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本人又怎会听得进拉贝的意见？表示一声“非常遗憾”，已经是最礼貌的回应了。
拉贝明白，不能只是写日记。
4
首先，拉贝把自己那栋小楼，变成了一个难民收容所。
一开始，只是拉贝家附近的邻居躲了进来，再后来，“躲进拉贝家就没事了”这一消息开始迅速传开，四周的难民开始向拉贝家聚集——只要能有一丁点地方空余，拉贝来者不拒。
最终，拉贝家那不大的院子里，一共收纳了600多名中国难民。那时正值寒冬，拉贝在院子里给他们搭了芦苇棚，铺了稻草。据当年住在拉贝家院子里的丁永庆老人回忆，天冷后地上潮湿，拉贝给难民们每人都发萝卜根，让他们煮着吃祛湿。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拉贝努力给院子里所有的难民每天一人发一小杯米，一个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和蚕豆。
“我知道很少，但我已经尽力了。”拉贝对他们说。
每一个在拉贝家院子里出生的中国新生儿，都会得到拉贝的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不少中国父母就把男孩取名叫“拉贝”，女孩取名叫“朵拉”（拉贝的妻子的名字）。
1938年的新年，拉贝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多个人的性命。”
而对于难民们来说，能住进拉贝家的院子，不仅仅代表着可以满足温饱，保全家庭，更重要的是能够保住性命和免遭羞辱。
幸存者汤英至今都忘不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晚上，拉贝正好外出，有三个日本士兵从拉贝家院子的围墙外翻了进来，寻找“花姑娘”。当日本兵用刺刀顶着一个中国女子要推出围墙的时候，拉贝正好回家。“喇叭先生回来了！”所有的难民齐声大喊——他们一直把“拉贝”喊成“喇叭”。拉贝像一头怒不可遏的狮子一样冲了进来，对着日本士兵用英语大吼，叫他们滚出去。日本士兵看着拉贝手臂上的纳粹标志，尴尬地想从大门走出去。但拉贝坚决不允许——他要求日本兵从什么地方爬进来，就从什么地方爬出去。日本士兵并不想在中国人面前丢脸，坚持要从大门走出去，于是拉贝大声吼叫着，拔出了手枪。三名日本士兵只能乖乖地从围墙上爬了出去。
日本兵翻围墙的事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拉贝让难民们组成巡逻队，一发现有日本人翻墙进来就吹哨子，然后他就奔过来驱赶。每一次，拉贝都不允许日本兵从大门走出去，必须翻墙回去。
随着投奔拉贝的难民越来越多，他也越发意识到自己这栋小楼对保护难民的重要意义。
在拉贝家的院子里，有一面很大的旗帜，那是他和家人一起用床单做的。当初放这面旗帜是为了让日本飞机看到不要投下炸弹，后来是希望所有的日本人看到后能够“绕道而行”，放过里面的难民。
那是一面纳粹的党旗。
5
但拉贝知道，自己的使命不只是要保护院子里的600多名中国难民。
早在南京保卫战开打之前，拉贝就和南京城内20多名外国人，谋划成立“中立区”，保护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大批难民。
在日军攻城前，拉贝的公司、同事包括日本大使馆的官员，都劝拉贝快点离开南京，但拉贝不肯。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得到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而他拒绝离开的原因，还因为他又多了一个头衔：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一开始，拉贝和他的外国同事担心的，其实是中国溃败的军队会带来很多麻烦，在他们看来，“一旦日军接管南京，一切就将变得安全有序”。
南京国际安全区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左三站立者为拉贝
12月15日，拉贝还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在宁海路的米铺于12月15日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搜查，他们买走3袋米（3.75担），只支付了5元钱。米市的现行价是每担9元，这样，日本军队共欠国际委员会28.75元。”
在经历了这个日子之后的6周，拉贝如果回看自己当初写的这篇日记，估计也会对自己当初对日本人的期待而感到幼稚可笑。虽然成立了安全区，但在已经失去人性的日本军队面前，拉贝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无力。
位于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大学，三天两头被开着卡车前来的日本士兵侵入，他们抓女老师，抓女学生，抓一切女性，有时甚至在现场就对她们实施强奸。哪怕是在安全区内的民宅和商店，日军士兵也是说进就进，说抢就抢，有人反抗，说杀就杀。
有一次，拉贝答应1000多名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入安全区，他以为《国际法》会有效，就通报了日方，说中国有一部分士兵已经放下了武器，应该得到“战俘”的待遇。结果日军表面答应，随后冲进安全区，当着拉贝的面绑走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随后拖出去全部枪杀。
