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酷爱抽雪茄，烟不离手。有一个没有得到过证实的说法是，他一生抽掉了大约3000公斤的雪茄烟。丘吉尔曾命人专门为他制作了一种特制氧气面罩，前面开了一个洞，方便他在坐飞机时的高空非增压状态下，依旧可以抽雪茄。
但是，作为这些生活方式的一个“对立面”——丘吉尔活了91岁。
丘吉尔和他著名的“V”字形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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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多面”，当然不仅限于这些生活的小细节。
说说丘吉尔的“坚持”。
丘吉尔以“二战”初期坚决反对前任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而闻名，可以说，他对胜利的渴望和坚持，是英国在整个“二战”期间坚持不屈的最重要动力。
但是，为何当时以张伯伦为代表的“议和派”在英国拥有如此广泛的市场和支持？因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确实被打怕了，惨重的伤亡让很多英国人都不愿意再一次卷入战争。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军伤亡惨重的战役中，丘吉尔也要认领属于他的那一份责任——加里波利之战。
加里波利之战是“一战”中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
1914年末，在西欧战场陷入僵持的时候，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凭借英国海军的强大实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然后在加里波利登陆，直取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
应该说，这个战略虽然大胆，但不失可行性。可惜的是，这个作战计划从一开始执行，就是一团乱麻。
英国赖以为豪的皇家海军一开始就出战不利，一上来先被土耳其人埋的水雷干掉了6艘战列舰。在这样的背景下，丘吉尔却毫不退缩，强硬地继续驱动陆军强行登陆，结果遭到了土耳其优势兵力和优势火力的强力阻击。
加里波利之战让土耳其指挥官凯末尔崭露头角，当时他只是一名上校，后来因为缔造了土耳其共和国，被称为“土耳其国父”。
这是一场“一战”中英国少有的屈辱战役：协约国最终败退，伤亡高达25万人，其中主要是英军，伤亡超过20万人。
因为这一战，负主要责任的丘吉尔在国内受到了猛烈抨击，随后丘吉尔主动辞职，以42岁的年纪，去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担任第六营营长，上前线亲自参战。
他也确实是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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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要说到丘吉尔的军事才能。
丘吉尔到底是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很遗憾，并没有什么证据能表明他在这一方面有什么过人的才华。
在丘吉尔自己写的有关欧战的作品中，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军事观点：应该躲在战壕中消灭敌人，不要将宝贵的兵力耗费在西线的进攻战之中。
这一观点在“二战”开战之初，就被希特勒的闪电战狠狠抽了一记耳光——当法国人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被德国军队迅速甩到身后的时候，丘吉尔只能抛开自己“军事家”的执念，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为法国政府不断加油鼓劲。
事实上，在整个“二战”中，最适合丘吉尔的角色无疑就是“政治家”——对不少战役，丘吉尔只是简单地下令“不准投降”和“主动出击”。如果英国没有一个敢独立思考的蒙哥马利，以及一个“超级大腿”美国，很难想象就算有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幸运，英国军队后来的命运会怎样。
丘吉尔对蒙哥马利还是非常信任的。蒙哥马利曾对丘吉尔说：“我不喝酒，不抽烟，睡眠充足。这就是我保持百分之百的状态且捷报频传的原因。”丘吉尔回答说：“我视酒如命，很少睡觉，酷爱雪茄。这就是我保持百分之二百的状态指挥你获胜的原因。”
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另一大争议事件，是在法国投降德国后，法国海军已经宣布保持中立且德国承诺不会使用法国军舰的前提下，派英国海军封锁奥兰港，炮轰一直以来的盟友法国舰队。这次海战造成港内的法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法军死亡1200多名士兵，伤300多名。不少落入海中的法国士兵宁可被淹死，也不愿意接受英军的救援。
除了军事才能，还有其他。
从小数学成绩糟糕，长大后投资美国股市几乎血本无归的丘吉尔，在1925年至1929年期间，担任了英国的财政大臣。
丘吉尔非常珍惜这个当“二把手”（首相之下最重要的职位）的机会，但在他任内恢复的英镑“金本位制”，却为后人诟病至今——虽然大幅度增加了英国的财政收入，但造成了英镑升值，使得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大萧条和工人失业。
不过，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丘吉尔却也并非全都表现得一塌糊涂。
