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温度03时代扑面而来，转瞬即成历史（出版书）》
作者：张玮
内容简介：
依托微信公众号“馒头说”转型历史写作，该书延续前作风格，以大众化视角解构历史事件。
全书分为“大变局时代”“以国家之名”“人性的抉择”三部分，通过叶名琛、丁汝昌、达·芬奇、丘吉尔等中外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剖析其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与命运，覆盖晚清外交、科技发明等多元议题。书中采用史料与叙事结合的手法，以第三方视角还原历史场景，避免“上帝视角”评判，注重展现人物的复杂性及事件的多维面貌，强调辩证分析与人性的温度。作品延续系列“有温度的历史书写”特色，将抽象史实转化为具象故事，内容包含公众号发表的历史案例及读者互动反馈。
目录
自序
上篇 大变局时代
他坚守气节客死他乡，却为何还是背了“千古骂名”？
是非成败丁汝昌
末日孤舰“海圻”号：大清帝国的最后荣光
提督的抉择：是死，是死，还是死？
中国第一个蒙难的新闻记者
一个皇帝的“过山车之旅”
双面张作霖
他当过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你却未必了解他
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名士”于右任
曾拥有诸多“第一”，但她未必被人记得
中篇 以国家之名
上海1937：一寸山河一寸血
1937，南京城里的纳粹旗
猎杀山本五十六
丘吉尔的另一面
“偷袭珍珠港”之后……
1944，刺杀希特勒
纳粹德国其实“投降了两次”，你知道吗？
日本为什么会挨第二颗原子弹？
刺杀汪精卫
料得年年断肠处，不敢忆，长津湖
一个传奇女间谍的“七重面纱”
川岛芳子：从格格到间谍
下篇 人性的抉择
达·芬奇真的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吗？
切·格瓦拉：一个符号化偶像背后的真实故事
人神之间吴清源
梵高之死
能称“时尚女王”的人不多，她算一个
一位女明星的神秘死亡
中国人最熟悉的那个欧洲公主，真的幸福吗？
戴安娜之死
俄罗斯方块：一款小游戏背后的隐秘故事
到底是谁发明了电话？
你知道当年在报纸上登广告有多难吗？
老祖宗考试作弊的那点儿事
哈得孙河上的奇迹
人类悲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背后的阴影
巨轮沉没的那一刻……
逃离德黑兰
附录 读者评论
自序
时隔11个月，《历史的温度3》又和大家见面了。
其实按照我的公众号“馒头说”的存稿量，一口气再出个5本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总觉得，还是细水长流比较好。就像现在这样：每年有一到两本书和大家见面，写序的时候，就像给大家写信一样，聊聊家常，唠唠嗑。
首先有一件事要向大家说声抱歉：在顽强抵抗了两本之后，第三本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书涨价了。
其实早在第一本书出版之前，我和出版社就有过争论，最后他们听从了我的意见，把价格牢牢按在了50元以下。我也知道，以这样的装帧和厚度，这个价格确实不算高，但我个人希望，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回报而言，能有更多的人愿意读这本书，这是我最看重的。在坚持了第二本同样定价之后，这次我的出版社编辑告诉我：“实在顶不住了……这两年纸张成本上涨实在太夸张，同样装帧的书，页数比我们少的，都卖到68元一本了……”
说实话，我对出版社也感到有点歉疚。所以，经过协商，第三本的价格有所上调，最终定在了58元一本，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这次的第三本书，一共收录了39篇文章。和前两本一样，分类始终是个难题：因为写公众号的时候，是按照“历史上的今天”写的，而不是按照书的模板规划的，写到哪件事就是哪件事，所以一旦归纳成书，还是有点难度。
好在我的编辑还是有水平的，硬是分成了“时代”“国家”“人性”这三大类，然后“排排坐，分果果”，挑了一批文章进去，基本上还是比较贴切的。当然，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题材还是相对集中在中国的近代，当然，本书这次也收录了不少外国的故事。
于是就要说到本书的“上篇”那个名字：“大变局时代”，还是很感慨。
即将过去的2018年，确实是一个多变之年——无论从大环境，还是小环境。尤其是临近岁末年终，一批名人相继离世，其中也包括我尊敬且喜欢的作家。如果你今年在搜索引擎输入“一个时代的终结”，估计能搜出好多条完全不一样的新闻。
其实，哪一年又不是这样呢？时代总是在不断前进，有人登台，有人离场。
对于我个人来说，2018年也是变化很大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告别了职场，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其实在第二本的自序里，我已埋了伏笔。）而“馒头说”的公众号也运营到了第三个年头，以365天为一年，我已经完成了“二周目”，正在向自己定下的目标前进——一年中的每天都至少写过一篇“历史上的今天”。（目前可能还差30多天。）
