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表面上支持禁酒的时任美国总统哈定（被很多美国人评为美国史上最差总统），他的私人酒库里也总是摆满了酒，他的内阁班子成员，几乎都和酒贩子有来往。
有美国学者曾经指出：禁酒令颁布之前，美国政府指挥黑社会；禁酒令颁布之后，黑社会通过贿赂，开始指挥美国政府。
5
到了禁酒令的后期，整个美国社会已经呈现出一种荒唐的状态：
本来想通过禁酒提升美国国民的健康水平，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喝了品质低劣的酒甚至假酒，频频被送进医院。
本来是想通过禁酒稳定社会，降低犯罪率，结果却让黑社会茁壮成长，整个社会安全系数大大降低。
本来想通过禁酒提高人的道德水准，降低贪污腐败的概率，结果整个政府体系却迅速堕落，警务系统甚至已被黑社会腐蚀得不堪入目。
当然，禁酒令也对美国的酿酒产业造成了致命打击。禁酒期间，一半的啤酒厂倒闭，解禁后也没有再恢复。美国的啤酒至今仍被人诟病没有个性，只是大众消费的产物。葡萄酒方面，全美的葡萄酒正规产量（不包括自酿）从禁酒令前的5500万加仑（2.0820亿升），骤降到3.5万加仑（13.2万升）——最关键的是，葡萄酒从一种精致的酒品，开始转为禁酒期间一种粗糙的、可以解馋的低劣产品（都是自酿的），这个状况在禁令解除后很久也没有恢复过来。
人们开始游行示威，反对禁酒令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当初大力支持禁酒法案的美国人，也慢慢开始质疑当初自己的抉择正确与否了。
这时候，压倒禁酒令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经济大萧条开始了。
1929年开始的那场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让整个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举国士气低迷甚至委顿的背景下，谁还去考虑喝酒究竟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从农业来看，酒精的生产，可以扩大粮食的消费，拉动内需。从商业来看，多一种商品的流通，市场的流通性也就随之增加。从经济来看，美国政府禁酒损失的酒类税收，一年就高达5亿美元。
哪怕什么都不管了，单对于哀伤的美国人而言，给他们一点酒精的慰藉，又有什么不妥呢？
于是，1933年，一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总统竞选人，把“废除禁酒令”也放进了竞选纲领，表示如果当选，一定废除这项法案。
然后罗斯福就当选了（当然不仅仅因为这点），然后他就践行了诺言——
1933年12月5日，施行长达14年之久的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也就是禁酒法案被宣布废止。
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废除的宪法修正案。
禁酒令解除后，疯狂“报复”的美国人
馒头说
2003年，我去美国采访女足世界杯，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
其间有几天，是住在洛杉矶附近的小城市卡森。有一天，我去超市里买啤酒。当我拎了一打啤酒到收银台结账的时候，柜台的墨西哥阿姨看了我一眼，向我伸手：“证件或护照。”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买酒要凭护照。
我问为什么。她说，我们这里规定，21岁以下不能买酒。
当时我带着世界杯的采访证，我谄笑着和她解释：阿姨您看啊，我是中国的记者，来这里采访你们女足的，您觉得如果我21岁以下，报社会派我到这么遥远的国家来吗？
阿姨看都不看我一眼，重复两个字：“护照！”
后来，我步行1公里回酒店，拿了护照重新去买的啤酒。
回国后，我经常向人说起这件事——是当作正面案例说的。
我个人不讨厌喝酒，但我比较反感我们的未成年人，在哪里都能轻松买到高度酒，以及香烟。我也希望，我们的有关部门，能够严格执法，分类对待。
从那时候起，我对美国对待酒类贩卖的问题，就产生了一点兴趣。
禁酒令无疑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段尘封旧事，但据了解，美国各个州至今对酒类的销售和运输有着严格和详尽的规定。虽然再不可能全面禁酒，但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饮酒的场所、酒驾的判罚等，都有了更仔细的、更人性化的考量和制约。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禁酒令给美国立法，包括给其他国家立法带来的积极意义，它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在一些情况下，法律以“全有”或“全无”的形式介入，尤其是在一些有人类强烈欲望驱动的领域，往往未必是一种最佳的方式。我们是否可以采取一系列的调试和分类，最终达到目的？
有些时候，一刀切的政策不是“效率”的体现，而是“懒政”的标签。
战争篇 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场“耻辱海战”的背后
这个故事，关于一场海战。这场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算太有名，甚至已经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是中国海军的一场惨败。但仅凭教科书上那一段简短的文字，我们无法了解那场海战背后的故事。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最经常被人提及的，无疑是中日甲午海战。
