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果再问你：中国有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你可能就会有点吃不准了。
事实上，中国参加了，只是没派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出了14万劳工，远赴欧洲战场。
整整14万中国劳工。
“一战”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
2
故事，自然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1914年7月爆发的这场世界大战，虽然开始得有些莫名其妙，但确实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也波及了当时远在亚洲的中国。
彼时的中国，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国内正乱作一团，袁世凯在安抚各方势力的同时，悄悄做着“中华帝国”的黄粱美梦。面对谁都不能得罪的欧洲列强，北洋政府很快表明了自己对于“一战”的态度：中立。
但北洋政府里，有人不同意这样的选择。其中的代表人物，叫梁士诒。
后人对梁士诒评价不高，因为他一是“拥袁称帝”，二是被认为“亲日卖国”。但在那个时期，一直做到内阁总理的梁士诒，见识和能力，在北洋政府内都属于不错的。
梁士诒当时是袁世凯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后来主管过交通和财政
梁士诒并不是一个“战争狂”，但他力主中国应该参加“一战”，而且要明确站队——站在英国和法国的协约国这一边。他之所以这样坚持，是因为就在“一战”爆发一个多月后，他就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两线作战的德国人必败！
所以，梁士诒认为中国应该尽早参战表态，那么等到战争结束，一来可以从德国手里要回一直被侵占的山东，二来可以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到世界大家庭中。
3
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和财力，怎么可能派兵参加“一战”？
梁士诒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派劳工，不派军队。
1915年，梁士诒开始派人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接触，询问是否可以以派遣劳工的方式，帮助协约国。
但英国人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们也看出了中国的意图。朱尔典在发回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提到：“在我看来，中国新一代政治家致力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战后拥有发言权。如果这一目标不能保证，他们是不会同意其同胞驰援欧洲战场的。”
英国人知道，只要接受中国的援助，无论是劳工还是军队，都会让中国加入协约国的一方，进而让中国在战后以“战胜国”的姿态和他们一起享受权益。
所以，英国人拒绝的理由，摊开来说就是一句话：你们不配！
但是，战局的发展，却让英国和法国越来越扛不住了。
1916年2月，著名的“凡尔登战役”爆发，法国军队伤亡超过50万，史称“凡尔登绞肉机”。1916年6月，“索姆河战役”爆发，英国军队伤亡超过40万（法国又赔进去20万士兵），史称“索姆河地狱”。
凡尔登战场的炮弹壳
经历了两年多的战争，英国和法国国内的男性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召入伍，奔赴前线。后方劳动力奇缺，工厂里的大量岗位已经是由妇女来承担了。在这场惨烈大战还看不到结束迹象的时候，“人”成了决定胜负的一大砝码。
所以，英国和法国自然想到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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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天津大经路（今中山路）突然出现了一家叫“惠民公司”的机构。这家公司没有其他的业务，就是专门负责招聘劳工，然后向陷于“一战”泥潭的英国和法国输送劳动力。
之所以设立这家公司，是因为当时的北洋政府还没有向德国宣战，不愿意得罪德国，所以一定坚持要以“公司”的名义运营。
江苏丹阳的农民朱桂生（他是最后一个辞世的华工，活到105岁）曾回忆当初看到的招聘广告：“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法兰西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回来时你将成为大富翁！”
原文肯定与朱桂生的回忆有出入，但大致意思是差不多的。由此可见，当时吸引华工去欧洲的主要诱惑，是钱。
到底有多少钱？
按照当时给出的标准，去欧洲的普通华工，每人每天可以领到1法郎，如果是工头或管理者，还会更多一些。这样算下来，一个普通华工一个月能拿到25法郎左右（当时1块银圆兑5法郎），此外，只要你去了欧洲，每月你在中国的家属，还能领10块银圆。
当时的一块银圆，能买30斤上等的大米，还有近10斤的猪肉。而一般的体力劳动者在国内的报酬，也就每月四五块大洋左右。所以说，这个招工条件，是相当优厚的。
