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不仅打乱了中国原先的步骤，也出乎美国的意料，但对于日本而言，却是一块天上掉下的馅饼。
由于日本离朝鲜战场非常近，又是美军驻扎的主基地，所以日本立刻就变成了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和前沿基地。
由于战争的需求，纤维、金属乃至汽车等行业迅速振兴：生产化学纤维的东洋人丝公司利润率一举超过45%，本来赤字已经高达7600万日元的丰田公司得到大量的美军卡车订单后，公司利润极速攀升，原来的工人罢工和骚乱全部停止。
朝鲜战争期间，日本的出口量明显增加，仅1950年的下半年，就比上半年的出口额增长了55%，日本的外汇储备从1949年底的2亿美元飙升到了1951年底的9.4亿美元。1951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恢复到了1934年的水平。
日本战后的首任首相吉田茂后来回忆：“由于朝鲜战争的军需物资在日本订货，以及海外市场的全面繁荣，日本的商品输出有了飞跃的增加……”
可以说，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各方面改造，如果没有朝鲜战争这个机遇，不敢说肯定失败，但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也正是因为朝鲜战争和冷战，美国彻底改变了“要彻底惩罚和限制日本”的初衷，转而大力帮助发展日本，使其能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防波堤”。
6
麦克阿瑟在日本坐了六年“太上皇”，直到1951年4月，他被解职。
为什么被解职？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糟糕的表现，以及对美国总统杜鲁门糟糕的态度。
那么如何评价他在日本的六年“垂帘听政”呢？或许，从他离开日本时日本民众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
4月16日清晨，麦克阿瑟悄悄坐上了去机场的汽车。在此之前，他除了告诉少数身边的日本高官外，并没有通知任何人——毕竟，被解职回国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但他坐上汽车后发现，沿途的马路两边，密密麻麻站满了日本的民众，从他的官邸，一直延伸到厚木机场，人数达到了数十万之多。
又有谁能想到，六年之前，多少日本人是恨不得剥麦克阿瑟的皮，喝麦克阿瑟的血的呢？
日本媒体报道麦克阿瑟被解职的消息
而此时，他们齐声一致地不断高喊：“大元帅！大元帅！”
戎马一生的五星上将，在那一刻泪流满面。
馒头说
麦克阿瑟的一生，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
这位曾经创下西点军校毕业生分数纪录的将才，一生经历过不少大起大落，有仓皇撤退，也有复仇凯旋，有奇袭成功，也有一筹莫展。但人们回顾他戎马一生，一直津津乐道的——包括他自己回忆录里也颇为得意的——却是他改造日本的六年。
平心而论，军人出身的麦克阿瑟让所有人都有些意外：一个满目疮痍的战后日本，在他的治理下，居然有了勃勃生机。
人类历史上诞生过很多伟大的军事家，他们留下一个个经典的战例，但真正能让人耳熟能详的，并不多。
比麦克阿瑟还要伟大得多的拿破仑，如果不是拿破仑迷或欧洲史迷的话，有多少人能说出奥斯特里茨战役和耶拿战役？那可是充分展现拿破仑军事天才的经典战例。
但一说“拿破仑法典”，知道的人肯定比知道那两场战役的人要多很多。
不仅仅是因为“拿破仑法典”对法国，对整个资产阶级国家都产生了延续至今的重大影响，更是因为，“拿破仑法典”是建设和生产，而不是杀戮和破坏。
1951年4月19日，卸任后的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引用了那句著名的话：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
是的，花儿之所以不死，是因为它们曾留下过给人希望的芳香。
读者评论
邓鑫：纵观全文，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建设，不是本心和初衷，而是将日本作为对抗中苏的工具，这是历史和美国的抉择，不是他个人的决定。然而，无论本心为何，他也为日本战后恢复做出了贡献，所以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重。另，对于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我更认同的一句话是，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毕竟，所谓春秋无义战，大多数的战争是源于贪欲，基于利益。
SUN：“当然，麦克阿瑟却为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埋下了一颗大地雷：天皇若不被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又怎么可能不招魂？”是埋下地雷还是清除了地雷？（作者回复：埋下。天皇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玄同：拿破仑被流放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不是我打了60场胜仗，而是创立了民法典。
霞：战争的杀戮、破坏让人畏惧从而敬畏；而重建家园的修复，建设让人看到希望从而由衷地尊敬。一个因怕而敬，一个因爱而敬，分量却是不同的！
一九四九，百万黄金大挪移
