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天津，还有一处“聂公桥”，终于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901》（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子孙谨守聂公训，至今无人敢出国》（《新安晚报》，2014年7月24日）
《义和团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中国第一个蒙难的新闻记者
关于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记者，已不可考。但对于第一个殉职的记者，基本有个共识。这个共识，未必建立在详细的时间节点考证上，而是建立在这个记者所做的事，以及留下的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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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7月31日这一天，慈禧太后下令杀了一个人。
慈禧一生中，经她手谕被砍下的人头，不计其数。但这一天她下令杀的这个人，让她后来有点后悔。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荩，他当时的身份是一家报社的记者。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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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荩，生于1872年，原名沈克诚，湖南长沙人。
中国甲午一战惨败后，沈荩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迫切地希望这个国家发生彻底的改变。
身处湖南的沈荩和两个同乡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他的那两个同乡，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谭嗣同和唐才常。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血洒菜市口。一时之间，沈荩觉得国家前途又黑暗一片，于是和唐才常一起远走日本留学。1900年，两人从日本返回上海，成立了革命组织“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正式由改良派转为革命派。
1900年，唐才常谋划的自立军大起义因为走漏了消息，被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前派人绞杀，唐才常被捕后被枭首示众，首级被挂在武昌汉阳门城门上。
唐才常死后，沈荩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的名义，在1900年8月末单独发动起义，史称“新堤起义”。但因为寡不敌众，起义也很快失败了。
失败后的沈荩，因为身份没有暴露，索性就潜入了北京城。由于沈荩在日本留过学，会日语，所以他找了一家日本人的报社《天津日日新报》，拿到了记者的身份，然后以此为掩护，开始出入北京的社交圈。
当时的北京，正处于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沈荩会外语，又有记者的身份，所以在北京的洋人圈里很快建立了一个小圈子。而清朝的那些贵族，看到沈荩和各路洋大人的关系处理得不错，也开始和他结交。没多久，沈荩成了北京城里的一个社交小达人，得到的各路消息也远比普通人多很多。
沈荩原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圈里一直舒服地混下去，但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尤其是有一次他偶然听到一位清朝贵族透露出的一个消息之后，他觉得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
中国和俄国要签订《中俄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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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说，《中俄密约》其实在1896年就签订了。
1896年，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俄国以“共同防御日本”为借口，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一般就被称为《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虽然以“共同防御”为出发点，但规定只要中日开战，中国所有港口均允许俄国兵船驶入，而且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允许俄国建造铁路，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俄国都可以通过该铁路运送军队或军需品。
这个条约，其实就是俄国趁火打劫，谋取中国的东北。
到了1903年，俄国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反而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俄国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这等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要掠走中国的东三省和内蒙古。
迫于俄国强大的压力，清政府准备签字。而签字之前，这个消息让沈荩知道了。
