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戴笠”这个名字，有“隐藏在帽子下”的意思，和他日后的职业倒也颇为契合。
也正是那份成熟和稳重，30岁的戴笠在学校里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校长蒋介石。
蒋介石那时虽然是黄埔军校校长，但也就比戴笠大10岁而已，两人在上海还见过几次。在学校里的时候，戴笠就开始注意搜集学校里的各种情报（主要是共产党渗透的情况），再通过人交给蒋介石。
1927年4月，戴笠被分配到许振亚手下的国民革命军骑兵营第一连第一排，参加了北伐。骑兵排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不是作战，而是在大部队到达前侦察敌方情报。戴笠将这项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有些情报是直接交到蒋介石手里的，所以蒋介石对他的印象进一步加深。
在随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开始在北伐军内大力清洗共产党员，戴笠写信向蒋介石揭发了骑兵营中20余名共产党员，由此正式走入蒋介石的视线。
从1927年开始，戴笠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
这是戴笠一生命运的第一次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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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9年开始，蒋介石认为负责情报的“中统”出现了大问题。
那个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几次大“围剿”都遭遇了惨败，其中很多绝密的行动，都有被共产党提前知道的嫌疑，蒋介石开始怀疑“中统”是不是被共产党渗透了。
1931年，中共的特别行动科顾顺章被捕叛变，蒋介石恍然大悟——连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是中共的人，共产党的渗透已十分严重。
随后的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这个事件其实是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捣的鬼，而“中统”的情报系统居然事先没有任何情报，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要在“中统”之外，另起炉灶。
谁来做负责人？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戴笠。
纵观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他有一个明显的优先级：“人才+奴才”—“奴才”—“人才”。
蒋介石与戴笠。可以注意戴笠看蒋介石的眼神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看来蒋委员长的个人偏向，喜欢任用故旧和他个人认为可靠的老伙伴，以担负重要的职位。至于明知他们腐化贪污有据，或缺少能力等等，他却置之不管。”
而既有能力，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戴笠正是不二人选。
1932年3月1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也有人称之为“蓝衣社”），社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4月1日，蒋介石任命戴笠为复兴社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核心部门“力行社”特务处处长一职（后来，力行社归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著名的“军统”）。
戴笠的特工生涯，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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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蒋介石真的没看错人——戴笠确实是搞情报工作的天才。
首先，戴笠善于学。
当时，戴笠手下才100多人，绝大多数没有从事过情报工作。当时“中统”里有很多水平很高的特务，戴笠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拢过来。招降了曾经在苏联专业机构严格训练过的顾顺章之后，戴笠专门让他开培训班，传授手下各种特务技能和知识。
在学习同事和敌人的基础上，戴笠创造了好多套制度和行动方法。仅仅特务自身的技能上，就有完整的行动术（暗杀的部署、准备、执行、善后等过程）、射击术（各种枪械的射击技术和一些特种武器的设计）、擒拿术（还重金邀请中国各地身怀绝技的武功高手来培训成员）、情报术（包括各种获取情报和传递情报的方法，以及潜伏的技能），等等。
军统培训的女特务，不少是担任译电工作
其次，戴笠善于罚。
戴笠始终强调一句话：“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他强调军统是个大家庭，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军统特务是一辈子的事情，一旦进入军统，一辈子都是军统的人。
戴笠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家法”，指挥不力、行动失误、背叛组织、贪污、腐化、赌博，甚至违规结婚，都会受到处罚。