当我在写这篇自序的时候，手机上的微信群图标正在闪烁。
经过长期考虑，今年我还是创建了属于“馒头说”和“历史的温度”系列图书的读者群，大家在里面聊古谈今，热闹非凡。我在建群时说过一句话：
“缘分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大家来自天南地北，之前互不相识，却因为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了一起，然后进了群，感觉就像已经认识多年的朋友。”
是啊，在这个呼啸而来的时代面前，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难免会感到有些无所适从，甚至有些茫然失措。而除了自己内心的坚强之外，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心意相通的人能一起沟通、分享和相互鼓励，也应该是激励我们勇敢前行的一个重要动力吧。
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通过在公众号上写文章，得到了一批不断鼓励我写下去的读者，而通过书的出版，又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读者。
今年读过一本小说，是日本作家石田衣良写的《孤独小说家》，书中那位男主人公第一次去做签售，一方面觉得很忐忑，一方面又觉得毫无必要：为什么要去见读者呢？
但等他真的到了书店，看到了那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专门前来，甚至从外地赶来的书迷，从老人到孩子，从公司白领到家庭主妇，有的还带着礼物，他顿时觉得原本距离遥远的“读者”顿时一个个都鲜活起来，感觉真正和他们产生了联系，所以愿意满足他们每一个要求，并且心怀感激。
这份对读者的感激之情，也正是我的感受。
这两年多来，我自己也经历了不少事，每天下班之后继续写文章更新公众号，往往要凌晨3点才能入睡。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还坚持得下去吗？但还是一路走了下来，我想，那是因为有你们。
在《历史的温度3》问世之际，再一次感慨自己的幸运——能得到各位读者一直以来的宽容、鼓励和支持。
谢谢你们！
2018年11月17日凌晨
于上海
上篇 大变局时代
他坚守气节客死他乡，却为何还是背了“千古骂名”？
这个人，历史教科书里有，不过在提到他为数不多的几笔中，他给人的印象是“封建迷信，迂腐透顶”，然后是一句著名评语：“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但如果仔细去了解一下他的故事，你会发现教科书说得倒也不错，却似乎又缺了些东西。
1
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终于攻破了广州城。
这是英法联军继1856年之后，第二次攻破广州城。而1856年由进攻广州开始的那场战争，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有一个官方的称谓——“第二次鸦片战争”。
只是这第二次攻破广州，是真正地破城了。
城破之后，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先后向英法联军投降。不过，侵略者们知道，这两人并不是当时广州城的最高领导。
几天之后，英法联军在广州城老城的督抚衙门里，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人。
叶名琛像（版画）
那个清朝官员头戴顶戴花翎，身穿正式官服，端坐在朝堂之上，仿佛面对的不是荷枪实弹的英法联军，而是前来击鼓鸣冤的百姓。
英国士兵一拥而上，将那个清朝官员带走了。走的时候，那位官员面不改色，步履从容。
他就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2
说叶名琛年少成名，应该是不错的。
叶名琛出生在1807年，17岁就考取了贡生，获得了进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资格。叶名琛长大后并没有“泯然众人矣”，而是呈火箭式蹿升，在不到40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广东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干部。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在广东当官是个肥差，但1840年之后，到广东当官，是个尽人皆知的苦差。
为什么？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作为战败求和的结果，广州位列“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去了那里，就要和洋人打交道啊。