所以，告示一贴，报名者无数。
当时英国设立在威海的简易劳工营。劳工要先在这里培训再去欧洲
当然，对于应征者，法国和英国也有考核。他们会进行严格的体检，只挑那些身强力壮的。为了找到更合适的“工源”，英国后来索性把“招工办”从香港搬到了山东威海。法国人也认为，山东人更能适应他们国家的气候。所以在奔赴欧洲的华工中，绝大部分都是山东人（法国人后来回忆，他们到了法国之后每天都要吃苹果）。
1916年8月，第一批大约1000名华工，搭乘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
很多甚至之前连村子都没出过的淳朴中国农民，来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接触过的世界，以及，惨烈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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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后抵达欧洲的14万华工中，英国人分走了10万，法国人分走了4万，法国后来还转借给美国人1万名华工，为美国欧洲远征军服务。
按照最初的约定，中国派出的华工是不参加战斗的。但实际上，在战火连天的欧洲战场，怎么可能置身事外？
前面提到的那位朱桂生，编号“27746”，一开始被送到法国拉罗谢尔附近的面粉厂工作，后来人手吃紧，就被安排向前线运送粮食弹药。
在法国的朱桂生还算是幸运的。英国招收到华工后，直接把他们都投放到了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掩埋尸体，清扫地雷，修路架桥……英国人用华工替代了自己国家的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让他们承担了最艰苦、最繁重，甚至是最危险的工作。
华工在战场上紧急修复被炸毁的铁路
可能你现在很难想象，一群从农业国家走出来的人，进入现代文明国家中，并且直接遭遇最惨烈的战争，会是怎样一幅景象？
有一批华工刚刚抵达英国阵地，恰逢德国的轰炸机前来轰炸。第一次看到飞机的华工们纷纷走出工事好奇地抬头看天，然后被扫射和轰炸得血肉横飞。
1917年2月，运送华工的法国轮船阿陀斯号遭遇德军潜艇的伏击，船体被一发鱼雷击中，船上的540名中国劳工全部遇难。
一位名叫张邦永的华工后来回忆，他们有些工作的地方，和敌人的战壕也就相距50米左右。华工就站在敌人的面前挖战壕，战壕都挖好后，英国士兵才进来。
还有更悲壮的。
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德军突破了防线，直接冲入了英法联军的阵地，正在挖战壕来不及撤退的华工们，只能用铁锹、镐头与德军展开肉搏。当英法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
搬运炮弹的华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聪明的天性，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工最初都是承担最底层的体力工作，但很快，他们就成为各个工厂中“第一流工人”。在那个时候，在法国后方的港口、车站、仓库等任何地方，只要看到有起重机，在里面操作的基本都是华工。法国海军还专门声明：外籍劳工，他们只要华工。
存放在威海档案馆里的一份英国陆军1918年的报告显示：“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
而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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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工们得到的待遇，却配不上他们的付出。
原本合同上签订的“包吃包住”，到了国外，都被推翻了。华工的伙食费、置装费、医疗费等，都是要在薪金中扣除的。一个普通华工，每个月可能只能拿到原先承诺薪水的一半。
比起克扣薪水，更不能让华工忍受的，是人格上的歧视。
每一个华工手上，都有一个铜镯，上面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编号，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所有的人，都是集中营式的管理，平时不准外出。
法国人对华工要宽松一些，比如允许他们穿着平民服装去酒吧或咖啡馆，但英国人却因此提出抗议，认为法国人这样管理，会加大英国人管理的难度。
英国人对华工的管理非常严格，不仅施行集中营式管理，对不服从命令的华工，动辄鞭打，甚至枪决。在后来被发现的英国人用来和华工交流的语言手册上，都是命令式的语句，其中还有一句：“这是欧洲人用的厕所，中国人不准用。”
1917年，几名华工因为内急使用了英国人的厕所，被捆起来残酷殴打，最终引发了华工的一场暴动。
在法国一家火药厂里工作的华工
有些之前连飞机都没看到过的华工，在天天遭遇轰炸之后，精神失常了。而也有一些华工，因为不想参加自杀性的任务（排雷），最终选择在营地里挖一个坑，躺在坑中自杀——他们相信，这样可以留一个全尸，让灵魂飘回故乡。
1919年，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上有这样一句话：“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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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终究会有结束的一天。
