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教练组拂袖而去。
而另一场地的焦丽丽，在18比12领先的情况下，据说是看到了另一场比赛的结果与之前开会结果不一样，情绪大受影响，被梁英子逆转，也被淘汰出局。
决赛成了何智丽对阵梁英子。
1986年的亚洲乒乓锦标赛女团比赛，梁英子战胜过何智丽（这也是教练组决定放弃何智丽的原因之一），所以在决赛前，中国教练组严令，谁也不准谈论何智丽拒绝让球的事，不许对她有任何打扰。
那一场决赛，何智丽如同打疯了一般，3比0战胜了梁英子。
世界冠军！
3
一个世界冠军，让何智丽收获了国内无数的鲜花和掌声。
何智丽回到故乡上海，受到热烈欢迎。上海市体委举行表彰大会，宣读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她的嘉奖令，团市委、市妇联分别授予她“市新长征突击手”“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但这个世界冠军，也让何智丽在乒乓球队内被孤立起来。
这应该是一直有“让球”传统的中国乒乓球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大赛中有队员公然违反“让球”的安排——哪怕是赢下了比赛。
而让何智丽更受到责备的，还不只是“个人利益”不服从“国家利益”这一点。
根据汉城奥运会乒乓女单冠军陈静回忆，就是那次1987年新德里世乒赛，女单八进四的比赛，自己对阵何智丽：“我在新德里的机会其实很好，和何智丽八进四之战，我们真刀真枪地打了第一局，我赢了，但马上有教练来和我说，叫我让给她，我就让了。”
你不让人，却为什么接受别人让你？
针对陈静的回忆，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乒乓队内的让球，往往只告知要让球的一方，当时何智丽未必知道。而另一种说法是，何智丽在输掉第一局球后，还催促教练组让陈静让球：“不是说好的吗？”
两种说法都没有当事人认定，所以均无法考证。但可以认定的是，何智丽之前并不是没让过球。
1986年9月30日，汉城亚运会，按照何智丽自己的回忆，在她生日那天，她接到了队里的通知：让球给一起进入半决赛的队友焦志敏。
那一次，何智丽照办了。
而就在之后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焦志敏“回让”了她一次。
至于在新德里世乒赛，何智丽为何敢“揭竿而起”？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她背后的资深教练孙梅英。厌恶“让球”的孙梅英赛前关照何智丽，让她别当面说不肯让球，到了场上放开打，“拿了世界冠军，我去机场接你”。
后来，乒乓球队让何智丽写检查，孙梅英确实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奔走呼吁，让何智丽最终免于遭受处分。
然而，有些无形的“处分”，却是躲不开的。
1988年，乒乓球第一次正式成为奥运会项目。当时憋足了劲要拿第一枚奥运女子乒乓球金牌的何智丽，却遭受当头一棒：当时24岁的她，排名世界第一，却没有入选女乒名单。
尽管之后有各种解释，包括“队内民主投票说”“战绩一般说”等，但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没有入选奥运代表队，在当时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那一年的汉城奥运会女乒比赛，当初让球给何智丽的“小队员”陈静，顶住压力，拿到了女单金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
但同样不应该忘记的一个人，是和何智丽互相让过球的焦志敏。在奥运会女乒单打半决赛中，因为怕焦志敏进入决赛后，可能打不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选手赫拉霍娃，焦志敏再一次“受命”让球给队友李惠芬。
在后来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25岁的焦志敏似乎为了证明教练组的错误选择，咬牙战胜了赫拉霍娃，却在领奖台上痛哭流涕。之后她说了一句：“我再也不想打乒乓球了。”随后远嫁韩国，拒绝了韩国乒乓球队的邀请，真的再也没摸过球拍。
4
1989年，在国内已经打不上球的何智丽，远赴日本，嫁给了日本大阪的工程师小山英之。
小山英之，是大阪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儿子。所以何智丽的婚礼在大阪举行时，证婚人是大阪府知事（相当于市长），而在上海举行婚礼时，证婚人是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
何智丽，从此改名小山智丽，并在之后获得了日本国籍。
当时何智丽的婚礼相当隆重
1992年，在日本的小山智丽重新拾起了乒乓球拍，并在1993年获得了全日本乒乓球竞标赛女子单打冠军。
1994年广岛亚运会，小山智丽是憋着一股劲的，据说，她每天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一度把男陪练累得尿血。
1994年10月13日那一天，确实是小山智丽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在那天上午，她战胜了汉城奥运会女单冠军、当年的队友陈静（当时已代表中国台北参赛），下午，又战胜了当时中国女单技术最全面的乔红，到了晚上，则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击败了当时几乎没有败绩的邓亚萍。