但与此同时，戴笠的“罚”会区别对待，比如因为指挥不力、行动失误造成军统损失的，要看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原因。一般来说，因为客观原因失误的处罚都是象征性的，甚至是口头警告一下；如果是主观故意，处罚就会从严从重。
对于背叛组织的惩罚，戴笠是最严格的，一般就是枪决和暗杀。背叛军统的人一般会改名换姓，四处隐藏，但军统对于内奸的处罚是长期的，也就是追杀到杀死为止。所以，军统的叛徒并不多。
再次，戴笠善于奖。
光有罚没有奖，肯定不行。在抗战中，所有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公务员只拿八成薪饷，但军统人员全部全额发放，执行外勤的特务因为任务比较危险，津贴更是双份发放。
当时，戴笠给部下定的伙食标准是每人一天一块大洋，这个标准放到当时，大米白面随便吃，鸡鸭鱼肉能管饱。
此外，对于不幸牺牲的军统特务，戴笠会给予很好的抚恤。除了一笔不菲的抚恤金以外，还会给遗孤发放生活费、教育费。所以，军统人员的凝聚力很强，即使被捕，往往也会坚持不叛变——就算自己死了，家人也会有很好的待遇。
经过几年的经营，戴笠锻造出了一个遍布全中国的最有实力的特务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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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戴笠领导下的军统，都做过些什么呢？
实事求是地说，戴笠的军统，在抗日战争期间确实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大批的伪军高官和汉奸，以及日军的军官，都被戴笠派出的军统特务暗杀。其中比较有名的有：
日本的天皇特使、贵族高月保，在1940年被戴笠派人暗杀于北平。
张敬尧，原湖南督军，1932年与板垣征四郎勾结，参加伪满洲国政府，拟任伪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密谋在北平进行暴动，策应日本关东军进占平津。1933年5月7日，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被戴笠派人刺杀。
黄濬，1937年7月作为行政院会议记录人员，将国民党军队准备炸沉日本舰船的机密消息透露给日本，导致计划落空。戴笠组织人侦破此案，抓获黄濬，施行枪决。
傅筱庵，担任伪上海市市长时，被戴笠派人用刀直接劈死。
上海滩流氓大亨张啸林投降日本，在保镖的重重保卫下，在自己家中照样被戴笠派人暗杀。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伪天津市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准备银行总经理程锡庚，这三人均在1939年被戴笠派人暗杀。
当然，还有最著名的针对汪精卫的系列追杀，汪精卫最终殒命，有一种说法就是戴笠最终买通了他身边的女佣下毒。
除了暗杀，戴笠还组织过无数次针对日本人和伪政府的爆炸、绑架、制造假币等各种活动，更是成立“忠义救国军”，直接和日军对战，在“淞沪会战”中配合中国军队作战，战况惨烈。
杜月笙和戴笠。淞沪战役中，在戴笠的鼓动下，杜月笙也派自己的手下组成“别动队”对战日军，伤亡惨重。在得知戴笠死讯后，杜月笙曾一度难过得要跳楼
戴笠还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国外。1941年，戴笠两次亲赴缅甸建立情报网，在东南亚做到了“只要有华人血统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特工”。他培养大量军统破译电码的人员，与美国合作，甚至破译出日军要偷袭珍珠港的电码，通知过美方。
有一份数据显示，军统在抗战期间，共计搜集日军情报1021863件，对日伪进行破坏2219次、突击595次，制裁日伪首要515次，暗杀日伪人员18444人、击伤5510人、俘获562人，破坏日伪机车492辆、车厢1627节、汽车479辆、船舰441艘、炮台及碉堡51座、飞机71架、兵营1578间、桥梁250座、路轨1658米。
在抗战中，军统正式登记在册的特工人员牺牲人数为18000人。
当然，除了抗日锄奸外，戴笠也负责帮蒋介石铲除心腹大患和异己：
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因为和共产党走得太近，被戴笠派人在马路上枪杀。
1934年，因为一直刊文抨击蒋介石，《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戴笠派人暗杀于沪杭公路。
1936年，与戴笠是结拜兄弟的王亚樵，因多次刺杀蒋介石，被戴笠派人暗杀。
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戴笠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美国战略情报局调查认定：戴笠手下有18万便衣特工、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1.5万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有组织的海盗，加起来共计有32万实际或潜在人员，均属戴笠指挥，平均每天有4万人24小时地为戴笠工作。
戴笠被认为是站在蒋介石背后，最有权势和能量的人。军统从上到下，都叫戴笠“戴老板”。
这是喜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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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笠风头最劲的时候，说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恐怕是不夸张的。
