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00多年后，又有王振铎、冯锐以及一大批可能还默默无闻的人（2011年，湖南还有个语文教师黄佑军尝试复原“张衡地动仪”，并申请专利），他们在尝试复原自己祖先留下的“神奇科技”。
尤其是复原的过程，尤其是冯锐，绝没有半点敷衍和马虎，都是在实验和实证的基础上，一步步艰难但又坚实地在迈进。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科学探索的过程。
我们应该早已跨过了需要过分夸大一件事或一样东西来满足民族自尊心的时代，那样做，只会映射出自己的自卑。
有，我会证明，没，我会承认。
这才是最大的自信。
“世纪之骗”背后的兴奋剂黑历史
这个故事，和体育有关，但这个话题，却远远不是体育那么简单。就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我们无数国人还为这个话题各自站队争吵过，而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是从一名运动员开始。
1
1988年9月27日，凌晨3点。韩国汉城[1]。
眼里布满血丝的加拿大奥运会代表团官员，最终还是决定连夜召见本·约翰逊。
代表团召见这名本国代表团的运动员，是为了拿回一样东西：奥运会金牌。
然后，交出金牌的本·约翰逊还得到了一个通知：你已被开除出加拿大队。
7个小时后，国际奥委会官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据说那是奥运会史上记者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本届奥运会，男子100米金牌获得者，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在赛后被发现服用兴奋剂，取消冠军资格，禁赛两年。
消息一出，全场震惊，汉城震惊，世界震惊。
就在3天前，本·约翰逊刚刚在汉城奥运会的男子100米决赛中，战胜老对手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以9秒79的破世界纪录成绩夺得金牌。
这场被当时媒体形容为“世纪之战”的比赛，最终演变成了著名的“世纪之骗”。
2
本·约翰逊的对手，美国的田径天才卡尔·刘易斯之后成了英雄。
在赛前，卡尔·刘易斯宣称，一定要拿到这枚金牌，献给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当然，本·约翰逊也宣称，要为自己的母亲而战。
最终，虽然刘易斯只跑出了9秒92的成绩，虽然那已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但相对于本·约翰逊那个作弊的9秒79，这个成绩是干净的，大家都公认，这是配得上奥运金牌的，是对得起自己的妻子和母亲的。
在那以后，卡尔·刘易斯积极投入“反兴奋剂”的宣传活动中。这位参加过4届奥运会、夺得过9枚奥运金牌和8个世界冠军头衔的传奇人物，一直在呼吁要严格药物检查制度，并声称田径场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肮脏”的地步。
他的呼吁声一直持续到2003年，戛然而止。
2003年4月，一位名叫维德·埃克森的美国医生，拿出了一份3000字的文件，揭露美国奥委会长期包庇和纵容本国运动员服用禁药提高比赛成绩。在被包庇的运动员的名单里，卡尔·刘易斯的记录赫然在列：“1988年奥运会前的三次检测均呈阳性，体内违禁药物包括麻黄碱等三种。美国奥委会在先做出禁止其参加奥运会的决定后，随即又接受了刘易斯关于‘是在不知情情况下服药’的申诉，允许他代表美国前往汉城。”
卡尔·刘易斯一开始还狡辩，但在2003年4月24日，他放弃了抵抗：“我想我是做错了。”
这不得不让人们的思绪又回到1988年，在被剥夺金牌之后，本·约翰逊曾愤怒地抗议：大家都服药了！为什么只罚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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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个剧情反转得有点快？
那么我们就不妨先顺口气，来简单回顾一下人类使用兴奋剂的历史。
使用兴奋剂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北欧传说。北欧传说中的神勇战士巴萨卡（Berserker），据说在战斗前一定要服用一种名为“不头疼”（Butotens）的饮料，因为可以大幅提高战斗力。经过后人考证，这种饮料很可能含有毒蘑菇的成分。于是，毒蘑菇据传成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员赛前经常使用的“兴奋剂”。
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可能是最早把鸦片应用于体育竞技的国家。在19世纪，英国一直流行一种超长耐力跑的项目。1807年，耐力跑的参赛者亚伯拉罕·伍德公然宣称，大家只有使用鸦片酊，才能在24小时内保持清醒，不断奔跑。
1878年，英国耐力跑的夺冠成绩你知道是多少吗？520英里（837公里）！冠军为此连续奔跑了138个小时！