1917年，43岁的丘吉尔重返政坛，出任内阁军需大臣。正如之前所言，丘吉尔是一个固执的人，在读书时并没有对科学创造展现出什么兴趣，但他在担任军需大臣期间，却敏锐地认识到坦克和飞机在未来的现代战争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提议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当时刚刚在索姆河战役中崭露头角的坦克，据说名字就是丘吉尔起的——很多人也相信，只有担任过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才会把这种东西叫作“Tank”（大水柜）。
“一战”索姆河战役中出现的“怪兽”——坦克。丘吉尔曾不惜动用海军经费扩大坦克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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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是著名的“反共”人士。
1918年，俄国刚刚爆发“十月革命”后不久，国内陷入内战。在英国内阁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的丘吉尔坚决主张英国干预俄国内战，将苏维埃消灭在萌芽之中。
在丘吉尔担任内政大臣期间，最反对的就是社会主义，最痛恨的就是工人罢工和游行。他处理这类事件的方法有时非常简单：对着群众架起机枪，甚至大炮——结果他直接酿成了1911年伦敦的“塞德奈街杀戮事件”。
在私下乃至各种公开场合，丘吉尔不止一次表达出对苏联以及对斯大林个人的厌恶。但是，到了1941年6月22日这天，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1941年6月22日，德国单方面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190个师约550万兵力，大举入侵苏联——丘吉尔立刻意识到：英国不用再孤身面对德国纳粹了。
就在当天晚上，丘吉尔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的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我们将尽力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我们将呼吁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采取同样的方针，并且同我们一样，忠诚不渝地推行到底。”
丘吉尔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声援苏联的人，并且没有把承诺只停留在口头上。
丘吉尔和斯大林
第二天，英国皇家空军开始对法国北部的德国军事目标实施轰炸，希望能减轻苏联的压力；一批又一批由英国情报人员破译的德军进攻苏联的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出现在斯大林的桌上；英国海军开始冒着极大风险，在北极圈航线为苏联输送物资。
在整个“二战”期间，美、苏、英三国可谓同一个战壕里的坚定战友。
但是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丘吉尔似乎连和苏联稍微延续一下“蜜月期”的想法都没有。
1946年3月5日，访美的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
这是一场震惊全世界的演说，因为丘吉尔在演说中明确指出：“不久前刚被盟国的胜利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的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强烈地为莫斯科所控制。”
这是“二战”后，西方世界第一次有重要人物公开站出来指责战时的盟友苏联，所以对于丘吉尔的这场演讲，几乎没人记得它的题目叫作《和平砥柱》，大家都习惯用另外一个名词：“铁幕演说”。
不少史家都认为，是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揭开了苏联和西方世界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序幕。
也有人曾感兴趣：丘吉尔为何能翻脸比翻书还快？那还是因为，丘吉尔从内心里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对于当初和苏联结盟，丘吉尔自己是这样说的：“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恶魔说几句好话。”
丘吉尔正在发表“铁幕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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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丘吉尔的很多行为和观点，都源于他心中一直有的一个梦想。
那就是延续“日不落帝国”永远荣光的理想。
发表“铁幕演说”固然有丘吉尔一直以来反共立场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二战”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丘吉尔知道昔日盟友之间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摩擦。为了能让英国在战后得以迅速重建乃至恢复昔日荣光，就必须拉拢当时的世界首强美国，共同树立一个叫“苏联”的靶子。