作为人类自古以来就承认的贵金属，黄金的作用不仅仅是用来做饰品或显示尊贵。
对一个国家而言，黄金储备就意味着稳定和繁荣，信心和信用。
那么，如果黄金都被运走了呢？
1
1949年5月17日，上海的郊外炮声隆隆，战况激烈。
已经渡过长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5月12日开始对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发起了总攻。
5月17日，国民党军队在杨行和月浦的防御阵地均告失守。
此时，在市区内的国民党守军总指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在全力关心着另一件事。
那一天，汤恩伯调来了国民党的军舰“美朋号”和“中基号”登陆舰，另外又征用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将一只只沉重的木箱，在全副武装的士兵警戒下，全部装上了船。
汤恩伯后期失去蒋介石信任，去台湾后又去日本，在日本治疗胃病时逝世，一说为日本医生毒死。去世时仅54岁，最后军衔为陆军二级上将
这些木箱又大又沉，导致连装两天两夜，“汉民轮”在5月19日才启航。由于当时已有零星的解放军部队攻入上海市区，“汉民轮”连马达也不敢开，趁夜顺着水流悄悄“漂”出了吴淞口。
脱离“险境”重启马达之后，船上甚至有人喜极而泣。但没多久，在船上的负责押运这批木箱的军统上校特工江源，就被“汉民轮”的船长拉到了一边：“江先生，从上海到台湾有好多小岛，我们把这个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这个小岛上去做金银岛主怎么样？”
江源倒吸一口冷气，立刻组织船上所有的秘密押运人员，四人一组，带枪站岗。
江源知道，船长早就已经看穿船上木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了。
连同之前开走的两艘军舰，这三艘船满载的，是蒋介石准备运往台湾的20万两黄金和100万两银元。
2
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往台湾运送黄金了。
1948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的局势朝着对国民党不利的方向迅速发展。11月初，淮海战役爆发（国民党方面称为“徐蚌会战”），国民党军队的战局迅速恶化。
11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美国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
可见当时蒋已开始考虑放弃大陆。而他所指的“单纯环境”，就是台湾。
但台湾虽然可以退守，却不能空手而去——数十万军队如果到了那里，吃什么？花什么？拿什么稳定军心和民心？
1948年11月30日晚，和本文开头发生的那一幕非常相似，上海的外滩码头全部戒严，一批又一批沉重的木箱被搬运到了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上，一直装到黎明。
天亮后，“海星号”拔锚启航，驶向台湾。船上运载的，是整整200万两黄金。
那是蒋介石从大陆运走的第一批黄金。
1948年的上海黄浦江岸边
3
国民党哪来的那么多黄金？
抗战胜利之初，已经拼上全部家底的国民政府国库中只剩下不到3万两的黄金，不过随即接收到了汪伪政府国库里的50万两黄金，算是缓过一口气。随后，因为抗战中美国为在中国建机场支付了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出其中的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国库开始充裕。
不得不提的是，1948年8月，蒋介石通过发行“金圆券”，强行用过“金圆券”兑换黄金的方式，又从老百姓手里搜集了184万两黄金。
满打满算，除去后来的花销，到1948年底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国库里大约还有400多万两黄金。
1948年11月，蒋介石一纸密电发到当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办公桌上，要求在一星期内将国库里一半的黄金运往台湾——就是11月30日，“海星号”抢运的那200万两黄金。
1948年8月，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初步成功，市民开始相信国民政府，进入银行兑换“金圆券”
当时为了运走这批黄金，蒋介石确实也费尽了心机：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据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在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处理相关公文的所有程序，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后的一个小房间里独自办理，“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何善垣《俞先生生平言行补述》）
但即便如此严防死守，当时的《字林西报》还是马上刊登了英国记者乔治·维恩的报道：“中国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维恩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当时《字林西报》的办公楼，就在上海外滩紧邻中国银行的上海和平饭店楼上，整个运送黄金的过程，乔治都看得一清二楚。联系到国民党当时在淮海战役上的颓势，他立刻就得出了自己的判断。
