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严复和袁世凯是旧识，且关系非同一般。
其实袁世凯在做直隶总督的时候，就试图拉拢严复，但严复那个时候是看不上袁世凯的，袁世凯屡次拉拢，严复屡次拒绝。但后来随着袁世凯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严复重新审视了袁世凯，认为以袁的能力，当时中国确实无人能出其右。
所以，当溥仪登基，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满朝文武没人敢为袁世凯说话的时候，严复却是倒过来同情袁世凯且为袁世凯说话的。所以当袁世凯借辛亥革命东山再起的时候，自然非常器重严复，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监督、总统府顾问，这个时候，严复也就没再推辞。
第二点，严复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局势，是有点失望的。
其实失望的不仅仅是严复，还包括王国维等一批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严复不反对共和是大势所趋，但他觉得，西方的共和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是建立在民众的民主和平等思想已经完备的基础上的，而当时的中国，他认为时机远未到。
第三点，在英国的留学背景，对严复影响很大。
那么如果不走共和之路，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严复认为最好的模式，就是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在严复看来，中国暂时还不能给老百姓太多的民主，依旧要有君主，但需要像英国那样，用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
君主选谁？有“强人情结”的严复认为，只有袁世凯是最好的人选。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他“无科学知识，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一切用人行政，未能任法而不任情也”，但在当时的中国，严复选不出别人了。
所以即便袁世凯后来称帝失败当回总统，各省纷纷要求袁世凯退位的时候，严复依然站出来力挺袁世凯：“项城此时去，天下必乱。”
按严复的孙女严停云后来的说法，严复是受到了杨度的蛊惑和袁世凯的胁迫，最终被迫在筹安会发起人名单上列名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严复并不热情参与筹安会的活动，这是真的，只列名不做事，也是真的。但至少筹安会要做的“君主立宪”这件事，和严复的观点是不矛盾的。
所以，虽然严复没有为“筹安会”做什么事，但他名列“筹安六君子”之列后，自己并没有提出退出。
至于袁世凯称帝，是不是严复想要的“君主立宪”，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7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劝过严复。
请严复一起创立复旦公学的马相伯，当时就曾劝严复，大意是，杨度、孙毓筠这些人都还年轻，他们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你年纪那么大了，干吗还要这样？
严复的老乡，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也曾劝他，无论今后袁世凯称帝成功还是失败，对严复而言都不是好事情。
但严复都没有听。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林纾劝他离京避祸，但严复的回答是：“是祸躲不过，我老了，已不惜什么了，是非终将大白。”
严复当时还是认为，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所以，虽然严复最终在家人劝说下避居天津，最终又回福州老家终老，但他哪怕到离世前，时而摇摆。
对当年名列“筹安会”拥护袁世凯，他曾对人说：“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可见，他是有悔意的。
不过，他最后留给自己的遗嘱也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馒头说
今天之所以写严复，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符合“馒头说”一直想和大家分享的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就是：任何人，不管是伟人还是小人，都是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比如严复。严复以“睁眼看世界”和传播西方先进思想闻名，他提倡革除旧弊，自己却吸食鸦片，始终无法戒除；他呼吁自由平等，但自己却有妻有妾，自己还要调和妻妾矛盾；他传播科学文明，自己却精通周易占卜，且深信此道，对自己墓地的风水严格把关；他呼吁变法革新，最终自己的墓碑却用的是自己生前手书“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而当时大清早已亡了……
所以，他矛盾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政治主张：既想革新破除专制，又希望不要太暴力，打破传统。
