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投无路的梅乌奇，在1873年带着记录有全部实验数据的笔记本和一部新的电话原型机，来到了西联汇款公司，试图毛遂自荐。但这家公司非但没有接见梅乌奇，还在后来宣称，梅乌奇向该公司提供的东西都不慎遗失。
后来证明，这家公司的高管是贝尔的朋友。两年以后，贝尔提交了电话专利申请，并与西联汇款联手建立了一家新的公司。
在贝尔申请到电话的专利并成立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之后，梅乌奇终于将一纸诉状递到了法院，表示自己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先发明了电话。
囊中羞涩的梅乌奇无法独立负担庞大的诉讼费用，他依靠着朋友律师的帮助，与贝尔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当民意开始慢慢倒向梅乌奇，最高法院也开始考虑用欺诈罪指控贝尔的时候，梅乌奇的生命却走到了终点。
1889年10月18日，81岁的梅乌奇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官司自然不了了之。
5
梅乌奇的第一部电话原型机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还没有。
2002年6月11日，在梅乌奇逝世113年之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69号决议——这是一项关于“电话”的决议。
决议称，梅乌奇于1860年在纽约展示的名为“teletrofono”的机械已经具备了电话的功能，而贝尔后来确实有各种渠道和机会拿到梅乌奇的实验资料——
“众议院认为安东尼奥·梅乌奇的一生及其成就应该得到肯定。他在发明电话过程中的工作也应该得到承认。”
决议公布，立刻引来轩然大波。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纷纷欢呼这一迟到一个多世纪的“公正判决”。但加拿大方面却指责美国国会为了政治目的篡改历史（贝尔1870年移民加拿大，1882年又取得美国国籍）。
10天后的6月21日，作为回应，加拿大众议院也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贝尔是电话的发明者。
2004年，在加拿大广播公司举办的“最伟大的加拿大人”评选中，贝尔被电视观众评选“十大杰出加拿大人”。
就目前的绝大多数资料显示，电话的发明人，依旧是贝尔。
有人认为，贝尔对电话的商业化和普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的作用类似爱迪生之于电灯泡，所以他对电话做出的贡献更大。
也有人认为，梅乌奇先发明了电话，且贝尔确实有获得梅乌奇资料的嫌疑。
不管怎样，2013年3月16日，美国的专利法终于做出了一项重大改变：从之前的“先发明主义”（First-to-Invent），改为了“发明人先申请主义”（First-Inventor-to-Invent）。
只是关于电话的发明者究竟是谁，专利法已经无法给出答案。
馒头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挺喜欢写科学家的故事的。
因为我个人认为，能从整体上改变人类发展走向的事情，只有两种：战争和科技。
战争，毋庸多言，是向着毁灭人类的方向去的。
而科技的发展，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是为了提高和改善人类的生活（前提是别和战争联姻）。
而作为科技发展的直接推动者——科学家，其实也拥有一个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不是一个个冷冰冰、高高在上的科研机器人，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怒、有好事有糗事的普通人。
比如贝尔，无论他究竟有没有借鉴梅乌奇的成果，其实他一生为聋哑人做了很多贡献，他自己的妻子也是一位聋哑人。
另外一个喜欢写科学家的原因是，我很痴迷那个科学家辈出、人类科技文明大爆炸的时代——你看，一个电话，全世界各地都有科学家在憋足了劲儿捣鼓（其实在贝尔之前，法国人博修和德国人赖斯也有过类似的发现或发明）。那时候，每一个诺贝尔奖，都足以改变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
从21世纪开始，人类其实已经正式进入崭新的“互联网时代”，很多原来想都想不到的事，都逐步成为现实。
衷心期望并等待，下一个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到来。
你知道当年在报纸上登广告有多难吗？
当时代革命扑面而来的时候，很多行业都会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时候，一眨眼，很多事情就只剩下回忆了。
