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信仰世界也丰富多彩。佛教是唐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佛教经唐朝向周边传教，唐朝成为日本和朝鲜半岛佛教的母国。除了佛教之外，景教、摩尼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相关内容的传入，也给唐文明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粟特人，进入中国，融入中国，在中国文明发展脉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一 长安城的十字架
早在唐太宗时期，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就到了长安。这个教派叫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在唐代被叫做景教。
聂斯托利派的开创者是叙利亚人聂斯托利(Nestorius)。428年，聂斯托利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遭到亚历山大宗主教区利罗(Cyrillus)的猛烈抨击。431年，以弗所公会议召开后，聂斯托利被裁定为异端，被革除主教职务，驱逐出教会。四年后，他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逐出国境，最终客死埃及。聂斯托利受到的指控有二：一是主张基督二性（神性和人性）二位说，将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一分为二，其神性依附在人性上；二是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了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的“天主之母”(Theotokos)。1539年，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他撰写的《宗教会议及教会论》(Von den Konzilli und Kirchen)中为聂斯托利做了辩护。19世纪末，聂斯托利本人的著作《荷勒克拉斯的市集》(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被一名叙利亚教士发现，在书中聂斯托利否认了以弗所公会议给予的罪名，并为自己的观点做了解释。1994年，东方亚述教会和天主教会签署《在天主教会与东方亚述教会之间的共同基督论声明》，解除两派彼此之间的嫌隙。可以说，聂斯托利派被正统基督教会当做异端对待了一千五百年。
为了逃避罗马教会的迫害，聂斯托利派的信徒往东逃亡，在波斯境内与亚述教会结合，并于498年前后在波斯建立了独立的叙利亚教会（其信徒因大多聚居于古亚述帝国和迦尔底亚·巴比伦故地，故又称其教会为亚述教会或迦尔底亚教会），初以塞琉西亚-泰西封(Seleucia-Ctesiphon)为大主教总部，后移至巴格达城(Bagdad)。以波斯为中心，聂斯托利派继续向东传播至中亚，至六世纪末，已盛行于突厥、康居等，进而进入中国的新疆地区，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很多景教东传的证据。有学者据《洛阳伽蓝记》中“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一句，指出佛教未曾传入东罗马，这里说的大秦国“沙门”应是混迹于洛阳佛寺的景教徒。因此很可能，早在6世纪，聂斯托利派的教士就已经到了北魏的首都洛阳。目前对于聂斯托利教明确的中文记载，最早出现在《唐会要》。据载，唐贞观十二年(638)七月，来自波斯的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阿罗本已在长安开始了传教事业，并被准许建大秦寺一所。
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最初被称为“波斯经教”“大秦教”，后定名为景教，大概是取其“日大光明”之意。“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的活动中心在萨珊波斯帝国境内，在进入中国前已有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拥有独立而完善的宗教传统。在制度上，坚持主教、牧师等神职人员等级分明；在教派上，突出修道院的特色；在语言上，执着于叙利亚语(Syrisch)创作；在文献上，限定叙利亚语的《新约》作为神学经典；在财产上，保证地方主教拥有绝对支配权；在建筑上，保持教堂组成一个教区的特征；在仪式上，保持全年繁多的礼拜；在行礼上，必向东方敲响木铎为号；在婚姻上，允许牧师娶妻生子而主教必须独身；在祈祷时，必须唱歌咏乐赞美《诗篇》(Psalms)。”