沈荩决定用一切代价阻止这件事发生。凭借自己的人脉圈，沈荩最终通过贿赂，从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那里搞到了最新的《中俄密约》的草稿原文，然后立刻把草稿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收到草稿后，《新闻西报》随即全文刊登。然后，国内的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专门出了一期“号外”（日本揭露此事的动机自然一想便知）。
全国哗然。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最终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中俄密约》部分内容
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成功被阻止了，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1903年7月19日晚，沈荩在北京寓所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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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沈荩的，是一个叫吴士钊的人。
吴士钊举人出身，从翰林院被弹劾下来，当时和沈荩一起寄居在刘鹗府中（就是写《老残游记》的那一位）。沈荩把吴士钊引为知己，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包括带领起义的过去，都说给吴士钊听了。但吴士钊并没把沈荩当知己，而是把他当作了自己官复原职的筹码。
被逮捕后，沈荩自知难逃一死，没有任何掩饰，把自己做过的事一一都说了，并留下了四首绝命诗。
慈禧确实是准备杀沈荩的。但沈荩被捕的那一个月，恰逢农历六月。按清代惯例，一般夏月不执行死刑，要放到秋天。另一方面，那个月正好也是光绪皇帝的生日，皇帝生日的“万寿月”也是要停刑的。
但慈禧认为沈荩“罪大恶极”，必须立即正法。那怎么办？索性就“杖毙”。所谓“杖毙”，就是用棍子打死。
沈荩被行刑的那一天，其实是很血腥的：为了讨好慈禧，刑部专门制作了一块大木板用于“杖毙”。但据《大公报》报道，“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骨已如粉”，沈荩一声不吭，却仍没有咽气。
最后，是沈荩自己开了口：“怎么还不打死我？勒死我吧！”
最后，沈荩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死时只有31岁。
后来有个叫王照的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待的就是一年前沈荩待过的牢房。他后来这样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处死沈荩，慈禧认为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但出乎她意料的是，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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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先是详细报道了沈荩受苦刑而死的新闻，随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字林西报》随后跟进，发表《北京政府之暴行》，批评：“北京政府今出现一残酷不可言之政……其狠心残忍，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
《国民日日报》发表《沈荩死刑之暗昧》，哀叹：“生命之至贱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
《万国公报》则评论：“凡国不自重其国，而虐待本国人民，以快其一朝之意，此乃野蛮种类之所为，文明之国必羞为之伍者。且其人既安心而行之，则已无可劝戒，惟永远不与之平等而已。”
《大公报》随后还报道了外国公使们对此事的看法：“杖毙沈荩一案，驻京西人皆极着意。某国公使近向人云，视中政府近日所为，颇有将兴大狱之景象。又云，中政府既重提旧案，拿办新党，吾西人亦可再将庚子未办之祸首再行严办数名云云。”
《法国新闻报》附和：“沈荩之死，西人闻之皆胆寒。”
香港《中国日报》总结：“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杀一个小小记者，居然引来“友邦惊诧”，这是慈禧万万没有料到的。所以她后来在接见各国公使夫人的时候，也表示自己挺后悔的，还面谕群臣，要求不能“株连良善，致离人心”。
可惜已经晚了。沈荩被杖毙一案，革命党人在他们自己的媒体上发出了最强烈的怒吼。
章太炎在《浙江潮》上发表诗作《狱中沈禹希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慈禧原本准备“杀鸡儆猴”，却引起了全国人民对统治者的又一波反弹浪潮，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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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荩之死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在国内。一个叫莫理循的英国人，被沈荩之死深深地震动了。莫理循不是一般人，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
彼时的《泰晤士报》，在全球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派驻在一些国家的记者，甚至享有“第二大使”的称号。
