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夺人眼球的表现，18岁的阿里成了美国代表队的成员，获得了出征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资格。
在81公斤级的比赛中，阿里三战全胜，顺利进入决赛。决赛中他面临的对手，是三届欧洲冠军，波兰人皮埃茨克斯基。但毫无疑问，阿里更年轻，更强壮，技术也更好，所以几乎没有悬念地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那场决赛中，阿里灵活的步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获得了一个专有名称：“蝴蝶步”。
1960年罗马奥运会，阿里（右二）获得了他唯一一枚奥运会金牌
获得奥运冠军的阿里在回国后，从机场就开始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这一切景象让曾经倔强的阿里觉得，他所处的世界可能未必有他想象的那么不公平。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完全就像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阿里回到家乡，决定完成他童年的一个梦想：去一家白人开的餐馆吃一顿饭。
以防万一，他是把奥运金牌挂在脖子上去的。但是在餐馆，他依旧被拒绝了——没有人愿意为他提供服务。
阿里喊道：“我是奥运会冠军！冠军！”别人冷漠地回答：“我们才不管你是谁。”
那一夜，阿里把自己的奥运会金牌扔进了湍急的俄亥俄河。
3
从那以后，阿里开始经常把一个词挂在嘴边：公平。
在发现为国争光依旧无法为自己换得平等的地位之后，阿里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职业拳赛——这也是他成名之路的开始。
1960年10月29日，阿里取得了自己第一场职业拳赛的胜利。在接下来一年多时间里，阿里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1964年2月25日，他轻松击败了被称为“魔王”的索尼·利斯顿，成为新一代拳王——从此，职业拳击进入了“阿里时代”。
在那场比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阿里的情绪近乎失控，他不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高声质问记者：“谁最棒？谁最棒？你看他们都不说吧！不公道，哪儿都没有公道！没有公道！他们不给我公道！谁最棒？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谁最棒？”
就在获得“拳王”称号的第二天，阿里公布了自己的决定：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将舍弃自己原来的名字“卡修斯·克莱”，改名“穆罕默德·阿里”。
阿里是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X的忠实追随者，后者曾说过：“黑人的姓氏已经被剥夺，美国黑人的姓氏是不清楚的，在摆脱白人强加的烙印，重新找到自己的‘灵魂姓氏’之前，黑人的姓应该是X。”
此后的阿里一帆风顺，连战连捷。但没多久，阿里就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大一次危机——不是在拳台上，而是在场外。
因为他拒绝服兵役。
4
1955年爆发的越南战争，将美国人拖进了长达20年的泥潭，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在越战期间投入超过50万的地面部队，阵亡超过5.8万人，耗费4000亿美元
1965年，美国的约翰逊政府决定将肯尼迪政府在越南实施的“特种战争”上升到“局部战争”——由美国直接派兵加入战斗。
大批符合兵役条件的美国青年即将或已经被送到了越南战场，其中也包括阿里。
但是就在阿里18岁那年把金牌扔进河里的时候，他就已经发下了誓言：“我再也不会为这个国家去争得荣誉了！”
阿里说到做到：他拒绝为美国服兵役。
他的那段话被广为传颂：
我绝不会跑到万里之外去谋杀那里的穷人，如果我要死，我就死在这里，咱们来拼个你死我活！如果我要死的话，你们才是我的敌人，与中国人、越南人、日本人无关。
我想要自由，你们不给；我想要公正，你们不给；我想要平等，你们也不给。你们却让我去别处替你们作战！在美国你们都没有站出来保护我的权益和信仰，你们在自己的国家都做不到这些！
1966年2月，伊利诺伊州运动员委员会召开记者会，要求阿里对自己的反战言行公开道歉。
阿里：“我在此不准备像新闻界给我安排好道歉的那样去表示歉意。”
记者：“那么你说的那些非爱国的言论怎么办？”
阿里：“必要的时候，我会向政府或者有关人士直接说明。”
记者：“那么这次你不打算对你的讲话表示歉意吗？”
阿里：“这得向政府说清。”
记者：“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你说过你是人民的冠军，对吗？”
阿里：“是的，先生。”
记者：“你认为你的行为符合一个人民的冠军吗？”
阿里：“是的，先生。”
之后，美国的许多州吊销了阿里的拳击执照，他只能越来越多地去美国以外的国家打拳，包括拳王卫冕战。
1967年，25岁的阿里依旧陷在“拒绝服兵役”的旋涡中，但此时他迎来了第八次“拳王”卫冕赛的挑战者厄尼·特莱尔。