而另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品评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完全跳出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用一个“上帝视角”来评价。
严复当时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一个“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当时无数的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想法，不断摸索让中国重新富强的方法，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严复到蔡元培，时代滚滚向前，每个人的观念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没有一个人是穿越回去的，所以谁又能拍胸脯担保，自己已看清一百年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包括那位杨度，虽然他拥护君主立宪，但后来张勋复辟请他出山，他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制度。杨度最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最危在旦夕的时候加入的，所以他绝不是投机，而是真心想找一种让中国富强的方法。
所以，严复加入“筹安会”的行为现在看来有些荒唐，但他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他认为“君主立宪”适合当时的中国。后人可以认为他的眼光有问题，但他确实没有私心，他也是希望中国好。
1905年，严复曾在伦敦与孙中山见过一次面，两人最后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因为严复认为，以中国国民目前的素质，首要任务是搞好教育，走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不然就算革命了，依旧还是换汤不换药。
而孙中山认为，如果要按严复的路子走，“人寿几何”？所以，他称严复是思想家，而自己是实干家。
孙中山是伟人，但我觉得，严复也是伟人。他对当时西方与中国的理解，以及他的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非常独到且难能可贵的。
正如2015年4月，李克强总理参观严复故居时曾这样评价，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而更可贵的是，“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名士”于右任
在民国史上，总有一批人的名字，似乎随处可见，如雷贯耳，但似乎又总不在舞台的最中央。于右任，就属于这一类人。
1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的保险箱，被人打开了。因为这一天他逝世后，大家都没找到他的遗嘱。
考虑到他可能会把遗嘱放在保险箱里，于右任的长子于望德便和“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螘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人一起，打开了父亲的保险箱。
保险箱一开，众人都傻眼了：没有钱财宝物，没有股票证券，大部分都是于右任生前的重要日记和信件。剩下的，就是一堆账单——为三儿子于中令出国留学借的学费的账单，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账单等。还有，就是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
于右任是谁？堂堂国民党元老，自1930年至1964年，足足做了34年的国民党“监察院长”。
而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最高监察机关的一把手，他在保险箱里留下的，就是一堆账单而已。
2
于右任，1879年出生，陕西三原人。
于右任原来的名字叫于伯循，字诱人。为何这个字起得如此“诱人”？并非想走歪门邪道，而是典出《论语·子罕》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后来于右任在26岁的时候，在《新民丛报》上发了一篇文章，署名是“于右任”。“右任”与“诱人”谐音，且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称为“左衽”（区别于中原汉族的“右衽”），后来借指异族统治，所以他就开始用“于右任”作为自己名字。
于右任两岁丧母，父亲在外打工，委托于右任的伯母将他抚养成人。不过于右任自幼爱读书，且天赋极佳，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到了21岁——差点儿被砍头。
那一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拉着光绪出逃西安，血气方刚的于右任给当时准备恭迎圣驾的陕西巡抚岑春煊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地方父母官的殷切希望：手刃西太后！
结果这封信被他的同学苦苦拦住，没能发出去。一时无处宣泄的于右任把自己剃了个光头，光着膀子，提了把大刀，以一副对联为背景照了张相，那副对联写的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结果，这张半裸照落到了三原县令的手里，再加上后来于右任又印刷发行了自己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里面有一句：“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虽然当时慈禧已经快70岁了，但大家也都知道“香粉”指的是她。于是，于右任被定性为“革命党”，遭到通缉，通缉文上写的是：“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