事实上，从青年时期开始，丘吉尔就一直对“大英帝国”有着强烈的感情，为了维护“日不落帝国”的荣光，丘吉尔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牺牲盟友的利益。
比如中国。尽管丘吉尔在欧洲是“绥靖主义”最坚定的反对者，但在亚洲，为了维护英国殖民地的利益，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丘吉尔的态度却一直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息事宁人”。
从1931年开始，面对中国政府向国联申诉的种种日本侵略行径，英国总是牵头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从不给出公正的评判。1940年，日本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断绝对中国的援助。因为害怕影响自己在南亚的殖民地利益，英国没有反对，立刻决定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签字的正是新任首相丘吉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染指东南亚的目的昭然若揭，而英国远东部队在日军攻击下的表现完全可以用“一溃千里”来形容，英国皇家海军的远东舰队更是全军覆没。
在缅甸甚至印度都朝不保夕的背景下，丘吉尔只能向中国求援。
在这件事上，蒋介石确实没有含糊，一声令下，10万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历经数场炼狱般的战役，血洒怒江。但在整个过程中，英国表演的角色绝对称不上光彩：
在战略上，英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中国，反而处处防着中国势力进入他们认为应该属于自己的“殖民地”；
在战术上，英军没有任何配合和掩护，甚至一直把中国远征军当“炮灰”使用。英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撤退，并且完全不顾及中国军队的死活。
如果说，要把英军在缅甸战场上的窝囊和背信弃义都归责于英国驻印司令韦维尔或缅甸战役指挥官哈罗德·亚历山大的话，那么真正站在背后的丘吉尔，当然难辞其咎。
不仅如此，丘吉尔在面向全世界的广播中，一直大力赞扬美国和苏联在各个战场上所起的作用，但对中国在抗日战场上的作用，甚至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上对英军起到的帮助，只字不提。
1942年至1945年，先后有40万中国远征军两次赴缅抗日，艰苦卓绝
蒋介石曾对此怒斥：“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的态度对我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
也正是因此，宋美龄在“二战”期间访问美国后，拒绝了英国发出的访问邀请。在华盛顿时，宋美龄也几次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与当时也在那里的丘吉尔会面。蒋介石对丘吉尔也一直没有好感，丘吉尔当然更藐视蒋介石，英国甚至有过暗杀计划准备将蒋介石干掉。
丘吉尔之所以这样对中国，其实还是出于他对历史上“大英帝国荣光”的执念——在他眼里，很多国家是不配与英国一起领导世界的。
面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丘吉尔是极度反感将中国列为“四大战胜国”的，他曾就此质问罗斯福“是不是脑子烧坏了”，并明确表示：“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
种种证据显示，丘吉尔有种族歧视的倾向。
因为甘地领导印度独立，丘吉尔非常憎恨他，把他称为“半裸的骗子”，并在甘地狱中绝食时表示：“不应该因为绝食这个小小的威胁就把甘地放出去，如果他真饿死了，那么就少了一个坏蛋，我们的帝国也就少了一个敌人。”
1919年，他曾建议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库尔德人和阿富汗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受不了毒气，对待那些野蛮的部落，我强烈推荐使用毒气。”（后来有人解释他指的毒气是类似于催泪弹所用的毒气。）
1937年，丘吉尔曾写道：“我不觉得有什么对不住美国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地方，我之所以这么觉得，因为事实上，就是一个更强的、更高一等的、更聪明、更智慧的种族，来到这些地方，取代了这些人。”
同年他还写过一篇题为《犹太人如何避免被迫害》的文章，此文在他生前没有发表。文中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受的迫害都是自找的，他们经历了许多折磨，可能他们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
罗斯福曾委婉地建议丘吉尔要从旧的殖民帝国思维中跳出来，而丘吉尔的回应是：“我出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但可惜的是，恰恰是在丘吉尔的任内，他目睹了“日不落帝国”彻底分崩离析的全过程（美国在背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他再怎样努力或挣扎都是无用的，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事。
7
“二战”临近尾声时，丘吉尔还经历过他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
