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施陶芬伯格结婚。他坚持在婚礼上穿军装，因为他坚信军人在任何时候都要穿军装
在西线还没安定的情况下，德国又在东线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炼狱战场，施陶芬伯格终于清楚地认识到：疯子希特勒，正在把德国拖向毁灭的深渊。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施陶芬伯格彻底参与了德军秘密反希特勒的地下组织——这个密谋集团其实从希特勒下令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就已存在，只是施陶芬伯格一直不是核心成员。
在一次德军伤亡惨重的战役之后，施陶芬伯格终于忍不住向自己的一位密友发出了哀叹：“希特勒的大本营里，难道没有一位军官能够用枪杀了那头野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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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想杀希特勒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一直在失败。
从1938年开始，密谋暗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团体进行了不下10次暗杀行动，但每一次不是发生了意外，就是因希特勒的生性警惕而躲过——希特勒身边不仅戒备森严，而且他经常临时改变自己的行程。
1943年，渴望有人能取希特勒性命的施陶芬伯格，自己差点儿丢了性命。
那是在1943年春天的北非突尼斯战场，几架美国战斗机扫射了一条海岸公路上的一列德军卡车编队，而施陶芬伯格正好就在其中一辆卡车上。
施陶芬伯格从战友的尸体堆中爬了出来，被当时德军的北非军团总指挥隆美尔派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失去了自己的左眼、右手，以及左手的两个手指，并且双腿落下了残疾。
这次的死里逃生彻底改变了施陶芬伯格。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施陶芬伯格拒绝使用任何镇痛剂，他学会了自己穿衣服、洗澡，以及用左手的三个手指写字。1944年春天，他提出要求，希望能返回部队。
施陶芬伯格如此坚毅的表现，在德军后方传开了，也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希特勒随后就把施陶芬伯格调到了本土兵团担任参谋长——在德军东西两线明显已转到下风的情况下，希特勒需要这样的军人表率。
而施陶芬伯格如此急着返回部队，并不是要继续效忠希特勒，而是通过一次生死关口的考验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不想再等别人去终结这个德国的“瘟疫”了，他要亲自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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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任本土兵团，确实给了施陶芬伯格一次机会。
本土兵团的士兵全部驻扎在德国国内，除了负责警戒工作外，还负责德军的征兵和训练。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国内出现叛乱——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本土军团制订了一个以北欧神话中奥丁战神婢女名字命名的“瓦尔基里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具体来说，就是一旦国内发生叛乱，本土兵团有权控制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包括电台在内的通信设施、包括火车站在内的交通设施。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帮助本土兵团制止发生叛乱的计划，但关键是，如果叛乱就是本土兵团发起的呢？
施陶芬伯格开始物色同谋者。
本土兵团的副司令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表示愿意一起铲除希特勒，但总司令弗洛姆将军不置可否——他不是支持希特勒，而是担心叛乱失败后，遭到希特勒的报复。而那些一直对希特勒心存不满的德国军官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施陶芬伯格的谋杀集团，而另一方害怕遭到报复，表示拒绝。
为此，施陶芬伯格甚至还去找过在北非共过事的隆美尔。隆美尔和施陶芬伯格是同一天生日，两人算是有缘。但隆美尔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不管怎样，德军的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
就在筹划酝酿的时候，1944年的夏天来到了，战局对德国而言越来越糟糕：在东线，苏联红军已经攻入了波兰，逼近德国本土；在西线，盟军通过诺曼底登陆，已经在德国人的后院站稳了脚跟。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整个“二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德军与其仆从国折损150万兵力，苏军由此开始转入攻势
施陶芬伯格知道，不能再等了。
1944年7月11日，施陶芬伯格第一次决定实施暗杀。
当时，他得到了一个和希特勒待在一起的机会，他的身上带了一个炸弹，和希特勒与戈林一起待了半个小时。但是，施陶芬伯格没有拉响炸弹，因为当时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不在场——施陶芬伯格希望一次性将这三个人一起炸死。