莫理循比沈荩大10岁，算是同行。在得知沈荩的死讯后，愤怒异常，称慈禧为“那个凶狠恶毒的老妇人”。他在《泰晤士报》上撰写了大幅的报道，揭露了“一个中国记者之死”，并呼吁英国不能漠视俄国在中国土地上无节制地扩张，而且，他还通过各种办法，鼓动日本和俄国决战。
在其他照片背面，莫理循留下的注释和记录都是龙飞凤舞的，唯独沈荩这张照片背后，莫理循的手写体异常工整、有力：“沈荩，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
1904年，为了中国东北的权益归属，日俄战争终于爆发。当时有国际舆论把这场战争称为“莫理循的战争”。不过，日俄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胜方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犯下了种种暴行，这又让莫理循非常不满，于是他转而在媒体上抨击日本。
1912年，莫理循被聘为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顾问”。但相比这个“顾问”头衔，莫理循此前在中国16年的《泰晤士报》记者生涯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莫理循在中国期间拍摄的大量照片，后来被整理成《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的大型图册，其中就收录了一张他拍的沈荩的清晰照片，正是这张照片才使现在的我们得以知道沈荩长什么样子。
馒头说
其实关于沈荩是不是“因言获罪”，历来还是有争议的。
种种资料显示，慈禧之所以要对沈荩痛下杀手，还是因为他以前组织革命“谋反”（甚至有说法称他准备找李莲英行刺慈禧）。而且，据说沈荩能顺利公布《中俄密约》“新七条”的内容，有日本人在背后的推动作用（日本当然不希望俄国独享中国东北）。更有一种推测，是清政府也有意让媒体曝光（1901年，正是莫理循从李鸿章处拿到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情报，公布在《泰晤士报》上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才阻止了俄国的野心）。
不过，沈荩的勇敢和爱国之心，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沈荩之死所彰显出的新闻媒体的力量，也是没有争议的。
我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职业，依旧是神圣的。尽管这些年来，这个称号的光环大大减弱（有外部因素，但必须承认，也有部分同行自己糟蹋的原因），但我还是坚信，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记者。
有人说，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没错，在美食、娱乐、时尚、旅游这些凸显个人品位和观点的领域，在传播渠道垄断被打破的背景下，自媒体确实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涉及社会公共领域和时政的报道以及各种舆论监督，机构媒体的记者还是有不可超越的优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种优势和责任，是任何自媒体，乃至机器人写作都取代不了的。而且我也坚信，总有一批记者，会坚守“铁肩担道义”的初心，成为“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忽然想起了2014年的一则新闻。说是江苏省理科状元吴呈杰的最初志愿是报考北京大学新闻系，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后来被很多“有良心”的记者劝退了，他最终选择了北京大学金融系。我看了关于他的一些后续报道，他现在应该读大四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新闻写作梦想，而且成了校媒的主编。
我不知道他毕业后是否还会选择做记者这个行当——读不读新闻系其实和做不做记者没有那么大关系——但我很欣赏他曾在微博上转发过的一段话：“新闻是一条注定要长跑的路，一朝一夕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要相信新闻依然有助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你会是千万推动者中的一员。”
在中国新闻的历史中，有千千万万名记者奔跑在这条没有终点的路上。
一个皇帝的“过山车之旅”
这个故事，和一位皇帝有关。这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但他既不是秦皇汉武，也不是唐宗宋祖，而是一位末代皇帝。他不仅是一个朝代的末代皇帝，还是整个中国帝制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当然，我们之所以要说他的故事，还因为他是一个经历了命运“过山车”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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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清王朝来说，1908年的冬天，可能比往年要更冷一些。
11月14日，郁郁寡欢且不得志的光绪皇帝，终于告别了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国家，驾崩了。
一直与光绪皇帝缠斗，也已经步入风烛残年的慈禧太后，推出了她早就物色好的继位人选，然后只晚了一天，也步光绪后尘，撒手西去。
慈禧推出的人选，就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爱新觉罗·溥仪。
这一年，溥仪还没满3岁。懵懂无知中，就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起”——成了偌大的中国的皇帝。
