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更国籍一事，吴清源曾请教自己的老师濑越宪作，濑越宪作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只是表示沉默。而吴清源的家人都劝他回中国，但吴清源认为，一旦回中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就下不了围棋了，也养不活一家人。
于是，吴清源最终选择加入了日本籍。当年运作吴清源来日本留学的望月圭介希望他用“吴泉”这个名字，因为“吴泉”是半训半音的读法——希望他“不能忘记中国”。
吴清源其实想忘，也忘记不了。
1937年，身体孱弱的吴清源在日本的富士见疗养所疗养，当时中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病房里贴着一张中国的大地图，病友们在地图上标出了日军在中国国内行进的路线。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沦陷后，疗养所里到处是“万岁”的呼喊声。
吴清源觉得“自己的心情很复杂”。
吴清源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1941年和1942年，吴清源两次作为日本围棋代表团的成员，前往中国“劳军”——也就是慰劳日军中的棋迷官兵。
对此，吴清源也没有多辩解，只是这样说：“我深信天意在于中日友好，并始终没有放弃时代的流向必将转变这一希望。但无论我怎样祈求，这终非我力所能及之事。……我信仰的教义中讲到：‘勿谈政治，世界没有国境。’所以我的心情是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不过，棋迷的士兵时常给我来信，我在给他们的回信中总是写道：‘请不要虐待中国人！’”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的一天，忽然有一群日本华侨冲进了吴清源家，并强制拉他去了所住街区的派出所，交给他一本中华民国的临时护照——强迫他放弃了日本国籍。
拿到中华民国国籍的吴清源，此后虽然仍在日本居住，但国籍一直是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直到1979年，吴清源再次加入了日本国籍，理由是为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方便。
但在那个年代，无论是什么国籍，无论想怎样逃避政治和战争，吴清源都是做不到的。
1945年，在盟军对日本东京的大空袭中，大火烧掉了吴清源的家，也烧光了他所有关于围棋的奖品和纪念品，钻出家中的废墟时，吴清源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无所有。
1952年，吴清源访问中国台湾。右起：应昌期（当时台湾围棋协会干事）、吴清源、周至柔（台湾围棋协会理事长），最左边那个小孩，就是后来著名的棋手林海峰，当时10岁
1945年8月6日，岩本薰在广岛向桥本宇太郎本因坊挑战，这场棋局就是后来著名的“核爆之局”——棋局进行到一半，美国空投了一枚原子弹，爆炸气浪把离广岛市中心10公里外的对局室震得支离破碎，但两位棋手简单收拾后，便继续下棋比赛。
那场棋，吴清源不在现场，但他的恩师濑越宪作在。濑越宪作最心爱的一个儿子从市里走回家，被烧得面目全非，在10天后死亡。
围棋再超脱，也无法超脱残酷的现实。
8
1961年8月，47岁的吴清源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变故。
在一次过马路时，吴清源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倒，右腿骨接合处错位，腰椎骨两处骨裂。
但比这更严重的是，吴清源发现自己再也无法集中精神下棋了。头痛的症状困扰着吴清源，甚至引起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有一次，吴清源在一间厕所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了。
经过各路专家的诊断，吴清源因为摩托车车祸，精神上受到了惊吓。这一症状迅速导致了吴清源由盛转衰——到了1965年的第四期名人战，51岁的吴清源8战全败，他已经无法好好下完一盘棋了。
从此，吴清源开始慢慢淡出职业棋坛。
1984年，70岁的吴清源也到了正式告别职业棋坛的时候——他也要下“引退棋”了。
吴清源的“引退棋”大会吸引了800多人来现场，全是围棋界的职业高手和相关人士。吴清源的“引退棋”并不是和当年秀哉那样，找一个人来下一盘棋，而是很多棋手上台，每人和吴清源下一手，以作纪念。
第一个上来下的，就是吴清源的师兄桥本宇太郎，当年被吴清源打降格的棋手，已经创立了日本著名的“关西棋院”。
桥本上台后下的第一手，就是“天元”（棋盘中心的一点）。
这是一种尊敬，也是一种纪念——当年吴清源初到日本时，曾试过第一手下在“天元”位置，而他当年的“三三·星·天元”的布局，也曾让整个日本棋界耳目一新。
吴清源在日本的56年围棋生涯，以“天元”开始，以“天元”结束。
9
引退后的吴清源，和中国的情缘慢慢加深。