景教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跌宕起伏了两百年，它的命运和唐朝的历史关系密切。明末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近年出土的洛阳景教碑和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一批汉文景教文献，为世人揭开了这一古老东方基督教会的神秘面纱。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元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贞观九年(635)，景教传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太宗派房玄龄迎于西郊。太宗了解了一些景教的基本教义，允许其教授教义。阿罗本翻译了很多教内经典。如今存唐写本《序听迷诗所经》中有耶稣诞生的故事：“天尊当使凉风向一童女，名为末艳，凉风即入末艳腹内，依天尊教。当即末艳怀身。末艳怀后产一男，名为移鼠，父是向凉风。”可见当时对原典中一些专名的翻译明显带有“中国特色”，如将上帝译为“天尊”，“圣灵”(Holy Spirit)译为“凉风”。甚至将“耶稣”译为“移鼠”，圣母玛利亚译为“末艳”，遣词用字间略显一丝不敬。
贞观十二年(638)秋七月，太宗关于景教专门下了道诏书，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委。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唐太宗认为景教教义有利于人民，于是下诏颁行天下，允许景教在唐朝传教，并在长安的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把景教东传拔得很高，称“宗周德丧，青驾西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把景教东传与老子去西方化胡相提并论。
图42 大秦景教石经幢。2006年于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城角村出土，洛阳博物馆藏。其上刻有十字莲华纹等图案。（路客看见 摄）
景教的传教士非常灵活，“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他们将太宗的真实肖像转摹于寺壁，非常有东方特色。高宗对景教也十分推崇，下令天下各州都可以建立景教教堂，把阿罗本封为镇国大法主。当时景教在整个唐帝国境内非常流行：“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全国超过一百个城市都有景教寺。
延载元年(694)，武三思与四夷酋长用铜铁在洛阳营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立在端门之外。这根八棱铜柱直径超过三米，高三十余米，柱身围绕着蟠龙、麒麟。天枢形制应带有一些波斯风格。据墓志信息，波斯人阿罗憾、高丽人高足酉均参与了天枢的建造，应是“四夷酋长”之二。天枢由阿罗憾“召诸蕃王”建造而成，为中西合作所制。开元二年(714)，天枢被捣毁，我们如今已无法再见其原貌，但山西虞弘墓中八棱石柱和洛阳景教经幢的出土，或可略作参考。
景教在传教体制上的困难是，按照聂斯托利派的规矩，中国教区的主教必须由叙利亚东方教会宗主教(Patriarch)派遣，尽管有丝绸之路相连，但因战事、封关、灾难等原因而导致联络中断经常发生。例如，巴格达城宗主教哈南宁恕(Hananishu)于大历十三年(778)去世，三年后刻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仍然以叙利亚文和汉文两种文字提及他。其中叙利亚文意为“于众父之父卡托利科斯牧首摩哈南宁恕主事之时”，汉文则为“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显然”哈南宁恕于数月前去世的消息尚未传到长安。
在唐朝，仍是佛教与道教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宗教难免会遭受些许排斥。
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
武则天时期，有些放纵的佛教徒，如薛怀义之辈，甚至公开排挤其他教派，景教也受到了压力。一直到玄宗上台，情况也未好转。这时“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网，俱维绝纽。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法栋暂桡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为了传教，景教的传教士积极与上层政治人物搞好关系。他们请玄宗的五位兄弟亲临景教寺院建立神坛；开元时期，还有传教士成功治愈了玄宗长兄李宪的疾患，景教逐渐得到了亲王们的加持。
“大德及烈”是当时景教主教Gabriel，他颇有制造机械的天赋，曾于开元二年(714)与岭南市舶司周庆立一起“广造奇器异巧”，之后及烈又代表波斯朝贡，于开元二十年(732)被奖赏了一件紫袈裟——紫色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的颜色。隋唐时期，波斯一直与唐朝保持着海上贸易，广州是波斯人进入唐朝的门户，岭南也成了唐时景教徒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大历时期(766—779)的景教徒李素就一直生活在广州，后由于擅长天文历算被召入长安，担任皇家最高天文机构司天台首脑。景教徒继承了部分希腊文化，如及烈擅长机械制造，给高宗治病的秦鸣鹤精通医术。李素很可能十分精通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故而在印度籍司天监瞿昙譔去世后接替了他的职位。此外，李素很可能还翻译了一些希腊波斯系天文著作。