只是这个皇帝，他只做了三年。
童年时的溥仪
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整个大清王朝顿时风雨飘摇。
6岁小皇帝溥仪手中的最后筹码，是52岁的袁世凯。为此，朝廷被迫给了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的头衔，希望他能调动他的北洋军，剿灭革命党，拯救大清朝于危难之中。
可是，当时拥有中国最强资源和实力的袁世凯，选择的合作对象是45岁的孙中山——他们两家手里都有筹码，谁会去理会一个已经完全失去控制力的小皇帝呢？
后来的事情，正是如同袁世凯与孙中山约定的那样发展的：袁世凯逼清朝皇帝退位，换取孙中山支持自己当中华民国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以隆裕太后名义颁布的《退位诏书》昭告天下，宣布皇帝退位：“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于是，刚满6岁的溥仪小皇帝，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落”—一夜之间，他就不是皇帝了。
从此以后，他的头上多了一项不怎么好听的头衔：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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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中华民国的政府，一开始对以溥仪为代表的皇族，还是不错的。
当时开出的条件是：溥仪可以继续居住在紫禁城中，保留“皇帝”的尊号。政府以外国君主的礼仪相待，紫禁城内皇室的财产分毫不动——并且，每年还提供给皇室400万两白银的费用。
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中国的辛亥革命完全有可能像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成为一场不流血的和平革命。而中国可能也有那样的机会，像英国那样，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如果真是那样，说不定现在的我们的媒体，还会铺天盖地八卦皇室爱新觉罗王子，和一个上海幼儿园老师的恋情。
可惜历史当然不会这样拐弯。
首先，是聪明一世，最后老来糊涂的袁世凯想过一把当皇帝的瘾，然后，又出了一个脑子进水的小军阀张勋。
而这个张勋，促成了溥仪人生中的第二次“起”。
1917年7月1日，在张勋的支持下，溥仪重新登上“帝位”，恢复年号“宣统”，然后开始大封群臣，公侯王爵全部封好之后，一共过了11天。
11天后，在全国的反对声中，在段祺瑞的出兵讨伐下，只有4000名“辫子军”的张勋逃入荷兰大使馆避难。
第12天，溥仪再次宣布“退位”。
这一年，溥仪还不满12岁。第二次“落”就这样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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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讲，被张勋“顶”上王位12天后退位，也不算什么“落”。因为溥仪本来就已适应了紫禁城“逊清小朝廷”的生活。
真正的第二“落”，是“落”在1924年。
张勋的复辟，与其说是让溥仪的清廷皇室得到了一个上位的机会，倒不如说是给了各大军阀一个借口：哦！原来你们还不老实，那么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1924年10月22日，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率军杀回北京，软禁了我们历史书上著名的“贿选总统”曹锟。
这事情，本来和溥仪也没什么关系。但冯大将军不知道怎么就忽然决定，去他的《皇室优待协定》，老子要进紫禁城！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兵进入紫禁城，直接对溥仪下了“逐客令”。
这个事件，史称“北京政变”。
这一年，溥仪18岁。他真正体会到了流离失所的感觉。11月29日，溥仪逃进了日本公使馆。这一次逃离，对溥仪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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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5年2月开始，溥仪先后住在天津租界的张园和静园。这时候的溥仪，就有点像金庸《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了，整天满脑子的念头，无非“复国”二字。
为此，溥仪花了大价钱开始打扮自己，从头到尾，全盘西化，开始带着自己的一妻一妾——1922年，溥仪立了婉容为“后”，立了文绣为“妃”——开始频频出入各种社交场所。
溥仪和婉容
从中国国内的军阀吴佩孚、段祺瑞，到各国的公使，对溥仪都很客气，都尊称他为“皇帝”。但过了一段时间，溥仪就渐渐发现有些不对：
大家都对我很客气，但都只是表面的寒暄而已！他们都有自己的目的！客气能当饭吃吗？
客气能复国吗？
这时候，溥仪想起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从他被赶出紫禁城开始，就不断在自己国内刊发各种报道他的文章，不断表示对他的遭遇的同情。
这个国家，名字叫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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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其实早就盯上溥仪了。为此，他们特地派出了最得力的特务“王牌”——土肥原贤二。（关于他的故事可见《历史的温度2》中《“土肥圆”和“土肥原”》一文）
土肥原贤二找到溥仪，游说他的理由只有一个，但非常有力：你不是想复国吗？我给你一个帝国，你来当皇帝！