当时的于右任正在开封参加会试，据说出了一个大巧合：西安电报局和路驿同时发生故障，缉捕公文没到，自己朋友劝他快逃的信先到了。
得知消息后，暂时还没打算“换太平以颈血”的于右任，赶紧逃亡上海，化名刘学裕，进入当时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
当时的震旦学院是法国人赞助的学校，因为法籍神父试图将学校彻底改为教会学校，马相伯愤然离校，诸多学子跟随退学。于右任四处奔走，出钱出关系，和邵力子等人协助马相伯，在1905年一起创办了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
“复旦”这个名字，就是于右任建议的，典出《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复旦大学原校门
3
1906年，于右任在日本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名叫孙中山。
然后，他加入了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叫同盟会——于右任后来被称为“国民党元老”，即由此而来。
不过，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之后，于右任还是没准备“换太平以颈血”，因为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有比枪和炸弹更拿手也更有效的东西：笔。
1907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平生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报人于右任”由此名闻天下。
《神州日报》上来就“骨骼清奇”：报纸上的纪年方式与别家报纸不同，不用清朝皇帝的年号，而是统一使用公元纪年。这让人耳目一新。而报纸的内容，也多为针砭时弊、立场鲜明的稿件。一时之间，洛阳纸贵。
不过，《神州日报》才创刊37天，就遭遇了一起离奇火灾，报社从内到外被烧得干干净净。虽然报社上了火险，马上就恢复了生产，但凝聚力受挫，内讧不断，最终，于右任选择拍拍屁股走人——他在《神州日报》前后一共待了80天。
不过，尝到“办报启民智”甜头的于右任，在1909年又创办了《民呼日报》，宣称宗旨是：“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
《民呼日报》延续了于右任在《神州日报》针砭时弊的勇气和态度，文笔尤其辛辣。比如那一年甘肃大旱，陕甘总督升允却三年瞒报灾情，结果造成甘肃省内竟然人人相食。当时《民呼日报》立刻刊登了一篇文章《如是我闻》：“一饥饿老妪，让女儿到野外寻草根回来充饥。女儿抠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来，而母亲已无踪影，唯见地上一摊血。原来被人吃了。该女悲得昏死过去，第二天未出门，乡邻推门探看，只见地上一堆骨节，她又被人吃了。”
《民呼日报》随后还刊发点评：“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
这种报道，这种文笔，读者当然要看，《民呼日报》销量急剧上升，不过，当然也得罪了当局，尤其是升允。
《民呼日报》曾组织过一次赈灾活动，升允随后与上海道台蔡乃煌等勾结，诬陷于右任侵吞赈灾款，将于右任逮捕下狱，一个月审讯7次。为营救老大于右任，《民呼日报》只能在当局的暗示下“自行停刊”——这张报纸一共生存了92天。
于右任虽然没有“颈血换太平”，但确实是把硬骨头。出狱没几天，他又创办了《民吁日报》，名称的来由是：“民不能言（呼）则唯有吁耳！”而且，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吁”，就是“于”右任的“口”在说话。
和《民呼日报》一样，《民吁\0日报》依旧揭露黑暗，而且敢把锋芒直接指向日本——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蚕食中国。
1909年10月26日，日本名相伊藤博文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上海数十家报纸大多默不作声，《民吁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消息，并称伊藤博文为“大浑蛋”，是“死有余辜”。
结果日本当局暴跳如雷，指令上海当局立刻查封《民吁日报》——这家报纸只生存了48天。
“过一过二偏偏还要过三”的于右任，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再创立了《民立报》，请宋教仁做主笔，在报纸上开出《民贼小传》，专写清朝贪官污吏，为辛亥革命的发动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专门教导当时自己报社的新闻记者要有新闻道德，提出：“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民立报》率先发文是袁世凯幕后指使，于右任于是被通缉，逃亡日本，报纸遂停刊——这张报纸活得最长，活了三年。
于右任一手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就是中国报史上赫赫有名的“竖三民”。
当时的著名书画家对于右任有过这样一句评价：“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4