无奈之下，拉贝一度只能穿上德国军装，戴上纳粹袖章，然后凭借个人的力量在安全区的街头游走，帮助一切可以帮助的中国人。
据幸存者李世珍回忆：“有一个家族里的37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个人都带走了。后来这个家族的人都说，如果没有拉贝，他们整个家族就灭亡了。”
无论如何，安全区的设立，毕竟给当时人间地狱一般的南京保留了更多生存的可能。拉贝四处奔走，利用纳粹党的身份和多重政治力量向日本方面施压，最终迫使日军打开封锁，允许安全区能运进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在拉贝后来写给希特勒的报告中，他这样说：“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我的袖章。”
6
1938年2月，应西门子公司的要求，拉贝还是要回国了。拉贝回国的时候，还将一个中国飞行员乔装成佣人，转道上海送到香港。
而拉贝回国有自己更重要的目的：他想拯救更多的中国人。
回到柏林后没多久，拉贝就开始给希特勒写信，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并在德国放映他拍摄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一些电影胶片和展出照片。
拉贝很快等到了结果——盖世太保登门找到了他，没收了他的纪录片胶卷。
在盖世太保的“教育”下，拉贝只能写信给希特勒做出保证：“我将谨遵此项规定（指不得做报告、出书、放映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因为我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坚定地追随和忠实于您！”
原本期待希特勒能对日本做出干预的拉贝，开始被迫陷入了沉默。
但等待他的厄运还没有结束。
1945年，德国战败，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拉贝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甚至被投入了监狱。
1946年，在证实拉贝完全没有参与纳粹的作恶后，同盟国法庭宣布他无罪释放。但是，那个时候西门子公司已经同拉贝解约了（应该和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有关），64岁的拉贝开始衣食无着，生活拮据。
拉贝开始当一个拆卸搬运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生活艰辛。因为缺钱，他甚至开始典卖从中国带回来的瓷器。
7
中国人没有忘记拉贝。曾经被拉贝庇护过的中国难民都站出来为拉贝说话。一位叫伍正禧的人说的话代表了大家的观点：“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纳粹党员，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星。”
1948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一些南京市民，开始每月给拉贝寄钱和食物，南京国民政府甚至承诺：只要拉贝肯来南京，政府将终身为他提供住房和养老金。拉贝曾回过两封信，表示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他得以重新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
但没多久，1950年1月的一个晚上，因为中风，拉贝与世长辞。
拉贝的身后事，也让人感到有些凄凉。拉贝的墓地位于柏林威廉皇帝纪念堂墓地。1985年，由于墓地租用到期，无人续租，管理部门便拆除了拉贝的墓碑。中国方面曾与柏林市政府多次沟通，希望柏林能将拉贝墓地列为历史名人墓地予以免费长期保留，但被婉言拒绝。
南京的拉贝故居
2005年，一群中国留学生自发捐赠，为拉贝塑了一座雕像。后来，拉贝的长孙托马斯·拉贝与中国驻德大使馆联系，希望能在拉贝墓地的原址重修墓碑。为此，南京市政府特批105万元作为专项资金，用于40年墓地租赁和墓碑的制作及运输费用。
2013年12月11日，在柏林西郊，拉贝墓地的落成典礼举行。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在典礼上表示：“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为了共同缅怀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恩人，是为了共同回忆那场战争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的空前劫难，是为了共同纪念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捍卫人类尊严和赢得世界和平团结奋战的历史壮举。”
在1937年的南京，拉贝家院子里的中国难民，称他们的恩人为“活菩萨”。而拉贝可能更喜欢后人给他的另一个称号：中国的辛德勒。
