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又让人头疼起来。
1964年5月，在“四清”运动初期，康生等人在《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中批示：“我意应坚决禁止，我绝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
3个月后，文化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
1965年5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上书中央，表达了不同意见——“真人（模特）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
关于美术院校是否应该使用人体模特这件事，最终被一路呈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前。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来函的首页批示：“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模特，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那句“小有牺牲”，让“人体模特”又活了过来——但不到一年时间，“文革”爆发，再也没有人敢用，也没有人敢当“人体模特”了。
1979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43岁的雕塑家唐大禧被抽调到南京雨花台为烈士群像做雕塑。在通过广播收听了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讲话后，他创造了当年轰动全国的雕塑《猛士》。
《猛士》雕像
在刘海粟使用人体模特过去了65年之后，唐大禧这个以裸女为主题的雕塑参加广东省美术展，依旧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很多观众斥责这个雕塑“下流”、“出格”、“不合国情”。当时的一位文化厅副厅长还用笔名在《羊城晚报》上刊文，称这个雕塑会影响整个社会道德风尚。
最后，还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一锤定音，对省委宣传部干部说：“你们领导文化工作，要抓方针政策，不要管得太具体。”
与《猛士》有类似命运的，还有1979年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幅被放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哪怕是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依旧因为画中有几个裸体少女的形象，一度被用薄板遮挡了起来，直到1990年薄板才拆除。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理念，总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艰难前行。
1985年初，上海戏剧学院公开招聘人体模特，报名者挤破门槛，不到半天工夫，500份报名表已全部发完。
但这并未标志着“人体模特”这个职业在中国彻底被接受。1986年8月，曾瞒着家人在南京艺术学院做人体模特的陈素华因病回江苏乡下休养，正巧电视上播放一部有关刘海粟的片子，里面有画人体模特的情节。家乡父老这才明白当“模特”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天天都有大批人跑到陈素华家中来看热闹，陈素华的奶奶更是责备她“不应该卖身”。最终，19岁的陈素华精神失常，光着身子跑出了家门。
好在，像陈素华那样的悲剧，最终越来越少。
198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陈醉的科研成果《裸体艺术论》出版，引发轰动。1988年，该书累计印刷20万册，创造了出版史上学术专著成为畅销书的奇迹。
1988年末至1989年初，全部是裸体作品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这次史无前例的展览，万人空巷。
自那以后，人体模特，包括裸体艺术，终于开始渐渐为国人所接受。
馒头说
关于刘海粟的业务能力乃至人品，业内一直有争论，这个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不过，他为了使用人体模特而力争，这件事应该是有案可查的。当时的《申报》曾发表文章对此事评价说：“刘海粟三个字在一班人的脑海里、心头上，已经是一个凹雕很深的名字。在艺术的圈子里，他不但是一个辟荒开道的人，并且已是一个巍巍树立的雕像。”
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有上千年儒家“非礼勿视”的传统，其思路的转变，确实比西方要难不少，也难怪鲁迅先生会吐槽当时的一些“卫道士”：“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好在不管怎样，时代毕竟是在进步，观念也在更新。如今的中国，人们认识到人体也是一种艺术，早已不是问题，但反而出现了新的问题：如何把握真正的艺术和低俗的色情？比如前几年恨不得一丝不挂的某些车展车模，比如一些完全不知所云的“行为艺术”。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一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何其难！何其难！