一天之内，连胜中国女乒三大顶级高手。
这份战绩，足以让任何乒乓球选手激动，以至小山智丽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比我作为中国选手获胜时还要高兴。这是我八年来第一次在大赛中夺取冠军。来日本后，我有六年时间没有参加大型比赛，但在我丈夫的指导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我明年在世界锦标赛上，还将作为日本队的一员，争取为日本夺取新的奖牌，以回报日本观众和新闻界对我的期待和鼓励。”[1]
这段话，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到了当时的中国观众。更糟糕的是，经过一些记者有意无意地“修改”，何智丽的一些话成了：
“我为拥有日本这样的祖国而自豪。”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打败中国人！”
“我终于战胜支那人了。”
这些“语录”，在当时的国内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有人曾说，中国乒乓的“海外兵团”那么多，打败中国选手的人也很多，但为什么当时大家只恨小山智丽？
一种解释是：因为她代表日本，喊着“哟西”，打败了中国人。
若干年后，小山智丽在做客国内一档访谈类节目时表示，她平时一直喊“哟西”，甚至在国内打球时就喊，并不针对谁。
5
事实上，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是当时已30岁的小山智丽的最后巅峰。
在那之后，她除了在1996年拿到过一次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单冠军，以及连续六年蝉联日本乒乓球女单冠军之外，再也没在世界舞台上拿到过什么成绩，也不可能再对中国女乒造成任何威胁。
但是，就是那个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却让小山智丽成了整个中国乒乓球史，甚至中国体育史上不能忽略的一个人物。因为她让国人一直在审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该如何协调，祖国与入籍国的感情该如何归属，以及，那个一直困扰着中国体育优势项目的名词：让球。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南方人物周刊》曾做过这样一项调查：你心中影响时代的30位中国人都有谁？
在这份30人的名单中，居然出现了一个可能早已不为90后知晓的乒乓球选手的名字——
当然，是她的中文名字：何智丽。
馒头说
想和大家说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05年，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上海举行。当时我作为记者，在一次聚会上，碰到了两个在中国乒乓球历史上足以留名的人。一个是庄则栋，另一个，就是小山智丽。
我和小山智丽没说几句话，就记得她穿的是职业套装，妆容得体（当时她已和丈夫离婚，因为对方出轨）。
一位记者同行告诉我，之前何智丽去上海某小学参加活动，与一位区领导“切磋切磋”，结果何智丽打得非常认真，一个球也没让领导赢。
我听到这个就笑了起来，这可能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然后我就想起了陈静后来回忆何智丽的话：“现在想想，让球确实不应该，尤其当时比赛少，拿冠军的机会多难得啊！这次让掉了，下次就不知道要等到何时了！”
每个运动员，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机器。渴望获胜，应该，也必须是每个职业运动员的本能吧。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单打决赛，我在现场。
那场球，在一个颇大的体育馆里举行，票价出乎意料的贵——一个球馆角落的位置，票价居然是125英镑。那个位置，根本就看不清场中央的球台，很多细节只能通过球馆的LED大屏幕观看。
关键是，那是一场没有悬念的中国球员的内战——李晓霞对阵丁宁，但场馆依然爆满。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专门采访了一位坐在那个角落位置的英国男子，30多岁，我还记得他叫艾伦。
我问艾伦，你平时打乒乓吗？他回答，有时会打。
我又问他，你认识决赛的两个中国选手吗？他腼腆地摇了摇头，说不太熟悉。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票来看？他说，因为中国的乒乓球是世界最强的，他希望带着家人，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然后艾伦的儿子、女儿、妻子，忽然集体冒了出来，在旁边的座位一起向我打招呼。
当时我在心中默默计算票价的总和。
那场比赛，李晓霞最终4比1获胜，丁宁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比赛结束后，连手都没和李晓霞握。
当时我就想，应该是场真打，不存在让球吧。
因为如果这是一场让球，我实在无法面对艾伦一家热情的加油呼喊和掌声。
第一个小故事说的是运动员，第二个小故事说的是观众，这两个小故事，就是我对“让球”的态度。
[1] 《光明日报》，1994年10月14日，特派记者罗京生。