然而叶名琛在这一个岗位上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各省巡抚因为与洋人打交道不利而纷纷被降职甚至罢免的年代里，叶名琛却不断立功，不断升迁，堪称那个时代的一个奇迹。
靠什么呢？无非两个手段。
第一个手段，就是对内杀人如麻。别看叶名琛出身书香门第，在教科书上表现得迂腐懦弱，但其实他杀起人来一点都不含糊。
1854年，佛山“三合会”起义，围攻广州不果后撤退。叶名琛在此后开始大肆逮捕屠杀起义人士。
当时，曾带领第一批中国儿童留洋的容闳刚刚回国到广州，他目睹了这一场大屠杀，表示难以置信：“彼两广总督叶名琛者，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极残暴之手段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茁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
容闳的住所离广州刑场很近，所以他印象深刻：“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且因骤觅一辽旷之地，为大圹以容此众尸，一时颇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于烈日下也。时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致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按容闳的说法，叶名琛杀人，“不讯口供，捕得即杀，有如牛羊之入屠肆”。
清朝末年，各地起义不断，广东地区尤为突出。在镇压各路起义中，叶名琛就是凭借这样的强硬手段，深得朝廷赏识。
1852年，在叶名琛45岁时，就做到了两广总督——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广东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再加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广西军区司令员。
3
叶名琛深得赏识的另一个手段是对外的，就是对洋人“拖”字为先。
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大清帝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通了自己5个口岸城市。其中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都陆续在城内开通了领事馆，但在最早接触的广州，洋人却碰到了大阻碍。
广东人在抵制洋人这件事上，非常团结。自“三元里抗英”事件之后，广东人对英国人入城开领事馆一事一直强烈抵制。
“拖”字诀的首倡者，是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1847年，耆英与英国人秘密达成条约：广东人民太剽悍，你们给我点时间，两年之后，必定按照约定让你们进城！
结果英国人眼巴巴地等啊等，等到了1848年，耆英通过在京城活动，得以调离广东，拍拍屁股走人了。接着徐广缙担任两广总督。徐广缙也不触怒英国人，照例用了一个“拖”字诀。不仅如此，徐广缙还秘密召集广州各乡的团练，一度人数超过10万人，他们经常驾小船攻击英国船只，让英国人不敢惹众怒贸然进城。
拖又拖不起，打又不敢打，当时英国人只能不再提入城之事。
消息传回朝廷，咸丰帝龙颜大悦：“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于是封徐广缙为一等子爵，叶名琛为一等男爵。
叶名琛是当时的广东巡抚，也就是地方二把手，在这个“拖”的过程中全程参与，出谋划策，功劳不小。
1852年，徐广缙被调去镇压太平军，叶名琛接任两广总督。听说换了个总督，英国人的心思又活了。当时的香港总督，英国人包令（Bowring）再次向叶名琛提出了入城请求，被叶名琛再次婉拒。
叶名琛的底气也挺足的：我的两任前任都“拖”下来了，我难道不行？但就像击鼓传花，叶名琛当时不会意识到：自己拿到的是最后一棒。
4
1856年，一艘叫“亚罗”号的三桅帆船，让叶名琛的命运发生转折。
“亚罗”号是一艘商船，在当时的香港英国当局登记过。在这艘船抵达广州时，当时的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接到举报，率人登船捉拿藏在船上的海盗，后来将船上的12名水手扣押。这个举动引起了“亚罗”号船长、英国人肯尼迪的抗议，说中国人侵犯了英国的主权（他要求按《虎门条约》约定，由英国人自己审问犯人），而且还抗议中国官员撕毁了英国的国旗。
当时英国人画的“亚罗号事件”，上面还特地画了清朝官员撕毁英国国旗的场景
但是，这件事中英国人的做法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第一，“亚罗”号虽然在香港登记过，但其实登记有效期已过了两周了。
第二，就算在香港登记过，但“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英国人肯尼迪只不过是一个被雇用的船长而已，中国人在自己的港口，是有权登船检查的。