于右任善写诗做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字。
于右任最擅长草书，有“当代草圣”的称号。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将篆、隶、草与行楷融会，打通魏碑，自成一家，每一个字都自有意境。
于右任也爱写字。年轻的时候，他常背着一个褡裢袋子，里面既不装衣物，也不装钱财，就装两个印章。有人来求字，提笔就写，写完盖章，分文不取。
于右任写字不看人，也不分贫富，更不会“惜字如金”，以确保自己字的价格。贩夫走卒来讨字，只要于右任喜欢，来者不拒。但如果碰到他不喜欢的人，怎么讨也不给。比如他不喜欢宋子文，宋子文曾专门准备了一个精致的扇面托人请他题字，他就是不肯写。但他在饭馆吃到一道好吃的菜，提笔就给店家写一块匾额，甚至给女服务员也题字。
于右任书法作品
于右任到了台湾后，很多人都假冒他的名卖字，他的下属知道后表示要“严惩”，但于右任特地关照“不要为难”他们。一次，他在马路上看到一家商店的牌匾是假冒他名题的字，就走入店内，让店家摘下牌匾，重新写了一幅，且分文未取。
于右任给人题字比较随意，但题的内容却不随意。
他给张大千题的字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为蒋经国（当时在台湾，于右任已看出蒋介石欲让他接班）题的字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他的复旦校友黄季陆赴台后主管教育，于右任给他题的字是“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
他还为南洋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题过楹联，特地用白话文写了“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5
办报，写诗，题字，于右任完全就是一副知识分子的样子，但之所以他有名，因为他还是个政治家，甚至还当过总司令。
于右任一直追随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被孙中山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中国的铁路开始夜晚发车，就是在他任上决定的。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于右任也随即辞职（回去办《民立报》了），后因反对北洋军阀，于右任担任过陕西靖国军的总司令，也算是书生掌兵了。
从1930年开始，于右任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政府的监察院长，从此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34年。
监察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弹劾、审计职权，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非常敏感的部门。也正是因此，“监察院长”这个职位，一直迟迟没有归属，直到最终以正直清廉闻名的于右任出任，大家才都没意见。
但在民国的大官场，于右任自己正直清廉是没有用的。于右任上任之初，也曾踌躇满志，放言“苍蝇老虎一起打”，但真打起来，就发现除了能动几个小小的科长或处长，再往上的就动不了了。于右任曾想法办贪污的铁道部长顾孟余和财务部常务次长顾翊群，但这个级别的“小老虎”，就已经有上层人物，乃至蒋介石或汪精卫来打招呼了。
以蒋经国的身份，以国民党当时的决心，在上海“打虎”依旧落得个无疾而终，于右任又能做些什么呢？所以这个“监察院长”，于右任做得很是胸闷，被人讥笑为“监而不查，查而不明”。他也曾提出过辞职，但蒋介石坚决不准。
于右任在官场中表现得最书生气的一次，就是1948年的民国副总统选举。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站了出来，参选副总统。他的竞争对手，是孙科、程潜，以及最有实力的李宗仁。
各个竞选人为了拉票，对各路投票代表使出了各种手段：
李宗仁给每个投票代表都提供了一辆汽车，配司机服务；包下几个大旅社和酒店，只要是代表，免费入住，免费吃喝。
于右任（中）
孙科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程潜是武汉行辕主任，他们也是天天设宴款待各路代表，给吃给喝还给礼物。
于右任呢？啥也没给，在自己屋内摆开文房四宝，只要代表来，就送一幅字，上书他最爱写的一句话：“为万世开太平”。每天上门讨字的代表络绎不绝，最多时每小时有近200人，排起长队。
在投票日前一天，于右任终于给各路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一家饭店里请大家吃饭。在开席前，于右任说：“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
到了投票日，结果不出意外，于右任得493票，第一轮就被淘汰。
冯自由替于右任感慨：“你的纸弹怎么敌得过人家的银弹？”
但投票第二天，于右任依旧准时出现在会议现场，风度依旧。全场起立鼓掌。
6
和政治走得近，就难免会为政治所累。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大陆已经一溃千里，国共和谈在北京举行。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原本想派一直主和的于右任一起去北京参与和谈，但国民党的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右任留在南京，更有利于促成南京政府批准和谈。
周恩来当时很希望于右任也到北京，得知他不能来后非常失望，只能托于右任的女婿转告于右任：如果国民党拒绝和平协定，请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攻破长江，派飞机接先生来北平。