对那个时候的溥仪来说，很难再找出比这更有诱惑力的条件了。对于身处租界的他，无权，无势，无兵，也就有点从紫禁城带出的珍宝，凭什么对得起列祖列宗，把丢失的江山再拿回来呢？
1935年，溥仪以“满洲国”皇帝身份访问日本，与日本天皇同乘阅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北沦陷在日本的铁蹄之下，时机终于成熟。
1931年11月，溥仪在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一路潜行至东北。
1932年，“满洲国”建立。两年后的1934年2月28日，溥仪成为“满洲国”的执政。
3月6日，溥仪与日本签订了《汤岗子温泉密约》：“满洲国”的治安和国防靠日本，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靠日本，“满洲国”中央和地方的官署任用日本人。“满洲国”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傀儡国。
自左上顺时针方向依次为：日本裕仁天皇、溥仪、蒋介石、斯大林。这四个人，被《时代》周刊评为当时“最能影响亚洲格局”的四个人
但溥仪不管这些。1934年，“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成为“满洲帝国”的皇帝，兼任陆海空军大元帅。
这一年，溥仪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迎来了人生的第三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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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起”维持了11年，又该轮到“落”了。
转眼就到了1945年，日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1945年8月10日，离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5天，溥仪被通知：赶紧从长春紧急转移至中朝边境城市通化。
溥仪开始亲自监督“打包”——那些从紫禁城带出来的珍贵文物，一共装了57只大木箱。
8月17日，溥仪乘飞机抵达沈阳机场，准备飞往日本，但一直耽搁到了8月19日——所以后来有一个说法，说其实是日本人把溥仪“出卖”给了苏联人。
但不管怎么说，8月19日凌晨，苏联的空军“神兵天降”沈阳机场。
在候机厅，苏联士兵发现有20多人坐在那里。候机厅的桌子上，有果汁、啤酒，甚至还有威士忌。看到苏联士兵出现，所有人都紧张地站了起来，除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溥仪。
他是“满洲国”的皇帝嘛。
但最终，溥仪还是站了起来。在苏联士兵的缴械要求下，他从沙发垫下摸出了一把手枪——当时在场的人以为他要自杀，但事实上他并没有。
溥仪被苏军带走时的情景
在确保自己不会被当场枪毙之后，溥仪明显镇定了很多。他向苏联军官介绍了他的“内阁”成员，以及说出了“满洲国”政府文件藏匿的地方。
然后，他人生的第三次“落”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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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在苏军的押送下，溥仪等9人前往苏联，先后被关押在赤塔的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等处。这一关押，就是五年。
其实，在苏联的“囚禁”生活并不差。莫罗科夫卡收容所甚至专门为溥仪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
在吃的方面，溥仪这些人每天有四餐，早餐有面包和各种点心，配咖啡和茶；午餐至少两菜一汤；下午三四点钟有“下午茶”；晚餐常吃西餐，内容更为丰富，有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
当苏联人知道溥仪会弹钢琴后，还特地给他搬来了一架钢琴。
当然，能得到这样的待遇，溥仪不是没付出过代价。溥仪有一块白金外壳的长方形手表。刚到苏联时，一位苏军军官伸出了自己的手腕——上面空空如也——朝溥仪笑了笑。溥仪立刻心领神会，把表摘下，送给了这名军官。
在伯力红河子看守所，必须让苏方代管物品。登记时，看守所所长看到溥仪的一条项链非常漂亮，他说了一句：我如果能送给我妻子这样一条项链，那该多好啊！
溥仪二话没说，就把这条项链送上了。
当然，溥仪也有自己的诉求：“共产党和国民党谁战胜了谁，都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只能留在苏联。”所以，他一直申请留在苏联。
可是，苏联拒绝了他。理由是：“如果中国内战国民党战胜了，我们还有理由把你留在这儿。现在共产党赢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了。”
1950年8月1日，溥仪被遣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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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遣送回国后，溥仪最担心的，是被直接处决。让他心中石头落地的，是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溥仪这些人，在处理方式上，只能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
