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耀卿的解决办法非常巧妙：其核心是粮食分段运输——本地人自然更了解当地的水系详情。先由各地出力统一将粮食运到洛阳，再在河口设置粮仓，各地船只可在此卸货离开。此前由于江南人不熟悉黄河水路，于此路段长时间逗留，导致粮食被盗时有发生。接着由官府接棒，雇船沿黄河、洛水将粮食运进关中。另外，还可以开通陆路运输渠道加以配合。黄河三门峡段水流湍急且河道狭窄，完全可以在河边山上开辟车道，只需数十里便可达太原仓（今河南三门峡），再经渭水即可送入关中，如此可大大降低粮食运输时间，减少损耗。
玄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以裴耀卿和张九龄代替韩休和萧嵩为相，裴耀卿同时还兼任江淮、河南转运使，负责改革漕运系统。在裴耀卿的统筹下，三年内共运粮七百万石，节省了三十万贯的运费。有人建议裴耀卿将这些钱献给玄宗来换取荣宠，裴耀卿严词拒绝：“此盖公卿盈缩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宠也。”并奏请将这笔钱用于和籴（政府低价收购粮食贮存，以备饥荒等灾祸）。开元二十四年(736)，朝廷从洛阳迁回长安，此时关中的粮食储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足，从此以后唐朝皇帝再也没有出现过去洛阳就食的情况。
裴耀卿出身贵族，又是宇文融特别欣赏和推荐的财政官员，且较之更为务实、刚正。张九龄则是张说的“继承人”，强调文学、礼仪和道德伦理。但是他们两人并没有如宇文融和张说那般成为敌人——张九龄的死对头是更加显眼的李林甫。
六 张九龄：诗人的才干与才华
即便没有听过张九龄，你也肯定会知道那首望月诗，其中一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很多人说张九龄是岭南第一宰相。张九龄(673—740)，字子寿，一名博物。曾祖张君政当过韶州（今广东韶关）别驾，留在了当地，成为曲江人。张九龄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敏，很会写文章，十三岁的时候写了封信给当时的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大为赞赏，说：“此子必能致远。”之后张九龄进士及第，考中道侔伊吕科（吏治类科目）乙等，拜校书郎。玄宗在东宫挑选天下文藻之士，亲自出题，张九龄的答辩非常优秀，升职为右拾遗。
张九龄以文学见长，对儒家经典很熟悉，先后负责过多次吏部选拔人才的工作，所有人都觉得他做事公平。开元十年(722)，张九龄三迁司勋员外郎（属吏部，主要负责审定功绩、授予官员告身等）。当时张说为中书令，很欣赏张九龄，因为两人同姓，就干脆根据族谱和张九龄认了亲戚。张九龄常对人说张说“后来词人称首也”。张九龄视张说为自己事业上的楷模，在各方面都追随张说，但两人性格完全不同。张说趁玄宗封禅泰山破格提拔自己人，以及处处针对宇文融时，张九龄都曾劝其小心行事，然而张说不予理会。开元十一年(723)，张九龄为中书舍人。不久张说罢相，张九龄亦被贬为太常少卿，很快出为冀州刺史。张九龄以母老在乡，而河北路途辽远为由，上疏请求将任所换到江南，希望可以常回家看望母亲，玄宗对他大加称赞并答应了这一请求，改命他为洪州都督，很快又转任桂州都督，仍充岭南道按察使。玄宗也任命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章、张九皋为岭南道刺史，让他们在节日之时，都能回去看望母亲。
张说虽然被罢相，但影响力还在，尤其在文学方面。张说任集贤院学士的时候，曾推荐张九龄为学士；张说去世后，玄宗就召拜张九龄接替这一职务。张九龄经常会在私底下向皇上陈述己见，建议多被采纳。不久张九龄因母亲去世而去职丁忧，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服丧还未结束就被召回，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升任中书令，裴耀卿升任侍中，这意味着他们相位的稳固。但是同时玄宗又增加一个新的宰相李林甫，他的官职是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从资历上说，他比张九龄和裴耀卿要低一点。李林甫得到了宇文融、裴光庭、韩休的支持。在史书中，李林甫被反复抹黑，说他得到相位，是因为托了武惠妃的关系，甚至说他跟裴光庭的妻子有私情等。但是毫无疑问，李林甫的才干几乎得到了前任宰相群体的一致认可。