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1911年10月10日无疑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爆发了一场改变整个中国命运的革命，这也是台湾“双十节”的由来，而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貌似是一根香烟点燃的……
1
让我们先回到这个日子的前一天——1911年的10月9日。
上午，武昌小朝街85号（武昌复兴路紫湖村武汉市第九中学附近）。
蒋翊武靠着桌子，正在招呼一群人开会。
孙中山后来称蒋翊武为“开国元勋”，这个称号孙中山只对他一人使用过
蒋翊武是武汉革命组织“文学社”的社长（同时也是同盟会会员）。不要以为“文学社”是个研究风花雪月的社团，其实是一个革命组织。蒋翊武当时召集开会的，是武汉新军中已成为革命党人的标营代表。
武昌起义的浮雕
按照清朝新军的建制，一个“标”相当于现在一个团，一个“营”即相当于现在一个营。当时，武汉驻扎的所有新军，总共一个“镇”（相当于现在一个师），12000人左右，但其中，立志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军官和士兵已经接近3000人。
按照会议的安排，这批清朝的军人，准备在10月16日搞一场大的起义，而起义的目的，就是占领武汉三镇，进而推翻他们为之效力的清王朝。
大清王朝已经坐在了火药桶上。
蒋翊武要做的，就是要点燃这个“火药桶”。
但就在蒋翊武他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与武昌一江之隔的汉口，一个真正的火药桶，居然先被点燃了。
2
同一天的上午，汉口，宝善里14号。
孙武靠在窗边，正在仔细检查脸盆里的炸药。
孙武是武汉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同盟会会员）。“共进会”和前面提到的蒋翊武的“文学社”一样，都以推翻清朝为大任，所以索性就结成了同盟——蒋翊武是总指挥，孙武是参谋长。
曾留学日本，专门学习新式炸药技术的孙武，当时正在自制一个炸弹。按照计划，这个炸弹做好后，要从武汉总督衙门后围墙的武昌帽店楼上甩进总督的卧室，直接炸死湖广总督瑞澂。
孙武。因为孙中山名为“孙文”，所以不少人以为孙武是孙文的亲兄弟
当时的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血性又不失想象力。
这时候，房间里进来一个人，一个叼着香烟的人。这个人不是外人，是“共进会”另一个负责人刘公的弟弟，叫刘同。当时只有14岁的刘同，想进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制作炸药的。
房间里不可能有“此处禁止吸烟”的标语，而孙武和他的同伴们也完全没意识到这一点。
看得津津有味的刘同，顺手弹了一下烟灰。
“轰！”一声巨响。
孙武满脸是血，呆立当场，不知道是应该庆幸还是惭愧——炸药的质量实在一般，居然一个人也没炸死。
但伤情严重的他还是立刻被同伴送去了医院，同时，所有人立刻撤离。
巨大的爆炸声，很快引来了租界的巡捕。
宝善里，当时属于俄租界。
3
接下来发生的事会让人觉得，这批革命党人的革命经验，基本为零。
孙武他们制作炸药的宝善里14号，居然同时也是“共进会”的机关总部。策划起义用的大量旗帜、标语，都没来得及拿走。
最要命的是，还有一本起义人员名册。当时，这本起义人员名册是锁在保险箱里的，但钥匙在一个叫邓玉麟的人手里，他出门买表去了（起义军需要对时）。
闯进屋子的租界巡捕随后搜到了所有的东西，包括那本名册，大惊失色，立刻全部交给了湖广总督瑞澂。
这还不是革命党人下的最后一步臭棋。
因为怕名册被清政府搜去，“共进会”的负责人刘公，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派自己的弟弟刘同，潜回宝善里14号，拿回名册。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后悔多吸一根烟的刘同，只能硬着头皮再回去。
然后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巡捕一举抓获。
14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呢？刘同一被抓获，立刻就招供了：他们是在准备一场起义……
湖广总督瑞澂大喜过望，立刻决定全城戒严，一个也不准出城，然后拿着花名册，准备一个个抓人。
4
再回到小朝街85号。
1911年10月9日，下午。
武昌小朝街85号
蒋翊武一得知宝善里炸弹爆炸的消息，就知道事情要糟。
是坐以待毙，还是殊死一搏？
当然是后者。
蒋翊武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就在当晚，提前起义。
蒋翊武以“总司令”的名义，下达了“十条十款”起义令，命令在10月9日晚上12点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
这封命令被用复写纸抄写了30份，在下午四点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其中最重要的一封，是给南湖炮队的，因为他们将担负“发令枪”的责任。蒋翊武特别关照那位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
接下来，蒋翊武决定死守小朝街85号不走了——革命爆发时需要各方面的联络和指挥，只要南湖炮队炮声一响，这里就不再危险了。
晚上11点，蒋翊武没有等到南湖炮队的炮声，而是等到了拿着花名册抓人的警察。