由于领导英国人民英勇不屈地对抗纳粹德国，丘吉尔不仅在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了极高的声誉——没有人会怀疑他将在战后连任英国首相。
英国1945年的大选，正值著名的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这场会议除公布了《波茨坦公告》，还留下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在会议前半阶段，代表英国来和斯大林与杜鲁门讨论战后世界秩序的，是丘吉尔。会开到一半，丘吉尔满怀信心地回国参加大选去了。
那本来是一个就像孙大圣说一句“俺去去就来”的场景。
但丘吉尔没有回来。因为在那场选举中，觉得自己稳操胜券的丘吉尔被英国人民选了下去，工党候选人艾德礼取代了他的位置。
在那场竞选中，丘吉尔在他引以为豪的演讲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竞争对手工党形容为“可能会寻求像盖世太保那样的统治方式”——这种比喻让英国民众听了非常不舒服，他们认为丘吉尔还活在“二战”中。
于是，波茨坦会议的后半段，是艾德礼代表英国来开的。
波茨坦会议前期的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
波茨坦会议后期的艾德礼、杜鲁门和斯大林
英国人民觉得，论强硬和勇气，非丘吉尔莫属，但论战后的重建与和平时期的治国理政，他们对丘吉尔缺乏信心。
对这样的结果，丘吉尔固然失落，倒也表现得很大度，他引用了希腊作家普鲁塔克那句著名的话：“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当然，在1951年，丘吉尔卷土重来，重新夺回了首相之位——没有人能让丘吉尔屈服或放弃。
但是，丘吉尔那时候已经77岁了，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颐养天年，但丘吉尔不这么认为。有一次，他问一名年轻人：“知道我为什么会从政吗？”年轻人诚惶诚恐地摇头。“虚荣！一切都是为了该死的虚荣心！”丘吉尔直言不讳地说。
在1955年遭遇了第二次中风之后，丘吉尔被迫让出首相之位。事实上，在他这次中风之后，英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安排他的葬礼了。按照英国女王的旨意，丘吉尔的葬礼一定要风风光光。
但谁也没想到，当时已经81岁的丘吉尔又顽强地活了十年，以至有人开玩笑：“丘吉尔一直活着，指定好给他抬棺的人却一个个死去了。”
1965年1月30日，英国为丘吉尔举行国葬
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在又一次中风中溘然长逝，享年91岁——他的父亲也是死于中风，且死于70年前的1月24日。
法国总统戴高乐得知丘吉尔的死讯之后说了一句话：“英国将不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
或许，首相丘吉尔就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个目击证人。
馒头说
这并不是一篇“黑”丘吉尔的文章。只是因为大家对丘吉尔的各种英雄事迹都比较熟悉了，所以我就说说他的一些侧面。
其实，那么多的“侧面”结合起来，展现的还是丘吉尔心境最底层的性格：固执，执念，永不服输，理想主义。
这种性格，有些通过他的所言所行展现在了台前——尤其是通过“二战”这个巨大的舞台，他鲜明的性格为世人所熟知，乃至被欣赏和崇拜。
而这种性格的另一些侧面却隐藏在了台后，有些未必为人所知，就像他其实一直在努力克服自己的抑郁躁狂症一样——“心中的抑郁就像条黑狗，一咬住我，就不会放松”。
丘吉尔无疑是值得被尊敬和纪念的，如果没有他的坚持和勇气、感染和鼓舞，1940年的西欧可能早就全部笼罩在纳粹旗帜之下了。在这一点上，怎样褒扬丘吉尔都不过分。
只是，以“永远，永远，永远都不要投降”为信念的丘吉尔，一生并不仅仅是在抗争希特勒，或者他所痛恨的苏联，其实也是一直在抗争现实的社会与自己心中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冲突。
在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日不落帝国”的世界版图无可避免地分崩离析，但他依旧渴望（哪怕凭借一己之力）再维持帝国的千年荣光——就像一次又一次向风车发起冲锋的唐·吉诃德。
所以，在影片《至暗时刻》中，加里·奥德曼刻画的那个丘吉尔还是挺真实的：既能慷慨激昂地演说，也会自言自语地喃喃；既会歇斯底里地怒斥，也会礼貌绅士地道谢；既会一往无前地挥拳，也会充满纠结地彷徨……
2002年，BBC（英国广播公司）发起了评选“历史上最伟大的100位英国人”的活动，结果丘吉尔超越莎士比亚、牛顿这些人，排在了第一位。
如果丘吉尔参评“世界历史上的伟人”落选，我不意外；入选，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妥。
伟人从来就不是完人，但依旧是伟人。
“偷袭珍珠港”之后……
1941年，美国夏威夷时间12月7日上午7点55分，东京时间12月8日凌晨2点55分，整个“二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场偷袭战拉开了帷幕——偷袭珍珠港。这个事件的过程，大家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今天，我们来聊聊之后发生的一些事。
1
当“袭击成功”的消息传到山本五十六的耳中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作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很清楚，这场震惊世界的偷袭战果足以让每一个日本人都惊喜若狂：