这句话，让溥仪一下子放心了。随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安心度过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他写了自己前半生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1959年9月，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这是新中国的首批特赦。对于这次的特赦，溥仪根本没抱任何希望，因为他觉得，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才有可能被首批特赦”。而他认为自己属于“罪大恶极”。
因为他是皇帝嘛！
然而，溥仪怎么也不会想到，在1959年12月4日公布的首批特赦名单上，“爱新觉罗·溥仪”居然是特赦的001号。
不仅如此，1964年，溥仪担任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以为人生已经跌到谷底的溥仪，居然迎来了第四次“起”。
哪怕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因为周恩来特地把他列为保护对象之一，所以溥仪没有遭受到任何冲击。否则，以他的身份，没有人敢想象会遭遇怎样的下场。
因为他是皇帝嘛！
只是，溥仪随即遭受了人生第四次“落”，不是因为任何人为因素，而是来自病魔。
1967年，溥仪被诊断患有尿毒症。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指示，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
然而，天命如此。
1967年10月17日，经历了反复和挣扎，61岁的溥仪，以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的身份，告别人世。
馒头说
1988年，由贝托鲁奇导演，尊龙、陈冲、邬君梅、彼得·奥图出演的电影《末代皇帝》，成了第60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最大赢家——囊括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在内的9项大奖。
溥仪的一生之所以能拍成电影，电影能囊括那么多奖项，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末代皇帝”的特殊身份，更在于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世界各国，各朝各代，那么多末代皇帝，为什么溥仪那么受关注？因为他恰恰经历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最风云多变的年代。
说他无辜吗？确实无辜。不到3岁即位，从来就没有过实权，怎么可能掌控偌大的大清帝国？
说他真无辜吗？其实也未必。当成年后有了判断能力，为何又甘心当个“儿皇帝”？
或许，还是用周恩来那句总结比较合适：“你当皇帝的时候才两三岁，那时的事不能让你负责。但在伪满时代，你是要负责的。”
双面张作霖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学良获得的关注度远远超过张作霖，但谁都认可一件事：没有这个老子，就不会有那个儿子，这绝不仅仅是指生理遗传上。张作霖这个人物，从小小土匪做起，最终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掌权者，仅仅用一个“军阀”来形容他，肯定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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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张学良的说法，他们张家的祖籍是河北大城。
据《大城县志》记载，张作霖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南赵扶镇冯庄。直奉大战期间，张作霖曾返乡认祖，但族中老人反对。
一个说法是，因为张作霖年轻时当过“胡子”（土匪），有辱门风。另一个说法是，当时正值直奉大战，族中老人担心万一直系失败，吴佩孚会迁怒族人。总而言之，张作霖未能归宗，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其实，张作霖的生活，和河北并无关系。因为生活困苦，张作霖的先祖张永贵从河北跑到了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了祖父张发时，已经比较富裕了。但传到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一辈，张有财好赌、吸毒，最终因欠赌债，被债主害死。
张作霖与第五个儿子张学森（左）、第六个儿子张学浚（右）合影
1875年出生的张作霖，那一年13岁，家境破落。
此后的张作霖，流浪过，当过兽医，后来从了军，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再后来做过土匪，被招安后开始从副营长做到营长、旅长、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首领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
对张作霖这个人，其实存在不少争议。
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这个人身上，确实表现出了两个不同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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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看看张作霖的匪气——作为土匪的张作霖，以及剿匪的张作霖。
按照张家老一辈的人说法，张学良上一辈的张家人，没有一个是“正经死在床上”的。
这当然也和东北的彪悍民风有关。
张作霖从小就显示出了彪悍的本性。上私塾的时候，一次老师在学堂的一个门后面发现了一杆小扎枪（类似红缨枪），就问是谁的，张作霖说是他的。老师问干什么用，张作霖回答：我昨天看见你拿板子打别人的屁股，今天如果你打我，我就给你两下子。吓得老师去找张作霖的母亲：你这个孩子我不敢教。