第三天，《申报》转发了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一公布，整个上海的金融市场立刻陷入了大恐慌。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后，原本被政府寄予厚望的“金圆券”在短短半年里已贬值为原来的五百分之一，政府已经把黄金偷运走了的消息，再一次引发了老百姓的挤兑狂潮。1948年12月24日，上海等待挤进银行的市民情绪失控，引发大规模踩踏事件，最终7死50伤，造成轰动一时的“黄金挤兑惨案”。
于是，在乔治·维恩发布消息后，官方立刻“辟谣”，并对这名英国记者施行逮捕，并且迅速审判判处死刑。还好乔治的夫人通过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才使乔治侥幸逃过一死。
但纸包不住火，国民政府偷运黄金去台湾一事，其实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金圆券”由此开始了一路狂泻的行情：1948年8月“金圆券”刚发行时，2元“金圆券”能换1块银元；1949年1月，1000元“金圆券”才能换到1块银元；1949年4月，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块银元；1949年6月，5亿元“金圆券”才只能兑换1块银元。
政府信用垮台，上海市民开始疯狂挤兑黄金
4
在整个偷运黄金的过程中，有没有人试图阻止？
答案是有的。
黄金是整个国家的财产，蒋介石要运走黄金，也得“合法”才行。为此，蒋介石当时想出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国库剩余黄金。
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徐堪就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是在蒋介石派人施压后，他很快转为默许。
接下来反对的人叫刘攻芸。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布人生中的第三次“下野”，央行总裁俞鸿钧也随即去职，接替总裁位置的是刘攻芸。
刘攻芸当时是不赞成运出黄金的，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拖。但蒋介石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和军需署长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再加上俞鸿钧在一旁极力劝说，最终说服了刘攻芸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和银元。
但因为刘攻芸在这件事上“拖拖拉拉”，由此失宠于蒋介石，最终只能去了新加坡养老。
付诸实际行动的，是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黄竞武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儿子。当时，黄竞武已被发展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员。根据安排，黄竞武一方面监视上海国民党密运黄金行动，一边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还与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并策反国民党财政部所属的税警总团“弃暗投明”。
5月12日，因为泄密，黄竞武在自己的办公室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在狱中备受拷打后，于5月17日在监狱内被活埋。
黄竞武
当然，同样希望阻止黄金被偷运的人，还有蒋介石“下野”后的继任者——李宗仁。
但是，“代总统”李宗仁知道这事情时实在太晚了。1949年2月17日，就职代总统位置快一个月的李宗仁突然发现，国库的黄金已经被搬了个底朝天，立刻严令央行总裁刘攻芸不许再运出去一块金子——刘攻芸没有回复。
然后，李宗仁又致函台湾省主席陈诚，要求把运过去的黄金运回来——陈诚是在病中被蒋介石火速派往台湾担任主席的亲信中的亲信，又怎么会听从李宗仁？陈诚立刻回函：“此事归属央行关系啊，请找央行协调。”
李宗仁再找刘攻芸，刘攻芸这次倒是回复了：“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
李宗仁甚至还抱着一丝幻想，致函给蒋介石，蒋介石后来在自己日记中写道：“李、白[1]运动立委，拟将台厦现金运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这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
被运走的黄金，最终还是没能运回来。
5
那么，蒋介石最终运到台湾多少黄金？
由于蒋介石行事机密，外加分三次运输，所以出现过多个版本，从100万两开始到数百万两不等。
按刘攻芸记录在案的数字，蒋介石当时从大陆运走的纯金大概是294万两左右。
而另一个版本来自吴兴镛，他是时任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的吴嵩庆的儿子。
吴嵩庆全程参与蒋介石的运金过程，并一度被称为蒋介石的“白手套”（当时核对账本后发现，蒋介石为自己留了个80万两黄金左右的小金库没有入账，用来支付各种军需费用）。吴兴镛在研究了父亲大量的资料和日记后得出的结论是：