谁也没想到，等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华工竟然会成为法国女性眼中的“香饽饽”。
1918年7月，“一战”已经临近尾声。有一天，一位法国姑娘跑进当地华工服务中心，她的诉求只有一个：请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给她保媒，因为她要嫁给华工中的一个“杨先生”。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当时就在那里服务，他接待了那个姑娘。出于好意，蒋先生提醒法国姑娘还是谨慎考虑，因为两国生活习惯相差很大。
但那个法国姑娘非常坚持。她的理由是，如果失去这次机会，她可能就会嫁给一个莫名其妙的法国男人——挣一点钱就喝酒，喝醉了就回家打老婆。而她和“杨”已经接触一年多了，从没发现他喝酒，而且有很多法国男人没有的优点。
这位“杨先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当时的法国，青壮年男性大多被征召入伍，劳动力奇缺，所以很多女性不得不进入工厂，顶替男子的岗位。这样就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华工。
这些华工，都是从中国挑选过来的18~40岁、身强力壮的劳工，吃苦耐劳，悟性又高。而不少法国女性也发现，华工会把每月工资中的大部分节省下来，按时寄回家，剩下的生活费也花得非常节省。这种顾家和自制的性格，让她们对华工渐生好感。
1917年，法国勒阿弗尔甚至还发生了当地人的聚众抗议，他们抱怨：“如果法军继续伤亡的话，法国就没有男人了。因此，我们继续打仗还有什么意义？最终结果只会使中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并且迟早瓜分我们在前线为之献身的法国领土。”
当时很多法国工厂里，除了华工，就是妇女
而法国内务总长鲍慕司甚至在媒体上发布通告说：“华工多数是家境贫寒的苦力……我们法国的妇女，为什么不嫁给那些凯旋的法国士兵，而偏偏打算与黄皮肤的苦力联姻呢？希望广大法国女子迅速觉醒。”
法国的法律还规定：本国女子若嫁与外国男性，则自动失去法国国籍。
但针对这一点，素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顾维钧也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可以代负相关责任。江苏籍的华工张长松和他的法国妻子露易丝，后来就是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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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部分劳工还是回家了。
据统计，大约有3000名华工因与法国妇女结婚，或者得到了新的雇用合同，最终留在了法国——他们也成了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批移民法国的中国人。
从1918年11月1日开始，到1921年结束，大概有11万左右的华工最后回到了中国。除去留在英国和法国的华工，大约有2万名华工渺无音讯，埋骨他乡。其中，留下名字的，只有1874个。
1925年，当时的旅法华工总会写信给法国政府，希望能开辟一个纪念华工的特别墓地，但遭到了拒绝。
直到1988年，在纪念“一战”胜利70周年之际，法国政府才公布了有关华工的文献，让这段历史大白于天下。
1998年11月2日下午，在巴黎13区唐人街区的布迪古公园内，举行了一个庄严隆重的仪式——法国政府为“一战”中在法国战场上牺牲的华工竖立纪念碑暨揭幕仪式。
法国北部索姆省华工墓地
纪念碑碑文由法国和中国两国文字刻着：
A LA MEMOIRE DES TRAVAILLEURS ET COMBATTANTS CHINOIS MORTS POUR LA FRANCE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1914—1918
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
所有的墓碑，都朝向东方。
馒头说
1919年6月27日，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
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收到了一个奇怪的包裹。他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是一把手枪，还有一张字条：“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
寄出这个包裹的，就是当时留在法国的华工，山东省莱芜县牛泉镇上裕村农民毕粹德，编号97237。
这无疑是让人感慨的一个故事。
当初北洋政府派出14万华工，为的就是能以“战胜国”的身份，在战后向德国讨回山东。但是，众所周知，“一战”结束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视为“战胜国”，而是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了日本。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宣而不战”。
