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为什么？
看了1933年“长城抗战”后华北一带的变化，你就不难理解了。
1933年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的部队撤离了长城一带，华北出现了权力真空，宋哲元成了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这样的机遇下，宋哲元大力扩充部队，二十九军从原来的区区2万多人，扩充到了10万人，武器装备也上了一个档次（全军配备的轻机枪比中央军配备的还要多）。
随着势力不断扩大，宋哲元的地盘已经囊括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座大城市，并坐拥领地内的税收。
有枪，有人，有钱，有地盘，然后会滋生什么思想？没错，就是军阀思想。
在握有华北地区统治权后，宋哲元一方面找出百般理由，严格禁止中央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和日本人周旋，他希望以自己的种种退让，换得日本人对他统治华北的实质认可。
在“长城抗战”期间，宋哲元手书“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感动无数国人
宋哲元无疑是痛恨日本人的，但没有证据表明，在其他方面，他的思想和一个旧军阀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你理解了宋哲元身上体现的军阀思想，就不难理解抗战期间整个中国的一大难处——当时的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而是一个名义上有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因为要抵抗外力才捏合在一起的军阀共同体。
但宋哲元的算盘还是打得太理想化了——华北是兵家必争之地，哪怕他想在刀尖上跳舞，也是不可能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
就在连蒋介石都已经认清了日本人的嘴脸，开始部署全面抗战的时候，宋哲元居然还对日本人抱有幻想：“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宋哲元的态度，影响了二十九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张自忠。
“卢沟桥事变”时，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曾专门打电话，训斥与日军发生冲突的旅长何基沣，他训斥的话，可能最能代表二十九军高层当时的心态：“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1]
日军通过卢沟桥
但是，日本人对宋哲元的“抛媚眼”，只是在为自己调动部队争取时间。时机一成熟，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长官香月清司随即给宋哲元发去了最后通牒：限在7月28日中午之前，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北平。
直到那一刻，宋哲元才真正醒悟：日本人是真的要全歼二十九军，大举侵华。
7月28日，宋哲元向二十九军各部队下达了平津地区防御作战的指令，但命令刚下达，部队防线还未展开，早已等待多时的日本军队就排山倒海般地发起了全面攻击。
仓促迎战的二十九军将士立刻被分割包围，陷入苦战。在北平的南苑防线，“喜峰口大捷”中一战成名，升任一三二师师长的赵登禹身先士卒，再次提着大砍刀亲自督战，但被子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
一天之内，北平外围阵地尽失。
赵登禹从冯玉祥贴身卫兵做起，一路做到师长，牺牲时年仅39岁。那一天壮烈牺牲的还有二十九军另一位高级将领——副军长佟麟阁
28日晚，宋哲元决定把烂摊子丢给张自忠，自己率军部撤往保定。临行前，他还交代张自忠：“西北军是冯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留下的这点底子，我们得给他保留着。此事非你不能做到。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我们要把部队收容起来，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判，拖延一个星期……”
忠心耿耿的张自忠选择服从命令，他说：“你们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事后正如张自忠所料，他背负了汉奸之名，被人唾骂“自以为忠”，之后萌发死志，将功赎罪，壮烈殉国。详见《“汉奸将军”的自我救赎之路》。）
28日夜，宋哲元等人撤离北平。29日凌晨，曾经在“长城抗战”中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二十九军官兵，大部分都撤离北平，只留下四个团维持治安。
北平城门洞开，不战而降。
而就在7月28日，当北平城南面响起枪炮声的时候，全城的老百姓还都兴高采烈起来——自己的军队终于和日本人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
老百姓们迅速组成了慰问队，在马路两旁摆出西瓜、馒头、酸梅汤等食品，向过往的士兵脱帽致敬。
他们还迅速请来了几十名磨刀人。
他们想为二十九军的官兵磨大刀，杀倭寇。
馒头说
写今天这篇故事的起因，是这个周末，又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传播颇广的“抗日神剧”片段。
