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下午3点左右，日军赶到，包围了杨靖宇最后的藏身处。
5
日本的《满洲国警察外史》，以及伪满时期的内部档案《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都记录了杨靖宇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离杨靖宇藏身处50米远的时候，日军指挥官西谷喜代人让部队停止前进。
西谷喜代人开始喊话：“君是杨司令否？”
整个南满地区，无论日军还是伪军，都已经习惯称杨靖宇为“杨司令”，根本忘记直呼其名。
杨靖宇回答：“是的，我就是杨司令。”
西谷喜代人继续喊话：“我们是通化的警察队。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曾经是君之同志的，都归顺了。若是君能归顺，岸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了，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
杨靖宇回话：“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虽临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你们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须多说，开枪吧。”
枪声大作。
杨靖宇手持双枪，不断射击，在右臂被击中后，左手持枪继续还击。
眼看生擒无望，西谷喜代人下令击毙杨靖宇。一颗子弹随即击穿了杨靖宇的胸膛。射击的人叫张奚若，是东北抗联里有名的机枪手，随程斌一起投降，也曾是杨靖宇的爱将。
据说，杨靖宇在战斗中，背靠一棵树，边打还边喊过一句话：“对面哪个是东北抗联投降的？滚出来！我有话说！”
杨靖宇倒在雪地里的时候，日本人还不相信自己真的射杀了大名鼎鼎的“杨司令”。
在确认尸体是杨靖宇之后，按照当时日方的报道：“是杨啊，于是所有的讨伐队员都发出了男儿之泣。”
如果说那几名叛徒暗暗流出几滴眼泪，倒也可能可信，但日本人是不会有心情流泪的，他们有的，只是好奇：究竟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存活那么久？他是不是还有“密营”？
伪警察大队展示杨将军遗体，左边两个都是中国人。日军后来还残忍地割下了杨靖宇的首级示众
日本人后来剖开了杨靖宇的胃。
他们失望了，杨靖宇的胃里只有三样东西：棉絮、稻草，还有树皮。
长岸谷隆一郎感叹：“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
在杨靖宇的遗物中，日本人除了手枪、子弹、怀表这些东西以外，找到了一个特别的东西：口琴。
日本人无法理解，在冰天雪地，饭都吃不饱，随时可能送命的环境里，杨靖宇为什么还要带着一个口琴。
第一批在现场围捕杨靖宇的那个大队，程斌也在内，但无法确认是哪一个。程斌之后一度逃脱制裁，在1951年被人检举身份，枪毙。赵廷喜1946年被群众抓获，枪毙于杨靖宇坟前。但张奚若、张秀峰等人因为种种原因（缺乏证据、追诉时效等），均逃过了制裁。张奚若晚年坚决否认自己射杀了杨靖宇（其余人都指认是他）
据说在发现口琴的时候，队伍中的叛徒，原抗联一路军参谋长安光勋忍不住痛哭失声——杨靖宇以前每每在队伍休息时，会拿出那个口琴，吹曲子给抗联的战士们听。
6
1945年8月9日，在中苏边境上，150万苏军如同潮水一般扑向了日本的关东军，发起了总攻。
在百万大军中，有一支1000多人的部队，以空降的方式，降落到了东北关东军身后，实施突袭。
这支部队都是中国人，他们就是当年被迫北上，且打且退，直到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战士。当年东北抗联的老弟兄们，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打回了自己的故乡。
只是在雪花飞舞的白山黑水之间，再也听不到熟悉的悠扬的口琴声了。
馒头说
关于抗战中的国共，之前一直听到过这样的争论：在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一共牺牲了206位将军，而共产党军队只牺牲了一位（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言下之意，看得明白。
在此之前，我写过很多可歌可泣的国民党将领，也一直认为过去的教科书，有过分贬低国民党军队抗战作用之嫌。但如果只以牺牲将军数来衡量抗日战场上双方的付出，就是另一种矫枉过正。
第一，国民党军队的200多位将领里，不少是在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摩擦中战死的，中共方面承认的抗战牺牲的国民党将领，只有100多位。
第二，国民党将领中，光追认的少将就有近60位，不少生前军衔只是团长一级。而如果以这个标准算，中共抗战期间牺牲的团以上干部接近200个，连不少县大队长取得的战绩以及指挥的部队，都已经超越了国民党军队的团长甚至旅长。但1955年授衔时，只授衔健在的，对牺牲的同志，只是追认为“烈士”。
第三，国民党军队有完整的授衔体系，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国民党领导，抗战期间只有31人被授过衔，其他都没给军衔，怎么统计呢？
想到写这个，还是因为杨靖宇。
按杨靖宇和赵尚志指挥的部队数量，当时按序列就应该是国民党中将级别，以他们艰苦取得的战绩和做出的牺牲，至少要追认二级上将以上级别，但我写杨靖宇的时候，实在是不知道该写他什么军衔，只能冠以“总指挥”。
没有人给杨靖宇授过衔。