馒头说
毫无疑问，拉贝是伟大的。
但同时，他也是矛盾的。矛盾的根源，在于他的纳粹身份。
按照埃尔温·维克特所著的《约翰·拉贝——南京的德国好人》一书中的说法，拉贝在1934年为了在南京给西门子员工的孩子建一所德语学校，为争取经费才加入了德国工人党（即纳粹的前身），但事后的各种信件表明，他对希特勒还是忠心耿耿的——当然，当时德国像拉贝那样被蛊惑的人成千上万。
但同时，他在1937年南京城中的所作所为，却一点都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纳粹。和拉贝一起在安全区工作的美国医生威尔逊甚至感慨：“因为拉贝，我居然开始对纳粹有点好感了！”
但也正是因为纳粹的身份，拉贝饱受折磨：一方面，他必须忠于自己的党员身份，将对南京大屠杀的愤怒压抑进心底；而另一方面，在战后清算时，他又因为曾经的纳粹身份而受到牵连。
1946年，宋美龄邀请拉贝出席远东军事法庭，以证人的身份为南京大屠杀作证，考虑再三，拉贝还是拒绝了。
那一刻，拉贝应该是痛苦的：自己希望世人得知的丑恶行径终于得到曝光，但因为党员的身份和对所谓“元首”的承诺，他却不能甚至不愿成为证人。
好在，《拉贝日记》还是完好无损地被他保存了下来。经后人公布，那些翔实客观的记录，成为控诉日本人在南京暴行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这个关于拉贝的故事，感人却又耐人寻味——原本象征邪恶的纳粹党旗，却一度成了无数中国人的庇护，而拉贝一边行着纳粹礼，喊着“嗨！希特勒”，一边救下一个又一个即将遭受屠杀的中国人。
但事实上，也不用如此纠结。无论拉贝是不是纳粹党，无论他内心是否真的认同纳粹的理念，但在1937年，在南京，在那一个个真实的时刻，拉贝放下的是头衔和身份，遵从的是自己的内心——一个善良人的内心。
在南京那段让人不忍回忆的日子里，拉贝和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一样，展现的是普通却又伟大的情怀，展现的是人类面对残忍和血腥而被激起的善良和抵抗之心——在拉贝的身后，还有魏特林、辛德贝格、鲍恩典……还有后来悔过的，当时日本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上等兵东史郎。这些人用文字、口述、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禽兽军团的那些恶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感恩，与身份无关。
铭记，与宽恕无关。
猎杀山本五十六
不少人都认为，当“二战”中日本自不量力地去招惹美国的时候，军部中其实是有一批清醒的人的，他们认为日本这么做是自取灭亡。但是，这批人是真的热爱和平吗？是真的希望结束战争吗？
1
1943年4月18日上午，9点35分。
西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上空，忽然出现了两架“一”式陆攻机，以及呈拱卫态势的6架“零”式战斗机。看这群飞机的态势，是在寻找机场准备降落。
而就在此时，云层中忽然出现了8架美式的P–38“闪电”式战斗机。
在这个空域，美军飞机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一瞬间，6架“零”式战斗机迅速爬升，勇猛地冲向了8架美军战机。
而这时候，下面的云层中忽然又钻出了4架P–38“闪电”式战斗机——它们并没有向“零”式战机扑去，而是开始向那两架“一”式陆攻机俯冲。
这4架“埋伏”的美军战斗机，显然就是冲着那两架陆攻机去的。
6架“零”式战斗机发现另外4架美机后，顿时队形散乱，其中有3架完全不顾会被美机击落的危险，不要命般地掉转机头，向那4架P–38“闪电”式战斗机扑去。
电光石火之间，已经晚了。
虽然其中一架舷号为“T1–323”的日本陆攻机迅速拉低飞行高度，贴着岛上的树林飞行，但还是被紧紧咬住它的P–38“闪电”式战斗机机关炮轻易击中，起火，随后坠落在丛林深处。
从日本“零”式战斗机拼死保护的架势来看，陆攻机上面，肯定坐着大人物。
只是除了美日双方的一些特定人员外，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当时坐在飞机上的，居然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没错，就是那个一手策划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
2
山本五十六出生于1884年4月4日，是新潟县长冈市一个武士家庭的第六个儿子。他的父亲高野贞吉在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已经56岁了，所以就任性地给他取名为“高野五十六”——“山本”是这个儿子父母双亡后，因为母亲家没有子嗣，在29岁时继任的娘家的姓。
山本出身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武士家庭，他父亲的一言一行，对他的性格养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山本五十六10岁那年的“元服”仪式（日本男子的成人礼），父亲用武士刀划伤他的双腿12次。
1893年，9岁的高野五十六（中）与五哥高野季八（左）和大他18岁的姐姐高野（高桥）嘉寿子（右）合影