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睿图……三载(744)，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于是天题寺榜，额戴龙书。
景教传教士为了与唐皇室搞好关系，还在教堂内供奉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代皇帝的肖像。主教佶和亲自率领十七名景教士到兴庆宫为玄宗举行礼拜仪式，并请玄宗亲笔题写寺门匾额。
建中年间，景教出现了一个大人物——主教伊斯(Issu)，他在安史之乱中参与了平叛，是郭子仪的心腹。伊斯“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玉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在安史之乱中，伊斯积极为郭子仪出谋划策，成为其“耳目”“爪牙”，随从郭子仪四处平叛立下大功，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并赐紫袈裟一件，以彰显荣耀。伊斯成为了当时最有名望的景教徒，因此由他负责雕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才能立于长安。正因为伊斯在劫难之时选择效忠李唐，此后几代帝王都对景教心存感激：肃宗上台后，在灵武等五郡重立景教寺；代宗还会在生日当天给大秦寺赐天香，给景教徒赐宫廷美食，待遇与佛教徒相等。
唐代景教徒对聂斯托利派教义的翻译，大量使用儒家、道家和佛教的词汇“格义”，其中对道教概念、语言模式和经文格式的袭用尤为明显，充满了浓厚的道教色彩，但其对基督教经典的阐释是基本符合正统教会的教义的。“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批景教遗书：《序听迷诗所（诃）经》《一神论》《宣元本经》《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大圣通真归法赞》《三威蒙度赞》《尊经》等。编号为P3847的敦煌遗书《三威蒙度赞》《尊经》为法国人伯希和所获，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其余为李盛铎旧藏的敦煌景教文献，一直以来秘不示人，仅有抄录文字流传，后部分文献流入日本，现今已陆续发表，其中被称为‘富冈文书’的《一神论》和‘高楠文书’的《序听迷诗所经》已被学界认定为原经的精抄赝品，而‘小岛文书’的《宣元至本经》和《大圣通真归法赞》则被学界认定为近人的伪作，并非景教文献。2006年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经幢，所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残经，可与敦煌本《宣元本经》合校，也证实了敦煌本《宣元本经》作为唐代景教文献的真实性。”
景教在翻译原典时使用的佛教词汇有善缘、恶道、果报、前身、功德、具戒、受持、世尊等，道教词汇有天尊、上德、三才、至言、真宗、真经、开劫、中民、真道、元吉、无方等。对比来看，景教更偏向袭用道教语词来阐释教旨，如将作为造物主的上帝译为“天尊”或者“匠帝”，将教堂泛称为“寺”，将主教比附为“大德”，将牧师统称为“僧”。《尊经》中，景教甚至如此表述对三位一体的理解：“妙身皇父阿罗诃（耶和华），应身皇子弥施诃（弥赛亚），证身卢诃宁俱沙（圣灵），已上三身同归一体。”
“儒家内圣之学鼓励通过修身养性，人人可以成为圣人；佛教般若学讲究‘我佛一体’‘有心即佛’，人人可以成佛；道教老庄玄学强调‘三无三忘’‘天人合一’，人人可以成为真人。基督教虽也注重自身赎罪，但信徒仅仅是上帝和基督的仆人、羔羊（经常是迷途的羔羊），不是人人皆可为基督，至多通过赎罪，获得上帝或外在神灵的拯救。”唐人舒元舆就瞧不起摩尼教、景教、祆教，称“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武宗会昌灭佛时，也殃及景教，景教自此渐渐绝迹了。宋朝时的中国变得极为内向，不复有唐朝这种开放包容的气象。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期传播在此时宣告结束。基督教重新传入中国，还要等到一千年以后。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德宗建中二年太蔟月七日（781年2月4日）由主教伊斯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身正面刻着的颂文共有1 780个汉字和数百个叙利亚文单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被誉为“世界四大碑刻”之一（其它三碑为：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米沙石碑及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太阳历石碑）。明朝天启五年(1625)，有人在西安西郊掘出这块石碑。当时西方各国传教士得知此事，争相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清朝末年，碑石曝露于荒野。1891年，总理衙门汇出一百两银子以加强对石碑的保护工作，但到陕西时只剩下五两，只能筑一瓦轮遮盖之。清朝官吏的无能助长了欧洲人的贪欲。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何乐模(Frits Holm)打算出三千两白银买下此碑，并将其运往国外。收藏家方药雨将此事透露与罗振玉，罗氏立刻转告给时任学部尚书的荣协揆，荣协揆立刻让陕西巡抚曹鸿勋制止此事。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猷君因擅长英语，被派去与何乐模协商，最后何乐模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他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1907年，陕西巡抚为保护石碑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藏入西安碑林。