而“马尾海战”，提到的真的不多。在中学的历史课本里，大致会有这样一小段的描写：1884年，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侵入马尾港。8月23日，法舰首先发起进攻，清军主要将领畏战，弃舰而逃，福建水师各舰群龙无首，仓猝应战。福建水师的舰只还没来得及起锚，就被法舰的炮弹击沉两艘，重创多艘。海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11艘战舰全部沉没，官兵殉国760人，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这应该就是我们读书时代对马尾海战的全部记忆。
然而，中国近代海军舰队的第一场海战，又怎么只这100多字？
马尾海战
1
马尾，又称马江，指在闽江的下游，从福州东南乌龙江与南台江汇合处，至入海口的一段。
在“马尾海战”之前，马尾其实已经赫赫有名，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的所在地。
这座由晚清名臣左宗棠建立、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主持的造船厂，为清朝生产了40艘各类船只，并组建了中国的第一支近代海军——福建水师，也就是在马尾海战里，悲壮地全舰队沉没的那支水师。
炮舰上的中国水手群像
2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884年7月12日。
这是中法战争（这是近代史上清政府难得打得还算有点脸面的一次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
这是两个没落帝国之间的战争——清政府被两次鸦片战争折磨得奄奄一息，法国也深陷在普法战争的失利中不能自拔。
这一年，因为在争夺越南控制权的陆战中没讨到什么便宜，法国重新向清政府开出了和谈条件：清政府从越南撤军，赔款8000万法郎。
法国人觉得，他们已经是让步了，因为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初，要求的赔款是2.5亿法郎。
孤拔
但清政府一口拒绝。
如果没有武力做后盾，谈判桌上永远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清政府敢于说“不”，正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没吃亏，而法国人要想得到他们所要的，只能再诉诸武力。
7月14日，在海军中将孤拔率领下，法国军舰以“游历”为名，陆续进入马尾港。
战争的浓雾，开始笼罩马尾。
3
张佩纶
当时，主持福建沿海防务的大臣，名叫张佩纶。
张佩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婿（当时还不是），个人才华也非常出众。虽然他是一介书生，但在当时朝廷里，是一个有名的“主战派”。这也是他被派到福建的一个原因：你不是说你要打吗？好！那么你来打打看。
总而言之，孤拔领衔的法国舰队兵临城下，当时的张佩纶和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三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天天商量对策。
客观地说，后来评价三人一味避战，是有些冤枉他们的。
法国舰队到来之时，张佩纶就紧急求援，但只有广东水师派来了两艘船做援军。
此时，这三人就反复请示朝廷：该怎么办？
而清廷的回复非常明确：“彼若不动，我亦不发。”
这时候，张佩纶终于知道在朝廷上做“清流”和到战场上当指挥的区别了。于是，他给福建水师的指令也很明确：“无旨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船开火，始准还击，违者虽胜尤斩。”
这条指令，注定了福建水师被动挨打的局面。
4
那么如果当时放开手脚，福建水师有没有机会赢？
很遗憾，基本也是没有的。
当时的福建水师共有11艘军舰，但都是老旧的木壳军舰和炮艇，总吨位只有9800吨。而且，水师装备的火炮基本上都是过时的前膛炮，无论射速还是威力，都比不过新式的后膛炮。
反观法国舰队，虽然只有10艘军舰，但全都配备了后膛炮，并且还配备了当时的新式武器——机关炮和鱼雷。更重要的是，法国舰队的“凯旋”号是装甲巡洋舰，福建水师任何一艘军舰的火炮，都撼不动“凯旋”号的装甲。
还有一点容易被人忘记的是，整个福州船政局，就是清廷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卑主持建造并担任顾问的，里面几十个工匠也都是法国人。
换句话说，福州船政局造出的每一艘船，法国人其实都了如指掌。
所以可以想象，张佩纶他们当时心中的绝望之情。
5
1884年8月23日上午10点，闽浙总督何璟接到了孤拔派人送来的战书：4个小时后，向中国舰队开战。
这并非是法国人的绅士风度，而是孤拔精确计算了马尾港的潮汐：到了下午退潮时，法国舰队的舰首主力炮，正好可以一起对准中国舰队孱弱的舰尾。
难以想象的是，何璟将这个消息封锁了。直到中午12点之后，他终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佩纶等人。
张佩纶他们大惊失色，唯一想出的办法，是精通法语的福建船政著名工程师魏瀚乘船前往法国舰队，要求延至次日开战（另一说，是魏瀚奉命去英国人那里打听法国舰队的动向）。
可惜的是，为求速度，魏瀚坐的是一艘小火轮。而法国舰队旗舰“窝尔达”号看见中国方面驶来的这艘船，误以为是中国军舰提前来袭。孤拔随即下令：向中国舰队开火！
一声炮响，惊醒了午睡中的张佩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跑。作为最高指挥，他在海战爆发之初，就已临阵脱逃。