于右任得到口信后，曾说过一句话：“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因为他知道，当时他身边已经被安排了监视人员，他不太可能留在大陆了。
于右任没有料错。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一触即溃。4月21日，于右任被人从南京转移到上海，随后辗转到重庆，最终在11月29日离开大陆，飞往台湾。
关于于右任是否是自愿去的台湾，一直有争论。但有一个细节：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如果已经决定去台湾，是会事先安排家属赴台的，而且这也是规定。但于右任直到去台湾的时候，他的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依旧留在大陆。
一家人，从此再也无缘相见。
7
1962年，83岁的于右任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他在台湾的日子，一直都过得很清贫。很多人会奇怪，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再不济，钱财也不至于太窘迫。但事实上，于右任基本上把自己的钱财都捐了。
在大陆时，他捐建学校，捐建农场，赈灾，扶贫，钱如流水一般出去，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到台湾后，大家一开始的日子都不好过，很多人也会来找于右任借钱。于右任一般能借都借，也不催账。
于右任曾有一箱欠条，在他的再三催促下，最后终于由家人一把火烧为灰烬。他的理由是：“防止我走了之后，子孙们再去讨债。”
但他欠别人的账单，却是被小心翼翼地锁在保险柜里的。
于右任向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清贫倒也罢了，关键是过得不开心。政治上，他继续成为“监察院”的一个摆设，感情上，他和妻女隔海相望，不能团聚。
1962年的元旦，于右任在台湾“监察院”参加完一次活动后，感到身体不适，便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两年之后的1964年，于右任终于病倒，住进了荣民医院（一开始住不起，是蒋经国来探视后，才安排住进去的）。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去医院看望他，于右任因为喉咙发炎，无法发声，只是向杨亮功伸出了三个手指。
杨亮功不解其意，一连说了几个猜测，于右任都摇头否定。杨亮功于是又拿来了纸和笔，但彼时的一代草圣，此时却连一支笔都握不住了。
1964年11月10日晚上8点零8分，86岁的于右任与世长辞——因为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所以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关于于右任当初伸出的三个手指，大家又做出了诸多猜测。有人猜是有“三件后事”，有人猜是他放心不下外出留学的三公子，也有人猜是“三民主义”，但结合于右任生前的夙愿，最后一个猜测让大家觉得是最有可能的——
三个手指，是他希望归葬大陆陕西省的故乡三原县。
按照于右任1962年写下的那篇日记的期望，他被安葬在台北最高的大屯山上，人们还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为他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塑铜像的材料，都是台湾登山协会志愿用人力背上去的）。
由于没有遗嘱，于右任在1962年元旦后没几天写的一首诗，就被当作了他的遗嘱。
那首诗，就是著名的《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馒头说
严格来说，于右任应该不能算“名士”。
因为中国传统认知中的“名士”，是出名但不出仕的——于右任做了34年的“监察院长”。
但我又实在找不出适合形容于右任的词：书法家？教育家？政治家？报人？这些都只能形容出他的一面。对了，于右任喜欢美食，还是著名的美食家。
鉴于他那个“监察院长”基本上也当得有名无实，所以我觉得还是用广义上的“名士”来形容他，似乎更妥帖些。
说起名士，大家自然会想起魏晋风骨。魏晋名士有的，其实于右任都有：诗情、文才、书画、生活趣味、高雅格调、纯洁品性。但和魏晋名士的尚空谈不同，于右任是脚踏实地的，他是“入世”的。
无论是办报还是办学，无论是做官还是做人，于右任都是尽心尽力，且竭尽所能。归隐山林，纵酒高歌固然惬意且显风度，但更让人尊敬的，是怀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尽己之力，为苍生增一份福祉。
这也可能就是于右任的人格魅力所在吧。
曾拥有诸多“第一”，但她未必被人记得
在我印象里，这篇文中的这位女性，教科书里应该没提到过。有人提到她时，会冠以“民国第一女杀手”的称号。但在我看来，这个称号有点夸张了。与这个称号相比，她有不少其他值得一写的称号：中国第一位法学女博士、中国第一位站上法庭的女律师、中国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中国第一位地方法院的女性院长和审验两厅厅长。所以，说她是一位传奇女子，应该是不为过的。
1
应该是从三四年前开始吧，“90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活力的一个群体的代名词。
他们年轻，他们有激情，他们有想法，当然，也有人说他们有些叛逆。
是不是处于世纪之交那十年的那一代人，都会被赋予一种跨世纪的时代使命？至少倒退一个世纪，回到19世纪的中国，是这样的。
郑毓秀
