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闪烁中，东条英机在痛苦地呻吟，而周围的人都在等他死亡。
作为向导，《朝日新闻》的记者长谷川幸雄是屋内唯一的日本记者（就是他后来撰写了回忆文章《东条自杀目睹记》）。
根据长谷川幸雄的回忆，东条英机在当时说的话是：
但愿一枪就死，可遗憾的是仍需要时间。
大东亚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对国民和大东亚民族却是悲惨的。
我不想在法庭上站在胜利者面前接受审判，宁愿等待历史的正确批判。
天皇陛下万岁。死后也要做个护国之鬼，以尽最后之忠诚。
一些记者在电话前排起了长队。为了抢新闻，有的记者已经给报社传递了“东条英机自杀身亡”的快讯。为了确保新闻的“真实性”，有两名记者甚至开始翻动东条英机的身体，希望能加速他的死亡。
东条英机开始大声呻吟，咯血……
自杀的东条英机
2
东条英机自杀身亡了吗？
当然没有，不然本文到第二个小标题就要宣布结束了。
但别急，我们暂时先不说那一幕自杀的狗血事，掉过头来，先说说东条英机这个人。
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出生于日本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首席毕业生，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官拜中将。
沿着父亲的轨迹，东条英机开始了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到日本陆军大学的成长历程。但是，东条英机在青年时期并不出类拔萃，考了三次才考进日本陆军大学。等他毕业时，已经31岁。
1933年，49岁的东条英机才到了少将，眼看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即将过去。当时，他的学长，日本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却对东条英机的行动力大加赞赏，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东条是将来肩负日本陆军的人物。”
这是一句很高的评价。
但当时在日本的军队中，对东条英机不以为然的人，却大有人在。
被称为“日本第一军事家”的石原莞尔（此人主张“有限侵略”，反对全面与中国开战）认为，东条英机无德又无能。他曾说过：“东条只能保管10挺机枪，超过10挺就无能为力了。”
青年时的东条英机
当东条英机已经是陆军中将的时候，石原却当面称他为“东条上等兵”。日本陆军元老一级人物宇垣一成曾在日本战败投降后回忆：“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总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即日本首相）。”
1935年，几经周折的东条英机，被安排了一个第十二师团司令部的闲职——甚至没有人关心他是否上班，连办公桌都没给他安排。
但是，1935年9月，当时的陆军部人事局局长后宫淳（东条英机当年在陆军幼年军校的同学），力荐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长官。
51岁的东条英机，从此咸鱼翻身，开始迎来自己的“巅峰之路”。
后来有人评论：“被踢出东京到关东军，对东条英机来说，就像一个人掉进阴沟却捡到一块金表一样。”
1940年10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正在向天皇行鞠躬礼
1938年5月，54岁的东条英机已经做到日本陆军次长。作为战争狂人，他在11月召开的一次军部会议上，公然宣称日本要“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向英、美、法开战”。此言一出，连战争狂人云集的日本军部也大吃一惊，在日本国内更是引起巨大震动，东京股票市场一泻千里。
东条英机为此被迫辞去了陆军次长的职位，但是他狂热的战争立场，已经成功引起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注意。
1940年7月，已经全面侵华并准备征服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由近卫文麿再次出山组阁。作为强硬派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被起用为陆相。
在东条英机的鼓动下，1941年7月，日本已经决定向英国和美国开战。这时，起用东条英机的近卫文麿反而畏缩了，宣布内阁总辞职。自然而然，强硬派东条英机被天皇任命为大将，奉命组阁——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机器，已经近乎失去控制地疯狂转动起来，需要一个不惜绞进其中的领头者。
组阁后的东条英机，作为首相，还身兼陆相、内相，以后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后来还向天皇要来了“参谋总长”的职位，集各种大权于一身，成为明治宪法下权力最大的一个人，甚至被人称为“幕府将军东条”。