6
1884年8月23日下午1时45分，马尾海战正式爆发。
拥有优势装备和火力的法国舰队，早已准备好进行一场“虐杀”，但之后的战斗，却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法国舰队一上来就把所有火力集中，围攻福建水师的旗舰“扬武”号。
“扬武”号根本来不及掉转船头，只能一边砍断锚链，一边开炮还击。第一炮，就击中了法军旗舰“窝尔达”号的舰桥，炸死法军5人——虽然福建水师的水兵们屡屡请战被张佩纶拒绝，但他们也早就将炮口瞄准了法国舰队。
但法国人有鱼雷。
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
法军的46号杆雷艇一颗鱼雷击中了“扬武”号的右舷，上层建筑也开始起火。这时候，管带张成弃舰逃走。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扬武”号开始下沉，但全舰官兵很少有率先弃舰的。
有一位水兵，在“扬武”号着火沉入水中的最后一刹那，才跳水逃生。他是清朝第一批留美学童中的一员，后来自主设计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他的名字，叫詹天佑。
福建水师的“福星”舰没有机关炮，近距离时，全舰官兵只能用步枪向敌舰射击。“福星”舰管带陈英喝退让他“暂避锋芒”的随从，下令拔锚起航，掉转船头直接冲入法国舰队阵中——“此吾报国日矣！吾船与炮俱小，非深入不及敌船。”
孤拔指挥3艘军舰围攻“福星”。陈英大喊：“大丈夫食君之禄，当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指挥所有火力猛击法军旗舰，但因炮小未能击中敌军要害，自己却在瞭望台中炮身亡。
“福星”号在法国舰队火炮和鱼雷的围攻下，最终爆炸下沉，全舰官兵95人，仅幸存20余人。
“福星”号（右）和“福胜”号（左）
“福星”不是唯一一艘冲向法国舰队的中国舰船。
跟在“福星”之后的，是“福胜”“建胜”两艘“蚊子船”。
所谓“蚊子船”，只能称为“水上炮台”，舰船只是在舰首装备有一尊不能转动的前膛阿姆斯特朗16吨大炮，火力很弱，而且马力小、笨重迟缓。但这两艘舰船还是毫不犹豫冲了上去，“建胜”号还命中了孤拔的旗舰“窝尔达”号，只是因为火力实在太弱，没造成多大破坏。
“建胜”号的管带吕瀚，战前就给母亲和妻子写了遗书：“见危授命，绝不苟且！”中炮牺牲时才32岁。“福胜”舰管带叶琛，重伤不下火线，最终以身殉国。
福建水师的“永保”和“琛航”两艘船，是运输船。按理说，炮火一开，它们应该退出战场。
但是它们没有撤退，而是直接冲向法国舰队，试图撞击敌舰。但因为速度慢，最终被相继击沉，舰上官兵全部殉难。
法国舰队的旗舰“窝尔达”号
福建水师的炮舰“飞云”和“济安”还没来得及起锚，就被炮火击沉。但另一艘炮舰“振威”号却是最先做出反应的——法国舰队一开炮，它就立即轰击了附近的法舰“德斯丹”号。
随后，“振威”号管带许寿山下令砍断锚链，迅速迎敌。法军集中三艘军舰猛轰“振威”号，“振威”号全舰多处中弹，眼看不济。此时，许寿山下令：开足马力！去撞沉“德斯丹”号！
人们知道后来北洋舰队邓世昌的“撞沉吉野”，却很少有人知道之前福建水师许寿山的“撞沉德斯丹”。
不幸的是，在法舰的炮火拦截之下，“振威”号锅炉中炮爆炸，船身终于开始下沉。但这个时候，许寿山并没有弃船，而是站在一尊大炮旁，那尊大炮，还有最后一颗炮弹，是许寿山专门留下的。
在船身下沉的最后时刻，许寿山拉响了引绳，一炮轰中“德斯丹”号。当时有在场的外国人留下现场描述：“这一事件在世界最古老的海军纪录上均无先例。”
法国舰队的“德斯丹”号
反映马尾海战的铜版画
32岁的许寿山与大副梁祖勋最终被敌舰机关炮击中，壮烈牺牲。
到了下午2点25分，惨烈的马尾海战进入尾声——11艘中国军舰，全部被击沉。
但更令人难忘的，是那一天的晚上。那一夜，沿江的居民自发驾驶渔船、盐船，对法国舰队发起火攻。
那是怎样一幕悲壮的景象：一艘艘民用船只，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扑向法国舰队，然后被军舰的炮火摧毁。
马尾海战之后，清政府退无可退，最终对法宣战。
馒头说
2014年，在马尾海战130周年之际，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称收到103份来自法国国家档案馆的马尾海战史料，其中有一张当年《申报》刊登的“福州地理形图”。
根据当年刊登的内容，福建水师其实和法国舰队鏖战两天，击沉4艘法舰，击毙数百名法军，最后法国舰队是败退的，马尾海战其实是我们获胜的。
有些专家说这将颠覆历史，但说实话，我是不信的。
从当时的信息不畅，以及民众的爱国情怀角度考虑，我个人更愿意把这理解为一种美好的寄托。毕竟，我们的11艘战船悉数被击沉，而法国海军经此一役，完全控制了我国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峡的制海权。
谁胜谁负，大家其实一目了然。
但那一场海战的失败之所以值得铭记，不仅仅是提醒我们要“知耻后勇”，更是要铭记一种精神。
马尾海战，是中国组建近代海军以来，第一场正式的战斗，比让我们刻骨铭心的“甲午海战”，还要早了10年。
在这场我们全军覆没的海战中，中国军人表现出的那种气势和魄力，才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后来的各种逆境甚至遭遇灭国危险时，一直坚持到底赢得最后胜利的底气和基石。
在马尾海战中，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在旗舰“扬武”号沉没的最后一刻，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水兵，爬上了主桅杆顶，在漫天炮火中，挂上了一面龙旗。
