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键的是，他把自己最珍爱的一幅画一起带到了法国。
那幅画就是《蒙娜丽莎》。这也是这幅画至今被收藏在罗浮宫的原因。同样也是这幅画在1911年失窃的一个原因之一（偷画的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宣称要让名画回归祖国）。
卢浮宫里的《蒙娜丽莎》。展厅里永远是人头攒动，作者去过三次，从没能挤到过最前排
1519年，一代大师油灯燃尽。
据说67岁的达·芬奇去世时，是被法国国王抱在怀里的——国王一直不肯松手。
达·芬奇的得意门生弗朗西斯科·梅尔茨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恩师的一生：
“达·芬奇的死，对每一个人都是损失，造物主无力再造出一个像他这样的天才了。”
馒头说
达·芬奇到底是不是个天才？
我觉得毫无疑问：肯定是。
那达·芬奇是不是个大神级的天才？
我觉得依旧毫无疑问：肯定是。
那达·芬奇是不是牛到像是从我们的时代穿越回去的，或者干脆是外星人？
我个人觉得不至于。
或许就像我们很愿意传播特斯拉的“神迹”一样，我们需要一些全面碾轧我们智商乃至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大神，来满足我们的英雄崇拜情结。
达·芬奇在绘画领域的成就，以及他在解剖学、建筑学、水利学方面的造诣，毫无疑问都是当时时代的巅峰水平——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完全超越那个时代的。
至于他的其他很多奇思异想的手稿，固然让人啧啧称奇，但我觉得其中有些被夸大的成分。
比如他因为一张直升机的画稿，就被一些人称为“发明了直升机”，我觉得有些夸张了。他关于“机器人”的设计固然精巧，但因此被称为“机器人之父”也未免言过其实——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同时代甚至更早，都有很多设计精巧的机关人或木制傀儡，按这个逻辑，它们也都可以被称为“机器人”了。
我觉得他之所以成了后人景仰的大神，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达·芬奇非常严谨，且极善于绘画。他把他的很多奇思妙想，都用非常写实的手法画到了手稿上，并且成功流传至今（这点也很重要）。我相信，在那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的一些理念，同时代的人未必没有，但没有人能像达·芬奇这样用笔让它们在纸上成为“现实”，以及流传下来。
这里也需要指出的是，一张设计稿和真实的设计并成功运转是有区别的。尽管后来有不少人根据他的设计稿做出了实物模型，有的还验证成功了，但用现代人的理念和架构来还原，我相信应该还是有失真的。
但达·芬奇依旧是我无比尊敬的一位大神。
因为除了上述的那些成就之外，我认为他最难能可贵的，是永远对未知或新鲜事物抱有一颗好奇和探索的心。
达·芬奇曾记录下童年时的一次难忘经历：有一次他在野外玩耍，来到一个洞口前。洞里漆黑一片，他非常害怕里面会有野兽乃至鬼怪，但最终好奇心促使他进洞去查看究竟。
其实这样的好奇心，我们在童年时人人都有。但随着年纪渐长，有时候是不是我们会发现：对新鲜事物不仅提不起兴趣，甚至有所排斥了？
我原来是做媒体的，我经常和一些同事分享一个观点：我们做媒体的，面对有些新生事物，哪怕觉得不喜欢，也别排斥，先别忙着去批判或不屑，而是先尝试着去了解它，使用它，熟悉它——不然，我们不仅没有资格记录这个时代，自己也很容易变老。
扯得有点远，拉回来。
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中应该不会有人能比肩达·芬奇的成就。但我们即便没有他那样的天赋和钻研精神，那么至少——
让我们努力保持一颗好奇和探索的心吧。
[1] 以下图片选自《史上最全的〈最后的晚餐〉，你知道几个？》作者：艺墟上艺术。
切·格瓦拉：一个符号化偶像背后的真实故事
无论是名字，还是那个形象，关于他的生平故事，可能已无须赘述。叙述这个故事的目的，只是试图讨论一下，为什么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在哪种意识形态的国家里，他都被一部分人视为神一般的存在？
1
按照部分资料的记载，格瓦拉可能是出生在1928年5月14日，但我们还是用目前通行的6月14日。
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父母都是名门望族的后裔——格瓦拉的父系亲族中，有人做过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而他的母系亲族中，曾有一位秘鲁总督。
切·格瓦拉
所以，和他后来会遇到的革命战友卡斯特罗一样，格瓦拉也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
格瓦拉也确实是按照“富二代”的轨迹被父母培养的。1948年，20岁的格瓦拉进入阿根廷最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主修医学。
如果一直这样顺顺当当地继续下去，格瓦拉毕业后应该能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有着迷人笑容的帅气医生，妙手回春，成为女护士或女病人的梦中情人，然后继承家业，安逸、潇洒地度过一生。