听到楼下敲门声的时候，蒋翊武就知道事情不对了。他对同伴说了一句：“事已至此，不要慌！”然后抄起一颗炸弹就带头往楼下冲。同为革命党骨干的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拿着炸弹，跟在后面。
面对涌入的大批警察，刘复基抬手就甩过去两个炸弹——革命党人的制作工艺实在太差，炸弹该响的时候，没响。
随即所有人被捕。
如果是在打电子游戏，屏幕上是时候出现如下一行英文了：Game Over（游戏结束）。
或者就像是在“斗地主”时，清政府手里一把王炸三个2，革命党手里一把散牌，还能往下打？
但就是这样的一局牌，都能有反转。
5
首先，蒋翊武居然逃出来了。
之所以能逃，是因为他没剪辫子。当时他留着长辫，穿着长马褂，一副路人的样子，而且他就是按照路人的台词表演的：“我只是路过看热闹的，你们抓我干吗？”
这个时候，革命队伍里没有叛徒的重要性就凸显无遗——敌人没有一个认识蒋翊武的，自己人没有一个出卖蒋翊武的。
警察真的把蒋翊武当成了路人，根本没严加看管。于是，在同伴的帮助下，蒋翊武晚上瞅了个机会，翻过围墙就跑了。
其次，湖广总督瑞澂急于邀功，居然以为已经扑灭了革命之火。
在抓了32个人后，瑞澂通告全城：“此次匪巢破获，可以安堵一方。须知破案甚早，悖逆早已消亡。”
然后，又急吼吼地向清廷发电：“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但是，一手烂牌的革命党人，厄运还没有结束。
因为已经获悉了革命党人的计划，武昌城全城戒严，所有营房的士兵都不准外出，不能与外界接触。
那位最重要的给南湖炮队送信的人，没能把信息传递过去。
换句话说，蒋翊武原来死守小朝街85号，是毫无意义的。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今晚要起义，但是，没人打发令枪了。
而这时候，蒋翊武觉得起义暂时已无法发动，决定离开武汉，先到附近的监利县避避风头。
武汉革命党人的总指挥差点被抓，外出避难，总参谋长被炸弹炸伤，还在养伤。
这场迫在眉睫的革命，到底是爆发，还是不爆发？
6
时间到了1911年10月10日，晚上7点。
武汉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
离原来约定的起义时间，已经过去了19个小时。
全城戒严中，二排排长陶启胜开始查房了。在查房的过程中，陶启胜发现正目（相当于班长）金兆龙和士兵程正瀛在擦枪（一说在睡觉，“擦枪说”出自熊秉坤回忆录，可信度高），旁边放着一堆子弹。
在全城紧张的气氛中，陶启胜立刻质问这两个人在干什么。
“以防不测。”金兆龙回答。
“是不是想造反？”陶启胜一把抓住金兆龙。
“造反又怎样！”金兆龙索性豁了出去。
“来人！抓起来！”陶启胜对外面的人大喊，然后脑后就挨了一枪托——一旁的士兵程正瀛动手了。
熊秉坤，因为组织第八营率先起义，被孙中山称为“武昌第一枪”，后又被人称为“熊一枪”
情知不妙的陶启胜转身就跑，程正瀛抬手一枪，正中陶启胜腰部。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是这样打响的。
枪声惊动了营外的工程第八营的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他们闻声奔进营内，结果被程正瀛及其他闻讯赶来的起义士兵全部击毙。
阮荣发临死前还喊了一句：“此事做不得！要诛九族！”
枪声同样惊动了营外的另一个班长：熊秉坤。
熊秉坤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班长，而是革命党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就在前一天起义暴露之后，熊秉坤在10日的早餐时间就串联好全营的革命弟兄：名册已经被搜集去了，反正是一死，晚上听枪声，起义。
只是这一枪，不是熊秉坤先打的，而是程正瀛打的。
既然枪声已响，熊秉坤就索性吹起了哨子——全部集合！开干！
7
枪声响起的时候，武昌城内各个军营都已经开始骚动起来。
虽然没有了总指挥，也没有了参谋长，但新军各营的革命士兵，就像昨天孙武脸盆里的那盆火药，只需要一个香烟火星，就能引发剧烈的爆炸。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已很熟悉：起义军占领了军火库，炮轰了总督府，一夜激战，占领武昌全城。
一天后，汉阳起义成功。
两天后，汉口起义成功。
四十八天后，清朝内地十八个省，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
八十一天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一百二十四天后，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
武昌起义革命军，背后是革命军旗帜“十八星旗”
馒头说
读完本篇会觉得“武昌起义”完全是一场偶然事件。
其实，历史哪有那么多偶然。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就像我在文中提到的那样——中国就像宝善里14号那个堆满火药的房间，只需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点燃。
更何况，“武昌起义”毕竟是事先做过很多准备工作的。虽然起义的前夜还有当天，各种场面都显得有些乱，但历史的大方向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不是1911年10月10日，也会是在未来不远的某个日子，不是蒋翊武这批人，也会是另外一批人。
