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被后人称道的最大用人之术，就是识人有方，用人不疑——但他最后的失败，也与此有关。
比如王永江。张作霖发迹之初，王永江一直不理他，惹得张作霖大为不快，曾发誓一定要“搞死”王永江。但后来听人说王永江能力过人，立刻对其非常谦恭，再三请他出山帮助自己。结果，王永江从奉天警察厅厅长一路做到了奉天省长。
王永江就任省长时曾提出：省内大小官员，都由自己任命，不许张作霖干涉。这种当时看起来是“昏头”的要求，张作霖一口答应。
结果，王永江治下的奉天省，经济迅速复苏，对张作霖走出困境、雄踞关外、问鼎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
奉天集团的人员成分极其复杂，有各路土匪、小军阀，还有各路降将、叛军，对此张作霖一律一视同仁，不混编军队，让他们全部继续独立编制，与奉军完全平等。郭松龄反叛后，他与东北军各个将领的来往书信，张作霖一把火全部烧掉，表示既往不咎。此举在当时确实感动了无数将领，纷纷表示以后都愿意为张作霖效死命。
用张作霖的话说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妈了个巴子（他的口头禅），好好给我干，我绝不亏待人！如果吃里爬外，我马上枪毙他！”
但也别以为张作霖真的就是糊涂蛋，或者是个老好人。
张作霖有过一任秘书长，摸透了大帅的脾气，把他伺候得服服帖帖，但最终还是被张作霖撤了职。众将领为这个秘书长求情，张作霖的回答是：“我和他没仇，就是因为他做了我那么多年秘书长，从来没和我抬过一次杠！我可能那么多年没犯过一个错吗？这种秘书长要来何用？”
张作霖创办东北讲武堂，培养了大批东北军军官，包括张学良
张宗昌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条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曾做名诗：“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1932年被韩复榘派人暗杀于济南火车站
同为土匪出身的“狗肉将军”张宗昌落魄时投靠张作霖，张作霖用人不疑，照用不误。凭借战功，张宗昌一跃成为奉系骁将。
有一次，张宗昌从黑龙江驻地前往沈阳谒见张作霖，他大大咧咧地往大帅办公室走，边走边高声喊道：“老爷子，效坤（张宗昌的字）到了……”
话音未落，张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进！你是军人吗？妈了个巴子的，当在家里呢！”
高出张作霖一整头的张宗昌顿时目瞪口呆，然后马上原地顿足、立定、向后转，迈步而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报告！张宗昌到！”
虽然张作霖会用人，但还是在郭松龄身上看走了眼。
郭松龄外号“郭鬼子”，意思是他打仗鬼点子特别多。郭松龄是张学良的老师，堪称奉军里最能打也最会打的将领。张学良对郭松龄佩服得五体投地，张作霖曾说：“我儿子除了不肯给媳妇，其他什么都肯给郭松龄。”
在郭松龄的辅佐下，张学良打了很多大胜仗，也树立了在奉军里的威望。张作霖对这对组合是很满意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在郭松龄的指导下获得了山海关大捷。郭松龄居功至伟，战后想要个“安徽督军”头衔，但张作霖最终把这个头衔给了姜登选。郭松龄立了大功，却最终什么也没得到。
张作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在他看来，东三省早晚是张学良的，而张学良和郭松龄那么好，“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所以早晚东三省什么都是他们俩的，还给什么给？
但他没想到郭松龄什么都不错，就是心胸狭隘，对这一次的分配，他怀恨在心。祸根就此埋下了。后来，郭松龄率7万奉军精锐起兵倒奉，大大挫伤了奉军的实力，也间接造成了后来的张作霖皇姑屯殒命。
6
说到皇姑屯，就要说到日本人。
关于张作霖究竟是“亲日派”还是“抗日派”，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其实从做营长开始，张作霖就一直在刀尖上跳舞——逼着他跳舞的，不仅仅有日本人，还有俄国人。
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张作霖先是帮俄国人打仗，然后被日军俘虏，遂发誓要帮助日本人。所以日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原来3个营的部队，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扩充到了5个营。
但从此，张作霖也被日本人这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黏上了。
当时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态度，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张作霖是日本策划“满蒙独立”的最大障碍，一定要除掉他。这一派的代表是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
另一派认为，实现“满蒙独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最好的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这一派的代表是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等。
两派互不联系，各自活动。但能让日本人分为这样截然相反的两个派别，可见张作霖的手腕。