必须指出的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并没有“兴奋剂”这个概念，只认为是合理地使用药物。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一篇《兴奋剂黑历史》（2008年第34期）的记载，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上，美籍英国人托马斯·希克斯在比赛过程中，身后一直跟着一个拿着注射器的教练查尔斯·卢卡斯。每当希克斯跑不动的时候，卢卡斯就会在适当的时机给他注射一针“士的宁”（Strychnine），外加一杯威士忌。“士的宁”也叫马钱子碱，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
比赛结果是，希克斯获得了冠军。
自行车比赛一直是兴奋剂的“重灾区”。“环法王”阿姆斯特朗也曾承认服药，震惊世界
不只是田径比赛。1930年，著名的环法自行车比赛的参赛手册上明确指出，组织方不负责各支车队的“药物”费用——意思是药物是合法的，只是要你们自费。
如果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的话，人类的现代奥运会，其实很可能演变为四年一届的“兴奋剂成果博览会”。但是，事情发生了转变。
转变的代价，是有人付出了生命。
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选手延森在比赛中猝死，尸检证明，他服用了苯丙胺、酒精和另一种扩张血管的药物。7年后，前奥运铜牌选手、英国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在环法比赛途中猝死，死时衣袋中还有未吃完的苯丙胺。人们忽然又回想起来，那个一边跑一边打针的马拉松冠军希克斯，在那届奥运会后，再也没有参加过大型比赛……
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美国著名女子短跑运动员，“花蝴蝶”乔伊娜。
就是在1988年的那届汉城奥运会上，乔伊娜在女子100米比赛中以10秒54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到现在依旧是奥运会纪录。而就在当年美国国内的奥运会选拔赛上，乔伊娜还跑出了10秒49的世界纪录。
10秒49是个什么概念？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的夺冠成绩也就是10秒71——那可是过去了整整28年！在塑胶高弹力跑道、高科技气垫跑鞋、减风阻的运动衣都被发明之后，女性人类依旧无法打破，甚至接近乔伊娜当年创造的那个世界纪录。
可是，1998年，乔伊娜在睡梦中悄然逝世，只有38岁。无数人怀疑，是过量服用兴奋剂夺走了她的生命。
无论如何，人类认识到了兴奋剂的危害。
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反兴奋剂的检测出现了。
但回过头来看，也没什么可以特别兴奋的，因为这只是意味着，一场“猫捉老鼠”的好戏，正式拉开了帷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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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届的墨西哥奥运会上，瑞典现代五项选手利延沃尔成为奥运史上兴奋剂违禁第一人，但是，他服用的违禁药物只是过量的酒精。
是那届奥运会特别干净吗？并不是，是那时候的反兴奋剂手段，实在太落后。
简单介绍下兴奋剂的类型吧。
第一类可以概括为“不会累”，其实就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像咖啡因、可卡因、麻黄碱等，前面提到过的耐力跑运动员服用的鸦片酊，也属于这类。这类兴奋剂，是最先能被检验出来的。
第二类可以概括为“特有劲”，就是类固醇。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睾酮。这类吃了之后肌肉力量明显增加，骨骼变粗壮，女性特征渐渐消失。在中国，俗称“大力补”（美雄酮）。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号称是一直服用“中华鳖精”的“马家军”。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类固醇药物很难被检测出来。但就在那一年，检测手段有了极大进步。也就是在那一年，“马家军”获得奥运参赛资格的7名队员中，有6名没有参加悉尼奥运会。而中国女子游泳队的一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也被内部规定不许去参加奥运会。
第三类就高级了，称为“EPO”，是促红细胞生成素的简称，原来用于治疗贫血。运动员吃了之后供氧能力增强，耐力等各方面能力提高。这类兴奋剂在历史上相当长时间根本无法检测出来。
第四类就是各种杂类了。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朝鲜男子射击选手金正洙获得了男子10米气手枪铜牌和50米手枪银牌，但赛后被剥夺了奖牌，因为他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严格意义上，其实是“兴奋剂”的反义词：一种叫“心得安”（普萘洛尔）的镇静剂。