那是大清帝国进入统治倒计时的年代，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出生的一批人，最终改变了这个国家。1891年3月20日，郑毓秀同样作为那个世纪的一名“90后”，出生在了广东的一个官宦之家。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那个传统的官宦之家为何会给一个女孩带来叛逆的遗传基因，但事实就是，郑毓秀从小就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孩。
在郑毓秀长到五六岁的时候，作为当时传统中国妇女的一项必经的痛苦修行，一团长长的裹脚布被拿到了她的面前。但是无论家人如何软硬兼施，郑毓秀就是不肯裹脚，最终家人只能放弃。
“大脚女人嫁不出去！”这是当时长辈对郑毓秀的谆谆教导，但郑毓秀连裹脚都不肯，在婚嫁这件事上，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主意？
郑毓秀长到13岁，到了出嫁的年龄。她的祖母早就为她约定了一门亲事。
但13岁的郑毓秀说：“我不！”不仅如此，她还写了封信给人家的儿子，顺利解除了婚约。
这无疑让自己家人陷入极度的难堪之中。为此，郑毓秀选择了自己的处理方式：离家，去天津求学。
2
1905年，14岁的郑毓秀选择接受西式教育，进入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
两年之后，跟随着当时的留学大潮，16岁的郑毓秀和姐姐一起东渡扶桑。那是一次对郑毓秀人生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留学。到日本的第二年，郑毓秀在廖仲恺的介绍下，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那时候的同盟会，正在低谷中徘徊——孙中山已经领导了数次革命暴动，却没有一次成功，甚至连成功的迹象都看不到。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界舆论开始对同盟会的存在以及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冷嘲热讽，而同盟会内部也开始出现了质疑孙中山的声音。这个时候，一个25岁的小伙子站了出来，他说他愿意舍命去刺杀一名清朝大官，以提振大家的士气。
这个人叫汪精卫。
1909年，汪精卫和黄复生（此人负责研制炸弹）乘船抵达天津，准备潜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在天津，已经在京津一带建立了一定社交圈子的郑毓秀负责接待，她已经得到了上级指示：全力配合。
汪精卫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把炸弹带进北京？
由于北京火车站对男性盘查得非常严格，所以汪精卫提出，是否可以请郑毓秀帮忙把炸弹带进去。不过汪精卫还是表达了担心：“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一不小心，炸弹在路上就有可能爆炸。”当时的炸弹是水银炸弹，靠水银杆触发，很容易误爆。
郑毓秀就回了一句话：“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
于是，那枚炸弹随后被郑毓秀动用多方面关系，安全送进了北京城。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刺杀载沣的行动，除了留下汪精卫一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言外，并没有留下什么成果。不过，通过那次运送炸弹，郑毓秀开始慢慢介入了“刺杀”的行动中，而且渐渐升级，最终在1912年的元月，她参与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
在那次行刺中，郑毓秀被分在第四组，和另两个组员乘坐一辆马车在东华门和王府井之间巡游，伺机向袁世凯扔炸弹。在准备动手的前一刻，郑毓秀接到了上级的指令——袁世凯不是阻挠南北和议的元凶，真正的阻力来自清朝宗社党的中坚力量良弼。
于是，那次行动被紧急叫停（还是牺牲了一些同志），目标转向良弼。
准备刺杀良弼时，郑毓秀和其他“同盟会”成员决定改变做法——由刺客在刺杀对象面前引爆炸弹，提高成功率。
彭家珍最终和良弼同归于尽。因为良弼是清廷保皇党的最后力量，所以有后人评价，彭家珍才是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24岁的同盟会会员彭家珍决定做这个牺牲者。当时彭家珍的另一个身份，是郑毓秀姐姐的热恋男友。毫无疑问，郑毓秀的心里也不好过，但还是通过周密的安排，帮助彭家珍最终行刺成功。
越来越多的刺杀行动，使得郑毓秀的身份逐渐暴露——新一轮的刺杀开始了，只是主使人和被刺者颠倒了过来：袁世凯下令消灭她。
1914年，郑毓秀只能前往法国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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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郑毓秀改名“苏梅”，进入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前身）攻读法学专业。
虽然放下了“刺客”身份，但郑毓秀的社交能力一点儿都没搁下。求学期间，郑毓秀加入了法国法律协会，成为这个协会的第一位中国人。凭着流利的法语和翩翩的风度，郑毓秀在法国重新建立了一个社交圈，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佼佼者，也成了不少中国留法学生的“大姐”——帮助他们在法国立足，甚至帮他们申请各种生活补助。在向警予（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的书信里曾多次提到，郑毓秀在巴黎为帮助她们解决困难而四处活动。