戴笠是极少数能全天候晋见蒋介石的人。蒋介石在办公室忙公务的时候，看到戴笠进来头都不会抬，只说一句：“雨农来了？先坐。”
蒋介石发号施令，喜欢用“手令”传达，平均数量每年可以装满10只公文箱。但唯独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从来只是口头传述，很少下手令，以免授人口实。戴笠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只做口头报告，对蒋介石的指示，也只是脑记心记，不做笔录。
也正是因此，戴笠布置工作或下达命令，只用一句“奉谕”，至于是奉谁的谕，戴笠从来不解释，有没有奉谕，也没人知道。
1929年夏，蒋介石（前坐者）登泰山时与戴笠（后排左一）等合影
到了抗战后期，戴笠凭借遍及全国的情报网和特务机构，权力已经非常大。任何人，只要戴笠说他是“汉奸”，就可以立刻抓入监狱；相反，只要戴笠点头，说一名汉奸是军统的“特务”，又可以从监狱中放出来。
关于戴笠好色的故事也开始在街头巷尾疯传，包括他与影后胡蝶的一段故事，更是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外的风评可以一笑置之，但国民党内部对戴笠的评价则让他开始有点担心了。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在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带来的收入就超过亿元。当时的财长孔祥熙一直很恨戴笠，曾经说过“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手下的特工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就是他在唐生智部队里的耳目率先发回来的。而更多的时候，国民党军方的将领认为戴笠是在打小报告。比如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还因为女色问题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指出“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顾祝同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军队内部结下不少梁子。
最重要的是，戴笠的权力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蒋介石虽然对戴笠十分信任，也给予了戴笠很大的权力，但也一直想方设法在防范戴笠。比如戴笠立下那么多功劳，但蒋介石始终只让他担任军统局的副局长，军衔也只给到少将，就是想“给权力但不给高位”，防止戴笠膨胀。
虽然戴笠对蒋介石一直忠心耿耿，但到了1945年抗战进入尾声时，他手下的数十万军统、忠义救国军和各种的武装人员，以及已经可以独立联系美国的能力，足够引起蒋介石的不适。
而且，戴笠并不是一个想功成身退的人，从各种回忆录和资料来看，戴笠当时已经把触角伸到了警务、缉私、交通等各方面，并且有意担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
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结束了。日本一投降，同样是蒋介石亲信、时任军政部部长的陈诚，立刻提出解散忠义救国军。戴笠一听就慌了神，连忙飞到重庆向陈诚当面解释“撤不得”。
1943年，戴笠在“中美合作所”成立的文件上签字，正式和美国合作训练特工
但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戴笠手下的那么多特务和武装人员，包括戴笠本人如何安置，确实成了蒋介石面对的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而一架飞机，给出了一个意外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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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7日下午，南京西郊的江宁县板桥镇的老百姓，看到了一架在大雨中挣扎飞行的飞机。
据目击者回忆，当时是下午1点左右，飞机飞得非常低，摇摇晃晃，一头撞到了岱山上，先是一团火光，然后就是一声巨响，爆炸后的飞机燃起熊熊大火。飞机的机翼和机身均被烧毁，只留下一段机尾，上面有清晰的编号“222”——那是戴笠的专机。
后来赶到现场的军统特务发现，机上11人已全部摔死，尸体个个被烧得焦黑，而且肢体不全。经过大雨冲刷，不少尸体已被冲到山沟里和山脚下的小庙旁。
特务在一具尸体的口腔内，发现了六颗金牙，随后根据残存的破碎衣片，最终确定死者正是戴笠。
这一年，戴笠49岁。
根据事后调查，戴笠当天接蒋介石电报召见，急忙搭乘自己的222号专机（美制C47运输机）由青岛飞往上海（为何飞往上海，有一种说法是他要先见在上海的胡蝶）。当时上海上空雷电交加，飞机不得已迫降南京，但就在南京郊外的江宁县撞山。
因为戴笠姓戴，所以后来一直有“戴笠撞戴山，雨农死雨中”的说法，但其实是“岱山”。不过山上的那条沟，确实叫“困雨沟”。
戴笠飞机失事，震惊国民党朝野上下。他的死因，至今是一个谜。
第一种说法，也是目前传得最多的说法，是关于一把“九龙宝剑”。
“东陵大盗”孙殿英当年盗墓时，偷出一把乾隆皇帝用的九龙宝剑，他希望通过戴笠送给蒋介石，所以先交到了军统天津站站长马汉三手里。马汉三却私自把那把宝剑送给了日本人，随后落到了川岛芳子手里。战后，戴笠通过审讯川岛芳子，知道了那把剑的下落，当面问马汉三要回了那把宝剑。
马汉三知道戴笠绝不肯轻易放过自己，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派人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了定时炸弹，最终造成坠机。
这个说法，因为1948年9月马汉三等涉案三人被秘密处决而显得比较可信。不过后来马汉三家属否认了这一说法。