从左至右依次是：希姆莱、希特勒、戈林
7月15日，施陶芬伯格决定实施第二次暗杀。
在那场会议中，戈林和希姆莱都不在。施陶芬伯格离开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说不管另外两人是否在场，他都决定要炸死希特勒。但是，当他返回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了。
两次失败后，施陶芬伯格有点心急了。
但好在，他毕竟是暗杀集团中唯一可以近距离接触希特勒的人，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7月19日，施陶芬伯格接到了通知：7月20日下午1点，到希特勒当时藏身的地穴“狼堡”，汇报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
这张照片摄于1944年7月15日，地点就在希特勒总部“狼穴”。由左至右分别为施陶芬伯格、希特勒和威廉·凯特尔，与希特勒握手者为卡尔·博登沙茨。此时施陶芬伯格的公事包里便放有炸弹，但这次他并未引爆
这一次，施陶芬伯格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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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伯格期待改变历史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这一天的上午10点15分，施陶芬伯格和副官哈夫登抵达“狼穴”附近的机场，他和副官的公文包里，各藏了一枚定时炸弹。
这是一种英国制造的定时炸弹，大概两磅重，通过溶液腐蚀金属线释放撞针的方式引爆——施陶芬伯格设定的引爆时间，是12分钟。
“狼穴”是希特勒的老巢，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但由于施陶芬伯格已经是希特勒的亲信军官，所以进入没有什么困难。只是一位接待的副官发现施陶芬伯格的皮包很重，对此他的回答是：“我有很多事要向领袖汇报。”
12点过后，施陶芬伯格首先进入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然后他得知了一个变故：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两点半来访，希特勒将会议时间从1点提前到了12点半。
“狼穴”是希特勒指挥所的称号，位于当时德国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即现在波兰的肯琴约东15公里处的密林中，为1941年的巴巴罗萨计划而修造，由一系列地堡和碉堡组成，四周有铁丝网围绕
时间紧急，施陶芬伯格马上提出需要借用一下凯特尔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施陶芬伯格弄碎了定时炸弹里装有酸溶液的玻璃管——定时炸弹开始倒计时。
但因为凯特尔在门外不断催促开会，只有三个手指的施陶芬伯格没有时间再启动第二枚定时炸弹，所以他决定只带一枚炸弹前往会议室。
在进入会议室前，施陶芬伯格对前厅管理电话总机的一位上士说，他在等候柏林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有最新材料要补充进他对希特勒的报告，所以电话一来，就立刻叫他出去——“哪怕我和领袖在一起”。
12点35分，施陶芬伯格进入了会议室，当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希特勒站在一张大会议桌前，听取陆军副参谋总长的汇报，围在他身边的，大概有20多名军官。
施陶芬伯格向希特勒问好，然后平静地走到桌子前，把公文包自然地塞到橡木底座的桌子底下——大概离希特勒的腿有2米左右远。
这时候的时间，是12点37分，距离计算中的爆炸，还有5分钟时间。
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趴在桌子上看地图，施陶芬伯格知道自己该离开了。他借口柏林的电话要来了，起身离开了会议室。但他离开后，会议室里发生了关键的一件事——
一位叫勃兰特的上校俯身上前，想进一步看清楚地图，结果脚碰到了施陶芬伯格放在桌子下那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勃兰特并没有打开这个公文包——他当然不会这么做，因为谁也不会质疑这个核心的会议室里会出现背叛者——而是将这个公文包拿起来，放到了桌子底座的另一侧。
这样的话，公文包和希特勒之间，就隔了一层厚厚的橡木板。
这时候，该轮到施陶芬伯格汇报了，但凯特尔发现会议室里并没有他的踪影——他想起来开会前施陶芬伯格等电话的那句话。于是，凯特尔匆匆跑出会议室，希望找到施陶芬伯格，告诉他轮到他向领袖汇报了。
当时会议室的平面图。①的位置是希特勒的位置，黑色小方块为炸弹位置，当中隔了一层木板
但是，管电话总机的上士告诉凯特尔：“施陶芬伯格上校不知道去哪里了。”无奈之下，凯特尔只能回到会议室。
这个时候，时间到了12点42分。
会议室里的炸弹准时爆炸了。
站在远处的施陶芬伯格看到会议室冒出浓烟和火光，立刻通知了同谋、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
“暗杀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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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施陶芬伯格错了。
炸弹确实成功引爆，威力也非常大，甚至整个会议室的房顶都被炸塌了。但由于之前那个叫勃兰特的上校挪动了公文包，所以，希特勒并没有被炸死。
当时在会议室的有24个人，有4人当场死亡，3人重伤，但最关键的暗杀对象希特勒，只是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