在这个片段里，一个八路军战士（看模样可能是炊事班的），在全军比武中发明了一系列神奇食物。
他当着部队首长的面，咬了一口包子，咀嚼几口，把剩下的一半往远处一扔，“轰”，爆炸了。随后，他又摆出了西红柿、黄瓜、萝卜等一批食物，都是咬一口，然后往远处一扔，“轰轰轰”，看那个爆炸效果，比手榴弹要强多了。
这位同志高兴地表示，这是专门“孝敬”鬼子的。八路军战士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一个首长也咬了一口包子，说：“味道还真不错！”另两个首长频频点头。
手撕鬼子、裤裆藏雷、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自己就是搞炸药的）的“包子炸弹”……我们似乎已经早已习惯了近乎戏谑的“抗日神剧”，而渐渐淡忘了那14年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先辈们是以一种怎样的决死信念和千千万万条生命筑起的血肉长城，才抵御住了一次濒临灭国的侵略。
我们总说，中国人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小日本，却有多少人知道，当年有多少满腔热血的中国军队进入战壕，连日本兵的影子都看不到，就整班、整排甚至整连地被日军炮火炸死在战壕里。
那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对一个农业化国家的降维打击啊！
写这篇文章，绝没有贬低当年二十九军“大刀队”之意，事实上，大刀队的战绩伴随着《大刀进行曲》，鼓舞着无数中国子弟兵在抗日战场上顽强不倒，死战不退——在台儿庄战役进行到最惨烈的时刻，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将士们，是高唱着《大刀进行曲》，再一次扑向敌人的。
但是，现在一味强调“大刀队”，乃至神话我军的各种“超能力”，展现日军的各种不堪一击，其实是对14年抗战中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的最大不公。
落后就是要挨打的。
我们永远需要“大刀精神”，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大刀”的时代。
[1] 《民国军事史》第三卷（上），姜克夫编著，重庆出版社。
这群四川人，不该被遗忘
国民党有过几十名陆军一级上将，其中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也有一些报上名字，要愣一下的人。刘湘这个名字，介乎两者之间，但他却是值得书上一笔的一级上将。不仅仅是因为他，也因为他身后的300万四川子弟兵。
1
刘湘
用刘湘自己的话来总结，自己49岁之前的经历是四个字：“不甚光彩。”
1888年出生的刘湘，20岁时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立志从戎。
在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刘湘一直都是站在袁世凯这一边的，并且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1917年，刘湘29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从1918年到1933年的15年，是刘湘在四川沉浮的15年。
在这15年里，刘湘先后和熊克武、刘存厚、杨森、刘文辉等一大批四川的大小军阀恶斗，几进几出，掌权又下野，下野又复出，连年征战，终于掌握了四川的军政大权，成为公认的“四川王”。
好不容易坐稳了位置，刘湘又开始面临另一个难题：蒋介石下令要他“剿共”。于是，从1933年到1937年的这4年，刘湘又开始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作为“川人治川”的积极拥护者，刘湘一方面严格制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川，另一方面，又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和共产党的军队一边打一边沟通，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总而言之，从1918年到1937年这19年里，川军给全国都留下了一个“差评”的印象：派系林立，频繁内战。连刘湘自己都承认：“一直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一声枪响，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三天后，刘湘就做出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举动：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
当时全国那么多大小军阀，刘湘是第一个致电蒋介石要求抗战的人。
7月14日，刘湘通电全国，称“日军侵略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拼与一绝”。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在那场会议上，主战派与主和派都有，蒋介石说，你们表决吧——表决不是举手，而是要起立。蒋介石说，同意和日本人打的，站起来。“呼”的一声，刘湘带头就站了起来。
刘湘做出承诺：“四川愿意出30万军队，500万壮丁，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