读者评论
小冰：真正龌龊的不是裸露的身体，而是见不得光的思想。
Young：记得大学英语老师放美国电影（喜剧），有一段女主洗完澡撞上男主的镜头虽然没有漏点，但老师还是很紧张地跳过这一段，毕竟传统文化观念觉得不敢看，尤其在众目睽睽之下。
谢幕之后：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艺术和低俗之间一线之差，所以不难看出其中“度”字的重要性。但怎么定这个“度”也是众人讨论最多，最难确定的。头疼。
碧落：8年前读大学的时候画人体模特被其他朋友知道，依旧是两眼放光的窃窃……所以我觉得能接受的自然就能，不接受的不必强求。
一场轰动中外的大劫案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桩劫持案。
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劫案，从某种程度上说，堪称“民国第一大劫案”。
1
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正在津浦铁路上疾驰。
在中华民国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能坐得起这列列车的人，依旧不多。这列列车是时任交通总长吴毓麟花重金从美国订购而来，车厢为全钢打造，外面漆着蓝漆，俗称“蓝钢皮”——在当时整个远东地区，这样的列车只有一列。
车好，自然票贵。
1924年，四川文学家吴虞，从北京到上海去看望女儿，曾搭乘过一段津浦线上的这列火车，连火车票在内，一共在火车上花费了49块大洋。
49块大洋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在当时的北京，一块大洋，可以订半个月的牛奶，或买2斤鲜羊肉，或买20斤大米。
由此可见，当时能坐这列火车的，都是些什么人。
“蓝钢皮”列车的另一特征，就是车窗为拱形
回到1923年5月5日晚的这列“蓝钢皮”。
“蓝钢皮”分一、二、三等车厢，一等车厢由一间间的软卧构成。能买得起一等车厢车票的，多半是外国人，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中国生意人。
那一晚，在“蓝钢皮”的一等车厢里，有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人士，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关税会议的。而另一群外国人，如《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大陆报》记者李白斯，还有美国《密苏里新闻报》驻远东记者鲍威尔等新闻界人士，是到山东境内采访的。
《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在中国已经待了8年，很自然获得了一个称号：“中国通”。作为一位媒体界人士，鲍威尔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到哪里都喜欢记上一笔。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个习惯，我们后人才能完整知道之后发生的所有故事。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那一夜，鲍威尔在一等车厢里和同车厢的法国人贝吕比闲聊。他告诉法国人，火车现在刚刚进入山东境内，目前处于三省交界处，是土匪的“天堂”。
“我们现在正处在土匪窝里呢！”
在一阵哈哈大笑之后，鲍威尔和贝吕比洗漱完毕，在凌晨2点左右，昏昏睡去。
凌晨2点50分左右，伴随着一阵尖锐的金属摩擦声，整列列车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和颠簸，鲍威尔从梦中惊醒，赶紧掏出了手枪。
一群中国人拿着枪闯进了一等车厢，一个罗马尼亚人（一说为英国人）抄起手边的茶壶扔向了对方，换来的是几声枪响——他被当场击毙。
鲍威尔立刻选择交出手枪。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2
在遇劫的外国人中，有一位富家小姐。
这位小姐，名叫露茜·奥尔达里奇，是美国石油大王家族成员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后来她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国土匪的“洋票”》（A Week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就是外国人质的意思。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质，被称为“本票”。
在遇劫之后，车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队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车票——那张小小的车票，此时成了衡量他们身价的唯一凭证：三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2000块大洋的赎金；二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1万块大洋的赎金；头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3万块大洋的赎金。车票丢了怎么办？没关系，就按头等车厢赎金计算。