武士家庭出身的山本五十六，“从军”肯定是第一志愿，只是他没有进陆军学校，进的是海军学校。
1901年，17岁的山本五十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江田岛海军学校。三年后毕业，以少尉军衔上了“日进”号装甲巡洋舰，参与了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
在那场奠定日本海军所谓“荣光”的日俄“对马海战”中，山本五十六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被炸飞，从此留下了一个“八毛钱”的绰号——日本的艺伎会给客人剪指甲，一个指头收费1毛钱。一般人需要付1元，而山本只需要付8毛。没错，就是因为山本五十六经常出没于烟花柳巷，才会让这个绰号在日本海军中传开。
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山本五十六后来有过好几段重要的留洋经历，他很可能就走上了和很多其他日本海军军官差不多的轨迹：平时严格训练，闲时狎妓取乐，以身为大日本帝国的海军为荣，但同时也未必知道海军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
1901年11月至1904年11月，山本五十六（二排左六）在江田岛海军学校学习，这是与同学和教官的合影
山本五十六与别人不同的第一个特点，是他开过眼界。
1919年，35岁的山本五十六被公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这段留美的经历，包括后来他在美国做日本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的三年，都给山本五十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社会地位方面，美国女性居然也可以读大学；富足程度方面，美国的白砂糖居然不是配给制，可以随便买；工业化程度方面——这是给山本印象最深刻的——从汽车工厂到炼钢厂，从矿山到油田，他深刻领教了美国强大的工业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段留美的经历，就没有后来的偷袭珍珠港。因为一般人被震撼，也就震撼了，但山本肯动脑子。
3
肯动脑子，是山本五十六的第二个特点。
当时野心勃勃的日本海军，正受到《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束缚。当时的海军依旧是战列舰称霸大洋的时代，各国战列舰的主炮口径和船的吨位都越造越大，使得建造和维护成本到了大家都难以承受的地步。
为此，1922年在美国华盛顿会议上，当时的世界海军五强——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共同约定：大家造的主炮口径都不能超过16英寸（约合40.64厘米），战列舰吨位不能超过35000吨，而且英、美、日、法、意五国舰队的主力舰（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建造数量比例为10∶10∶6∶3.5∶3.5。
就像现在核强国约好大家等比例削减战略核武器一样，当时日本的海军被牢牢框死在“6”上。
别人被框死也就框死了，但当时已经官至海军大校的山本五十六，把眼睛瞄上了海军航空兵——你们没有限制我们发展空军啊。
虽然山本五十六一直是强硬的“舰队派”，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当时全世界第一批注意到飞机在现代海战中作用的人。为此，他还把自己的炮术专业改成了航空兵专业，并在日本的霞浦航空队做教官兼副队长——当时已经40岁的他以身作则，自己每天都做飞行训练，而且水平很高，整个霞浦航空队的战术水平一下子就被提了上来。
1929年，45岁的山本五十六已经升到了少将军衔，并且以海军第一航空队司令官的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英国和美国再一次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军五强的战列舰吨位做出限制。
当意大利还在抱怨英国和美国不想让自己发展战列舰的时候，山本五十六已经暗地里向德国购买制造俯冲轰炸机的技术，并且给当时的海军次长末次信正提出明确建议：“被迫接受劣势比例的帝国海军，在同优势的美国海军作战一开始，就只能以空袭的方式给敌人一记痛击。”
到了1934年，第二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召开预备会议的时候，50岁的山本五十六已经成为海军中将，并成了日方的全权代表。在那场预备会议上，山本态度强硬地宣布日本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
日本可以放手造战列舰了，但山本五十六把重点放在打造航母和海军航空兵上。
这个时候，通过“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整个日本已经被军国主义绑上了正在越开越快的战车，但身为军国主义中坚力量的山本五十六，却被安上了一个“卖国贼”的称号。
为什么？因为山本五十六是当时日本国内少数几个反对向英美开战，并且反对加入轴心国联盟（因为会激怒英美）的高级军官。所以，国内少壮派军人对山本五十六非常不满，甚至扬言要刺杀他——以“二二六兵变”的经验来看，这倒绝非不可能。