他当时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们的民族要亡国灭种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人都要说日语了！川军要为民族、为国家尽忠！”
2
刘湘说到做到，回到四川，就开始总动员。
虽然刘湘是“四川王”，但四川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很多军长和师长根本就不愿意出川。刘湘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亲自在报纸上发文，号召四川军民“誓复国仇”，要用日本人的血，洗刷川军内战的耻辱。
远离烽火第一线的四川，迸发出了巨大的抗日激情。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刘湘发表讲话：“四川人一直有吃苦耐劳的、反侵略的光荣传统，我们现在就要发挥这个传统，派到前线去参加抗战，我作为一个川军统帅，我一定不要辜负四川父老的希望，上前线英勇杀敌，就是从尸山火海中爬出来，也要把日军赶出中国去！”
随后，川军的主要将领邓锡侯、唐式遵等都发表了讲话。唐式遵因为常年打内战，被四川人骂为“唐瘟猪”，但那天他推开了话筒，直接念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诗念完，场下很多当初骂他“瘟猪”的老百姓都流下了眼泪，数万人掌声如雷。
那一天的数万人里，有不少是妻子送丈夫或父母送儿子去参军，其中有不少人直接写好了遗书。
有一个叫王者成的50多岁老汉，主动报名要去打日本人，被告知超龄，他就让自己的儿子王建堂去参军。王建堂去集合的时候，王者成送了他一面旗，旁观的人一看都肃然起敬——上面写了斗大的一个“死”字，旁边还有小字：
死字旗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3
蒋介石是非常希望刘湘出川的。
一方面，中日双方一上手就互丢“王炸”的淞沪会战，消耗了蒋介石大量的部队（包括他的嫡系中央军），急需补充兵源。另一方面，蒋介石早就有把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准备，所以一直希望能分割消灭刘湘的川军势力。所以，刘湘主动请缨出川，蒋介石求之不得。
严格意义上，川军名义上是属于国民革命军，但一直是一支独立的军队：川军的每一件军装、每一根皮带、每一颗手榴弹、每一颗子弹、每一支枪，都是川军自己制造、自己购买、自己供给的，军官也是自己培训的。
这也带来了一些预料不到的后果。
出川在即，刘湘发现川军根本没有收到国民政府的拨款，他马上给军事委员会发报，第二天接到的复电是：“责成本省自筹”。
于是，刘湘只能自己拿出10万大洋做抗战经费。在刘湘的带动下，川军高级将领也纷纷解囊，筹集了近50万元，后由四川省政府拨款40余万，民众募捐50万元，出川抗战的费用才落实下来。事实上，之后川军和其他杂牌军享受的也是一样的待遇：军饷只有中央军的一半，至于弹药装备补充、武器更新，更是往后靠了。
川军出川，川人夹道欢送
以刘湘的精明，何尝不会洞悉蒋介石的心思？但是这位标准的“旧式军阀”，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把川军分为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辖5个军3个独立旅，出川抗日。
刘湘出川前，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出于语言习惯等多方面原因，希望能和龙云的滇军、白崇禧的桂军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方面军使用。
但本来就有意“边攘外边安内”的蒋介石，怎么可能答应让这三个“刺头”聚在一起？三个方面军后来被安插到了三个战区，不仅如此，刘湘出川前的最低要求——川军必须要放在一起使用——也被蒋介石拒绝了。
川军一出川，就被以军和师甚至团和营为单位，分散到了各个战区，接受各个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
可以说，川军一出川，刘湘就已经失去了控制权。接下来，全靠四川子弟兵们自己，证明自己了。
4
川军出川的第一仗，就是被称为“绞肉机”的淞沪战场。
1937年9月，川军第二十军在杨森率领下，进入淞沪战场——当时，没人看好这支部队。
川军当时在全国军界，被称为“中国最糟糕的军队”，或“杂牌军中的杂牌军”。因为川军的军事素养一般，装备更是非常差。几十万川军，短裤、草鞋，背着“老套筒”（开几枪可能就哑火了），甚至背着大砍刀，就热血沸腾地出川了。而杨森的第二十军，更是川军中装备最差的一支部队，以二十军第二十六师为例，一个连有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步枪的枪柄是用麻绳系着的，以防脱落。
这支部队，9月1日从贵州出发，没有交通工具，穿着草鞋，每天白天徒步行军100多里，夜里再自己编织新的草鞋，昼夜兼程，到了湖南才坐到了船。坐完船再换火车，经历了40多天的颠簸，10月12日才抵达淞沪战场。
刚刚抵达，二十军就被投入到惨烈绞杀的上海大场一带的阵地。
军长杨森视察阵地时，发现日军的火力装备远在简陋的川军之上——别说川军，就连德械装备的中央军也完全不能匹敌。但他依然做了一番战前训话：“我们二十军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所以才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我们这次打的是国际战，是最光荣的！如果上海这一仗抵不住，我们就要亡国，我们要为国牺牲，这是最光荣的！”