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就是：表面答应，实则抗拒。事前承诺，事后反悔。实在不行，就去找俄国人说日本人要扩张势力，请求干预（受俄国压迫时也会去找日本人）。
一方面，张作霖非常希望得到日本的军火和军队协助，所以他确实也出让了不少东三省内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教育子女：“成则王侯败做贼，都没关系，混出名堂就好。但就是有一点：坚决不能做汉奸！那是要死后留骂名的！”
东北老百姓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张作霖有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题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让他出丑。
张作霖发妻赵氏带着张学良，与日本领事夫人们合影
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了落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
那个日本名流一看落款——“张作霖手黑”，顿时笑出声来。张作霖的随从也很尴尬，忙小声提醒他：“大帅，是‘手墨’，不是‘手黑’，下面少了个‘土’……”
张作霖瞪眼睛就骂：“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曾劝张作霖不要和南方打仗，因为日本人会抄奉军的后路。
当时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妈了个巴子的！我有30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鬼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13000人，要想收拾他，我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13000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对这段话，当时不少在现场的奉军军官都有印象。这段话显示出张作霖无论是对日本人的军力判断还是应对措施，都明显有心理准备。
但1925年的郭松龄倒奉事变中，张作霖真的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郭松龄虽然早就对张作霖心存不满，但直接的导火索，就是他在日本得知了张作霖准备答应日本人一系列出卖国家主权的条款（其实以张作霖的脾气，多半又是骗日本人），换取日本人军备去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郭松龄起兵倒奉之后，一方面是因为“郭鬼子”确实会打仗，另一方面又是因为他统率的都是奉军精锐，所以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奉天。
日本人当时觉得找到了机会。他们先是去找当时占据优势的郭松龄，承诺关东军出兵相助，但事成后要郭松龄听命日本。郭松龄断然拒绝。
但当时已经准备下野的张作霖，最终接受了日本人的一系列要求，签订了《反郭密约》。
结果，日本关东军一方面严格限制郭松龄部队，给张作霖以喘息之机，集结部队，到最后巨流河大决战的时候，日本人更是直接以炮兵部队介入。郭松龄最后兵败被杀。
郭松龄叛乱被平息，日本人拿着《反郭密约》来找张作霖兑现诺言，张大帅倒也毫不含糊——全部反悔，概不执行！
那一次，是真正惹恼了日本人。
三年后的1928年，军事失利的张作霖退回关外，日本人终于等来了暗杀的机会，旧仇新恨一起算。
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身负重伤，送回官邸4小时后身亡。
年仅53岁的“东北王”，就此殒命。
馒头说
民国时期的大军阀，其实个个都很难一言以蔽之，无论段祺瑞、吴佩孚，还是冯玉祥。当然，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张作霖。
从土匪做起，到最后问鼎中原，张作霖的一生绝大部分是辉煌的。但是，依我个人来看，却也觉得他很可怜。
为什么可怜？因为他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一生。虽然贵为“东北王”，却身处俄国和日本两个穷凶极恶的邻居夹击之下；不想做汉奸，但又不能不做出妥协让步，时时刻刻在刀尖上跳舞。
英籍澳大利亚人加文·麦柯马克（西方研究东北亚问题的专家），在他的著作《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说：“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而言，张作霖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又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
这正是张作霖尴尬的地方。
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在张作霖的治下，东三省拥有当时全国罕见的兵工厂、空军部队，并且在俄日两强的夹击下，没有使东北的一寸土地沦丧。
也正是因此，更凸显了他的可怜之处：在他一命归西后才三年，他苦心经营大半辈子的东三省的80万平方千米国土和所有财富，在不到半年之内，就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唉。
他当过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你却未必了解他