这也是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被称为“二战”的“法西斯三巨头”的原因。
但无论是和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比，东条英机都是不相称的，看似拥有大权的他，只是一个替人打工的傀儡而已。
3
东条英机上台，注定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4年，在中国大陆陷入泥沼的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也开始被美国狠揍。在中国战场，东条英机孤注一掷地命令在华日军发动打通纵贯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国称为“豫湘桂战役”）。8个月的搏杀，国民党军队大败，50多万正规军队被击溃，140多座城市失陷。虽然交通线被打通，但当时的日军却已经无力巩固这条线路——这场战役其实等于白打了。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在1944年6月开始进攻马里亚纳群岛，东条英机规定的“绝对国防圈”崩溃在即。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日本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剖腹自杀。7月，塞班岛失守，美国的B–29轰炸机已经可以直接空袭日本本土。
绝望的东条英机，甚至去秘密拜访了已经退役的石原莞尔中将——那个一直嘲笑他的死对头。
石原莞尔甚至懒得和东条英机费话，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具备指挥战争的能力，这样下去日本会亡国的，所以请尽早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
7月18日，已经失去天皇信任的东条英机召开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递交了首相辞职书。之后，陆续辞去了所有职务。
但他欠下的账，不是辞职就能一笔勾销的。
4
从1944年塞班岛失守开始，东条英机家就开始不停接到电话：请自杀谢罪吧！
但东条英机并没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来东条英机家拜访的客人，甚至都会直言不讳地说：“天皇都已经说投降了，您也差不多该选个日子了吧？”东条英机家的电话每天都响起，响了一声，不接；再响一声，东条英机的妻子才接。打电话的人倒也毫不客气：“您丈夫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鄙视东条英机。因为东条英机在担任陆相时，曾颁布《战阵训》，要求日本军人不能被俘，必须自杀。
也有很多日本人开始拿东条英机和日本明治时期的乃木希典相比。乃木希典也是当时的日本陆军大将，指挥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虽然以日本的胜利告终，但旅顺之战，日本伤亡了6万人。在战争结束后，乃木希典和他的太太静子自杀谢罪（虽然对于他们自杀的原因有争论，但确实也有为阵亡将士谢罪的说法）。
担任日本首相时的东条英机
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乃木胜典和乃木保典也在日俄战争中先后阵亡，所以日本人至今仍把乃木希典视为“战神”（日本至今有专门祭奠他的神社）。而东条英机的三个儿子，没有一个上战场。有人质疑东条英机：“我的儿子死了，为何你的三个儿子还活着？”
1945年9月初，在三菱公司担任飞机工程师的东条英机次子东条辉雄回到了家里，鼓足勇气对父亲说：“父亲，就让我们一起自杀吧！”东条英机严厉制止了他，表示让他不要管这事：“日本的未来还要靠你们建设！”
不过，东条英机毕竟开始了自己的准备：他找到一名医生，让他用笔在自己胸口标记了心脏的位置。每次洗澡后，东条英机还要求妻子把被洗掉的标记重新画上。
这个圈圈被洗掉，重新涂上；洗掉，重新涂上——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东条英机一直没有自杀。
直到1945年9月11日，美国宪兵找上门来，东条英机终于下定决心，扣动了扳机。
但是，画过圈的地方，东条英机居然还打偏了。
日本女学者崛江珠喜在2006年出版的《纯爱心中》一书中写道：“东条英机作为近代军人，整天带着枪，即便不常使用，但射击方法不至于忘记吧。如要自杀，手枪在口腔中发射，这是军队的常识！”
尽管东条英机后来做出的解释是：不希望头被打烂，希望能被人认出。但普通日本民众还是认为，东条英机是贪生怕死。
至于为何在心脏部位画过圈还会射偏，东条英机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胸部皮肤下垂。”
5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文章的第一段了。
在家中面对美国宪兵和记者的东条英机，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没有射中自己心脏，呻吟，咯血。
两位当时翻动东条英机身体的美国记者可能没想到，他们这样做非但没有加速东条英机的死亡，反而救了他的命——他们想加速东条英机的流血，但实际上却帮助他避免了肺部充血。