二 一直被镇压的摩尼教
摩尼教(Manichaeism)又称作牟尼教，3世纪时由一个叫摩尼的人创立。摩尼出身一个犹太化的基督教异端厄勒克塞派（Elcesaites，即净洗派）家庭——这个派别相信每天在河里洗澡可以洗去罪恶，得到拯救。如今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还有洗澡派(mughtasilah)，他们必须居住在河边，以便在流水中举行浸礼。从源头上说，摩尼教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后来摩尼受到天使的启示，脱离了净洗派，创立新宗教。从一开始，摩尼的路线就是世界主义的精神，希望创造一个海纳百川的宗教。他认为：
我已选择的宗教要比以往的任何宗教胜十筹。其一，以往的宗教局限于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而我的宗教则不同，它将流行于每个国家，它将采用所有的语言，它将传及天涯海角。其二，以往的宗教只有当其有纯洁的领袖时才得以存在，而一旦领袖去世了，他们的宗教亦就将陷于混乱之中，其戒律及著作亦就遭到忽视。但（我的宗教）却由于有活的（经典），有传教师、主教、选民和听者，由于有智慧和著作，将永存到底。
在西方建立教会的，其便不到东方；选择在东方建立教会的，就没有到西方。……而我则希望既到西方，亦到东方。东西方都将听到我的使者用各种语言发出的声音，我的使者将在所有的城市中宣明自己的教义……我的教会则遍布于所有的城市，我的福音将传遍每个国家。
摩尼教的根本教义是“二宗三际”。“二宗”指光明与黑暗这两个对立的基本要素(Principle)；“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即“二宗”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段中的不同表现。这与琐罗亚斯德教的明、暗二元说几无二致。初际是世界诞生之前的时段，光明居上方，黑暗居下方，两者完全对立；中际时期，光明与黑暗互相斗争、混合，出现了现在这个可见的世界；后际是未来阶段，光明战胜了黑暗，黑暗被永远关进了黑狱，二者再次分离。摩尼将“二宗”比作王与猪——光明居住在符合其品性的王宫中，而黑暗就像一只在泥淖里打滚的猪。他也常使用“树”作为“二宗”的象征符号：光明活树（又称生命树，善树）生长在光明园中，有三根树干象征“三际”；黑暗死树只生长在黑暗王国。
“二宗三际”贯穿了摩尼教的整个创世神话。暗界之王因垂涎明界的美妙，对明界发起进攻。为了抵御暗界的攻击，大明尊（摩尼教主神）“唤出”善母（Mother of Live，一切正直者、一切生命之母）、先意(Primal Man)和五明子（Five Light Elements，即气、风、光、水、火）驱逐黑暗，结果先意不敌黑暗，在战场上失去了知觉，五明子被黑暗吞噬，与暗界的五要素（毒、旋风、暗、云、烟）混合在了一起。先意苏醒后向明界求救，大明尊又“唤出”了净风(Living Spirit)、五妙身（相、心、念、思、意）等，击败了黑暗，将杀死的暗魔改造成“十天八地”，未被黑暗吞噬的光明分子变成了太阳和月亮，稍受污染的光明分子变成了星星。为了解救所有的光明分子，大明尊第三次“唤出”了第三使(Third Messenger)，第三使又“唤出”了电光佛(Maiden of Light)。这两位信使导致暗魔产生性欲，从而衍生出植物和动物；魔王为多吞噬光明分子，命令一对暗魔吞食动物的排泄物。这对暗魔后来诞下了一男一女，长相酷肖第三使和电光佛，即亚当、夏娃。亚当与夏娃的后代就是人类，而人类体内含有的光明分子变成了灵魂，而灵魂为“毒恶贪欲肉身”所束缚，因此拯救光明分子（灵魂）便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耶稣（摩尼经典中称其为“夷数”）便被大明尊“唤出”拯救人类。摩尼将自己称作“光明夷数”的继承人，负责帮助光明分子脱离肉身回归明界。
摩尼教把信徒分为在家人和出家人两类：在家人称为“听者”（Auditor或Hearer），出家人称为“选民”（Elect或Perfect）。听者和选民的义务不同。听者的义务是供养选民；而选民要受到教规的种种约束。例如，选民不能生育，不能让光明因子继续分散；不能劳作，因为耕地会伤害到大地中的光明因子；要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道德和业务水平，努力修炼；将自己的肠胃变成光明因子的提炼器，每天提炼光明因子一次。摩尼教倡导教徒多吃素——动植物中都含有光明分子，而植物中的含量要高于动物，尤其是多吃“瓜”，据说黄瓜及其他种类的瓜中光明分子特别多。摩尼教在高昌（吐鲁番）能够兴盛，或许也跟高昌产瓜有点关系。等光明分子提炼的差不多了，“光明夷数”会再次降临。