而我想，杨靖宇和他的东北抗联，在漫天飞雪与日寇以命相搏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想到过自己到底是什么军衔。
最后，以一个日本人的故事作为结尾。
还记得那个当时的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吗？因为消灭了杨靖宇，他一路升迁，最后到了伪山西省副省长的位置。因为杨靖宇，他对中国军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后来一直在做研究。
但是，1945年到了，日本投降了。
在日本投降前夕，岸谷写了一封遗书，用氰化钾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剖腹自杀。这件事在日本引起震动。
据说，在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遗言真伪不可考，但道理是没错的：中国的军人在这场持续了14年的捍卫自己民族生死存亡的搏命之战中，前仆后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斗。
杨靖宇直到牺牲，也没有被授过军衔，但我们一直尊称他为“将军”。
希望这样的将军，在过去、现在、将来，中国永远不会只有一个。
为什么他没打过一场仗，却是陆军上将？
这个故事要说的，是一位奇人。这个人的名字，在民国的历史上，一直若隐若现。说他有名，却并非大红大紫，说他无名，民国每一个名人，都对他非常尊敬。他叫蒋百里，是一个从没有带兵打过仗的陆军上将。
1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始终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他从未带过兵，打过仗，但逝世后，被蒋介石追封陆军上将。
他只做过一所陆军学校七个月的校长，但这所学校毕业的将官，都以是他的弟子而自豪。
他曾写过一本书，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后来反过来又请他作序。
他为中国击败日本的侵略殚精竭虑，但自己却娶了一个日本姑娘做妻子。
他有个女婿，名叫钱学森，他还有一个妻侄，名叫查良镛，笔名金庸。
这个人，叫蒋百里。
2
蒋百里1882年出生，浙江海宁人。蒋百里的祖父蒋光煦，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达到10万册。所以说蒋百里也算是“书香世家”。
为什么说“也算”呢？因为蒋百里的父亲蒋学烺生下来有残疾（缺左臂），不被蒋光煦喜欢，送到寺庙里出家做了小沙弥。蒋学烺长大后，还俗学医，娶妻生子，这才有了蒋百里。
蒋百里
蒋百里13岁的时候，父亲亡故。因为父亲之前出家，所以蒋百里不能归入蒋家，也得不到家族遗产。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艰苦。
当时蒋百里的叔父请了一位老秀才给自己的孩子上课，没钱读书的蒋百里只能溜到书房里去“蹭听”。那位老秀才看蒋百里聪慧过人，决定不收他的学费，免费教他读书。
这一教，不得了，1898年，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
但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无非也就多了一个无名的儒生。还好，蒋百里志不在此。在考秀才前，他就喜欢读《普天忠愤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中国诗文的总集）这类书，读到激动的地方，蒋百里会放声痛哭，悲愤交集，发誓要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力量。
所以，在蒋百里19岁的时候，放弃了做私塾教师，在一个知府、一个县令和一个监院的赞助下（可见当时看好他的人不少），东渡日本，去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青年蒋百里
和当时很多的有志青年一样，蒋百里决定投笔从戎。
3
按照时下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蒋百里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在这个版本中，蒋百里1905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17期毕业时，名列第一，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拿走了天皇御赐的佩刀，让所有日本人颜面扫地，随后陆军士官学校决定将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开计算成绩，以防中国学生再得第一名（这个版本中，第二名是蔡锷，第三名是张孝准，前三名被三个中国人包揽）。
这个版本，在陶菊隐的《蒋百里传》、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后世的叙述，多引用于此。
但有越来越多的考证显示，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从没有天皇赐刀的传统（比这级别高的日本陆军大学倒有），而且无论毕业时间、同学姓名、有案可查的成绩排名，似乎都无法证实蒋百里的这段光荣事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蒋百里这段被人广为传颂的事迹，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不过，和蒋百里前后几乎同期（有的差一期）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日本同学中，那些名字还是非常扎眼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阿南惟几、山下奉文……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20期优秀毕业生的名单，里面并没有蒋百里的名字。当然，在毕业生名录里也没有中国学生的名字。可能在那个时候，中日学生的成绩已经分开记录