大陆当时运台纯金总量在350万两左右，外加7000万美元（按当时市价大概合200万两黄金），外加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又是200万两黄金），所以总值达到800万两黄金。
1960年，在台湾的吴嵩庆（右）和蒋经国
这么多的黄金运到台湾，确实起到了大作用。
1949年6月15日，俞鸿钧在台湾受蒋介石指示，以80万两黄金为准备金，发行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新台币，并以1∶40000兑换旧台币。
但台湾民众哪怕听说了“国民党从大陆运来大量黄金”的消息，依旧对这个政府缺乏信心。
为此，陈诚让人在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老百姓发现去了就真的能换到黄金，心开始稳定下来，市场也开始稳定下来。
当然，虽然国民党运走了大量黄金，但整个岛上的各种开销，带过去的60万大军的给养，每个月都在消耗大量黄金。到了1950年6月，台湾库存的黄金只够再用三个月了。
而就在这个月的25日，一件足以让蒋介石大呼“天不亡我”的大事发生：朝鲜战争爆发。
原本已经准备放弃台湾的美国，迅速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
从大陆带过去的黄金终于撑住了局面，台湾由此开始踏入经济的起飞。
馒头说
我还记得读小学时候的那一幕：
语文老师在讲台上愤愤地说：当初国民党反动派把大陆的黄金全都运到台湾去了，我们变得一穷二白，他们的经济却开始腾飞了。
语文老师说得也对也不对。
不对，或者不全面的地方是：
我们当时在没有任何家底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确实很不容易，但后来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也有自己反复折腾的原因；台湾后来经济确实开始腾飞，但也有他们自己卧薪尝胆，突破创新的原因。
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没有这批黄金，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几乎就不可能建立，不等大陆的解放军打过去，他们自己早就从内部垮了。
而更关键的一点是：这批黄金究竟是谁的？
不是蒋介石的，也不是毛泽东的，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
是属于老百姓的啊！
凤凰卫视的电视制作人丁雯静曾制作纪录片《黄金秘档》来记录这段历史，她发现当时很多台湾健在的当事人，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们认为，“把属于全体人民的黄金运到台湾去，他们顾虑留在大陆的亲人会被指责”。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卢秀燕在2008年“视察”国民党金库后说：“黄金运台史，也是那个时代两岸人民的血泪史。”
文章中提到的负责押运黄金的军统特工江源的夫人米绳祖一开始也是拒绝采访，“上海的亲戚们知道先生协助蒋介石运黄金，会不谅解”。
而最直接的参与者之一，曾经在上海主导用“金圆券”兑换老百姓黄金的蒋经国，在他的散文集《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这样写道：“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铜板敲出来都是血，何况是黄金？”
读者评论
Mr.Zhao：《张灵甫之死》一文谈到，汤恩伯其人在孟良崮一役营救张灵甫不力而被撤职，今天又看到其在运送黄金一事中身居要职。既可见战时人才的稀缺，又侧面反映出国民党统治中的种种缺陷。说到底，蒋介石格局不够“大”，背后依托的利益集团也是人心不齐、各怀鬼胎，更不用说整个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钩心斗角了。
蓝色水晶：《北平无战事》里，后来方步亭带头掏光家底兑换“金圆券”，联想到后来“金圆券”的崩溃，深刻感受到，这真是掠夺老百姓啊！
[1] 指白崇禧。
当年，到底有多少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
这篇文章，可能是本书“含金量”最高的一篇文章，因为说的是一个关于一批国宝的故事。
1
1949年1月28日，农历除夕。
整个南京城笼罩在绵绵细雨中。
在下关码头，1700个盖着油布的箱子，已经在那里堆放了好几天。老百姓都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但从箱子周围森严的守备来看，里面装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东西。
下午，码头终于缓缓驶来了一艘军舰——国民党海军的“昆仑号”。
这艘军舰，是专门来接运码头上这1700个箱子的。但是，等到军舰靠港时，码头上的工人们却无动于衷。原来，工人们在闹罢工，已经僵持多日。
经过一番交涉，工人们的要求全部被满足，只要能先把那些货搬上船。
但正当工人们开始搬运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忽然拥进来一大批人，男女老少都有，还带着很多行李。他们都是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人员及家属，在得知这艘船要驶往台湾时，都挤上了船。
谁都看得出来，在解放军的攻势下，南京朝不保夕。