当意识到东条英机可能死不了的时候，克劳斯中校开始指挥宪兵将东条英机抬上军车，随后紧急送往横滨的美军第九十八医院抢救。东条英机因为失血过多，需要输血，一位B型血的美国士兵挺身而出，两次为他输血。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这名士兵回答：“我可不能让他死了，我在新几内亚的战俘营里所受的罪还没找他算！”
东条英机可能没有想到，他处心积虑的自杀，却引来了各方面的嘲笑。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说：这是东条英机留下战争罪犯形象的第一个事件，是对战争罪犯的天罚；是已经失去了信用，被抛弃了的家伙的最后耻辱。
许多日本老百姓认为，东条英机居然不敢剖腹自杀，是典型的胆小鬼。
9月12日的《纽约时报》刊文讽刺：“这个杂种连用刀自杀的胆量都没有。”
美联社在东条英机自杀当天发表的报道，名为“日本民众痛恨他，因为他居然连自杀都失败了”。
很快，日本社会以“那个笨蛋”来称呼东条英机。
6
1945年10月初，东条英机的枪伤已基本痊愈。当月7日深夜，他从医院被秘密押送到大森战俘收容所，与其他甲级战犯关押在一起。
大森战俘收容所在战时是日本关押盟军俘虏的地方，盟军战俘曾在此饱受虐待。麦克阿瑟特别嘱咐时任收容所所长的美军上校塞尔维转告东条英机：你必须“享受”盟军战俘同样的待遇，过最低限度、最简单的生活（麦克阿瑟曾试图把东条英机变成“乙级战犯”，那样就可以接受美国的单独审判）。
1945年11月，根据《生活》杂志的报道，被关押在大森战俘收容所里的东条英机已经完全落单，没有其他犯人愿意和他一起散步、下围棋、进餐甚至谈话。《纽约时报》在12月报道，“没用的东条”已经同“巧克力”“香烟”“吉普车”等词一起进入日本人有限的英语词汇中，成为日本社会最流行的英语用词。
12月底，东条英机被转移到巢鸭监狱，5个月后的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了对东条英机的漫长审判。
法庭指控日本甲级战犯犯有55条罪状，东条英机占了其中54条，每个战犯都想与他保持距离，因此在法庭上和私下都没人和他说话。
54条罪状，东条英机全部否认，他做的是“无罪辩护”。1947年12月26日，东条英机被允许做自我辩护。这一天，记者云集，举世关注。《朝日新闻》东京审判记者团记录道：
不管怎样，这样一个战争的最高责任者、罕见的独裁者，用8000万国民的命运在愚蠢的战争中进行赌博的大赌徒的自白，举世为之瞩目，也是正常的。
东条英机的自我辩护四易其稿，长达20万字、220页，读了整整两天半。在辩护词中，他还是那些陈词滥调：日本没有发动侵略，只是帮助亚洲人民重建秩序；和英美开战是对方诱发的，日本是进行自卫战争。
当时的《朝日新闻》对他辩护的评价是：恬不知耻。
为自己做“无罪辩护”的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改完自己的辩护稿时，曾说过一句：“这下死而无憾了。”有没有遗憾，除了他自己，并没有人知道，但死的愿望，倒是被满足了。
1948年11月12日下午3点52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做了历史性的宣判：
东条英机，65岁，东京人，历任陆军大将、陆相、内相、首相、参谋总长，处绞首刑。
东条英机从同声传译耳机里听到“处绞首刑”时，咧嘴苦笑了一下，随即卸下耳机，神色惨然地朝旁听席上扫了一眼，似是在找家属。
这次审判，除东条英机外，还有6名战犯被判处绞刑：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战犯松井石根。
宣判后，东条英机等7名死囚被关押在巢鸭监狱的同一栋牢房里，每人独囚一室，7个单间相连。无论白天黑夜，囚室里光照强烈的电灯一直长亮，室外由一名军官带领着8名美国宪兵负责看守，军官每隔一刻钟就会亲自查看一次所有的犯人。此外，卫生官还要定时为犯人测量呼吸、脉搏和血压等，防止他们生病或自杀。一旦发现他们有病，就会立即治疗，确保他们被执行死刑。
12月21日晚，东条英机接到通知：23日执行死刑。
随后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在最后一天要吃一顿日本料理，二是要与监狱的教诲师见一面。
22日，日本料理送来之后，东条英机只吃了两口，就咽不下去了。他写了两封遗书，一封给家里，一封给世界。在给世界的那封遗书中，他依旧宣称日本发动战争是出于自卫。
12月22日夜，预定执行死刑前20分钟，东条英机及另外3名第一批处死的战犯——武藤章、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被带往监牢里特设的小佛堂听送终经。
执行前5分钟，东条英机把一串念珠和玳瑁边眼镜交给教诲师花山，托他转交家属。
随后，在美国宪兵军官的命令下，东条英机和其他3名第一批战犯一步一顿地跨上了绞刑台的十三级“死亡台阶”。上了台阶，他被喝令向监刑官站定，头部立即被罩上了黑色布套，接着，绞索套在了他的颈项上。
那时的东条英机，双腿在瑟瑟发抖。
一声号令，第一批4名战犯脚下的踏板被抽去，东条英机的身体悬空，开始抽搐。1948年12月23日0点10分30秒，东条英机被法医确认死亡。
即将被执行绞首刑的东条英机
早上8点半，被处决的战犯尸体被投入横滨久保山火葬场的熊熊大火，顷刻间化为一缕黑烟。
馒头说
东条英机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按照东条英机留下的遗书，他对子女的要求就四个字：不语一切。