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8艘主力战列舰中有4艘被炸沉，4艘被重创，另有18艘大型舰艇被炸沉或炸伤，260多架飞机被摧毁，美军伤亡超过4000人——整个太平洋舰队完全瘫痪。
而日本付出的代价是：29架飞机、55名飞行员，以及几艘袖珍潜艇。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场十足的完胜。
作为这场惊天偷袭的全程策划人，在日本本土吴港的“长门”舰上远程指挥的山本五十六却笑不出来。
首先，按照山本五十六的原定计划，日本远征的海军航空兵，应该要炸沉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三艘航母，但是，美国的3艘航母却恰好都不在港内。
美国3艘航母不在港，被后人认为是“美国提前知道日本要偷袭珍珠港”的一大证据。但事实上，那3艘航母中，一艘本来就在大修，一艘按照原计划去运送飞机了，一艘在返港途中遭遇风暴延误，并没有“刻意躲避”的明显证据。
更何况在“二战”初期，按当时人的理解，海军的主力应该还是战列舰，所以如果美国事先知道，应该把战列舰转移走才是——最早一批认识到航母在现代海战中作用要超过战列舰的人中，就有山本五十六。
其次，日军的轰炸机既没有炸毁珍珠港的船坞，也没有炸毁就在不远处的珍珠港油料库。
如果炸毁船坞的话，将进一步严重影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恢复能力，而如果当时哪怕有一架飞机往美军的油库投下一枚炸弹，太平洋舰队很可能将会因为燃料不足而退回美国本土港口——那个油库存有450万吨燃油。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山本五十六知道美国可怕的工业生产能力将被彻底唤醒。
最初，山本五十六是坚决反对向美国开战的。
理由很简单：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过书，并在1925年至1928年间，在美国担任过日本驻美使馆的海军武官。
相对于日本军部很多只是单纯头脑发热的日本军官而言，山本五十六在美国期间，深入了解过美国的生活，以及参观过大量的美国工厂。
所以他深深知道：日本要和美国开战，其实就是找死。
因为反对向英美开战，山本五十六有一段时间只能去军舰上居住办公——很多日本少壮派军人准备刺杀这个“卖国贼”。
但是，当美国紧紧扼住日本“石油输送”这个软肋之后，日本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恰在此时，东条英机内阁上台，头也不回地把整个日本都绑上了疯狂战车，山本五十六知道，对英美开战已经不可避免。
既然要打，上来就必须打一把大的——当山本五十六制订出不远万里奔袭美国珍珠港的计划时，日军大本营里最胆大妄为的军官都被惊呆了：派一支特混舰队，横渡太平洋，去美国的家门口把人家的太平洋舰队给炸了？！
但山本五十六就是一名标准的赌徒。在出使欧洲时，山本畅游过欧洲多个赌场，且胜多负少——摩纳哥的赌场甚至禁止他入内。
在这一把上来就“all in”（全部投入）的赌局中，山本五十六赌赢了。
被轰炸的珍珠港
但这一把牌，也把美国逼上了牌桌——那可是一个背后不知道堆了多少筹码的对手。
按当时山本五十六的估计，偷袭珍珠港的成功，只是可以让日本获得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在指挥室幕僚纷纷对山本五十六表示祝贺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只是唤醒了一个巨人而已。”
2
同一天的大洋彼岸，“巨人”神经中枢最重要的一个细胞——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一时间就准备好了他的国会演讲。
虽然已有各种证据证明：美国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已经从各个渠道得到了各种“日本准备动手”的消息（包括中国的情报人员也多次截获电报提醒）。但是，至今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罗斯福是在确切掌握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具体情报之后，有意瞒报，故意上演一出苦肉计。
不过，罗斯福此前一直支持美国参战，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在1941年的12月8日，罗斯福在国会的那段演讲，终于可以说得理直气壮：
昨天，1941年12月7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的蓄意的攻击。
……
我们现在预言，我们不仅要做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背信弃义的形式永远不会再次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美国媒体针对珍珠港被偷袭事件的报道
敌对行动已经存在。毋庸讳言，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都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相信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将取得必然的胜利！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进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没错，从1940年开始，罗斯福就在使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希望国会能够批准美国参加“二战”——他所需要的，确实就是一个批准而已。
如今，他拿到了。