那是展现阿里愤怒的一场比赛，因为特莱尔在赛前故意一直称呼阿里以前的名字“克莱”，就是不叫他众所周知的名字“阿里”。在比赛中，阿里不断地向特莱尔怒吼：“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到底叫什么！！！”
激战中的阿里
阿里最终赢得了比赛，他的愤怒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7年3月22日，25岁的阿里在第七回合击倒了挑战者佐拉·弗雷，再次蝉联拳王称号，状态如日中天。
但这一切很快就变得不可重现。
时隔不久，阿里已经“九连冠”的拳王头衔被强制收回，因为“拒绝服兵役”的罪名，他被吊销了全美各州的拳击执照，并且还被没收了护照——他连去国外打拳也不可能了。
但是，阿里没有放弃，他赋闲在家的时候，不断出席各种反战场合并发表演讲，尽自己一切努力宣扬反战的观念。
1970年，在全国越来越高的“反战”呼声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恢复阿里的拳手资格。
但停了三年比赛和正常训练，阿里年纪变大了，体重增加了，步伐也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
他失去了作为职业拳手最宝贵的三年。
5
1971年5月8日，29岁的阿里复出，作为挑战者，他在比赛中两次被当时的拳王乔·弗雷泽击倒。
两年后，31岁的阿里又以点数输给了肯·诺顿，再一次挑战拳王失利。
人们有理由开始怀疑：阿里时代，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在1974年10月，阿里打破了所有人的质疑。
那一次，他挑战的拳王是比他年轻7岁的乔治·福尔曼。也是一代传奇的福尔曼，只用两个回合就击倒了曾击败阿里的拳王弗雷泽，其中有6次击倒对手。
那场拳王争霸赛被经纪人安排在了非洲原扎伊尔首都金萨沙。值得一提的是，那名刚刚开始崭露头角的年轻经纪人，就是后来呼风唤雨的唐·金。
那一场的大战，阿里无论从年纪还是实力上，其实都处于劣势。但在将他视若神明的非洲，在全场高呼的加油声中，阿里在前七个回合龟缩在拳台一角保存体力，在第八回合忽然发力，将福尔曼击倒在地，时隔7年，重新拿回了世界重量级拳王的金腰带。
唐·金，后来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也是最成功的拳击经纪人
从这场比赛之后，阿里一发不可收拾，又10次蝉联了金腰带，其中包括1975年在菲律宾马尼拉战胜弗雷泽的“世纪之战”。
1978年9月，在点数战胜平克斯之后，阿里最后一次获得拳王金腰带。第二年，37岁的阿里宣布退出职业拳坛。
阿里对决弗雷泽
他留下的，是20年中61次职业比赛56次赢的纪录。
6
当然，阿里的故事不会随着他的退役而终结。
他作为联合国和平大使，开始走访各个国家，宣传反战，宣传和平，宣传反歧视。很多国家，都是元首亲自出来接见，包括中国。
阿里在1979年和1985年两次到访中国。在第二次访华时，他这样说道：“中国很干净，非常热爱和平，社会秩序非常安宁，有纪律。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伟大的传统，普遍尊敬老人，社会道德很好。在美国，所有人都认识我。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早把我访华的消息报出去了，因此人人都等待我回去告诉他们我看见了什么。我将大声地说：我看见了一个美丽、幸福、和平和充满希望的中国！”
1984年，阿里开始发现自己步履艰难，说话声音颤抖——经诊断，他患上了帕金森症。医生表示，阿里的头部在职业生涯中遭受过超过两万次的重击，这不可能不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
对一位曾经步履轻盈、出拳如风的拳手而言，帕金森症无疑是最痛苦的一种折磨。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的点火仪式，给很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由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点火仪式，是由残疾人射箭冠军安东尼奥用射箭的方式点燃火炬，惊艳全世界，所以当时世人都对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点火仪式充满期待。
但那次点火仪式，却出奇的简单——就是由一名运动员出场，点燃火炬。
那个人，就是阿里。
阿里点燃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
如果说与其他人点燃火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饱受帕金森症困扰的阿里拿着火炬的手颤颤巍巍，一度无法对准燃点，用双手才努力点火成功。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全场近10万人掌声雷动，很多人当场落泪。
美国当地时间2016年6月3日，74岁的阿里最终因为帕金森症引起呼吸困难，在医院里与世长辞。
在他入葬的那一天，因饰演《拳王阿里》中阿里的好莱坞明星威尔·史密斯担当了抬棺人，同样曾是拳王的迈克尔·泰森担当了护棺人，阿诺德·施瓦辛格、贝克汉姆、斯派克·李、土耳其总统加尔多安等一批演艺界和政界人士都出席了葬礼或追悼会，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到场，时任总统奥巴马发来悼词，沿途自发来送葬的人达到了10万之众。