长子东条英隆，曾担任伪满洲国的警察，但和东条英机关系疏远，甚至曾以姓“东条”为耻。东条英机被关押在巢鸭监狱期间，曾托人传话要长子来见面，东条英隆的回答是：“还有什么可迷恋的！”
次子东条辉雄，就是前面提到过请求和父亲一起自杀的那个儿子，后来担任过三菱集团的副总裁和三菱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每年，东条辉雄都要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板垣征四郎的后人板垣正曾做过其余13名甲级战犯后人的工作，提出是不是把先人牌位从靖国神社里移出来“分祀”，被当时的东条辉雄断然拒绝。
不过，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东条辉雄似乎慢慢改变了主意：“这不是遗属应该做出的判断。如果决定分祀，我们也不会反对。”
东条英隆的女儿，也就是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其实是东条英机后人中最激进的一位。东条英机被绞死时，东条由布子才9岁。长大后，东条由布子借环保之名，在世界各国收集“二战”日军的骸骨，并全盘继承了祖父东条英机的观点：日本发动战争是自卫，从没有南京大屠杀等，并且认为每个日本人都应该参拜陈列了他祖父灵位的靖国神社。
2017年45岁的东条英利是东条英机的曾孙，他曾坦言，小时候自己在学校被人称为“恶魔的后代”。现在成为一名商人的他，主张日本应该放下历史包袱，找出一个和周边邻居和解的方法。不过他也曾回忆过一个自己30多岁时的片段：
当时他去爱知县“殉国七士庙”祭拜曾祖父东条英机，发现三根山那个再平常不过的小村子里，停着许多奔驰和街宣车。在登记处填写名字时，对方一看他姓“东条”，就立即把他安排到了最前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东条’这个姓氏的影响力。”
“馒头说”这个段落，一般是表达我自己主观观点的，这可能是第一次全部引用客观的叙述。
我只是想通过交代东条英机后人的生活轨迹和观点，让大家从中自己体会：日本如今对待那场战争的态度，为什么会那样暧昧和模糊？
读者评论
李李：他本身能力不出众，但是却不甘于平凡，所以用出格的话语和行事来引起众人注目。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权力，这些出位言论只会成为笑话。但是很不幸，裕仁将最高权力给予了他。所以大师说得没错，他只是一个傀儡，天皇才是最大的战犯，而且逃过审判。
诗敏：至今仍有史学家认为，东条英机并不是那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只是一个被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推向前台的傀儡。从战后日本各界对他的反应来说，东条英机确实不是最应该为那场战争负责的人。并非鄙视日本人，这个民族确实很喜欢推诿责任，比如大师之前写过的山本五十六主张偷袭美国珍珠港一事，日本全民族的那种鸵鸟心态尽显无疑。作为一名侵略者，东条英机固然该死，但作为一个日本人，东条英机却可悲地成了那场战争的祭品，并反复被日本人消费。无法从自身找到战争爆发内因的日本人，注定要为自己漠视历史的行为付出代价。
Canary：看《血战钢锯岭》的时候，逐渐开始懂为什么日本不承认它的错误。因为犯错的天皇没被处死，犯错的人的后代也一直还在权力的中心，自然要找理由开脱。那些日本士兵的口号都是“为了天皇”。
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活生生的“潜伏”
对那些长期处于隐蔽战线的人来说，他们每天所遭遇的，都是一部活生生的《潜伏》。
1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
三封由武汉发来的特急加密电报，被送到了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因为是周末，科长徐恩曾去上海度假了，在办公室里独自一人值班的，是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这三封特急密电的信封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这几个字——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这让钱壮飞顿时起了疑心，于是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拆开了第一封密电。
第一封密电就让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被捕并表示归顺党国，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钱壮飞
于是钱壮飞赶紧拆第二封。
第二封说：“将用轮船将黎明解送南京。”
再拆第三封：“军舰太慢，若有可能改用飞机押送。”
钱壮飞知道，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遭遇过的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2