为此，当时支持山本的海相米内光政在卸任前，任命山本五十六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兼第一舰队司令官。这个任命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山本五十六到舰上去办公——如果他留在陆地上，很有可能真的就被人刺杀了。
那么，真的是山本五十六爱好和平，才不愿意和英美开战吗？
当然不是。从理念上说，山本五十六和那些希望捍卫天皇，建立不朽帝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没有任何区别，有区别的是山本更会用点脑子，而不是无谓的狂热——他去过美国，而且了解美国。他知道以美国的工业制造能力，日本和它开战无疑是以卵击石。
那么他真的就会放弃吗？当然也不是。
1940年3月，日本联合舰队进行春季演习。当时由小泽治三郎少将（后来成为最后一任联合舰队司令官）率领的两艘航母，以大规模飞机突袭的方式，一举摧毁了山本五十六指挥的两艘战列舰和一艘重型航母组成的舰队。
当同僚都在指责小泽少将不按规矩打仗时，山本五十六却立刻转身问身边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能不能出动飞机，去轰炸夏威夷？”
4
于是就要说到山本五十六的第三个特点了：好赌。
山本五十六赌性之大，在日本军界可谓少有。从桥牌到扑克，从麻将到骰子，只要能赌的东西，哪怕是赌明天下不下雨，他都乐此不疲。而且他和谁都赌，和同事、幕僚、下属，连艺伎他也不放过。
不仅好赌，山本还赌得认真。1910年的时候，他曾和同事因为一件非常小的事情而下了一个非常大的赌注，结果他输了，同事笑笑说不要了，但他坚持要“愿赌服输”，每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扣下赌资付给同事，坚持了十几年。
那山本的赌技如何？不仅不差，还非常好。
他曾有一段时间出使欧洲，在那里他每天必去摩纳哥的赌场。因为一直赢钱，以至赌场老板挂出“免战牌”——禁止山本五十六入内。据说他自己也曾放言：“如果天皇陛下给我一年时间专心去赌博，我能为帝国赢来一艘航空母舰！”
所以，1941年1月7日，当山本五十六正式提出“偷袭珍珠港”的设想时，应该是不出人意料的——论刺激，还有什么能比把两个国家的国运放到广袤的太平洋上去豪赌一把更刺激？
但当时，日本军界从上到下，还是被山本五十六这个惊人的计划给吓傻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跨越3500海里去偷袭强大的美国的海军基地，成功不成功且不说，怎么能保证中途不被人发现？
但山本五十六用自己的理论说服了大家：“我军在日美战争中首先应该采取的策略是：一开战就猛击敌主力舰队，置美国海军及美国国民于无可挽救之地，使其士气沮丧。从而才能占据东亚之要障，确保不败之地步，以此来建设东亚共荣圈……一旦击破美主力舰队，菲律宾以南的闲杂兵力必然士气沮丧，很难继续勇敢战斗。”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是肯定打不过美国的，既然你们一定要打，那只能上来就偷袭。先打闷人家，趁机拿到我们想要的最大利益，再逼人家坐下来谈判，最终确保我们的利益。
对于当时已经被美国的“禁运”紧紧掐住咽喉痛苦万分的日本而言，如果要“南进”，那么除了山本五十六的办法之外，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那么万一失败怎么办？
山本五十六的回答是：“如果日本有天佑，夏威夷作战肯定成功，如果中途失败，也就是说没有了天佑这一条，那么放弃整个作战就行了。”
一副标准的赌徒相。
为了能实现“偷袭珍珠港”计划，山本五十六不惜以辞职要挟。最终，当时的军令部总长山永野修身大将拍了板：“如果山本有这样的自信，就照他说的去做吧！”
1941年12月7日清晨，以6艘航母领衔的日本特混舰队，跨越3500海里，如幽灵一般出现在了美国珍珠港附近的海域。
1941年9月，山本五十六开始制订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
作为一个赌徒，山本五十六一生中最大的“荣光时刻”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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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山本五十六因“偷袭珍珠港”一战成名。但恐怕山本自己也很清楚，经此一役，日本被彻底拉进了太平洋战争的泥沼。
在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代价成功偷袭珍珠港之后，山本五十六麾下的海军配合陆军，横扫东南亚，美英军队望风而溃。就好比一个坐在牌桌前的赌徒，山本五十六现在面临一个赌徒必须面对的问题：筹码已经赢了一大把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当时春风得意的日本军部开始有几种不同的声音：进攻印度，进攻澳大利亚，进攻夏威夷甚至进攻美国。
但所有的意见其实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日本的陆军主力都被拖在中国战场，哪还有什么余力去进攻这里进攻那里？