1918年，郑毓秀受南方军政府吴玉章（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委托，在法国协助中华民国的外交工作。1919年，广州军政府外交部正式任命郑毓秀为外交调查名誉会员——不要小看这个头衔，这是中国女性参政的一个先例。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女性参政，被认为是一件“招外人之讪笑”的事，所以郑毓秀的这个“第一”有特别的意义。
也就是在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了。
在那场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果实的大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面对需要签字的和约，北洋政府把皮球踢给了当时的外交总长、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陆外长请求辞职不被批准，签字又不敢，只能躲进巴黎近郊的圣克鲁德医院。
1919年6月27日，中国代表团必须要决定是否签字的前一夜，300多名留法学生和华工包围了陆徵祥下榻的地方，要求他不能签字。众人推举能言善辩的郑毓秀进去和陆徵祥谈判。
郑毓秀在屋外经过花园时，折了一枝玫瑰藏在衣袖里。进房间后，她用玫瑰枝隔着衣服顶住陆徵祥：“你如果敢签字，我这支枪不会放过你！”
陆徵祥无从得知眼前的这个女学生何以散发出杀手的气场，他又哪里知道，这个女学生当初可是连袁世凯都敢杀。
但据顾维钧回忆录，当时被郑毓秀恐吓的是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并非陆徵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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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郑毓秀终于通过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
尽管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对郑毓秀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事颇有不屑和质疑（他对郑毓秀似乎一直有意见），但不管怎样，郑毓秀是有案可查的第一位中国女博士。
不仅仅是学业，郑毓秀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有一种说法，说郑毓秀曾对汪精卫示爱被拒绝（若为真也正常，当时的汪精卫英俊潇洒，又敢于舍生取义，应该是众多少女的梦中情人），也曾和王宠惠（法学大家，担任过民国外交部长、国务院总理，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有传闻说郑毓秀的博士论文是王宠惠代笔，胡适采信的就是这个说法）有过一段渊源，但她最终找到的爱人，叫魏道明。
熟悉民国史的人应该都知道魏道明这个人，他做过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南京市市长，后来还担任过驻美大使和首任台湾省主席。
但和郑毓秀认识的时候，魏道明还只是一个留学生，而且比郑毓秀小10岁。
两人互相欣赏彼此的才华，在法国就关系不错。1926年，双双回国的郑毓秀和魏道明在上海一起开了一家“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
这在当时是件很牛的事情。因为当时的中国律师界，对女性一直排斥。根据1915年民国司法部颁布的章程，律师应为“中华民国之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郑毓秀在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后发现，作为一名取得法国律师牌照的中国人，她可以在法国租界的法庭出现。
魏道明
于是，郑毓秀成了有案可查的中国第一位女律师。
当时的上海，洋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华人和洋人打官司，十打九输，而郑毓秀和魏道明的律师事务所就专门帮助华人，与洋人死磕——魏道明负责刑事诉讼，郑毓秀专攻女性维权。
几个官司一打，两人在上海法律界的名气就起来了，他们的律师事务所甚至还代理过梅兰芳和孟小冬的离婚案。当时，郑毓秀担任孟小冬的辩护律师，最终让梅大师赔了孟小冬4万元——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女性离婚还能得到赔偿费，且有4万元之巨，简直是闻所未闻。（溥仪当时与文绣离婚，也就给了5.5万元赔偿。按大米购买力，4万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百万元以上。）
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一时间门庭若市。当时郑毓秀的诉讼费动辄上万元，连杜月笙都赞叹不已。当时的说法是，“郑毓秀一个案子的收入，就抵得上上海跑马厅一场赛马的头等大奖”。
这个律师事务所为郑毓秀和魏道明带来的不仅是财富，还有感情的升华——1927年，两人在杭州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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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回国后郑毓秀所做的，并不止开律师事务所那么简单。