至于洋人，不分几等车厢，统一价格：一人5万块大洋。
人质们在铁道边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土匪们完成了车厢的洗劫工作。一名年轻的土匪下令：上山。
那座“山”名叫“抱犊崮”，在峄县、临沂、费县、滕县四县交界处，高约800米，是周围70多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崮顶平坦，有良田400余亩。当初为了耕种这些田地，需要耕牛。耕牛上不去，农民只能抱小牛犊上崮，养大后再使用，所以得名“抱犊崮”。
抱犊崮如今已被开辟为国家森林公园，距枣庄市驻地23公里，面积达665.5公顷，为AAAA级景区
这时候，天色已经微亮，露茜小姐这才看清了土匪的人数：大概有1500人左右，很多都拿着旧式的日制枪械。
那个下令上山的年轻土匪，身边大概围着300个左右的随从，露茜后来才知道，那个人就是所有土匪的头目，他的名字，叫孙美瑶。
孙美瑶，山东北庄镇（今枣庄市山亭凫城乡）白庄村人，生于1898年。孙美瑶的胞兄孙美珠联合各地方武装力量和各省饥民共七八千人，在抱犊崮“扎寨”，成了土匪。1922年，在一次与官军围剿的交战中，孙美珠被杀，孙美瑶继任为“总司令”。
劫持“蓝钢皮”，是孙美瑶蓄谋已久的行动。他们早早就挖开了临城那段的津浦线铁轨，然后埋伏在铁路两旁，安静地等候远东唯一一列超豪华列车的出轨。
只是，和美国人鲍威尔想的有所不同的是，孙美瑶组织的这次抢劫，还不是一般的抢劫。
孙美瑶的土匪队伍，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山东建国自治军”。
所以，他们抢劫的目的，还不仅仅是钱。
左一为孙美瑶，为目前可以找到的唯一照片
3
“蓝钢皮”被劫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反应的，不是北洋政府，而是外国政府。
一开始，各国政府乱作一团，以为这次劫持事件是又一次“义和团”事件的上演。等到搞清来龙去脉之后，5月7日至8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连续向北洋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提出下列要求：一、列国共同质问临城事件责任；二、限日放回被绑架人员；三、保证今后津浦路安全，至必要时，外国联军得采取应急手段；四、自5月9日起，3日之内责成释放所有人质，不然每过24小时则加赔偿金若干。
在各国使节中，最兴奋的是日本。事件发生的当天，日本的4艘驱逐舰就开到了天津港，日本水兵们登岸游行，抗议人员被劫。
但在这次劫持事件中，其实一个日本人质都没有。
在日本的撺掇下，英国表示已对自己在中国的驻军下达了动员令，美国国防部长也向国务卿建议出兵中国。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北洋政府抛开了其他一切事务，把所有精力放到了这桩大劫案上——山东督军田中玉派出两万大军，包围了抱犊崮，随时准备剿灭孙美瑶所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
千钧一发之际，田中玉的部队收到了绑匪传出的一封信。
那封信，就是被劫持的鲍威尔写的。信里说：
建国自救军的首领命令我们给你写这封信，要求你命令你的部队立刻停止射击，否则土匪就要杀死所有的外国人质和中国人质。
——外国人质代表J.B.鲍威尔
这是土匪得知鲍威尔是记者后，让他写的这封信。而鲍威尔答应写的条件，就是先要将被绑乘客中的妇女和儿童全部释放。
在鲍威尔的信发出后，土匪信守诺言，释放了全部妇女和儿童，包括前面提到的露茜小姐。其实不仅如此，据赵焰《晚清之后是民国》一书考证，当时土匪还释放了另外一些人质：和孙中山的组织有联系的；曾参加过海州暴动和亳州暴动的；家里不足四十亩地的；有医务百工技艺的。一家人同时被掳的，只留一个，有父的不留子，有兄的不留弟，有夫的不留妻。
孙美瑶似乎在用行动说明，他们的土匪，和一般的土匪不同。同时，他也在释放“不想鱼死网破”的信号。
在释放一批人质之后，土匪手中总共还有20个“洋票”和30个“本票”。
一位叫李·所罗门（右二）的“洋票”曾在后来的记述中，这样描写到达抱犊崮时的情况：“头12小时内，我们都只穿着衣衫、内衣或睡衣，等到了首座堡垒时，匪徒们才发回给我们自己的衣物。总之，我们与匪徒几乎没有分别，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匪徒的穿着有一部分是他们从火车上偷来的，其余则是他们自己的。有些匪徒有四五件中式外套和一些我们的衣物。他们个个有手表、珠宝等东西，新来这儿的匪兵大多衣衫不整，然而武器装备齐全精良。”
鲍威尔的信引起了各国政府的一致担心，它们纷纷施压北洋政府：为了保证人质安全，不许使用武力！
不能打，怎么办？
那就只能派人开始和谈了。
4
5月15日，政府和土匪的第一次正式谈判开始。
官方派出的代表规格很高：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省长熊炳奇，绑匪方面派出的代表叫周天松。
周天松带来了绑匪的条件：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补充军火。