船虽沉，旗仍在。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
我个人总是觉得，从来没有什么“偶然引发”的历史事件。在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一些看似偶然的必然因素在推动。它们来自各个方向、各种人、各种意图，但最终促进这件事件爆发的，往往就是这些背后的故事。
1
1931年，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的脸色，是得意的。
倒不是因为石原莞尔官运亨通——虽然他日后官拜日本陆军中将，但在1931年，他的军衔还只是中佐。
让他得意的，是他的一个观点在日本国内军政界，得到了高度评价。
石原莞尔的观点，是这样的：代表东方的日本和代表西方的美国，未来难免会为争夺世界霸权决一死战。在此之前，日本最需要的就是夺取中国的东北——他们称为满洲——作为日后的扩张和补给基地。
说实话，这种“自己家里没有，就要强占人家”的强盗逻辑，在对中国一直虎视眈眈的日本，早已不算新鲜。但石原莞尔的老调重弹之所以受到追捧，还是和1931年的日本国情有关。
石原莞尔被有些人称为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第一谋略家”。他坚持日本的“有限侵略论”，即占领满洲即可，日本不应与中国全面开战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无论从哪个方面，这个弹丸之国，在当时确实走在了亚洲的最前面。
但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日本尝到了大苦头——到了1931年，日本显然已经撑不住了：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了30%，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近50%，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国内市场严重萎缩，中小企业大批破产，失业人口接近400万。
这时候该怎么办？
美国选择了罗斯福，开始了“罗斯福新政”，而日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开始扶植以三菱、川崎为代表的一大批企业转向军火制造，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谋求高额利润。
当然，军事膨胀之后，是需要有“宣泄口”的。这个“宣泄口”，无疑就是中国。
石原莞尔的观点，只是给原本就下定决心的日本人，再打一针鸡血罢了。
2
1931年的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中尉河本末守的面色有些紧张。
但他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将改变历史。
河本末守隶属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是个队副，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爆破专家。
9月18日的那一天晚上，他带着6名士兵，偷偷埋下了42包黄色炸药。
42包炸药，本来不足以让历史记住河本末守的名字，但他埋炸药的地方，是中国沈阳的北大营西南800米左右的柳条湖——北大营，是当时中国东北军的驻地。
这些炸药，是埋在南满铁路的铁轨下面的。
22点30分，42包炸药被准时引爆。
这次爆炸，其实并没有引起什么损失，据说，爆炸之后20分钟，一列列车还安然无恙地开了过去。
日本人在事后拿出的被炸的铁路枕木等所谓“证据”
但这对日本关东军来说，已经足够了。
随着爆炸声，早就在4公里外等候多时的川岛正大尉——河本末守所在中队的中队长——下达了对北大营中国东北军第七旅的攻击命令。
23点46分，爆炸发生的1个多小时后，驻扎在沈阳的土肥原贤二给驻扎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先后发了两封电报。
第一封，说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
第二封，说中国军队和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中。
早已“等候多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立即拍板：迅速集结，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3
那一晚，东北少帅张学良的神情非常轻松。
这位东北军的最高统帅，“九一八事变”的当晚，并不在东北。
张学良5月底因为重感冒，住进了北平的协和医院。因为长期吸毒，少帅的身子骨总是比正常人恢复得要慢一些，到了9月初才痊愈。
那一晚，张学良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在北平的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由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
其实不光是张学良。9月18日那一晚，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在忙着给自己的父亲做寿；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在北平，代管黑龙江的是他儿子；另一个副司令长官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奔父丧回了锦州。