这个人，我相信每个人对他的名字都挺熟悉的，但同时，又对他挺陌生的。在整个民国的前半段历史上，他可谓是个知名人物。但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他后来怎么样了？甚至，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民国时期，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1
1914年5月26日这一天，袁世凯决定成立一个叫“参政院”的机构。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呢？因为袁世凯在此之前，为了进一步集中自己作为总统的权力，已经解散了国会，在5月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其中规定，国家的立法机关以后叫作“立法院”。立法院还没成立之前，由参政院代行职权。
这个参政院听上去挺厉害，其实没什么大用——直到袁世凯去世，立法院都没成立，在袁去世后，这个机构就被裁撤了。
但是，袁世凯任命的第一任参政院院长，却是大有来头。
他的名字叫黎元洪。
对于这个名字，读过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人都很熟悉——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从床底下找出了当时的新军协统（旅长）黎元洪，拿枪顶着他做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
在整个武昌起义乃至辛亥革命中，黎元洪就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窝囊、骑墙、唯唯诺诺、一事无成。
但是，从一开始，这个逻辑链似乎就有点卡：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武汉三镇，为什么要拿枪顶着一个窝囊废去做都督？他们不能推选自己人吗？
这个黎元洪，到底何德何能？
2
黎元洪出生于1864年10月19日，老家是湖北汉阳府黄陂县木兰乡。
按照后人的记载，说黎元洪“素怀大志，富有革命思想”，但这个恐怕也只是黎元洪成名之后的一种说法而已。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黎元洪幼年贫苦，饿肚子的时候，甚至要到别人家地里偷萝卜吃。不过吃完后，细心的黎元洪和别人不一样——他会把萝卜叶子重新插在地上，做成伪装。
在那个考科举还是唯一成功道路的时代，黎元洪对“考功名”却没什么兴趣。1883年，19岁的黎元洪凭借读过几年私塾的底子，考上了天津水师学堂。
天津水师学堂是李鸿章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目的就是给北洋舰队培养人才。1888年，24岁的黎元洪毕业，到北洋舰队的“来远”舰上实习。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觉得，广东作为中国的门户，也应该有一支自己的舰队。于是他就向福州船政局订制了4艘军舰，第一艘下水的军舰叫“广甲”舰。有了船，没人开可不行，张之洞和李鸿章一商量，从天津水师学堂要来一批学员，其中就有黎元洪。
“广甲”舰虽然也号称巡洋舰，却是木头壳子的
1890年，26岁的黎元洪因为学的是轮机管理，于是成了“广甲”舰上的“三管轮”。“广甲”舰原来的任务挺轻松的：负责在天津到广东一带沿海巡逻。1894年，“广甲”舰受命往北方运送一批物资，到了北方，立刻就被李鸿章以“战事吃紧”而征用。
黎元洪和他的“广甲”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参加了悲壮的甲午海战。
3
“广甲”舰和黎元洪的命运，在甲午海战中甚是离奇。
甲午海战是一场中日铁甲舰之间的较量，作为以木壳为主的“广甲”舰，本来参战就是不合适的，战端一开，“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就未战先怯了。
当和“广甲”舰一起编组行动的“济远”号率先掉头逃跑的时候，“广甲”舰也决定掉头就跑，结果因为太匆忙，居然在大连口那里触礁搁浅了。等日舰追上来的时候，管带吴敬荣决定炸掉舰船后分头逃命，船上的人只能纷纷跳海，各自逃生。
“广甲”舰触礁的地方，离岸边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一般人哪怕是水手，也挺难游过去的。当时和黎元洪一起跳下水的，一共有12个人，结果淹死了8个，黎元洪是4个幸存者之一。
倒不是黎元洪的泳技高超或体力惊人，而是他在此之前就和别人想得不一样——他自费买了一件救生衣。
上岸之后的黎元洪从大连跑回了天津，结果立刻被相关部门关押，隔离审查。
审查了三个月，实在查不出什么，因为不是黎元洪带头逃跑的，他也没做错什么事，而且“广甲”舰本来就是被“拉壮丁”来帮忙的。最终，黎元洪被无罪释放。
但是，北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水师学堂出身的黎元洪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从此就告别了海军。
4
甲午一败，惊醒诸多梦中人。
“自强练兵”的观念，终于开始成为晚清政府各个阶层力量的共识。当时的张之洞决定在南京编练“自强军”，发文招纳水师学堂的人才，当时31岁的黎元洪在天津听到这个消息，赶到南京去应聘。
黎元洪从水师学堂毕业，又有实战经验，做事稳妥，很快得到了张之洞的赏识。张之洞一开始让黎元洪监工炮台的建设（也算是从海军过渡到陆军），黎元洪完成得非常出色，随后张之洞又任命他为炮台的总教习官。
等到张之洞要回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他当时是接替刘坤一代任两广总督），已经练成了2000名完全按照新式方法训练的新军。张之洞向刘坤一表示，自己要带500名“种子”回到湖北继续编练新军，而作为其中一枚重要的“种子”，黎元洪随着张之洞回到了湖北。