“昆仑号”在1948年被改造成运输舰，有前后两个船舱。那些海军司令部人员和家属，很快就占满了后舱。这也导致1700个箱子，只有500个被装进了船。
这时候，一位高级长官模样的人带人上了船，他表示，希望大家能够服从安排，先下船再说。但是哪有那么容易？没有人肯听他的话，有些孩子和妇女开始哭了起来，有人带着哭腔喊：“桂司令！什么东西能比我们人命重要？”
桂永清，蒋介石嫡系，当年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指挥，曾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打得异常勇猛，但也在“兰封会战”中逃跑贻误战机，放走了土肥原贤二师团。1954年病逝于台湾，享年54岁
那个被叫作“桂司令”的，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满舱的哭声中，桂永清一言不发，最终只能下令：把所有的寝室、餐厅、医务室，全部用来堆箱子，再放不下，就堆甲板上！
在忙乱的搬运之后，1700个箱子，最后只搬上去972箱，其余的被再送回仓库。正当“昆仑号”终于准备起锚，这时候，又有人送来了四个大箱子，并一再叮嘱：这四个箱子非常重要！
无奈，船上人员再将士官室的桌椅拆掉，放进这四个箱子，然后起航。
严重超载的“昆仑号”一路颠簸，路上又不断停靠，终于在1949年2月22日抵达了台湾的基隆港。
抵达港口下船后，乘船的很多乘客都不知道，那些能让海军总司令亲自上舰查看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价值连城的故宫文物。
2
这早就不是故宫的文物第一次“搬家”了。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短短时间内，东北三省沦陷，而离东北不远的北平，已经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
是否要迁移故宫的国宝文物？怎么迁移？一场争论随即展开。
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将国宝迁往西安，而当时的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转到上海。当然，也有不主张迁移的，比如当时的院长助理吴瀛，他主张再观察下形势，并善意提醒易培基：“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将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轻易做这样的决定！”
但是易培基反倒生气了：“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你这是推卸责任！”
吴瀛随即不再劝阻。
1933年1月，日军攻入山海关，时局愈加险恶，故宫的文物迁移已经势在必行。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代理院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做出承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最终，故宫文物被决定迁往上海。
1933年2月5日中午，大批板车进入了紫禁城北门的神武门。日落时分，从紫禁城到车站开始全面戒严，夜色降临，早已被精心打包装箱的19557箱故宫文物正式启运。
当时沿途军警林立，街上空无一人，排成长列的板车都朝着火车站方向移动。装载着大量故宫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真本（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专列随即缓缓启动。
易培基。吴瀛当年一语成谶，1933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故宫盗宝案”，无辜的易培基和吴瀛均受牵连，被怀疑监守自盗，易培基更是因此抑郁而终
专列被严格防卫：车顶四周架设机枪，车厢内遍布武装押运的士兵，沿途都有地方军队保护，还有张学良的骑兵时而护卫。除了特别快车，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这些专列。
第一次的故宫文物转移，是后来历次转移中条件最好的一次。但这些文物一出故宫，从此关山万里，颠沛流离。
3
1936年，在上海的这些故宫文物都被运送到了南京，但还没过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了。
1937年，国民政府已做出了迁都重庆的决定，留在南京的这些文物，也随即踏上了二次迁移的征程。
当时的迁移，分成了三路：
第一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
第二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
第三路：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
尽管当时政府也调用了一切可调用的资源，但这次的迁移，依旧是最艰苦的一次。途中，文物的护送队伍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土匪骚扰，汽车故障，道路泥泞等，三条线路均遭受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在押运人员一路的严密甚至拼死保护下，文物基本一件也没有丢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运送文物的卡车在老百姓的帮助下艰难前行