此外，虽然这篇文章的笔调有些轻松，但那场革命，是真实且惨烈的。比如那一夜一起被捕而没有逃出的蒋翊武同伴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被拷打后坚决不吐露一点情报，在凌晨都被斩首示众。
而在那一夜被人熟知的那些名字：蒋翊武、孙武、程正瀛、金兆龙、熊秉坤、邓玉麟，他们人生的结局都不美妙。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并不是每一段历史，都有那么多的巧合可以说，有那么多包袱可以抖的。
但也正是因为历史永远是那么冷酷无情，所以，所有理想坚定，并勇于为之奋斗甚至献身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
两个大总统，你选哪个？
这个故事要说的是两个总统。一说起总统，我们总会想起美国，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中国的总统，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时大总统，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总统。
1
1912年2月13日的这一天，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权力更替。
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在这一天，将总统之位让给了北方的袁世凯。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孙中山（左）与袁世凯（右）
对于这件事，从初中到高中的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一般是给人这样的印象：一直领导革命的孙中山不忍国家继续遭受战火，高风亮节，选择让位，而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所以相信有不少人一直会有这样的不忿：孙中山怎么那么傻？如果换作我，肯定不让！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回到那个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黎明前夜——处在当时的环境——到底谁更适合当大总统？
2
我们首先来看看，保障登上权力最高宝座的第一要素：枪。
“枪”就是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枪响，全国革命形势星火燎原。但有一点必须看到的是，以帮会起家的“同盟会”以及各种革命团体，进行革命乃至取得成功的主要依托力量，其实是清朝在各地的新军（除上海、广东和广西是民兵商团起义外，其余各地都是新军起义）。
着1905式清军服的官兵和军乐队
新军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朝政府痛定思痛，决定有别于八旗兵和绿营，按照西式方法操练、装备和建制而建立的，是全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而最早体系化操练新军，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就是袁世凯。
凭借当年的“小站练兵”，袁世凯建立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强大军队，培养了一批后来赫赫有名的北洋系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以当初袁世凯编练的新军为基础，全国的新军完整编制达到14镇（一镇基本相当于现在一个师）、8个混成协（相当于旅）、4个标（相当于团），而其中无论是从战斗素质还是武器装备上，遥遥领先的，就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
相比之下，孙中山其实是赤手空拳的，身边除了一批热血沸腾的革命志士外，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兵一卒。
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当时接受清朝官员检阅的照片。北洋军的战斗力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
当时，革命军和北洋军的战斗力差距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我们以清军反攻湖北军政府占领的武汉三镇战役为例。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仔细盘算好了局势，在清廷的催促下，乘坐专车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战北洋军对起义的湖北军政府发动全面进攻。
与袁世凯同时抵达武汉前线的，是被革命党人称为“军神”的黄兴。黄兴抵达时，当时的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专门让人做了一面大旗，上书“黄兴到”三个大字，然后派人骑马举旗，在武昌和汉口的街道上来回奔跑，沿途欢声雷动。
然而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实力面前，根本就没什么用——同样是新军对新军，但北洋军只用了两天，就攻克了汉口。