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山本五十六与同僚在“赤城”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合影
山本五十六的想法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的意见是哪里都不进攻，而是进攻残存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一举歼灭。
但是，山本真的当美国太平洋舰队是泥捏的吗？
1942年5月4日，为了增援莫尔兹比港的日军，日本联合舰队的航母编队在珊瑚海遭遇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母编队，双方爆发了一场遭遇战，史称“珊瑚海海战”。
“珊瑚海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航母编队之间的战争——双方的舰队基本都没有看到对方，全是靠大批舰载机对敌方进行攻击。从这一点上看，确实是印证了山本五十六当初对现代海战的预判。
这场海战的战果，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美国重型航母“列克星敦”号被击沉，“约克城”号被重创，一艘驱逐舰沉没，一艘油船沉没，66架飞机被击毁，543人阵亡。但美军阻止了日军增援莫尔兹比港的行动。
日本轻型航母“祥凤”号被击沉，重型航母“翔鹤”号受损，一艘驱逐舰沉没，77架飞机被击毁，1074人阵亡。增援莫尔兹比港的行动被迫中止。
珊瑚海海战中被击沉的美国航母“列克星敦”号
经此一役，山本五十六内心的忧虑更加重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依然在。这也让他更急迫地寻找机会想和美国海军的主力进行一场“一了百了”的大决战。
1942年6月4日，在太平洋上的中途岛，山本五十六盼来了他渴望已久的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决战的机会——但决战的结果，绝不是他想要的。
在这场被称为“太平洋战争的逆转点”的战役中，美国只损失了一艘本来就已经受损的“约克城”号航母，另有147架飞机被击毁，307人死亡。而日本联合舰队4艘主力航母被击沉，还赔上了一艘重巡洋舰和332架作战飞机（其中近300架被击毁在航母甲板上）、3500条精英作战人员的生命。
中途岛海战的失利，让作为总指挥的山本五十六身上的光环开始消退（虽然后来也有很多人把责任归结到在一线指挥的南云忠一中将身上）。有人已经开始评论，说山本五十六其实只是一个海军技术官僚，作为海军舰队司令的经验未必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丰富。但对外，由于日本国内的宣传机器充分开动，将中途岛之战渲染成了大日本帝国海军的一次大获全胜，所以对于日本国内民众而言，山本五十六依然是光芒耀眼的“海军之花”。
对日本人不利的消息开始慢慢多了起来，尤其是到了1943年2月，经过半年惨烈血腥的拉锯，日军终于无奈地向美军交出了战略要冲瓜岛（瓜达尔卡纳尔岛），这显然标志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转守为攻了。
作为一个赌徒，只要手里还有哪怕一枚筹码，就绝对不可能认输。
更何况，山本五十六手里的联合舰队虽然实力大损，但毕竟还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山本五十六认为，只要及时调整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防御线，还是能和美国周旋上一段时间的。
但首先，他觉得要鼓舞大日本帝国官兵的士气。
1943年4月7日清晨，在斯麦群岛新不列颠岛上的拉包尔机场，正准备出击去轰炸驻瓜岛美军的日本海军航空兵们，忽然惊喜地看到了自己的最高长官山本五十六。
山本五十六穿着干净笔挺的白色海军服，向他的士兵们挥手示意，为他们加油打气。
而这只是山本五十六“鼓舞计划”中的一步，接下来，他还打算去布干维尔岛、布因和肯特兰群岛，为驻守在那里的日军打气。
山本五十六肯定不会知道，这是他为自己规划的一条“死亡之路”。
1943年4月11日，山本五十六在拉包尔基地指挥台目送日军轰炸机起飞，此时离他殒命还有一个星期
6
山本五十六亲自拟定的出行计划一出台，他的下属就认为自己的长官发疯了。
按照山本的计划，他将从拉包尔出发，飞行一个半小时左右，到达布干维尔岛，然后再飞行15分钟左右，到达布因。之后从布因出发飞行5分钟左右，到达肖特兰群岛。
部下们劝阻山本千万别这么走，因为肖特兰岛离瓜岛非常近，驻扎在瓜岛的美国战斗机转眼间就能飞过来实施袭击。但山本五十六坚持自己的意见——司令长官越是到危险的地方去，就越是能激励下属们的士气。
山本的副官渡边负责把山本的出行计划告诉即将被视察的部队。按照渡边的本意，是派人亲自送过去，但负责通信的军官认为没必要，发送电报就可以了。渡边认为发送电报很可能被美军截获，但通信官向他拍了胸脯：这套新版的ZN25密码4月1日才刚刚启用，美国人怎么可能破译？
于是，山本的出行计划通过电文很快传到了驻守肖特兰岛的日军司令官城岛高次手中。城岛拿到电文后大惊失色，立刻亲自飞到拉包尔去劝阻山本五十六：“您的行程用那么长的电文那么详细地发出来，太危险了！”