等到这些条件提出，孙美瑶这次劫持的目的才完全浮出水面：1923年，孙美瑶的队伍在官军的连年围剿之下，已经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所以他们策划了这次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目的绝不仅是为了求财，更是为了自保——求被招安。
除了第三条不可接受外，前两个要求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所以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但双方要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
原来，孙美瑶还是信不过政府。民国八年，有一支土匪也做过一次绑票，政府答应“释放肉票，既往不咎，收编招安”，但释放人质后，17个土匪全部被杀。
政府表示同意，双方签字画押。
眼看谈判成功，在山东“督阵”的交通总长吴毓麟随即往北京发了封电报，表示自己“义愤填膺”，自愿入山当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
当时外媒对“临城火车大劫案”的报道
这一“义举”让在北京的政府官员感动不已，时任总统黎元洪立刻发电嘉奖，一干官员接连发电，劝阻吴毓麟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了山东后，每天都在打麻将，没有过问任何事情，就等着谈判达成后发出那一封电报，然后载誉回京。
但吴毓麟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除包围，并任命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希望开始释放人质。但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撕碎了“委任令”，表示不承认之前签订的条约，官军先全部撤退，然后他召集山中领袖举行会议，再提出正式的条件。
土匪变卦了。
5
孙美瑶之所以会变卦，还是因为他的土匪本性。
一看政府那么轻易就答应了自己的条件，孙美瑶不禁开始后悔起来：条件开低了！
在和山寨里的众人商议之后，孙美瑶重新开出了条件：一、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二、将自己部众改编为两个师；三、将滕县、邹县、峄县作为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一百里外；四、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五、六国提供保证。
这些条件开始变得越来越荒谬，北京的政府火气也开始越来越大。到京述职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力主“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表示支持。不过这个计划被泄露了出去，各国使节也开始不断劝阻中国政府：不许动用武力！继续谈！
为了避免动用武力而使得本国人质遇难，外国使节们找到了当时北洋政府的实力派曹锟，希望他劝说政府不要动用武力。
这场大劫案发展到这一地步，已经成了各方势力达成自己目的的一种工具——曹锟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借助洋人继续扩大和巩固自己势力的机会。在答应美国公使舒尔曼不使用武力之后，曹锟也得到了美国人对于他挤走黎元洪，当选民国大总统之后的一些承诺和约定。
在曹锟的强烈反对下，动用武力的提议被否决了。田中玉只能亲自去找曹锟，汇报自己的想法是“明剿暗抚”：明面上强硬宣称将使用武力，但暗地里还是以安抚为主，等土匪自己“扛不住”。
田中玉的想法还是对的。
由于官方不肯答应条件，抱犊崮的土匪们开始慢慢慌了起来。思虑再三，孙美瑶在外国人质中找了一名法国人，中文名字叫作裴雨松。裴雨松在“一战”的时候得到过勇士勋章，土匪们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于是便让他宣誓肯定会回来，然后就让他带着新的条件下山去接洽政府。
裴雨松一下山，就失去了踪影。这种行为让土匪们大吃一惊：原来外国人也会不讲信用！
无奈之下，粮食紧缺的孙美瑶只能先同意，让外界送些粮食进来，不然人质和土匪们就都要饿死了。
红十字会驻华代表克劳立刻答应了孙美瑶的要求，雇了一支苦力队，往抱犊崮送来成箱的青菜罐头、面包和牛肉。“洋票”在抱犊崮的生活条件顿时好了很多。
有意思的是，克劳在送食物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质急于给家人写信，让苦力带下山。有生意头脑的克劳立刻临时设计了两款邮票，要求人质寄出的信，必须购买由他制作的“土匪邮票”。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别为5分和10分。5分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抱犊崮，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字样。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5”后面多加了个“0”，5分邮票变成了50分票，成为一张错票。10分的邮票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用英文写着“PAO TZU KU BANDIT POST（抱犊崮土匪邮政）”。