位列晚清名臣之一的张之洞
张之洞确实堪称黎元洪的领路人。他欣赏黎元洪，也一直在着力培养他，表现之一就是从1898年开始，派黎元洪去日本学习、考察。从1898年到1901年，黎元洪曾三次考察日本，其中有一次是专门去日本学习军事。
在考察日本之外的时间里，黎元洪就在不断地编练湖北新军。当时张之洞编练新军其实就靠手下的两个人，一个是张彪，另一个就是黎元洪。
张彪的业务能力不强，级别虽然比黎元洪高，但整个湖北新军的编练，靠的就是黎元洪。
那么，黎元洪编练出来的湖北新军，水平究竟如何？
1906年，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了一次秋操，派了袁世凯和铁良（当时的兵部侍郎）前来校阅。演习的双方，一方是由河南和湖北新军组成的“南军”，由张彪和黎元洪统领；另一方，是赫赫有名的“北洋军”组成的“北军”，由段祺瑞和张怀芝统领。
这场操练的规模非常大，各省和各国来参观的人员接近500人。演习结束，袁世凯被南军表现出的战斗力折服，向清廷汇报时说，湖北的新军是东南第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1908年还举行过第二次秋操，由黎元洪指挥的南军和由两江地区新军组成的北军演习，三次演习，北军“三战皆北”。
不过黎元洪这人比较低调。1906年，清政府统一全国军队的编制，要求湖北只能保留一个“镇”（相当于一个师），而湖北原来有两“镇”，分别由张彪和黎元洪统领。由于张彪是张之洞家女仆的丈夫，所以担任了第八镇的统制（相当于师长），而黎元洪当了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相当于旅长）。
但其实，黎元洪当时还负责统帅“六楚”舰队（楚材、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六舰）和“四湖”雷艇（湖鹏、湖鹊、湖鹰、湖集四艇），实际上等于掌握了长江舰队，把持了湖北陆军和水师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更何况，张彪基本上是目不识丁，当时训练新军官兵的一些教材都是由黎元洪校定的。新兵的每一本教科书上，都印有黎元洪的名字，这使得他在湖北新军中的名气非常大。
所以说，与张彪相比，黎元洪其实是当时湖北军界的真正实力派。
5
协统黎元洪，就这样来到了1911年的10月10日。
那一天晚上，第八工程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第八工程营是张彪第八镇的部队，黎元洪听到枪声后，知道事情要糟，但他立刻做了一件事：他把自己麾下的部队将官都召集在一起，唯一的命令就是——谁也不许离开。
黎元洪的意思很明确：我们按兵不动——既不参与起义，也不镇压起义。
这是黎元洪人生中最矛盾的时刻。
黎元洪对士兵一直很好，和公开贪污受贿的张彪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黎元洪的部队里不止一次被发现有革命党人，但黎元洪最后都从轻发落。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黎元洪亲手杀了两个士兵。一个叫邹玉溪，他听到革命党起义，想从营队中溜出去参加革命；另一个叫周荣棠，他是革命党派来联络的共进会会员，想翻墙到黎元洪的部队报信。
远处炮声隆隆，但哪怕就在黎元洪身边的亲近将官，都不知道黎元洪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
很有可能，黎元洪自己也不知道。
直到最后一刻，黎元洪必须要做出决定了——武昌起义的部队在蛇山上架起大炮，炮弹打到了黎元洪的司令部。黎元洪慌了，下令“带兵出外避炮”。他手下的全体官兵一哄而散。到了晚上12点，失去管束的士兵，也开始投身革命。
黎元洪当晚做出的反应是：逃到自己的参谋刘文吉家里躲避。
10月11日清晨，革命军找到了刘文吉的家。根据当年参加武昌起义的“辛亥老人”喻育之（1993年去世，享年104岁）回忆，黎元洪当时没有躲在床底下，而是躲在帐子后面，被人找到后拉了出来。
拉出来干吗呢？革命军把他拉到了当时起义军控制的楚望台军械库，全体革命士兵列队欢迎——大家要请他出来指挥作战。
毫无疑问，当时军阶最高、声望最高，在新军士兵中留下较佳印象的黎元洪，确实是站到前台的最佳人选。
但黎元洪不肯，他只说了三个字：“勿害我！”
当时黎元洪以绝食进行抗争，但同时，他也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革命，是大势所趋，其实一开始他从心底里也没有特别反对，不然不会按兵不动；但是武昌革命成功，并不代表全国革命成功，万一失败了，百分之百是件掉脑袋的事情。
到了最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绝食了两天之后，革命党人甘绩熙对黎元洪说：“黎宋卿先生，我们汉人同志，流血不少，以无数头颅，换得今日成绩，抬举你为都督。你数日以来，太对我们同志不起。我对你说，事不成，你可做个拿破仑；事若成，你可做个华盛顿，你很讨便宜的。你再不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待。”
黎元洪回答：“你年轻人不要说激烈话。我已在此两日，并未有什么事对你们不起。”
另一个革命党人陈磊云说：“黎都督很对得我们起的，但是你辫子尚未去，你既为都督，该做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表示决心……现在是民国了，你若尽忠民国，你就是开国元勋；你若尽忠清廷，你就该早天尽节。二者必居其一，何以如此装模作样，我们实在不解。进而言之，你不过在满清做个协统，现在得此机会，你非才智胜人，即你不干，以中国之大，汉人之多，岂无做都督之人耶？望你三思。不然，恐同志等不汝容也。”
黎元洪回答：“你们再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去辫子，我早就赞成。我前在营内并下过传知，谓愿剪发者，则听其便。你们明日叫个理发匠来将我的辫子剃去就是。”