按照当时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埃德温·丁格尔回忆：“革命军中有许多军官，然而看上去全无秩序。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从黄兴后来组织的一场试图收复汉口的反击战中，多少可以看出当时革命军的实力。
黄兴。1916年积劳成疾，吐血而亡，终年42岁
按黄兴的计划，革命军应该分三路出击汉口，结果第一路的成炳荣部把出击方向搞反了（因为成炳荣喝醉了），官兵们走冤枉路走得筋疲力尽，结果无法出击；第二路杨选青部根本就没行动，因为杨协统（旅长）当天结婚；第三路由黄兴亲自统帅部队，结果手下的甘兴典部带头溃逃，拦都拦不住。
北洋军攻克汉口，在与清廷进行各种讨价还价和恐吓威逼之后，如愿成为“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在11月17日，又命令悍将冯国璋率军进攻汉阳——9天之后，汉阳陷落。
攻克汉阳后，清军完全可以一举拿下武昌，彻底端了湖北军政府的老巢，但袁世凯却下令冯国璋停止攻击。
袁世凯需要湖北军政府的存在，因为那是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
在之后的时间里，袁世凯的军队将炮口对准武昌，一边和革命党议和，一边逼清廷退位。其间不开心时，就下令向武昌城开几炮，震慑下革命党。
在袁世凯的军事实力面前，革命党人完全像是被他捏在手里的小鸟，根本动弹不得。
3
比拳头，比不过，那么再来看看第二个要素：钱。
对于百废待兴的政府来说，钱有时候可能比枪更重要。
1911年5月3日，孙中山（前排右二）在美国芝加哥召集会议，同与会者合影留念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1911年10月12日，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时的孙中山。
按照孙中山自己亲笔写的《革命原起》中记录，那一天，他并不在国内，而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的一家旅馆里睡觉。
那天，孙中山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选择立刻回国。
他曾说过，自己最快20天就可以返回国内，亲自参加战斗“以快平生”，但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此时他自己最大的作用，不应是在国内的革命前线，而应是在“樽俎之间”——去和西方列强应酬。
去和西方列强会面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筹钱。
孙中山首先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要求会晤，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随后他就离开了美国，去了英国，当时他希望能得到50万英镑的借款，但是，最终没有拿到一分钱。
随后他又去了法国，他试图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贷款，但又遭到了明确拒绝，他得到的回复是：“四国银行团[1]对此态度完全一致。银行团和它们的政府决定就财政观点方面严格采取中立，在目前情况下既不发行贷款，也不预付款项。”
孙中山无奈之下只能起身回国，在1911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
在孙中山还没抵达上海之前，就有舆论在说，孙中山这次回来，带回来很多钱，甚至还带回了军舰。而孙中山在抵达后回答《大陆报》采访时说：“予不名一钱，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与欢迎者在船上合影
革命当然需要精神，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孙中山曾邀请民族实业家张謇担任财政总长（后出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给孙中山算过一笔账：要维持临时政府的运转，每年至少需要1.2亿元，但临时政府的收入，只有4000万，还有8000万的巨大缺口。
张謇告诫孙中山，要各国承认临时政府，一是看政府有没有统一的军队，二是看政府有没有能力支配财政。
但何止8000万，连计划中的4000万（3000万关税，1000万盐税），都收不上来。
为此，孙中山只能发行军用钞票100万，但因为政府信用不够，很快失败。随后又发行中央公债1亿元，结果只卖出去500万元。
各地财政都不支持中央政府，还反过来要钱。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到南京来要钱，孙中山大笔一挥，批了20万元，专使拿着总统孙中山的批条去财政部领款，得到的答复是：库里只有10块大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只能饮鸩止渴——向日本借款。
孙中山首先想出让的是汉冶萍公司股权。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综合铁矿、煤矿和炼钢为一体的大型企业，日本早就垂涎已久。孙中山的提议遭遇了各方反对，尤其以当时的实业总长张謇最为激烈：其他项目都可以和外国人合资，唯独铁厂铁矿不行；如果一定要和外国人合资，唯独日本人不行！
张謇没劝住孙中山，最终愤然辞职。但最后在巨大的压力下，孙中山还是放弃了和日本合作。