其实早在1956年，吴清源就通过到日本访问演出的梅兰芳表示，尽快安排中国的天才少年来日本学围棋，他可以负责牵线。当时梅兰芳挑选了两个天才少年，但当时因为日本反华情绪强烈，未能成行。其中一个叫陈锡明（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进入了国家集训队，但未能大展宏图），另一个，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围棋院院长的陈祖德。
1962年，陈祖德作为中日友好围棋访问团成员拜访日本，出发前，周恩来特地关照陈祖德：“到了日本，要亲自登门拜访吴清源。”吴清源听说后非常感动。
后来，吴清源还一度安排好了另两个中国棋手到日本留学的事情，连住宿和经济赞助都谈好了，但最终还是没能成行。那两个棋手，一个是吴淞笙，一个就是聂卫平——当时日本棋院只肯给聂卫平五段资质，这也是未能成行的一个主要原因。
1985年5月，吴清源在战后第一次回到了中国，先到的上海。
当时上海围棋协会的顾问金明去机场接到了吴清源，然后和吴清源下了两盘棋。下完后，金明对吴清源说：“第一盘是算陈毅下的，第二盘是算周总理下的。”
无论吴清源的国籍是哪里，能和他下一盘棋，或者能和他见一面，也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心愿。
后来，吴清源正式收了一名中国女弟子，这个弟子的名字，叫芮乃伟。
芮乃伟在成为吴清源弟子后，十年八夺女子围棋世界锦标赛冠军，并在2000年战胜了当时巅峰时期的“世界围棋第一人”——韩国的李昌镐，震动棋界，还获得了韩国的“国手”头衔。
除了带弟子，吴清源在晚年致力于研究“21世纪的围棋”，他解释为“从棋盘的整体去考虑”，而不是切割成序盘、中盘、官子这些阶段。
吴清源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六合之棋”——他回归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层面。
江铸久和芮乃伟夫妇，被称为“天涯棋客”
2014年11月30日，吴清源在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内的医院病逝，享年100岁。
在70岁引退那年，吴清源说过一句话：
“不用太长寿，就活到100岁吧。”
馒头说
我知道，现在说起围棋，肯定会有人会提“阿尔法狗”和“阿尔法元”。
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吧。
从初中开始，我就特别喜欢看《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体育版上的围棋报道——其实我根本就不懂围棋。
但不懂围棋的我，却可以一字一句，把每篇报道都认真看完，并且对中日韩棋手的名字了然于胸。那时候，尤其能背日本棋手的名字：大竹英雄、小林光一、武宫正树、加藤正夫……
虽然不懂棋，但在那时候我就觉得，围棋就像武侠，而下棋的人，就像是武侠书里的武林高手，各人有各人的风格，各人有各人的绝招。
到了大学，隔壁寝室住了个围棋职业三段，自己寝室住了个围棋业余三段，所以也学了点围棋的皮毛。越学，越觉得围棋博大精深。
当然，号称“人类智力的王冠”的围棋，一度被称为人工智能唯一无解的围棋，现在终于还是被拉下了宝座——吴清源先生没能看到这一幕的发生。
但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从科技角度来说，这是人工智能一个巨大的台阶式的跨越，是一件可以载入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事。
而从围棋这一角度来说，人工智能当然可以完全取代人脑的布局，中盘，尤其是官子计算，但它无法拥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故事”。
吴清源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吴清源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的人，东渡扶桑，横扫日本，“为日本现代围棋奠定了基石”（《朝日新闻》对吴清源的评价），这样的故事，不会有第二个。
但像木谷实、坂田荣男、桥本宇太郎，像曹薰铉、李昌镐、李世石，像聂卫平、马晓春、钱宇平、常昊、古力、柯洁……每一个棋手，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他们彼此之间，从对局到对话，又会产生很多新的故事。
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人会有失误，会有急躁，会有骄傲，会有沮丧，会有铤而走险，会有缴械投降——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可以避免的，但这些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魅力。
这可能也是围棋依旧有它自己独特魅力的原因吧。
[1] “本因坊”是日本江户时代围棋四大家之首，可以理解为日本围棋界最大的一个门派。“本因坊”实行世袭制，后文提到的秀哉是最后一任本因坊。
梵高之死
在不少人心目中，伟大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当然是要才华横溢，然后最好是生前无人赏识，恐怕还得穷困潦倒。如果最后还是在绝望中自杀，那估计就很符合标准了……