这些后来在中国战场上肆意横行的日本师团长（东条英机后来成为首相，阿南惟几成为陆军大臣），当时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名列前茅的优等生。
不过，不管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取得了什么成绩，从他毕业回国就受到清朝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重用并保荐这一事例来看，蒋百里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应该还是颇有威名的。
只不过，蒋百里其实终生对日本的陆军体系评价不高。1906年，蒋百里被公派到德国学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元帅（后为德国总统，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下面的一个连长。4年后，蒋百里学成回国，立刻成为京都禁卫军管带（二品）。
蒋百里在德国留学时的照片
这一年，蒋百里才28岁，放眼当时的同龄人，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4
28岁之后。蒋百里的各种事迹被人传颂。
比如他的刚烈。1912年底，29岁的蒋百里官拜少将，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这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陆军学校，培育出一大批后来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蒋百里以29岁的年龄担任校长，就足以见他当时的地位。
蒋百里到了保定军校后，首先向全体学生承诺：一定会把他们训练成最优秀的军官，不然就“自戕以谢天下”。
蒋百里随后做了大量的改革，和学校师生同吃同住，亲自授课。他在日本和德国的留洋经历，注定他有远高于当时国内其他人的视野，从老师到学员都很钦佩他。一座本来已经野草丛生、快要倒闭的保定军校，到了蒋百里手里，焕然一新。
但当时北洋政府的一批旧军人代表（主要是段祺瑞），对这所学校的新式培训方法不是很认同，处处刁难，到后来更是连经费都不拨了。蒋百里上任之初，曾向同学们保证要好好管理这所学校，现在这个样子，让蒋百里觉得自己愧对同学。
1919年，中国赴欧洲考察团在巴黎的合影（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亮，蒋百里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那天，蒋百里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全副武装，站在石阶上对全体师生说：
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职责，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不要动，记住，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正当师生纳闷校长为何要说这些话时，蒋百里掏出手枪，对着自己胸膛就是一枪。
他自杀了！
幸好当时蒋百里身边的勤务兵眼疾手快，拉了一把，子弹从蒋百里的肋部射入，并没有伤及心脏。
事发后，有人从蒋百里屋中找到前一晚他写的三封遗书，一封给母亲，一封给好友蔡锷（当时任云南督军），一封给学校教育长张耀亭。
后来才知道，前一天，蒋百里又一次催讨学校经费失败，所以决定自杀以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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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自杀未遂，又让蒋百里多了另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爱情。
当时蒋百里自杀未遂，震惊全国。袁世凯下令找最好的日本医院治疗蒋百里的伤势。在养伤期间，蒋百里与照顾他的护士佐藤屋登互生好感，最后结为夫妻。因为蒋百里喜欢梅花，所以佐藤屋登改名“佐梅”。
一个一生研究对抗日本的中国军人，最终娶了一个日本妻子，这在当时也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但蒋百里我行我素。
蒋百里去世后，他的好友冯玉祥曾激动地怀疑，是身为日本人的佐梅夫人下毒。当时这个说法给了佐梅非常大的压力，但佐梅顶住了压力，她不是用日语，而是用标准的北京话教育蒋百里留下的五个女儿，将自己的首饰捐献给中国的抗日事业，自己还曾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
佐梅在1978年病逝，墓碑上刻的名字是“蒋左梅”（碑文如此）。她晚年曾表示，她之所以支持中国与自己祖国战斗，是因为当时中国人的战斗，是正义的战斗。
故事还没有完。
