案似乎取得很大的成功，宇文融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将百姓聚集起来，当众宣读皇帝的命令，百姓都很感动，玄宗自己后来在诏书中亦称“老幼欣跃，惟令是从”。与此同时，宇文融也独揽大权，各地事务不论大小都要先报告给宇文融，再告知中书省，中书省的官员需等到宇文融的指示后才能进行决断。开元十三年(725)，宇文融升任户部侍郎，并开始在朝廷起重要的作用。
宇文融的括户方案对朝廷有明显的好处，增加了国家赋税，同时也维护了自耕农的利益，但这必然会打击庶族地主的利益——他们依靠大量收买土地和吸引被迫离乡背井的家庭为他们劳动，获取巨大利润。争论也有政治原因：当时的宰相张说素来讨厌宇文融，宇文融每每提出某一政策，张说总会在朝堂之上跟他激烈争论。宇文融主张用务实的制度来解决朝廷的重大财政问题，而张说力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策。
这个时期，张说和源乾曜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宇文融当然选择支持源乾曜。开元十二年(724)，张说开始占据上风，他劝说玄宗到东岳泰山进行封禅，虽然源乾曜反对，但最终玄宗接受了张说的建议，并让张说负责设计封禅仪式。此次封禅盛典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是张说的胜利，但是他也因此得罪了大量的官员。开元十四年(726)初，张说反对玄宗任用崔隐甫为御史大夫，认为他缺乏文才，遭到了玄宗的严词拒绝。御史大夫崔隐甫和御史中丞宇文融都成为了张说的死对头，而当时御史台另一位中丞李林甫正是通过宇文融的荐举才获得了在御史台的官职。如此，整个御史台都站在了张说的对立面。张九龄力促张说采取措施自卫，但张说显然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他答复道：“鼠辈何能为！”同年，张说就被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弹劾，宰相源乾曜负责审理，结论肯定是罪名确凿。张说因此被免除了宰相之职。
张说的位置被李元纮取代。李元纮是关陇贵族后裔，以廉洁和善于理财著称。他也是宇文融的支持者，主张推行新的财政政策。至此，源乾曜和李元纮担任宰相控制朝廷，宇文融、李林甫等人控制着御史台，让括户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但是很快，玄宗任命杜暹为第三个宰相。杜暹从开元四年(716)起在西域经营，成功地抵御了反叛的突骑施部和于阗国对安西都护府的侵袭，取得源乾曜和李元纮不可能获得的战功。很明显，玄宗不愿意宰相班子内部只有一个声音，结果也却如他所愿——杜暹和李元纮经常意见相左，互相攻击。
在此期间，张说在朝廷仍有影响，凡有重大问题，玄宗都会与他商议，所以宇文融和崔隐甫经常担心他会东山再起。开元十四年(726)，玄宗拟封武惠妃为后，有人上书说：“您与武氏有不共戴天之仇，惠妃怎么能当一国之母呢？民间都在说张说想依靠扶持新后上位，再度出任宰相。更何况太子不是惠妃所出，惠妃又有自己的儿子，如果惠妃成了皇后，太子要怎么办呀？”玄宗遂打消了这一念头。开元十五年(727)，宇文融和崔隐甫担心张说会再次被启用，多次上书诋毁他。在不断的冲突中，玄宗对双方都感到不耐烦，就命张说退隐，命崔隐甫回故里照顾老母，并任命宇文融为魏州（今河北、山东交界一带）刺史，负责那里的治涝和开垦计划。
开元十七年(729)，玄宗罢免源乾曜、李元纮和杜暹，以裴光庭、萧嵩和宇文融为新的宰相。这班内阁都是世家贵族出身：裴光庭是裴行俭之子，夫人为武三思之女；萧嵩是贞观宰相萧瑀的后人；宇文融为北周皇室后裔。裴光庭最为大家批评的，就是他的“循资格”的选官制度——不管能力如何，只论资排辈。他反对破格提升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人才，封闭了他们的跃升之路。与之相反，宇文融选拔人才很有眼光。他推荐宋璟为右丞相，裴耀卿为户部侍郎，许景先为工部侍郎。但宇文融性格急躁，非常自负，自称“使吾执政得数月久，天下定矣”，跟人交往的过程中很少示弱。宇文融对官僚机构最大的威胁，不是他推行括户，而是他喜欢结党营私，挑起朋党之争。