被炸后的“狼穴”会议厅
一名士兵展示阿道夫·希特勒在炸弹行刺中被烧坏的裤子
这个时候，施陶芬伯格的密谋集团又犯了关键的错误：位于柏林的内应团伙反应迟缓，他们甚至等施陶芬伯格连闯三道关卡，花了3个小时抵达柏林后才开始全面执行“瓦尔基里行动”——其间，他们甚至连电台都没有占领。
时间不等人。
与之相反，希特勒迅速做出了反应。在爆炸发生一个小时后，希特勒就开始部署镇压行动，希姆莱麾下的盖世太保全面出动，开始抓捕各种怀疑对象。
晚上6点，希特勒通过全国广播发表讲话，表示一场针对他的政变已经失败——等到这个时候，密谋集团确实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了。在这场未遂的政变发生后，希特勒一共下令逮捕了大约7000人，其中5000人在受尽各种折磨之后，被残忍地处决。
甚至连对暗杀不置可否的帝国元帅隆美尔，最终也被希特勒勒令服毒自杀——在一份被搜出的名单中，隆美尔被密谋集团内定为未来帝国的领导人之一（但很可能施陶芬伯格并没有征求隆美尔的意见）。
当然，没有悬念，施陶芬伯格最后也被捕了。
施陶芬伯格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在临死前，施陶芬伯格仍在试图让审判者相信：这件事和其他人没关系，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行为。
在被枪决前，37岁的施陶芬伯格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
德国抵抗力量纪念中心的一面纪念墙，上面贴满了参与刺杀希特勒行动的德国官员照片，他们都在行动失败后被处决
馒头说
历史没有如果，但肯定还是会有人忍不住问：如果希特勒被刺杀了，结果会如何？
依我看，真的未必会像施陶芬伯格他们想的那样：战争立即结束。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甚至到了1952年，也只有20%的德国民众赞同反抗纳粹统治。哪怕是在“二战”后，作为忠诚乃至刻板的德国人，仍有不少人认为施陶芬伯格是“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
即便到了1994年，德国联邦参议院议长约翰内斯·劳（后成为德国总统）仍说：“不要把1944年7月20日的那些人视为英雄，而应把他们作为在矛盾中的人去理解。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疏忽不要视而不见。”
这正是德国人在“二战”前后举国陷入纳粹狂潮的细思极恐之处：它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集团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小集团的专政，而是一个国家几千万人的真心信仰。希特勒如果被刺，还会有大批的后来者顶上，因为整个国家机器都已经被卷入了疯狂的纳粹车轮。
那么，施陶芬伯格的刺杀究竟有意义吗？
当然有。
1944年7月，施陶芬伯格执行刺杀任务前，也曾询问他的好友，同样反对希特勒的原中央集团军群作战处处长特雷斯科夫：“战局已经至此，刺杀还有意义吗？”
特雷斯科夫的回答是：“当然有意义！无论刺杀成败，都能向世人证明：德国是有那么一群人，是曾经起来反抗的。”
所以，2004年6月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的仪式上，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说：“施陶芬伯格等人的行动证明，早在德国战败前一年，一些德国人已在试图结束纳粹统治。”
回顾历史，很多民族都经历过自己的疯狂时期，尤其是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狂的时代，让人心有余悸。而在此期间保持头脑清醒，乃至敢挺身而出，甚至做出牺牲的人，都值得尊敬。
纳粹德国其实“投降了两次”，你知道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阵营，其他国家都是提前无条件投降的，只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打到了所谓的“首都保卫战”。这个国家就是纳粹德国。也正是因为这场玉石俱焚的垂死挣扎，出现了一个“投降两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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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2015年5月9日的俄罗斯阅兵。那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一次重要纪念仪式，但俄罗斯在向70个国家发去观礼邀请之后，只收到了18个国家的回应，它们分别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中国、古巴、印度、南非、波黑、委内瑞拉、越南、津巴布韦、马其顿、蒙古、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塞尔维亚。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作为当年“二战”反法西斯战场上的重要盟友：美国、法国、英国……它们的领导人一个也没有接受邀请。
当然，当时西方国家领导人没有出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惹恼了西方，所以他们集体不给面子。
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历史原因：西方国家不承认1945年5月9日是“二战”欧洲战场的胜利纪念日。