童年时的格瓦拉
但是，在1950年1月的暑假（嗯，别忘了人家是南美洲），格瓦拉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之后，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第二年，格瓦拉选择了休学，和朋友骑上了一辆摩托车，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从阿根廷到智利，到秘鲁，到哥伦比亚，再到委内瑞拉。在旅途中，因为摩托车出了故障，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里做了几个月的义工。
这是一次对格瓦拉人生产生关键影响的旅行——作为一名富家子弟，他第一次完整见识了依旧陷于贫穷和困苦的南美洲。
1952年9月，格瓦拉坐飞机回到了阿根廷，随后开始拼命读书，最终在1953年顺利毕业。
但其实在1952年回国之后，格瓦拉在一篇日记里已经写下了一句话：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2
1953年7月，从医学院毕业的格瓦拉没有选择成为一名医生，而是开始了他第二次拉美之旅。
这一次，他来到了危地马拉。
彼时的危地马拉，正在年轻总统阿本斯（Arbenz）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但改革无疑会触痛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尤其是已经将触角伸向南美洲的美国。在著名的美资联合果品公司22.5万英亩[1]土地被没收且被分给无地的农民之后，美国人决定推翻阿本斯政府。
1954年6月，美国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阿玛斯（危地马拉的一名军官）雇佣军入侵危地马拉，阿本斯总统很快就被迫下台——这位当时只有41岁的总统自此流亡海外，至死都没有回国。
在这场为时不长的战争中，格瓦拉毫无疑问地站在危地马拉政府军的一边，在整个过程中，有几件事对格瓦拉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格瓦拉得到了他后来闻名于世界的那个绰号：“切”（Che）。“切”在西班牙语中是一个感叹词，在南美被用来和人打招呼或表示惊讶，类似“喂”或“哦”。
格瓦拉认识了秘鲁的女革命者加德亚，后来她成了格瓦拉的第一任妻子。
美国中情局注意到了格瓦拉这个人，由此，格瓦拉第一次上了美国人的黑名单。
最关键的是，格瓦拉开始认识到：如果不进行一场革命，自己就无法安心地成为一名医生。
3
1955年，在撤离危地马拉后，格瓦拉来到了墨西哥城。
在那里，27岁的格瓦拉遇到了影响他一生命运的战友：29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
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在一起
毫无疑问，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一见如故，格瓦拉随即就投入了卡斯特罗反对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革命队伍中。
1956年11月25日，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率领82名富有冒险精神的古巴战士，从墨西哥出发，乘坐小艇驶向古巴。
那是一次非常糟糕的革命行动：在古巴南部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后，这支革命队伍遭到了巴蒂斯塔军队的伏击，82人中只有12人活了下来。但也正是那次行动，让幸存的格瓦拉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
作为随军的医生，格瓦拉面对的一个是药箱，一个是子弹箱——他毫不犹豫地扛起了子弹箱。
在格瓦拉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中，他自己把这次转变总结为：从医生彻底转成了战士。
4
成为战士后的格瓦拉，机警、冷静、无情，很快成了卡斯特罗最得力的助手。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这批12个战士，开始转入山区打游击。经历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巴蒂斯塔的政权终于被推翻，卡斯特罗从最初的全国武装司令做到了总理，进而掌握了古巴的一切大权。
作为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格瓦拉理所当然被委以重任，他先后担任过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这两个重要职位，全程参与了古巴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成为政坛高官后，格瓦拉表现出了两面性。