第三，当时要逮捕的海盗梁明太和梁建富，确实就是以水手的身份待在船上。
第四，当时船上根本没悬挂英国国旗，只是挂了一幅信号旗。（其实当时清朝也没有所谓“国旗”的概念，参见“馒头说”中《一场斗殴逼出的国旗》一文。）
但是，当时的英国领事巴夏礼抓住机会，开始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要梁国定出面送还被扣押水手，公开道歉。
经过审讯之后，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那12人中，确实有梁明太和梁建富两名海盗，中国官府再留下一个叫吴亚作的人做证人，其他9人可以立即送还。至于“亚罗”号，因为是中国人的船，当时船上也没有悬挂英国国旗，所以绝无侮辱国旗这件事。
巴夏礼接到叶名琛回复后表示不满意，要求24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且正式道歉。
叶名琛接到英国的最后通牒后，退了一步，表示可以把吴亚作也放还，只留两名海盗。
巴夏礼还是不同意。
最终，叶名琛派南海县县丞亲自送12名水手到英国领事馆，但拒绝道歉。
应该说，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叶名琛还是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马克思曾在1857年1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撰写社论，这样评价：“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确实，这个中国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只想要一个借口的英国人，却拒绝接收水手了。随后，英国军舰开始炮轰广州城。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5
在战争的爆发点广州，叶名琛其实并不是不少人以为的那样“消极抵抗”。在当时的广东，精锐部队都被调去镇压太平天国了，叶名琛虽为两广总督，但其实面临的是一个无兵可用的局面。
即便如此，英国军舰一开炮，叶名琛就在城内贴出了告示，号召军民同心，共同抵抗侵略者：“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另一方面，叶名琛抓紧修复城墙和炮台，和他的前任一样，招募大量乡勇一起守城。白天，他让乡勇对英军采取袭扰战；晚上，他派装满炸药的沙船冲击在岸边休息的英国军队，还派出火筏对英国军舰进行火攻。
值得一提的是，叶名琛还颇具战略眼光：派人袭击英国军队的战略后勤基地香港，并对香港施行禁运，甚至还派人去香港投毒。这一度让香港陷入极大的恐慌，很多英国人都逃到澳门去避祸。
在叶名琛的各种手段之下，英国军队围攻广州4个月不克，香港总督包令甚至因此被英国政府解职。
那么这样看来，叶名琛似乎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了？
唉，也不尽然。
在英军围攻广州的过程中，叶名琛始终镇定自若，处乱不惊，是他真的有大气魄？不全是，也是因为他迷信。
叶名琛在总督衙门里，为他和自己的老爹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的是吕洞宾、李太白二位大仙。抵抗英军的一切军令和行动，叶名琛都要先扶乩（中国道教的一种占卜方法）一番。他反复宽慰部下说：“十五日过后即无事。”那就是占卜得来的。
另一方面，让叶名琛颇为自得的是，他在这场战争中率先打起了情报战。他一面大力逮捕广州城内给英国人通风报信的“汉奸”，一面又发动自己安插在香港多年的“情报网”，为他送来英国人的各种情报。叶名琛自豪地说：“我合数十处报单互证，然后得其端绪。”
可惜的是，他在香港的那些“情报人员”业务能力都不过关，很多人只不过是传递些在当地公开出版的新闻报刊信息给他而已。最关键的是，还经常传递错误的情报——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人明明打赢了，传递来的情报却是英国人输给了俄国人。
基于这种假情报，叶名琛判断英国人必不能坚持多久，自会撤退。
但事实是，1857年10月，暂时退到香港的英国军队，等来了额尔金爵士率领的援军，以及决定一起入伙的法军。当时英法联军有绕过广州的念头，但通过一艘截获的中国官船上的文件得知，叶名琛已经无钱再支付乡勇的酬劳了，换句话说，广州城其实已经基本无兵可守。
12月29日，英法联军终于攻进了广州城。
叶名琛坐在轿子中被送往“无畏”号军舰
6
抓到叶名琛后，英国人并没有虐待他。
叶名琛与其说是被“抓走”的，倒不如说是被“请走”的——他被允许带着自己的仆人和衣物、粮食，坐着轿子上了英国的战舰“无畏”号。
按照英国人的想法，叶名琛在广东经营了十多年，又素有清廉之名，肯定深受百姓爱戴，部下也会想尽办法营救他。于是，英国人决定将叶名琛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远离中国，以防民心难服。