黎明，一听就是个化名。这个人的真实名字，叫顾顺章。
顾顺章，是当时中央特科（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是中共的政治保卫和情报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堪称当时整个中共党内最强的特务，他掌握着上海所有地下党的人员名单、机构地址和关系架构。
现在，顾顺章居然被捕叛变了，这意味着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机关面临被“一锅端”的巨大威胁。
但一向骄傲的顾顺章，犯了一个错误。
当时抓捕顾顺章的，是武汉当地的国民党情报负责人蔡孟坚。当时蔡孟坚要求顾顺章吐露他所知道的情报，但顾顺章一口回绝。
为什么？因为当时顾顺章的身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了，他觉得蔡孟坚职位太低，不配！
谁配？顾顺章要求去南京，直接向蒋介石面对面说——这个天大的功劳，他不愿意给别人拿去。
所以顾顺章千叮嘱万关照蔡孟坚两件事：
第一，把我用飞机送到南京，越快越好。
第二，在我抵达南京前，千万别给南京发电报说我被捕了。
但抓到那么大一条“鱼”的蔡孟坚在狂喜之余，一条也没听顾顺章的：用船送顾顺章去南京；在顾顺章上船之后，立刻给南京拍了三封加密电报。
顾顺章为什么关照蔡孟坚不能发报给南京？因为他知道，哪怕是在南京徐恩曾的眼皮底下，都被安插了共产党的情报人员。
而这个人，就是钱壮飞。
3
钱壮飞，1895年生于浙江省湖州一个商人家庭。
1915年，20岁的钱壮飞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还做过报社编辑，可谓多才多艺。
1925年，钱壮飞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部队欠饷，无奈又带着家人落户上海。
徐恩曾，后任中统局局长
1928年，一直在为生计烦恼的钱壮飞在报上看到了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招收学员的广告，他随即参加了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是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替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它虽然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构，但因为工作性质和情报密切相关，所以很快就被当时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把徐恩曾安插了进来，担任处长。
钱壮飞沉稳、认真，又才华过人，很快就引起了当时国民党特务负责人徐恩曾的注意。再加上徐恩曾和钱壮飞是同乡，让钱壮飞办了几件事都很让人满意，所以决定调他做自己的机要秘书。
这件事事关重大，钱壮飞立刻通过渠道向共产党中央请示，周恩来认为机会难得，要好好利用。并且，周恩来还让钱壮飞介绍了另两名同志一起考入了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李克农和胡底。
李克农经过徐恩曾的一段时间考察后，担任了上海方面特务股的股长。胡底也通过了考察，被派往天津筹办长城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并担任社长。
这三人，成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铁三角”（李克农担任负责人），周恩来因为他们三人深入龙潭虎穴，所以把他们称为“龙潭三杰”。
4
回到1931年4月25日，中共面临灭顶之灾的那一夜。
钱壮飞看到了那几封电报，知道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他立刻查阅了火车时刻表——当晚11点还有一趟宁沪特快列车，如乘这趟车，4月26日6时53分就可抵达上海。
但他不能离开南京，不然立刻会引起怀疑。
李克农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因为李克农名字里有“克农”，所以被称专门克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戴笠（字雨农）
想来想去，钱壮飞赶回了家，找到了女婿刘杞夫，让他坐火车迅速赶往上海，务必在4月27日前给“舅舅”（李克农）传达一条信息：“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刘杞夫受命连夜赶往上海，但没有找到李克农。由于刘杞夫也在徐恩曾手下任职，所以也要避嫌立刻赶回南京。无奈之下，他只能找到岳母张振华，委托她一定要找到李克农。然后赶回了南京。
李克农得到消息后也是大惊失色，因为当天不是和陈赓约定接头的日子，他只能违反单线联系的规定，找到了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再经过一系列辗转，最终消息到了周恩来手里。