而山本五十六依旧坚持，他让城岛回去，准备第二天和他一起用晚餐。
城岛高次无奈地踏上返程，而就在他回去后不久，正如他担心的那样——美军已经破译了日军的电报。
事实上，美军破译山本出行的电报，前后没有超过5个小时。因为就在之前不久，美军俘获了日军的一艘潜艇，查到了日本的JN25密码本——根据这套密码本，很容易推断出ZN25密码的规律。
电报的译文很快就传到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上将的手里。
对于美军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劫杀机会，但当时尼米兹还是有一点犹豫的。因为涉及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因素，一般而言，西方世界里有“不能暗杀敌国君主或统帅”的惯例。
但是，美国人对山本五十六又有一种特殊的仇恨：如果不是他，就不会有珍珠港那几千名美军士兵的冤魂。为此，尼米兹把情况上报给了美国总统罗斯福。
罗斯福为此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小型的秘密会议，会议的结果很快就通报给了尼米兹：
不惜一切代价，击毙山本五十六。
接到命令后的尼米兹上将，果然将猎杀山本五十六的任务交给了驻扎在瓜岛的美国航空部队。
瓜岛方面连夜拟订了计划，决定用续航里程在3700公里，且战斗性能绝不输日本“零”式战机的P–38“闪电”式战斗机来完成这个任务。经过测算，美国人将猎杀区域锁定在山本座机降落在布干维尔岛机场前10分钟左右的空域，时间大概是4月18日上午9点35分。
P-38“闪电”式战斗机
但是，有一点却难住了美国人：空中猎杀对空域的把握、飞机的速度、抵达的时间都有严格的要求，不然很可能在电光石火之间就错过了机会。
不过，美国人还是决定实施这个猎杀计划，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山本五十六的一个特点：
这个人性格虽然不羁，但非常守时。
7
果然，4月18日上午9点35分，山本的座机编队如约而至。
当时的美军战斗机分为两组，一组是掩护组，埋伏在6000米高空，负责引诱护航的6架日本“零”式飞机离开山本的座机，另一组为猎杀组，埋伏在3500米高空，专门负责袭击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美军并不知道山本五十六坐在哪架“一”式陆攻机中，但他们看到一架被打得坠入布干维尔岛的丛林，一架被打得坠海，认为任务肯定已经完成，于是就撤离了战场。
从山本五十六的座机编队出现到被击落，全程一共只有3分钟。
而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正是坠入丛林的那一架。
飞机坠毁后，驻守在布干维尔岛上的日军立刻派出了搜索队。在丛林中寻找了很久之后，一个日军士兵忽然闻到了汽油味。于是，他们在一片烧焦的丛林深处，发现了一架摔得粉碎的“一”式陆攻机。
几具尸体四处散落，但只有一具依旧在座位上保持着笔挺的坐姿，头发花白，头微微前倾，仿佛在思考。他手上戴着白手套，左手拄着军刀，胸前佩有绶带，肩章嵌着三枚金质樱花——他就是山本五十六。
据搜救队的日军中尉宾砂回忆：山本五十六被发现时，身上有两处枪伤：一发子弹自身后穿透他的左肩，另一发子弹从他的下颌左后方射入，从右眼上方穿出。
换句话说，山本在坠机之前，其实已经死了。
而山本五十六临终前的坐姿，是日本士兵摆放的，因为他们要维持自己心目中“军神”最后的尊严。
山本五十六被美军埋伏击毙的消息，让日本当局大为震惊，立刻严密封锁了消息。美国人通过电报破译，知道山本五十六已经死了，但他们为了不让日本人发现自己已经破译电报，所以也一直装傻。
1943年5月21日，日本的新闻媒体终于公布了山本五十六的死讯，举国震惊。
日本当局追授了山本五十六海军元帅的勋位，并为他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国葬，举国哀悼。
但对于山本五十六本人而言，没活到最后亲眼看见“联合舰队”的覆灭，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馒头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
据说当时的山本五十六得到消息后，对自己的知心朋友武井大助说：“陆军中的这些浑蛋，果然挑起了战火，简直把人气疯了。我从此戒烟，直到这次事件结束为止！”
山本五十六喜欢抽烟是在日本海军中有名的，他是认真的吗？
看上去似乎是真的。
山本的另一位好友，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回国后，给山本带来了一些名牌的雪茄，山本当时就拒绝了：“请你替我保管吧，等这次事件过后，我一定抽。这帮浑蛋根本不懂得战争，他们只是想过过战争瘾而已。”
那么，山本五十六真的是对中国人民满怀感情吗？
当然不是！他是觉得陆军中的那些蠢蛋先进攻中国，破坏了他优先对付英美的大计而已。
就像他当初反对与英美开战，不是爱好和平，而是觉得还没有把握一样，他不是不想侵略中国，而是怕中国战场拖住日本的后腿。
直到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展超乎想象，山本五十六才变得积极起来。在淞沪会战中，他指挥日本的海军频频出动舰载轰炸机轰炸中国的军事设施和平民目标。可以说，后来日本海军航空兵偷袭珍珠港的实战经验，很多都是建立在中国人民的血肉之上的。