可以说，“战争机器”开始高速运转后的美国，确实没有辜负山本五十六当初的“信任”。
在国会演讲的罗斯福
先看钢铁产量。在宣布参加“二战”前，美国年钢铁产量是3000万吨左右；到1941年末，产量暴涨到7500万吨；到1944年，达到8132万吨——这一年，苏联、德国、英国、法国、日本这5个国家的钢铁产量加在一起，是5600万吨。
再看石油。1940年，美国石油年产就达到了2亿吨，1945年突破2.3亿吨——当时全球石油总产量为3.6亿吨，美国占到了60%以上。
然后来看武器装备。开战第一年，美国的作战飞机年产量就达到了4.7万架，坦克年产量达到了3万辆。整个“二战”期间，日本前后一共造了不到7万架作战飞机，1944年，美国一年就造了近10万架。
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海军的联合舰队苦心经营，勒紧裤腰带造航母，到了1945年无条件投降时，一共造了29艘航母（含4艘已下水未完工）。
而美国呢？从珍珠港遇袭到战争结束，它一口气造了147艘航母（其中113艘是轻型航母）。
不仅仅是生产能力，还有修复能力。太平洋战争中的珊瑚海海战中，美国“约克城”号航空母舰被日机重创，按日本人的估计，“约克城”号至少要修两个月——事实是，美国人只花了36个小时就让这艘航空母舰重返战场了。
还有后勤能力。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的“跳岛战”中，最艰苦的时候，日军士兵三天可以分到几条小鱼干作为口粮，而每个美国士兵在战地上可以吃到刚做好的冰激凌——为了能现场制作，美国专门改造运输机用来制作冰激凌（美军的后勤能力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也给志愿军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二战”期间，美军有数万架飞机生产出来还没来得及服役，战争就结束了。美国不愿意自己的技术被泄露，最终集中销毁了数万架全新的作战飞机
以生产能力论，太平洋战场只是美国输出的一小部分而已，事实上，美国当时已经成了全世界整个反法西斯战场的主要生产制造商和军火提供商。
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盟军准备的13700架作战飞机，基本都是美国人造的。面对如乌云蔽日一般的盟军飞机，德军可以起飞的作战飞机只有400架左右。
不知道那个时候，希特勒有没有恨日本把美国拖下水？
3
第二天得知日本成功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希特勒的内心也是矛盾的。
曾有一种说法，说希特勒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暴跳如雷”，但从一些传记作品和资料中，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事实上，希特勒没有理由发怒。
首先，希特勒知道，美国是迟早要参战的。
尽管德国之前一直在努力避免激怒美国，但希特勒完全清楚，美国参战其实是早晚的事。即使没有参战，美国向英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军火和物资，为英国商船护航，其实已经等同于参战了——大家只是不想正式宣战，心照不宣而已。
其次，德国当时的处境开始变得不妙了。
1941年底，在寒冷的苏联，已经看见莫斯科城墙的德军却久攻不下，而站稳脚跟的苏联红军已经开始了局部反击——12月6日，希特勒刚刚下令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开始转入战略防御。
而就在11月底，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刚刚代表希特勒向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重申：“一旦日本向美国开战，德国立即向美国宣战。”之所以是“重申”，是因为就在年初，德国刚刚向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根据墨索里尼的女婿皮亚诺后来的日记显示，日本偷袭珍珠港前，是和意大利以及德国通过气的。偷袭珍珠港成功后的12月8日，“里宾特洛甫夜间来电话，他为日本进攻美国高兴不已”——作为希特勒的亲信，里宾特洛甫的“高兴”应该不只是他本人的态度。
但同时，希特勒也明白，日本向美国开战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日本的行为，尤其是一举打残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很大程度上能把美国拖在太平洋战场，进而给德国在欧洲战场留下更多的时间。
但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宣战，也等同于宣布了一件事：他们不会和德国一起夹击苏联了。
这对德国而言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痛的事，因为原本已经几乎被摧毁的苏联红军，在西伯利亚超强冷空气的帮助下，似乎有站稳脚跟的趋势。
当然，希特勒也担心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但从希特勒身边人后来的回忆录来看，希特勒还是相对倾向于乐观的，他认为自己有把握在美国涉足欧洲战场前解决所有问题。
这也是后来德国在军队内部出现一个“刺杀希特勒”小集团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元首已经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基本判断，显得盲目自信，近乎疯狂。
作为证据之一，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希特勒在1942年还试图谋划与一个亚洲大国达成一项密约——共同突袭印度。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4