摩尼教的核心教义脱胎于琐罗亚斯德教，体系则吸收了基督教和诺斯提派的思想材料，亦与佛教密切相关。摩尼教在向西方和东方传播的过程中，又大量吸取了基督教和佛教的成分，两大教都视其为异端和邪教。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理论家，他曾是个摩尼教徒，却在晚年撰写的《忏悔录》中抨击摩尼教。摩尼教的二元论体系认为，世界诞生自明尊与暗魔之主的斗争；基督教是一神教，它认为上帝至高无上，魔王也应由他创造。摩尼教认为，是暗魔之主创造了人类，目的是用肉体束缚光明因子，人类的原罪便由肉身产生，是人类自身的属性，而光明耶稣用灵知启示亚当，让他明白善恶，是为了助其摆脱黑暗束缚，走向光明。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的原罪是亚当吃了善恶树的果实，得到了智慧，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摩尼教也承认耶稣，但不承认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思想，认为耶稣有三个位格：光明耶稣、弥赛亚耶稣和受难耶稣。摩尼教的这些理论从根本上触犯了基督教的核心理念，所以基督教一直以来都把摩尼教看做最危险的异端、最大的敌人。
摩尼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宣称自己获得了神的启示，公开布教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先向东行，一路行经马克兰（今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图兰（Turan，南下的图兰人在北印度建立的小国）。摩尼获得了萨珊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Shapur I)的信任，在波斯及周边积极传教，并逐渐渗透进中亚地区。然而新任波斯王巴赫拉姆一世(Bahram I)公开反对摩尼教（当时波斯王室大多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摩尼很快被下令处死，其教徒们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摩尼教在萨珊波斯境内完全崩溃。一批摩尼教徒一路东逃，越过阿姆河(Balkh)北上进入中亚河中地区（主要居民为粟特人）。河中地区小国林立，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这为摩尼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粟特人成为摩尼教的新一批信徒，摩尼教的中亚教团逐步成型。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又沿着丝绸之路将摩尼教带入唐朝。
佛教化可以说是中亚摩尼教团的特点之一，这可能也是其早期能在唐朝快速传播的原因之一。摩尼教的轮回观念可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与佛教的六道轮回不同，摩尼教的轮回概念只限于人。摩尼教认为佛陀也是慧明圣使的化身之一，其在中亚、印度的信徒还把摩尼当做弥勒佛的化身。摩尼教在中亚尤其是在唐朝的传播过程中也深化了自身的佛教色彩，比如在经典译文中大量使用佛教名词，称教主为“摩尼光佛”，在众神之译名中都加入“佛”字（如光明佛、夷数佛等），又把光耀柱翻译成“卢舍那法身”，取其光明遍照、任持世界之意，因而很快就被佛教判定为附佛外道加以攻击。
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摩尼教逐渐在安西都护府传播；武周时期初步传入中原。《佛祖统纪》载：“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条对摩尼教传入的明确记录。明代何乔远《闽书》载：“慕阇当高宗朝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阇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谮，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摩尼教传入中国应在高宗朝之前；其首次获得中国官方承认，获得于中国公开合法传教的许可，应始自武则天时代。摩尼教中的女性地位甚高，武则天可能因此对摩尼教思想产生兴趣，并利用摩尼教为自身称帝提供理论依据。玄宗开元七年(729)，吐火罗国王将一位摩尼教慕阇（摩尼教高级僧侣）引荐给唐朝。《册府元龟》载：
其吐火罗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
这位摩尼主教精通天文，吐火罗国王支汗那（《新唐书》中作“石汗那”或“斫汗那”）希望能得到玄宗的准许，让摩尼教在唐朝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然而支汗那极力突出这位主教的天文才能而非教义精深，可见玄宗对摩尼教并不感兴趣，摩尼主教只得以科学知识换取传教自由。
开元十九年(731)，朝野对之前武后优待摩尼教的政策产生异议，玄宗为此下诏命摩尼教阐释自己的宗教主张，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拂多诞奉诏撰写《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一书，介绍了摩尼教的历史、教义、典籍、组织架构、寺院制度、基本教义等，希望借此使玄宗对摩尼教产生好感，获得在唐朝顺利传教的权利。然而，拂多诞为了减小传播阻力，在书中借用佛教术语称教主摩尼为“摩尼光佛”，而且直引佛教经文（如《摩诃摩耶经》《观佛三昧海经》等），给人一种与佛教同宗之感；又攀附道教，在文中将老子、佛陀和摩尼并举为“三圣”：“则老君托孕，太阳流其晶；释迦受胎，日轮叶其象。资灵本本，三圣亦何殊？成性存存，一贯皆悟道。”因而次年被玄宗判定为“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此令一下，摩尼教只能在客居中原的胡人中传播。开元二十八年(740)，玄宗下诏驱逐胡僧，进一步对摩尼教在华传教工作进行打击，摩尼教只能转入地下活动，其中有据点是在洛阳，洛阳是摩尼教最活跃的地方。