蒋百里原来是有一个原配夫人的。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这个原配夫人，是父母给订的亲，蒋百里本人从来不愿意接受。
蒋百里去留学后，蒋的母亲曾委婉地劝那位原配夫人解除婚约，但那位夫人却表示绝不会另嫁他人。蒋百里1910年回国后勉强和她成婚，之后就两人分开，那位夫人侍奉蒋百里的母亲，直到1938年病逝。
蒋百里和佐梅一家
这位夫人，叫查品珍，她有个侄子，叫查良镛，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作家金庸。
金庸后来专门评论过姑父蒋百里这件事：“都是父亲攀交情、母亲讨媳妇，而不是丈夫讨妻子，所以这是不足以为百里病的。”
故事还是没完。
蒋百里和佐梅的三女儿，名叫蒋英。蒋百里当时在浙江书院读书时，有个同窗好友叫钱均甫。两家世交，后来蒋英就嫁给了钱家的独子、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所以，金庸叫蒋英“表姐”，金庸又成了钱学森的表小舅子。
6
说完蒋百里的爱情，再说说他的文学成就。
蒋百里秀才出身，本来就有相当的文化功底。在日本留学时，和同年的蔡锷结为至交。蔡锷是梁启超的弟子，经蔡锷引荐，蒋百里也对梁启超执弟子礼。
1920年，蒋百里从欧洲归来，以一个军事学家的身份，却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他请梁启超来作序，梁启超看了书后，大加赞赏，写序竟有些控制不住——一篇序言，写了5万字，和书的正文差不多了。梁启超觉得这么长的序言闻所未闻，索性另外帮蒋百里写了一篇短序，然后把自己这篇长序言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然后，又反过来请蒋百里写序。
《欧洲文艺复兴史》封面
《欧洲文艺复兴史》出版后大受欢迎，也鼓舞了蒋百里。蒋百里在1920年9月开始主办《改造》杂志。这本全国性的杂志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只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可以超越。而之前他在留日期间主办的杂志《浙江潮》也红极一时，鲁迅、章太炎等人均在上面发稿。
从1920年到1935年，蒋百里倾注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共出版了16套86种图书，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作家的作品，都收录其中。
蒋百里还写过大量文史方面的研究文章，比如《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
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后人回忆蒋百里时，肯定是冠以“文学家”“史学家”，甚至“报社总编辑”的头衔。
好在，“军人蒋百里”最终战胜了“文人蒋百里”。1925年，蒋百里宣布重新出山，再次投身军事事业。
因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击败日本。
7
一生没有带兵打过仗的蒋百里，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威望？
因为在1937年初，蒋百里把自己多年留学和思考的东西，集结成册，出了一本书，那就是著名的《国防论》。
在这本约10万字的书里，他系统地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军事理念和军事制度，包括制空权的重要性和总体战的概念，同时又结合了中国的国情，给出了中国国防建设的建议和方法。
这本书经当时的《大公报》出版后，轰动一时。
《国防论》封面
当然，蒋百里最熟悉的，还是当时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早就判断中日必有一战的蒋百里，多次谈及对日本的战略，总结下来有三点：
第一，中国不怕日本鲸吞，但怕对方蚕食。所以对日本不能节节败退，要主动实行全面抗战，不能让日军存在后方，要让其无暇消化占领区。
这一点，后来共产党的部队做到了。
第二，主动攻击在上海的日军，迫使日军不再从北往南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常出现的灭亡一个朝代的打法），而是从上海开始，溯长江而上，从东往西打，从而中国可以利用沿江的山地和湖沼，消解日军在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这一点，国民党的部队做到了。蒋介石在1937年发动了惨烈的“淞沪会战”，结果日军的进攻路线真的因此改变了。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时间拖得越久，离胜利越近。
这一点，国民党军队后来也照做了。尤其是蒋百里的保定军校门生薛岳，指挥四次长沙会战，前三次会战，牢牢将日军钉死在这条线上。
蒋百里不断强调一点：和日本作战，“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从这三点来看，后来抗日战争的态势，确实是按照蒋百里当初的判断发展的。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自始至终没有和日本有过媾和行为。当然，这也和蒋百里后来成为蒋介石的身边高参有关。
只可惜，蒋百里没有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场战争的胜利。
1938年10月，蒋介石把陆军大学校长的位置交给了蒋百里——在此之前，他自己担任校长。
仅仅一个月之后，1938年11月4日凌晨，蒋百里因心脏病，与世长辞，终年56岁。