阿里的落葬地，还是他的故乡，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路易斯维尔市的市长在葬礼上发言：“阿里回到了他的家乡，他所喜爱的路易斯维尔市。”
是的，阿里还是回到了那个曾经不允许他进餐馆吃饭，但最终还是以他为荣的家乡。
馒头说
“让体育远离政治。”
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宗旨。
但遗憾的是——正如我一直强调的——体育从来没能远离过政治。我甚至曾说过，体育如果有真正远离政治的那一天，那就肯定是体育没人关注了。
凯文·凯利曾经说过：“注意力在哪里，钱就在哪里。”同理，注意力聚集的地方，政治同样也会无孔不入。
体育有自己的规则和规律，而政治，总是希望以它所习惯的或它所希望的规律，来改变体育。有时候，它会温情脉脉，因势利导，但有时候，它会不问来由，简单粗暴。
而阿里，就是一个反抗者。
阿里之所以在退役后乃至逝世后，都享有盛誉，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体育成绩，更是因为他一直试图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以体育的名义来反抗不公平的政治，至少，他希望体育能让政治变得不那么狰狞和蛮横。
没错，至少现阶段，无论哪个国家，体育都没法远离政治。
但是，体育可以超越政治。
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一起继续努力。
读者评论
CC：好不容易看到的美好与血性，不希望因此而消弭，尽管心痛，还是让我们饱含希望吧。
回头是岸：孙中山说，政治就是公众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竞技体育本身就是政治，要不然升国旗、奏国歌干什么？
与风共舞的心情：体育也许是政治的延伸，但我不希望它只是附庸，而是能够成为改善政治的一种方式。
一个34岁就做到正部级官员的运动员
在中国，乒乓球被称为“国球”，这个项目，早已超越了普通体育项目的意义。
同样具有不同意义的，还有打乒乓球的运动员，尤其是在那个极需树立民族自尊心的年代。
所以，今天要说的这位乒乓球运动员，也不仅仅只是一名运动员了，不知道这是他的喜，还是他的悲。
1
庄则栋
2013年2月10日，新华社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刘威10日晚向记者确认，罹患癌症多年的乒乓球名宿庄则栋于当日下午17时06分在北京佑安医院去世，享年73岁。”
庄则栋这个名字，似乎离开人们视线很久了，久到一些“90后”，甚至“85后”，都未必知道这个人。
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庄则栋”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如雷贯耳。
事实上，庄则栋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经历的人生，可谓大起大伏，某种程度上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
首先，庄则栋的家世就很传奇。
话说在20世纪初，上海有一个著名的犹太大亨，名叫哈同。哈同曾被称为“远东首富”，他把上海的南京路开创为最繁华的商业街，并拥有这条路上44%的地产。
当时，在哈同创办的上海仓颉中学有一位老师，名叫庄惕深。有一天，庄惕深在上班途中捡到了一张马票，第二天，这张马票居然中了奖。据说一向迷信的哈同知道这件事后，认为此人乃有福之人，将来他的儿子肯定是个人才，于是就将养女罗馥贞许配给了庄惕深（馒头说：其实庄家乃书香门第，哈同应该是了解了庄惕深的为人，想来不会单凭一张马票中奖就许配这门婚事吧）。
哈同为庄惕深夫妇在北京购置了一套前清某王府的旧宅作为嫁妆，大大小小共计330个房间，人称“北京哈同花园”。
不幸的是，庄惕深和罗馥贞此后所生的两女一子，都夭折了。庄惕深为续香火，瞒着妻子，在老家扬州又偷偷娶了一个名叫雷仲如的女子。
1940年8月25日，雷仲如为庄惕深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庄则栋”。
后排右一为庄则栋，右二位庄惕深，前排为庄则栋母亲
3
小时候身体不好的庄则栋，被父亲要求习武。在习武过程中，庄则栋被灌输了一个理念：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这对他之后的乒乓球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少年庄则栋
1945年抗战胜利，5岁的庄则栋被父亲接回了北京。1955年，庄则栋15岁了，就读于北京第22中学。当时学校里的同学都很崇拜能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庄则栋觉得自己个子不够高，当不了篮球运动员，身体不够壮，又当不了足球运动员，想来想去，他想做一个乒乓球运动员。
就这样，15岁的庄则栋踏上了业余乒乓球之路——进入了当时北京市少年宫。
负责教庄则栋的教练叫靳声华，也是一名业余乒乓球爱好者。但他对学员的基本功要求非常严格，并且有一个特色：强调直拍近台两面快攻。当时，他编了一个口诀，叫“左方斜射，右方斜射”，他的组里，每个学员都会背。这种打法，庄则栋一开始很不习惯，但靳声华坚持要他这么练，慢慢也就融会贯通了。
没想到，“两面快攻”成了庄则栋之后成名的重要武器。
1956年2月，北京举行第一次少年乒乓球比赛，庄则栋荣获冠军，从这以后他一连三次获得北京市少年乒乓赛冠军，当时他只有15岁。