进攻上海的时候，曾经立誓的山本五十六，早就开始恢复吸烟了。
所以，千万不要被“二战”中日本那些“不扩大派”蒙蔽了双眼。他们不是爱好和平，而是在等待时机，让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一举最大化——通过侵占别人的国土，掠夺别人的财富。他们和那些最狂热、最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当太平洋战争趋向对日本不利的时候，山本五十六曾不无担忧地对人说：“战争结束后，我不是被送上断头台，就是被送往圣赫勒拿岛。”
圣赫勒拿岛，是拿破仑被流放的地方。
对不起啊，山本君，你还是想得太美了。
丘吉尔的另一面
关于丘吉尔的各种传记和评价汗牛充栋，用一篇文章肯定不可能说尽。
1
每年的12月10日，是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
1953年颁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一场巨大的轰动——获得这个全世界作家都梦寐以求的奖项的人，居然是温斯顿·丘吉尔——大英帝国的在任首相。
这个奖，让颁奖机构瑞典文学院打破了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比如，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从没有颁发给过一个国家在任的政治领导人，但这次破例了。
又比如，诺贝尔奖在揭晓之前，一切都是保密的。但瑞典文学院事先通过渠道咨询了丘吉尔，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奖项——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丘吉尔获奖的作品是《不需要的战争》（又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在1953年获奖之前，丘吉尔其实已经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不过，当初许诺一定会来现场领奖并表达感谢的丘吉尔，因为在百慕大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而没有到场，代他领奖的是他的女儿。
即便如此，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还是给予了丘吉尔超出规格的评语：“他是具有西塞罗文采的恺撒大帝。”
丘吉尔是唯一一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领袖。不过，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领一个文学家的奖项，只是他“多面”特征中的表现之一。
2
我们先从一些展现丘吉尔“多面”的小细节入手。
在《至暗时刻》这部电影中，丘吉尔的表现有时显得有些粗鲁，比如对新来的女秘书大吼大骂，光着身子就从浴室里走出来（他是唯一一个在美国白宫曾裸体面对美国总统的人——丘吉尔辩称他当时从浴室出来见到罗斯福时裹了一条浴巾）。
但事实上，丘吉尔出身贵族家庭，受的是非常完善的教育。
丘吉尔的祖上是公爵，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是勋爵，曾担任过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一位富家女，因为丘吉尔的外公是纳德·杰罗姆，美国著名的大富翁，他是纽约音乐学院的创建者，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的股东。
所以，丘吉尔青少年时期就读的学校是英国的哈罗公学——不亚于伊顿公学的英国著名私立学校。
当然，丘吉尔并没有在这所著名的私立学校中表现出一位贵族子弟的应有水准，比如他的数学，每次只考十几分，甚至只有几分。后来丘吉尔去考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该校与西点军校等并称为“世界四大军事名校”），考了三次才考进，让他父亲感觉颜面尽失——丢了家族的脸。
丘吉尔体现出的“多面性”还包括颜值。
在《至暗时刻》中，丘吉尔肥胖、臃肿、口齿不清，有时讲话甚至嘴角边会泛白沫，但那时他毕竟已经66岁了，谁又能想到，年轻时候的丘吉尔，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进入中老年后，丘吉尔的颜值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呢？这和他的生活方式有点关系。
年轻时的丘吉尔
丘吉尔有晚起的习惯，尤其是在“二战”期间，他一般要到中午才起床——因为他喜欢在床上办公。
他嗜酒如命，每天要饮用包括威士忌、白兰地、香槟在内的各种酒精饮料。1931年，丘吉尔在美国遭遇了一次严重车祸（他当时忘了美国和英国不一样，车是靠右行驶的），住院期间，他想尽办法让医生把报告写成：“丘吉尔因为有严重脑震荡，需要饮用烈性酒，尤其是在用餐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