第五类，是最新的高科技，被称为“基因兴奋剂”，通过改造人体基因来增强运动员的各项能力。对不起，这个目前还处于猜测阶段，现在所有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
虽然自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开始，人类已经决心把借助药物提高成绩的运动员踢出去，但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反兴奋剂的检测方法，一直是要等兴奋剂出来后才会被发明和改进。
这就意味着，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兴奋剂方面，“魔”总是比“道”要先行一步。
所以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本·约翰逊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在此之前，人们的反兴奋剂成果实在是少得可怜。
5
究竟是什么在推动兴奋剂不断进化和发展？
人们曾经以为，“冷战”期间，讲究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是兴奋剂泛滥的最大推动力。
确实，民主德国在里面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从1972年到1988年，民主德国取得了384枚奥运奖牌，还创下了不计其数的世界纪录。按照民主德国人口数，这个金牌比例是美国的10倍。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后，原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的档案被解密，一项名为“Komplex08”的计划被公之于众——在民主德国的各大训练基地中，教练系统性地给运动员们吃一种蓝色的药丸，告诉他们是维生素，但其实就是类固醇。民主德国的女子铅球欧锦赛冠军海蒂·克里格，因为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而变得男性化，她最终做了变性手术。
但真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服用兴奋剂吗？
1954年的男足世界杯决赛，当时堪称“梦之队”的匈牙利队在上半场开场8分钟就攻进联邦德国队两球。然而，上半场0比2落后的联邦德国队下半场判若两队，最终3比2逆转匈牙利队，获得世界冠军。这场比赛被称为“伯尔尼奇迹”。
然而，到了2004年，德国媒体披露，1954年的世界杯决赛中场休息时间，联邦德国队的每个队员都注射了一种中枢神经兴奋药物，以增加体力和爆发力。更让人感慨的是，2008年德国内政部科学局联合德国奥委会，委托柏林洪堡大学调查德国的禁药史，结果显示：前联邦德国为追求成绩，系统地组织运动员服用各类禁药，长达30多年。
庆祝获胜的联邦德国队。之后他们队中有8名队员因为得了黄疸性肝炎（注射那种药物的最明显病症）而接受疗养，有两名球员数年后死于肝癌
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呢？就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整个俄罗斯田径队因为兴奋剂问题，被禁止参赛。但就在奥运会闭幕之后没多久，俄罗斯黑客侵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电脑，公布了五波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但依然被允许参赛的各国运动员名单，其中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阵营。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决定了这个国家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这句看似有理的话，背后又透露出一种怎样的讽刺和无奈。
馒头说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加拿大反滥用药物组织主席、类固醇专家鲍勃·戈德曼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有一种神奇的药物，它能使你们在5年之内，在包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比赛中战无不胜。但是，请注意！你们吃了这种药，5年之后就会死去，你们愿意吃吗？”
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198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运动员，而结果是什么呢？
有103名运动员回答说：我愿意吃！
所以，兴奋剂之所以屡禁不绝，背后的推动力不仅仅是国家的力量。
奥运会带给个人的巨大荣誉和社会声望，以及奥运会商业化之后，带给运动员的巨大经济利益，促使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愿意铤而走险。本·约翰逊当年被剥夺冠军后，一家意大利皮鞋厂立刻和他解除了高达200万美元的赞助合同——但一位100米奥运会冠军的商业价值由此可见。
所以，那一句“查得出的是兴奋剂，查不出的就是高科技”，成为不少运动员愿意去搏一把的最大动力。