黎元洪理发后，其实已经等于表态了。革命党特地买来一挂鞭炮，以示庆贺。接着，士兵们请黎元洪训话。黎元洪说：“元洪不德，受各位抬举，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天上午也未下决心，现在已下决心！无论如何，我总算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
话音刚落，掌声和欢呼声雷动。
1911年10月17日，47岁的黎元洪正式就任军政府都督。
6
事实证明，革命党还真没选错人。
黎元洪懂海军，也懂陆军，在军事上可以服人；他虽然是协统，但其实地位不亚于当统制的张彪一级，声望也可以服人；他作为一省督军，号召其他各省响应起义，也有说服力。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黎元洪不属于革命党中的任何一个党派——既不是共进会成员，也不是文学社成员，更不是同盟会会员，所以他实际上是革命的各路势力的一个平衡点。
但到了南北议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一切矛盾就又都显露了出来。在革命火种源头的武昌，革命党人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明显分化：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内讧频频爆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已是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又需要做出一个选择了：在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他必须要站一个队。
各种史料证明，黎元洪一直很尊重孙中山，但他最终选择站在袁世凯一边。
其实何止黎元洪，当时中国但凡能分析双方实力对比的人都清楚：袁世凯在各方面的实力均强于孙中山（参看《历史的温度1》收录的《两个大总统，你选哪个？》）。更何况，当时武昌的革命党人已经将黎元洪视为了“眼中钉”。
于是，不可避免地，革命党人与自己推选的“傀儡督军”黎元洪彻底决裂了。在那场争斗中，黎元洪也没有心慈手软，他杀了很多革命党人，获得了“黎剃头”的称号。而革命党与黎元洪的决裂，也彻底将他送到了袁世凯的那一边。
在后来的“二次革命”期间，黎元洪明确表态支持袁世凯——但还是那句话：那场所谓的“革命”在很多人看来，无异于以卵击石。
黎元洪不会犯那样的错误。
7
那么，黎元洪是不是真的就此和袁世凯成为铁板一块？
并不是。
1915年末，袁世凯踌躇满志地准备登基，向来对他言听计从的黎元洪却一直消极抵抗，比如本文开头交代的那个一直请辞的“参政院院长”，但袁世凯就是不准。
袁世凯称帝后，册封黎元洪的头衔是“武义亲王”，当时全国就这么一个“亲王”头衔，但黎元洪坚决不接受。各省的督军、巡按使、镇守使、都统、巡阅使等纷纷以“东厂胡同黎亲王”“武义亲王”“黎亲王”等不同的电头致电向黎元洪表示祝贺，但黎元洪就是不接受。最后被逼急了，只能说：“再逼我，我就一头撞死。”
尽管他选择了和袁世凯分道扬镳，但在袁世凯的临终遗命里，黎元洪仍是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第一顺位人选。
1916年6月7日（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52岁的黎元洪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但当上大总统之后，黎元洪就没那么顺利了——全国的兵权都握在段祺瑞等一批北洋军阀的手里，他这个总统，处处受制，其实是有名无实的。
但即便如此，黎元洪在任内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比如顶住段祺瑞的压力，在国务院各个部门中引进一批南方革命党的部长，比如坚决抵制通过借外债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在外交方面一直努力取缔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等等。
但是，彼时的中国，已经绝非辛亥革命时那样万众一心只为做成一件事了，各种势力暗流涌动，互相较劲。手无兵权的黎元洪虽然还站在舞台中央，但聚光灯早已不打在他的身上了。
1917年，被黎元洪罢免国务院总理之位的段祺瑞，挑唆徐州督军张勋率五千“辫子军”进京复辟，然后又“马厂誓师”，击溃张勋，成为“三造共和”的功臣。黎元洪在京再无立足之地，遁入天津，做起了实业生意。
1922年，因为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黎元洪在“歇业”五年后，又被请出来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彼时的黎元洪已经58岁，虽然他也清楚自己再一次成了一个“调和矛盾”的需要，但他依旧幻想着能借总统之位，再做点事情。
当然，这一次，黎元洪是真的天真了。
仅仅一年，黎元洪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贿选总统”曹锟上台，黎元洪再度被逼入死角。这一次，他是彻底死心了。
1928年6月3日，64岁的黎元洪因为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临死前，他口述遗嘱，通电全国，其中包括：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和平统一，利国富民。
黎元洪的葬礼是国葬，场面极为盛大，当时葬在武汉的土公山（现华中师范大学东南门附近）。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再度为黎元洪举行国葬，遗体归葬于武昌的卓刀泉。