1957年，庄则栋入选北京市队，两年后入选国家青年队。1961年，庄则栋代表国家队参加了第26、27、28、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中，第26、27、28届，庄则栋三次蝉联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荣获三连冠的人（第28届获得男子双打冠军）。
青年庄则栋
尽管那三届世锦赛的男单冠军，一直有李富荣“让球”的故事（关于乒乓球的让球，请参看《历史的温度》之“‘让球’阴影下的‘小山智丽事件’”），但李富荣后来自己也承认，当时“确实是庄则栋更厉害一些”。（当然，李老后面还说了一句：“但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庄则栋当时厉害到什么程度？除了国际赛场，在当时的国内赛场，庄则栋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单三连冠，国家队内单打三连冠（其中包括一百多场的连胜纪录，这也侧面证明他在国内确实是最强，因为国内基本不存在“让球”）；在他当打之年（1961―1971年），他获得的冠军头衔数，超过了其他所有队友所获冠军数的总和。
将庄则栋选入国家队的邱钟惠（中国第一位乒乓球女子世界冠军）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庄则栋是“使劲快打，见球就打。打得很猛，主动进攻，一般都不防守不推挡”。总之，很多人看庄则栋打球，就是一个“爽”字。
由于庄则栋球技出众，形象也出彩，毫无悬念地成了当时的“国民偶像”。从当时国内的情况来看，他的热度肯定超过之后的刘翔或姚明。
4
命运，并没有让庄则栋沿着运动员的轨迹一直走下去。
1971年，因为“文革”而中断两届参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当时已经31岁的庄则栋，状态已经不如当年（李富荣、张燮林等一批当打之年的顶尖运动员，都因那场浩劫错过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最佳机遇），但依旧作为老将带队出征，并和队友一起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
那一届比赛的最精彩部分，当然不是那个男团冠军。
在比赛开始的第二天，一个名叫科恩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因为匆忙，错登上了中国队的班车——等他发现全车厢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时，班车已经发动，再下车已不可能了。
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虽然已处于“破冰”前夕（尼克松已经上台），但场面还是非常尴尬：
科恩面朝车门，一句话也不敢说。而根据当时中国代表团的规定，碰到美国运动员“不握手，不打招呼，不送礼物”，所以满车中国教练员和运动员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大家都保持沉默。
这时候，庄则栋站出来打破了僵局。
他带着翻译，和科恩开始了交谈，然后考虑再三，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礼物——一条一米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
赠送礼物时的场景
由于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敏感的关系，中国队的班车一抵达目的地，庄则栋和科恩微笑着站在一起的画面，立刻被敏锐的日本记者捕捉到了，消息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各大报刊的醒目位置，甚至是头版头条，成了爆炸性新闻。
后来庄则栋回忆当时为什么要迎上去，说一是他觉得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把人家晾在那里”，二是他想起了不久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说的话：“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
据林克、徐涛、吴旭君所著《历史的真实》披露，毛泽东邀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向美国高层传递往来信号。但美国高层并未捕获这一微妙细节。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记述，“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
庄则栋和科恩回到各自队里，也是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庄则栋的行为让整个代表团大为紧张，因为这是明显违反纪律的，所以当时甚至已经准备让他赶紧回国，听候处分。而科恩回团汇报后，经过层层报告，美国乒乓球队副领队哈里森提出了“希望带队访问中国”的请求。
4月6日，中国外交部拒绝了这一请求，周恩来圈阅，毛泽东晚上看到了这个文件，也对不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表示同意。