如今这两款“土匪邮票”已成为收藏界的抢手货，一个小小的实寄封前几年在美国拍卖，以1万美元成交
尽管山上山下能互通有无，但实质性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到底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比山下官军更急的，其实是山上的土匪。5月25日，在“法国勇士”裴雨松一去不复返之后，土匪决定让鲍威尔宣誓，带着新的条件下山。
鲍威尔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带着新的三个条件找到了政府：一、发给匪军6个月的军饷；二、收编匪军1万人；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再一次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
鲍威尔遵守自己的诺言，于当天返回了抱犊崮的土匪营地。
5月2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从北京回来了，根据当初和曹锟达成的约定，他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且开始派飞机绕山投放传单。
土匪更慌了，让鲍威尔再次下山，带去了两个让步的条件：一、政府军解围撤退；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田中玉提出了两个反条件：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土匪没有回音，但在5月31日，释放了多病的中老年英国人质斯密斯先生。
史密斯先生是为了治疗自己的失眠而到中国来旅行的，不过没有人知道他在抱犊崮的那些夜晚究竟睡得好不好。史密斯的中国之行原本还有东北最后一站，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土匪出身之后，毅然决然地提前结束了这次中国之行，返回了英国。
史密斯回国后发表了一篇通讯，叙述了自己在被劫持期间的感想，他表示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但是哪怕有人花100万美元，他也不愿意再有这种经历了。
人质一个一个被释放，但危机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胶着状态，需要一个解局人。
6
6月1日，解局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陈调元。
陈调元当时的职位是徐海镇守使，属于江苏官员。临城的这桩大劫案原本和他没有关系。但因为整个案子处理得实在太拖沓，他受命进入山东，协调此事。
陈调元到了山东，很快就发现了僵局的关键所在：官匪互不信任嘛！那该怎么办？就必须要有一个人，愿意深入虎穴，代表政府进入土匪的老巢，表达诚意。
此时，当初那个“义愤填膺”，愿意进山替换人质的交通总长吴毓麟早已不知踪影，陈调元一拍胸脯：我去！
6月1日，陈调元带着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他们说是去接引人质下山，其实就是去做“抵押品”。
陈调元后来官拜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不过被人评价军事才能极其一般，但为人处世圆滑。他的儿子叫陈度，给他生了个孙女，叫章含之。章含之的女儿，叫洪晃。章含之的第二任丈夫，叫乔冠华
陈调元敢进山，还是有一点底气的：去临城的时候，他带了两个旅的兵力。
这两个旅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土匪释放人质，而山东督军田中玉反悔，那么那两个旅为了陈调元的人身安全，就会向山东军队发起进攻；如果土匪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放人质也不放陈调元，那么那两个旅就会全力向土匪发动进攻。
在武力保障之下，原本就和各路土匪熟稔的陈调元上山后，展现了非凡的手腕：和土匪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像是自家人一样。
他先是要取得孙美瑶的信任。有一次喝酒，孙美瑶双眼红肿，陈调元忙问为何。孙美瑶说自己这几天一直在熬夜办事，陈调元当即拿出一副名贵墨镜送给孙美瑶，表示作为一寨之主，一定要好好保重。
然后还要让土匪放下戒备。陈调元当时自己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贴身卫兵上山，孙美瑶的族叔孙桂枝（此人后来被证明是真正的幕后指使，孙美瑶对他言听计从）对他赔笑：“我们这里岗哨众多，绝不会出什么事，也请您带来的几位弟兄最好别出去，以免发生误会……”陈调元心领神会，二话不说，当即命令卫兵将所有武器卸下交给孙桂枝。
陈调元还和一同前来的各方士绅打理好关系。他一进山就拿出一本日记本，请每个人签名，理由是大家一起上山来办这种尴尬事情，可算是患难之交，不妨留个纪念，大家今后都好做朋友。
陈调元上山时，还带来了一件大礼——2000套正规军的军服，这让土匪们心里非常开心。再加上陈调元的一路协调，土匪很快就答应了当初政府提出的两个条件，然后开始分批释放人质。