这句话，真心对不起在异国他乡同样抛头颅洒热血的14万华工。
有人说，华工也是为了挣工钱去的。没错，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但这些华工到了欧洲战场，付出了绝对对得起那份薪水的劳动，乃至生命。他们并没有辱没中国人的形象，正相反，他们让世界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中国人的勤劳、勇敢和聪慧。
在那个风雨飘摇，“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你还需要他们做到什么呢？
千言万语，不如鲁迅的那句话：
“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二战”期间，居然还有这样的一批日本人
说起“二战”期间的日本人，相信大家恨之入骨。但今天要说的这群日本人，可能和你原来知道的不太一样，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应该是美国人……
1
1941年12月7日，美国夏威夷珍珠港。
作为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赌赢了人生下注最大的一把牌：这一天，日本海军成功偷袭了美国太平洋海军驻扎的珍珠港，以损失29架飞机的微小代价，炸沉美国海军4艘战列舰（另有4艘被炸瘫痪）和其他18艘大型舰船，美军官兵被炸死2403人，炸伤1178人。
“偷袭珍珠港”，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当偷袭成功的消息传到山本五十六的作战指挥室时，其余人都一片欢腾，只有山本五十六神色冷淡，他说了一句：“我们只是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而已。”
被关押的日裔美国人
日军偷袭珍珠港
应该说，山本五十六那时候可能已经想到了美国人之后残酷的报复，以及日本的军民将陷于无尽的战火之中。
但不知道那时候他是否会想到，有一群特殊的日本人，也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命运。
那是生活在美国本土的数十万日本人，已经取得美国国籍的日裔美国公民。
2
珍珠港被袭击的第二天，在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靠着太平洋）的日裔，就开始感受到明显压力。
当时的加州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和州检察长厄尔·沃伦，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在美国的日本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全部被开除公职。不仅如此，他们的律师资格证和行医证都被吊销，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被禁止出海。
奇怪的是，在加州，日本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人口只占州总人口的1%（大概10万人左右），而在更前线的夏威夷，日裔人口占到当地人口的1/3（15万），却没有遭到什么冲击。
一开始，美国的民众还是对日裔美国人抱有同情心理，《洛杉矶时报》当时发表的评论，将这些日裔公民的性格描述为“从出生接受的教育就是成为品行很好的美国人”。
但一个月过去后，随着日本在东南亚的节节胜利，在本国的太平洋舰队依旧瘫痪的情况下，美国大陆开始恐慌起来。州检察长沃伦致电华盛顿：“本州司法官员一致认为，美国出生的日本人比日本侨民更危险。”
“二战”中的日裔美国人
舆论也随即开始转向。
当时西海岸有一家报纸的专栏这样写道：“为什么要对日本佬这么好？他们占了停车位，他们在邮局排队时站在你前面，他们在公交车和电车上有座位。让他们受苦、挨饿吧！谁反抗就让谁死！我憎恨日本人，恨所有日本人！”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保险公司取消了日裔美国人的保单，牛奶工拒绝给他们送牛奶，杂货店拒绝卖给他们食物，加油站不给他们加油，银行冻结了他们的资产。
理发店的窗户上写着：“日本佬进来刮胡子，发生意外概不负责。”饭店窗户上写着：“本店会毒死老鼠和日本佬。”有些地方，日裔美国人甚至被拒绝进入公共厕所。
政客也随即加入了反日裔阵营。
爱达荷州州长蔡斯说：“日本佬跟老鼠一样生活，像老鼠一样繁殖，像老鼠一样活动。”
阿肯色州州长霍尔姆说：“对于日本人的习俗，或者说是怪癖，我们的人民不习惯。”
这个杂货店的日裔美国人老板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就贴出了这个标语：我是美国人。但之后他也被抓走关押了
堪萨斯州州长佩恩说：“堪萨斯州不要日本佬，不欢迎日本佬。”他甚至让州警察禁止日本人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越来越多的州开始抵触日裔美国人，他们希望能够将本州的日本人集中管理，而能让这一愿望实现的，只有美国总统。
3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罗斯福，当时正在被对日作战的各种情况搞得焦头烂额，并没有太多精力去处理国内的反日情绪。