4月6日晚上，文件送走后，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打算睡觉。11点多，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为他读“大参考”（供中央高层阅读的“参考资料”）。毛泽东本来已经昏昏欲睡。但在听到外电报道庄则栋在班车上和科恩讲话、送礼物的时候，他突然说起话来。吴旭君听了一会儿才听出，大意是：“打电话……美国队……访华！”
当时毛泽东自己规定：吃安眠药后讲的话不算数。吴旭君想，主席刚刚还圈阅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现在怎么又变卦了？所以她不敢动。
看吴旭君没动静，毛泽东生气了：“小吴，你怎么还不去办？”吴旭君故意说自己没听清。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听清楚了之后，吴旭君还是不放心，问毛泽东吃安眠药后说的话算不算数。毛泽东急了，一挥手，说：“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就这样，一场大家都知道的“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就此拉开帷幕。
后来，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熊向晖对庄则栋说：“小庄，你这件事办到毛主席的心坎儿上去了！”
5
毫无疑问，庄则栋在这场改变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外交中，成为一个“符号人物”。
这样一个“符号”，放到“文革”的历史背景中，必然会产生不同寻常的故事。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庄则栋因为属于“保皇派”（反对批斗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而被批斗，在那段三个多月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批斗的日子里，一批庄则栋的教练和队友，都不堪受辱，选择了自杀，其中就有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但是，那场“乒乓外交”，一下子改变了庄则栋的命运。1971年的“乒乓外交”后，入驻在乒乓球队的军管会领导被撤离，周恩来所调的三十八军政委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委从总参回归国务院领导。
1972年，庄则栋任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回国后，庄则栋成了国家青年队的领队兼总教练，同时兼任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庄则栋后来回忆：“副书记就是挂个名，还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但他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跨入了政坛。
1973年，庄则栋被派到“中央读书班”学习。“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庄则栋后来回忆，当时这封信对他影响很大，让他认为，听毛主席“亲密爱人”的话总是没错的，“要跟对人”。
在试图拉拢王猛失败后，江青开始指挥庄则栋批斗王猛。在王猛被调离后，作为“奖励”，34岁的庄则栋成了国家体委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正部级）。
就任体委主任后，江青、王洪文接见了庄则栋，告诉他：“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
在“四人帮”的授意下，庄则栋提出了“不要专业，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开始大规模调整体委人事，大批地提拔“自己条线”上的人。根据庄则栋后来自己回忆，他当时选人的主要标准就是“可靠”，他也承认，大规模调整人事，得罪了很多人，“得罪的人不是一般的多”。但他也始终坚持一点：“我没打干部，更没整死人。”
庄则栋的儿子庄飙后来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在那个年代，父亲肯定也参与了“整人”，只是肯定没有“血淋淋整人”。
6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庄则栋的命运也急转直下。
首先，他被免去了国家体委主任的职位，然后被关到北京卫戍区审查，一审就是四年。审查结束后，庄则栋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果（据说当时对处理庄则栋有两种意见，一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判刑，另一个是“犯严重错误”，考虑到他曾为国争光，只是一时误入歧途，先进行冷处理，不判刑。持后一种意见的，恰恰是当年庄则栋竭力要打倒的王猛）。
人生大起大伏，庄则栋首先失去的是爱情。
在1959年的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庄则栋认识了一位年轻的钢琴演奏家，叫鲍蕙荞，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坠入爱河。