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作挽联：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改迁后的蒋百里墓，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南山陵园
馒头说
“纸上谈兵”是不是一个贬义词？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的。
但蒋百里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纸上谈兵”的人。
近年来，舆论有一些把蒋百里“神化”的嫌疑。但抛开那些经不起考证的传说，你仔细看，蒋百里依然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学家——不是军事家，因为他确实没有带过兵，打过仗。
一场庞大的战争，需要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士兵，需要在指挥所里运筹帷幄的将官，也需要一些凭借自己的经历和眼光，远离战火，从战略角度剖析战局的人。
蒋百里就是这种人。而且，当时的中国，也需要这种人。
面对武装到牙齿、猖狂叫嚣的日本军队，其实当时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军人，心底里是有一种胆怯的。
在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人站出来，告诉大家，日本人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他不是只喊口号，而是用自己的经历和道理，详细剖析给你看。
当时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到军队的将官，都被蒋百里的一句话所鼓舞。
蒋百里把这句话，写在了《国防论》的扉页上：
“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汉奸将军”的自我救赎之路
读过中学历史课本的，应该多少都会知道“张自忠”这个名字。进一步的，知道他是一名国民党将领，牺牲了。大概偶尔也会和“张治中”这个人名混在一起。但张自忠的故事，远不止那么简单。
1
张自忠1891年出生于山东临清的一个官宦之家，没错，他还当过清朝人。关于他的童年，我们一笔略过，只需要知道一点：他最喜欢读《三国演义》和《精忠说岳》。
一般来说，一个人小时候喜欢读的书，会对他的性格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一下子把时间跳到1931年。
这一年，清朝早就寿终正寝，中华民国也走过了19个年头。
这一年，张自忠40岁。
他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投奔冯玉祥，从一名排长做起，在1931年，已经成为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一员悍将。这一年，“西北军”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
张自忠
一个师长，在历史上是很难留下什么痕迹的。
但只过了6年，在1937年，张自忠的名字就被全国熟知了，是以一种非常耻辱的形式：汉奸。
2
事情说起来，也不算太复杂。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逼近北平。
当时平津，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和爱将张自忠据守。二十九军之前打过“长城抗战”，获得了著名的“喜峰口大捷”，是有名的抗日军队。但在占据了华北之后，宋、张二人还是有“军阀思维”，认为平津是自己的地盘，蒋介石的中央军别进，我们自己与日本人周旋。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宋哲元还是张自忠，都对日军全面侵华的决心估计不足，一心以为和日本亲善，可以保住自己的平津地盘。张自忠甚至还代表宋哲元，专门去日本做过访问。
可是日本人一点都没给他们面子。
兵临城下之时，宋哲元以“保留西北军一点底子”为由，带着大部队先撤了。他把那副烂摊子丢给了张自忠。当时，张自忠是天津市市长，在北平治病。
宋哲元走的时候，张自忠说了一句：“我怕要成了汉奸了！”
果然，北平孱弱的兵力，根本无法防守日军。张自忠最终决定，在城里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放日军入城。
那一天，北京的老百姓起床后发现，国民革命军全撤了，到处是安民告示。他们瞬间就明白了——这是投降啊！
日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北平城。
（关于这段故事的详细始末，可以参看本书收录的另一篇文章《“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背后》。）
张自忠不愿真成了汉奸。他先是逃进一家德国医院，然后再通过其他方式，潜逃出城。
但不战而丢北平，这个责任，张自忠确实难辞其咎。
全国的报纸铺天盖地地羞辱张自忠，人们给他个四字评语：“自以为忠！”
3
北平城被破一个月后，张自忠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被撤职查办。不久后，张自忠得到了一个军政部的闲差。
那时候的张自忠，终于彻底醒悟了。
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血书。但直到李宗仁、程潜等人力荐，正处于用人之际的蒋介石，才半推半就，让张自忠回到自己的老部队，代理第五十九军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