少年得志的张学良
那一晚，据梅兰芳后来回忆，在他演到赵女金殿装疯的那一段时，看到有人奔进了包厢，对张学良耳语了几句，然后张学良迅速起身离开了包厢。
少帅看来真的是急了。
他回到自己房间后，了解了一圈情况，然后立刻给参谋长荣臻下了一道命令。
此时的沈阳，在关东军开始攻击后，东北边防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里）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随后，赵镇藩接到了荣臻的电话，在电话里，荣臻传达了张学良刚才从北平发过来的命令——宣称是绝对死命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道命令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九一八”当晚入侵沈阳的日本士兵，手臂上绑着白色毛巾作为标志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命令关东军所有能调动的军队，全部向沈阳进军。驻扎在沈阳各个要塞和机构的东北军全部奉命不战而退，中国军警全部缴械。
9月19日早上7时左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9个小时后，东北军一枪不发，沈阳全城陷落。
下面是一组令中国人痛心的数字：东北军全面撤退后，仅沈阳兵工厂，日军就缴获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和野战炮250余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还有，张学良多年苦心经营，购买来的各种飞机260余架。其他经济损失，高达15亿元以上。
下面还有一组数字，更让人痛心：当时，日本关东军正规军为1万人左右、非正规军1万人、警察3000人，一共23000人。而当时，作为中国最强的军阀派系，东北军一共有30万人。除了10万人被调进关内，当时在东北地区的军队有20万人。尤其是当时攻击东北军北大营的关东军一共650人左右，而北大营内有东北军12000人。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周的时间里，区区2万名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的东北三省横行，面对不抵抗的东北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30多个城市。
1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就此沦陷。
1936年，已经被逼入绝境的张学良不惜搞出“西安事变”来证明自己的抗日决心，但在1931年，手握一把好牌的少帅，就这样毫不心疼地把自己老爸张作霖一辈子辛苦打造的基业，轻松败光。
日本军队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
张学良为什么当时选择不抵抗？后来接受华人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采访时，他给出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1]，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
当然，那时候也有不少人说，“不抵抗”的罪名，不应该张学良一个人来背。
4
那一晚，蒋介石的脸上神色淡定。
因为，他那时候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9月18日的晚上，蒋介石正在开往江西南昌的“永绥号”军舰上。事变的消息，是蒋介石在9月19日军舰抵达湖口后才知道的。
当时，蒋介石立刻给张学良拍去了一封电报：“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从电文可知，蒋介石也不清楚东北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开始只是希望张学良要辟谣“是中国军队拆毁铁路”的说法。
但是，如果说“九一八”蒋介石并没有下令张学良别抵抗，把“锅”全甩给张学良，却也有失偏颇。
因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蒋介石曾不止一次告诫张学良“不要冲动”。虽然关于蒋介石明确下令张学良“不要抵抗”的“铣电”是否存在，各界还有一定争议，但从蒋介石之前明确表达的种种态度和指示来看，他给张学良传递的主要思想就是：避免冲突，不要给日本人任何把柄。
所以，尽管“九一八”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蒋介石在最初确实一无所知，但从之前阴云密布的形势来看，他对日本人的野心和打算，是完全心里有数的。
所以，蒋介石其实也在为这口“锅”付出代价——1931年12月，日军主力开始围攻东北的锦州，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多次致电张学良，于公于私，都希望他能积极防守，但张学良最终依旧选择了撤退。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张学良晚年在自己的口述历史中承认：“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这是张学良认为自己应该负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是免责的。