面对日军排山倒海的攻势和漫天炮火，还没来得及休整的二十军接替友军防务，迅速进入阵地。
一时之间，很多四川士兵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巨大火力，铺天盖地向自己倾泻而来。日军一轮炮火轰击，川军有时整个排就被炸死在战壕里。伤亡巨大，但二十军死战不退。
二十军第一二四师第八〇五团团部少尉见习官胡忆初后来回忆：“深约2米的战壕，在战争开始时，人们还要站在踏脚坑上才看得出去，随后战壕逐渐被战士的血肉填满了，此时死尸堆积竟比战壕还高，活着的人是用先烈的血肉做掩体，继续打击敌人的……全团数千人参战，最后只剩下150人。”
装备最恶劣的二十军第二十六师打到最后，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仅剩下600多人，但最终还是坚守住了阵地。
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师，成了淞沪战役中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5000人，撤离战场时仅剩600多人。
淞沪会战中，川军伤亡惨重
杨森原先也是打内战的“好手”。但在出川前，他曾对着将士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二十军没有辱没使命。
5
另一支奉命进入山西的川军，命运更坎坷了。
进入山西的，是川军将领邓锡侯麾下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发前，川军部分旅长和团长，以为会得到中央给的补给，士兵们穿着单衣、带着简陋的武器就出川了。但到了西安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拒绝补充物资，让他们找“山西王”阎锡山。
精明的阎锡山推诿：山西方面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早已运过黄河储存于潼关附近，没办法补充。结果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四十一军整整一个军，仅得到了阎锡山给的山西造轻机枪20挺。
在缺衣少枪的情况下，部分四十一军的士兵砸开了阎锡山的军火库，自己补充军火。这下惹恼了阎锡山，要求将川军赶出自己所辖的战区，因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蒋介石随即让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程潜接收，结果程潜也坚持不要。
满腔热血出川的川军，遭遇了一个尴尬局面：各个战区都不愿意接纳装备低劣的他们。
这时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站出来表态：来，到我这里来！诸葛亮扎个稻草人都能吓退敌兵，川军比稻草人肯定要强吧？
1938年1月，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进入第五战区，开始加入徐州会战。在这场惨烈的会战中，全国都知道了川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因为他们死守了滕县城三天，是后来中国军队获得台儿庄大捷的关键前提。
当时负责进攻徐州的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中最顽强的部队，之前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在滕县，日本最强的部队和中国最烂的部队不期而遇。
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四川新都人。在那场著名的“滕县保卫战”中，他身先士卒，在知道援军抵达无望之后，发出电报“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一直坚守到城破的最后一刻。
根据李宗仁后来的回忆和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记录，王铭章在城破之时，坐镇城中心的十字街道继续指挥巷战，最后身中数弹而亡。同时殉难的还有师参谋长赵渭滨及川军一二四师（当时在城外血战）参谋长邹绍孟等人。
王铭章
王铭章牺牲后，守城的川军继续战斗，除少数突围外，全师5000人尽数殉城（有不同说法，说没有那么多）。最后不愿意投降的数百川军，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李宗仁后来留下评语：“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6
尽管被分散到各个战区独立作战，但川军确实打出了自己的血性。
在整个抗战期间，一共牺牲了24个少将以上军衔的川军将领，占到整个中国军队牺牲将军数量的十分之一。其中，14个川军将领是1938年之前，也就是出川一年间就阵亡的。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这些主要战场，到处都是川军的身影。
在这些将领中，有一位最高将领，是病死的。那就是刘湘。
刘湘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其实当时是坚决反对刘湘出川的，因为他有严重的胃溃疡。
胃溃疡发作的时候，刘湘经常会吐血。出川前，他请了一位德国医生做诊疗，医生关照他必须要开完刀才能走，但刘湘不答应，把德国的那位医生一起带上了。