武昌，成了黎元洪踏上历史舞台的起点，也成了终点。
黎元洪的葬礼
馒头说
回过头看看黎元洪这个人的生平，不简单。
当过海军，也当过陆军；做过协统，也做过都督；做过三次中国民国副总统，也做过两次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后还成了一名实业家。
孙中山曾评价黎元洪：中华民国第一伟人！
孙中山说这话，应该有他自己的目的，“第一伟人”这个称号，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些夸张了。
但黎元洪真的是一个很难盖棺定论的人。
你说他反革命，他是武昌首义的都督，不管怎样，当时肯做那个都督，还是要有点魄力的；但你说他革命，他又帮袁世凯杀过不少革命党，最终支持的也是袁世凯。
你说他英明果断，他是被人逼着做了都督的；但你若说他优柔寡断，他一旦决定当了都督，还是为辛亥革命做了很多实质性的事。
你说他敢作敢为，但他其实每次都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你说他明哲保身，但他在任上又是真心真意想做些事，也做了不少事。
你说他共和，他一直紧跟袁世凯；你说他保皇，他又为了共和，不惜和袁世凯翻脸。
所以，与其说黎元洪是一个伟人，倒不如说是一个真实的人。
在那场中国从未遭遇过的千年大变局中，黎元洪和很多人一样，还没做好思想准备，就被裹挟进去了。在诸多抉择和变化之中，他做出了一个个最真实的，但同时又是有是非观念的人的抉择：有勇敢，有胆怯；有坚强，有退缩；有得意，有消沉；有欲望，有底线……
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在清末，中国涌现出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痛定思痛，最先看到别人先进的地方，检讨自己的不足，提出改革的方案。但是，在那个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舞台上，即便是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人，始终都能把握得住方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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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27日这一天，在福州的郎官巷，一位69岁的老人离世了。
这个老人，生前曾享有盛名。康有为说他是“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说他是“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胡适评价他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但在晚年，他的一个行为却又让不少人不解，乃至非议。
严复
他叫严复，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他翻译了《天演论》。
但其实，他值得我们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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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本应该成为一名海军军官的。
严复出生于1854年1月8日，福建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但在严复13岁那年，父亲因为在抢救一名霍乱病人时被传染，结果不治身亡。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严复家顿时就陷入了困顿。
就在这一年，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对外招生。按严复家里的期望和他自己的意愿，他应该走上一条参加科举考取功名的道路，但和母亲商量了之后，严复毅然选择了这个当时传统家庭都不愿意报考的新式学堂。
有什么理由吗？最大的理由其实就是沈葆桢贴出的招生章程：“凡考取者，饭食及医药费全部由学堂供给；每月给银四两，还有奖学金；五年毕业后可进入水师领工资。”
福州船政学堂当年的建筑
每月四两银子，已足以养活全家，诱惑实在太大了。
严复是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福建船政学堂的。他的同学都有谁呢？报出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没错，严复的同学们，后来撑起了大半支北洋舰队。
在船政学堂的五年里，严复系统学习了英文、数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天文学和航海术等课程。1872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航行理论科毕业，然后上舰实习。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严复，字几道。
当然，福建船政学堂的这五年对严复的改变，绝不是一个名字那么简单。可以说，这是严复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变——