第二种说法，说是宋美龄派人下的手，因为戴笠曾组织军统暗杀宋庆龄，并差点得手。这种说法可信度不高。
第三种说法，说是共产党下的手，因为之前共产党的王若飞也是飞机失事，共产党方面认为是军统做的手脚，所以要报复。这种说法可能性也不大。
第四种说法，说是美国中情局做的手脚。但从当时看，美国没有做这件事的动机。
第五种说法来自戴笠生前的一位情人，她认为戴笠生前到她那里时，抱怨过如果“老头子（蒋介石）不要我了，我就去死！”，所以她判断戴笠是开枪射杀飞行员然后自杀。但以戴笠对待同事下属的态度，没理由拉那么多人陪葬。
第六种说法，也就是通行的说法，根据当时身为调查组成员的沈醉回忆，就是雨天失事，没有特别原因。
戴笠送给当时“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国人梅勒斯的照片。美国当时确实认为戴笠的特务暗杀行为与民主精神不符，在戴笠死后曾禁止派人吊唁。梅勒斯是在一年后的戴笠周年祭去扫墓的
当然，还有第七种说法，那就是蒋介石下令将戴笠“做掉”。
从当时的情况看，蒋介石确实开始提防戴笠，但考虑到当时国共开战在即，正是用人之际，以戴笠之忠之能力，蒋介石杀他的可能性不大。
1946年4月1日，军统在重庆为戴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场，并流下了眼泪——蒋介石很少在公众场合流泪。两个月后，戴笠被追认为中将。
但是，失去了戴笠的军统，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往了。戴笠死后，他的接班人郑介民和毛人凤完全不具备他的能力，军统很快就四分五裂。而也正是军统的没落，使得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活动的空间更大，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戴笠之死，可以让我们的革命提前十年成功！”
而与之相对的，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一句感叹：“雨农不死，我们今天也不至于会撤到台湾。”
馒头说
成为一名间谍，或者从事情报工作，应该是不少人小时候的一个梦想。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干这一行的，很少有能善终的。
德国盖世太保的头目希姆莱，最终是畏罪自杀的；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贝利亚，曾让全苏联的人颤抖，最后是被处决的；美国FBI（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曾让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不敢解雇他，最后神秘地死在家里卧室的地板上。
当然也包括戴笠。
戴笠死后，为了不让他的母亲蓝月喜过度伤心，军统里的人统一口径，对老人家说是戴笠被送去美国培训了。而毛人凤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模仿戴笠的口气，给老人家写信，告诉她一切安康。
但其实，蓝月喜没过多久就猜到了真相，只是她也没有显露出来。
1948年，蓝月喜过八十大寿，戴笠生前的同乡、小学同学，包括他的接班人毛人凤齐聚一堂为老人家做寿，蓝月喜还是没有点破真相——就算自己的儿子出国培训，哪有母亲八十大寿不回家的？
在那个时候，不知道蓝月喜是否会想，当初自己这个命中缺水的儿子，为什么不肯留在老家安心做一个小学老师？
[1] 沈沛霖：戴笠的代号。
[2] 张寓：张学良寓所。
“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说起刺客，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想起“荆轲”的名字。荆轲之所以能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试图以一个刺客的身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刺客，他想做的事，和荆轲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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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很多小人物，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命运的。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和“东京玫瑰”户栗郁子（参看《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他也是大时代下一个渺小的个体。不同的是，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甚至是他所处的这个国家的国运做抗争。
他的名字，叫王亚樵。
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有一句话：“人人都害怕魔鬼，但魔鬼害怕王亚樵。”
“暗杀大王”王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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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
你很难想象，后人会把“暗杀大王”这个头衔放到王亚樵身上——作为一个清朝出生的人，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名列前十。