1937年11月中旬，刘湘抵达南京，此时中国军队已从淞沪会战败退，日军先后攻占嘉定、常熟等地，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兵分两路逼近南京。作为负责该地区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曾向蒋介石请战，将川军两个集团军集结，由他来指挥保卫南京（后来选的是唐生智）。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刘湘立刻通电：“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
11月23日，因吃了螃蟹，刘湘病情加重，胃出血不止。次日傍晚，蒋介石亲携张群、钱大均至刘湘处探视，劝其出京治疗，而刘湘则要求继续坐镇指挥。
11月27日，刘湘陷入昏迷。在蒋介石的示意下，刘湘乘船离开南京，入住汉口万国医院。12月上旬，刘湘的病情略有好转，可以由人搀扶走路。那个时候，因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所以刘湘开始考虑四川作为大后方安排大批内迁人员。
1938年元旦，刘湘发表了《长期抗战中的四川》一文，文中提到四川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四川是一致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并深信有四川作为抗战的一个忠实后方，抗战一定能够进行到底，并最终取得胜利。
但就在这一天，刘湘知道了一个让他难堪的决定：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蒋介石撤销了他第二十三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其实接任者是刘湘的亲信唐式遵）。没有了职务，他就没有了指挥军队的权力。尽管他作为一个病人，确实难堪指挥重任，但刘湘认为，蒋介石应该事先告知他。
1月13日上午，刘湘的老友冯玉祥来访，据后来门口的卫士回忆，当时刘湘情绪激动，大声说过“今天抗日，我出川军十多万，将来历史上，国人会知道我刘湘是什么人”。
1月17日，刘湘病危，医生马上要求给他输血。从前线赶回来的川军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输了300毫升的血，但当时刘湘的血管已经萎缩，连血都很难输进去了。
刘湘终于决定开始写遗书：
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功赴前线，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
不意宿病发，未竟所愿，今后唯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及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
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1月20日，刘湘病逝，享年50岁。
1月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恤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
刘湘那段“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的遗嘱，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的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都会大声诵读。
在他病逝后，有人在他房间的抽屉找出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他手写的两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四川阵亡将士子女寄托所师生合影
馒头说
一直以来，不少人会有一个疑问：刘湘在大后方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出川抗日？
有一个说法是，刘湘为了避免被蒋介石裁军。
根据当时的情形来看，谋求统一的蒋介石，已经开始了川军的裁撤和渗透工作，刘湘此时率军出川，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周旋手段。
但不管刘湘出川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动机，川军是实打实抗日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两场战役，刘湘就耗光了手里六个精锐主力师。在之后的徐州会战和长沙会战中，川军凭借低劣的装备，用自己的血肉和勇气，打出了自己的军威。说刘湘和川军将士纯粹是打着自己的小九九抗日，这对他们不公平。
据统计，全面抗战八年来，一共有40万川军出川抗日，参加了抗战中所有的正面战场战役，其中有26万川军埋骨他乡，再也没有回来。
1937年到1945年，全国征兵总数为1400万，其中四川贡献兵员320万，占全国总兵员1/5强。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不仅仅是出人，还有出钱。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约30%。1937年至1945年，中国财政总计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达到了1/3。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四川成都市的人民公园。