1
1890年7月27日傍晚，文森特·梵高脚步有些踉跄地回到了奥威尔小镇。
他是午后带着他的全套画画的工具，离开自己暂住的拉乌尔旅馆，出去写生的。旅馆和镇上的人都对此习以为常，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孤僻的画家卖出去什么画，但他似乎也不在乎，整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是，梵高这次回来后的样子有点奇怪：在明显已经变得炎热的夏日傍晚，他却将自己的外套纽扣都紧紧扣起，而且手捂着腹部，一瘸一拐。
进了拉乌尔旅店，梵高也没和人打招呼，直接上了阁楼，钻进了他自己那间只有7平方米的房间。
出于谨慎，店老板拉乌尔跟上了楼，进了梵高的房间，发现他蜷缩在自己的床上，表情非常痛苦。
看到店老板走进来，梵高掀起了自己的衬衫——在肋骨旁，有一个很小的弹孔。
“我弄伤了自己。”他说。
医生和警察随后都赶到了旅店。医生发现，那颗射入梵高体内的子弹并没有穿透他的身体，而是留在了脊柱附近。
梵高自画像（1887年），摄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而警察则关心这是不是一起谋杀案，所以他问梵高：“你是不是想要自杀？”
梵高回答：“我想是这样的。”
梵高一生关系最亲密的弟弟提奥得到消息后，很快从巴黎赶了过来。在床前，提奥向哥哥保证一定要救活他。
但梵高对自己挚爱的弟弟说：“痛苦便是人生。”
据说那是梵高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7月30日，在痛苦中挣扎了30多个小时之后，梵高离开了人世。
终年37岁。
2
这是梵高之死最流行的一个版本。
事实上，这个版本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梵高从旅店老板拉乌尔那里借了一把左轮手枪，说是要赶走麦田的乌鸦，然后来到了镇外的一片麦田。在麦田里，他放下了随身携带的画具，举枪对着自己的腹部开了一枪。这一枪没有击中要害，却让他失去了意识。等他再醒来时已是黄昏，在无法找到那把手枪的情况下，他只能自己再蹒跚着回到旅店，寻求援助。
在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那本著名的《渴望生活·梵高传》中，这一幕自杀的场景得到了文学上的升华：“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扳动枪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
再加上1956年好莱坞同名改编影片《渴望生活》的上映，梵高这一悲剧但又震撼人性的人生结局，深深打动了千万人的心。
很多人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结局比这更符合大家的想象了。
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极具天分但孤僻，甚至有精神疾病的梵高。
3
关于梵高的故事，大家当然已经很熟悉了。
梵高并不算漫长的一生，大概有这样几个点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第一个，是他生前贫困潦倒，死后却享尽哀荣。
梵高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牧师，母亲是富家女。但是，长大成人后的梵高似乎辜负了家庭对他的期待，在做过牧师和艺术品经纪人之后，最终选择做职业画家的他就此陷入贫困。梵高一辈子只卖出过一幅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完全是靠他最亲爱的弟弟接济——梵高给他的弟弟写过600多封信，其中相当一部分只有一个诉求：“请务必再寄些钱来。”
梵高生前卖出的唯一一幅画：《红色的葡萄园》。当时售价是400法郎，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00多美元
然而，就在梵高去世之后，他遗留下来的画作却大受好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梵高的多幅画作进入过世界最名贵的十大画作排行，他的画成了艺术和天价的代名词。
第二点，是他起步虽晚，但天赋异禀。
梵高的绘画天赋并不是从童年就开始展露的。
严格说起来，直到去世，梵高正式投身艺术创作的时间大概也就十年，他是一个标准的“半路出家”的画家。
1885年，已有小成的梵高画了一幅《吃土豆的人》。这应该是他早期作品中比较出挑的一幅。画完这幅画后，他自信地将画寄给了弟弟，而作为艺术商人的弟弟在看了画之后没有太多表示，只是给了哥哥一个建议：“来巴黎吧！”
1890年6月，梵高为自己的治疗医生加歇大夫画了一张肖像画。100年后的1990年，这幅名为《加歇医生》的肖像画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被拍卖，3分钟之内就被日本人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拍走，创下了有史以来最贵艺术品的纪录。这个纪录直到2004年才被打破。当时全世界最贵的10幅名画，5幅都是梵高画的