1
1979年3月15日，上海的《文汇报》刊登了一条不寻常的广告。
这是一条引起轰动的广告。
因为这是自“文革”结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第一条在中国报纸上刊登的外商广告。值得注意的是，报纸上的三块手表，还不是照片，是手绘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广告上刊登的“雷达表”，要在四年后才进入中国市场——换句话说，是看得到，买不到的。
时任瑞士雷达表中国区副总裁郑世爵后来回忆：“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广阔，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毫无疑问，雷达表相当聪明地运用了营销理论上的“第一品牌”概念——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用较少的资源和时间建立很高的知名度。
广告有效果吗？当然有。
在广告刊出的三天内，上海有700人以上到黄浦区的商场里去询问“雷达表”——其中很多人还不知道，当时一块雷达表的价格，相当于上海一名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收入。
《文汇报》刊登的雷达表广告
当天晚上，上海电视台也播出了雷达表的广告，而且还是英文播出，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
当时很多人都在问：《文汇报》胆子怎么那么大？
于是就要说到另一个故事，就在这一年，就在《文汇报》之前，上海的另一家报纸已经“第一个吃了螃蟹”，给《文汇报》壮了胆。
那就是中国在“文革”后率先恢复商业广告的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
2
报纸刊登广告这样稀松平常的事，对当时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报纸而言，却无异于天方夜谭。
其实报纸刊登广告，在中国本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从鸦片战争之后，中文报刊开始大量涌现，广告自然是报纸营收的最主要渠道。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报纸刊登广告，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1966年8月17日，最后一则商业广告出现在了《解放日报》国际新闻的下方——用现在的眼光看，那则广告的安排多少也体现了编辑的心血：
这一版的总标题是《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电烘箱广告上面的报道是这样一段导语开头：“墨西哥进步人士组织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他们热情称颂毛主席每篇著作都是真理和指南针。”然后，下面是“鼓风恒温干燥箱”的广告。
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商业广告就此在中国报纸版面上绝迹。
3
一晃13年过去，转眼到了1979年的除夕。
那一天，解放日报社正在开编委会，《文汇报》的一位副总编打电话过来：“春节期间，两报能否出内容相同的单页联合版，这样能让平时很辛苦的夜班编辑部轻松过个年？”
在当时电视还不普及，报纸也没几张的年代，时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的王维，不同意这个建议：“春节是读者看报的好时段，不能出单页！”
但是，会上马上也有人提出要算算“经济账”：《文汇报》出单页，我们出四个版，不是吃亏了？
王维一拍桌子：怕什么？我们不能用商业广告收入来弥补吗？
一句话说得简单，但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面面相觑——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三年，但中国还没有一家报纸敢恢复商业广告。
《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现在的上海市委机关报，居然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后来，有人专门请王维回忆当时的情景：
——“事先有没有请示市委？”
——“没有。”
——“有没有上报宣传部？”
——“没有。”
——“私下里和有关领导打过招呼？”
——“肯定没有！”
王维当时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大会决议深入人心。经过那么多年反反复复折腾，中国人终于认准了一个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国家，“实事求是”的氛围越来越浓。