这座雕像，展现的就是那时候最典型的一个川军士兵形象：大砍刀，斗笠帽，简陋的步枪，短裤，草鞋。
就是这样一支装备如此简陋的川军，当年浩浩荡荡，满腔热血，出川抗日。
中国的军界，原本有句话，叫“无湘不成军”。但自抗日战争川军出川之后，多了一种说法，叫“无川不成军”。
后来在汶川大地震后，互联网上又有了一句话：
“川人从未负国，国人绝不负川！”
抗日战争，我们到底有没有空军
这是一个中国飞行员的故事，这位飞行员，因为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而被铭记。但今天我们怀念的，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一批当时中国的空中精英。
1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
日本的鹿屋航空队18架“九六式”轰炸机，每架携带着2枚250公斤的炸弹，从台北的日本空军基地起飞，飞向中国大陆。
这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的命令。就在这一天的凌晨，中国的空军出动飞机76架次，轰炸了日本在上海的司令部、码头、仓库和舰船。
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孱弱的中国空军，居然敢在大日本帝国的空军面前主动出击！
所以，这是日军的一次报复行动，报复的目标之一，就是上海附近的杭州笕桥机场。与黄埔军校齐名的笕桥中央航校，可以说是中国空军的摇篮，如果能摧毁笕桥机场，不仅可以缓解在上海作战的日军的压力，更能一举摧毁中国空军的士气。
“九六式”轰炸机
8月14日下午，9架“九六式”轰炸机飞临笕桥机场上空，日本的飞行员甚至已经可以看到，中国的飞机正在向机场降落。
根据情报，中国空军的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中队，刚刚从河南的周口转场到杭州的笕桥机场，刚降落的飞机肯定燃料已经不足，正是攻击的好时机。
笕桥机场的空袭警报拉响了。
日本飞行员吃惊地发现，刚刚降落的中国飞机，立刻滑出跑道起飞升空，而正在降落的中国飞机随即拉升了机头，转身向自己的编队扑来。
淞沪会战的第一场空战，就在笕桥机场上空拉开。
这是一场遭遇战。按理说，日本空军的轰炸机应该有战斗机护航，但当天因为天气原因，日军航母上的“九六式”舰载机不能起飞。更重要的是，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根本不相信中国有什么像样的空军力量，认为单凭“九六式”轰炸机就够了。
“九六式”轰炸机是日本三菱重工研发的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的单翼战斗机，虽然体型笨重，但每架飞机上配有3挺7.7毫米口径的旋回机枪，完全可以对抗普通战斗机。而中国空军驾驶的，是从美国购买的霍克–3型双翼驱逐机，火力不及“九六式”轰炸机，但飞机性能上却优于对手。
霍克-3型驱逐机
这场不到30分钟的空中绞杀，结局让日本人大吃一惊，甚至让中国人也大吃一惊：日本空军被击落三架飞机（当时战报是击落6架），击伤一架，而中国空军无一损失！
杭州的报纸，两个小时后就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
全国沸腾。连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问消息是否属实，然后询问：击落第一架日本飞机的我方飞行员叫什么名字？
他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高志航。
2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1907年，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县。1920年，13岁的高志航考入了奉天中法学校，后来又进了张作霖父子办的炮科学校（东北军当时以炮兵打天下）。1922年，张学良改组军队，决定大力发展空军，从国外买了120多架飞机（可见当时张氏父子多么有钱），筹建空军学校，并准备从炮科学校中选拔18名学员到法国留学学习飞行技术。
当时高志航非常想去，但因为身高只有167厘米，落选了。他一个人在学校走廊里哭，但没人理睬。后来，他用法语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把名字“铭久”改成了“志航”，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张学良最终同意将高志航加入留学生的行列。
1927年1月，19岁的高志航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随后被张学良将军任命为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驾驶员，随即转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高志航（前排右二）与留法同学的合影
在那期间，高志航遭遇了一次事故：他试驾一架刚买进的新型飞机，出了故障，弹出的操纵杆敲断了高志航的腿骨。因为接骨效果不理想，需要敲断重接。为了避免影响飞行员最重要的神经系统，高志航坚决不肯打麻药，在无麻醉状态下敲断腿骨重接。接完骨后，高志航的伤腿短了1厘米，从此人称“高瘸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不放一枪，全线退回关内（详见本书收录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这件事给了高志航极大的刺激，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只身返回关内——作为一名当时中国极度稀缺的优秀飞行员，他希望能有一个报国的机会。