梵高学画后不久的作品《海边的渔夫》。人脸可能因为画坏了而被抹去了。陈丹青非常喜欢这幅画
《吃土豆的人》
于是，在1886年，34岁的梵高就到了巴黎。
巴黎的各种艺术潮流给从乡下来的梵高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而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印象派”。
还记得梵高在《吃土豆的人》中运用色彩的技法吗？到了巴黎之后，梵高的画就变成了这样：
梵高的《播种者》
而在最早，梵高临摹米勒的《播种者》，是这样的画风：
左边是米勒的《播种者》，右边是梵高的临摹作品
梵高自己经常提起的一幅作品《阿尔勒的卧室》。这是他自己的卧室，简单的布置通过色彩的渲染，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摄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梵高《割耳后的自画像》。关于梵高割耳的原因，有几个版本，有说他自画时嫌自己耳朵不好看才割掉的，也有说他接到弟弟提奥要结婚的信之后一气之下割掉的。但无论如何，看到这幅画于割掉耳朵后一个月的自画像，相信梵高自己的心态已经趋于平静
1890年6月，梵高第二次精神崩溃进医院疗养期间，创作了这幅代表作之一《星月夜》。此时离他去世只有一个月时间了
梵高的画风开始大变，色彩明亮，涂抹浓厚，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风范。
第三点，自然就是他性格孤僻，精神异常。
梵高作为家中的长子（哥哥夭折），其实还是颇受宠爱和期待的。但是，梵高的性格却始终无法处理好这样的压力，最终造成了性格上的扭曲乃至精神上的失常（梵高的生平故事限于篇幅，本文不加以展开）。
关于他精神失常最有名的故事，无疑就是他与惺惺相惜的朋友高更争吵之后，一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并将它打包后送给了一个妓女。
梵高曾经两次精神崩溃被送入医院治疗，而对于一名艺术家而言，公众更愿意相信，精神和情绪上的波动，更有利于他们创造出普通人无法企及的作品。
所以，纵观梵高的一生，很多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自杀，可能是他唯一的归宿。
而事实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人们往往会忽视一点，那就是梵高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和传教者，其实是一直反对自杀的——他一直都表示，自杀是“道德上的懦夫行为”和“不诚实的人的行为”。
等等，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梵高真的是自杀的吗？
4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梵高“自杀”的那一天——1890年7月27日。
关于梵高自杀的那个说法，其实存在一系列的疑点：
第一，经医生鉴定，枪是从距离身体较远的地方开的，而不是从很近的地方开的——那梵高是如何做到自杀的？
第二，警察之后去了梵高所说的那片麦田，所有的画具，包括那把手枪，都不见了——如果是自杀，那些东西都应该在。
第三，警察在询问梵高是不是自杀时，他一直含糊其词：“不要指控任何人，是我自己想自杀的。”——他似乎想掩饰什么。
第四，至少有两个目击证人证实，当初梵高去的是夏彭瓦尔村——那与梵高说自己自杀的麦田是截然相反的方向。
第五，梵高没有留下遗书，且就在他“自杀”前不久写给弟弟的信里，还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和规划——他不像是一个要自杀的人。
那么，面对这些疑点，梵高真的是自杀的吗？
梵高的画作《麦田里的乌鸦》。这幅画画于1890年7月，就是在他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个月。整个画面虽然由金黄和蓝色两个主色调构成，却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所以这幅画曾一度被传为他自杀前画的最后一幅画作
5
梵高有可能是死于他杀。
《花瓶中的十五朵向日葵》可能是梵高最早为大众熟知的作品。这幅画在1987年就拍出了3950万美元的价格——还是由日本人收购的，现收藏于东京损保日本东乡青儿美术馆。梵高一生对日本的浮世绘非常痴迷，而日本人也对梵高的画有极强的收藏欲
这是史蒂文·奈菲与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合著的《梵高传》中提出的一个观点。
1956年，在好莱坞电影《渴望生活》上映的那一年，一位名叫雷内·萨克里顿的82岁的法国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他说，他在16岁的时候，就生活在奥威尔小镇，并且认识一个奇怪的画家——梵高。
雷内是一位富有的药剂师的儿子，衣食无忧。根据他的回忆，他是通过他18岁的哥哥加斯顿认识梵高的——因为加斯顿也喜欢画画，且梵高认为他意识超前。