周恩来立刻做出布置：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掐断，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联络暗号和接头方法全部作废。
随即，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立刻紧急撤离，所有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地下交通站全部转移。
4月28日清晨，就在顾顺章被捕叛变后的第三天，一场全城大搜捕在上海展开，大批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冲入了几十处中共中央的地下机关。不少屋子里连发报机的天线都还没来得及拆除，焚烧文件的火盆还在冒着青烟，但都是空无一人。
顾顺章抵达南京后，得知蔡孟坚还是发了电报，猛地一拍大腿：“唉！抓不到周恩来了！”
但何止是周恩来？经钱壮飞的通报，在第一时间转移走的中共领导人除了周恩来，还有瞿秋白、邓小平、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
可以说，没有钱壮飞的话，中共的历史，将就此改写。
5
那么钱壮飞自己呢？
在译出三封电报后，钱壮飞又收到了三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其中有一封专门关照，不要告诉任何身边的人。
钱壮飞知道自己肯定暴露了（从钱壮飞后人的回忆叙述看，顾顺章知道徐恩曾身边有共产党，但因为钱壮飞当时是和李克农—陈赓—周恩来这条线单线联系，所以他未必知道就是钱壮飞）。
胡底，“龙潭三杰”之一。1935年长征途中，被张国焘下令杀害
随后，钱壮飞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钱壮飞立刻给“长城通讯社”的胡底发了一封明码电报：“潮病重速返。”钱壮飞曾用过一个化名，叫作“钱潮”。胡底一收到电报，就知道出了大变故，立刻就转移了。
第二件事，钱壮飞一大早亲自驾车，去火车站接到了坐七点二十分的列车从上海抵达南京的徐恩曾，然后送他回到办公室。
第三件事，在办公室，钱壮飞告诉徐恩曾，武汉方面来了6封特急绝密电报，然后当着徐恩曾的面，不慌不忙地把六封电报都译了出来，然后还嘟囔了一句：“电报里说我们这里有共产党！”由于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徐恩曾认为是别的派系栽赃，所以不信。
第四件事，当时陈立夫给徐恩曾打电话，要他去中央党部开会。钱壮飞立刻坐下来，给徐恩曾写了一封信。
第五件事，写完信后，钱壮飞立刻搭乘上了上午10点开往上海的火车。当徐恩曾发现情况有异，派人立刻前往上海北火车站堵截钱壮飞的时候，他早已在上海郊区的真如站下车了。
无奈之下，徐恩曾只能抓捕了钱壮飞的女儿钱椒和女婿刘杞夫。但这一点，钱壮飞早就料到了——他做的第四件事，就是给徐恩曾写了这样一封信：“可均[1]先生大鉴：行色匆匆，未及面辞，尚祈见谅。政见之争，希勿罹及子女。不然，先生之秽行，一旦披露报端，悔之晚矣！”
徐恩曾不仅私生活糜烂，还贪污了大量公款，并参与投机倒把，再加上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想要“整”他的人其实一大堆。如果钱壮飞公布证据，徐恩曾很可能就将结束政治生涯。
更何况，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居然是共产党的大卧底，这个“失察”的罪名怎么承担？
思前想后，徐恩曾只能将此事汇报给了上司陈立夫。陈立夫一算，徐恩曾一倒，很可能也会牵连自己，想来想去，最终默许了徐恩曾将此事瞒报。
三个月后，徐恩曾释放了钱壮飞的家人。
问题是，还有一本密码本。
徐恩曾非常信任钱壮飞，什么文件都是让他先过目的。但唯独有一本与政府高级官员互相通报的密码本，一直是随身携带。
为了获得这个密码本，钱壮飞多次“规劝”徐恩曾：外出不宜携带密码本，以免丢失。徐恩曾觉得有理，外出时就将密码本亲自藏在办公室机要保险柜内。钱壮飞就利用机会打开保险柜，拍摄密码本的照片，并迅速交给李克农。
陈立夫，他创立了中统
破译了密码之后，红军的第一和第二次反围剿，钱壮飞都事先翻译好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告诉红军，让红军处处先走一步。
钱壮飞撤离后，徐恩曾既然隐瞒了自己机要秘书是共产党这件事，自然也不敢擅自更改密码本，怕被追问起来暴露。结果，国民党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更改密码，直到长征时，红军还能继续通过对敌无线电侦听了解敌情。
可以说，钱壮飞虽然撤离了，但他所做的工作，一直到红军长征时还在发挥作用。
但是，他自己没有捱过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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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飞撤离后，奉命进入了中央苏区。
之后，他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等，仍负责情侦工作。1934年10月，他参加了长征，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了贵州省黔西县第七区（现属金沙县），随后，红军的部队遭到了国民党轰炸机的轰炸。在轰炸过程中，钱壮飞失踪，周恩来派部队专门再折回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最终只能判定为牺牲。