和兴奋剂做斗争易，和人性做斗争难。
而这，也可能是反兴奋剂的道路如此艰难的最主要原因。
[1] 汉城，韩国首都，2005年改名首尔。——编者注
史上最黑暗的一届奥运会
1972年8月26日开幕的这届奥运会，并不是以“XXX奥运会”被人铭记的，而是“XXX惨案”。
1
1972年的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当时的主办国联邦德国是很想办好的。
联邦德国政府从上到下，都希望通过这届奥运会，抹去1936年柏林奥运会给全世界留下的阴影——那是在希特勒的纳粹浪潮下举办的一届奥运会。
联邦德国希望告诉世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文明富强、安宁祥和的国家。
慕尼黑奥运会，也确实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景象：这是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一届奥运会。参加的国家和运动员数量，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包括以色列，尽管纳粹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痕印记还没消退，但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他们也派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运动员代表团。
慕尼黑奥运会
以色列代表团在开幕式入场
如果说这届奥运会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大量的资金被投在了场馆设施和器材上，削弱了安保的预算。
不管怎样，开赛一周，各项赛事顺利进行，一切迹象表明，一届“欢乐祥和成功的盛会”，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直到9月5日凌晨，8个蒙面的黑影，悄悄潜进了奥运村。
2
1972年9月5日的凌晨4点，8个蒙面的男子来到了奥运村25A门旁的一段栅栏前。
这段栅栏有2米高，但这根本拦不住来参加奥运会的各国运动员们，他们在晚上吃喝玩乐之后，经常会翻越这道栅栏进村。
奥运村的保安并不会阻拦他们——都是年轻人嘛，玩过头了很正常。而且保安拿什么阻止他们呢？为了扭转当年柏林奥运会给各国运动员造成的那种恐惧感，保安甚至连枪都没有配。而且，奥运村里没有路障，没有探头，没有探测器，真正体现“欢乐祥和”。
在此之前，没有一届奥运会因此出过什么问题。
更何况，那8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是套着田径运动服翻过栅栏的，动作娴熟。
他们如果是窃贼，倒也算了。但是，翻过栅栏后，他们从包里摸出了冲锋枪和手雷。
3
这8个人，是“黑色九月”（巴勒斯坦的一个秘密恐怖组织）的成员。
而他们这次潜进奥运村，显然是有备而来。一翻过栅栏，他们直接就扑向了31号建筑——那是以色列运动员的宿舍楼。
9月5日凌晨4点25分，恐怖分子来到了31号楼1号房间门前，他们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万能钥匙。
第一个听到异响的，是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英德。他一开始以为，是另外一名外出的室友回来了。但他听到门外的谈话，用的是阿拉伯语。
“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后来在阳台上被拍摄下的镜头
他瞬间反应了过来，一面冲上去用他重达124公斤的身躯顶住房门，一面用希伯来语朝屋内大喊：“有危险！”
尽管8名恐怖分子最终撞开了房门，但约瑟夫的努力没有白费，另一位举重教练破窗而逃——他是第一个逃出的以色列人。
另一个反抗的，是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他挥拳打倒了一名恐怖分子。但他随即被另一名恐怖分子用枪射穿了面颊。
剩下的4位以色列运动员，都被恐怖分子用枪指着头。
之后，3号房间的门随即也被恐怖分子撞开，里面的6名以色列运动员也被带了出来。其中的轻量级摔跤运动员贾德·祖巴理决定赌一把，趁人不注意，他突然发力冲出了房间。恐怖分子连射几枪都没有击中他——贾德幸运地成为第二个逃出的以色列人。
面颊血流如注的摩西没有放弃，在贾德逃跑时，趁着恐怖分子分神，猛地击碎了其中一个的下巴，但随即胸部连中数枪，他还试图拿起一把菜刀，但随后又被一枪命中头部——摩西成为第一个死去的以色列人。
举重运动员鲁马努抄起了另一把菜刀，直接砍向了一名恐怖分子，但之后他被冲锋枪几乎打为两截——第二个死去的以色列人。
至此，13名以色列人，逃走两个，死去两个，还剩下9个，被8名恐怖分子控制了。
以色列运动员的房间现场
恐怖分子曾殴打那9个以色列人，威逼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运动员藏身的房间，但9个人，紧咬牙关，没有一个开口。
另外7名以色列运动员，逃过一劫。
4
这场发生在9月5日凌晨的殊死搏斗，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其间还有枪响，但没有人注意到。