于是王维的思路就是：“报纸刊登广告，天经地义。”
解放日报社老总一拍板，乐坏了一家广告代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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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整个上海只有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叫“上海广告装潢有限公司”（下称上广装），这家公司被允许代理国内媒体的广告，别无分店。
但以当时的市场环境，就算只有一家，但依旧是无米下炊。当时，上广装专门出差去北京，游说中央报刊能够接受刊登广告——中央报刊肯刊登，地方报纸才敢动啊！
但是中央报刊没有一家敢先摸石头过河。
时任解放日报社广告部经理的彭寿龙回忆，当时找到了上广装说可以刊登广告，对方激动万分，在最短的时间里就拉来了足够《解放日报》春节假期版面使用的商业广告。
1月28日，《解放日报》的版面上破天荒出现了上海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和上海食品工业公司的拳头产品，舞台刀枪、二胡三弦、佛手味精、幸福可乐、十全大补酒等一批广告。
当时，像这样的广告每条大约收费在700元左右，不久就调价到了每条1280元。这个价钱是什么概念？当时上海的人均工资仅每月40元左右。
但即便如此，在《解放日报》开了头炮之后，其他商家蜂拥而至——刊登广告的那几家商家的商品迅速脱销。
在诸多广告客户里，当时还有一家日本电气公司，连续来找了几次，要求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广告。这让庞寿龙感到非常棘手：党报能不能刊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广告？按什么货币结算？
庞寿龙为此还自掏腰包买来龙井茶叶、广东香蕉，接待日本客户，想先探探虚实。
一犹豫，第一个涉外广告就让《文汇报》做了。
5
《解放日报》作为一家“第一个摸石头过河”的报纸，当时不是没有风险的。
根据王维老总的回忆，在《解放日报》刊登广告后的两个月，在一次宣传部的会议上，出版局有一位副局长毫不客气地发问：《解放日报》带头刊登商业广告，到底是为社会服务，还是为本单位赚钱？
王维还是那条标准：用实践检验。他回到报社后，马上让总编办收集各界对《解放日报》刊登商业广告的真实反映。
解放日报社的资料室里，至今还保留着不少当初的读者反馈原件——真的有批评声音：
“凭票供应的电视机、收录机为啥还要做广告？如果登给中国人看，你又买不到；如果登给外国人看，人家根本不稀罕！”
“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只能起到刺激人们不满的作用。”
1979年1月28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
1979年1月28日的《解放日报》（第三版）
“我花四分钱买一份报纸为了学习、看消息，你们用四分之一的版面介绍日本人的生意经，算啥名堂？”
“广告里画的有些是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妖形怪状的女人，对广大群众到底有啥好处？”
王维让人把这些反馈实事求是地做成简报，上交给宣传部。
上面的领导，并没有批评。
6
由《解放日报》开头，全国报纸广告的“黄金时代”大幕由此拉开。
记得上海《新民晚报》的一位记者讲过一个段子：“那个时候，我们的广告部主任上班别的什么东西都不带，只要带把尺子就可以了。一个客户进来，主任告诉他实在没版面了，客户再三拜托，于是主任用尺子给他在版面上量出一个几乘几厘米的‘豆腐块’，问他能接受吗？客户连连点头，出去。然后排队的下一个再进来。那个年代，在报纸上登一个广告，有时候要提前一个月预约。”
当然，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解放日报》，也由此迈开了脚步：1993年，报社全年广告收入首次达到1亿元，1995年又突破了2亿元。
对了，那家上海广告装潢有限公司在之后的八年时间里，营业额一直是同行业全国第一。
馒头说
《解放日报》是一家听上去非常严肃、正经的报纸（实际上也是），但翻开它的历史，除了第一个恢复商业广告外，真的还有不少的全国“第一”，会颠覆你的印象：
1979年8月12日，成为全国第一家刊登“社会新闻”的报纸（其实就是非正面的新闻：上海一辆26路无轨电车翻车，造成很多乘客受伤）；
1980年1月，全国第一家创办文摘类报纸《报刊文摘》（巅峰时期的发行量达到380万）；
1989年1月21日，成为全国第一家敢把美国总统（布什）的就职演说作为头版头条的报纸；