1967年，庄则栋与鲍蕙荞结婚。但“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鲍蕙荞的工程师父亲首先被打为右派，随后庄则栋又因为不肯批斗荣高棠，每天挨批、挨斗、挨揍，鲍蕙荞被流放到干校，那段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随着庄则栋的“翻身”，鲍蕙荞也被江青从干校调到北京，为样板戏伴奏。一开始，鲍蕙荞非常感激江青，但后来发现周围人其实都对江青有意见，于是开始告诫她的丈夫：“她是整人的人，你要和她保持距离。”但庄则栋不以为意。
更让鲍蕙荞伤心的是，随着做了国家干部，庄则栋似乎慢慢变了。鲍蕙荞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生第二个孩子斓斓的时刻，庄则栋已是体委主任。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对我说：“我还要去会见外宾，我先走了。”一个下午，迟迟不见他来，后来，他终于出现在产房里。他背着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个大干部在巡视工作，身后还跟着一位最能标志首长身份的随从。
“文革”结束后，庄则栋在被隔离审查期间，鲍蕙荞也受到牵连，不准上台演出。那段时间，鲍蕙荞不仅撑起了那个家，还来回奔走，为丈夫上访。但是，夫妻俩的感情裂痕已无法弥补，1985年2月2日，双方协议离婚。
庄则栋与鲍蕙荞在“文革”晚期的合影
受到影响的，还有他的孩子。
1987年，庄则栋的儿子庄飙去考中央音乐学院，之后接到学院电话通知：“你没考上，把自己的档案取回去吧。”他拿着档案突然很想知道：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拆开一看，街道办写了一张条子：
“该生的父亲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望你校在录取时予以认真考虑。”
7
庄则栋后来一直在练书法
人生低谷时，鼓励和支持庄则栋前行的，还是他的老本行：体育。
1984年，庄则栋得到了调回北京的机会，但他婉转地表示：鉴于以前在体育系统犯过的错误，以及人事关系上的不便，不希望回到体委工作，而愿意去北京少年宫担任青少年教练。
庄则栋没想到，他这个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北京市委还特地关照，给庄则栋安排离家近的少年宫，“让他心情愉快地工作”。
于是，30年后，那个当初在少年宫崭露头角的世界冠军，又回到了起点。
在少年宫担任教练期间，庄则栋遭遇了妻离子散，每月的收入只有100元（其中包含世界冠军津贴，一个冠军10元，他拿过3个），其中30元给老母，40元作为孩子抚养费，自己留30元生活费。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庄则栋开始真正体会到人间的真情冷暖。
有一次，食堂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胖老头叫住了庄则栋：“你就是庄则栋？食堂里有规矩，吃完饭不准带走饭盒，知道吗？”
当时已经是惊弓之鸟的庄则栋唯唯诺诺，立刻留下了自己的饭盒。
第二天吃午饭，庄则栋去拿自己的饭盒，忽然发现饭盒变得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肉和鸡蛋。
那位老头递给庄则栋一支烟，和他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你过去来这儿打比赛，那会儿你刚得了世界冠军，每次吃完饭，人家抹抹嘴都走了，只有你，帮我们收拾碗筷，你还到厨房里跟我握了握手，一点儿没有大冠军的架子。想起当年的你，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1980年，庄则栋在家中与儿子和女儿合影
体会到了人间真情，庄则栋还收获了新的爱情。
1984年，庄则栋正在少年宫带小朋友训练，突然一位日本女球迷来拜访，她的名字叫佐佐木敦子。
出生在中国的佐佐木敦子，一直是庄则栋的球迷，两人在1971年的名古屋世锦赛时就认识了，在过去的13年里，佐佐木敦子一直单身。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准备结婚，却碰到了麻烦：因为个人政治原因，庄则栋不可以和外籍女子结婚。
怎么办？佐佐木敦子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为了嫁给庄则栋，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面对依旧存在的阻力，庄则栋最后决定给邓小平写信，这封信一路上传，最终真的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大笔一挥：同意！
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
1987年，47岁的庄则栋和43岁的佐佐木敦子结为夫妻。佐佐木敦子放弃了在日本公司的优厚待遇，从此陪着庄则栋过起了清贫的生活，成了一位“胡同大妈”。
迟来的收获，还有当年的友情。粉碎“四人帮”后，因为当年的那些事，庄则栋从一些活动中“蒸发”了。有一次，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中国，问庄则栋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是“出差去了”。