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要从纳粹德国被逼着“投降两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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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西线的英美盟军，在美国统帅艾森豪威尔的率领下，已经推进到了德国首都柏林以西100公里的易北河沿岸；东线的苏军，在苏联元帅朱可夫的率领下，也已经推进到了柏林城以东100公里的尼斯河一线。
柏林已被完全包围。
整个盟国阵营面临的问题，不是能否攻克柏林，而是谁先攻占柏林——攻占柏林，自然有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
但就在双方都厉兵秣马的时候，英美盟军的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却发布了一条电文，要求英美盟军改变作战方向，从主攻柏林，改为主攻柏林南方的慕尼黑和莱比锡。
这就意味着，英美盟军准备放弃柏林。
在看到这条电文后，英军的统帅蒙哥马利当时就蒙了。尽管英军在欧洲大陆战场上起到的作用一般，但一直想率先攻占柏林。蒙哥马利麾下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早早就展开了攻击阵型，准备合围柏林。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无法理解艾森豪威尔的决定，认为他这个决定“缺乏政治头脑”。正如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苏联人一旦进入柏林，就将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一切都将使世界产生‘天下是苏联人打下来的’错觉。”
那么，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他仔细算了一笔账。虽然纳粹德国已经濒临绝境，但希特勒为了防守柏林，还是拿出了最后所有的本钱：防守柏林的主力，是名将海因里希上将指挥的“维斯瓦”集团军群，外加舍尔纳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共计80万部队，拥有超过1万门火炮和迫击炮、超过1000辆坦克、3300架作战飞机。
柏林整座城市也被布置成了一个巨型碉堡，里面还布置了200个国民突击营，总数超过2万人，外加8个陆军预备队师，可以说，柏林已经做好了与盟军“玉石俱焚”的准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计算，如果英美盟军要攻占柏林，将至少付出牺牲10万人的代价——从后面交战的情况来看，他的这个估计显然乐观了。事实上，面对困兽犹斗的纳粹德国的强悍战力，英美盟军究竟要付出多大代价打下柏林，谁心里也没数。
德国纳粹党卫军守卫柏林的装甲部队，照片中的坦克正是德国的重型坦克“虎王”
柏林是肯定要打的，但打完之后，极有可能是西方国家和苏联分占这座城市，既然最终还是要分占的，那为什么要费力去打？
更何况，如果要攻打柏林，美军肯定是主力。但从“二战”开始到尾声，比起被打到投降的法国和首都日夜被轰炸的英国而言，美国人和德国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深仇大恨，这种情况下，美军士兵为什么要当炮灰？
相比另一个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可能更具有政治家的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最终决定不要这个他认为的“面子工程”了：还是让给苏联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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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当然是要这个“面子”的，因为他们还有血海深仇未报。
从1941年6月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纳粹的铁蹄席卷大半个东欧平原，将数百万经过“大清洗”后素质严重下降的苏联红军分割包围，全歼或劝降，最后打到苏联首都莫斯科城下。
漫天飞雪，斯大林在红场阅兵，以“俄罗斯这个民族将被灭亡”为动员口号发表演说。残存的苏联红军集结列队经过主席台，然后就直接奔赴城外战场投入厮杀。惨烈至此。
整个“二战”，据苏联自己公布的数据，伤亡人数在2700万左右（后来有新数据称超过4000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苏德战争期间。不仅如此，德国在占领苏联国土期间，发生大量的烧杀奸淫事件，很多苏联红军将士的家属都没有幸免于难。所以苏联士兵都是红着眼一定要攻占柏林报仇雪恨。
所以，苏联军队是铁了心要攻占柏林的。
为此，苏联方面调动了一切自己可以调动的军事力量，集结了惊人的250万大军（其中作战部队大概200万人左右），配备了6250辆坦克、42000门火炮、7500架作战飞机。
1945年4月16日，漫天的照明弹将柏林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然后是数万发苏军的喀秋莎火箭炮弹呼啸而至，柏林战役的总攻正式开始。
尽管德国纳粹势力有殊死一搏的决心，柏林也被修筑得固若金汤，但在苏军压倒性的人数和火力优势下，一切都成了渣渣。这场惨烈的城市攻坚战打了两个星期，纳粹德国就垮了，苏军攻进了柏林市区。
4月29日夜里1点，希特勒宣布与等了他12年的爱娃·布劳恩举行婚礼。婚礼之后，希特勒口述遗嘱，指定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30日下午3点，希特勒和爱娃双双服毒自杀。
7个小时后，经过惨烈的战斗，苏联红军米哈伊尔·耶果罗夫中士和麦利唐·坎塔里亚下士将苏联的红旗插上了柏林国会大厦主楼的圆顶。
柏林战役进入尾声。德国守军被歼灭了70个步兵师、23个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其中有38万人被俘。