从一个一心想学好八股文考科举的学子，转成了一个迫切想了解近代西方科学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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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23岁的严复出国了。
他是作为中国海军选拔出的12名最出类拔萃的人员，公费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航海术的。
到了英国后，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直接上舰实习，剩下的9名学生参加了皇家海军学院的考试，其中严复、方伯谦、林永升、萨镇冰（此人后来做到清朝海军总司令、民国海军总长）等6人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了这所皇家海军学院创建以来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
严复在英国前后待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严复提升的绝不仅仅是在航海术方面的知识，而是对整个西方社会的认识。
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郭嵩焘的提携下，严复和同学们一起去法国巴黎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大受震动。严复还利用休息日去旁听英国法庭的开庭，看到原告和被告坐在一间房间里，有专门的律师为双方辩护，这种闻所未闻的景象，让严复“归邸数日，若有所失”。
严复开始渐渐思考一个问题：西方比我们强，真的只是靠“船坚炮利”？
带着这个问题，他和年长他35岁的驻法公使郭嵩焘成了“忘年交”，因为两个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中国如果只是学习西方列强的海军、陆军，只是买船、造炮、练兵，那只是学了皮毛，是不可能富强起来的。
1878年，一年前考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6名中国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学业，在郭嵩焘的提议下，严复被点名再留下学习一年。
在多出来的这一年里，严复读了大量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书，这些书的作者，是达尔文、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卢梭、孟德斯鸠……
郭嵩焘也是一位奇人。早年是曾国藩幕僚，之后担任驻英公使和驻法公使，也是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之一。他主张中国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而不是军舰和大炮，可惜当时在国内应者寥寥
1879年7月，严复再次以“头等”的成绩从皇家海军学院毕业。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应该再到英国的军舰“纽卡斯尔”号上去实习一年。但是，国内来电，召他尽快回国。
原来，福州船政学堂急需人才，需要他回去当老师，传授自己的所学。
于是，严复收拾行囊，启程回国。
这时候的他，已经经历了第二次转变——
从一个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青年，到一个已经对西方社会乃至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并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
4
严复回国后没多久，就被调到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北洋水师学堂是一所新式海军学校，严复在校任教期间，培养了一批大牛的人物，比如后来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不过，一场颠覆整个中国命运的战争，打破了严复安心教书育人，让中国富强起来的幻想。
这场战争，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对严复而言，有着远超普通人的刺激和伤害：在北洋舰队里有无数他的同学、学生、朋友。尤其是他当年的那批同学，在舰队里都已经担任高级指挥官，但在甲午海战中，殉国的殉国（邓世昌、刘步蟾），自杀的自杀（林泰曾），被处斩的处斩（方伯谦），几乎全军覆没。
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不久，还曾随清朝自主设计的第一艘近代巡洋舰“扬威”号访问过日本的长崎和横滨。当时日本还在建设海军，在港口，无数日本民众闻讯赶来，用羡慕和崇拜的目光仰视清朝的军舰——才20年，乾坤已经逆转。
当时，严复称自己经常“夜起而大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写道：“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但又能怎么办？这场战争让无数的中国人从睡梦中惊醒，但新的出路，又在哪里？
而严复所能提供的，只有自己的思想和手里的那支笔。
他开始了第三次转变——从一个安于育人的教书匠，转变为一个开始不断用文字去唤醒世人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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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中国的农历新年刚过，严复就开始出手了。