1996年，某省主办一场乒乓球比赛，请庄则栋来颁发冠军奖杯。打到决赛，主办方突然想起庄则栋跟体育系统的“文革”宿怨，立刻担心起来：马上要打全运会，万一影响到省体委和国家体委的关系怎么办？结果只好去跟庄则栋说谎：“今天下午停电，没法打决赛了。”他们临时买了一张回京的软卧车票，当天晚上把他送回了北京。
但是，时间毕竟还是能冲淡一切的，何况，大家还是明事理的人。
2002年，庄则栋成立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乒乓球俱乐部，他给过去的队友、同事，现在已经是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们写了一封信：
中国乒协徐寅生、李富荣等领导：
借北京庄则栋乒乓球国际俱乐部成立之际，我诚恳地邀请并期待你们的光临……过去我们是战友，在“文革”中由于我犯了错误，造成了隔阂，伤害了我们的感情。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回想起来深感遗憾。我希望把我们的隔阂结束在上一世纪，这样对历史也是积极的交代。
2002年12月20日，庄则栋的俱乐部开张，徐寅生、李富荣都如约出现在开业典礼上。
三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媒体用了那个老掉牙但还算贴切的标题：
“相逢一笑泯恩仇。”
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赛的中国男子队选手（从左至右）：张燮林、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王家声（黄景达摄，图片选自《庄则栋自述》，庄则栋、佐佐木敦子著，新华出版社2014年5月版）
8
时间能带来很多东西，但也会带走很多东西。
2006年，庄则栋出现血便等症状，一度被误诊为痔疮。2008年，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之后，他得到北京、上海多所医院的全力救治，“走到哪里都是绿色通道”。
在庄则栋患病期间，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那些昔日的队友和同事，包括当时刚刚担任乒协主席的蔡振华，都去看望了他。
2013年2月8日中午，庄则栋病情急转直下，院方通知家属考虑准备后事。
病床前，庄则栋闭着眼睛，紧紧拉着妻子佐佐木敦子的手，同时伸出另一只手，让儿子庄飚握住。
守在身边的人问道：“你拉的是谁的手？”庄则栋回答：“是我前妻。”站在旁边的鲍蕙荞赶紧上去，从庄飚手里接过庄老的手：“我是蕙荞。”
在家人的陪伴下，73岁的庄则栋最终合上了眼睛，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旅途。
馒头说
我和庄则栋老先生，算是有过两次交集。
一次是在考大学的时候。我那年考的，是复旦大学的“文科基地班”，提前招生，提前录取，在预先考完“3+1”的笔试后，我进入了面试。
面试由复旦大学的文史哲三系选派教授一起面试。满分150分，前50分是抽一道题目，主观陈述15分钟（后100分为三系的教授自由出题，我记得第一个教授上来叫我从蒙古开始，把和中国接壤的国家顺时针说一遍，另一个教授叫我把从明朝建立到灭亡，所有我觉得值得一说的事情说一遍）。
我当时抽到了两个题目（可以二选一），一个是：“试论述秦朝的建立对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影响”，第二个是：“谈一谈你理解的‘小球推动大球’”。
虽然第二个题目答题范围非常广，但我想了想，还是把“小球推动大球”的那张纸条扔回了抽签箱。
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喜欢打乒乓球，也熟悉那段外交历史，但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没选那一道题。
然后就到了2005年，上海，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作为一名记者，参加了大赛开幕前的一个中国乒乓元老的聚会。
那场聚会，云集了几乎所有新中国成立以来还健在的乒乓名宿。我发现，全场有两个人有那么一点尴尬，一个是小山智丽，一个是庄则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庄则栋的真人。
当时给我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第一，他文质彬彬，给人非常儒雅的感觉；第二，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当时我有个报社给我的任务，带一块乒乓板，请所有的乒坛名宿签字）。
当时的庄则栋和小山智丽，给我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挺想接受采访的，但同时又非常谨慎，怕采访者无法忠实记录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我一直持这样一个观点：大家都希望，体育能远离政治，但事实上，体育是不可能摆脱政治的，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比如奥运会，如果哪一天，奥运会真的能远离政治，那只有一种可能——奥运会再也没有人关注了。