而苏联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伤亡30万人。
屁股还没坐热的新任德国元首邓尼茨，知道该考虑投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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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4月30日深夜，困守柏林的德军就通过广播向苏军提出了临时停火的请求。
领袖都自杀了，还打什么打？
5月1日4点，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莱伯斯将军打着白旗来到苏联近卫第八集团军前线指挥所谈判，请求先停战再谈判。但莫斯科方面发来的电令斩钉截铁：
“德军只能无条件投降，不进行任何谈判！”
知道已经无路可走的柏林残留15万守军，在5月2日上午7点由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上将代表，签署了投降令。
但整个德国向谁投降，似乎还存在变数。
继任的德国新元首、海军元帅邓尼茨，以发明潜艇的“狼群战术”而闻名。这一次，他又试图玩一次深藏在“水下”的战术。
5月4日，邓尼茨派出了自己的专使——新任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前往英美盟军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地，同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签订了西线的投降书。邓尼茨此举的目的，是想试探一下：有没有可能和英美盟军单独媾和。
邓尼茨这样做，有他自己的考虑：苏德战争打得实在过于惨烈，从苏军进入德国东部后发生的情况看，大量的报复行为已经发生。如果德国先向苏联投降，那么在东线作战的百万德军都要向苏联投降，从苏联当时的复仇心态来看，后果不堪设想。
邓尼茨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只被判了十年，出狱后一直到1980年逝世，享年89岁，是纳粹德国27名元帅中最后一个去世的
此外，无论如何，德国人认为自己和英国、法国甚至美国人“同源同种”，乃至意识形态不至于对立，而苏联，他们是最不愿意打交道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5月6日，邓尼茨派出德国陆军大将约德尔前往位于法国兰斯的盟军总司令部，希望向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乞降。
艾森豪威尔当然希望以英美盟军为主要受降方，接受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这样也能杀一杀苏联的威风，有利于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新划分。但是作为整个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盟友，苏联在对德作战中的功绩不可抹杀，怎么可能跳过他们？
想来想去，艾森豪威尔想了一个损招——找一个苏联倒霉蛋。
这个倒霉蛋，叫苏斯洛巴洛夫，是苏联派在兰斯盟军总司令部的一名联络官，军衔是少将。
艾森豪威尔找到苏斯洛巴洛夫，告诉他要举行盟军在“二战”欧洲战场的总受降仪式，希望他能代表苏联签字——艾森豪威尔自己也知道，作为总受降仪式的苏联代表，苏斯洛巴洛夫怎么够资格？但如果目的达到，就能降低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参与程度。
接到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和建议后，苏斯洛巴洛夫少将也是蒙的：我怎么够资格？
于是，他赶紧向莫斯科方面汇报。但是，莫斯科方面没有传来明确的指示——后来的史学家分析，因为苏斯洛巴洛夫的级别实在太低，没有资格直接和克里姆林宫联系，他的请示经过层层转批出现在斯大林办公桌上的时候，时间已经被耽误了。
在兰斯举行的受降仪式
但没等到指示的苏斯洛巴洛夫必须要做出决定：签了，自己其实是没资格代表的；不签，那极有可能德军就向英美盟军单独投降了，这个风险他更承担不起。
最终，苏斯洛巴洛夫决定：还是签吧！
于是，1945年5月7日，在兰斯的盟军总司令部，一场受降仪式正式举行。
代表英美盟军的是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史密斯上将。
而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联络官，炮兵少将苏斯洛巴洛夫。
根据苏斯洛巴洛夫的回忆，他说他签字后曾说了一句话：“我虽然签了字，但附加了一个说明，那就是如果任何一个盟国请求，新的投降仪式还可以在别的地方举行。”
但谁会在意他那句话呢？
西方的媒体充分报道和渲染了这次受降仪式，从受降代表的规格和受降的地点来看，看过报道的读者会产生一种印象：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作用有限，主要就是在东线牢牢牵制住了德军。
盟军在兰斯接受德军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斯大林耳中。
斯大林一拍桌子：谁是苏斯洛巴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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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当然无法接受这次受降。
在斯大林看来，整个“二战”欧洲战场，受损害最大的是苏联，而打败德国的主力，乃至最后攻占柏林的主力，毫无疑问都是苏联。但现在德国的投降仪式，居然放到盟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兰斯，苏联也只派出一个1944年才授衔炮兵少将军衔的联络官去签字？