作为一届“欢乐”的盛会，奥运村里夜夜都有狂欢活动，砸碎酒瓶甚至燃放鞭炮的现象经常发生，保安都已经习以为常。警察局曾接到过几个路人打来的电话，但同样认为是运动员的嬉戏打闹，并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逃出来的两位以色列运动员，分别到韩国和意大利代表团下榻的地方打电话报警。
伪装成运动员的警察，试图去营救人质
但其中一名运动员贾德犯了一个错误：他告诉警方，恐怖分子只有5个人。
9月5日凌晨5点，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弗雷德·施赖伯从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他知道出大事了。
5点30分，弗雷德接到了恐怖分子的要求：在9月5日9点以前，释放被以色列政府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然后派3架飞机把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人，都送往一个安全的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将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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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恐怖分子限定的9点，国际奥委会主席拉基宁和本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道默宣布，从9月5号下午开始，慕尼黑奥运会所有比赛暂停。
同时，联邦德国的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以及警察局长弗雷德，提出愿意进入建筑换回人质，但恐怖分子拒绝了，只是同意把时间延迟到12点，并且放低条件：只需要把他们和人质用飞机送到埃及开罗，再释放他们要求释放的其他人。
在此期间，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通过电话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磋商了10分钟。比撒切尔夫人成名更早的“铁娘子”梅厄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立场：绝不妥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步！
但在奥运村这边，为了营救人质，联邦德国政府表示，愿意同意恐怖分子的要求，但需要进一步谈判细节，以此拖延时间。
晚上6点35分，联邦德国内政部部长、奥运村村长和弗雷德警长作为谈判代表，进入了31号楼。但他们出来后，带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恐怖分子既疯狂又坚决，取消攻进大楼营救人质的计划。
之后，就像那些警匪片里拍的那样，在包围奥运村的12000名联邦德国警察的注视下，2架直升机腾空而起，载着8名恐怖分子和9名以色列运动员，飞往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
6
机场，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晚上10点35分，两架载有恐怖分子和以色列人质的直升机，降落在一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旁。恐怖分子强迫直升机的驾驶员站在前面，然后4个恐怖分子走出直升机，去检查客机。
此时的机场周围，自然已经安排了联邦德国的狙击手。但机场的灯光造成许多阴影，影响了狙击手的判断。
最要命的是，联邦德国警方听信了贾德关于恐怖分子只有5人的话，还真的不多不少，只安排了5个狙击手。
时间不等人。
当恐怖分子从直升机走向客机的时候，狙击手开火了。
很遗憾，尽管上来就击中了两个恐怖分子，但5个狙击手，不可能瞬间击毙8个恐怖分子。
枪声一响，直升机的驾驶员按照事先的约定，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两人被击中，重伤。
但他们还能跑，而被捆在直升机里的以色列人质，双眼被蒙住，动弹不得。
恐怖分子立即就近找掩护，开枪还击。解救人质的一场突袭，居然变成双方互射的一场枪战。
因为顾及人质的安全，联邦德国警察不敢火力全开。在几次劝降都被恐怖分子拒绝之后，失去耐心的联邦德国警察，决定不顾一切了——他们出动了六辆装甲车，突击队队员跟在后面冲了上去。
失去逃跑希望的恐怖分子，终于做了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他们往一架载有5名以色列人质的直升机扔了一颗手榴弹，直升机顿时化为一团烈火。另一架直升机里的4名以色列人质，被直接射杀。
被烧毁的直升机
9月6日凌晨1点30分，警方终于击毙了最后一名不肯投降的恐怖分子，后来经查实，这个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的人，原来作为一名建筑师，参与修筑慕尼黑奥运会的奥运村，所以恐怖分子才会那么熟门熟路。
最终，8名恐怖分子，5人被击毙，3人被抓捕。但9名以色列人质，无一生还。
在检查直升机残骸时，警方发现，那4名被捆绑射杀的以色列人质，绳索上留下了他们的牙痕——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在努力逃跑。