图35 唐姚州金铤。西安博物院藏。（松松发文物资料君 摄）
例如，宇文融和信安王李祎发生了激烈冲突。李祎是唐太宗的曾孙，长期担任朔方节度使，先后与吐蕃和契丹作战，均取得重大胜利。宇文融畏其权，让侍御史李宙劾奏李祎。李祎私下得知他们的计划，就通过玉真公主、高力士提前告知玄宗此事。第二天，李宙果然上朝弹劾李祎，玄宗大怒，罢宇文融为汝州刺史。宇文融当宰相才一百天就被罢免了，而他走后政府的财政问题也无人能解决。这让玄宗又想起了宇文融，便埋怨宰相裴光庭：“公等暴融恶，朕既罪之矣，国用不足，将奈何？”裴光庭不知道怎么回答，并因此开始担心玄宗会召回宇文融，便指使御史弹劾宇文融的儿子贪赃受贿。于是玄宗再次将宇文融贬职，命他任平乐县（今广西平乐县）尉。开元十八年(730)，司农少卿蒋岑举劾奏宇文融在汴州时贪污官钱巨万，宇文融被流配崖州（今海南三亚）。走到广州，宇文融一直逗留，不肯再上路，被都督耿仁忠驱赶，只得在惶恐不安中踏上南下之路，最终死在了路上。玄宗感念他的功劳，追赠他为台州刺史。
传统观点，例如司马光就认为，宇文融增加财政收入，是李隆基变得奢侈的物质基础；裴光庭“循资格”选拔官员，拔擢庸吏而才俊不进，吏治腐败，这是玄宗朝走下坡路的根源。士大夫耻于谈利，《旧唐书》对于宇文融的记载略为公平，而《资治通鉴》就对宇文融大加丑化和贬损。
四 萧嵩：从虚有其表到人生逆袭
“虚有其表”这个词，跟唐朝开元时期的宰相萧嵩有关。
萧嵩出身世家大族，是贞观朝宰相、宋国公萧瑀的曾侄孙。他的祖父萧钧，曾任中书舍人，有名于时。史籍记载萧嵩“美须髯，仪形伟丽”，娶了会稽贺晦之女贺睿，与吴郡陆象先为僚婿（江东人呼连襟为僚婿）。陆象先是宰相之子，门望甚高，他担任洛阳县令的时候，萧嵩还没入仕。宣州人夏荣会看相，对陆象先说：“陆郎十年内位极人臣，然不及萧郎一门尽贵，官位高而有寿。”听到这话的人都不太相信。
神龙元年(705)，萧嵩调补洺州（今河北邯郸、邢台）参军。这时侍中、扶阳王桓彦范任洺州刺史，非常欣赏萧嵩，以特殊的礼遇对待他。萧嵩的事业比陆象先起步晚了很多年，到景云元年(711)才担任醴泉县尉。陆象先对这个妹夫很关照，他担任中书侍郎时，引荐萧嵩为监察御史。陆象先做了宰相后，又推荐萧嵩担任殿中侍御史。
开元初年，萧嵩进入了仕途快车道，出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要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当时萧嵩的同僚崔琳、王丘、齐澣名气很大，善写文章，但萧嵩没什么学问，同事们都看不起他。《明皇杂录》记载：
玄宗尝器重苏颋，欲倚以为相，礼遇顾问，与群臣特异。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将艾，乃令草诏，访于侍臣曰：“外廷直宿谁？”遂命秉烛召来。至则中书舍人萧嵩，上即以颋姓名授嵩，令草制书。既成，其词曰“国之瑰宝”。上寻读三四，谓嵩曰：“颋，瑰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为刊削之。”上仍命撤帐中屏风与嵩，嵩惭惧流汗，笔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时，必当精密，不觉前席以观。唯改曰“国之珍宝”，他无更易。嵩既退，上掷其草于地曰：“虚有其表耳。”
玄宗让萧嵩起草任命苏颋为宰相的诏书，萧嵩用了“国之瑰宝”这个词，而苏颋的父亲叫苏瑰，为了避讳，玄宗让萧嵩重拟。结果萧嵩熬了半天仅仅改成了“国之珍宝”。等萧嵩离开，玄宗说他是虚有其表。
萧嵩虽然没有文才，但有吏干。宰相姚崇认为萧嵩能办事，所以对他很是照顾。在姚崇的帮助下，萧嵩离开中央到地方担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刺史，后来又进入中央，任尚书左丞、兵部侍郎——兵部是姚崇的地盘，姚崇曾长期担任兵部尚书。