张謇，清末状元，民族实业家。向孙中山辞职后，他选择了袁世凯政府，后出任农商总长，但在袁世凯称帝前愤然辞职
1912年2月3日，走投无路的孙中山又会见了日本政界和财界的联络人森恪，森恪提出：为防止俄国人南下，临时政府可以将满洲交给日本来保护，以此换取日本1500万元的资助。
面对这样荒唐的要求，孙中山竟然答应了。“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2]。
然而，日本政府的答复更荒唐：钱不借，孙中山必须向袁世凯妥协，委托满洲的问题我们倒是可以继续谈。
之所以孙中山会做出那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是因为当时临时政府的财政已经顶不住了——革命军的部队，每天到陆军部领军饷的都有数十次，武汉前线的部队，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哗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孙中山拿什么来维持临时政府？
4
没有枪，没有钱，那么就比人心吧！
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和领袖，在当时应该是万众归心吧？
真的未必。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西方列强的态度——只取得局部胜利的革命军是否算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列强是否承认他们的政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成立后的第四天，孙中山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表《宣告各友邦书》，希望各国尽快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一个月过去了，各国没有丝毫反应。
2月10日，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邓尼正式回复孙中山：美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和美国持相同态度的，还有俄国和日本。日本的态度，在孙中山借款时其实已表露无遗，他们甚至宣扬要用武力维持中国的君主政体。
列强中，英国和法国没有表态。但法国和俄国是盟友，英国和美国是盟友。早在孙中山去英法借款时，其实已经可以揣摩出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的态度。
那么，不承认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列强希望承认谁？
早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美国的《纽约时报》就发表了社论，那篇社论里的一句话，其实已经表露了西方列强一致的态度：“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外部势力不支持，那么内部呢？令人遗憾的是，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又面临袁世凯的压力，孙中山的同盟会已经开始慢慢发生了分裂。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开始追名逐利，拉帮结伙，跑官要官，另一方面，同盟会骨干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已经开始策划成立新的政党，而张謇、伍廷芳等立宪派也成立了一个叫“共和统一会”的政党组织。黎元洪和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之间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
当初同盟会的骨干和各省都督之所以愿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出于现实考虑：可以利用孙中山的声望获得列强的承认，并争取财政的援助。
当这一切都没有实现的时候，开始有人逼迫孙中山让位了。
一天深夜，革命党内一个声望很高又长得很帅的年轻人找到了孙中山，直截了当地希望他让位于袁世凯，并指出：“先生岂欲作洪秀全第二，据南京称帝以自娱，违背驱除鞑虏之誓言乎？”
当时说出这句让孙中山“勃然变色”之话的那个无畏青年，名字叫汪精卫。
而早在1911年的12月9日，汪精卫还接到过另一个人拍给他的电报，其中写道：“项城[3]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拍这封电报的，是声望并不亚于孙中山的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
虽然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始终抱有警惕心理，但在当时内忧外困的形势下，很多人都已经无奈地把信任票投向了他。
5
枪、钱、人心，都已有所交代，最后再来比比“人”。
就是袁世凯和孙中山这两个人本身。
毫无疑问，孙中山是一名出色的革命家，意志坚定，理想崇高。但他的不足也很明显：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火一般的激情，但缺少必要的治国理政经验。更重要的是，长期在海外漂泊的他（被清政府通缉），除了威望之外，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可靠团队。