在将苏斯洛巴洛夫撤职调回国审查之后，斯大林立刻向西方盟国发出最强烈的抗议：这场胜利，主要是靠苏联人民的流血和牺牲换来的。不在柏林受降，苏联绝不同意！兰斯的那场受降仪式，最多只能作为正式受降仪式的预演！
换句话说：苏联不承认5月7日的那场投降，苏联要求，德国必须再投降一次！
苏联政府经与美英政府商讨之后决定，兰斯投降仪式只是作为投降的预演，正式的投降仪式将在柏林举行，由攻入柏林的苏方代表主持。
1945年5月8日，在柏林郊区卡尔斯霍斯特的德国军事工程学校大楼大厅，前一天刚刚投降过的德国，再一次向盟国投降。
这一次参加仪式的各个国家代表，规格高了很多：
凯特尔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从宣判到执行他都面无表情
“二战”中的苏联如果没有朱可夫，可能亡国
代表德国投降的是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海军上将弗里德堡和空军上将施通普夫；
代表美国受降的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代表英国受降的是英国空军上将泰德，代表法国受降的是法军总司令塔西尼。
这一次代表苏联受降的，是苏联一代名将，元帅朱可夫。
那天夜晚，凯特尔率领的德国代表团进入会议大厅，凯特尔用他的权杖向盟国代表行礼，但盟国方面无人还礼。尴尬的凯特尔坐到了签字桌前，主持仪式的朱可夫问他是否有权代表德国签字，凯特尔说是的，于是9份早已准备好的投降协议放到了他的面前。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凯特尔在9份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朱可夫代表苏联，在协议书上第一个签字。
当时的时间，是5月9日夜里0点15分。
在柏林举行的受降仪式
馒头说
翻开历史上的5月8日这一天，你真的会发现，人类这个物种真的很让人感慨：
1429年5月8日，法国军队在圣女贞德的率领下大破英军，解了奥尔良之围——那是一场历时百年的残酷战争，但500年之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
1895年5月8日，日本在俄国、德国、法国“三国干涉还辽”的情况下，被迫把在甲午战争中掠得的辽东半岛，作价3000万两白银“还”给了中国——但几十年后，德国和日本就成了轴心国的同盟；
1942年5月8日，刚刚恢复点元气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珊瑚海与日军联合舰队展开惨烈厮杀，双方都伤亡惨重——仅仅十年之后，日本就成了美国在亚洲地区最坚定和最有力的盟友；
1952年5月8日，美军在朝鲜战场对中国志愿军发动了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空袭——而就在十年以前，中国还是他们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的重要盟友和伙伴；
1999年5月8日，我们都应该有深刻的记忆：美国蓄意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就在一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刚刚力排众议，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这一切，该怎么解释？或许根本不需要解释。
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更多的故事，就像这个纳粹德国两次投降的故事一样。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说得如此冷酷无情，却又如此现实。
日本为什么会挨第二颗原子弹？
这篇文章要说的，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果说这座城市和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座城市挨了一颗原子弹。而这颗原子弹，原本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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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只有两座城市遭受过原子弹的轰炸，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在这两座城市里，长崎没有广岛那么有名。因为广岛是第一个被原子弹袭击的城市。
你看，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欢乐还是痛苦，人类总是喜欢铭记第一次。
只是，在广岛挨了一颗原子弹之后，长崎其实是可以避免挨第二颗的。
原子弹爆炸后的长崎
这一切，还得从1945年的一场登陆战役说起。
凭借偷袭珍珠港，日本这个小个子跳了起来，狠狠咬了美国巨人一口，正式拉开了“二战”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经过中途岛海战的转折，美军开始在太平洋战场上扭转局势，转守为攻。在“跳岛战术”的指引下，1945年4月，指向日本本土，最惨烈的冲绳岛战役拉开序幕。
日本的“樱花”单人飞机。它升空后的使命只有一个：找到美国军舰，撞向它，和它同归于尽。这就是在“二战”后期给美国海军造成重大伤亡的“神风特攻队”
这场登陆战历时82天，攻方为美军，守方为日军。虽然最后美军全歼守岛的10万日军，但自己也伤亡了近8万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要知道，之前的瓜岛战役和硫磺岛战役，虽然同样激烈，但美军一共伤亡了不到2万人。