一方面，他依旧保持着简朴的革命本色，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加薪。他没去过夜总会，也没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相反，倒是在周末多次参加甘蔗地或工厂里的义务劳动（不过让别人为难的是，他提倡他的部门所有人都不领薪水，义务劳动）。据说有一次，他到一位苏联官员家中做客，当官员拿着名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他带着讽刺的口吻说：“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那么高级的餐具？”
而另一方面，格瓦拉并没有展现出他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天赋。
在经济领域，格瓦拉推翻一切市场规律，推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每个企业都要在政府的安排下进行生产，结果整个国家的生产陷入停滞。1963年的调查显示，有些生产计划需要经过20多个行政部门审批才能进行。
同时，为了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格瓦拉想在古巴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他用行政命令把一半的甘蔗田（制糖是古巴的命脉产业）烧毁，改建炼油、炼钢、发电、水泥等重工业，但古巴甚至连相关的专业人才都没有。
据《卡斯特罗和古巴》一书，在1959年至1962年这三年中，有30万人逃离古巴，希望离开的人占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
雪茄，成为格瓦拉的一个标志
如果这只是说明格瓦拉缺乏能力，那么另一些资料则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古巴革命刚成功时，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
从1959年1月3日到11月26日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卡瓦尼亚堡监狱每天都响起杀人的枪声。一些资料认为格瓦拉处死了156人，但有人认为，这一人数可能高达600人，其中不乏无辜者，甚至有十几岁的孩子和身怀六甲的妇女。美国裔古巴作家亨伯特·冯托瓦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说，所有他访问过的人都表示，格瓦拉把屠杀作为生活的佐料。他在二楼的办公室里有一部分墙被打掉了，这样他就能在办公室里观赏行刑。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格瓦拉也访问了中国，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种种迹象表明，在1965年3月14日格瓦拉回到古巴后，他开始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总的来说，卡斯特罗认为革命已经告一段落，而格瓦拉认为这还只是开始。
这对曾经亲密的战友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4月1日，37岁的格瓦拉乘坐飞机离开古巴，前往非洲的刚果（金），他决定再一次投身革命，或者说，帮助全世界各国的穷苦人民革命。
也正是这一次的抉择，让格瓦拉的人生轨迹开始发光。如果他待在古巴继续担任高官辅佐卡斯特罗，或许可能会在世界革命史上留下小小的一笔，但绝不会像今天那样，被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用一种近乎崇拜的方式铭记。
因为格瓦拉放弃了好不容易奋斗得来的优越生活，为了他自己的理想，再一次主动投身到艰苦的战斗中去。
只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去检视过他理想的可行性？
5
古巴革命的成功，显然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板。
在刚果（金），格瓦拉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刚果的游击队根本搞不明白：一个白人，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来吃苦？
格瓦拉告诉他们，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但对于游击队员而言，“帝国主义”是什么并不重要，他们只要打倒现在由白人组成的政府，过上好日子就行了。
在那里，格瓦拉无法颁布政策和纲领，无法改变农民的生活，自然也无法发动群众。甚至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回归本职，做一名医生——刚果的战士无心训练，闲来就喝酒或嫖妓，格瓦拉需要医治那些染上了性病或酒精中毒的人。
格瓦拉在非洲
在非洲丛林中辗转了7个月后，格瓦拉最终被他的战友们劝离了刚果。尽管格瓦拉曾表示将伤兵送回古巴，而自己要在丛林中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最终还是答应了战友们的请求。