摩尼教再次进入中国则是在安史之乱后攀上了回鹘势力成为国教，并以回鹘的武力为后盾在中国大势扩张。广德元年(763)，回鹘牟羽可汗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由中原返回漠北时，带走了四个在洛阳传教的摩尼教僧人。此事可见于1890年在蒙古发现的《九姓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原碑以粟特文、突厥文和汉文三种文字铭刻，汉文部分保存较完整，其内容证实，立碑之时回鹘已改奉摩尼教。《九姓回鹘爱登星罗汩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详细记载了牟羽可汗皈依摩尼教的经过：
……可汗乃顿军东都，因观风俗。败民弗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以茹荤屏湩酪为法，立大功绩。
安史之乱后，回鹘的皇室及贵族受到了大量来自唐朝的赏赐，大大加速了其封建化的进程，回鹘可汗急需配套升级更有力的宗教来控制子民。帮助回鹘发展经济的粟特人多信仰摩尼教，这恐怕是牟羽可汗选择摩尼教作为国教的原因之一。此后摩尼教借助回鹘的政治实力，开始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代宗大历三年(768)，敕准回鹘摩尼教徒建立摩尼教寺院“大云光明寺”。大历六年(771)，摩尼教进一步在荆、扬、洪（今江西南昌）、越（今浙江绍兴）等地设寺；宪宗元和二年(807)，再于河南、太原建摩尼寺三所，并派专员保护。从时间、空间来看，回鹘在中原建寺的过程大致是按照由南向北的顺序。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重心南移，江淮洪越一带胡商极其活跃；这似乎可从侧面证明摩尼教徒与商业联系紧密；河南、太原距离京师较近，且为回鹘入唐的交通要道。据《新唐书·回鹘传》曰：“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可见，商业确为摩尼教重要的传教依凭。漠北的摩尼教会可以通过长安的大云光明寺控制各地寺院，指派僧人，俨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教区，这也是摩尼教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刻。
《旧唐书》记载，唐廷在元和八年(813)曾宴请归国的回鹘摩尼教徒八人，令至中书见宰相。长庆元年(821)，回鹘宰相、都督、公主及摩尼教徒共五百七十三人一同入朝，迎接大唐公主。可见摩尼教徒在回鹘的地位趋近于皇室贵族，且经常伴随回鹘政要入唐、去国。此时，摩尼教已借回鹘与唐关系，逐步将势力延伸到政治层面。
由于摩尼教是借回鹘的势力强行在中原传播，一旦回鹘衰落，摩尼教就会遭到报复。武宗会昌元年(841)，漠北回鹘被黠戛斯击败，国势衰落，唐廷对回鹘和摩尼教的态度立即改变，下令没收摩尼教资产与书像等物。据李德裕《会昌一品集》载，武宗会昌三年(843)，回鹘从唐朝撤兵，要求唐室“安存摩尼”。同年，唐军破乌介，迎回太和公主，并在十余日后下《讨回鹘制》，抄没回鹘与摩尼寺财物住宅，到四月，“令煞天下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煞之”，至此摩尼教在中国被正式灭绝，余众只能混入民间苟延残息。会昌年间，部分回鹘人西迁至高昌，以此为中心展开活动。摩尼教只能也迁移至高昌，这里也成了他们最后的延续之地。
阿拉伯作家奈丁(an-Nadim)在其所写的《群书类述》(Kitab alFihrist)中记述：迁移到撒马尔罕的摩尼教受到了萨曼王朝的艾米尔（对君主的称呼，或译为异密）纳斯尔二世的迫害。这位君主想杀掉聚集在当地的约五百名摩尼教徒。回鹘国王听到消息后，专门派特使给其带去一封信，威胁说：“我国家中的穆斯林比你的国家中信仰我宗教的教徒要多得多。”回鹘可汗还向这位艾米尔发誓，如果纳斯尔二世敢杀了这些教徒中的任何一人，他都将在他们国家内所有伊斯兰教区展开屠杀，摧毁国内的清真寺，并杀光所有的穆斯林。由此可见，高昌回鹘依然信奉摩尼教，不过高昌王室同时还信仰佛教，双教并行的局面似乎至十四世纪才结束。
图43 新疆吐鲁番出土摩尼与众弟子壁画残片。
会昌法难时，大量摩尼教徒从帝国中心逃亡东南沿海，在民间秘密传教，并与其他宗教相结合，自此与下层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农民起义的号召旗帜之一，生命力延续至五代两宋而不绝。《宋会要辑稿》载：
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四日臣僚言：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今来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扇愚民男女，夜聚晓散。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曰《讫思经》……《先意佛帧》《夷数佛帧》……已上等经佛号，即于道释经藏并无明文。该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