在天津的《直报》上，严复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的主旨都只有一个：呼吁改革。
和李鸿章提出的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严复也指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而中国人当初蔑视的“夷狄”，早就不是以前概念中的那种没开化的蛮夷了（“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在这些文章里，严复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态度：“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
后来维新派的很多理论基础，其实多来自严复的理论和文章。而严复本人，也是“维新变法派”的忠实拥趸。
1897年，43岁的严复在与人合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开始连载他翻译的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一本著作——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
以《天演论》为代表，严复从1896年到1909年一共翻译了8部西方的哲学和社科类名著，他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在于武备，而在于人们的心态和国家的制度。
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还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那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信、达、雅”。“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信、达、雅”这三字标准，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天演论》封面。这本书扉页上的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只是赫胥黎用来阐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却被严复有意无意影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所以这句话震撼了大江南北无数沉浸在痛苦中的中国人。就连胡适改名为“适”，字“适之”，也是来源于此。（胡适曾说，他的同学里，有取名叫“杨天择”的，还有取名叫“孙竞存”的，可见这本书对当时人的影响之大。）
《天演论》手稿
严复用英文写给伍光建的信
不光是写作和翻译，严复更是亲身投入了教育事业。1905年，严复协同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严复是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严复又成了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百废待兴，经费奇缺，严复殚精竭虑，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7万元，终于让北京大学顺利开学授课。
经历了三次转变和提升后，严复的人生走到这里，可以说是相当圆满了。年近60的严复当时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都非常好——关键是，严复配得上那样的赞誉。
然而，没多久之后，严复的人生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拐弯。
后民国当局曾一度下令停办北京大学，严复四处奔走，并亲笔上书《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自己又跑到比利时银行借贷20万元，才使得北京大学得以继续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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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14日，一个新的政治团体成立了，这个团体，叫作“筹安会”。
这个筹安会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帮袁世凯称帝宣传造势。
“筹安会”的理事长，是袁世凯的亲信杨度，这并不出人意料。副理事长孙毓筠，理事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四个人当初全都是革命党成员，被杨度笼络过来，一起支持袁世凯称帝，倒是有些意外。
但最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由六人发起的“筹安会”名单上，最后一个人的名字，是严复。
严复名列所谓的“筹安六君子”，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长期以来，这似乎也成为严复人生的一个“污点”。
首倡“物竞天择”，点醒国人的严复，为什么会开历史的倒车，去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
原因，可能有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