在这个三人宰相班子中，张九龄和李林甫围绕着很多问题都发生了冲突。裴耀卿专心漕运，有时候支持张九龄，有时候支持李林甫。在施政方面，张九龄强调道德、礼仪、文学，在选拔官员上，倾向于有文学造诣和学术成就的官员；李林甫擅长吏治，对行政运作和制度建设有自己的一套。在个人品性上，张九龄固执、难以相处，李林甫则是有名的口蜜腹剑。
即便张九龄跟李林甫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是在任内还是积极尝试了很多重要改革。比如通货膨胀问题。因为钱币短缺，张九龄建议玄宗准许私人铸造钱币。这一建议遭到了众多大臣以及两位宰相李林甫、裴耀卿的反对，他们认为铸币权不能开放，否则会造成劣质钱币泛滥，导致一部分对皇权有威慑力的人同时拥有经济实力，削弱皇帝对国家的掌控力，张九龄最终只好放弃。再如改进地方管理。开元二十一年(733)，唐朝将全国的区域划分由原先的十道改为十五道，对江南道、山南道等较难管理的地区进行更细致地划分。次年年初，张九龄就上书建议废除凭资历升职的旧制，延袭之前十道按察使之例，设置十五道采访使，并对其具体职能做出了更详细的规定，方便中央政府更有效掌控地方，如核查户籍、管理农田、教化百姓、救荒、监督地方官员工作等。李林甫则针对财政制度提出了改革。开元二十四年(736)，时任户部尚书的李林甫发现各项税收的申报流程、文书极其繁琐，核实起来非常困难，其中还存在大量贪污腐败的现象，因此呈送玄宗《长行旨符》，对原有的财政制度进行简化。如此一来，全国各地均按照此规定办事，而户部每年只要将各地的税额呈报给皇上，获得批准后再向各地颁布具体的数额及措施，各地可根据自身情况更合理地安排纳税工作。在三人宰相班子任期内，还进行了科举制度改革。开元七年(719)，玄宗下诏准许各州学校中二十五岁以下的学生，以及八品以下官员的孩子和未满二十一岁的百姓，不管是通一经还是不通经，只要聪慧有文采、懂史学，都可以进入国子监四门学就读。开元二十四年(736)，有一名进士侮辱主考官考功员外郎李昂，舆论认为员外郎的职位太低，不能服众。不久玄宗就下敕，让礼部侍郎负责科举考试，从此科举考试脱离了吏部的选拔程序。这两项变革使得考试更加的公平合理。
但张九龄跟李林甫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事件上：
第一，杨万顷被杀案。
开元二十三年(735)，洛阳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杀人案——一对年幼的兄弟杀了监察御史杨万顷。这对兄弟的父亲是原嶲州（今四川西昌市）都督张审素。张审素一直驻守边疆，于开元十七年(729)“攻破蛮，拔昆明城及盐城，杀万人”。开元十九年(731)，张审素被举报冒领战功、私下佣兵。玄宗知道后便派监察御史杨汪前去审查。杨汪还在路上的时候，被张审素的总管董堂礼带领七百名士兵包围，董堂礼先杀了举报人，又胁迫杨汪为张审素申冤：“善奏审素则生，不然则死。”很快周边军队赶来杀了董堂礼及其党羽，杨汪逃到益州（今四川成都）后上奏张审素谋反，很快张审素就被抄家处斩。依照当时的法律，谋反者家中十六岁以上的儿子应处以绞刑，而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瑝、张琇因为年纪尚小，被流放到岭外。
两个孩子没多久就逃了回来，隐匿了踪迹。杨汪则逐渐升迁为殿中侍御史，并改名为杨万顷。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在长安城内杀了杨万顷。张瑝虽然年长，但谋划、动手全由张琇一人包办。两人在斧头上挂了一份表状，说是为父报仇的状纸，然后奔向江南，还想杀了和杨万顷共同构陷其父的人，逃到汜水（今山东曹县北）时被抓获。
此案的焦点主要是情理和法令哪个为先。张九龄认为张氏兄弟犯罪是情有可原，应被宽大处理；裴耀卿、李林甫则持反对意见，在他们看来宽恕杀人犯就是破坏国法。玄宗也认同裴耀卿、李林甫的建议，他对张九龄说：“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由此可见，张九龄偏重儒家礼仪伦理，与李林甫更重制度、法律的观念完全不同。
第二，皇位继承人问题。