于是，罗斯福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手下人去处理，在层层转包后，美国西部防御司令德威特中将成了实际的决定人。这位将军是坚决主张将日本人集中关押管理的，“在美国，我不想有任何一个日裔人。他们是危险因素。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他们的忠诚”。
对于日裔公民的转移通知
1942年2月19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9066号行政令——作为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总统，那绝不是罗斯福的光荣时刻。
按照9066号法令规定，总统授权战争部建立“军事区”，可以命令“任何人或所有人”撤离。
这也就意味着，将日裔美国人驱逐并集中关押管理，成为合法行为。
3月27日，是法令规定“自愿迁移”的最后截止日期。3月30日，从黎明开始，强制撤离的“第20号平民禁令”开始贴到每一个日裔美国人家庭的家门上。被强制撤离的日裔美国人只允许携带个人物品，刀片和白酒全部被没收，投资和银行存款也全部被没收，所有的申诉和抗议全都无效。
日本人生活区张贴的“重新安置”命令
等待运送大巴的日本家庭，每个人身上都系着标签防止走散
运输卡车停在日本家庭的门前，士兵在人行道上喊：“出来！日本佬！”这不由让人想起了德国士兵在欧洲的命令：“走！犹太人！快走！”
就这样，日裔美国人拖家带口，上了卡车，被送到了各个州设定的“战时安置中心”，这些中心，全都设在整个国家最荒凉的土地上。
被安置的日本家庭的行李
根据当时的统计，第一代日本移民，损失的农田和设备价值7000万美元，水果蔬菜损失3500万美元（当时加州一半的水果是日裔美国人出产的），年收入减少5亿美元，其他存款、股票、债券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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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安置的日本家庭，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
一个六七口人的日本家庭，在安置中心里大约能分到一间40平方米左右的“公寓”——一个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屋。屋子里有一个炉子（有的地方没有炉子）、一盏吊灯，以及床，其他的家具基本要他们用废木料自己动手做。
一个比较典型的安置中心日本家庭木屋
房间里没有自来水，营房每个区共用一个洗衣房、食堂、厕所和露天淋浴室——妇女们不得不在站在高高岗哨上的看守注视下洗澡。当她们提出反对意见时，看守反问她们：“你们现在是美国人吗？”
食堂吃饭
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安置中心四周拉了铁丝网并通了电，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日夜巡逻，不准他们外出。晚上，强烈的探照灯灯光会照进每户家庭的窗户。
这是安置中心吗？并不是，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词来形容那些地方——集中营。
相比于纳粹集中营，只是食宿条件略好，没有焚尸炉和虐待而已。
在遭受了明显不平等的待遇后，那些日裔美国人是怎样反应的？
他们没有任何的反抗。事实上，所有的营地都没有发生过一起暴动事件。不仅如此，就连营地看守都感到诧异的是，每天早上，日裔美国人都会集合升星条旗，在他们的童子军（每个营地只有一个）打鼓吹号伴奏下，敬礼。
加州安置中心的星条旗
每个星期六晚上，营地里的日裔美国人都会唱《美丽的美利坚》，在营地设置的课程里，最受欢迎的课程是英语和美国历史。
在艰苦的环境里，日裔美国人依然想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和忠诚，而且，他们想做的事还不仅仅是在营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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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陷入死战，同时开始在欧洲战场派出登陆部队，兵源严重吃紧。
也就是在这时候，日裔美国人获得了当兵参战的机会。
尽管日裔美国人的二代年轻移民都对自己家庭和父母辈遭遇的不公颇有微词，但面对当兵的机会，还是争先恐后地报名——他们觉得，只要自己在战场上表现得好一点，自己在营地里的亲人就会被照顾得好一点。
1944年2月22日，来自科罗拉多州安置中心的48名日裔美国人在丹佛征兵站报名参军，准备接受体检
一批日裔美国人进入了美军情报系统，负责破译日军的密码。1943年4月14日，美军截获了日军一份机密电报，这份电报使用的是日军当时认为“无法破译”的新密码，但美军的日裔密码专家组熟悉日文的语法习惯，仅仅用了6个小时就破译了密码。
4月18日，发动“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在视察日军基地的飞行途中，被通过破译密码得知他行程的美军战斗机埋伏，最终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击落在原始丛林中，机毁人亡。
1944年7月，日裔情报员破译了之前被标记为“无军事价值”的日军情报资料，找出了“大日本帝国”军火库存清单，使得之后美军的B–29轰炸机有的放矢，一炸一个准，大大缩短了战争进程。