参与北路（北路是最艰苦的一路）押运的那志良，在经历了一路上遭遇轰炸、翻车、翻船后发现文物依旧完好无损，于是开始相信有人和他说过的四个字：
古物有灵。
4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些故宫的文物，又从西南大后方陆陆续续重新运回了南京，并准备运回北京故宫。
但不久之后，解放战争又爆发了。
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那些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再一次面临迁移。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颓势已无法逆转，抢运故宫文物的决定又一次做出。
1948年12月21日，一个萧瑟的冬日，故宫文物的又一次迁徙开始了。
在南京的下关码头，海军司令桂永清手里已经几乎无船可调，只能调来一艘国民党海军“中鼎号”平底运输舰。11年前，从南京运往内陆的故宫文物，也是从下关码头出发的，而这一次，目的地成了台湾基隆港。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一共运走了320箱。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搭乘的是招商局调派的“海沪轮”。
四库全书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典籍，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称为“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称为“南三阁”
这一批运载的故宫文物有1680箱，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其中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共七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这批运走的青铜器和瓷器后来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949年1月28日，第三批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这次国民党动用的是“昆仑号”——也就是本文开头描写的那一幕。那一次，一共运走972箱。那天最后送上船的四个箱子里，就有一个故宫稀世珍宝——碧玉屏风。
碧玉屏风在1941年被汪精卫当礼物送给日本天皇，日本投降后又被要求送还了回来
在此之前，解放军合围北平在即，当时的民国教育部次长，转运负责人杭立武着急地想要把故宫的一批精品会同南京的文物，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虚与委蛇，不断拖延，最后保证了北平故宫的文物没有被运走一件。
在三批文物被运送之后，当时的李宗仁代总统下令禁止再从故宫运出文物。（1949年10月，国民党从重庆又空运走了当年留在重庆的38箱文物。）
就这样，国民党分三批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总计2972箱，其中古物1434箱，图书1334箱，文献204箱，占当时留在南京的文物的1/4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南京在内的散落在各地的故宫文物，都被陆陆续续运回了北京故宫。
马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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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当初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虽然数量远不及留在北京故宫的文物，但毕竟经过精挑细选，里面还是有很多精品的。
除了我们大陆游客都熟知的翠玉白菜，以及肉形石，还有下面这些门类的精品。
第一大类是青铜器。民国学者重视金石研究，而“鼎”又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国民党一共带走了2382件青铜器——要不是后母戊鼎（即原来的司母戊鼎）太大太重，估计也被带走了。
翠玉白菜
第二大类是书画。国民党当年共带了5424件去台北，其中仅宋画即达943件。
肉形石
毛公鼎
苏轼《寒食帖》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郭熙《早春图》
第三大类是瓷器。国民党通过精心打包，共带走瓷器17934件，件件精品。
第四类是玉器，国民党共计带走了1万多件。
第五类是各类文献。
这些珍品，连同69.6万件藏品一起，被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见证历史，供人观瞻。
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
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
战国玉螭纹觿
明《永乐大典》
馒头说
先回答一个不少读者心里其实都想问的问题：那些留在大陆的故宫文物，乃至故宫本身，后来安然无恙否？
1966年8月，中国开始刮起“破四旧”风，周恩来随即做出关闭故宫的决定，并派军队驻守。196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的几点意见》，起到了一定扭转作用。