武惠妃虽然没能被立为皇后，但享受的是皇后的待遇。她的儿子寿王深受玄宗宠爱，甚至超过了太子。武惠妃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取代太子成为皇位继承人，她很快就得到了政治嗅觉灵敏的李林甫的支持。玄宗在潜邸时的宠妃赵丽妃、皇甫德仪与刘才人，分别生下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妃因武惠妃得宠相继失宠，而太子又因母亲失宠心怀怨恨，和另外两位皇子私下喝酒时大发牢骚。武惠妃之女咸宜公主的驸马杨洄一直暗中关注着太子，听说三位皇子酒后失言，立刻报告岳母。武惠妃借机状告太子结党，玄宗闻言大怒，立即召宰相商议废太子之事。张九龄以“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为由劝说玄宗打消这一念头，玄宗听了很不高兴。李林甫当面不言，退朝后却和玄宗宠幸的侍从宦官们说：“家事何须谋及于人？”武惠妃事后私下派人传话给张九龄，希望能获得他的支持。但是张九龄拒绝了武惠妃的建议，并且向玄宗做了举报，玄宗很感动，在张九龄罢相前都未再提起此事。
在继承人问题上，张九龄貌似占了上风，但是他性格刚直，不像李林甫一般圆滑，多次直谏冒犯玄宗，逐渐失去了玄宗的信任。此后李林甫抓住机会时常在玄宗面前揭其短处，玄宗逐渐疏远了张九龄，最终还是自断“家事”，下定决心铲除了原先的太子。
第三，功臣入相问题。
张九龄认为施政权应保留在像他那样的士大夫手中。他既反对从胥吏出身的人中选拔官员，更反对任命立下大功的军事将领为宰相。其实出将入相是玄宗时代的规矩，除了代表道德文学礼仪的宰相、代表行政财政实务的宰相，宰相队伍中通常还有战功卓著的将领，比如薛讷、王晙、萧嵩等。这是朝廷和边防军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手段。也因为这个政治传统，现任宰相对立下大功的将领往往保持警惕，张九龄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比如张守珪在对吐蕃和契丹的战争中功勋卓著，玄宗想任命他为宰相，张九龄谏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玄宗说：“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可乎？”张九龄回答：“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玄宗于是作罢。
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又开始赏识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牛仙客在节度使任上功勋卓著，军政都做得很好。李林甫觉得自己没有学问，张九龄的文采比自己好，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玄宗派人核查后，发现牛仙客的功绩属实，非常高兴，决定任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坚决反对，认为唐朝旧制，尚书“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而牛仙客只不过是一介边将；玄宗退一步，要给牛仙客加实封，张九龄又说不可，觉得牛仙客所谓“实仓库，修器械”的功绩只是分内之事，给一些金帛赏赐即可，不应该给予他尚书这么高的职位。玄宗听了没有说话，李林甫很懂玄宗的心理，趁机劝说：“牛仙客有当宰相的才能，当个尚书又有何难！张九龄不过是个书生，不识大体。”玄宗很高兴，坚持要给牛仙客加实封，张九龄固执如初。玄宗大为光火，认为张九龄屡次以牛仙客出身低微为由反对此事非常虚伪，随即讽刺张九龄也不是出身高门：“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张九龄直接表露出自己对没有文化的将士的不屑：“仙客边隅小吏，目不识书。”李林甫退朝后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写文章）！天子用人，有何不可！”
和擅长投机的李林甫完全不同，张九龄极其遵守内心的原则，且拥有身为文人的自尊和骄傲。他其实和牛仙客本人没有私仇，只是看不起其低微的边吏身份。他还曾给牛仙客的父亲撰写过墓志，并在文中盛赞牛仙客。
开元二十四年(736)，朝廷因关中粮食问题而暂迁洛阳。玄宗本打算明年初返回长安，恰好此时宫中“有怪”，玄宗立刻召来宰相商议提前回京。张九龄和裴耀卿表示反对，认为此时回京会影响粮食收获，李林甫猜中了玄宗的心思，私下表示东西两京就是玄宗的宫殿，来去不用挑时间。如果担心妨碍收获粮食，可以免除所经之地的赋税，最后玄宗接受了李林甫的建议，当年就返回了长安。紧接着就发生了严挺之事件，李林甫集团和张九龄集团发生正面冲突。