所以放到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个体身上，我们该怎样评价庄则栋？
很难。我觉得，还是用庄则栋自己的话来作为结尾吧。
那是庄则栋在1980年被安排到山西队时，时任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去看望他时，他发自肺腑说的一句话：
“打乒乓，我是大学生；搞政治，我是小学生。以后我一辈子再也不会碰政治了。”
读者评论
□3C□：从小就读过“小球推动大球”的历史，但从来没关注过庄则栋后来的人生。谢谢馒头大师，让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人，都有喜怒哀乐，旦夕祸福。
A.C.Lee：科恩的命运呢？回团汇报就完了？（作者回复：回国后火过一阵儿，做讲座，做嘉宾，但后来不行了。作为美国嬉皮士文化一代的典型代表，科恩后来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工作上也没有着落，2004年病逝，终年52岁。）
杨雷：当年不知什么原因，国家乒乓球队在中央音乐学院集训，吃、住、培训都在学校，庄先生和蕙荞先生的爱情就是在那时开花的。顺带说一句，由于有这个机缘，那个年代的中央音乐学院老师的乒乓球水平相当高。
啊紫：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时代的大环境左右，人生的对错恐怕不是一句“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能说得清楚的。如果说命运是注定的，庄则栋这一生可谓可叹可敬！
世界冠军之死
“人生能有几回搏”，是激励多少人奋斗的一句格言。
但说出这句话的人，却因为想搏却无法搏，最终选择自己结束了生命。
愿那样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1
1959年3月27日，在原西德的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届比赛，有38个国家和地区240多名优秀选手参加，规模空前。但这并不是中国人应该铭记这届比赛的理由。
这一届的世乒赛，之所以能在中国体育史乃至中国现当代史上留下一笔，是因为在这一届比赛上，新中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为国家捧回这座冠军奖杯的人，名叫容国团。
那一年，他才21岁。
容国团
2
1937年8月10日，祖籍珠海的容国团，出生于香港一个贫苦海员之家。
7岁那年，刚刚读书的容国团第一次接触乒乓球，顿时就被迷住了。尽管他身材瘦小，个头勉强超过乒乓球桌，但看过他打球的人都说，他打球有一股灵气。
在容国团13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只能辍学。之后，他成了香港东区一家渔行的童工。每天一大早，容国团就要起床，在一堆腥臭杂乱的鱼虾中进行分拣工作。打乒乓球成了那时候支撑容国团的最大兴趣——他的父亲是香港工联会下属的海员公会的会员，好心的工联会人员安排容国团在康乐馆管理图书、陪顾客打球。
青年时期的容国团
也就是在那里，容国团无师自通，自己钻研，乒乓球水平提高很快。
1957年2月，香港举行全港乒乓球锦标赛，容国团代表工联会，与队友一起夺得了男子团体和单打、双打三项冠军，崭露头角。
但真正让容国团名声大振的，是1957年4月日本乒乓球队访问香港的一场比赛。在那场比赛中，容国团以21比19和21比13，总比分2比0战胜了日本选手荻村伊智朗。
荻村伊智朗是谁？他是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后来成为第一个担任国际乒联主席的亚洲人）。
经此一战，容国团的名字，妇孺皆知。
3
虽然成名了，但容国团在香港过得并不开心。
因为容国团当时所在的工会，是一个左翼工会，在香港备受歧视。1957年5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在马来西亚举行，容国团是香港男单冠军，又刚刚击败了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但香港乒总会居然没有让他报名参赛。
那件事，让容国团坚定了离开香港的念头。
容国团有一位好友，叫张五常——没错，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那位。张五常和其他几个容国团的好友一起，劝他离开香港，去内地打球。容国团的父亲容勉之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受父亲的影响，容国团从小也一直对内地很向往。
经过一系列的波折之后，在当时贺龙贺老总的亲自邀请下，容国团在1957年接到了广州体育学院的入学通知。
张五常后来回忆了1957年7月31日，他与容国团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第二天，张五常自己也将远赴加拿大。
那天，两个人在容国团任职的工会俱乐部见面，一个要北上广州，一个要远赴北美，两人相对无言。最后，容国团把自己的乒乓球拍送给了张五常，并教他一个发球的技巧。张五常凭借那一招发球，后来拿到了加拿大一个乒乓球大赛的冠军。
而在1957年的11月1日，容国团自己也背起了简单的行囊，在工联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迈步走过了深圳罗湖桥。
那天，容国团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