因摩尼教崇尚光明，故而自宋人始称多其为“明教”。这也是摩尼教更加汉化的表现之一。方勺在《泊宅编》中将民间宗教异端统称为“喫菜事魔、夜聚晓散”，摩尼教便是其中一种，宣和元年(1119)的方腊之乱也是这些异端中的一支。此后南宋建炎四年(1130)钟相起义，元至正十年(1351)“明王出世”的韩山童、刘福通起义，其思想中可能都混有摩尼教成分。不管怎么说，摩尼教发展至宋代，已可严重威胁到当局的统治。如陆游《条对状》载：
时“妖幻之人”，名目繁多，“淮南谓之二襘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盛。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像，至于刻版流布。”
如今摩尼教作为世界宗教近乎灭绝，2008年有学者在福建霞浦县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摩尼教科仪文书，这也使得摩尼教以一种新形式留存在民间。
三 粟特人与唐文明
粟特人原本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那密河）流域，这块地方通称索格底亚那(Sogdiana)，汉译为“粟特”，今属乌兹别克斯坦，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粟特地区由大小不一的绿洲国家组成，在六世纪之前，此地先建立了康居王国，后被嚈噠、突厥占据；北魏时期的文献史料开始称这一区域为昭武九姓国，唐代又称之为九姓胡。一般认为九姓即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花剌子模）和戊地。这些绿洲国家虽被称为“九姓”，却一直分分合合，有的时期可能不止九个国家。其中最强大的要属康国（飒秣建，首都为撒马尔罕）和安国（捕喝，首都为布哈拉），其余还有如曹国（劫布呾那）、米国（弭秣贺）、何国（屈霜你迦）等。
粟特是一个特殊的商业民族。关于粟特人和商业，有种种有趣的记载。例如隋代韦节在《西番记》中称：
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
《旧唐书·康国传》记：
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康国人生下儿子一定会在他们的嘴里放糖块，手中放明胶（用牛羊等动物的皮熬制而成），寓意孩子长大后嘴巴像吃了蜜一样甜，手上像有胶一样不会漏钱，能在生意场上无往不利。男孩子一般五岁就开始读书写字，再长大一些就要学习商贾之道，二十岁就会被送出国经商。正是在这样的商业精神感召下，从北朝到隋唐，粟特人几乎垄断了欧亚大陆的贸易，是陆上丝路的贸易担当。粟特人深谙金融之道，还会放贷生息。《册府元龟》记载，长庆二年(822)“京师内冠子弟”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很多贵族官僚子弟都欠了粟特人的钱，一度引起政府的关注。
图44 安菩墓出土金币。金币正面为一头戴王冠的男子头像，其两手各举一个十字架。背面为双翼胜利女神，左边缘处有铭文“VICTOPIA”。此为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金币，大约铸造于602—610年。（本图源自王军花：《梦回布哈拉：唐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出土文物特展》，第98页。）
粟特人多沿着丝绸之路迁移，最远到达过印度、越南，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中国北方也是他们经常出入之地。据《通典》：“（何）国城楼北壁画华夏天子，西壁则画波斯、拂菻诸国王，东壁则画突厥、婆罗门诸国王。”粟特“民族性也是这样，四海为家，是一个世界性国家”。1965年，苏联考古队在撒马尔罕阿夫拉西阿卜23号遗址房间内（编号R23/1）发掘出唐代粟特国王拂呼缦的大使厅壁画。西墙描绘的是一个大型唐朝使团，有唐人、东突厥人、高句丽人。北墙左半边画的是湖水，水面上漂着龙舟，武则天乘坐其上，正在宫女的陪伴下向水中投掷粽子；右半边描绘的是高宗在护卫的簇拥下猎豹。这很可能是唯一一件描绘盛唐端午节的唐代艺术品。
图45 撒马尔罕阿夫拉西阿卜大使厅壁画。
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来，所到之处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居留地。在凉州，粟特人和当地人结婚定居，逐渐成为当地豪族，势力庞大，影响深远。比如安兴贵、安修仁家族都深度参与了李唐的建立。大业末年，安修仁支持李轨起兵，担任割据政权的户部尚书，掌握枢密。武德二年(619)，安兴贵、安修仁联合凉州粟特势力，擒拿李轨，归顺李唐。安兴贵累拜上柱国、右武侯大将军，封凉国公；安修仁授左武候大将军、凉州都督，封申国公。安兴贵的儿子安元寿(607—683)十六岁进入秦王府，担任李世民王府的右库直，在玄武门政变中负责守卫嘉祐门，事后被提拔为右千牛备身。当年(626)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军围逼长安，兵至渭水，李世民跟颉利可汗在便桥刑白马盟誓。当时，只有安元寿一人在账内护卫——除了作为粟特人擅长翻译外，被李世民信任是更重要的因素。令人不解的是，本来政治前途一片向好的安元寿却急流勇退，很快就回到家乡凉州。这或许能说明粟特人对经营家族事业看得很重。此后，凉州安氏家族绵延百余年，中唐时期仍对政局产生重要影响。安兴贵的曾孙安重璋后改名李抱玉，随李光弼固守河阳、收复怀州，功居第一，官至河西陇右副元帅、凤翔泽潞节度使、同平章事，封凉国公。