1941年12月8日的深夜1点，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里，得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
与希特勒没有“暴跳如雷”一样，当时蒋介石也并没有“欣喜若狂”。
当时的中国，在抗日战场上相当吃力。
但从蒋介石当时的日记来看，他对“珍珠港事变”的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后悔”——后悔自己不应该过度敦促美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导致日本丧失耐心，对美国展开攻击。
蒋介石为什么会这么想？
首先一个原因是，罗斯福早就通过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转告蒋介石：万一美日战争真的爆发，无论是中国领袖还是中国人民，一定要保持克制的态度，要避免公开的庆祝。
其次，即便从自身情况考虑，蒋介石当时对抗战的结局的判断，更多倾向于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停止进攻”，进而谈判。可以说，蒋介石对中国以一己之力将日本人全部驱逐出境，并没有什么信心。
所以蒋介石也根本就没想到，日本真的会吃了熊心豹子胆，主动去开撩美国——与美日开战相比，蒋介石其实更希望日苏开战。他认为只有苏联与日本开战，才会真正减轻中国战场的压力。
但是，那时候苏联整个国家在纳粹铁蹄下已经命悬一线，日本不夹击已经谢天谢地，它哪来的力量再主动对日开战？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蒋介石在短短的时间里，也需要做出一个判断：是不是要立刻对日本宣战？如果宣战，是只对日本宣战，还是对轴心国所有国家宣战？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目的大家都了然于胸——不是日本真要去攻打美国，而是日本要夺取英美在东南亚的所有资源和利益。
而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作为一个已经单独默默抵抗日本长达五年的国家，中国在1941年已经陷入了最艰苦阶段。在丢失了大陆的东南沿海之后，很多战略物资都需要从东南亚的缅甸等地输送进来。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全面进攻东南亚的速度，万一英美在东南亚全面崩溃，中国就将彻底陷入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困境——到时候，去找谁？
因为苏联和日本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在苏联没有表态的前提下，12月8日那一夜，蒋介石其实也在苦苦思索。
当然，最终他还是做出了抉择。
5
1941年12月7日之后的那一个星期，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基本都被“宣战”的新闻挤满了：
12月7日，日本对美国和英国同时宣战；
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
12月9日，中国自1931年以来，经过十年的“战而不宣”，终于在这一天，对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同时宣战；
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同日，美国同时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二战”期间，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宣战——因为当时中国存在两个政府：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和南京的汪精卫伪政府。
同盟国只承认蒋介石，所以不会对中国宣战；轴心国只承认汪精卫，所以同样不会对中国宣战。
不过无可避免地，1941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还是全面爆发了。
在整个过程中，唯一没有丝毫犹豫的，恐怕只有英国了。
当时手里几乎已经打不出牌的丘吉尔，在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激动地流下了泪水，然后说了一句：“好了，这下我们赢了。”
馒头说
说一个1941年12月8日，发生在美国国会的小插曲。当罗斯福发表完演说后，国会审议对日宣战唱名表决。投票结果是：联邦参议院82票对0票通过，众议院388票对1票通过。
没错，众议院居然出现了1票反对票。
投出这票反对票的，是女议员珍妮特·兰金。兰金也参加了美国国会决定是否参加“一战”的投票，她当时投的也是反对票。
因为兰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她在决定美国是否参加“二战”时的发言是：“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能去参加战争，也反对把其他任何一个人送上战场，这不是必需的。我投票反对。”
国会现场对她响起了一片嘘声，当她走出众议院时，民众纷纷向她投掷杂物，以至她之后只能在警察的保护下上下班——当然，没多久，她的政治生涯也画上了句号。
现在回过头看，在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反击是理所应当的选择，对已经急红了眼的日本宣战，绝不是兰金所认为的“这不是必须的”行为。