但其实，英国人想多了。叶名琛被捕后，咸丰帝压根儿就没想过救他，反而因为怕英国人拿叶名琛当人质来要挟政府，立刻罢免了叶名琛的一切职务。不仅如此，还通知广东当局：“叶名琛办事乖谬，罪无可辞，惟该夷拉赴夷船，意图挟制，必将肆其要求。该将军署督等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
《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叶名琛被抓获现场的图片
但已经离开中国的叶名琛，并不知道这些。
叶名琛在“无畏”号军舰上被关了48天，然后被送往加尔各答。因为晕船，叶名琛在船上呕吐不止。但每次吐完，身高一米八的他都要整理官帽和服装，因为要保持大清官员在“夷人”面前的形象。英国人对他客气，有人上船看到他会脱帽致敬，他也会脱帽还礼。
只是，叶名琛以为在军舰上会见到额尔金爵士，并想当面斥责他。但事实上，额尔金压根儿就没想过见他。
军舰到了加尔各答，叶名琛依旧还是气宇轩昂地上岸，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形象。
从上岸开始，他就自命为“海上苏武”。
据后来回国的叶名琛仆人回忆，叶名琛原来是有一个美好愿望的：英国人会把他送到英国，然后他就能面见英国女王，并和她当面对质：为何要无故挑起事端？
在加尔各答，叶名琛每天都在打腹稿，做准备，等待与英国女王见面的那一天。同时，他让人每天翻译鸦片战争的战事新闻给他听，听到英法联军获胜，就捶胸顿足，听到清朝军队获胜，就喜笑颜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名琛自己也渐渐认识到：英国人从来没有想过把他送到英国，只是想让他在加尔各答待着，远离广州而已。而他也不太可能像苏武那样回归大汉了。
在自己带来的粮食吃完之后，悲愤的叶名琛决定效法古人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不吃外国人的粮食。
1859年4月9日，绝食一个多星期的叶名琛，含恨逝世，终年52岁。
7
叶名琛死后，英国人将他的尸体收敛入棺，送回了中国。
据他生前的仆人回忆，叶名琛临死前只说了一句话：“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而就在叶名琛被英国人抓去之后，咸丰帝是这样下诏关照清军的：“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
馒头说
还是说说叶名琛那著名的“六不将军”称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拆分出来看，叶名琛确实“不死”“不降”“不走”，但这没什么丢人的。
但他并没有“不战”和“不守”。
至于“不和”，那是皇上不允许他“和”，他就没权力“和”，而皇上需要“和”的时候，他能做的只是“背锅”而已。
也正是因为这六个“不”，让叶名琛成了一个很难下笔的人。
你说他迂腐吧，在“亚罗号事件”的处理上，他做得有理、有利、有节；但你说他有见识吧，被俘后却幻想自己能和英国女王当面对质。
你说他避战吧，他发动乡勇，积极备战，主动迎敌；你说他善战吧，却事事先要占卜，还误信错得离谱的情报。
你说他狠辣吧，对内杀人如麻，对外却一筹莫展；你说他怕死吧，城破之日，巡抚和将军都降了，只有他正襟危坐，不降不走，最终在异乡绝食而死……
令人一言难尽的叶名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晚清一批还算有能力的大臣的缩影。
如果没有洋人，叶名琛可能是晚清的一代名臣（他以清廉闻名，在内政和理财方面也很有天赋，同时又心狠手辣），但把他放到更大的舞台上，身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时代，他的见识却远远不够，他的能力也捉襟见肘，以至要靠占卜寻求力量，凭气节留住底线。
别说叶名琛，会做官如曾国藩，也在“天津教案”中栽了跟头；能力强如李鸿章，最后还是背了个“卖国贼”的恶名，呕血而亡。
曾有人作一联挽叶名琛：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孤愤”估计是有的，但“公道”又如何说起呢？
面对大变局时代，比起“一腔孤愤”，更重要的还是“睁眼看世界”吧。
是非成败丁汝昌
这个人，他的名字总是和一场海战连在一起，因为那场海战是一场耻辱的败局，所以这个人，似乎也总是以一个窝囊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印象中……
1
1895年2月12日，刘公岛，深夜。
丁汝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杯葡萄酒。在写完给李鸿章的最后一封信后，丁汝昌拿起了酒杯。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只是催的并不是琵琶声，而是刘公岛港口外，数十艘日本军舰的隆隆炮火声。
而眼前的那杯酒，也并非葡萄美酒，因为里面溶着生鸦片。丁汝昌是准备用它来结束自己生命的。