不过，格瓦拉没有回到古巴。
在卡斯特罗后来公布的格瓦拉给他的道别信中，格瓦拉宣称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到世界各个角落的革命中去。
这一次，格瓦拉选择了玻利维亚。
1967年，格瓦拉来到了玻利维亚。之所以选择这个国家，是因为他认为，玻利维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农民和矿工将会声援他领导的游击队，他的游击队也能与当地战士打成一片。
但是，格瓦拉一开始就和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蒙赫闹翻了。
蒙赫的意见是，只要战斗是在玻利维亚境内展开，他就需要取得领导权。而格瓦拉认为，“我绝对不能接受。军事司令应该是我，这个问题上我不允许模棱两可。”
双方谈崩后，蒙赫留下这样一句话：“当人民知道这支游击队是由一个外国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就会翻脸，不再支持你们。你们尽可以英勇地死去，但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成功。”
遗憾的是，蒙赫的话没有错。格瓦拉的游击队根本无法赢得玻利维亚当地民众的信任，连走入群众都不可能，更别提发动群众了。在古巴时那种老百姓给他们通风报信，补充给养的事情，在玻利维亚绝不可能发生，相反，由于叛徒的出卖，格瓦拉的游击队最终被政府军包围了。
1967年10月8日，玻利维亚政府军的特种部队包围了格瓦拉的营地。
格瓦拉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了。
6
关于格瓦拉的最后一刻，一直流传着各种版本。
一种版本是说，格瓦拉在腿部中弹后选择投降，他对政府军的士兵高喊：“不要射击！我是切·格瓦拉，我活着对你们来说比死更有价值。”
一位长期为美国中情局效力的流亡古巴人罗德里格斯，后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自己是现场的目击人，他当时的使命，是“确保格瓦拉能活着”。
罗德里格斯这样回忆当时见到格瓦拉的场景：
“他访问过莫斯科也拜访过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我是从那时候开始记得他的。但当年那个穿着制服英姿勃发的人，在我亲眼见到他时却落魄得像一个乞丐。他衣衫褴褛，脚上的靴子也不见踪影，一双皮鞋勉强遮住他的光脚。即使只是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我也会为他感到难过。”
被捕时的格瓦拉
罗德里格斯回忆说，被捕之初，切·格瓦拉表现得很愉快，甚至同意人们在他被带出藏身之地时和他合影。被捕后，切·格瓦拉被关押在附近一个村庄的学校里。
罗德里格斯的使命，是把格瓦拉带到巴拿马做进一步审讯，但玻利维亚的最高当局坚决要求立刻处决格瓦拉。他回忆了当时的过程：
“当我接到电话时，他们给我的密码是‘500、600’。当时我们之间有一套简单的密码。‘500’指的是切·格瓦拉，‘600’意味着死，‘700’意味着活。因为电话里有很多噪音，我又问了一遍，他们证实，命令是‘500、600’。”
多年以后，罗德里格斯依旧记得自己向格瓦拉宣布他将被处死时的情形。
“我走进他的房间，站在他面前对他说‘格瓦拉指挥官，很抱歉，我已经尽力了。但这是玻利维亚最高指挥官下的命令’。
“他完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他的脸变得像一张白纸。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像他当时那么沮丧。但他说‘这样也好，我根本就不该被活捉’。当时是玻利维亚时间下午1点，我们离开了他被关押的房间。
“在1点10分到1点20分之间，我听到了枪声。”
玻利维亚人雷希纳尔多·乌斯塔里·阿尔塞是一名医生兼记者，他曾近距离目睹了格瓦拉被枪杀后的尸体，且因披露格瓦拉被谋杀这一事实而至今流亡巴西。
格瓦拉的遗体。阿尔赛为图中脖子上挂有相机者
40多年来，阿尔赛遍访格瓦拉的同志与战友，查阅玻利维亚军方机密文件，在《切·格瓦拉——一个偶像的人生、毁灭与复活》（刘长申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他披露了他所了解到的格瓦拉生命最后一刻的情形：
马里奥·特兰（枪杀格瓦拉的士兵，据说是抽签抽出来的）走进另一个房屋，切在里面。切几秒钟前听到隔壁枪响，意识到自己大限已到。他原本在墙角处坐着，面朝着门，手脚都被结实的粗绳子捆绑着，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站了起来。
马里奥·特兰仿效贝尔纳迪诺·万卡，一脚将门踢开，走进屋内，用身子将门关上。出现几秒钟的沉默。没有立即开枪，但特兰用他的M1型卡宾枪对准切。
“坐下！可怜的家伙。”
“干什么？你要杀我吗？”
“坐下！可怜的家伙。”
事后，马里奥·特兰向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坦言：“他的眼神几乎让我崩溃，给我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