甲午战争结束后，原本当兵的张作霖没事干，做起了兽医，经常给马贩子医治他们的马。按照张学良的回忆，当时的东北，凡是有马的人，“大多数都是有问题的”（指他们是土匪或偷马贼）。经常跟这些人接触，一来二往，张作霖也结交了不少“绿林朋友”。
1900年前后，正赶上闹“义和团”，沙俄趁机染指东北，清朝的盛京将军逃走，东北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地方，无奈之下，很多村庄只能选择自保。
那时的张作霖，凭借自己的岳父、地主赵占元的帮助（赵占元的次女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发妻，也是张学良的生母），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大团”，也就是武装组织，来保障村庄的安全。
保障安全，是要收费的，也就是所谓的“保护费”。而保障安全，也难免要和其他来侵扰的土匪交火，乃至互相争抢地盘，张作霖当“胡子”的经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如何，张作霖把自己的“辖区”保护得相当不错，手下人也很守规矩。在那个乱世，反而有很多村庄主动要求张作霖去“保护”，所以到后来，张作霖负责保卫20多个村庄的安全。
后来张作霖的老奉系一派，张作相（后来当到吉林省主席）、张景惠（后来做到奉军副司令，后降日，出任伪满洲国总理）这些人，都是当时加入队伍的。
1902年，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张作霖机敏地看到，所谓的带“民团”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他经八角台商团会长张紫云引荐，拜新民府（今辽宁省西北部）知府增韫为师，接受了招安，成了一名帮办（副营长），之后又升到了管带（营长）。
张作霖当官后的第一张照片
这是张作霖一生转折的开始。
政府招安你，一是怕你的“民团”散了彻底成为土匪，二是“以夷制夷”，要你去打土匪。
原来就是土匪的张作霖，摇身一变，立刻成了“剿匪专家”。虽然原来也被叫作“土匪”，但应该说，张作霖对扰乱地方治安的土匪还是深恶痛绝的。所以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在剿匪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再加上他本身就熟悉土匪的套路，所以收获颇丰。尤其是诱杀大土匪杜立三一役，堪称心狠手辣。
1908年，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让他去剿灭被俄国收买的蒙古叛匪。
这可能是张作霖剿匪生涯中最艰难的任务。因为蒙古草原极为干燥，经常有狼出没，而熟悉地形的“蒙匪”又相当彪悍，马术精湛。
但就是这个张作霖，总结经验教训，先是派人去卧底，然后智取强攻结合，他本人也身先士卒，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收拾了“蒙匪”里几股比较大的势力：白音大赉被击毙，牙仟被生擒，陶克陶胡被张作霖追击400公里，逃入外蒙。从这一点看，张作霖解决了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匪患，功不可没。
而打击土匪那么得力，可能也只有土匪出身的彪悍张作霖能做到。
3
应该说，剿匪帮助张作霖完成了人生积累的第一步，但要再进一步，他需要另一个更大的机会。
这时，辛亥革命到来了。
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反革命的张作霖和一个“革命”的张作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参见《历史的温度1》中《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
在各省纷纷响应、准备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的时候，奉天省（1929年张学良将其改为“辽宁省”）的新军也在秘密酝酿。当时新军第二混成旅协同（旅长）是蓝天蔚，他本身就是革命党人，而第二混成旅又是唯一驻扎在奉天省城奉天（沈阳）的一支部队，可谓时机大好。
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知道情况可能不妙，连夜商量对策，甚至做好了跑路的准备。
这时候，远在奉天省西北洮南的张作霖，通过安插在奉天省城的手下，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的张作霖因为剿匪有功，手下的5个营被扩编到了7个营，共拥有3500人，在当时的东北，已经算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听到这个消息，张作霖尽起7个营所有兵力，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赶向奉天——他知道，自己人生一个大好机会来了。
张作霖赶到奉天的目的是革命吗？不！是去勤王！
风尘仆仆赶到奉天后，张作霖立刻晋见赵尔巽，说：“因局势紧张，唯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
赵尔巽这时候哪里还会怪他？表扬还来不及！张作霖随即又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
赵尔巽一听，立刻封张作霖为中路巡防营统领（团长），这下，张作霖手下有了15个营的兵力。
1911年11月12日，奉天召开了保安大会，绅商各界到会的有200多人。赵尔巽带着张作霖参会，在会前，张作霖已经在会场外布置好了自己的人马。
赵尔巽。此人最大的人生成就，恐怕不是提拔了张作霖，而是主编了《清史稿》
会上，革命党人力主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坚决反对，但革命党人群起而攻之，要求他立刻宣布独立。
这时候，一旁的张作霖发话了。