直到开元十五年(727)，萧嵩终于有了展示才华的机会，迎来了人生的辉煌时刻。当时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和烛龙莽布支攻陷了瓜州，杀死凉州刺史田元献和河西节度使王君?的父亲，毁城而去，不久王君?在巩笔驿被回纥诸部杀死，河、陇震骇。玄宗以萧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管理凉州事务。萧嵩请求让裴宽、郭虚己、牛仙客做他的幕僚，又请求让建康军使、左金吾将军张守珪任瓜州刺史，修筑州城，招集百姓逐步恢复生产，慢慢稳定局势。当时悉诺逻恭禄威名远扬，萧嵩使了反间计，言其与唐朝潜通，吐蕃赞普（藏王的称号）立刻将他召回诛杀。
开元十六年(728)，吐蕃再次发兵，吐蕃大将悉末朗率兵再次进攻瓜州，张守珪领军将其击退。陇右节度使、鄯州都督张志亮率兵至青海西南方的渴波谷，与吐蕃交战，一举击败吐蕃军队。萧嵩又遣副将杜宾客率弩手四千人，与吐蕃战于祁连城下，从早晨打到傍晚，吐蕃大溃，伤亡很大，唐军还临阵斩其副将一人。吐蕃军散走山谷，哭声四起。战果报到长安后，玄宗大悦，加萧嵩同中书门下三品。
开元十七年(729)，玄宗对原有的宰相班子源乾曜（侍中）、杜暹（黄门侍郎）、李元纮（中书侍郎）非常不满，于是决定改组：任命萧嵩为兵部尚书兼中书令；宇文融为黄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百日后宇文融倒台，接下来的四年均由萧嵩和裴光庭执政。
从开元十四年(726)燕国公张说罢中书令后，这一职位空缺了四年，直到萧嵩上台执政。萧嵩不但担任宰相，还常常遥领河西节度使，兼任集贤殿学士、知院事，可谓尊崇无比。他的儿子萧衡娶了玄宗的女儿新昌公主，萧嵩夫人贺氏入宫觐见，玄宗称呼她为亲家母，礼仪甚盛。不久玄宗又进封他为徐国公。萧嵩很会讨玄宗欢心。他发明了索扇礼，就是在天子上朝前准备两把羽扇，遮挡住皇上的身姿，等皇上落座后才去扇，起身则又以羽扇遮蔽，以此彰显皇帝威仪。
裴光庭与萧嵩两个人也斗争得很厉害。裴光庭病死之后，玄宗委托萧嵩选择新宰相，萧嵩推荐了韩休，以为韩休性格温和、好控制。没想到韩休担任宰相后，和宋璟一样刚正不阿，丝毫不念旧情，常与萧嵩在皇帝面前争辩。宋璟都忍不住赞叹：“不意韩休乃能如是！”
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开元二十一年(733)，有人对玄宗说：“自从韩休当了宰相，陛下都比以前瘦了，为什么不罢免他呢？”玄宗解释道：“我虽然瘦了，天下百姓必定会长胖。萧嵩向我汇报工作时常会顺着我的心意，而韩休却会和我据理力争，有韩休我才能睡得安心。”玄宗的态度如此，萧嵩应该也很清楚自己争不过韩休，干脆以退为进，直接请求退休。玄宗安慰他说：“朕未厌卿，何庸去乎？”萧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极，幸陛下未厌，得以乞身。有如厌臣，首领且不保，又安得自遂？”说罢痛哭流涕。玄宗也一时动容：“卿言切矣，朕未能决。弟归，夕当有诏。”不一会儿高力士就来宣读诏书：“朕将尔留，而君臣谊当有始有卒者。”玄宗授萧嵩尚书右丞相，跟韩休一起被罢职。当天，荆州进贡了黄柑，玄宗用紫帉包裹好赐给了萧嵩。（此事只见于《新唐书》。宋时有“传柑”的风俗：上元夜，贵戚会赠送近臣以黄柑。《新唐书》或据此而补，暗示萧嵩仍受信任。）玄宗又拔擢其子萧华担任给事中，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前中书侍郎张九龄重新担任中书侍郎（当时正为母亲服丧），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取代韩休、萧嵩执政。
图36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银盘为六曲葵花形，盘心饰隐起飞廉纹，飞廉纹作鼓翼扬尾、偶蹄双足、牛首独角、鸟身凤尾的动物形象。（动脉影 摄）