那么，蒋介石当时反复告诫张学良“不要冲动”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除了认识到国力上的差距之外，有一个原因是无法回避的。
9月18日，蒋介石所乘的“永绥号”军舰之所以开往南昌，是因为蒋介石要亲自坐镇江西，“围剿”中共红军。
就在“九一八事变”七个月前，蒋介石刚刚调集30万大军，对共产党的瑞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在《告全国将士书》中表示：“赤祸是中国最大的祸患！”
所以，即便到了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发表演说的内容，不是如何收复东北，而是那句大家后来都知道的“攘外必先安内”。
所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1931年9月18日前后，对日本人采取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个字：
忍让。
5
1931年，中国人如果不忍让，究竟会怎样？
按照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估计，日本人会就此找到借口，不断增兵，最后全面入侵中国。
那么忍让了，又产生了什么结果呢？
1932年，日本人“请”出了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企图坐实侵吞中国东北的事实。
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省，并攻击长城各个隘口。《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中国军队被规定只能待在长城以南，等于变相承认不会去收复沦陷的热河省和东北三省。
1934年，日本指使伪满洲国成为“满洲帝国”。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宋哲元等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1月25日，策动殷汝耕等汉奸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政府。
1936年，日本和伪冀察政委会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驻冀察两省。同年，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反而觉得自己“忍让”了六年的日本，终于开始全面侵华。
面对一头注定要作恶的狼，你的忍让，只是给了它磨牙的时间罢了。
馒头说
在1931之后，自张学良以下，东北军，甚至东北人，似乎都和“不抵抗”三个字扯上了关系。
但事实上，即便是成为沦陷区，东北人也从没有选择放弃，辽宁义勇军、吉林义勇军、黑龙江抗日救国义勇军等纷纷成立，最后会合成了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三省是第一片沦陷的中国国土，也是对抗日本入侵时间最长的一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值得记住的名字。
有八位东北抗日联军的女战士，在被关东军包围后，手挽手走向了即将冰封的乌斯浑河，全部牺牲——她们叫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她们的故事，就是后来被人传颂的“八女投江”。
有一位东北抗日联军的团政委，在被捕后饱受关东军令人发指的酷刑，却坚决一字不吐，最后慷慨就义，她的名字叫赵一曼。
还有一个抗联的总指挥，在被叛徒出卖后誓死不降，牺牲后被关东军解剖胃部，发现里面是一些棉絮、树皮和一些连牛都不吃的草根。他的名字叫杨靖宇（杨靖宇的故事，参见本书收录的《他没有军衔，但人人称他“将军”》）。
还有太多太多的东北抗日志士，无论国共，都没有留下名字。他们被关东军逮捕后，受尽酷刑，英勇就义，头颅被高高悬挂在城市的电线杆上。但第二天，还是会有日本士兵被神秘杀死，尸体直接横在马路上。
《泰晤士报》曾经报道：在东北，对于关东军来说，没有一条街道是安全的。
英国人可能无法理解，已经被中央政府“抛弃”的东北人，哪来的那种前仆后继、无畏死亡的动力？那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看到，在日本士兵的尸体旁边，会有一张写着四个大字的传单：还我河山！
这就是他们的动力所在，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动力所在。
打不过是客观事实，但坚持打是主观态度。
对于1931年的中国而言，东北的沦陷只是一个国家14年苦难的开始，但也是一个民族觉醒的发端。
一寸山河一寸血。
[1] 指侵吞整个东北。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背后
你如果没听说过抗战期间的二十九军，那你应该听说过赫赫有名的“大刀队”；如果你没听说过“大刀队”，那你肯定知道有一首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今天，我们就要说说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对不起，可能这个故事，并不像我以前的故事那样，能让你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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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6日这一天，西北军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接到了一纸军令：将部队布防冷口经董家口、喜峰口、罗家峪至马兰关一线的长城关口。