没有人知道，丁汝昌在举起酒杯的那一刹那，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在酒入口的一刹那，丁汝昌五十九年的人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他麾下那支曾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也就此灰飞烟灭。
2
丁汝昌
1836年，丁汝昌出生在安徽庐江县的石头镇。丁汝昌出身贫苦，父亲丁灿勋务农为生，所以丁汝昌只读了三年私塾，就靠帮人放牛、放鸭、摆渡等，补贴家用。
在19世纪50年代，很多穷苦人家的孩子都去跟着做一件事，那就是参加太平天国的起义——丁汝昌也没有例外。1854年，在太平军占领庐江后，父母双亡的丁汝昌就参加了太平军，成为程学启（后来苏州杀降事件的主角之一）的部下，驻扎在安庆。
1861年，曾国藩的湘军合围安庆，程学启带着丁汝昌等300多人在夜里翻越城墙，投降了清朝。
这也是丁汝昌被后世不少人诟病的第一点：变节。
对于前来投降的程学启部，当时在前线统兵的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并不信任，之后每逢战斗，都将他们放在最前列，胜则最好，败则炮灰。但程学启和丁汝昌因为熟悉太平军的里里外外，作战又勇敢，所以一路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而且毫发无伤。
1861年8月，安庆终于被破，立下大功的程学启升任游击，做了湘军“开”字营的营官（相当于营长），而丁汝昌做了哨官（相当于连长）。程学启确实比较会带兵打仗，李鸿章也比较倚重他。
没多久，曾国藩命李鸿章组建“淮军”，并配了湘军几个营作为“嫁妆”，丁汝昌所在的“开”字营也在其中。他坐着火轮，随着李鸿章浩浩荡荡地开往江南。
自此，丁汝昌的命运开始和李鸿章联系在了一起。
3
丁汝昌到底会不会打仗？当然会。
如果丁汝昌不会打仗，不会在到江南没多久，就被名将刘铭传看中，调入自己的“铭”字营担任哨官。太平天国灭亡后，丁汝昌随刘铭传剿灭捻军，统率骑兵，再度屡立大功。等到东捻军被消灭的时候，丁汝昌已经官拜“总兵”（差不多相当于师长级别），授提督衔。
那一年，丁汝昌也就32岁。应该说，他的顶戴花翎，还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在太平军和捻军等内乱基本被扑灭后，识时务的曾国藩一声令下，湘军开始裁军。1874年，一轮轮的裁军风潮波及刘铭传时，刘铭传让丁汝昌裁撤他的三队王牌骑兵营，丁汝昌修书抗辩，惹恼了刘铭传，丁汝昌怕引来杀身之祸，索性辞职回家了。
在家赋闲了几年后，毕竟还在壮年的丁汝昌想做点事情。1877年秋，丁汝昌奉旨发往甘肃等候差遣。走之前，他拜见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
丁汝昌的到访，让李鸿章眼前一亮。
刘铭传也是洋务名臣，后任台湾第一任巡抚，有“台湾近代化之父”之称
丁汝昌向李鸿章说起自己想做点事，李鸿章是这么回答的：“刘铭传和你闹矛盾，我若用你，肯定会得罪刘铭传。”[“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
那怎么办？李鸿章给丁汝昌指了一条路：我正在创办海军，你现在在我的安排下去学习各种海军知识，我会委你大任。那时候，左宗棠还想调丁汝昌一起去收复新疆，但被李鸿章找了个借口推辞了（由此也可见丁汝昌的战功确实比较有名）。
那个时候，李鸿章其实已经在盘算北洋水师提督的人选了。
4
谁来当北洋水师的提督，确实是一个难题。
朝堂上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支舰队将来肯定是大清帝国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北洋水师提督的位置，不是谁来当都可以的。
李鸿章心里又何尝不明白？他曾为这件事专门请教过当时的两江总督、福州船政学堂的创始人沈葆桢。当时李鸿章提出，这个提督人选必须“既懂海军，又有资历”。沈葆桢向李鸿章两手一摊：中国之前连海军都没有，难道还有这样的人才？
无奈之下，沈葆桢建议李鸿章先让海军科班出身的年轻人迅速挑大梁，担任骨干军官，加速磨砺，再选一个有资历、打过仗的老将来统领，所谓“一老带群新”，这样搭班子，还是合理的。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和海军的奠基人之一。他当时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受命组建南洋水师，但他支持优先组建北洋水师。
“群新”是谁？那就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邓世昌这批人。这些人确实后来被大力提拔，成为北洋舰队上各舰的管带和核心骨干。
那么有资历的“老将”呢？
李鸿章有自己的小算盘：这个提督的位置，首先不能放给外人，不然将来不听指挥，等于为他人作嫁衣；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提拔自己的亲信，因为这会引来其他人的反感。
那么，谁合适呢？
丁汝昌啊！淮军旧将出身，对李鸿章有忠心，但在家赋闲多年，并非李鸿章嫡系。曾经叱咤战场，年纪轻轻，官拜总兵，而且愿意去一个新兴军种当差（当时清朝很多将领不愿去海军，所以北洋水师官兵的薪俸是很高的）。
沈葆桢