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8名外国人质被释放，至此，所有的人质均已被释放。孙美瑶随后陪同陈调元检验所有土匪：实数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土匪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一场历时37天，轰动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就此画上了句号。
7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你们不想知道一下孙美瑶的结局吗？
根据当初的约定，6月27日，孙美瑶和他的手下如愿被招安，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任旅长。
25岁的孙美瑶干了一票惊动世界的大案，最终还全身而退，自然是春风得意。但他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北洋军阀直系和皖系的纷争旋涡中。
临城一案，使得原本属于皖系的山东督军田中玉被迫辞职，直系干将郑士琦接任。而孙美瑶等土匪崇拜的张敬尧，却是皖系的，而且是当时曹锟手下第一干将吴佩孚的死对头。
身处风口浪尖，年轻的孙美瑶还颇为高调，在完成了几次“剿匪”任务后，认为自己已经成功“洗白”，又开始暴露了一些土匪习气，比如剿匪获得的枪支，小部分上缴，大部分自己私存起来。
孙美瑶不知道，从曹锟到吴佩孚，都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1923年12月19日，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亲自打电话给孙美瑶，邀请孙美瑶带上旅里的高级军官们，到枣庄中兴煤矿俱乐部玩耍，顺便调解孙部与驻枣庄的吴可璋团之间的矛盾——吴可璋曾举报孙美瑶扣枪不缴，孙美瑶曾说：“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
为了给自己找几棵大树，孙美瑶曾拜张培荣为师。自己老师邀请，自然要去。孙美瑶兴冲冲带上一队护卫，外加几只心爱的鹌鹑（他和张培荣都喜欢斗鹌鹑），前去赴宴。
到了中兴煤矿俱乐部，孙美瑶被张培荣的副官单独带到正厅。一进门，一把石灰粉撒了上来，然后孙美瑶被人按在墙上，剥去军装，推到了俱乐部门口。
一刀斩首。
馒头说
1925年，鲁迅在他的《灯下漫笔》中，还专门提到过孙美瑶和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
鲁迅这篇文章全文和孙美瑶并没有太大关系，但当时孙美瑶的行为，在中国民间还是得到过颇多的赞誉，一度被称为是“义匪”，甚至还被提拔到“与帝国主义做斗争的革命团体”这个高度。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评价？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孙美瑶当时煞了洋大人们的威风吧。
只是孙美瑶和他的兄弟们的所作所为，和“革命”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劫持人质的目的，也是为了自己能被“招安”而已。这就是一次彻头彻尾、标准的绑架和抢劫。
唯一和其他绑架不太一样的是，土匪们对人质的待遇是相当不错的——但这待遇只是对洋人的，孙美瑶他们对本国人质的态度就要差很多。
从这个道理上说，鲁迅其实也没说错。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向美国宣战。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鲍威尔被日本兵抓捕，投入了提篮桥监狱。在监狱的牢房里，鲍威尔惊奇地发现，同处一屋的英国人，居然也是当年“临城火车大劫案”的人质之一。
鲍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这两位山东土匪的前俘虏，此时此刻重逢于斯，禁不住紧紧拥抱在一起，异口同声地喊道：“我喜欢中国土匪，不喜欢日本流氓！”
唉，不知已成为游魂的孙美瑶若看到这句评价，会做何感想。
读者评论
Dali Zhou：按照这个购买力，49块大洋，大概是现在的2000元。在铁路稀缺的年代，已经很良心了吧。（作者回复：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一个普通巡警月薪大概15块大洋，一个卫生局科长月薪大概30块大洋。）
汉韵：我是滕州人，以前家里人时不时提出领我去抱犊崮玩，我都觉得没意思不去。看完这篇，觉得放了暑假一定要去看看。这或许就是历史的一种作用吧，能让原本普通冰冷的景色有了不同的温度。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让每一座普通的山、每一条普通的河，都因为人事而有了自己独特的意味。
凉凉：我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地长大的，洋行旧址还在，但很破旧了。顺便提一下中兴公司，中国近代第一只股票是这个公司发行的。西门子当时先进的采煤设备在这里，张学良、黎元洪，还有一批当时社会大佬都是这里的股东，股票实物都在。公司还有近代中国最大远洋船队，好像抗战爆发后，公司自己都给炸了，不留给日本人。貌似上海码头也是中兴公司的，新中国成立后让上海港务代理，相关文件还在中兴展馆里，我记得还有周总理的签字。馒头老师有兴趣，这个公司可以单写一篇，很有意思，我觉得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我刚说的如有出入，请大伙指正。