1991年1月17日，成为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敢在头版头条刊发《海湾战争可能在24小时内爆发》预测消息的报纸（结果战争确实就在当天爆发）；
1991年2月4日，成为全国第一家敢用自己的语言透露党的最高领导谈话内容的报纸（业内皆知的“皇甫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
1992年1月4日，成为全国第一家出版彩色版周末刊的报纸；
1993年1月1日，成为全国第一家敢以半个版面刊登股票和期货市场行情的报纸。
……
你问我怎么那么熟悉这张报纸的历史？因为这就是我供职的老东家啊！
必须承认的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蓬勃兴起后，传统的纸媒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当初广告客户踏破报社门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同样应该达成共识的是：纸媒纸媒，成为过去的只是“纸”这个载体，“媒”永远是刚需——《解放日报》已经成为全国第一家“全员转型”的省级党报（全部的记者第一发稿都发到新媒体平台“上观新闻”客户端），又成了第一家摸石头过河的报纸，而这可能也是史上最艰辛、最未知的一次探索。
所以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初报纸刊登广告的故事，我觉得依旧是很有意义的。
我一直很喜欢那八个字——或许那八个字现在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酷、不潮、不时尚，但真的能够做到，是非常了不起的。不光是做报纸、干媒体，放到任何一个行业，放到任何一个时代，这八个字都值得铭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老祖宗考试作弊的那点儿事
有些门路和行业，从古至今都会一直存在，经久不息。而且技术还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和革新。
1
1997年5月5日，在河南开封，中国有一套“奇书”露面。
这套书分上、下两册，印刷于清朝光绪年间。书面纸张为黄褐色，内文用宣纸印刷，墨色精纯，校勘精当，印刷精细，字迹清楚。
那这套书又“奇”在何处？
这套书只有6.5厘米长，4.8厘米宽，1.5厘米厚，总共也就一个火柴盒大小。
但就在这套火柴盒大小的书里，一共刊载了《易经》《书经》《诗经》《礼经》《春秋》五经，还连带注释和序言，共342页，30万字。
这套书，被称为“世界最微型书”（据说浙江嘉善地区曾发现尺寸更小的版本）；
这套书，先是用手工抄录，然后再经石刻印刷而成。
下那么大功夫干什么用？
按照明面上的说法，那是为了便于读书人携带，让他们在旅途中看的。但哪位读书人出去旅行还要读30万字的“五经”？而且书上每个字比一粒米还要小，那是要让天下读书人都“健步如飞出门，牵着导盲犬回家”吗？
所以，不要解释了。
这就是一套给考生作弊用的书。
2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起于隋，兴于唐，强于宋而盛于明清，历经1300多年，成为广大寒门子弟实现阶级跨越的重要途径。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作弊，几乎是伴随着科举制度同时诞生，同时发展的。
中国古代科举的作弊手段，可以说是门类繁多，让人眼花缭乱，但若以作弊的人群分，无非两类：富人作弊，穷人作弊。
我们就先来看看富人家的子弟是怎么作弊的——这个富人家，当然也包括有财又有势的官人家。
绘画作品中的唐代科举考试现场
如果你有个好爹，那么最好的作弊行为发生在进入考场之前，那就是“请托”。
所谓“请托”，就是通过各方面关系，贿赂考官，开后门。至于开后门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探题”——透露题目给你，比如“关节”——双方约定你在考卷上做的暗号以便相认给高分（唐武则天时期开始要求盲批试卷），甚至是“偷改”——直接贿赂考官和工作人员，在考场就将试卷修改抄录。
能够“请托”的，一般都是大富大贵之家，那么稍微差一点，也有几个小钱，但托不到关系的人家该怎么办呢？
最常见的就是“替考”——找“枪手”（假手）代考。
请枪手代考，也是有讲究的。
一种，就是我们现在也常见的，枪手代替考生入场考试，考生不出现在考场。而另一种则更不易被发觉：枪手和考生同时入场，但枪手在试卷上写考生的名字，考生在试卷上写枪手的名字，神鬼不觉。
话说唐代最著名的枪手，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才子温庭筠。“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这就是他写的。