特兰在犹豫。
切知道他到时候了。开始发泄胸中的怒火。
“开枪吧！您要杀的是个男子汉！杀我啊！杀我啊！”
特兰仍没扣动扳机。
切的火更大了，开始骂他。
“婊子养的，杀我啊！杀我啊！……”
“你才是婊子养的！”这名士兵好像缓过神来了，他的卡宾枪响了。第一枪打中了切的右前臂。
这名游击队员将手放进嘴里咬住，好像是想把血止住。
这枪打伤了他的前臂和里面的肌肉，子弹穿过一根近1厘米粗的血管。
一注血喷出来溅到了特兰的衣服上，当伤在动脉血管时，左心室收缩压力会使血噗噗向外喷。
失血和剧痛使切顿感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倒在地上。尽管没有失去知觉，但摔得很重。马里奥·特兰心想大量失血足以要他的命，于是就从房屋里走了出来，外面是一群士兵和拉伊格拉居民。一个士兵对他说：“笨蛋！回去给他一梭子！”
马里奥·特兰听了他的话又走进屋里。切倒在地上，痛苦地蜷起了身子，看到这位军人进来，说：“痛快点儿！”
第二声、第三声枪响。一枪穿透切的左肋，却没有伤到心脏，另一枪穿透颈项，子弹又飞到墙上，钻了进去，震落一些墙土。
格瓦拉遗体照片，有修女看了说，很像耶稣
因为万卡见他还活着，口朝下，发出临死前的呼噜呼噜声，于是踢他一脚，让他口朝上。随即马上开了一枪，枪口距目标不到1米，直接对准心脏。几个小时后，就是这个子弹孔帮助我判定出了他死亡的原因。
切所中4枪之间相隔多久？虽很难精确计算，但不会超过1分钟，因此切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死去的。而且当脑部没有中弹，因失血造成死亡的情况下，生命的持续时间和失血量成正比。由于最后一枪击中心脏，使血流入脑部，切是在最多不超过4分钟内死亡的。
致命的一枪穿透心脏和肺。几秒钟后，一股鲜血从他嘴角挂落下来，紧接着肺部的气体和血液结合的混杂物不断从口中噗噗喷出。
切就这样死了。
7
格瓦拉的遗体被秘密运送到附近城市的一所医院向外界展示。
为了证明处决的就是格瓦拉，玻利维亚政府切下了他的双手，以便用指纹等相关证据证明他的身份。最后，格瓦拉的遗体和多具尸体被秘密埋葬在一个军用机场里，后来被运回古巴。
1997年10月9日，是格瓦拉遇难30周年的日子，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期，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11月14日，格瓦拉遗骨被移送圣克拉拉。当天，哈瓦那通往圣克拉拉的公路实行管制，任何闲杂车辆不得通行。圣克拉拉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灵车经过之处撒满鲜花。
17日上午9时，安葬仪式开始。格瓦拉的遗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广场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6名游击队员的遗骨。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
葬礼结束时，卡斯特罗亲自点燃了格瓦拉灵前的长明灯。
馒头说
周恩来同志曾对格瓦拉的游击战术有过这样的评价：[2]
所谓格瓦拉的“游击中心”，就是跑到那里放一把火就走。就像我们的盲动主义似的，脱离群众，没有党的领导。这种思想，在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群众中有影响。……古巴的武装斗争成功是带有偶然性的……他们不是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来逐步取得胜利的。自从这个偶然性胜利以后，他们又想在拉丁美洲甚至非洲到处用这种方式推翻亲美政权，必然不会取得成功。
看得出，中国的领导人对格瓦拉的评价并不高。
但这并不妨碍格瓦拉成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最知名的人物形象之一。
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伦敦，在上海还是在东京，在莫斯科还是在开普敦，格瓦拉的肖像早已风靡全球，出现在数以百万计的T恤、海报、马克杯上。他的“波普形象”，早已超越了各种意识形态和各种阵营，成为全世界不少人共同的精神图腾——哪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了解他。
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个人看来，格瓦拉作为一个符号的风行，固然有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开始萌芽的激进主义思潮以及左派风尚作为背景，但更多触动人内心的，还是他不断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自己的理想事业中去的那种精神。
在这个背景下，格瓦拉的理想是否靠谱，他的能力究竟如何，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颗血色浪漫的心。