而当时的袁世凯恰恰拥有孙中山所缺少的。
袁世凯26岁就领正三品衔代表清廷镇守朝鲜（相当于朝鲜的太上皇了），在朝鲜12年间多次粉碎日本吞并朝鲜的图谋，成绩可圈可点（从日本人多次暗杀袁世凯就可侧面印证他的工作成绩）。
43岁的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能叫出每一个班长的名字，经常和士兵同吃一锅饭，睡一条炕。发饷时，他亲自到场，防止长官克扣。士兵往往泪流满面，感恩戴德
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大力发展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开办新式学堂，包括编练新军，各方面都颇具成效。可以说，从资历、能力、经验、实力、人脉等各个方面，当时全中国要找出一个能和袁世凯比肩的，确实很难。
1912年3月，孙中山和袁世凯有过唯一的一次会面。在那次会面中，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宏伟计划：希望由自己主持，10年内，在全中国修成20万里（10万公里）长的铁路。后来，他又调整为10万英里（16万公里）。
曾经力挺詹天佑主持建造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京张铁路的袁世凯，听完笑了笑，随即大力表示支持。
结果如何？
在孙中山提出造铁路计划的103年之后——截至2015年底，在近几年我国大力修建铁路的背景下，中国的铁路营业里程才刚刚到达12万公里（中国铁路总公司提供的数据。这个里程仅次于美国，已居世界第二）。
革命需要理想和激情，但治国还是依靠理性和实践。
6
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全盘控制下，清廷颁布了退位诏书。
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递交辞呈，并同时推举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
2月15日，参议院召开选举大会，17省代表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获得17票。
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但依然充满混沌和迷茫的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袁世凯与各国公使合影。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曾经明确拒绝孙中山的“五国银行团”（加了日本）随即放款2500万英镑
馒头说
首先要郑重说明一点：写这篇文章，没有半点贬低孙中山先生的意思。
如果你看过孙中山早年从事革命的那些史料，你会真的很佩服他的坚定信念，尤其是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他的理念，包括他的行动，都使他无愧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和开拓者的荣誉。
但另一方面，他一生的重要对手袁世凯，长期以来还是有被低估乃至过分贬低的嫌疑。
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呈现袁世凯逼宫清廷的前前后后，可以说，袁世凯在1912年前后逼迫清廷退位，是一场完全值得纪念的“不流血革命”。那真是一幕精彩好戏，袁世凯的城府、手段、胆识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对袁世凯这个人，更多的还是一声叹息。
一个各方面能力和资源都明显高过同时代任何人的枭雄，凭自己的实力开拓了一个大好局面，最后却下出了一着大臭棋。
当然，这和当时袁世凯身边一群劝进的谋士，以及他的熊儿子袁克定脱离不了关系，但他本人肯定也是难辞其咎，错误估计形势，去开历史的倒车。
一个国父，一个国贼，一念之间，一世英名。
[1] 1910年由英、美、德、法四国在华开设的汇丰、花旗、德华、东方汇理四银行组成四国银行团，企图垄断对华贷款。
[2]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
[3]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人称“袁项城”。
“一战”，被遗忘的14万中国人
1998年，法国的巴黎，竖起了一座纪念碑。这应该说是一座战争纪念碑。但纪念的，不是将军和士兵，而是一群来自远方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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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你：中国有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无疑会很快回答：当然！而且在这场波及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牺牲最多的国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