话说这哥们儿虽然诗名与李商隐并肩，却一生不得志，屡试不中。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他喜欢吃喝嫖，还要把相思缠绵的感受写成诗——“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也是他写的。唐代的科举要附加品德评语，所以他一直被打低分。另一方面，他口无遮拦，得罪不少权贵，所以也一直无法上榜。
屡试不中后，温庭筠就开始疯狂“报复社会”——不是深夜发美食照片，而是充当“枪手”帮人考试。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的会试，由于温庭筠做枪手已经做出了名气，做出了品牌，为了防范温庭筠替考，主考官特地将他的位置安排在自己办公的门口。当时温庭筠就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退场，让考官倒也是心中石头落地。但后来人们才知道，就是在那次考试中，温庭筠竟然帮助8个人完成了考卷（“私占授者已八人”）。
“枪王之王”温庭筠
无法想象温庭筠是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帮助8人作弊的，可谓“一战封神”。
当然，也不是人人像温庭筠那么潇洒。
晚唐著名诗人杜荀鹤虽有才华，但屡考屡败，只能写下一句牢骚诗：“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最后，这哥们儿一气之下，去投了杀人魔王朱温，才算捞到个五代梁朝的翰林学士。
3
穷苦如杜荀鹤，自己有才，不愿作弊，那自是一说。但还有大量普通人家，无法像富贵人家作弊那样走高端路线，那该怎么办？
自然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最常用的手段叫作“夹带”，顾名思义，就是带小抄。但这个小抄放在哪里，学问就大了。
有的考生，把小抄放在食盒的夹层里，有的放在掏空的馒头里带入考场，有的比较恶心，把小抄藏在肛门中带入考场。
冯梦龙的《古今谭概》里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万历年间，某个考生考试携带作弊文稿，用防水的油纸卷紧了，用细线绑着，藏在肛门里。搜查的人拉着线头把它拽了出来。这个考生解释：“这是前一个考生丢弃的。”结果前一个考生被叫来对质，问：“就算是我丢的，难道不上不下，正好丢进你的肛门？那你干吗又高抬你的臀部，等着我来丢呢？”（即我所掷，岂其不上不下，刚中粪门？彼亦何为高耸其臀，以待掷耶？）
当然，有些“夹带”也是有些技术含量的，比如“继烛”。
因为有时候科举考试要考到晚上，所以考生需要自备蜡烛。有些考生就把蜡烛内部沿引线从底往上掏空，然后塞入卷成一条的小抄，然后再用蜡油把底部封平，堂而皇之地带入考场。
比“继烛”更有技术含量的是“飞鸽”。
在赶考之前，考生家里先训练鸽子，在考前晚上将鸽子放入考场。考生进入考场后，把当天的考题写在纸上，让鸽子带回家中。家里早就准备好若干写作高手，按题写作，再让鸽子把文章带回考场——放到如今，只是鸽子换成了手机而已。
密密麻麻写满字的“夹带”上衣
另外一些手段，甚至都有些“高科技”含量了。
有些考生会用墨鱼汁把作弊内容抄写在衣服里，再涂上泥巴，混入考场。进入考场后将泥巴去掉，墨鱼汁写的文字就会显露出来。而且据说用墨鱼汁写成的文字，过一段时间会褪色，这样的话作弊的证据也会消失。
总的来说，使用新颖的“夹带”方式的一些考生可谓生不逢时，如果放到现在，即便落榜，去做个一流魔术师也是绰绰有余。
清科举考试作弊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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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就来了：面对那么多种作弊手段，考官们不管吗？朝廷不管吗？还有王法吗？
管，当然管。而且招数也很多。
第一招是“盲批”。唐武则天的时候，规定考生在考卷上自糊姓名，不让批卷者知道。后来则是姓名、年龄、籍贯等都要用专门的纸条密封，加盖弥封印章，防止被人拆开偷看或偷梁换柱。宋朝沿用此法，称其为“糊名”，而且还加了一道手续——专门请人将考生的试卷统一抄写，防止因为笔迹被辨认出而作弊。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作弊，但并不能完全杜绝前文所说的“关节”和“偷改”。
第二招叫“结保”。这个规矩从唐代就开始了，三人一保，类似连坐。如果三个考生中有一个被发现有作弊行为，三人同时受到处罚。这逼得他们互相监督，不能因为其中一人作弊而毁了自己前途。到后来考官等人都参与作弊，于是考官和工作人员也开始结保。
第三招是对付“枪手”的。从宋朝开始，科举考试推行“准考证制度”。那时的准考证叫“浮票”，上面除注明应试者姓名外，还有面形、身高、体形等特征。考生进入考场时，监考官拿着准考证一一看过才放行，以此防止冒名替考。但这招对温庭筠这类人不管用——老子也是进考场考试的，你奈我何？
清代科举考试场景还原