这场战役虽然获胜了，但美国人对日本兵那种丧失理智的疯狂和同归于尽的做法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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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冲绳岛战役结束后一个月，1945年7月16日，美国倾全国之力进行的“曼哈顿工程”取得了成果——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的沙漠试爆成功。
在纳粹德国已经投降的前提下，美国人开始寻思：是否有另外一种方式能让日本人屈服，不再增加美国军人的牺牲？
这时候，日本避免“被核爆”命运，还剩下一次机会。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的《波茨坦公告》颁布。公告的内容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
说起这个波茨坦会议，也很有意思。最早是苏、美、英三个国家参加，中国并不在场。美国那时候非常希望苏联能够尽快出兵日本，以减轻美军的负担。但就在会议召开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到了国内密报：我们已经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
这个时候，美国就没有那么急着让苏联出兵了，因为苏联一旦出兵，将会危及美国战后在远东的影响力。最后的公报出来，是由中、美、英三国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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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波茨坦公告》是日本避免“被核爆”的最后机会，但是，日本拒绝了。
不仅如此，日本更是喊出了“一亿玉碎”的口号，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哪怕用鱼叉和竹竿，也要和登陆日本本土的美军同归于尽。
美国在这时候，就需要估算一个进攻日本本土的性价比了。
估算结果出来后，让美国人看得肝颤：如果要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必须再付出100万士兵伤亡的代价。
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号召：“以必死的精神教育后方的妇女和儿童，令他们拿起竹枪实施训练，使美军认识到日本的战争决心！”
这是美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于是，长崎（包括广岛）避免“被核爆”的第一次机会就消失了。
日本当时的《读卖新闻》。“玉碎”被认为是日本军人甚至老百姓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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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45年8月6日，3架美军的B–29重型轰炸机，携带着一颗名叫“小男孩”的5吨重的原子弹，飞到了日本城市广岛的上空。
开舱，投弹，核爆炸。
广岛当天就死了10万人，6万幢建筑灰飞烟灭。
整个世界震惊了：美国人掌握了一种可怕的全新的高科技武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博弈开始了。
美国希望，一颗原子弹投下去，日本就能接受无条件投降。
而日本也在赌博：美国只有一颗原子弹，只要挺住，让苏联进来调停，我们还能争取些有利条件。
于是，心怀希冀的日本政府对于广岛的核爆炸，他们给出了一个日本漫画情节一般的解释：广岛被一颗陨石击中了！
人类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小男孩”
人类第二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胖子”
依旧是“一亿玉碎”的计划！依旧是全民皆兵！
长崎避免“被核爆”的第二次机会就这样消失了。
3天后的1945年8月9日，又是B–29重型轰炸机，携带着另一颗名叫“胖子”的原子弹，从美军的空军基地飞向了日本本土。
原定投弹的目标，并不是长崎，而是小仓。
在美军的原子弹轰炸目标序列里，小仓作为日本的兵工厂，排名在长崎之前。
但是，天气救了小仓一命。
当美军的轰炸机飞临小仓上空，发现都是云层，能见度非常低。B–29重型轰炸机在小仓上空盘旋了三周，始终未能找到投弹的机会。
这时候，小仓的地面防空高射炮开始射击，而日本的战斗机也开始起飞拦截。
B–29重型轰炸机掉头飞向了长崎。
长崎避免“被核爆”的第三次机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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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9日上午10点28分，美军的B–29重型轰炸机飞临长崎上空。那一天，长崎的上空也是云层密布，飞机盘旋了一圈，发现也很难找到投弹目标。
轰炸机上的指挥官斯威尼决定用雷达瞄准投弹。这个时候，长崎上空的两大块云团之间，忽然露出了一个大空隙，整个长崎暴露在了轰炸机的视野之中。
长崎避免“被核爆”的最后一次机会，消失了。
“拨云见日”这句话，在那个时候对长崎市民来说，成了死亡的征兆。
11点30分，相当于2.2万吨TNT（烈性炸药）当量的“胖子”离开了B–29轰炸机的机身，直奔长崎而去，在城市上空503米处爆炸。
那一天，长崎死亡2.3万人，伤4.3万人，全市60%以上的建筑被摧毁。
一周后的1945年8月15日，不愿意再赌美国是否还有第三颗原子弹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馒头说