1925年，郑毓秀就担任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她出版了《国际联盟概况》和《中国比较宪法论》等书籍，前者最早向国内介绍了国际联盟的情况，后者就是她的博士毕业论文。
从1927年开始，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发行院院长。1928年，郑毓秀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出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1929年，郑毓秀作为“五人小组”之一，专门负责起草中华民国的《民法》——在这部新《民法》里，出现了很多对女性权利的保护与提升：
未婚单身女性有权签订或废止婚约；以个人名义持有或让渡其个人资产或地产；可担任其他人的代理人；可以继承人或遗产受赠人的身份享有继承权；已婚女性可与丈夫取得共识，具有保留原本姓氏，不需要冠夫姓的权利……
郑毓秀能够担任这些职务并获得这些成就，以当时中国女性的地位而言，可以说是相当难得。
1942年，魏道明接替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郑毓秀成了大使夫人，便渐渐从台前走到了幕后，为丈夫在美国的工作出谋划策，做些幕后安排。魏道明晚年在回忆录中对妻子在美国期间对他的帮助深怀感激，称“我是非常幸运的”。
1943年，宋美龄访美。在蒋夫人那次赢得无数赞誉的访美之行背后，郑毓秀穿针引线，接来送往，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安娜曾称赞她“具有政治头脑，不同于历任中国大使夫人”。
但郑毓秀的风光之路，在1948年走到了尽头。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蒋介石任命魏道明接替原来的行政长官陈仪，担任台湾省第一任省主席，夫妇两人随即返回国内。
魏道明上任后，对陈仪留下的烂摊子，还是做了不少积极的工作。但这对夫妇那时还没意识到，彼时的台湾，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省份。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已经渐渐开始把台湾谋划成一个最终退守的“终极基地”——对于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老巢，一向只信任自己人的蒋介石，怎么会用外人？
1948年，魏道明从外面结束公务回到家中，就听到了郑毓秀转达：“你知道吗？你已经被调职了。”原来，蒋介石在没有正式通知魏道明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的亲信陈诚派到了台湾，接替魏道明主持工作。
这一个举动让夫妇俩顿时感到非常心寒，而郑毓秀更是点出了其中的关键：“蒋介石不信任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他的人。”
随后，郑毓秀夫妇选择辞职，前往香港，观察时局。进入1949年，夫妇俩越发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当时局大幕落定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去台湾，也没有选择返回大陆，而是做了一个让不少人意外的决定：去巴西经商。
他们决定远离政治，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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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在巴西，一方面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也没有经商的天赋，郑毓秀夫妇没几次折腾就亏了大本。最终，他们选择去美国洛杉矶居住。在他们抵达美国后，当时已经卸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夫人，还专门为郑毓秀送去了鲜花表示欢迎，可见郑毓秀当年在美国的人缘。
郑毓秀和魏道明
但居住在美国，郑毓秀夫妇却也未必感到开心，百无聊赖之余，当年顶着各种“部长”头衔的夫妇俩，只能靠打麻将消遣时间。
1954年，郑毓秀又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
她的左臂被发现癌细胞，经过诊断，只能做切除处理。可想而知，一个当年叱咤风云的豪气女侠，失去了自己的一只手，这打击该有多大。
经此病变，郑毓秀一蹶不振，最终于1959年12月16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68岁。
魏道明后来还是回到了台湾，担任“外交部长”，其间，还娶了荣毅仁的妹妹荣辑芙。但1978年，80岁的魏道明在巴西逝世后，后人还是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运回美国，和郑毓秀合葬。
馒头说
一路看下来，看到郑毓秀的人生收尾，是不是有些唏嘘？
但我们又在期盼什么呢？希望她最终像秋瑾那样，悲壮就义？希望她像林徽因那样，才情逼人？或者像阮玲玉那样，香消玉殒，遗恨人间？
这或许也是她不像那些人那样为人所熟知的原因之一吧。
但一位民国女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能把自己的一生过成这样，也是很不容易了。
并不是每个曾经当过主角的人的人生剧本，都能以大高潮或大圆满收尾，很多人就是这样曾经辉煌，然后慢慢就走向失意，走向平庸，最终慢慢被人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