光这三招还不够，第四招叫“锁院”。这一招缘起北宋年间。当时的翰林学士杨亿被任命为主考官，在开考前，他同乡中打算应科试的一些人来拜访他——目的明确，希望接受“考前辅导”嘛。这个杨亿一听他们的要求，拍案而起，大骂一声：“丕休哉！”掉头就走进了里屋。
杨亿当真是个清官？并不是。“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有聪明人立刻听出了其中奥妙。那次考试，凡答卷中用了“丕休哉”一语的，都录取了。
为此，宋太宗决定开始“锁院”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都是临时委派的。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榜前不得离开，也不能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
然而，最简单有效的一招，自然就是“搜身”了。
随着“夹带”招数的越来越多，考生进入考场前的搜身也越来越严，进场要打开他们的发结，脱去衣服，甚至……检查肛门。
在这一点上，被汉人视为“蛮夷”的女真人倒是想出了一个非常文明的办法。金朝也仿效汉人开科举，但金世宗觉得对考生进行搜身很不礼貌，所以他规定：每次进考场前，让考生脱去自己的衣服进入沐池沐浴，浴毕则让考生换上统一的考生礼服——既检查了考生，又让考场环境干净卫生，没有体臭脚臭，一举两得。
当然，光靠“防”是肯定防不尽的，那怎么办？那就还要“罚”。
在清朝，凡是在科场考试中作弊的人，一旦被查出，要立即被带上枷锁在考棚外示众。然后还要判罚取消考试资格多少年，厉害的甚至会“剥夺考试权利终身”。
对于考场官员舞弊的，那惩罚就会更严重些，如果被查出，会被施以杖刑、罢官、流放，甚至砍头。
清朝对于科场舞弊惩罚极严，不少官员为此搭上身家性命。雍正年间，河南学政俞鸿图的小妾与仆人勾搭出卖考题被人举报，俞鸿图虽然不知情，但毕竟治家不严，被雍正判了个“斩立决”。（据野史记载，俞鸿图是被判“腰斩”，斩断身躯后尚未死，用手指在地上写了七个“惨”字才气绝身亡。旁人将惨状禀报雍正，雍正从此取消“腰斩”刑。）
这还不算什么。咸丰年间，做过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军机大臣的正一品大员柏葰，被人举报主考期间舞弊。堂堂一个正国级官员，就被一刀咔嚓了，因此案被牵连的官员达90多人，其中不少都被处斩了。
不过，“头你尽管砍，以后不作弊算我输”。作弊的传统和方式还是在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推陈出新，屡禁不绝。
从我们如今这个时代往后再过一千年，如果有人回写现在我们的各种考试，一样可以写出一篇图文并茂的《21世纪考生作弊的历史》吧？
馒头说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考试和作弊，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从出生开始就形影不离，谁也不能和谁分开。
或许有人会问，手段如此严格，下场如此悲惨，但为什么还有一批又一批的考生愿意铤而走险？
很简单，因为科举是那个时代处于普通阶级的他们突破自身阶层，万里封侯、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很多人都为了那一点点希望，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
是的，由此很容易联想到我们现在的高考。
有不少人曾呼吁取消高考制度。我个人觉得高考迟早会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至少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在当下的中国，高考依旧是一个对普通阶层相对而言最公平的机会，尤其是对广大的农村子弟而言，如果没有高考，他们靠什么越过那道坎，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人生？靠拼爹？靠送礼？还是靠各种才艺秀？难道还要潜规则？
不过，虽然我已远离学生时代，但通过各类新闻还是能了解到，高考现在对学生的重要性，与对当年的我们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语（我是全国大学扩招前的最后一届）——我个人认为这是个挺好的趋势。
为什么呢？因为考试的机会越来越多了，考试的方式越来越多了，对未来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高考可能还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跃龙门”的渠道，但很难说还是不是当初那座“千军万马挤破头”的独木桥了。
其实当年的科举也是这样。考生们之所以前仆后继花样百出地作弊，是因为那是他们作为读书人唯一的升迁之路。而到了晚清，尤其是1905年取消科举制度前夕，科举的存在感已经越来越低。以前科举找人代考，可能要花个千百两银子，到后来可能只要几两甚至几钱银子就行。