王亚樵家境贫寒，祖父和父亲都为地主耕种田地，受到从官吏到地主的各种欺凌，这使得王亚樵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同时，他也特别能体会穷人的疾苦。
191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辛亥革命把清王朝给推翻了。这一年，王亚樵22岁。他干了件当时看起来石破天惊的事——他集合了一批同乡，在合肥宣布成立“合肥革命军”，撤销清廷一切官吏，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
王亚樵自认追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可是，孙先生并没有让他管理合肥，而是派了一个叫孙品骖的同盟会的人来接管合肥。
孙品骖到了合肥后，也成立了军政府，宣布独立。于是，两个“军政府”闹起了矛盾：王亚樵主张立刻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民，但孙品骖主张暂时不要动这个阶级的利益。
两个“军政府”就这样吵了起来，结果，“孙政府”先下手为强，围捕了“王政府”，王亚樵身边的骨干均被枪杀，他本人因为去乡下集合队伍，幸免于难。
这件事对王亚樵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折射出了他的政治主张，还逼得他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逃亡。
3
从1911年到1923年，王亚樵没有安定过。从合肥到安庆，从南京到上海，王亚樵创立过协会，组织过军队，做过不少事情，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
其中，有三件事值得一说。
第一件事，是1913年在上海期间，王亚樵结识了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进而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这段经历，对本来就有独立反抗精神的王亚樵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基本打造了他今后的世界观：什么政府官员、军阀元首，只要你是强权，我就要消灭你。（王亚樵曾因为看不惯段祺瑞独裁，强烈建议孙中山“轰炸北京政府，炸死段祺瑞”。）
第二件事，是1921年，王亚樵又回到上海（因为得罪了人被追杀），从朋友手中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有一次，一名安徽籍工人被资本家拖欠工资，不仅索要不成，还被毒打。
王亚樵知道这件事后，当即派人去铁匠铺打造了100把斧头，率领100名大汉手提利斧，直接冲到了资本家的家门口。资本家忙道歉赔付工资。自此以后，王亚樵在上海声名大振，他的帮会，被人称为“斧头帮”。
第三件事，是1923年前后，王亚樵奉军阀卢永祥之命，在湖州招兵买马。在这期间，王亚樵和一个叫戴笠的人义结金兰，成为拜把子兄弟。
这个人，日后决定了王亚樵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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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的斧头帮，当时在上海牛到什么程度？
1932年，王亚樵因为种种原因，得到了上海轮船招商局一艘叫“江安”号的轮船的使用权。但是，“江安”号的原经理张延龄却拒不交船。
张延龄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和王亚樵作对？因为张延龄是张啸林的侄子。张啸林又是谁？张啸林和杜月笙、黄金荣一起，并称为当时上海滩最大的三个流氓大亨。（杜月笙的故事，参看《“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王亚樵怎么办？他二话没说，晚上派人在张啸林家后院的墙上炸了一个大窟窿。张啸林顿时害怕了。于是，张延龄又找到了另一个大亨——杜月笙。张延龄也是杜月笙的门徒。
杜月笙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毫不犹豫地命令张延龄必须把“江安”号交给王亚樵。据说张延龄还不情不愿，杜月笙开口大骂：“你今天要是不交这个船，就别踏出我家的门槛！”
至于黄金荣，早就警告过自己的门徒和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这人不要命。”
其实何止上海滩三个流氓大亨，王亚樵连当时的“东北少帅”张学良也没有放在眼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带着家人和部属到上海来休养。由于当时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声名已经远扬，有不少国人恨之入骨。到了上海后，为了以防万一，杜月笙直接把张学良接到家里居住。在上海滩，有杜月笙罩着，谁还敢乱动？
王亚樵就敢。张学良入住杜府没多久，杜府门口就被放了一颗拆去引信的炸弹。然后杜月笙就接到了王亚樵的三个条件，要他务必转给张学良：
1.要么立刻回到东北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2.如果不肯战，也请回到东北，自杀以谢天下。
3.如果不肯死，就把财产全部捐出来，购买军火，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
王亚樵要求，三个条件张学良至少要满足一条，不然第二颗就是有引信的炸弹。
堂堂东北少帅，30万东北军领袖，思前想后，在杜月笙的规劝下，出国考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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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王亚樵还不至于那么有名。让王亚樵成名的，是他的暗杀。而且，他暗杀的，都不是泛泛之辈。