高志航当年的留法同学邢铲非，当时已经做到了国民党军政部南京航委会航空大队长。经他的介绍，高志航来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接受了一个高级班的短期培训。但因为他当时东北军的身份，处处受人猜忌和排挤，结业后只得到了一个空军见习少尉的头衔，还没有单独飞行资格。
高志航的座机（第四大队一号机）
但是，高志航一点都不在意，因为他有过硬的飞行技术。在之后几年，他通过刻苦自修，掌握了“夜间起飞不打灯”“倒飞”“弧形飞”等当时国际一流的飞行技术，并在几次检阅中技惊四座，很快就成为空军教导总队的少校总队副。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50岁生日。那天，南京航委会特别在南京举行了一次有英、德、意等国空军参加的空战技术和飞行特技表演。当时正留守杭州的高志航闻讯后，主动驾机前往参加。当时，他那些拿手好戏让外国飞行员的特技都相形见绌，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以后，高志航声名大振。
1935年，高志航奉命去意大利考察并购买飞机。在意大利，酷爱飞行的墨索里尼对高志航的飞行技术大为赞赏，甚至希望他能留下，当然遭到了拒绝。意大利的飞机制造厂商出了重金贿赂高志航，试图让他买下一批落后的飞机带回国，高志航坚决不答应，随即向美国购买了100架霍克–3型飞机。
这就是1937年8月14日，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那批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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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1937年8月14日那一天。
当时笕桥机场上空大雨，由河南飞来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中队9架飞机刚刚降落在机场准备加油，第二十二、二十三中队还在飞行途中，准备降落。
已经是第四大队队长的高志航，得到日机来袭的警报后，随即奔了出去。因为通信设施不灵，高志航骑了辆自行车，不停用手势加喊叫：“起飞！赶紧起飞！”在命令第二十一中队起飞迎敌后，高志航自己也跳上了一架霍克–3型战斗机，带了两架僚机迎了上去。
当时的日本“九六式”轰炸机编队因为过分轻敌，已经四处分散寻找轰炸目标，放弃了交叉火力掩护，这也给升空后的中国空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高志航率先在云层下发现了一架涂着迷彩色的“九六式”轰炸机，对方同时也发现了他，机枪马上从炮口中伸了出来。
但高志航不可能给予对手任何机会，他先是用机关枪摧毁了那架飞机的尾炮，然后从容跟进瞄准，精准击中了对手飞机的主油箱，日机像一个火球一般，坠落在钱塘江畔。
8月15日，不相信失败事实的日军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了16架轰炸机和29架战斗机，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第四大队起飞迎敌，又打下日机3架（高志航本人击落2架）。那一天，中国空军第四、第五大队一共打下17架日本飞机。8月16日，又击落日机8架。
短短几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木更津和鹿屋两个航空队，竟然在他们本以为“不存在”的中国空军面前，损失了一半最新式的“九六式”轰炸机，且对战略目标的打击根本不能完成。
在“大日本帝国巨大的耻辱”面前，木更津航空队联队长石井义大佐，剖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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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扬眉吐气的胜利，毕竟只是暂时的。
1937年，中日两国的空军实力对比是这样的：日本拥有91个飞行中队，各类作战飞机2100架左右，而中国一共只有300架左右的作战飞机，日本作战飞机是中国的7倍。
更关键的是，日本自己拥有飞机制造能力和技术更新能力（1940年后服役的著名“零式战机”，曾给中美空军造成巨大麻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越打越强。而中国所有的飞机包括零件都从外国采购，本身没有任何制造能力，换句话说，打一架就少一架。在最初的交手之后，中国空军飞行员每一次驾机升空，往往要单挑对方10架甚至20架飞机。
1993年，92岁的张学良为《高志航传》题词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中国飞行员都知道自己的必然结局——殉国。
其中当然也包括高志航。
1937年11月，因为中国的飞机越打越少，只能从苏联秘密购买（美国当时因不愿得罪日本，不再向中国出口飞机）。高志航受命到兰州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11月28日，转场的飞机抵达河南周口机场，随时准备飞赴南京支援前线。
但是，这个情报却被日本人获悉了（一说是汉奸告密）。