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既然多了，那又何必在一根独木桥上挤呢？
当然，不是在舞文弄墨的考场上作弊的人少了，就是作弊的人真的少了。
只要有人，有欲望，有功利，“作弊”这种行为，永远会存在。
哈得孙河上的奇迹[1]
有时候，人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所能祈求的只能是运气。但有时候，能起作用的又并不只是运气。
1
2009年1月15日下午，在纽约长岛繁忙的拉瓜迪亚机场，一架客机缓缓驶出了停机坪。
这架客机是全美航空的“空客320”型飞机，航班号是1549，执飞的任务是从纽约飞往西雅图，中间经停夏洛特。
连同机组人员在内，这个航班上有155人。
从纽约到夏洛特的第一站航程大概只需要两个小时，所以这班航班机长萨伦伯格的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
萨伦伯格（Chesle. B. Sullenberger），那一年58岁，可谓是“科班出身”：1969年从中学毕业后，萨伦伯格进入了美国空军学院，学习驾驶滑翔机（请注意这个点）。1973年到1980年间，萨伦伯格在美国空军驾驶了七年的F4“鬼怪式”战斗机，随后升职为飞行指挥员和飞行教练。退役后，和不少空军飞行员一样，他开始执飞民航班机。
在空军学院学习时的萨伦伯格
1月15日那天，纽约的气温虽然接近0摄氏度，但天气晴朗。在得到塔台允许起飞的命令之后，1549次航班顺利从跑道起飞。机长萨伦伯格让一旁的副驾驶、49岁的杰夫（Jeffrey Skiles）接过了操控权，自己望了一眼舷窗外的纽约哈得孙河，对杰夫说了一句话：“哈得孙河今天看上去真漂亮。”（Uh， What a view of the Hudson today.）
一旁的杰夫回答：“是的。”（Yeah.）
在那一刻，无论是萨伦伯格还是杰夫，都无法预见这两句轻松的对话后会发生什么——直到1分半钟后，飞机突然一阵剧烈晃动，像是在空中撞到了一堵墙。
“鸟群！”（Birds!）萨伦伯格只说了一个单词，虽然语气还是很冷静，但让一旁的杰夫倒吸一口凉气——飞机撞到鸟群了！
2
飞机撞鸟，堪称航空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
只要学过物理的人都应该知道，高速运动中的飞机与一只鸟迎面相撞——哪怕只是一只麻雀——都很有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而飞机撞鸟事件中最糟糕的，无疑就是鸟撞上了飞机的引擎。
这种最糟糕的局面，就让2009年1月15日的1549次航班撞上了——还不是一只鸟，是一群鸟。
在一阵晃动之后，萨伦伯格看了一眼仪表盘，最坏的情况发生了：这架“空客320”客机的两个引擎同时失去了动力。
很显然，鸟群钻进了飞机左右两个引擎，从而让这架几十吨重的庞然大物瞬间失去了动力。
而此时飞机已经爬升到5000英尺的高度（1500米左右），飞行速度为400公里/小时。
这个时候，机长的反应和操作，将决定整架飞机上所有人的生死。
13秒之后，萨伦伯格向副驾驶杰夫下了第一道指令——要回飞机的操控权。
在高速运动中，迎面扑来的鸟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力
同时，萨伦伯格要求杰夫赶紧拿出QRH（quick reference handbook，快速检查手册），查阅如何按照上面说的步骤逐步化解危机。
但是，与此同时，萨伦伯格首先启动了辅助动力系统——这个系统虽然不能保证飞机恢复动力，但能让驾驶舱仪表盘的各项数据和电脑暂时恢复正常——如果按照QRH的指示，这项步骤大概要排在第15个步骤之后。
随后，萨伦伯格开始向拉瓜迪亚机场的地面塔台发出呼救：“呼救！呼救！呼救！这里是1549次航班。我们撞上了鸟群，两个引擎都失去了动力，我们准备返回拉瓜迪亚机场！”（“Mayday mayday mayday. Uh this is uh Cactus fifteen fortynine hit birds, we’ve lost thrust （in/on） both engines we’re turning back towards LaGuardia.”）
“Mayday”起源于法语“m’aidez”，表示“帮帮我，救命”，是航班求救的通用语。
在第一时间，萨伦伯格想到的是把飞机飞回拉瓜迪亚机场。
3
下午3点27分，拉瓜迪亚机场的塔台收到了萨伦伯格的呼救。
当天负责1594次航班塔台雷达控制的，是一个叫派崔克·哈登的小伙子。当他收到萨伦伯格的求救信号时，顿时呆住了——两个引擎都不能运转，意味着这架飞机失去动力了。
但很快，他调整了情绪，立刻做出了应答：“好的……哦……你需要飞回拉瓜迪亚机场吗？向左转，航向220！”（Ok uh, you need to return to LaGuardia? Turn left heading of uh two two zero！）
无线电应答中传来一阵沉默。