7
9月6日上午，慕尼黑的奥林匹克主体育场座无虚席，但不是为了观看比赛，而是所有的参赛国运动员和官员，为以色列代表团逝去的11条生命默哀。
著名的巴伐利亚歌剧院管弦乐团，现场演奏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许多在场运动员失声痛哭。
以色列代表团团长拉尔金——本来是这次“黑色九月”要抓的头号目标——发表了讲话：“现在，我要带着我同胞的遗体回国了。但是，奥林匹克的精神不会变。我们保证，四年后的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我们还会回来。”
9月7日，慕尼黑奥运会比赛全面恢复。
遇难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
那一届奥运会，苏联名列第一，带回了50枚金牌。美国名列第二，带回了33枚金牌。
而以色列，带回了11具同胞的尸体。
馒头说
其实，以色列在那届奥运会上的保证，并不仅仅是继续参加奥运会。
11具同胞遗体被送回国后，铁腕女总理梅厄公开表示，以色列必须“以眼还眼”。她当即授权“摩萨德”（著名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必须为11名以色列运动员复仇。
在“摩萨德”领导人扎米尔将军的策划和实施下，一份名为“上帝之怒”的复仇计划出炉了。
“摩萨德”选出了11名“黑色九月”组织的领导和重要成员，开始了全世界范围的追杀。或爆破，或暗杀上了“复仇名单”的11个人，最终只有1个人侥幸逃脱，其余10人全被“摩萨德”暗杀。关于这段故事，斯皮尔伯格（他自己就是犹太人）专门拍过一部电影，就叫《慕尼黑》。
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以色列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公开自己暗杀行为的国家。但在那之后，曾经批评这种行为的美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甚至开始动用无人机发射导弹“定点清除”目标。
2004年雅典奥运会是我采访的第一届奥运会，当时我就惊讶于每次进入奥运村，都要在荷枪实弹的军人注视下，通过安检门和搜身，甚至随身的笔记本电脑，也要当着他们的面启动一次。
但了解了“慕尼黑惨案”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检查都不是多余的。
只是，用斯皮尔伯格导演完《慕尼黑》之后的话来说：“我喜欢以色列受到严重威胁时做出的强烈反应。但我认为以‘反应’来对抗‘反应’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只是造成了一种‘永动’的报复机制。”
尤其是放到恐怖主义重新抬头的今天，每个人其实都想知道，这种“怨怨相报”的尽头究竟在哪儿？
孙杨为什么会被别人质疑“服药”？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游泳队的故事。2016年8月10日，里约奥运会期间，法国游泳运动员拉库在游完自己的100米仰泳比赛后，再次攻击孙杨服药。算上之前的澳大利亚人霍顿，孙杨已经是第二次被人指责了，是不是大家都针对孙杨？其实并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杨只是一个“背锅者”，在为中国游泳队过去的一段历史“还债”。中国游泳队过去有段历史，很残酷，很现实，以至我们不愿意面对，很多人都开始选择淡忘，甚至根本不知道。但这是段必须要面对的历史，这个故事，得从24年前说起。
每一届奥运会闭幕，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做回顾。而巴塞罗那奥运会，所有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中国游泳队身上。
在这一届奥运会的游泳比赛上，后来被称为中国游泳“五朵金花”的庄泳、杨文意、林莉、钱红和王晓红，在女子100米蝶泳、50米自由泳、200米混合泳和其他几个项目中，一共拿到了4枚金牌和5枚银牌。
举世震惊！
要知道，4年前的汉城奥运会，同样是这批人，只获得了3银1铜。
从这届奥运会开始，外国游泳选手开始私下提出质疑。
质疑什么？很简单，质疑中国运动员服药。
外媒猜测的一个关键年份，是1986年。
1986年，中国游泳队请来了民主德国教练克劳斯。外界普遍怀疑，就是从那时候，中国游泳队开始和兴奋剂沾边。而民主德国的惯用手法，是通过药物增强女性肌肉，但会让她们变得更男性化。
当年的中国游泳女队：（从左至右）冯晓东、陈运鹏、杨文意、钱红、林莉、庄泳、周明和张雄。令人唏嘘的一张照片
中国女子游泳队真正成为全世界怀疑目光的焦点，是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后两年，1994年的罗马游泳世界锦标赛。
在那届游泳锦标赛的所有16个女子项目中，中国游泳队除了800米自由泳没有拿到奖牌，其余15个项目全都进入前三名！
其中12个项目拿到金牌，还有5银1铜，并创造了5项世界纪录！
整个世界泳坛瞠目结舌。
1994年罗马游泳世界锦标赛的泳池，完全被中国女子游泳队主宰
在比赛期间，很多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故意冷落中国运动员，十几个国家的教练，联名上书国际泳联，抗议中国选手是靠药物来夺取胜利的。