这一刻，二十九军上下都知道：要和小日本真刀真枪干了！
这一年，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两年。
在占据了东北三省后，野心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早已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将手伸向了华北。
1933年元旦夜，日军炮击山海关，两天后，将刺眼的太阳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两个营全部殉国），后方东北军元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
日军随即向延绵的长城一百多个关口发动全面进攻。
长城，在中华民族心目中有特殊的含义。当长城烽烟燃起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喜峰口大刀队
“长城抗战”的守军
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受命加入的，就是“长城抗战”，而让二十九军一战成名的，就是这场大抗战中的“喜峰口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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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喜峰口大捷”，历史教科书上已有不少交代，我们这里只再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3月6日，二十九军接到军令，3月7日，二十九军接防喜峰口阵地。3月9日，日军铃木、服部两个旅团进犯喜峰口，并率先抢占高地。从9日夜到11日夜，二十九军与日军展开血战。12日凌晨，二十九军109旅旅长赵登禹身先士卒，率500人大刀队夜袭日军阵地，刀光飞舞，日军鬼哭狼嚎。据战报，共砍死砍伤敌人逾千名，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一架，还有日军御赐军旗、地图、摄像机等。
这就是著名的“大刀队”夜袭。后来，作曲家麦新在上海为此专门谱写一曲，就是现在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大刀进行曲》。
3月16日，日军放弃喜峰口，改向罗家峪进攻。“喜峰口大捷”由此声名远扬，而二十九军和他们的“大刀队”更是名震天下。
“喜峰口大捷”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方面在一败再败、退无可退的情况下，第一次让气焰嚣张的日军受挫，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场大捷，而是这场大捷背后所体现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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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这场战役的本身。
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以“喜峰口大捷”一战成名。但整场战役，其实不是二十九军一家在打。
事实上，除了二十九军这支西北军外，在“长城抗战”中浴血奋战的，还有东北军和中央军。
其中，东北军王以哲的一〇七师，以及中央军第十七军的关麟征二十五师，在古北口以及南天门一带的阵地打得尤为惨烈，是整个“长城抗战”中时间最长、过程最激烈的战斗。
但这场各路军队汇集，倚仗长城险关，与日军殊死一战的“长城抗战”，最终其实是失败了。
“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一共投入了约30万人，而作为对手的日本关东军，一共只有8万人（其中包含3万伪军）。中国军队伤亡4万人，而日本军队，根据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是2600人。
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是张学良亲信，也是“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人和实施人之一。1937年2月，东北军兵变，王以哲遇害
到了1933年5月，中国军队防守的各路长城阵地已呈现崩盘之势，只能全部撤退。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只能和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这无疑是一份耻辱的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在长城以南设置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不能越过警戒线。日本军队可以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侦察长城以南地区，中国方面还应该提供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