王亚樵第一次有名的暗杀，对象是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当时王亚樵投靠的是军阀卢永祥。因为军阀之争的各种利害关系，卢永祥必须杀掉徐国梁。
1923年11月10日，徐国梁被王亚樵派人枪杀于上海“大世界”对面的浴室门口。掌管7000名上海警察的警察局长，王亚樵说杀就杀。
如果说徐国梁被暗杀，王亚樵还是“受命行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暗杀，都是出于王亚樵自己的想法。
纵观王亚樵之后的暗杀对象，只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反蒋，一条是抗日。
我们先把“反蒋”放在一边，说说“抗日”。
王亚樵和他的下属们
王亚樵最有名的一次暗杀，发生在1932年。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面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和后来的杜月笙一样，王亚樵以一个帮会老大的身份，召集了3000名帮众，在太仓协助正规军作战。
“一·二八”事变最终以日军获胜而告终。4月，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竟然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在中国举行侵略者庆祝胜利的大会，对中国人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在上海找人商量对策，看看是否能捣毁“庆祝大会”。但由于时间紧张，日本人的防范特别严密，会场当天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入场，所以完成任务的难度极高。
但这难不住王亚樵。王亚樵联系到了朝鲜流亡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安昌浩，安昌浩找到了24岁的朝鲜青年尹奉吉。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尹奉吉，在4月29日带着装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和装有手榴弹的饭盒，顺利混入了虹口公园会场。
那一天，定时炸弹按时爆炸，尹奉吉怕威力不够，还补扔了一颗手榴弹。“一·二八事变”的日军总指挥，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伤重不治毙命，重光葵失去了一条腿。
这场著名的暗杀，让很多人对王亚樵刮目相看，包括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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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王亚樵。蒋介石和王亚樵当年均追随孙中山，按理说理念是一致的。但是，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让王亚樵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王亚樵认同的是国共合作，北伐打倒军阀。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来内定王亚樵是津浦铁路护路总司令。结果，在奠都仪式上，代表工人发言的王亚樵，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策，要求大家勿忘总理遗愿，团结一切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最后，他带领众人高呼口号：“打倒军阀！停止屠杀！”
这下惹恼了蒋介石。蒋介石于是密令南京警察厅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可是，无论蒋介石还是温剑刚，都小看了王亚樵——南京警察厅侦缉队的队长张祥率队包围王亚樵居所的时候，发现王亚樵和他的人都全副武装。结果，侦缉队队员被全部缴械，眼睁睁看着王亚樵离开后，才被归还武器。
就从那时起，王亚樵开始积极反蒋。而他的反对，从不仅限于口头抗议。1928年，王亚樵派人暗杀了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厅长张秋白。1930年，他又派人暗杀了向蒋介石告密的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或者说，蒋介石那时候还不知道，幕后主使是王亚樵。
1931年，王亚樵又干了两件大事。他经过周密策划，派人在庐山直接刺杀蒋介石，但因为杀手乱中开枪，没有击中（史称“庐山刺蒋”）。之后，他又安排人在火车站暗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但杀手认错了人，宋的秘书唐腴胪成了替死鬼（史称“北站刺宋”）。
但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蒋介石当时都不知道是王亚樵干的。在王亚樵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后，蒋介石还是想和王亚樵讲和。当时，蒋介石派人给王亚樵送去了4万大洋，并许以陆军中将军衔。但王亚樵拒绝了，并且轻描淡写回了一句话：“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1932年，英国人李顿率国际调查团调查日本入侵东北一事，调查结果明显偏袒日本，王亚樵大怒，决定派人暗杀李顿。然而，暗杀李顿的计划最终失败了，派去暗杀的人还被抓捕了，最终供出当初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幕后主使，都是王亚樵。