所以，后人诟病李鸿章任人唯亲，提拔丁汝昌统帅北洋水师，多少也有那么一点不公平：放眼当时全中国，能找出来的合适人选确实不多。
5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担任提督的，正是丁汝昌。
“一个带骑兵的去管海军，怎能不败？”这是后来很多人对丁汝昌的评价。
丁汝昌确实是陆军出身，虽然也有人曾说，他最初到刘铭传麾下管的其实就是湘军的水师，但内陆江河的船和海军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点无须洗白。
但是，丁汝昌主观上还是非常努力的。从业务能力上来说，丁汝昌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和电报可以证明，他其实一直在认真学习现代化海军知识，而且对舰队的日常管理、士兵操练和轮船修理这些细节都非常熟悉。有一次，运到舰队的煤炭少了10吨，丁汝昌不仅明察秋毫，还一直盯到补齐为止。
北洋水师中的“镇边”舰就是一艘“蚊子船”。“蚊子船”即炮船，每艘造价15万两；木质船身外包钢板无装甲，长127英尺[1]，宽29英尺，吃水9.5英尺；排水量440吨。清廷认为这种船性价比高，但其实在海战中用处不大
从职位升迁来说，丁汝昌也不是纯粹的“空降干部”。丁汝昌最初只是被李鸿章派到一艘新买的“蚊子船”上随同学习，职位只是“督操”。1881年，丁汝昌带着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前往英国接收“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回国，一路顺风顺水，处理得当，回来后才被授予“统领”职务。
从部属关系来说，虽然也有刘步蟾等一批青年将官一开始看不起不懂业务的丁汝昌的说法，但总的来说，大家还是能接受丁汝昌领导的。而且从后人的材料来看，丁汝昌“为人随和”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北洋水师的旗舰是“定远”号，也是丁汝昌的居所，但“定远”号的管带（舰长）是刘步蟾。按理一艘军舰上最好的房间只能是留给舰长的，为了避免刘步蟾有心理负担，丁汝昌自己住到了一艘小船上（后来丁汝昌被革职，刘步蟾带头联名为他请愿，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从军中威信来说，丁汝昌也树立得不错。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日本人借机出兵朝鲜，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军舰开赴朝鲜，当机立断，将幕后操纵者、朝鲜太上皇李昊应押往天津软禁，一举打破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丁汝昌因此还被授黄马褂。
1885年，丁汝昌率“定远”和“镇远”两艘当时的超级铁甲舰前往日本长崎港访问（其实是去保养，中国当时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其间中国水兵在岸上与日本警察和民众发生大规模械斗，丁汝昌制止了部下要求“开炮开战”的要求，加以斡旋，最终让日本向中国赔款5.25万元了结。这次事件被认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外交胜利”。
那场械斗被称为“长崎事件”（也有称“镇远骚动”），日方称“长崎清国水兵事件”，其实是因为清朝水兵上岸违纪（因嫖妓发生争执）而引起的一场纠纷，后演变为与日本警察与民众的一场大规模械斗，清朝水兵有10人死亡，44人受伤（日本警察亦有5人被杀）。最终受“定远”舰等巨炮威慑，日方赔偿中方5.25万元（中方亦赔日方1.55万元），宣布到此为止
这件事大大刺激了日本——外国水兵到本国来寻衅滋事，最终却以本国赔款终结。全国上下激发起了赶超清朝海军的雄心，大大促进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不能说丁汝昌在“北洋水师”是受到全军将士的一致拥戴，但至少，作一个合格的领导，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然，作为一个指挥官，最后是否合格，还是要体现在战场上。
6
1894年9月17日上午11点半，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甲午海战爆发。
这场海战的经过和结果，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也不忍心再写一遍），单说说作为中方舰队最高指挥官的丁汝昌在这场海战中的表现。
后世的一大争论，是在两支舰队遭遇时，丁汝昌下令北洋舰队排成“雁行阵”冲向日本联合舰队，而日本联合舰队则采取纵队回应。由于北洋舰队的阵型只能发挥舰首炮的威力，而日本联合舰队则可以发挥侧舷炮数量多的优势，所以最终北洋舰队落败。
甲午海战中日双方舰队的阵型
而事实上，丁汝昌下令采取的阵型，也不是拍脑袋想的，而是按照平时训练，根据北洋舰队军舰的特性决定的—“定远”和“镇远”这批主力舰，当初都是以加强舰首方向火力而制造的。比如“定远”舰装备的4门口径为305毫米的巨炮，如果排成纵队放开侧舷，一侧只有两门炮可以同时开火，而如果舰首对准敌人，4门巨炮都可以开火。