而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不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做到像格瓦拉那样为自己的理想殉道，但至少背一个印有他头像的包，穿一件印有他头像的T恤，能多少宣告一下：我没有放弃理想，我不想与这个现实妥协。
梁文道当初曾有过一句评价：“切·格瓦拉如果活到今天，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永远年轻。不是因为他死得早，而是因为他死在浪漫的理想之中。”
这或许也是那么多人缅怀他的一个重要理由。
[1] 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2] 出自周恩来同志1971年5月31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编者注
人神之间吴清源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如果你要问谁是“一代棋圣”，十有八九，只会说一个人的名字：吴清源。
1
1914年出生在福州的吴清源，应该说还算个望族之后。
吴清源的祖父吴维贞，当时在浙江省做到了道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正厅级官员）。从官场上退下来后，获得了盐的专卖权，生意做得很大。在当时的福州，“陈、林、沈、吴”号称四大家族。
吴清源的外祖父叫张元奇，也是做官的，一度做到御史大夫，后来被贬到浙江，随后又投靠了徐世昌，最后的官职是奉天省省长。
吴维贞和张元奇都是福建人，也是好友，于是双方就给儿女订了亲。
吴家儿子叫吴毅，张家女儿叫舒文，他们俩结婚的时候，证婚的是徐世昌（袁世凯的重要谋士，当过中华民国大总统）。
吴毅是吴维贞快70岁时才得到的儿子，在家中排行最小。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一般把长子和次子送到美国和英国留学，三子以下，送到日本留学。
去日本留学的吴毅别的没学到，却学到了一个将来影响自己儿子一生的东西——围棋。
2
吴毅有三个儿子，吴清源排行老三，本名吴泉，“清源”是字。
大概在吴清源7岁的时候，父亲开始让他接触围棋了。
吴毅本身的围棋水平一般，但因为从日本回来，所以受到过当时世界最强的日本围棋的熏陶。吴毅经常会邮购一些日本的围棋棋谱或围棋杂志，比如幕府时期棋圣秀策的棋谱等。
这些棋谱对吴清源早期棋力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起之前父亲让他一直背的四书五经，吴清源觉得看棋谱和摆棋的日子要快乐得多。
没多久，吴清源的棋力就超过了两个哥哥。
1925年，吴毅病逝，年仅33岁。吴毅去世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把一本练字的字帖给了老大（后来做了官），把一本小说给了老二（后来做了文学家），给吴清源的，是一盒围棋。
其实父亲在世的时候，吴清源家已经家道中落了。搬到北京后，吴家虽然也从祖父的遗产中分到了一处四合院，但是由于吴毅收入一般，很难养活一家人，所以要靠变卖一些家产度日。
父亲去世后，吴清源家变得更加贫困。但当时，吴清源作为“围棋神童”，已经小有名气。当时有一位围棋高手叫顾水如，有意栽培吴清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大官家做“棋客”。
这个大官，就是段祺瑞——时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
段祺瑞一生酷爱围棋，在家中养了一批“棋客”陪自己下棋。他自称水平有“七段”，相当于日本的职业四段。
当11岁的吴清源被带到段祺瑞面前时，稚气未脱。一盘棋下来，“七段”的段祺瑞被11岁的吴清源轻松击败。
按照段祺瑞的习惯，是下完围棋后吃早饭的。输了那盘棋后，他就一个人走进里屋没有出来，连早饭都没吃。
不过，吴清源凭这一局，拿到了段祺瑞开给他每月的“对局费”：100块大洋。
3
吴清源就这样成了段祺瑞府上的“棋客”。
据吴清源的回忆，段祺瑞很喜欢在对方的腹地打入，然后做活一小块，他把这样的方式叫作“在公园里搭小房子”。
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从各方面渗透中国，吴清源回忆，作为亲日的军阀，段祺瑞的态度却很明确：“搭建个小房子是可以的，但不能归为己有。”
不过，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很难有一个长盛不衰的势力。1926年，段祺瑞失势，躲到天津当起了“寓公”。
他走倒不要紧，作为他的“棋客”，才12岁的吴清源一下子就失去了“对局费”的巨额经济来源。
无奈之下，吴清源只能去当时北京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参加下棋比赛——那些有钱的人会提供各种奖品。吴清源成了那里的“霸主”，每次都会赢回很多东西，比如花瓶、砚台等。
渐渐在北京围棋圈声名鹊起的“小神童”吴清源，开始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一位姓林的先生，开始带他去一家日本人开的围棋俱乐部下棋。
围棋虽然起源于中国，但当时全世界的围棋中心在日本。把吴清源引荐入段祺瑞府上的顾水如，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算是一流高手（他有日本留学的经历），但当时他和一个叫喜多文子的日本女职业五段下过一盘棋，受让二子，还是输了。