最受打击的，就是澳大利亚队。因为游泳可以说是澳大利亚整个国家最引以为傲的体育项目。据说，那一届世锦赛，澳大利亚游泳队的姑娘们在更衣室里抱头痛哭。
中国游泳队和澳大利亚游泳队的梁子，其实在那时候就结下了。
如果说罗马游泳世锦赛，那些选手还只是抱怨中国选手，但苦于没有证据的话，1个月后举行的日本广岛亚运会，成了中国游泳队刻骨铭心的一届运动会。
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中国游泳队一共获得23块游泳金牌，而昔日的亚洲泳坛霸主日本，只得到了7块。
就在比赛期间，日本泳协忽然向国际泳联上诉，要求对中国队进行“飞行药检”。同时，日本泳协提供了证据——中国游泳队队员服药的录像带。据说，在那次亚运会，中国运动员居住的房间内被事先安置了窃听器和针孔摄像机，中国运动员在房间内注射吃药以及随意丢弃的针头，都被认为是服用兴奋剂的铁证。
不管怎样，在检验结果面前，任何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最终，中国队有7名选手被查出服用了违禁药物“诺龙”，这种药物能明显促进肌肉的生长，增加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那7名选手，3男4女，现在我已不想点出名字，但4名女选手都是罗马游泳世锦赛夺金的运动员。
最终，中国队被剥夺12枚金牌，这12枚金牌全记入日本队名下，日本队也借此超越韩国，成为亚运会金牌榜第二。
这次的服药事件，等于在世界体坛丢下了一颗原子弹。因为这次事件，中国游泳队教练陈运鹏辞职，教练王林调离。
原先就憋了一口气的美、澳媒体，立刻宣称：“这是近代运动史上查出的最大药物丑闻！”
在1994年末的各国通讯社评出的世界十大体育事件中，“中国游泳队服药事件”都排在前三位。
1995年，中国游泳队直接被禁止参加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
那两年，是中国游泳的最低谷——中国游泳选手已经和“药罐子”画上了等号。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美国的一个解说员直接说：“看！一支靠服用兴奋剂获得成绩的队伍正向我们走来！”
这就是当时中国游泳队，乃至被殃及的中国运动员在世界面前的形象。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4年前巴塞罗那奥运会所向披靡的中国女子游泳队，最终只有乐靖宜获得了一枚女子100米自由泳的金牌。
但这枚金牌弥足珍贵：在中国游泳运动员被全世界用放大镜仔细监视的情况下，我们证明了我们依旧有夺金的实力。
但要挽回中国游泳队的形象，依然任重道远。
1998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在澳大利亚珀斯举办。在澳大利亚人的主场，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个仔细检查的机会？
只能怪我们自己，确实不争气。
中国女子游泳队的队员原媛与教练周哲文，在抵达机场后，被当场查出携带生长激素，直接被警方带走。那一张照片在短时间内就传遍了全世界。
此外，中国游泳队的队员王薇，虽然比赛中名次非常靠后，但组委会依然要求她参加兴奋剂检测，结果果然被查出服用禁药。
1999年初，当时的中国游泳队总教练周明的弟子熊国鸣和王炜，再次被查出服用禁药。熊国鸣被终身禁赛，周明被终身禁教。
中国游泳队终于幡然醒悟。
1999年，体育总局正式出台反兴奋剂规定，态度只有一个：“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砸下了几千万，对所有耐力项目的运动员进行了血检。当时女子200米混合泳世界纪录保持者吴艳艳直接被禁赛四年，失去参加奥运会资格。
那一年的悉尼奥运会，中国游泳别说金牌，连一枚奖牌都没拿到。
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除了管理者在醒悟，运动员自身也在慢慢觉醒：他们开始变得不愿意参与到一池浑水中去。
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当时创造亚洲纪录的名将罗雪娟直接表态：“我身后的这池水不干净。”三年后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她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夺得金牌。
罗雪娟当年在雅典奥运会上的这枚游泳金牌，让外界“中国女泳不吃药就不行”的说法不攻自破
尽管从管理者到游泳队都开始慢慢觉醒，尽管在此期间，国内泳坛还会出现“全运会成绩无敌，奥运会一落千丈”的奇怪现象（因为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严格），但中国游泳队，还是在一步步地洗刷自己。
只是，因为之前的“欠账”太多，中国游泳队的自证清白之路，艰难而坎坷。
2012年伦敦奥运会，叶诗文横空出世，她在女子400米混合泳最后50米自由泳冲刺的时间，居然比该项目男子冠军，美国的罗切特在同样50米里还快了0.17秒。
这无疑又一次撩拨起了欧美媒体记者的神经——但我们确实也很难去控制人家的嘴：因为我们之前有那么多“前科”！
当时我就在叶诗文的赛后新闻发布会现场，面对外国记者毫不客气的提问，我看得出，小叶子心中的委屈和愤怒。
更不用提孙杨了。
叶诗文在伦敦奥运会上一战成名