更多的日裔美国人，直接投身到了一线战场，他们被整编成了著名的美国陆军第100营和第442团。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原本在美军中服役的日裔美国人立刻就被隔离了出来。但让美国军方头疼的是，这批训练有素的官兵，既不放心让他们参战，也不放心把他们解除现役恢复平民身份。想来想去，决定把他们组成第100营，投入到欧洲战场（之后又组建了442团）。
日裔美军参加的主要是欧洲战场对意大利的作战（对手主要是纳粹德国）。当时这批部队被美国人看不起，被叫作“土拨鼠部队”[1]，艾森豪威尔甚至拒绝接纳他们。
但抱着为家人必死一战和证明自己忠诚想法的日裔部队，很快就以不怕死的战斗姿态震惊了盟军。面对剽悍的纳粹德国军队，100营和442团的日裔士兵仿佛不要命一般地拼死攻击，打到激烈时，不少日裔美军高喊着口号直接冲向德军阵地做自杀式攻击。
这两支清一色由日裔组成的美军，转战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参加了大大小小数十场战斗。被称为“土拨鼠营”的100营，后来被称为“紫心营”，因为他们获得了不计其数的紫心勋章。
1945年4月，第442团受命进攻德军防守的“哥特防线”，这条防线盟军足足打了6个月没有攻克，442团抵达后，仅一天攻击就渗透了防线，三周之内把德军赶到了波河流域，把美军高层看得目瞪口呆
442团的战时伤亡率达到314%，阵亡人数达到了刚组建时的3倍，依靠不断继续补充日裔士兵才保持建制完整，成为“二战”期间美军伤亡率最高的步兵团，但也是整个美国陆军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团级部队。
整个442团（后第100营并入，保留番号）有18143人次获颁各种勋章，荣誉包括7次总统集体嘉奖（美军著名的101空降师只获得2次，陆战1师仅获得3次）、21枚荣誉勋章、52枚优异服役十字勋章、560枚银星勋章、22枚军团勋章、4000枚铜星勋章和9486枚紫心勋章等。
据说“二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检阅一支战争中最出色的陆军部队，结果一查下来，是442团，考虑到多方面因素（整个“二战”的美军，难道就日裔美国人打得最英勇？），最后换了支部队。
整个“二战”期间，有17600名日裔美国人参军，应该说，他们还是凭借自己的表现赢得了尊重，但战争结束后，他们却未必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
1945年5月10日，一个西雅图的日本家庭从安置中心返回家里，发现玻璃已全被敲碎，家里被洗劫一空，还到处喷了反日标语
这些日裔美军士兵回到国内后，哪怕身穿制服，却依然被饭店和理发店拒之门外，战争部试图带着日裔美军军官到西海岸巡讲，告诉美国老百姓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但效果不是太理想。
有一次，一个农民问一个日裔美军中尉：“你们连里死了多少日本佬？”
中尉回答：“到战争结束时，我们排的日裔士兵只活下来两个。”
那个农民回答：“太可惜了！居然还剩下两个！”
当时的会场听众都一言不发，并没有人阻止。
最让这些军人失望的是，他们父母辈当时的农场、家园、产业，大多数被白人占据了，并没有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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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错误总有被纠正的一天。
从1945年开始，陆续有日裔美国人就“二战”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提起诉讼。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日裔美国人重新安置索赔法》（The Japanese-American Claims Act）。不过，直到1962年，美国不过赔偿了3600万美元。
1980年，迫于日裔美国人的压力，卡特总统开始重新调查此事，并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在美国的日裔公民几乎没有任何不忠诚举动，设置集中营不具备军事必要性。1983年2月24日，美国国会正式承认“二战”期间拘留日裔美国公民是一个错误，之后的索赔要求骤增。
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了公民权利法案，代表美国政府发表道歉，并向每个集中营幸存者提供2万美元的赔偿，最后总共赔偿了16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3亿美元左右）。
馒头说
看完上面这篇，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否有点复杂。
似乎在这个故事里，美国不是想象中的美国，而日本，也不是想象中的日本。
说实话，我搜集第442团的照片时，看到那些穿着军装的日本人，也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他们穿的是美军的军装，拼死打的，是纳粹德国。
但这却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一段历史。
而也正是这段历史，才会让我们看到，日本极右翼哪怕再疯狂，但在日本国内，总有一批又一批的反战人士，发自内心地抵制战争，祈求和平。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卷入的绝不仅仅是交战的双方军队，还有更多无辜的平民百姓，甚至是你自己预料不到的同胞手足。