事实上，当时的乱世中国，如果有一个中国棋手能赢日本的职业棋手一盘棋，哪怕对方只是初段，那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在当时有一个说法：一个日本围棋的五段选手，可以横扫全中国。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日本人的围棋俱乐部，12岁的吴清源得到了一个和一位日本职业初段棋手下棋的机会——吴清源最后以6目的优势取胜。
整个俱乐部都轰动了。
濑越宪作。如果说山崎有民给吴清源打开了一扇门，那么濑越宪作就改变了吴清源的一生
那一局棋，旁观人中有一个叫山崎有民的人。看完吴清源下棋，他就给在日本的著名围棋七段、日本棋院的联合创建者濑越宪作先生写了封信：
“中国有一个天才少年！”
吴清源确实在继续着自己的“天才表演”：1926年，日本的职业棋手岩本薰四段到中国访问，吴清源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让三子的棋，都赢了，输了一盘受让两子的棋（岩本薰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作为职业高手，他后来下出“核爆之局”）。
这个成绩惊动了日本的围棋界人士，于是，“让吴清源赴日留学”这件事，就开始被运作了起来。
吴清源当时被日本人重视到什么程度呢？
一起运作吴清源出国的人士中，有犬养毅（后来的日本首相）、望月圭介（担任过日本的邮政首相和内相）、著名的大仓财阀第二代掌门人大仓喜七郎。
1928年，14岁的吴清源的棋力已经达到了让日本人不敢相信的地步——当时的另一个日本天才棋手桥本宇太郎四段（后来成了本因坊[1]，“核爆之局”的另一位弈对局者），代表日本棋院来给吴清源下最后的测试棋，两盘让吴清源执黑先行，吴清源一盘胜6目，一盘胜4目。
濑越宪作当时看了吴清源的棋局，给出了一个评价：“他是秀策再世。”（秀策，被日本人认为是江户时代最伟大的棋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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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14岁的吴清源终于赴日本留学。
他的老师是濑越宪作，而在财政上支持他的人，是大仓喜七郎。大仓喜七郎给吴清源每月的生活费是200日元——当时，一个刚毕业的日本大学生，月薪是40日元。
但是，大仓喜七郎的资助有一个期限：三年。三年之后，吴清源必须参加日本的“大手合”（段位赛）。
换句话说，三年之后，吴清源如果没有证明自己的实力，对不起，你爱干吗干吗去吧。
1928年，在日本棋院大门口迎接吴清源的日本棋手，中间那个孩子就是吴清源
14岁的吴清源初到日本，本因坊秀哉（右）就和他下了一盘指导棋
吴清源没有让大仓喜七郎失望。
他初到日本，就受让二子赢了当时日本围棋界的大人物——号称“不败名人”的本因坊秀哉。要知道，当时日本很多职业八段的棋手受让两子和秀哉下，也是要输的。
1929年，吴清源被日本棋院授予了“职业三段”的头衔，但因为身体虚弱，休养了一年，到1930年才开始参加“大手合”。
18岁时的吴清源
在春季赛上，吴清源7胜1败，秋季赛8战全胜，由此轻松升为四段。
那一年，吴清源才16岁。
在1930年一整年，16岁的吴清源在日本棋界下出了31胜6败2和的成绩。1931年，他下出了35胜5败1和的成绩。1932年，他更是下出了44胜5败1和的成绩。至此，他的胜率接近90%。
马上就要成年的吴清源，准备开始横扫日本围棋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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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源的成名之旅，是从与本因坊秀哉的对局开始的。
1933年，读卖新闻社主办了一场由五段以上棋手参加的日本围棋锦标赛，吴清源一举夺冠，获得了向本因坊秀哉挑战的机会——就是五年前，还要让吴清源两子的那位“不败名人”。
在那场受人关注的挑战赛中，吴清源下出了惊世骇俗的“三三·星·天元”的全新开局，举座皆惊，也让秀哉完全陷入了长考。
那场比赛，从1933年10月16日开始，下到1934年1月29日才结束，整整下了三个半月。为什么？因为这盘棋整个过程中一共“打挂”（暂停）13次，秀哉一碰到吴清源下的妙手，就说头疼要“打挂”。有一次，吴清源一招妙手，秀哉长考三个半小时后，说头疼“打挂”，然后就直接回家去了——这是当时日本棋界的奇怪制度，可以回家休息。
而这种中断比赛休息的结果，就是秀哉召集所有弟子一起研究下一步的对策（这也是被允许的）。最终，秀哉因为在第160手下出一招大妙手，逆转局势，最后以2目赢了吴清源。
但后来一个几乎公开的秘密是：第160手妙棋，是秀哉在召集弟子研究对策的时候，他一个叫前田陈尔的弟子想出来的。
换句话说，秀哉是集日本本因坊所有弟子之力，在对付19岁的吴清源。
后来，秀哉的“引退棋”是和当时日本另一位超一流棋手木谷实下的（木谷实也是吴清源的好友）。木谷实提出，“打挂”可以，但必须“封手”，就是你去休息之前，把你要下的下一手写在记录纸上交给裁判再走——木谷实后来赢了5目半。