在运动成就上，孙杨是可以比肩刘翔的中国男子运动员。
在孙杨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男子游泳运动员最好的奥运成绩，是蒋承稷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进入50米自由泳和100米蝶泳的两项第四名，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张琳获得了男子400米自由泳银牌，才打破了中国男子游泳队奥运无牌史。
然后孙杨横空出世了：拿世锦赛金牌，拿奥运会金牌，还要打破世界纪录。全世界媒体自然而然又忙不迭地拿起了放大镜。
孙杨经常在赛后哭，包括这一次。这里面确实有他性格的因素，但不知道有谁还记得他失金后的那句话：“按照这个训练强度，应该拿冠军的。”
可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孙杨这三个项目——男子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和1500米自由泳的训练强度。就说一点：韩国的天才朴泰桓，后来放弃了15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理由只有一个：1500米自由泳的训练，实在太苦了。
只是，孙杨确实出过一段“禁药风波”（这事情各种是非曲直，这里先不说了）。孙杨被禁赛后，澳大利亚泳协宣布，禁止孙杨在澳大利亚任何游泳俱乐部训练，可见澳大利亚人（包括霍顿）对孙杨的恨有多深—如果能禁止孙杨入境，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其实说到这里，你就应该明白了：叶诗文也好，孙杨也好，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服用违禁药物，很多外人都不在乎。因为在外界看来——他们需要为中国游泳队过去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还债，背锅。
泼盆脏水很容易，而自证清白总是很难。
更何况，中国游泳队确实有前科。
馒头说
2013年3月22日，澳大利亚游泳队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新闻发布会。
他们宣布，参加了伦敦奥运会游泳比赛男子4×100米接力的澳大利亚队成员公开承认，奥运会前夕，他们集体服用了违禁药物。
伦敦奥运会上，美国的女子800米自由泳冠军、15岁的莱德茨被英国媒体一致攻击服用禁药，而英国一名38岁的医生承认，曾给包括游泳队在内的150名顶级选手开过禁药。另一游泳大国荷兰的四枚奥运金牌获得者德布鲁因，直至退役时还在辩解自己没有服用过禁药。
说这些例子，其实只是想证明：在这个池子里，大家都已经习惯相信——没有人绝对干净。
游泳和田径，历来是奥运会兴奋剂的“重灾区”。
体育圈里都知道有句话：“查得出的是兴奋剂，查不出的就是高科技。”
这句玩笑话，背后透着多少无奈。
但无论如何，对中国游泳队而言，至少有一点还是必须要确认：有些历史必须面对，只有勇敢面对，才能慢慢证明自己的清白——尽管非常艰难。
这是偿还旧债，也是重新出发。
“让球”阴影下的“小山智丽事件”
这篇文章要说的这场比赛，是一场乒乓球比赛，一场曾让无数中国人陷入“愤怒”的比赛。
1
1994年10月13日，广岛亚运会乒乓女单决赛场馆。
场馆液晶屏上的比赛总比分，最后定格在了3比1。
两位参加决赛选手——小山智丽和邓亚萍都哭了。
代表中国队的邓亚萍，泪光闪烁。虽然她当时只有21岁，但已是当时世界女子乒坛排名第一的选手，所向披靡。但在这场比赛中，她却输了。
代表日本队的小山智丽，泪流满面。虽然她是当时日本的头号选手，但已经30岁了，结果赢了比自己小9岁的世界第一。
无数中国观众通过电视屏幕收看了这场决赛，第二天的报纸也铺天盖地地报道了这场比赛。这场女单决赛，成了后面几天国人在茶余饭后的主要议题，愤怒的议题——有些人甚至用上了“卖国贼”和“汉奸”这样的字眼。
邓亚萍和小山智丽在比赛中
赛场上的小山智丽
因为小山智丽在战胜邓亚萍的比赛中，不停地喊日语“哟西”（好）给自己加油。
因为“小山智丽”本名“何智丽”。
因为她本来是一个中国人。
于是很多人问：她怎么和中国队有那么大仇？
2
时间切回到1987年，印度新德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女单半决赛，三名中国选手、一名韩国选手入围。
韩国选手，是当时中国女乒的头号劲敌梁英子。三名中国选手分别是焦丽丽、管建华，还有一个，就是23岁的何智丽。
按照当时的对阵，是焦丽丽对梁英子，何智丽对管建华。
一场队内会，在赛前召开。当时的教练组认为，一旦焦丽丽把梁英子放进决赛，相比较而言，削球手管建华可以消耗梁英子的大量体力，赢面可能更大，所以教练组决定——何智丽在半决赛里“放”给管建华。
何智丽当时没有表示反对。
焦丽丽和梁英子的半决赛提前一小时进行，双方打得异常艰苦，进入到了决胜局。
何智丽与管建华的半决赛晚一小时进行。轻装上阵的管建华，上来却被何智丽打了个2比0。第三局，何智丽打到了18比10（当时的乒乓球比赛，五局三胜，21分制），旁边的中国教练急了。
在频频暗示中，何智丽连放10分，把比分放到了18比20。
正当中方教练组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何智丽又连拿4分，以3比0把管建华淘汰出局。
管建华当场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