日军进入北平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张自忠就想好了自己的归宿。
从1938年2月开始，张自忠带着他的五十九军，开始了他们“自赎式”的拼死战斗。
在3月的“临沂战役”中，张自忠不计前嫌，率五十九军急行军支援死守临沂的庞炳勋部（庞炳勋在中原大战时曾差点要了张自忠的命），血战七昼夜，击退日军中号称“铁军”的第五师团。这一战，打得日本人刻骨铭心，同时也让全国都知道，张自忠原来是抗日的！
这一战之后，张自忠的所有处分都被取消，并升任二十七军团军团长。
但这远没有达到张自忠的自我要求，那种迫切要洗刷耻辱的自我要求。
1938年3月至5月的“徐州会战”，张自忠和他的部队杀红了眼，且专挑脏活累活：哪里要增援？我们去！哪里要死守？我们来！哪里要断后？我们上！哪里最苦最危险，张自忠就带着他的部队坚决顶上，而且一交火就往死里打。在每场战斗前，张自忠都会先留下遗书。活着回来，就销毁。
张自忠的遗书
那一次会战，很多日本人都记住了一个对手的名字：张自忠。
到了1939年，张自忠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那么多次，无一败绩。他的名字，不仅在国民党军中响当当，在日军中，也已经享有威名。这一年，张自忠已经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并且是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了。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专门关照张自忠：“集团军总司令，就不要去一线亲自战斗了！”
但张自忠似乎从来没有听进去过。这使得不断有后人推测：张自忠其实早已经想好以一死来洗刷先前的耻辱了。
4
1940年5月，枣宜会战打响。
张自忠奉命出击枣阳，截击日军。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不用自己亲自出击，但他命令副司令留守，自己又一次奔向了前线。
这是张自忠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
临战前，张自忠给追随他多年的军官们，罕见地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其中有一句写道：“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
5月15日，张自忠率总部和七十四师抵达南瓜店。他们并不知道，由于集团军总部无线电通信频繁，被日军通信部队察觉，并被侦听到电台确切位置。
日军惊喜地发现：面对他们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
5月16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调集5000多人，开始包围张自忠的集团军司令部。当时张自忠身边，也就1500人左右。
如果当时决定突围，还是有机会的。但张自忠再也不愿意临阵脱逃了，他决定死守待援。
5月16日清晨，日军发起总攻。防守阵地上的中国士兵，都知道总司令就在自己的身后，血战不退。但日军的兵力和火力都远胜中国军队，防守高地相继丢失。
张自忠的卫队早就被派到了第一线，张自忠身中数弹浑身是血，依然站在小山包上督战。
张自忠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了。
先是一颗子弹射入了张自忠的腹部，本已倒下的张自忠突然挺立，用手去抓一名冲上来的日本兵的刺刀。这时，另一名日本兵将刺刀刺入了他的身体。
至此，张自忠的部队自他以下，全部殉国。
5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一个人到底在大家心目中是什么地位，不看他生前，而是看他死后。
刺死张自忠的那个日本兵，叫藤冈。他在张自忠的尸体上，翻出了一支钢笔，上面刻着三个字：“张自忠。”
藤冈大吃一惊，对方声名赫赫的集团军总司令，居然没跑？藤冈立刻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联队长。联队长不敢怠慢，请来了曾和张自忠有过数面之交的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
确实是张自忠！
专田盛寿是跪着帮张自忠整理仪容的，随后命令士兵用担架把张自忠的尸体抬下山，清洗以后安葬。
清洗后，日军发现，张自忠身上两处炮弹伤，一处刺刀伤，五处子弹伤，一共八处创伤。
在陈家集，日军用柏木做了棺材，把张自忠的遗体用布裹好，下葬。木牌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竖牌后，在场日军集体敬礼。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张自忠阵亡的消息：
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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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还没有完。
当晚，第三十八师和一七九师的官兵，立即组织了敢死队，不顾一切地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司令总部发起拼死攻击，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抢回张将军的尸体！