虽然输给了秀哉，但吴清源的实力进入了明显的上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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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让吴清源正式封神的“十番棋大战”开始了。
这一年，25岁的吴清源升到了七段，读卖新闻社围绕吴清源，开始策划“升降十番棋”。
所谓“升降十番棋”，是江户时代就有的一种非常刺激的比赛制度：
两名棋手连下10场棋，轮流执黑先行。在十番棋中，如果一人被对方领先了4盘，就会失去平等的对局资格，就是被打“降格”——降一格，叫“先相先”，就是双方对局三盘，你可以两盘执黑先行（那时还没贴目，执黑先行有优势，但等于你承认对方地位比你高，在让你）；降两格叫“定先”，就是你永远执黑。
双方如果是段位相同的棋手，被对方打降格，是一件非常屈辱的事情。
吴清源制霸日本围棋界的好戏，大幕徐徐拉开。
吴清源第一个十番棋的对手，是同样拥有天才实力的好友木谷实。
他们俩的对局，就是后来著名的“镰仓十番棋”。
第一阶段6局棋，吴清源5比1领先，直接就把木谷实打降格了（最后以6比4取胜）。
1941年，吴清源第二个十番棋对手是雁金准一八段。
吴清源当时只有七段，按照规矩，他因为级别低，只能被“让先”（让你执黑先行），但雁金准一说：“如果是吴清源的话，可以分先（就是轮流执黑）。”
结果，前5局，吴清源4比1领先，再赢一盘，就可以把雁金准一打降格——七段棋手把八段棋手打降格。结果主办方读卖新闻社宣布比赛提前结束，不下了。
木谷实，同样是日本的天才棋手，与吴清源一起开创“新布局时代”。后创立“木谷道场”，培养出了大竹英雄、石田芳夫、赵治勋、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小林觉等一批围棋一流高手。“木谷道场”的弟子一度垄断了全日本的几乎所有围棋比赛冠军
1946年，吴清源迎来了第三个十番棋对手，也是他同门师兄，在1943年获得“本因坊”头衔（秀哉去世之前，把世袭的“本因坊”捐献，成为日本棋院一项棋赛的头衔）的桥本宇太郎。
下到第八局，吴清源6比2领先，把桥本打降格了。
1948年，吴清源和新晋“本因坊”的岩本薰（当年和吴清源下测试棋的那位）下十番棋，又把对方打降格了。
之后，和当时日本棋院唯一的九段棋手藤泽库之助进行十番棋。当时吴清源还是八段，是经过10盘测试棋获得九段后，才有资格和藤泽库之助下十番棋——7胜2败1和，吴清源毫无悬念地把对手打降格了。
不服输的藤泽库之助随即要求再下一次十番棋，结果再次被吴清源打降格——降两格，以后和吴清源下必须一直执黑先行以示尊敬。后来，藤泽库之助就改名了。
1953年，吴清源在十番棋中把当时风头正劲，拥有“剃刀坂田”的坂田荣男打降格；1955年，把高川格本因坊打降格。
吴清源和高川格的十番棋，是读卖新闻社办的最后一届十番棋比赛。
为什么？因为吴清源一共下了11场十番棋，11场全胜。不仅如此，吴清源凭一己之力，把日本老、中、青三代所有顶尖围棋手全部打降格了——不仅仅是击败，而且是降格。
所以，读卖新闻社尴尬地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全日本都找不出一个和吴清源实力相当的棋手了。
关于吴清源在十番棋比赛中的表现，网络上曾有一批体育迷做过如下比喻：
“相当于有一支英超球队，把所有其他同级别的球队都打到低一级别的英冠联赛去了；
“相当于有一支NBA（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球队，年年杀入总冠军，而且年年都是4比0获胜；
“相当于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有一名选手，自己主动后退30米起跑，最后照样拿冠军。”
在吴清源两胜藤泽库之助之后，日本媒体就称：“吴清源其实拥有十一段的棋力！”
而吴清源当时获得了另一个称号——“昭和棋圣”。
但有一个问题。
吴清源既然已经横扫日本棋界，按理，应该给予他日本围棋界的巅峰称号——“名人”。
但授予吴清源“名人”的话题，日本围棋界从来没提起过。
因为，他们认为吴清源并不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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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清源刚到日本的时候，一个叫西园寺公毅的朋友曾对他说过一句话：“来了一个担任将来中日友好使命的人。”
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要承担“中日友好”这个使命，显然超出了吴清源的个人能力。
事实上，吴清源在国家认同感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没有太多的倾向性。
所以，无须回避他三次更换国籍的历史。
1936年，吴清源放弃了中国国籍，加入了日本国籍。他在自传中写的理由是：“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在日本继续围棋修业的话，终归怕有所不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