李林甫引亲信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文化程度不高，曾对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伏腊”为“伏猎”。严挺之对张九龄吐槽：“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由是萧炅被赶出京城担任岐州刺史，李林甫因此记恨严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好，想要推荐严挺之当宰相，私下里对严挺之说：“李尚书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门，与之款昵。”希望严挺之能跟李林甫搞好关系，争取其支持。严挺之鄙薄李林甫的为人，不愿去拜访，李林甫恨之益深。严挺之离婚后，前妻改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因贪污被三司拘押审问，严挺之为他求情。李林甫趁机派人进宫向玄宗告发。玄宗问宰相们：“为什么严挺之要为罪人求情？”张九龄回答：“元琰之妻是严挺之的前妻，中间并没有什么私情。”玄宗说：“就算离婚了还是有关系的。”玄宗又想起之前的事情，认为裴耀卿、张九龄结党蒙蔽自己，于是让裴耀卿为左丞相，张九龄为右丞相，二人一起罢政事；又让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领朔方节度如故。严挺之则被贬为洺州刺史，王元琰流放至岭南。
张九龄虽然被罢宰相，地位还是很崇高。他是文学之士，非常有风度，玄宗对他念念不忘。之后宰相每次推荐官员时，玄宗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张九龄当宰相时，引荐过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周子谅因弹劾牛仙客时引用图谶，惹恼了玄宗，在朝堂上就令人暴打周子谅，等他从昏迷中苏醒后，又施以杖刑，后流放到瀼州（今广西上思），走到蓝田时就去世了。李林甫上书说周子谅为张九龄所荐，于是张九龄被贬官为荆州长史，很快就病死了，年六十八，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
张九龄曾告诫过玄宗安禄山有狼子野心，在历史叙述中，一度被视为很有远见。范阳节度使张守珪的副将安禄山在讨伐奚、契丹的战争中因冒进而战败。张守珪本已奏请斩杀安禄山，但行刑前被安禄山一句“不欲灭奚、契丹邪”劝住，又很惋惜安禄山的骁勇，就将安禄山押送回京，请朝廷审理。张九龄奏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珪军令必行，禄山不宜免死。”可见，张九龄支持诛杀安禄山，是出于维护将领威严、稳定军心的考虑。但玄宗要特赦安禄山，张九龄又说：“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玄宗说：“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最后还是放了安禄山。如果从倒放电影的角度来看，张九龄确实很有远见，但此时距安禄山造反至少还有二三十年，坚持将安禄山处死只是张九龄的一贯作风。
多说一点
纵观开元时期的宰相，共19位，平均任期不过三年，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源乾曜和李林甫，前者在位共九年九个月，后者则掌权长达十八年之久。
为什么开元朝大部分宰相都干不太长久呢？黄永年先生提出了两点原因：一是开元前期，新政权初建，有志之士喷涌而出，多方竞争的关系中很难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因此直到中后期才出现了李林甫这样的人物；二是玄宗登基时正值壮年，经历过多次政变，既熟悉朝廷人物关系，也有精力处理复杂的政事，宰相们之间的竞争关系让他们将彼此的弱点统统暴露在玄宗的眼皮之下，这对于当时的玄宗来说，是一个巩固大权、掌控政局的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