与哥哥不同，雷内比较喜欢恶作剧。他会将盐放进梵高的咖啡里，会将蛇放进梵高的颜料盒里，还会在梵高的画笔上涂抹红辣椒酱——因为作画时的梵高在沉思时，经常会用舌头去舔笔。
尽管如此，梵高还是和兄弟俩保持着往来。一方面，是梵高喜欢和哥哥加斯顿讨论艺术，另一方面，兄弟俩经常为梵高的酒吧账单买单。
而在雷内的回忆中，一个重要细节就是，他曾经从旅店老板拉乌尔手里买过一把破旧的点三八口径的手枪，并且一直带在身上。
关于1890年7月27日这一天发生的事，雷内暗示，是梵高从他的包里偷走了那把手枪。这个说法与旅店老板拉乌尔的叙述矛盾，因为老板说是梵高向他借的手枪。而且，这和雷内之后的叙述也有矛盾：他说他与那个装枪的帆布袋形影不离，但又说他后来到了诺曼底，才发现自己的手枪没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梵高中枪的那一天，加斯顿和雷内兄弟就离开了小镇，远走高飞。
为此，《梵高传》一书做出了一种推断假设：在7月27日的那个下午，外出写生的梵高在去夏彭瓦尔村的路上（那条路正好经过他和雷内兄弟经常相聚的酒吧），碰到了雷内和他的小伙伴们。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双方起了争执——也有可能是因为又一次的恶作剧，但这一次似乎玩笑开大了，雷内的那把手枪击中了梵高。惊慌的梵高捂住伤口，一瘸一拐地回到了酒店，而同样惶恐的兄弟俩，收起了梵高的画具，包括那把手枪，就此远走高飞。
梵高的《鸢尾花》，画于1889年，就是他离世的前一年。1988年，该画以5300万美元的价格被拍卖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前面所说的五大“疑点”，都可以完美解释。
除了还有一点似乎说不过去：梵高为什么后来坚持对警察说自己是自杀？
6
最有可能的原因，还是梵高的性格。
一方面，与其说当时梵高是与兄弟俩达成了某项约定，倒不如说梵高是出于自己善良的性格——他希望能够保护着兄弟俩不要遭到麻烦。这也是他当时向警察强调“不要指控任何人”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梵高自己的求死之心。
这和梵高反对自杀的态度并不矛盾。梵高自己曾写过一句话：“我不会特意寻死，不过一旦死亡降临，我也不会逃避。”
对于37岁的梵高来说，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痛苦、事业上的不顺，以及挚爱的弟弟结婚，多重打击之下，如果忽然有了一个可以不用自杀而获得解脱的机会，梵高是否能真的抗拒？
当然，一切的一切，只是推断。不过就像梵高自杀的说法一样——一切的来源只有他自己的说法，没有任何人证，也没有任何物证。
除非有时光机器，不然很难再弄清梵高当时究竟是怎样遭受那一枪的。
不过有一点还是比较清楚的：对于公众，在梵高留给后世的光环而言，自杀无疑更耀眼。
馒头说
我曾在读者见面会上讲过一个例子，大意是：有时候，一些人心目中伟大的天才科学家应该的样子，首先他应该清贫，如果他坐拥豪宅、游艇，手握价值数亿元的专利，那肯定就失去了很多味道；其次，他最好有些怪癖，比如吃饭只吃单数的米粒，住酒店时的房间号必须能被3整除；再次，如果他能愤世嫉俗，离群索居，最后孤独而死，后人却从他的遗留手稿中发现一个造福全人类的大发明，那简直就是完美了。
我们的大众传媒其实早摸透了公众的心理和需求，在报道和塑造典型人物的时候，也会尽可能往这些方面靠拢，哪怕加上一点点想象或渲染。
不光科学家，艺术家其实也是。
梵高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例子：才华横溢，穷困潦倒，孤僻抑郁，自杀而死。
那么多年来，梵高已是一个为艺术赴汤、为梦想蹈火、为真理献身的形象，而在这个形象中，“自杀”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哪怕，这个故事的结局未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在我个人看来，那个可能存在的另一个版本，或许比自杀来得更曲折，更能彰显梵高的性格——当然，这也只能停留在推断的层面上了。
其实，若论贫穷或是生活艰难，梵高都不是历史上最值得一写的那个艺术家，但他在一直遭人白眼和冷遇的情况下，依旧坚持自己的梦想，这才是最让人动容的。
没错，我们其实都知道，就梵高一生的际遇和他的才华而言，已经不需要再加上一个“自杀”来为自己一生的故事增加砝码了。
在英剧《神秘博士》第5季第10集中，梵高被带着穿越到了2010年的巴黎奥赛美术馆。他被带到了一间展厅，惊讶地发现在里面展出的，全是自己的作品。
然后，他从馆长的口中，听到了后世对自己的评价：“我认为梵高是史上最杰出的画家，没有之一。在任何时期，都绝对是最知名、最伟大、最受景仰的画家。他对色彩的掌控无与伦比，他把在生活中遭受的痛苦磨难，转化成了画布上的激情洋溢的美。痛苦很容易表现，但如何糅合热情与痛苦，来表现人世间的激情、喜悦和壮丽，他前无古人，或许也后无来者。”
那一刻，生前从来没有受到过肯定的梵高，哭得像一个孩子。
那一刻，坐在屏幕前的我，也泪流满面。
能称“时尚女王”的人不多，她算一个
这不是一篇品牌广告。只是不少品牌创始人的经历，本身确实是一个好故事。
1
1883年8月19日，卡布丽尔·香奈儿（Gabrielle Bonheur Chanel）出生在法国的索米尔。