2006年8月6日，日本的广岛举行了纪念核爆61周年的仪式。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亲手撞响了“和平钟”。他说：“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不断地告诉国际社会自己的经历。”
而就在同时，日本的不少地方在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修改和平宪法，忘记了日本过去惨痛的教训。
有责任告诉国际社会自己的经历，那么是否也有责任告诉国民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200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东京，一个人去了一次靖国神社。
我想看看，从小到大报纸上提到的靖国神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出了地铁口，在靖国神社旁，我看到一名男子，手里拿了一块写了字的纸板，不断向过往的行人展示。
我不认识日文，但我认得上面写的汉字：“南京大屠杀，中国的谎言！”
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感情都很复杂：一方面，我们都无法摆脱日本动漫和文化给我们留下的烙印；去了日本之后，也亲身感受了日本人可怕的素质和敬业精神。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美食，可以说，日本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很多。
但另一方面，日本右翼的所作所为，就像一根鞭子，不断地刺激着中国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在靖国神社里的一家书店，我随手翻了一本漫画。那是一本画风非常柔美的漫画。一名日本男子，“二战”时响应天皇号召，加入了日本空军。他驾驶着“神风特攻队”的飞机，最后一头撞向了美国的一艘巡洋舰。火光爆燃中，这名飞行员微笑着化成了一只仙鹤，飞向了美丽的晚霞。
画风美得让人陶醉，甚至让所有的孩子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2014年7月28日，美国老兵西奥多·范·柯克逝世，享年93岁。他是“广岛原子弹”投掷机组最后一名逝世的飞行员。
他临终的态度是：不道歉，不后悔。
刺杀汪精卫
一名曾经被全国敬仰的刺客，却在自己的后半生中频频遭遇刺客，这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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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日，南京，湖南路10号。
这一天，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上午9点半，在湖南路10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大会的开幕式已经结束了。
按照惯例，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们要离开大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的门前合影留念。由于人比较多，合影需要分五排站立，大家互相谦让，互相换位，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坐在第一排的，是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这些国民党内的大佬，而正中的位置，空着。
那个位置，是属于蒋介石的。
人群站定，但蒋介石一直没有出来。
应该坐在蒋介石身旁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决定进去请蒋介石出来。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走了出来，身旁并没有蒋介石。
人群一阵小声议论。
汪精卫向大家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蒋委员长身体忽然有点不舒服，就不参加合影了，我们自己拍就行了。
镁光灯闪过，摄影很快就完成了。大家纷纷转身，准备进礼堂的时候，一个人突然从记者人群中跳了出来，大喊一声：“严惩卖国贼！”，然后从大衣中掏出手枪，朝拍照的人群连开三枪。
一阵惊呼中，汪精卫倒在了血泊之中。
湖南路10号。该楼民国时期先后为江苏省谘议局、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等机构的所在地，现为江苏省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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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倒地，众人才反应过来：有刺客！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当时站在第一排的国民党元老张继。
在众人还在慌乱的时候，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第一个跳了出来，拦腰死死抱住了开枪的刺客。
张继的这个行为让当时在现场的张学良印象深刻。在张学良后来的口述回忆录中，他这样说：“这个张溥泉（溥泉是张继的字）他怎么这么大胆子，那家伙拿着枪，他那个枪没有子弹了，有子弹他就把张溥泉打死了。”
张继
第二个反应过来的，就是当时站在第三排的张学良。他在回忆录中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