那一夜，中国的士兵不要命地往前死冲，终于找到了张自忠的坟墓。
按照日军的记载：“当夜，张自忠的遗体即被数百名中国兵采取夜袭方式取走。”
张自忠的遗体，被中国官兵重新洗净，换上整洁的内衣和军装，配上将军短剑和领章，装入贵重的楠木棺材，准备送回当时的陪都重庆。
蒋介石亲自登船迎灵柩
途经宜昌，百姓得知运送的是张将军的灵柩，10万人出城哭送。其间日军飞机飞临宜昌上空，防空警报长鸣，但群众无一散去。
日机盘旋多圈，一弹未投而离去。
张自忠的灵柩走水路前往重庆，一路上经过巴东、巫山、云阳、万县、忠县、涪陵，所经之处，供桌延绵数里，祈愿的香火缭绕不绝，很多中国百姓在长江两岸长跪不起。
1940年5月28日，张自忠灵柩抵达重庆，重庆百姓倾城而出迎接灵柩。蒋介石臂挽黑纱，亲自上船迎灵。
张自忠殉国时为上将军衔，50岁，是“二战”时期同盟国方面牺牲的最高军阶的将领。
国民党之后追授张自忠二级上将。共产党之后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在今天的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城市，都有那么一条路，叫“张自忠路”。
张自忠墓
馒头说
1986年4月，在香港举行了一个特别的首映式。上映的是一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名字叫《血战台儿庄》。
在这部电影里，有这样一组镜头：蒋介石主持国民党师长王铭章的追悼会，正好日机空袭，场面混乱。但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依旧镇定演讲。
这样一个小镜头，连同这部电影，轰动香港，震动两岸：这是大陆第一次正面承认国民党的抗战功绩！
在台湾的蒋经国听到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刻要来了录影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没多久，蒋经国宣布，准许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戴老板”之死
很多读者都曾在后台留言要求写一写这个人，他确实是个值得一写的人。这个人无师自通，建立了一整套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他被共产党称为“蒋介石的佩剑”，被美国人称为“亚洲最神秘的人”，他留下了“杀人不眨眼”的名声，但即使对手也承认，他是“特工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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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先回到1936年12月13日。那一天，正在广州扩充广东缉私部队的戴笠，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那是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发来的，电报上赫然写着：
十万火急，南京沈沛霖[1]亲译（绝密）：据确切悉，12日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不明。西安江雄风敬叩。
关键是那个日期：12月13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一天了，戴笠的情报系统才刚刚得到确切消息。
其实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在张学良和杨虎城身边布了不少“眼线”，但确实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所以虽然向蒋介石汇报过“张学良、杨虎城有异动”，但戴笠自己也不敢确定。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前排左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邵力子（陕西省主席）
这种模糊的提醒，自然不会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如今，领袖被抓，生死难料，戴笠这个负责情报工作的，肯定难辞其咎。
戴笠立刻坐飞机赶回南京，随即就参与了一场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争辩。
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坚决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不然“党国威望何存？”，而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一批人，坚决主和，“子弹又不长眼睛！”。
戴笠是“戴罪之人”，不敢发言，但很快他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宋子文请他一起陪宋美龄去西安与张学良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张学良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去谈判的人确实是要冒风险的（宋美龄在去西安的飞机上曾递给身边人一把手枪，嘱咐如果发生意外就用枪打死自己）。
但戴笠知道，那时候自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毅然决然地答应一同前往。