香奈儿应该不能被称为“幸福的孩子”，因为她的爸爸阿尔贝是位商人——这么称呼似乎隆重了一点，他其实只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妈妈出身农家，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当女仆。
当然，贫穷并不是香奈儿不幸福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她的爸爸风流成性，从来不管妻子和孩子，而她的妈妈在生下三女二男之后，在32岁时积劳成疾，去世了。
在妻子去世后，香奈儿的爸爸采取了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安排了他们5个兄弟姐妹——把三个女儿送进修道院，把两个儿子送进农场。
然后他就远走高飞了。
于是，香奈儿的童年，就是在修道院和教会学校度过的。
庄严肃穆和崇高和谐的修道院装饰风格，给香奈儿后来的审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黑色、白色，简洁、朴实。香奈儿的童年，就生活在黑白搭配的世界里。
而修道院的生活给香奈儿带来的最大收获，是缝纫。在那里，香奈儿学会了各种缝纫和刺绣的本领。
老天在关上你的很多道门时，总会给你留下一扇窗——尽管你当时可能并不知道。
白天，香奈儿就是读书和缝纫，晚上，她就睡在冰冷的修道院硬板床上，期待爸爸有朝一日能够回来找她。
爸爸再也没有来。
2
1903年，20岁的香奈儿已经亭亭玉立，不再是当初那个怯懦的小姑娘了。
她在修道院里学到的缝纫本领派上了用场——她进入一家纺织厂，当了一名女工。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纺织厂女工平凡的一生的故事，所以，大家都知道，好戏才刚刚开始。
当然，人生逆转的最重要前提，是你不甘于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被安排。
香奈儿选择了去音乐厅唱歌。
事实上，香奈儿会唱的歌实在不多，她只是喜欢被人关注和听到掌声的感觉。至于她会唱的歌，就两首，一首叫《公鸡喔喔啼》，另一首叫《谁看见了Coco》。
因为香奈儿长得确实迷人，所以观众还是给她的表演以热烈的掌声，并且开始称她为“Coco”（可可）。
香奈儿索性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可可·香奈儿”，也就是后世广大女性最熟悉的“Coco Chanel”（可可·香奈儿）。
香奈儿在音乐厅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她还俘获了一个男人的心——法国第十轻骑兵团的年轻军官艾蒂安·巴勒松（Etienne Balsan）。
第十轻骑兵团是贵族兵团，里面都是贵族子弟，巴勒松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疯狂地爱上了香奈儿，并邀请她去自己在法国北部的城堡居住。
没有悬念，热恋中的香奈儿与心爱的男人一起住进了那座城堡：豪华的宴会厅、巨大的马场、成群的仆人……香奈儿觉得她终于等到了她盼望已久的幸福生活。
但香奈儿一直没有等到巴勒松的求婚。
1909年，26岁的香奈儿
巴勒松和香奈儿
不仅如此，巴勒松根本就没有带她去见自己的父母。
虽然之前隐隐有过猜测，但香奈儿最终还是必须面对现实：巴勒松根本就没打算娶她，他只是希望把她养起来，做自己的情妇。
那香奈儿有没有反对呢？至少在一开始，她并没有反对。
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了1909年，26岁的香奈儿终于厌倦了被“圈养”的生活，她决定要做自己的事，哪怕离开荣华富贵的生活。
做什么呢？做帽子。
3
1910年，香奈儿的帽子店，在巴黎的康鹏街（Rue Cambon）21号开张了。
香奈儿的帽子卖得还不错，原因在于她看准了时尚潮流。与其说是她看准，倒不如说她自己创造了一种时尚——简洁、耐看。
当时女士戴的帽子，都有一种浮夸的倾向：有各种花巧的饰边，各种华丽的羽毛，甚至有水果、标本鸟……怎么复杂怎么来，戴在头上不仅摇摇欲坠，对女性也是一种折磨。所以香奈儿通过非凡针线技巧缝制的帽子一问世，这种“逆时尚风”很快就在巴黎引发了一股新潮流。
在这个过程中，香奈儿遭遇的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对她的一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男人叫奥瑟·卡佩尔（Author Capel），在社交圈，他被昵称为“男孩”（Boy）。卡佩尔也是富家子弟，会打马球，会做生意，尽管他的身世和香奈儿一样扑朔迷离——有人说他是大银行家的私生子。
卡佩尔其实是巴勒松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香奈儿和他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巴勒松。但最终，巴勒松还是表示接受。
卡佩尔堪称香奈儿一生最重要也是最钟爱的男人，这不仅仅因为他资助香奈儿开店，为她介绍各种上流社会的名媛购买她的帽子，也不只是因为他深深地爱她，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相信她。