哈登继续发出指示：“1549次航班，如果我们可以为你安排，你是否可以降落到13号跑道？”（Cactus fifteen fortynine, if we can get it for you do you want to try to land runway one three?）
应答器中传来萨伦伯格简短的回答：“我们做不到。”（We are unable.）
哈登没有放弃，继续努力：“1549次航班，31号跑道有空！”（Arright Cactus fifteen fortynine it’s gonna be left traffic for runway three one.）
萨伦伯格这次的回答更简短：“做不到。”（Unable.）
哈登这时可能并不知道，1594次航班此时离地面只有400多米的高度了。
他又安排了4号跑道，但等来的萨伦伯格的回答是：“我不敢保证我们能在任何跑道降落，我们右边有什么？新泽西的迪特波罗机场？”（I’m not sure we can make an runway. Uh what’s over to our right anything in New Jersey maybe Teterboro?）
哈登在绝望中似乎又抓到了救命稻草——既然萨伦伯格在寻找迫降的机场，说明飞机还能够掌控：“你说你想去迪特波罗机场？”（You wanna try and go to Teterboro?）
萨伦伯格回答：“是的。”（Yes.）
哈登赶紧回应：“你们想降落在迪特波罗哪条跑道？”（Which runway would you like at Teterboro？）
1549次航班却没有应答。
10秒钟的沉默。
随后，萨伦伯格的声音再度响起：“我们准备在哈得孙河上迫降。”（We’re gonna be in the Hudson.）
哈登怀疑自己听错了，赶紧追问了一句：“对不起，你再说一遍？”（I’m sorry, say again Cactus?）
此时的时间，是下午3点29分，离塔台收到1549次航班的呼救，只过去了2分钟。
1549次航班再也没有应答。
4
在听到1549次航班准备迫降哈得孙河的应答后，哈登瘫坐在了椅子上。
为什么？因为在航空史上，飞机迫降在水面上的先例，往往惨不忍睹，因为考虑到水波、水流、水温、下沉等各种因素，水面迫降的难度其实比陆地迫降要高很多（和在水泥地上硬着陆没什么区别），生还率也小很多。
作为一个例子，1996年，埃塞尔比亚961号航班因被劫机而燃油耗尽，最终在印度洋面上迫降，结果机体被撕裂，全机175人有125人遇难。
更何况，1549次航班的下面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纽约，只要出一点闪失，就会造成比机上乘客人数多得多的伤亡。
在收到1549次航班的应答后，按照规定，哈登被请离了操控台，因为他当时的情绪已经不适合再调控航班了。
被安置在一个小房间里的哈登，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因为按照他的经验，1549次航班肯定是机毁人亡了。
但他不知道，就在那一刻，萨伦伯格正在操控着那架飞机，做最后的努力。
5
就在机身剧烈晃动的时候，1549次航班的所有乘客陷入了寂静。
这种寂静，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很淡定，而是在那一刹那，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驾驶舱内的两名驾驶员。
这时候，机舱内的机长广播响了，机长说的，并不是大家都期待的“现在飞机已经恢复平稳”，而是一句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话：“准备撞击姿势！”（Bracing impact!）
随后，同样也绑好了安全带的空姐开始大声喊着要求乘客：“推椅背！弯腰！低头！双手抱头！”
有人哭了起来。
在拉瓜迪亚机场的地面塔台控制室，雷达上已经失去了1549次航班的踪影——飞行高度低于300米，雷达已经捕捉不到了。
而此时此刻，在驾驶舱内，萨伦伯格和杰夫正在做最后的努力。
失去了动力的“空客320”飞机，此时就是一架几十吨重的滑翔机，而萨伦伯格年轻时的滑翔机驾驶经验此刻也派上了用场，他在争取让飞机以一个完美的姿态切入哈得孙河的河面——切入角度要保持在11度左右，同时不能让飞机失速。
30米，20米，10米——轰！
当萨伦伯格和杰夫从巨大的冲击中清醒过来时，看到的是周围的一片水面——他们意识到，迫降成功了。
与此同时，同样劫后余生的机舱内的所有乘客，在空乘人员的指挥下，开始紧急疏散：妇女和儿童优先被送出紧急出口，随后大家依次撤离。
此时的室外温度接近0摄氏度，而哈得孙河水更是冰冷刺骨，有的乘客跳进了水里，试图自己游到岸边，但游了几下发现很快就会冻死在河里，只能再游回客机。
所有的乘客站在飞机的两翼和几个充气救生梯上等待救援，时间开始变得宝贵起来——如果救援不能及时赶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将被活活冻死。
当时真实的新闻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