这一下，蒋介石又惊又怒，冷静之后，他决定给王亚樵最后一次机会。1933年，蒋介石通过戴笠、胡宗南、胡抱一三个人联系上了王亚樵——这三个人，当初在湖州，都和王亚樵拜过把子。
王亚樵给出了与蒋介石和解的条件：一、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二、跟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100万元不可。
据说，蒋介石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对于当时西南的“反蒋派”，无论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还是陈济棠，王亚樵对其中任何一人开一枪，表示诚意即可。
王亚樵闻之大怒，认为蒋介石是在陷他于不义，断然拒绝。于是，蒋、王二人，失去最后一次和解机会。
7
时间到了1933年。蒋介石悬赏捉拿王亚樵的赏金，已经到了惊人的100万元——两年后，蒋介石为共产党那些领导开出的悬赏价格是：毛泽东、朱德和徐向前，各10万元；林彪8万元；彭德怀6万元；周恩来和博古，各5万元。换句话说，毛泽东等7个人的赏金加在一起，才到王亚樵赏金的一半。
但越是这样，王亚樵就越是不罢手。
1933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按期举行，会后，代表委员们合影留念。获得采访资格的“晨光社”记者孙凤鸣，取出藏在照相机内的手枪，对着前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其中有一颗子弹击中汪精卫脊椎骨，一直无法取出，最终成了9年后汪精卫的死因之一。
汪精卫被刺杀现场混乱
策划这起轰动一时的暗杀事件的，正是当时已在香港避难的王亚樵。而汪精卫其实只是王亚樵要杀的“二号对象”，“一号对象”恰恰是先前正好离席的蒋介石。
还没等蒋介石惊魂落定，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因为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被王亚樵派人暗杀。
蒋介石彻底被激怒了，他找来了自己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当年王亚樵的结义兄弟，对他说了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王亚樵，不然就自己割下自己的脑袋！”
8
1936年，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逮捕之后，几乎已经无法可想的戴笠，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的王亚樵，在香港已经没有容身之地，所以去了广西梧州。失去线索的戴笠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王亚樵素以肝胆对下属，那么就从他的下属下手。
戴笠派人从香港把王亚樵的下属余立奎绑到了南京，但没想到余立奎坚决不肯吐露王亚樵的下落。戴笠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
在戴笠给了10万元和许诺抓到王亚樵就放余立奎之后，余婉君供出了王亚樵的去向。
余婉君随后来到广西梧州，想方设法找到了王亚樵。她给出的理由是：余立奎被抓起来了，他们母子在香港无处安身，只能拜托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给她找个住处。信以为真的王亚樵当即让人给余婉君安排住处。
1936年10月20日，“暗杀大王”走到了他天马行空人生的终点。
那一晚，因为之前承诺过要让余婉君的用人带字条给监狱里的余立奎，王亚樵独自来到余婉君的家。刚进门，早就躲在门后的特务就往王亚樵脸上撒了一把石灰，然后十几个特务一拥而上，准备活捉王亚樵。
然而，王亚樵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挣脱众人后，掏出了手枪。特务们见状，决定将王亚樵击毙。王亚樵最后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为了灭口，特务随后又击毙了余婉君。
一代“暗杀大王”，最终死于特务的暗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离1936年12月12日还有不到两个月。12月12日，那个当初被王亚樵吓得逃离上海的张学良，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
王亚樵一直盼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死后不久，终于正式形成。
馒头说
想了半天，还是很难形容王亚樵这个人。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军事家，更没有过一个像样的正经官衔，但在那段中国黑色的时代里，他一直是在以一己之力，对内监督政府官员，对外报仇雪耻。只是他的这些行为，不是靠嘴，不是靠笔，而是靠枪和炸弹。
按照军统后来汇报给蒋介石的材料，就在被刺杀之前，王亚樵已经联系上了延安，准备投奔共产党。
周恩来提到王亚樵遇难时，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但我个人觉得，以王亚樵的性格，也未必能待得长久。倒不是因为其他，民族大义和是非观念王亚樵自然分得非常清楚，但是对于王亚樵而言，他习惯的是独来独往。向国家和政治展现个体的力量，这是王亚樵赢得掌声的关键，也是他以悲剧收场的原因。