所以，十年浩劫期间，故宫所幸只损失了一些附属物：故宫内城隍庙泥塑神像11个，奉先殿前“焚帛炉”被拆坏。其他都保存无损，甚至连故宫的修复工作，在“文革”期间也没停止。
“文革”后期，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派，互相斗来斗去，但不管怎么斗，两派人都有一个默契：谁也不能损害文物。
再回过头来看故宫文物那16年的颠沛流离。
在整个过程中，我最佩服的，还是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人，无论是押送的工作人员还是士兵，无论是马衡还是杭立武，甚至无论是桂永清还是蒋介石。
尽管意识形态有分歧，甚至兵戎相见，但大家对于中华民族老祖宗遗留下来的瑰宝，态度都是一致的。
马衡不肯让文物出北京故宫，当然有他的道理——以当时国民党的溃败之势和当时台湾这样的偏远之地，谁能保证文物运送到那里不会出问题？
而杭立武坚决主张要把文物运往台湾，也没有私心——我只想保存好这批宝贝。事实上，那批随文物去台湾的工作人员，后来很多人都把一生献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献给了文物研究。
所以，大家在保护文物这一出发点上，其实都是一致的。
也正是基于此，我个人以为，既然历史原因造成现在两岸“两个故宫”的局面，那就泰然视之：
这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无价之宝，放在哪里，都是被中华儿女妥善保管，都是供世人瞻仰。而且，海峡对岸的那个“故宫”，还能每天提醒那里的同胞，我们的渊源在哪里，根在哪里。
一直研究故宫的日本记者野岛刚，曾向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同时问过一个问题：“两岸统一之前，两个‘故宫’统一的日子是否会先到来？”
对岸的周功鑫院长表示，“故宫”的收藏品对台湾民众来说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的回答是：“让历史来决定。”
我个人更欣赏郑院长的回答。
哪怕分散各地，但真正的故宫永远只有一个。
就让历史来决定吧。
读者评论
Lillian：放台湾也比流失海外强，不论如何，东西还是在自己人手里。这几年在欧美居住期间走访了大大小小近百家博物馆，每每看到流失文物都是泣不成声，那心情真是糟糕透了。知名的博物馆就不说了。给欧洲或要去欧洲旅行的馒头粉推荐：巴黎集美博物馆（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馆藏极其全面，精品程度高于国内大部分馆藏，特别推荐千佛洞、敦煌文物），巴黎的塞努齐博物馆（青铜器全面），巴黎枫丹白露宫（有英法联军侵华时圆明园被抢的七车文物），科隆东亚美术馆（书画），柏林亚洲艺术馆（石像），日内瓦鲍尔博物馆（玉器精妙，特别推荐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目前已知存世的大概只有20只，2014年香港拍出一只2.8亿元天价），苏黎世利特博格博物馆（魏晋、唐、辽时期文物较出彩），罗马国立东方艺术馆（石窟）……
李想：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派，互相斗来斗去，但不管怎么斗，两派人都有一个默契：谁也不能损害文物。这句话让我想起来之前樊锦诗院长讲当时敦煌的状况，敦煌研究院分成十几个派系，但是在保护文物上是一致的。
24年前的今天，人类文明留下了黑暗的一页
人类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步入了文明社会。
那些残暴的基因是渗透到我们骨髓里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永远保持警醒。
1
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不少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如果只以遇难人数来算，发生在卢旺达的这场“种族大屠杀”并不是最多的。
但是，它之所以令人发指，是因为这是一场距今最近的大屠杀。这场屠杀就发生在1994年——这是人类自以为已经摆脱蒙昧，即将迎来新世纪曙光的前夕——距今也就过去了24年而已。
而且，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就有超过100万人被屠杀。卢旺达的全国人口，因此减少了1/8。全世界人口，被抹去1/5000。所以，这已经不叫“种族大屠杀”了，而是“种族灭绝”。
2
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卢旺达这个国家。
卢旺达，位于非洲的中东部，全称为“卢旺达共和国”，是一个内陆国家。
卢旺达的国土面积为26338平方公里，比我国的海南岛小一点吧。卢旺达境内多山，所以有“千丘之国”的称谓。因为它平均海拔2000米左右，所以虽然地处非洲，但气候还算宜人。