没错，卡佩尔是第一个真心相信香奈儿的男人——相信香奈儿的能力，相信她一定会获得成功。
在卡佩尔的鼓励和支持下，香奈儿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是卖帽子了。
卡佩尔给香奈儿介绍了一个英国的裁缝，他们开始一起设计香奈儿脑海中那些代表真正时尚的衣服。
香奈儿把自己的小姨和妹妹都招了过来，开始“创造”一些新概念的服装——
“我把一件旧毛衣从前面剪开，这样就不用套在头上往里钻了。我还在剪开的地方和衣襟缝了一条装饰带，加了个领子，加了个蝴蝶结，大家就看陶醉了。”香奈儿后来这样回忆。
1891年的两位佩戴帽子的欧洲女性
戴着自己设计的帽子的香奈儿
香奈儿、巴勒松和卡佩尔在一起
那件衣服，就是后来香奈儿经典套装的雏形。
必须要提一下那个时代背景——1914年，就在香奈儿正式开出了两家时装店的同时，波及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中，法国的大量社会名流和贵族开始离开首都巴黎，跑到外省避难。而香奈儿接受了卡佩尔的建议，适时在远离战场的比亚里茨——法国和西班牙贵族的度假胜地——开出了一家新店，很快，那里的香奈儿店成了贵族妇人们最爱去的地方。
但光有好的选址是远远不够的，真正吸引人的，还是香奈儿设计的服装。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欧洲列强的实力对比，也深深改变了社会结构——男人们成批被送往战场，而女人们成批走出家庭。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上升，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户外活动机会。
这和香奈儿崇尚的“简约”和“耐用”的时尚理念不谋而合。在这方面，香奈儿展现了惊人的天赋以及果敢的执行力，她将当时欧洲女性的身体从紧身的蕾丝胸衣衬垫、硬领或束腰中解放了出来，让她们意识到自己不再需要为男性的审美眼光而让自己受罪，而是应该遵从自己的意愿，释放一种舒适、自然的美。
她设计出了经典的海魂衫和休闲裤，第一个将只有工人阶级才穿的针织面料用在时装中，而最著名的，是她推出了女装长裤。
在那个女性只穿裙子的年代，香奈儿的女装长裤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但最终，时尚界选择了接受，并引以为风尚。
香奈儿的生意开始做得风生水起，她手下有了300名以上的工人，并且还清了卡佩尔借给她的启动资金。
但是，她却失去了卡佩尔。
1918年，和香奈儿一路携手走来的卡佩尔，因为希望获得父亲的欢心，最终还是与一名贵族女子结婚。这件事严重打击了香奈儿，虽然据说香奈儿在刚开店时拒绝过卡佩尔的求婚，但她的理由是“希望等事业有成时再在一起”。
而在1919年，香奈儿彻底失去了卡佩尔——他在一场车祸中遇难。
36岁的香奈儿曾一度以为自己拥有了爱情，但最终事实证明，一切依旧是一场梦。
香奈儿的服装海报
卡佩尔和香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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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尔的去世让香奈儿陷入了悲伤，却也刺激了她的创作灵感。
她开始疯狂地迷恋上黑色，由此设计出了著名的“小黑裙”——很多人说，那是为了纪念卡佩尔。
抛开感情因素，黑色的衣服在当时只有在葬礼上才会用到，但在被香奈儿设计出“小黑裙”之后，却成了女性最新的时尚。
香奈儿和她的“小黑裙”
在这一时期，香奈儿也确立了自己品牌的标志，就是那个著名的“双C”——有人说，那是为了纪念卡佩尔和她，所以用两个“C”字母开头。当然，也有人说，那只是她“Coco”的两个“C”而已。
以香奈儿的性格，她并没有陷入对卡佩尔去世的哀思中不能自拔。不久后，她就找到了新的男伴——有俄国流亡的大公迪米崔，也有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公爵。
感情生活总是能给香奈儿以无限的灵感。
在与迪米崔相恋时，她了解了俄国宫廷的调香方式，经过自己的实践，最终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推出了后来经久不衰的NO.5香水（香奈儿的5号香水，据统计在全世界每30秒就卖掉一瓶）。
在和威斯敏斯特的交往过程中，她了解到了贵族的生活方式，从公爵的西服材料中得到启发，开发出了第一套斜纹软呢套装。
曾有一种说法，说后来与别人结婚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对香奈儿一直念念不忘，在伦敦市的街头灯柱上刻上了“香奈儿”的品牌标志，同时在这个标记的旁边，刻上了一个大写的“W”，代表威斯敏斯特公爵家族，以此纪念这段无疾而终的爱情。但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认为“双C”其实代表的是“City Council”（市议会），并不是什么品牌标识，而旁边的“W”是“Westminster”（威斯敏斯特）的意思，因为只有在Westminster City Council（威斯敏斯特市议会）才有这种路灯