11月28日清晨，数十架日军轰炸机飞临周口机场上空，对新到的中国飞机施行轰炸。高志航率先冲进机舱准备升空迎敌，但一连发动两次飞机都失败了。这时，炸弹已经在机场爆炸，身边的军械长劝他先找地方避一避。高志航回答：“身为中国空军，怎么能让敌人的飞机飞在头上？”
就在第三次发动的时候，密集的炸弹落在了他的座机周围，高志航连同14架飞机，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殉国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时年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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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殉国的，不仅仅是高志航。
当时，包括高志航在内，中国空军有“四大天王”。
乐以琴，曾被称作“空中赵子龙”，一人击落过8架日机。在南京保卫战中，与战友董明德驾驶仅存的两架飞机升空迎战数十架日机，飞机被击中后，跳伞落地身亡。时年23岁。
李桂丹，“八一四空战”中击落第二架日机的王牌飞行员。1938年武汉保卫战中，以寡敌众，在击落3架敌机后，在空中被日机击中油箱，机毁人亡。时年24岁。
刘粹刚，一人击落过敌机11架。南京保卫战中，日机欺负中国空军已无力量，在南京上空做特技表演，刘粹刚单独驾驶飞机升空，在数万南京市民眼前击落日机一架。1937年10月，在支援山西战场夜航时，为了保全珍贵的飞机而不肯跳伞，最终飞机撞上高平县魁星楼，机毁人亡，时年24岁。
除了这些英雄，还有一批名字值得铭记。
沈崇诲，在1937年8月19日的淞沪空战中，飞机冒烟起火，与同机的陈锡纯决定放弃跳伞，驾机撞击日军旗舰“出云号”，最终失败，坠机入海殉国。沈崇诲时年26岁，陈锡纯时年22岁。
陈怀民，在1938年武汉“四二九空战”中，飞机中弹起火，但他放弃跳伞，驾机翻转180度，与当时日本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的日机相撞，同归于尽。时年22岁。
上一：高志航，下一排左起：刘粹刚，李桂丹，乐以琴
还有很多在空战中牺牲的飞行员，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
1944年第5期《中国的空军》上曾刊登过一篇名为《殉国成仁的烈士群》的文章，其中记载了很多当时中国空军的飞行员，而最多的一句就是：“某天，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笕桥中央航校，同学之间最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同年入校，同年毕业，同年殉国。
这些飞行员殉国时，风华正茂，他们大多有着良好的家世和教育背景，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退缩。刘粹刚在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真的，假如我要是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因为我们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
翻开当年中国空军的飞行员花名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与日本惨烈的空中战斗中，中国的第一批精英飞行员，基本没有一个活过1938年。
以高志航为首的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在开战一年之内，全部殉国。
馒头说
最后还想说一个中国飞行员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阎海文。
1937年8月16日，隶属中国空军第五飞行大队的阎海文奉命轰炸日军驻上海司令部。在完成轰炸任务的返航过程中，阎海文的5210号座机被地面高炮击中，他被迫跳伞，却因为风向变化，落入了日军阵地。
大批的日军围了上来，他们希望能活捉一名“支那飞行士”，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居然能击落“大日本帝国”的飞机。
阎海文身边只有一把手枪，他在日本士兵的“投降”喊话中，举枪击毙了5名日本士兵，然后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
21岁的阎海文在自尽前，喊了一句：“中国没有做俘虏的空军！”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木村毅吃惊地目睹了这一幕，并写成了报道发回国内。
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向来做得细致。早在开战之前，中国空军有多少家底，他们早就已经摸得一清二楚。
但是，机器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子弹是冷的，血却是热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成千上万的中国军人，拿着低劣甚至原始的武器，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战场。哪怕是在最讲究武器与机械性能的空中战场，中国军人所表现出的魄力和战力，也让日本空军
感到震撼。一位日本空军飞行员曾回忆：中国飞行员根本就不是来空战的，他们不要命一样，就像是来拼刺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