更重要的是，《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是承认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国界”。
从此以后，华北门户大开，无险可守，日军可以轻易直取北平和天津。
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一行，与日本方面代表冈村宁次一行，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是中国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一次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军队拉开架势打的一次战役，但结局，却和他们想得不太一样。
所以，当全国民众都在庆祝“喜峰口大捷”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在意宋哲元战后的一句感叹：“我以三十万大军，不能抗拒五万敌人，真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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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多，心又齐，怎么会打成个“奇耻大辱”？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问题了，那就是二十九军的“大刀队”。
“大刀队”一战成名，二十九军人人背一口大刀，当时让国人无不啧啧称奇。但是，却很少有人会去问：他们为什么要背一把大刀？
原因很简单：因为二十九军穷啊！
当时二十九军的装备，在全国范围内，可能也就比川军稍微强一点：整个军（当时2万多人）只有野炮、山炮十余门，重机枪加在一起不过100挺左右，每个连只有两挺轻机枪。全军用的步枪，1/3是自己造的土枪，子弹也严重不足。
大刀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冯玉祥只能下令，包括二十九军在内的西北军人人佩一把大刀。之所以是大刀而不是军刺刀，还是因为军刺刀对钢的要求高，规格也严，而大砍刀相对制作工艺要求低，中国普通的铁匠铺都能打造。
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其实是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力与日本军力的一个折射。
就以钢产量为例，在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前夕，日本每年的钢产量是8.7万吨，而中国呢？是700吨。
事实上，“大刀队”奇袭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夜色掩护和出其不意。实事求是地说，如果真的换到白天的白刃战，即便西北军有习武的传统，沉重的大砍刀是否真的能砍瓜切菜一般对付当时日本步兵上了刺刀后的“三八大盖”，还真的不敢下定论（日本步兵对刺刀拼杀有极为严格的训练，抗战时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都承认日本的单兵素质远胜中国）。
还有一点，当时国内媒体没提到——当然，他们也未必知道——“大刀队”夜袭后撤退时，遭到了日本军队的密集火力射击，伤亡大半。
所以，当时有个叫黄绍竑的桂系将领，在参与“长城抗战”后，对当时国内媒体的报道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当时的媒体是怎么报道“大刀队”的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天津的《益世报》，报道称：
我们喜峰口的英雄是光着脚、露着头，使着中古时代的大刀，……抢回了山，夺回了岭，收回了喜峰口，俘虏了几千个日本人，收到了几千枝日本枪，捉住了许多辆日本坦克，抬回来许多架日本开山炮。这个故事，岂不比（法军守卫）凡尔登的故事还威武！还壮烈！还光荣！还灿烂！
黄绍竑在“长城抗战”停战后，在上海对《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吗！
话虽说得刺耳，但也确实引发人们的一个感慨：都已经进入20世纪30年代了，我们的子弟兵竟然还挥舞着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去和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肉搏，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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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会说，兵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于是，就要说到第三个问题，关于人的问题。
宋哲元。“九一八事变”后，宋哲元是第一批通电要求全国抗战的将领
这个人，就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如果你只凭历史教科书关于宋哲元这个人寥寥几笔的叙述，是很难理解这个人的转变轨迹的——从1933年全国皆知的抗战英雄，慢慢蜕变成优柔寡断、畏首畏尾的官僚，到最后差点与日媾和，做了汉奸（有史料表明他后来已派人和土肥原贤二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