此时的香奈儿依旧拥有美貌，以及渐渐成形的时尚帝国。她已经不需要依赖男性而独立生活了，反而，痴迷于她的男性开始排队。
香奈儿的事业开始走向巅峰，光雇用的员工就达到了4000人。但很快，又一次风暴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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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一爆发，香奈儿就关闭了自己的时装店。
但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让她远离战争的困扰，恰恰相反，香奈儿在整个“二战”中的表现，成了她一生中最大的一个疑团。
香奈儿在法国康鹏街的公寓，内部一切构造都遵照她生前的装饰
美国著名记者哈尔·沃恩在他的著作《与敌共眠——可可·香奈儿的暗战》（Sleeping with the Enemy: Coco Chanel’s Secret War）中明确指出：“二战”期间，香奈儿扮演了纳粹间谍的角色。
在这段时间，香奈儿与一名小她13岁的德国男爵汉斯·京特·冯·丁克拉格走到了一起，但这位男爵绝非一个普通的“花花公子”，而是一名资深的德国间谍，他直接向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报告。
哈尔在书中指出，香奈儿有“反犹”情结，并曾在1943年受德国之托，两次飞赴西班牙的马德里，试图充当德国与英国调解的“中间人”角色，但遭到了英国人的拒绝。
不过，香奈儿的品牌方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的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反驳，称香奈儿当时有一大批犹太人合作伙伴和朋友，而且她和汉斯男爵的恋情早在战前就存在了。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1944年底法国被从德国纳粹的手里解放出来后，法国当局第一时间就逮捕了香奈儿。香奈儿坚决否认自己的间谍行为，只是承认和一个德国纳粹军官谈过恋爱。
出于各方面的原因（据说香奈儿的好朋友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从中求情），在“二战”结束后很多与德国人恋爱的法国女人被剃头乃至当街羞辱的背景下，香奈儿在被逮捕的几个小时后，就被保释了。
在被保释后不久，香奈儿就和汉斯一起前往瑞士，从此远避人间。
香奈儿的故事到此完结了吗？
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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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71岁的香奈儿宣布结束与汉斯的恋情，又回到了法国。
她宣布，要重新回到时尚界。
曾有一种说法，香奈儿选择复出，是因为看到朋友穿了一条裙子。
那是一位男爵夫人，那天她穿了一条非常紧身的迪奥晚宴裙——这个品牌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已经成为香奈儿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香奈儿认为，在她离开法国的时间里，当初她坚决反对的19世纪女式束身衣服似乎又回潮了，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再次回到时尚的战场，捍卫自己的风格和理念。
香奈儿和她自己设计的2.55手袋
当然，这只是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无论怎样，香奈儿希望回到自己创造辉煌的舞台，那才是真的。
不过，不知是不是因为“二战”间谍悬案的原因，法国人对香奈儿的回归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比如对于香奈儿拿出的新款的帽子，法国媒体的评价是“像旧的一样”。
这时候给香奈儿勇气的，是一直很欣赏她设计风格的美国市场。香奈儿的新款设计产品，在欧洲遇冷，在美国却受到一路追捧。
在这样的鼓舞下，1955年2月，香奈儿推出了又一个经典设计：香奈儿2.55手袋。时至今日，能拥有这样的一款“小香包”，依旧是无数年轻女孩的梦想。
香奈儿再一次成为时尚的传奇，不仅仅是品牌，还有品牌的创始人。
人们的目光渐渐聚焦到香奈儿的身上：美丽、倔强、多情、冷酷、天才、磨难、高贵、工作狂……
香奈儿会定期销毁自己的一些照片，解雇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刻意隐藏自己过去的一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香奈儿让自己的身世渐渐蒙上一层迷雾，只给世人留下一句话：“我的生活不曾取悦于我，所以我创造了自己的生活。”（My life didn’t please me, so I created my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