到了西安，一下飞机，戴笠就被张学良派人缴了械，软禁起来。虽然张学良接待戴笠的规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戴笠其实没怎么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不过，戴笠还是给自己写了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2]地下室。”
这封遗书写得颇为感人，但后来从“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宋子文、蒋鼎文留下的各种记录文字看，戴笠始终和宋子文共同行动，张学良也待之以礼，很难看出有什么“离死不远”的迹象。
不过，这封遗书还是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西安，戴笠面见了被囚禁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看到他走进来，立刻大吼一声：“你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听闻此言，戴笠竟然号啕大哭。
据他事后的解释：终于见到了领袖，哪怕是训斥，也觉得心中格外亲切。
而蒋介石骂归骂，但对危难之中敢到西安来谈判的人，他还都是记在心里的——宋美龄是老婆，宋子文是小舅子，而这个戴笠非亲非故，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蒋介石最看重忠心的人。
那一年，戴笠已经39岁了，但等待他的，是人生崭新的一页篇章。
2
戴笠是典型的“大器晚成”。
1897年5月28日，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原名春风，字雨农——因为小时候他的母亲找人算命，说她儿子宿命不错，但命中缺水。所以，戴笠后来一生用过27个化名，很多都与“水”有关（包括开头的“沈沛霖”）。
戴笠家里原本还算殷实，但父亲戴士富却有个致命的坏习惯：赌博。原本戴家有200亩地，因为赌博，最后输得家徒四壁，母亲蓝月喜只能靠给人缝补补贴家用。
戴笠与母亲合影。戴笠极孝，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并认为是母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戴笠4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对他要求很严格，6岁把他送进了私塾。戴笠从小聪明，博闻强识，在学校里经常是第一名，后来考入当时的浙江一中。
但是，父亲喜欢赌博的恶习，也延续到了戴笠身上。戴笠好赌，且赌技精湛，还善于“出老千”。结果，因为赌博，被学校开除，无奈之下投了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去当兵。在军营里，又是因为赌博被长官发现，随后被开除。
戴笠回家，在母亲的安排下，娶了一个叫毛秀丛的女子为妻，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按照母亲的想法，戴笠师范毕业后，就当一名小学老师，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
但已经闯荡过江湖、见过世面的戴笠，又怎么可能闲得住？在家待了段时间后，他决定还是要出去闯天下。在上海、宁波、湖州这一带“讨生活”的戴笠，随后的那些经历，倒也是挺有意思的。
他去过少林寺习武，当时和他一起习武的弟子里，有一个人叫许世友，后来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他去湖州和一群人结拜兄弟，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叫胡宗南（国民党一级上将），一个叫王亚樵（著名的“暗杀大王”，最后死在戴笠手里，参见本书收录的《“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24岁时，他回浙江开了家“春风武馆”，然后去上海赌场玩骰子，因为赌技精湛，被赌场老板看中，结拜为兄弟——那个老板，叫杜月笙。
27岁时，他在家乡组织“自卫团”，在苏浙战争中抵抗闽军的入侵。
总之，在30岁前，戴笠是一个到处混的人，虽然留下了一些名声，结识了一些日后的大佬，但如果就一直这样混下去，他也不可能在历史上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直到1925年，戴笠碰到自己的同乡加同学毛人凤，毛人凤赞助了他20块大洋，劝他去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前途会非常辉煌”。
戴笠第一次去考的时候，没有考上，随即求助于当年在上海叫他“叔叔”、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后来当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出钱资助了他，鼓励他再考一次。
1926年，戴笠终于考上了黄埔六期的骑兵科，只是当时已经30岁。和戴笠同一期的同学，年龄大一点的也就22岁，年龄小一点的可能才十七八岁，他在同学里可谓是“德高望重”。
在黄埔军校，戴笠开始使用“戴笠”这个名字。曾有人说戴笠用这个名字是想戴皇冠，其实典出晋朝周处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卿当下。”意思是君子之交，贫贱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