明明是刻骨铭心的仇恨，但日本战后为什么会感激美国人？
我们一直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那么，如果在极度仇恨之后，又转变为极度的热爱和崇拜，背后的原因，就更值得探寻了。
1
1945年8月30日，下午2点05分。
一架飞机在日本横滨以西的厚木机场缓缓降落。
整个机场高度戒备，全部戒严。因为，这架名叫“巴丹号”的飞机，是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座机。
麦克阿瑟作为“二战”期间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现在的头衔是“驻日盟军最高司令”——没错，他是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来接管日本的。
但久经沙场的麦克阿瑟，在迈出机舱门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紧张。
麦克阿瑟走出飞机
麦克阿瑟其实应该提前一周就抵达日本。但是，他得到的情报是，厚木机场停着数不清的日本“自杀式”飞机，而一大批“神风特工队”的队员已经表态：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渴望，与这位沾满大日本皇军鲜血的刽子手同归于尽！
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在中后期把日本人虐得体无完肤，从硫磺岛到关岛，从冲绳岛到东京大轰炸，再加上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日本数十万军民尸骨无存——当然，日本人未必会检讨是他们自己先偷袭珍珠港的。
而麦克阿瑟呢？是他指挥着美国军队，冲破一层又一层日本人用尸体堆积起来的防线和壁垒，一直从澳大利亚打到日本——在很多日本军官和士兵心目中，他就是“罪魁祸首”。
此时此刻，日本的本土还有300万士兵尚未完全缴械，对于孤身前来接受投降的麦克阿瑟来说——他自己是很得意这种“孤胆英雄”行为的——只要有一点点“哗变”，他就可能被愤怒的日本人撕碎。
所以，麦克阿瑟在命令厚木机场的所有日本飞机拆除螺旋桨之后，才敢降落到这里。
事实证明，麦克阿瑟的担心不无道理。
从机场到横滨市区，有13公里的路程。一路上，麦克阿瑟发现，沿途的道路两旁，站满了日本士兵，可能有3万名之多。
而所有的日本士兵，都背朝他的车队。
旁边有人给麦克阿瑟解释：这是他们拱卫天皇的方式。
但麦克阿瑟没有理由因为这种安慰而平静下来。面对明显有敌对情绪的日本士兵，他的任务非常艰巨：接管这个国家，稳定这个国家，恢复这个国家。
但首先，他决定要震慑这个国家。
2
1945年9月2日，上午9点。
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军战列舰“密苏里”
麦克阿瑟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代表盟军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中方受降代表团的团长是徐永昌
号上举行。盟军的代表团，以麦克阿瑟领衔，日本的代表团首席代表，是新任的外相重光葵——就是1932年在上海虹口公园被炸断腿的那位。
签字仪式只进行了18分钟就结束了，然后，让现场所有人都大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整整400架美国当时最先进的B–29轰炸机列队掠过“密苏里”号战舰的上空，队列旁围绕的，又是整整1500架舰载机。
整个天空都被遮蔽，整个海洋都被震动。
当时的日本代表团成员面面相觑，沉默不语——如果能回到1941年，他们估计一定不会发动偷袭，去招惹美国这个拥有超级生产力的怪兽。
而麦克阿瑟安排这一出的用意也很明显：你们之前不是不肯投降吗？不是要“玉碎”吗？“碎”给我看看？
3
第一步是震慑，第二步就是瓦解意志。
瓦解谁的意志？当然是日本国民的意志。日本国民的意志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一个人：日本天皇。
在投降仪式举行之前，美军曾给日本天皇草拟过一份天皇的投降诏书，第一句是：“我，天皇裕仁……”当时麦克阿瑟觉得这句话很正常，但身边在场的日本人都面露愠色。
旁边有人悄悄告诉麦克阿瑟：“天皇从来不用‘我’，用‘朕’。”
麦克阿瑟由此深深体会到了日本民众对天皇那种近乎癫狂的崇拜。于是，他立刻告诫所有部下：“不要不尊敬日本天皇，这样会惹怒日本的军人！”
但尊敬归尊敬，不解决“天皇”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让日本人彻底接受改造的。
于是，麦克阿瑟让日本的裕仁天皇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就是著名的《人间宣言》。
宣言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朕と尔等国民との间の纽帯は、终始相互の信頼と敬爱とに依りて结ばれ、単なる神话と伝说とに依りて生ぜるものに非ず。
（朕和诸等国民之间的纽带，是依靠互相信赖互相敬爱所形成，而不是单靠神话传说而生出。）
天皇を以て现御神（あらひとがみ）とし、且つ日本国民を以て他の民族に优越せる民族にして、延いて世界を支配すべき运命を有すとの架空なる観念に基くものにも非ず。