而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有不少都是加强侧舷火炮的。换句话说，在一场遭遇战的情况下，大家都只能率先反应：用自己最擅长的阵型投入战斗。
而且，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至少对得起军人的本分。
这场战斗是以北洋舰队的“定远”号先开炮拉开战幕的。可惜的是，不知道是因为年久失修还是什么缘故（“定远”舰当时已经下水12年了），“定远”巨炮一响，舰桥就开裂了，坐镇指挥的丁汝昌跌了下来，信号旗装置也废了。
但后来的事未必所有人都知道：手下要把满脸是血的丁汝昌抬进内室，但丁汝昌坚持不肯，坐在甲板上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
至于信号旗系统被毁，确实是天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洋舰队失去指挥，各自为战。
但丁汝昌当时在战前发出过三条训令：
1.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2.始终以舰艏向敌，即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
3.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如果丁汝昌不负伤，信号系统不被摧毁，北洋舰队还是会按照这三条训令进行战斗。
事实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事后日本人复盘，自己舰队的各种操作也是漏洞百出。抛开意外因素不谈，丁汝昌在这一场战斗中当然要负指挥失败的责任，但要说他一无是处，也不至于。
邓世昌的“致远”号在甲午海战中沉没。图中右侧为日舰“吉野”号，中央倾斜的是“致远”号。绘制此图的是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利安德”号上的军官，他对“致远”“经远”号的奋战都给予了极高评价
问题就在于，5个多小时的激烈海战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其实也损失惨重，4艘主力舰基本丧失战斗力，但就是一艘也没沉。
而北洋舰队虽然“定远”“镇远”等主力舰岿然不动，但沉了“超勇”等5艘较弱的军舰（“广甲”号逃离战场，几天后触礁沉没）。
日本即便胜，也是惨胜，所以率先退出战场。
而失去5艘军舰的丁汝昌，注定要接受悲剧的命运了。
7
困守刘公岛后，丁汝昌其实并没有放弃。
那个时候，丁汝昌已经被革去了尚书衔，待旅顺陷落之后，又被革去全部职位。不过，光绪帝很快又收回了谕旨，改为“暂留本任”——丁汝昌走了，谁来接着保卫大清帝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丁汝昌还在坚持抵抗。他看到威海陆路上的炮台防守薄弱，怕被日军攻占后调转炮口倒轰北洋舰队，所以建议先自行炸毁，结果又被当成“通敌卖国”的证据禀报朝廷。“清流派”再度怂恿光绪帝要将丁汝昌革职，在李鸿章力保、刘步蟾等将领请愿的情况下，朝廷才决定“秋后算账”。
威海南岸的炮台。后来炮台果然被日军攻占，调转炮口，吊打停在港口里的北洋舰队，丁汝昌只能再组织敢死队去炸掉炮台
即便如此，丁汝昌还是率领舰队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并主动用舰炮支援陆地战斗，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为甲午战争中日军被击毙的最高将领）。
丁汝昌在抵抗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开始在“但求一死”了。
1895年2月9日，丁汝昌登“靖远”舰与日本舰队作战，“靖远”舰被陆地炮台上发来的炮弹击中（也是我们自己的炮台，被日军夺去），丁汝昌准备与船同沉，被部下拼死救上小船。
2月12日，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伊东祐亨写来了劝降书，丁汝昌断然拒绝，并把劝降书派人送给李鸿章，以表明心迹。
丁汝昌给伊东祐亨的信，退回了伊东祐亨的三件礼物
但他知道，手下人中，很多人已有降意了。
2月8日，北洋舰队的“左队一号”管带王平，率13艘鱼雷艇和两艘快艇集体出逃（结果被日军击毁和俘虏14艘，只有1艘逃到了烟台），丁汝昌自己对李鸿章承认：“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
而为了避免被日军俘获后利用，丁汝昌下令舰队炸沉自己的军舰。众人因为怕失去投降的本钱，已经没有人肯执行，只有“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一人服从，在“定远”号打光所有炮弹后，炸沉军舰，然后自杀殉国。
丁汝昌知道，战斗已经持续不下去了，部下都在等着投降，而成为阻碍的，无非就是他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