卢旺达在大屠杀爆发前，全国大约有700万人口，每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00人，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700万人主要由三个民族组成：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胡图族是卢旺达第一大种族，要占到全国人口的84%；排在第二位的是图西族，占到人口的15%；特瓦族很小，只占全国人口的1%——正是因为它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后来反而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胡图族是卢旺达的原住民，而图西族早先是游牧民族，但从本质上说，这两个族群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们已经长期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有同样的生活习惯，并且说的是同一种语言。
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图西族人身材略高）
1884年，卢旺达作为殖民地被划给了德国，但德国并没有太管这个地方，卢旺达还是维持一种酋长部落式的形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卢旺达被划给了比利时。
比利时接过统治权后，一切发生了改变。
3
比利时并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松散式管理，而是深深介入了卢旺达的统治。
但比利时的统治，在卢旺达呈现出了矛盾的两面性。
一方面，比利时延续了胡图族和图西族隔离的政策，并且进一步固化了阶层（原先两个族群的身份是可以流动的，贫穷的图西族会成为胡图族，富裕的胡图族会成为图西族）：
管理者根据身高、肤色，甚至鼻子和瞳孔的大小，明确区分出了胡图族和图西族，而且在1935年，他们用身份证制度，将两个族群乃至阶层牢牢地固定了下来。
阶层怎样分化？那就是人口占少数的图西族明显占据统治阶层，族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基本上被剥夺了资格，沦为了社会底层——1987年，在卢旺达20个政府部长席位中，胡图族人仅占有4个席位；在国民议会的65个席位中胡图族人仅占有7个席位；在中央委员会的65个席位中，胡图族人仅占有两个席位；15个省中，仅有1个省由胡图族人担任省长。
为什么比利时要扶植人口占绝对劣势的图西族，统治人口占绝对优势的胡图族？
古今中外，很多殖民者其实都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因为外来殖民者一旦让人口占多数的族群掌握统治权，自己的地位很可能就会被团结一心的他们推翻，而选择人口占少数的族群去压制人口占多数的族群，那个人口占少数的族群反而会对自己死心塌地。
但比利时进行严格的阶层固化，只是悲剧发生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又表现出了矛盾的另一面。
随着比利时传教士大规模进入卢旺达，无论是图西族还是胡图族，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信奉天主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加上时代的发展，一批经济作物的引入使得胡图族农民在生存上对图西族地主的依赖渐渐减少。矛盾则开始渐渐激化，双方长期有小规模相互屠杀和报复的行为。
1988年，卢旺达首次出现了胡图族人担任总统的政府，但这也引起了流亡的图西族人的不满。
1990年，侨居在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RPF）与胡图族政府军爆发了内战。在周边国家的调停和压力下，1993年8月，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但一纸和平条约根本无法弥合两个族群之间的矛盾，相反，胡图族不少政府高官认为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对图西族人让步太多。
1994年4月，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终于爆发。
4
1994年4月6日，一架飞机突然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火箭炮击落。
那不是一架普通的飞机，上面载着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
两位总统同时罹难，谁是凶手？
胡图族人反应神速，他们立刻站出来指证：肯定是图西族人干的！
4月7日，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冲进总理府，杀害了卢旺达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林吉伊姆扎纳和三名部长。
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此拉开帷幕。
在媒体和电台的煽动下，胡图族的士兵、民兵甚至平民，都拿起了枪、砍刀甚至就是一根削尖的木棒，开始有组织地屠杀图西族人（主要是通过查身份证）。
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0万人被杀害（卢旺达公布的数字不到100万，但不少外界数据都显示超过了100万），其中有25万至50万卢旺达妇女和女孩遭到强奸。
在这100万人里，超过90%的都是图西族人，但其中也有不到10%的胡图族人。这些胡图族人有的是因不愿意屠杀图西族人，被当作“叛徒”一起杀掉；有的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或亲戚是图西族人，也被一起杀掉；还有的，只是因为和别的胡图族人有仇，就被“借势”杀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