不过，虽然可以给兰金安上“圣母典范”的头衔，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无论观点对错，我们还是要捍卫一个人说话的权利。
1973年，美国国会大厦竖起了兰金的铜像——并不只是为了纪念她当年在“二战”中投出的这一反对票，而是她终身对和平运动的贡献。兰金后来还以86岁的高龄积极参加反越战的游行，并留下一笔遗产用作低收入妇女获得教育的基金。
无论如何，兰金对于和平的渴望，还是应该被承认的。
因为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屠杀，而是为了和平。
1944，刺杀希特勒
在诸多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中，1944年的这一次，应该是最著名的。关于这次刺杀行动，有各种版本的描述。这一次，我们从一个人的视角来感受一下——他就是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
1
源于德国南部的施陶芬伯格家族，可以追溯到13世纪。
1907年11月15日，施陶芬伯格家族又添了一个男丁，他被取名为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没错，他的名字中有一个“冯”字，那是德国贵族的标识——施陶芬伯格的父亲是一名将军，母亲是伯爵。
和所有的贵族孩子一样，施陶芬伯格到了读书的年纪，就被送入私立学校，接受精英教育。
在施陶芬伯格11岁的时候，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德国成立了共和国，帝制时代结束了。
这个变故，对贵族出身的施陶芬伯格打击颇大，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选择——1926年，19岁的施陶芬伯格决定参军，他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新振兴家族和国家。
施陶芬伯格
施陶芬伯格加入的是德国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第十七骑士兵团。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在一年后升任少尉。
在施陶芬伯格的人生进入上升通道的时候，他所热爱的祖国，却境况不佳：
一方面，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在《凡尔赛和约》的约束下，承受着各种束缚乃至屈辱。但在英法两强同样也只是惨胜的背景下，德国民众认为这不是一种公平的生存状态，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慢慢滋生。
另一方面，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横扫全球，德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大幅度萎缩，大量的工人失业，人们都开始感到迷茫：我们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施陶芬伯格和他身边的很多同胞一样，开始热切地期盼有一位带领德国人民走出泥潭困境的领袖出现——他们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1933年，施陶芬伯格和无数热情乃至近乎疯狂的德国民众，用民主的选票，把他们认为的那位“救世主”选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那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2
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情感，一开始就有点复杂。
一方面，他非常认同希特勒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高度赞扬希特勒在废除《凡尔赛和约》对德国不合理条款上做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很反感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宣扬的对犹太人的镇压乃至清洗，同时也对希特勒几乎疯狂的作战计划感到无比担忧。
为此，当时的施陶芬伯格虽然加入了冲锋队，但没有加入纳粹党。不过，作为一名军人，他在1939年被从第六装甲旅调到了德军总参谋部，更进一步接近了整个纳粹军队的神经中枢。
也正是在1939年，希特勒一声令下，德国百万大军闪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序幕。在德国和苏联的两面夹击下，波兰在一个月后沦陷。
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这一举动是感到吃惊的，尤其是之后德国直接和英法开战，更让施陶芬伯格感到心慌——他认为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做好这样的战争准备。
但和当时很多德国民众及军人一样，德军初期超乎想象的巨大“胜利成果”，让很多人都暂时闭住了嘴巴，施陶芬伯格也把质疑埋在了心里。
虽然德国军队胜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但1941年6月22日的那个消息，还是彻底击碎了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所有幻想：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500万大军，全面入侵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