那些埋骨欧洲战场的日裔官兵为之奋斗的，是全人类都认可的光明。
永远不要再有战争。
[1] 因为日裔美国人身材矮小，且善于偷袭，故有此称。——编者注
一段匪夷所思的“美国往事”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道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法令，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1
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刊登在1933年12月5日美国报纸头版的照片。
乍看上去，以为是美国人在庆祝他们的球队获得了世界杯冠军——当然，美国人只爱橄榄球，不爱足球。
美国宣布废除“禁酒令”
或者，看上去像是一个生日派对？但从酒保双手高举的开心劲儿来看，又不像，而且也找不到“寿星”在哪儿。
其实，他们确实是在庆祝一件事，只是庆祝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手里的酒。
这一天，美国人欢天喜地：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喝酒了。
说起来真的是有点匪夷所思：在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自由气息的美国，居然曾经像一个宗教国家一般，通过严格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禁酒。而且，这一禁，居然就禁了整整14年。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禁酒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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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14年——1920年1月17日。
这一天的午夜零时，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禁酒法案正式生效。
这条法案规定：
1.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
2.自己在家里喝酒不算违法，但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则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
3.21岁以上的人才能买到酒，并需要出示年龄证明，而且只能到限定的地方购买。
毫无疑问，这是条相当严格的法案。换句话说，从法案颁布的那一天开始，美国其实基本上成了一个禁酒国家。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要分析美国禁酒令出台的背景，可能写一本书都说不完，但总的来说，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
禁酒初期，美国开始大批量销毁葡萄酒
第一个原因，禁酒令的强制推行，来自强大的宗教背景——美国的清教徒。
1620年，一艘载有102名乘客的“五月花”号轮船，来到了美洲普利茅斯建立了殖民地。在102名乘客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欧洲受到迫害的清教徒。
这批人在旅途中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成为美国未来《独立宣言》的蓝本，也成了美国的立国之本，而清教文化，也就成了美国的文化之源。
作为第一批欧洲移民的后代，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都是从小受着清教的文化熏陶长大：反对奢华纵欲，主张勤俭忍耐。而酒，他们认为恰恰是违反这些信条行为的最大推动力：醉酒闹事，饮酒伤身，酒后冲动……
总之，中国人说，“万恶淫为首”，清教徒们可能要改成“百恶酒为先”。
五月花号
波士顿的女性踩碎酒馆用于冰镇啤酒的冰块，欢庆禁酒令开始实施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蓬勃兴起的女权运动。
试问，谁喜欢喝酒？无疑大多是男性。喝了酒后的男性，谁最反感？无疑大多数是女性。
直到1920年以前，美国的女性是没有投票权的（比欧洲晚）。从教育权、财产权、经商权再到投票权，美国的女性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而禁酒则成为一个有力抓手——妇女们认为男人酗酒会催生家庭暴力，会带坏孩子。所以当时禁酒运动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美国的女性。
就在禁酒令颁布的8个月后，美国通过了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美国女性获得了投票权。
第三个原因，则来自精英主义的“排外”。