“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这是一个流氓的故事，当然，这不是个普通的流氓，当年的他，名震上海滩，甚至全国。这些年来，关于这个流氓大亨的故事越来越多，出现了不少他的语录，他也成了不少人崇拜的偶像，但无论是哪个人，都会有他的正面和反面。
杜月笙，1888年出生，没错，真要算起来，他也做过清朝人。
他出生于当时江苏省川沙厅高桥镇，这块地方，现在已经属于上海的浦东新区。
杜月笙小时候很苦，4岁时就没了爹娘，是由继母和舅舅养大的。关于他如何发迹，不是今天这个故事要讲的重点，简单来说，“小混混”杜月笙加入了青帮，然后遇到了上海滩另一个流氓大亨黄金荣，自己有天赋，老大又提携，终于成为上海滩一代大亨。
这篇文章想和大家聊的，主要还是杜月笙发家之后的一些故事。
1
比如，先说说他的钱。
杜月笙曾对一文人朋友说：“你原来是一条鲤鱼，修行了500年跳了龙门变成龙了，我原来是条泥鳅，先修炼了1000年变成了鲤鱼，然后再修炼500年才跳了龙门。倘若我们俩一起失败，你还是一条鲤鱼，而我可就变成了泥鳅。你说我做事情怎么能不谨慎呢？”
杜月笙有钱，这点大家都知道。关于他挥金如土的故事，数不胜数。杜月笙家过个年，就得花掉近百万大洋。而且最关键的是，杜月笙花钱的观点是：“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多好的一句语录。
不过在喝下这碗鸡汤之前，很多人也很好奇：杜月笙的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杜月笙的暴利源头，是他的“三鑫公司”。“三鑫公司”当时一年的利润，甚至要超过整个北洋政府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3。
做什么那么发财？
当然是黄赌毒。而和毒品相比，黄和赌还要靠边站。
心思缜密、手段狠辣的杜月笙，当时联合黄金荣和张啸林，垄断了整个上海的鸦片交易，甚至通过法租界，将鸦片销往全国各地。
1930年杜月笙造的杜家祠堂落成，气势恢宏，但祠堂其实还要派另一个用场——制作吗啡和杜冷丁（哌替啶）。
杜月笙自己拥有9辆汽车，司机加助手一共18人。别人估计，杜宅当年一年的开销，至少200万大洋（普通上海市民一年开销100块大洋）
黄金荣当初在带杜月笙时，发现他有个特点：给他的赏钱，全都拿去发给下面小弟，自己从不留财。黄金荣感叹：此人以后必成大器！
张学良在上海时，杜月笙把名下一家赌场装修好后给他居住，并每天提供毒品供他吸食和注射。不过最终，杜月笙帮助张学良戒了毒
2
再说说他的朋友们。
杜月笙原名叫杜月生，是个很普通，甚至带点乡土气息的名字。后来，有一个人帮他把名字改为杜镛，号月笙。
帮他改名的这个人可不简单，叫章太炎，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你看，明明是一个黑社会大佬嘛，居然能请到国学大师改名。但当时事实确实如此，除了学者章太炎，还有当时的名士杨度（清朝“预备立宪”的主要参与者）、章士钊等人，都是杜宅的座上宾。黎元洪的秘书曾专门为杜月笙写了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这副对联，挂在杜宅客厅最显眼位置。
当过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落难上海时，是杜月笙盛情款待的。杜月笙曾说：“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杜月笙一生交友无数，在上海号称“上海皇帝”，几乎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平心而论，杜月笙细腻的心思和豪爽的为人，再加上仗义疏财，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真心佩服。
但人到了无权无势的时候，才是考验他朋友的时候。
1945年，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杜月笙从重庆返回他苦心经营的上海。杜月笙满心以为，他的各界朋友、帮派的徒子徒孙，会在上海北站打满横幅标语欢迎他荣归故里。但一名先到站的徒弟传来的消息是，北站确实全是标语，只是标语是：“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
一时胸闷的杜月笙，提前一站下车。无一人迎接。
后来杜月笙才知道，背后给他这一闷棍的，是他当年的门徒吴绍澍。而回到上海后门庭冷落，更是让杜月笙感受到了世态炎凉。
杜月笙说，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
3
再来说说杜月笙和共产党的关系吧。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在上海做过一件事：出巨资找人印刷共产党希望传播的书籍《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再印上自己的烫金印字“杜月笙赠”，送给上海各个租界的图书馆，供人借阅。
杜月笙和共产党的交情还不只这些。同样是抗日战争时期，杜月笙给共产党军队买过不少通信器材。因为日本军队卑鄙的毒气战，杜月笙还专门花钱买了1000个荷兰进口的防毒面罩，由潘汉年经手，送给八路军。
但这些举动，更像是杜月笙在为自己1927年的行为洗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国民党枪决的共产党人
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通过流血和暴力的方式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
在这场政变中，杜月笙是蒋介石主要的合作伙伴。
政变前夜的4月11日晚，杜月笙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当时的上海工人领袖汪寿华（中共党员）赴宴，然后让门徒将汪打昏，塞入麻袋，直接活埋于上海的西枫林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