大家更为熟悉的粟特人，是掀起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安禄山出身营州杂胡，郡望为会稽（瓜州常乐，不是今天的绍兴）。其父大概是康国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安禄山继承了粟特人的特性，通多种语言，擅长做生意，最初就是在边境充当译语人。哥舒翰则与之相反，父亲是突厥人，母亲为九姓胡。《大唐再修归义寺碑》提到史思明的郡望为金陵（前凉河西地区建康郡的别称，郡治骆驼城），可能也出身粟特，其名字本身也带有琐罗亚斯德教的色彩。很多粟特人的墓志显示他们大多都曾在唐朝为官，比如石城守将康拂耽延、鸿胪卿康谦、琵琶乐师康昆仑，等等。唐朝初年，粟特部落跟随突厥归降，他们善于征战，唐朝让他们移居幽州等地，经略契丹和奚两个外族，今天的北京地区逐渐成为粟特人聚集区。安禄山和史思明二人都在与契丹和奚两族的战斗中坐大，东迁河北的粟特人许多成为安禄山麾下的将士，在安史之乱中成为叛军的主力。史思明号称“昭武皇帝”，就是昭武九姓的皇帝之意。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排斥外族，更多粟特人迁居河北，加速当地的胡化，增强割据藩镇的力量，如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何进滔都是粟特人。
个人的生命史极容易湮灭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可以想象，多少粟特人的爱恨情仇、艰难跋涉被掩埋在丝路的黄沙之下。不过也有极为幸运的人，被保存下来一些个人的信息，让我们对千年以前的普通人的生活有所了解。1907年，匈牙利裔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汉代长城烽燧遗址休息时，无意间发现了8封古粟特文信札。这些信札被折叠成标准的方块，大都9到13厘米长，2至3厘米宽。纸张大小一样，大约39至42厘米长、24到25厘米宽。或许说明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邮传系统已经很标准化了，以至于连使用的信纸格式都一致。这些信装在丝质邮包里，上面用粟特文写着“寄往撒马尔罕（康国）”。这些文书极为重要，里面提到很多丝绸贸易的商品名称，包括丝线、亚麻、胡椒、樟脑、麝香，也出现了洛阳、长安、武威、酒泉、敦煌等地名——都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点城市。
其中一封信是由一位在中国西部经商的粟特商人那奈·万达克所写，寄给数千里之外的撒马尔罕的两位投资人。信的开头介绍了他在中国做生意的情况，各个据点的代理人和合作伙伴信息，以及对中国的政治局势的汇报。信中提到，皇帝因为饥荒逃离了洛阳，有人放火烧了宫殿和城市，洛阳没有了，邺城也没有了。甚至在当地做生意的印度商人和粟特商人都死于饥荒。学者们一般认为，这封信反映的是311年羯人石勒攻破洛阳事件。对那奈·万达克来说，这封信其实是他写给投资人的遗书。他在信中说表示，自己是将死之人，嘱咐两位合伙人将自己在康国的财产留给一个名叫达克希什·万达克的孩子，等他长大后帮他娶妻。——很可能是他的小儿子或者孙子，因为他的大部分财产都以这个孩子的名义进行投资——少部分财产被分配给收件人和其他合伙人。
最让人惊奇的是1号和3号信札。这两封信都来自一个叫米娜的女人。1号信是写给她母亲莎蒂斯的，3号信是写给她丈夫的。在1号信中，米娜描述了自己被丈夫那奈德抛弃在敦煌，只能依靠当地一个祆教祀官施舍过活的悲惨经历。在3号信中，米娜痛斥丈夫抛弃了她：“我听你的话来到敦煌，违背了母亲和兄弟的建议，受到了神的诅咒。我宁愿嫁给猪狗，也不愿嫁给你。”米娜的女儿在信末加了一个附言，解释说她和母亲被迫做了汉人的奴仆，并谴责父亲的生意伙伴携款潜逃，抛下她和母亲还债。这两封信最终没有寄到米娜的母亲和丈夫手中，而是在1700年后落在了斯坦因的手里。也因为这份遗憾，让我们知道许多年前还有这么一个女人，在大漠里面对负心男人啸叫。这不免让人惊叹：普通人的心声居然也能幸免于历史长河的冲刷。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绝大多数人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过喜怒哀乐，但千年之后片瓦不存。没有人知道你曾来过这个世界。
九姓由于世代经商，成为古代西亚文明、南亚文明与东亚文明的重要媒介。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曾传入长安，为唐人所喜爱。而狮子、哈巴狗、汗血马等物种传入东土，也与九姓有关。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诗中写道：
天宝季年时欲变，
臣妾人人学圜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
二人最道能胡旋。
粟特人来到中国后，不仅中国的舞风发生了变化，九部乐在主体上也都变成了粟特人带来的西方乐。唢呐这种在中国如此接地气的乐器，其实就是粟特人从古波斯带来的，“唢呐”两字就是古波斯语Surnā的音译。还有琵琶，在古波斯被称为巴尔巴特琴(Barbat)，是非常盛行的乐器之一，在南北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由波斯经新疆传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