到了20世纪初，美国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综合国力，都大大超越了英国，但架构起这一繁荣的移民文化，却也带来了不少社会冲突和矛盾——传统的美国白人（尤其是清教徒），有道德优越感，有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种族荣誉感，但总觉得有不和谐感。那些在大街小巷开着各种酒馆和娱乐场所的人，包括他们的消费者，都是谁？黑人、犹太人、华人等，他们收入较低，素质较差，行为粗俗，让白人清教徒觉得，必须要做些什么来捍卫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与此同时，经济繁荣带来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外来移民的涌入、道德水准的下降，他们一直有一种改良的愿望——或者概括为“进步主义”。而实现这种主义，一大手段就是通过大量的道德立法，禁酒令无疑就是其中的代表。
1920年1月16日，也就是禁酒法案生效的前一天，美国各大城市道路上的运酒车络绎不绝——人们都赶着时间把酒运回家里收藏。到了那天的晚上，街道上空无一人，因为人们都在家里或其他公共场合举行最后一次合法的、有酒精的聚会。
一位参议员在一个晚餐会上举杯祝酒：“今晚，是美国人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前夜。”
全场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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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长达14年的美国禁酒，效果究竟如何？
非常遗憾，有数据统计显示：禁酒期间的美国酒类消费量，比禁酒前提高了50%。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其实至少有一点道理是相通的：禁书往往卖得最热，禁片往往想看的人最多。
而且，美国的“禁酒法案”明显存在一条漏洞：禁止销售含酒精的饮料，却并不禁止贩卖酿酒的原料。
于是，各种各样的“擦边球”就开始出现了。
啤酒厂不能卖啤酒了不是吗？法律没禁止我卖麦芽和啤酒花呀！当时，很多啤酒厂都开始出售麦芽和啤酒花，然后注明这是用于“烹饪”或“烘焙”。
当时开始出现一种叫“NearBeer”的啤酒，酒精度正好控制在0.5%，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啤酒厂会提供详细的说明书，告诉买家：千万不能做以下的一些步骤，不然就会酿出高酒精度的啤酒，后果自负！
可以想象，卖家和买家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然后一种叫“VineGlo”的葡萄酒原料也开始盛行起来，这是一种经过调配的浓缩葡萄汁，30天后，可以自行发酵成葡萄酒。还有一种“葡萄砖”，以葡萄干加酵母的包装形式出售，生产商会在包装上附加“温馨提示”：如果您不小心把这些东西加入到一加仑的水中再密闭保存，那可要千万当心！因为20天后可是会变成葡萄酒啊！
如果说，以上这些“小动作”还算温情脉脉的话，那么对于一些原先嗜酒如命的酒鬼的行为来说，那可就要命了，是真的要命。
著名的“VineGlo”
由于禁酒，美国地下市场上开始出现大批用工业酒精制作的劣质酒，一批一批的酒鬼为了解馋，前仆后继，饮鸩止渴。当时有一个叫牙买加生姜的医疗偏方，使用者称之为“杰克”，它有非常高的酒精含量。有些无良店家便将“杰克”掺入工业用可塑剂，结果导致数以千计的受害者足部和手部瘫痪，最终造成大批人四肢麻痹、大脑不可逆受损甚至直接中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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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的效果不佳，这倒也算了，但随之带来的另一些后果，却是当初支持禁酒令的人们没有想到并完全无法接受的。
禁酒令实行了14年，居然让美国的黑社会迅速崛起，并大大滋生了政府各个部门的腐败，尤其是司法系统。
正规市场一旦没有某样急需品出售，随之而兴起的是什么市场？无疑是黑市。美国禁酒期间，走私和地下交易酒类，成了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从而促使大量的黑帮开始从事地下的私酒酿制生意。发展到后来，黑帮从事酿酒、运输（组建卡车公司）、贩卖（大量的地下酒吧），已经形成了“一条龙”产业，黑帮之间为了利益的火并也开始层出不穷。
在禁酒之前，美国的黑社会几乎没有资金来源，而一禁酒，黑帮开始财源滚滚。
禁酒时期的美国警察“搜酒队”
黑社会的迅速扩张，很快影响到了政府系统，首当其冲的是司法系统。警察之中，喜欢饮酒的大有人在，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有什么动力去搜查贩卖私酒，取缔地下酒吧？这些都打击完了，他们喝什么？不仅如此，因为获得了巨大利益，黑社会开始用金钱逐步侵蚀司法系统，司法队伍中和黑社会沆瀣一气的人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饮酒欲望，而且开始收取保护费，提供保护伞，实现“警黑一家”。
司法系统外的政府官员，也开始加速堕落。
美国当时虽然禁酒，但为了保证宗教活动的用酒，法律允许一些小规模的葡萄酒生产，只是它们的供应必须由政府集中管理——“监守自盗”以及以政府内部为源头的私酒交易，开始源源不断地涌现。
没能幸免的还有医疗体系。在医院，威士忌是可以被医生作为处方开给病人的，这还了得？禁酒期间，需要威士忌作为处方的“病患”大量增加，医院居然成了买酒的好去处，而不少医生也变成了“酒商”。有数据显示，美国的医院当年一年就开出100万加仑的威士忌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