根据钱壮飞的儿子钱江回忆，在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春天，周恩来来到钱家，和钱壮飞的遗孀张振华等一家9口人吃饭。
周恩来说了一句：“我没照顾好钱壮飞……没有他，我们这些人现在早就不存在了……”
关于钱壮飞牺牲的时间、地点和原因，后人一直有多种说法：
时间在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之间，牺牲的原因有飞机轰炸，掉队后被当地地主武装“谋财”后灭口等。因为钱壮飞长期处于隐蔽战线，红军里认识他的人不多，所以当时金沙县和息烽县都有人根据当时老百姓立的红军墓，认为当时长眠于此的就是钱壮飞。
最终，在2002年4月，金沙县后山乡作为钱壮飞牺牲地成了定论，后山乡因此修了一条20公里长的出山公路，然后国家有关部门拨专款兴建了钱壮飞烈士陵园及钱壮飞烈士事迹陈列室。
在2005年至2007年两年间，前往参观钱壮飞烈士陵园的参观人数就达到了20余万。
馒头说
说实话，这篇文章本来是想把“龙潭三杰”“后龙潭三杰”“台湾三杰”的故事，一口气都写完的。
没想到，只写了钱壮飞，就耗去了大量的篇幅，后面其他人的故事，只能等以后有机会慢慢写了。
不少人其实很纳闷，解放战争开打，蒋介石手握一把好牌，最后为什么稀里糊涂地就这样输了呢？抛开战场决胜和背后经济等重要因素，通过后来解密的档案，我们可以看到一份令人咂舌的名单：
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头子的机要秘书，到集团军总司令的贴身秘书，从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参谋，到绥靖区的副司令，从少校到中将，从科长到处长，各个级别都有，统统都是共产党的“卧底”。别说一个徐恩曾，胡宗南、白崇禧、傅作义、卫立煌……他们的亲信随从人员，都有共产党潜伏的情报人员——这一仗，如何不输？
那么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又来了：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批共产党的隐蔽战线特工，投身于当时明显弱小得多的共产党，冒着随时随地会被严刑拷打乃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坚持在龙潭虎穴里潜伏的？
我想了想，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信仰。
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正参与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一项能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幸福，国家繁荣富强的伟大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们个人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中共一大会址，每天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在出口处，有一本留言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参观的游客（很多都是中共党员）的留言——绝大多数都是有感而发，而很多留言都会表达一个意思：肩负使命，勿忘初心！
无论你承认与否，我们确实处在一条前进的道路上，通向当初钱壮飞们希望看到的那个新世界。但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做出了太多足以让先辈们欣慰的成果，但同时——也必须要承认，有一些人已经完全偏离了当初的轨道，甚至行进在相反的方向。
这不是当初钱壮飞们抛头颅、洒热血所希望换来的结果。
行文至此，点到为止。
衷心希望，我们能勿忘初心！
收笔。
读者评论
飯er：之前看顾顺章的时候就对这个钱壮飞很感兴趣。当时感叹造化弄人，顾顺章背叛党的消息恰好被卧底知道。但细心一想。很多事情都是慢慢累积起来的。在与国民党周旋的过程当中牺牲了多少人才造就那一次地下转移。很多人看野史说红军这般，国民党军那般，我却认为，如果没有那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根本不可能扭转局势乃至获得最后的胜利。事，终在人为。
小汤圆&小丸子：一大早看得好感动！特别是看到周总理说“没有他，我们这些人早就没了……”现世的安稳，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啊！昨天还看到一篇外国人说中国是现在最安全的国家！好骄傲！这就是周总理那个时期的人所愿的吧！
张思思：每次看到结尾英雄不得善终的时候，都希望他们能和电影里一样，多年后在一个小村庄出现，看着夕阳，抹抹汗水，偶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这时候在干什么。