（说朕是神，日本民族有比其他民族更优越的素质，拥有能扩张统治世界的命运，这种架空事实的观念，也是无根据的。）
朕の政府は、国民の试炼と苦难とを缓和せんが为、あらゆる施策と経営とに万全の方途を讲ずべし。
（朕的政府是为了缓和国民的苦难和磨炼，为了能够更好地运营国家和发布政策才有如此之说。）
麦克阿瑟与日本裕仁天皇
换句话说，就是天皇通过一份诏书的形式告诉全体日本国民：我不是神，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凡人。
这样一个举动，既保住了日本军人的颜面，但也让天皇的威信在平民老百姓心目中大大降低了。
当然，麦克阿瑟却为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埋下了一颗大地雷：天皇若不被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又怎么可能不招魂？
4
前两步基础打好以后，麦克阿瑟正式开始了他对日本的改造。
首先，麦克阿瑟要为日本制定一部新宪法。
新宪法的草案被称为“麦克阿瑟草案”，但其实是麦克阿瑟让占领军中那些参战前是律师的军官和士兵经过详细讨论后写出来的。日本的新宪法是美国制度与英国制度的结合，代表着那批年轻律师最大的理想：最大程度保障国民权利。
这部宪法曾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最自由的宪法，也被一些人认为是麦克阿瑟在占领日本期间最大的成就。
1946年4月10日，日本根据新出笼的宪法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在那次选举中，有1300万日本妇女参加了投票——麦克阿瑟坚持一定要给妇女投票权，因为他认为这也将打击处于男权社会的日本男子的自信和尊严。
结果，有一位妓女也被选进了众议院。有很多人反对，麦克阿瑟就问妓女获得了多少选票，得到的回答是“25.6万张”。麦克阿瑟随即向那位妓女发出了贺信，他说：“那么多的选票，绝不会仅仅是依靠她那暧昧的职业得到的。”
政治体制搞定，麦克阿瑟的第二步是搞经济。
在这一方面，麦克阿瑟用的秘诀就是一个字：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大约80%的工业和金融财富都控制在一批大财阀的手里：三菱、三井、住友……这些大垄断公司不仅垄断了国家财富，还左右了国家的政治和决策。“二战”期间，这些大财阀公司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发动机之一。
于是，麦克阿瑟就下令把这些大财阀全都解散——规定财阀们必须交出所控制的股票，一半公开出售，剩下的一半作为财产税上缴。让这些“巨无霸”公司都成了普通公司，既增强了市场的活力，又避免这些公司以后再能影响国家政策。
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当然会引起反抗，但没事，和强迫日本人接受新宪法一样，麦克阿瑟手里有飞机大炮和机枪（但这项改革其实收效不大）。
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同时，麦克阿瑟还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农民问题。
怎么解决？说穿了也是一个套路：搞土改。
在战前，日本的土地高度集中，全国大约有一半的耕地集中在地主手里，他们靠收租就能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贫苦的农民没有地种，这种行为大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麦克阿瑟在1946年6月正式提出自己的土改方案：在村子里的地主，可以保留大约两亩半的土地，多余的全部由国家收购；不在村的地主的土地，全部由国家收购。然后这些土地再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转给佃农。
由于缺乏粮食和物资，黑市一度成为战后日本人的主要物资来源
到1950年，日本大概有3000万亩的土地被国家收购，475万余户的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占日本全国农民总数的75%），日本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除了这三项重要改革，麦克阿瑟还对日本的教育体系和宗教体系（主要是针对神道教，麦克阿瑟曾想一把火烧了靖国神社，但出于冷战考虑而最终没有进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无论是教育还是宗教，绝对不能再宣扬对天皇效忠，鼓吹民族狂热情绪。
这些改革的方向都没问题，虽然在过程中肯定会引起很大的反弹，但最终还是被保障施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已经被全部解除武装的日本民众在全副武装的美军面前，其实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一边是棍棒，一边又是蜜糖（麦克阿瑟为日本争取来了大量粮食援助），所以麦克阿瑟有足够的筹码保证他的改革能得到有效的推行。
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赶上了一场对他们极其有利的战争。
5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