开元二十四年(737)，萧嵩升任太子太师。开元二十七年(740)，幽州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张守珪因为贿赂宦官牛仙童事发，被贬为括州刺史。玄宗令杨思勖杖杀了牛仙童。萧嵩曾贿赂过牛仙童，李林甫这时要当宰相了，逮到机会想要赶走萧嵩，就揭发了此事，萧嵩被贬为青州刺史。但玄宗很快又追拜萧嵩太子太师，萧嵩还是请求退休。
萧嵩喜欢炼制丹药，罢相之后，在林园种各种药材，平时就靠炼丹药来消遣。他的儿子萧华时为工部侍郎，萧衡凭借驸马的身份位居三品，萧嵩老了以后还被儿孙们赡养了十余年，家财丰赡，衣冠华美。天宝八载(749)，萧嵩去世，年八十余，被追赠开府仪同三司。
相对唐朝很多大臣来说，萧嵩一生非常顺当。就像最初算命先生说的那样“萧郎一门尽贵，官位高而有寿”，萧嵩的家族在唐朝出了八代宰相，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无二例。
萧嵩的儿子萧华于天宝末年转任兵部侍郎，乾元二年(759)出任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继承了徐国公这一封号，后又担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宦官李辅国独掌禁兵，仗着自己受宠行事嚣张，甚至要求做宰相，怂恿宰臣裴冕等推荐自己，萧华坚决不答应，惹恼了李辅国。肃宗生病的时候，李辅国矫诏罢免了萧华相位，让他任礼部尚书，引荐元载代替萧华。肃宗死后，代宗还在服丧，元载便按照李辅国的指示，贬萧华为硖州（今湖北宜昌）员外司马，萧华最后死在了那里。萧衡的儿子萧复是德宗朝的宰相。萧华有两个儿子萧恒、萧悟，而萧恒的儿子萧俯是文宗朝宰相；萧悟的儿子萧仿是懿宗时的宰相。《新唐书》赞曰：
梁萧氏兴江左，实有功在民，厥终无大恶，以浸微而亡，故余祉及其后裔。自瑀逮遘，凡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五 裴耀卿：从此不再回洛阳
裴耀卿跟宇文融一样，是一位财臣，或者叫计相。他最大的功绩是改革全国的漕运系统。
长安作为帝国首都，主要的软肋在于关中经济圈无力支撑百万人口级的都城的日常所需，而漕运成本高得惊人。所以隋唐帝国除了西京长安以外，还以洛阳为东都。一旦出现粮荒，皇帝会带着大批臣民到洛阳“就食”，甚至有“逐粮天子”的说法。但是经过裴耀卿的改革，长安的粮食供应得到了彻底解决。
裴耀卿出身官僚世家，最为官场瞩目的是他跟相王府的渊源。根据史料记载，他从小就很聪慧，小小年纪就能作文章，后来考中童子科，约二十岁时担任秘书正字，很快进入相王府工作，担任王府典签。睿宗当时非常看重裴耀卿，令他与王府掾丘悦、王府文学韦利器轮流值班，以备顾问，府中称之为学直。这一资历是他后来仕途通达的重要因素。睿宗即位之后，拜裴耀卿为国子主簿；开元初年就已升任长安令。在他任职的两年中，赏罚适宜，对待百姓刚柔并济，在他调任后，长安的百姓都十分思念他。此后裴耀卿还担任了济州、宣州、冀州刺史，皆有善政。开元十七年(729)，经宇文融的荐举，裴耀卿被任命为户部侍郎，进入中央。不过宇文融很快被贬黜，裴耀卿似乎并没有到任，开元二十年(732)，裴耀卿转任京兆尹。
此后裴耀卿开始崭露头角，陆续提出重要的经济政策。在他担任首都长官的时候，连绵大雨让庄稼毁于一旦，京城的粮价飞速攀升。玄宗在前往洛阳“就食”之前，单独召见裴耀卿询问救济百姓之法。裴耀卿提出了“从东都更广漕运，以实关辅”的建议，他分析道：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禀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脚，无由广致。若能开通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望沿流相次置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