江江：我始终相信，他们付之以生命的理想，是值得我们格外珍惜的。所以，即便是人群中微不足道的一员，但我们每天为生活所付出的努力，都在推动和改变这个世界的一点点，为了更靠近先辈们的理想。这是我理解的，能量和爱。
沧海一粟：馒头君，“台湾三杰”是不是朱枫、吴石、陈宝仓。有机会写写这篇文章给我们拜读一下啊！（作者回复：是的。）
[1] “可均”为徐恩曾的字。
孙殿英的“盗墓笔记”
我其实很不喜欢名片上印很多头衔的人，尤其是还有些人会弄出个三折页名片。
其实在你那么多头衔里，人们真正会记住的，最多也就是一两个而已。
记住你的哪个头衔，取决于你做过哪件事，就像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1
乔治R.R.马丁的《冰与火之歌》书中（或《权力的游戏》剧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些人名字前的头衔特别长。
比如龙母，每次她出场前，都需要报一长串头衔：“风暴中降生的丹尼莉丝、不焚者、弥林的女王、安达尔人、洛伊拿人以及先民的女王、七国统治者暨全境守护者、多斯拉克海的卡丽熙、奴隶解放者、龙之母……”
没有一定的肺活量，还真的别尝试完整介绍她。
而在民国的那段历史里，其实很多人的名字前都有很多头衔，比如蒋介石，“总司令”“委员长”“主席”等头衔也是一大堆，不过这些头衔都是一脉相承的。
孙殿英
在那个年代，恐怕未必有一个人的头衔有孙殿英那么多，那么杂。他分属过那么多的势力，头衔来回切换，让人目不暇接：
第五师师长（张宗昌给的）、第十二军军长（国民党给的）、第十四师师长（张学良给的）、察北保安司令（宋哲元给的）、安徽省主席（阎锡山给的）、新五军军长（蒋介石给的，抗日战争时期）、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汪精卫给的，伪军）、新编第四路军军长（蒋介石给的，解放战争时期）。
但“经历丰富”的孙殿英有那么多的头衔，都不如一个头衔给人印象深刻。而这个头衔，对孙殿英的一生起到了盖棺论定的作用：
盗墓者。
2
时间直接定格到1928年。
那一年，孙殿英宣誓效忠的，是直鲁联军的军阀张宗昌。那一年的5月，在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军的打击下，直鲁联军全线溃败。孙殿英带着部队退到蓟县和遵化一带，再也扛不下去了，于是就投降了蒋介石。
军阀混战时期，只要你有人有枪，就有了自保的本钱——因为大家都需要扩充自己的实力，吃败仗没关系，自然会有人把你收编。
蒋介石也不例外，他收编了孙殿英的部队，并给了他一个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头衔。
1928年6月，负责剿匪的孙殿英率领部队驻扎在了蓟县的马伸桥附近，这个地方四周没什么特别之处，就是离一个地方很近——清朝的东陵。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约30公里的地方，占地80平方千米。这座陵园从清朝顺治皇帝时开始修建，一共埋葬着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嫔妃、3位阿哥、两位公主，一共161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的帝王陵墓建筑群。
这时候，孙殿英得到了一个消息：附近一支原来被奉军收编的土匪队伍，在一个叫马福田的人的带领下，准备进东陵盗墓。
堂堂清朝皇家陵墓，居然没人守卫？
其实原来是有的。当年清室让位时，东陵不仅设有护陵大臣，还有八旗兵、绿营兵驻陵守护。但随着局势一年乱过一年，清室对自己老祖宗陵墓的掌控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到1928年时，整个护陵的体系，从行政人员到军队，都已经名存实亡。一些盗陵和倒卖财物的行为，也是时有发生。
几乎无人看护的东陵，让马福田这支土匪队伍动了贪念。
但马福田没想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3
孙殿英其实早就对东陵有想法了，而马福田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
得知马福田企图盗墓的消息之后，孙殿英当即派出了一个团，轻而易举地击溃了马福田的土匪队伍。然后孙殿英乘势宣布东陵三十里范围内戒严，以军事演习为名，赶走了所有残存的守陵人员，全面封锁东陵。
孙殿英虽然也是土匪出身，但他毕竟一路混过来，经验非一般土匪能比。这时候，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他派自己的师长谭温江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北平。去北平有两个目的：一是拜会自己的上司——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先探探风头，毕竟封锁东陵，外面已经开始有人议论了——打探下来，风平浪静；二是拜访了一些大清遗老和当年的太监，打探清朝的一些丧葬礼制，以及东陵的构造。
第二件事，他通知了遵化县的知事，说他的部队不会就地筹粮、侵扰百姓，而是会到其他地方去运粮，所以请遵化县准备30辆骡马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