他首先把自己的手枪拍在了桌子上，然后喊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是不交朋友的！”
随着他这个信号，会场四周他布置好的人马全部掏出了枪。
任东三省巡阅使时的张作霖
革命党人偃旗息鼓。最终，会议的成果是，东三省成立了实际上就是保皇性质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担任会长，而张作霖当上了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之后，又因镇压革命党人有功，被小皇帝溥仪赐封“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
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张作霖很快也就随风向变了。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张作霖就任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袁世凯殒命后，他更是做到了奉天督军兼省长。
以张作霖当时的资历，虽然雄霸东北，但做到督军，还是有人不买账的，比如同在奉天且身为张作霖前辈的冯德麟。
这时候，恰恰又冒出个浑人，叫张勋，他要为清王朝复辟。张勋人称“辫帅”，因为辛亥革命后，张勋为表示对清王朝忠心，始终不肯割辫。他手下的军队也都按规定留辫，号称“辫子军”。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十三省军事同盟盟主”身份，在一帮各怀鬼胎的“好兄弟”的注视下，率“辫子军”北上，在7月1日重新拥立溥仪为帝，上演了清王朝复辟的闹剧。
举国大哗，群起而攻之。之前一直举双手赞成复辟，并让冯德麟入京协助的张作霖，此时忽然变成了“骑墙派”，面对张勋发来“速来救驾”的召唤，他选择按兵不动。（当时张勋复辟后，仅封张作霖为奉天巡抚，这也惹恼了“东北王”。）
与此同时，张作霖暗中命令在天津“观望风色”的代表赵锡嘏，去晋见反对复辟的领袖段祺瑞，表示随时“听候总统吩咐”。段祺瑞听了大喜：“不料张雨亭（张作霖的字）还赞成民国！”
因为反对张勋复辟，张作霖摇身一变，又成了“进步人士”，顺手还让冯德麟背了锅。
这其中有一个小插曲。
在得知张作霖赞成张勋复辟之后，曾有三个革命党人带着炸弹去暗杀张作霖，结果炸弹没炸准，两个革命党人自己被炸死了，剩下的一个被张作霖的手下逮捕。
张作霖问：“你们为什么要来暗杀我？”
革命党人说：“因为你支持复辟！”
袁世凯称帝后，身着朝服的张作霖
张作霖说：“那这样，我现在放你走。如果到时候我张某人真的支持复辟，你就再来炸我。你看看我是不是支持复辟！”
然而呢？1925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的溥仪，在天津遇到了张作霖。其时，张作霖的奉系已经达到鼎盛时期，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乃至威慑全国。
溥仪正发愁应该怎样与张作霖这个大军阀打招呼，身前的张作霖却忽然双膝一弯，直接跪倒在溥仪面前，磕了一个响头，并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皇上好！”
4
评价一个统治者的一大标准，就是是否爱民。
发达后的张作霖，展现出了两个相反的侧面——爱民与扰民。
张作霖的三夫人戴宪玉有个胞弟，在张作霖的奉天大帅府当警卫。这位老兄实在无聊，晚上外出游荡，用手枪射路灯做游戏，结果一条马路的路灯全被击灭。电灯公司发现后，向大帅府禀报，希望张作霖能管一管。结果张作霖管的方式就是——命令卫队长将他的这个小舅子戴某枪毙。
卫队长想，这人是你小舅子，你一时冲动，我可不敢，于是就悄悄把戴某关了起来。等到几天后，戴夫人趁张作霖高兴的时候，为弟弟求情。张作霖知道戴某居然还活着，大为震怒，叫来卫队长说：“你不枪毙他，我马上枪毙你！”最终还是把戴某枪毙了。
事后，张作霖对夫人赔罪说：“我实在是迫不得已，我不能私亲戚以辜负家乡父老，那还有什么脸面治理政务呢？”
但戴夫人从此与张作霖决裂，削发为尼，离家遁入佛门。
张作霖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放过。张作霖有8个儿子，张学良是长子。
当时张学良是奉军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有一次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听见百姓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火冒三丈，回家就把张学良叫来破口大骂，骂了足足半个小时，整个大帅府都听得见张作霖的怒骂声。张学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最后，张作霖把张学良关了三天禁闭，规定不许任何人探望，且也不许任何人说情，否则一起处罚。
这件事传出去后，整个奉军震动，老百姓拍手称快。
还有一次过年，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给了来拜年的张学良兄弟每人5000元的压岁钱，在一旁的张作霖看了后厉声喝问：“给小孩子那么多钱干什么？！”
吴俊升回答：“我的钱，还不都是大帅给的。”
张作霖立刻有了脾气：“这是你说的？你说的？”
吴俊升一看苗头不对，立刻跪在地上磕头告罪。张作霖这才缓和口气：“钱你留着，给我在黑龙江好好干！别让老百姓骂我张作霖的祖宗！”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东三省的老百姓还是挺拥戴张家的。它倒也不是完全胡说八道。
但是，张作霖是否真的“爱民”？
张作霖支持“武力统一”，自1917年至1926年，先后5次用兵关内，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在5次战争里，关内关外，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满足自己政治野心的过程中，张作霖可是从来没有想过“爱民”两个字。
5
一个军阀，如果能成长为大军阀，用人方面必有过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