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温度05那些博弈、较量与人性（出版书）》
作者：张玮
内容简介：
全书分为“筹码的较量”“炮火的怒吼”等四部分，主题“博弈”源于对2020年大国关系、疫情等时代关键词的观察。通过开罗会议、美墨战争、邓稼先与奥本海默等案例，呈现国家、团体及个体在利益与理想中的博弈。从系列第四本开始，内容中思辨成分增多，第五本中类似“160个西班牙人怎么毁灭600万人的印加帝国”等故事，减少了令读者热泪盈眶的热血内容，更侧重引发读者的感触与反思。书中采用故事化叙事，结合科技史与国际政治视角，展现原子弹研发、近代防疫等事件背后的多维历史图景。
目录
自序
筹码的较量
1930年，美国发动的那场贸易战
开罗会议：“四大强国”的幕后博弈
再聚德黑兰：“三巨头”的台前与幕后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背后的四个人
1973年，人类世界重新认识石油
三个东亚国家，三天，一场政变
长崎事件：大清对日外交的最后荣光
《排华法案》：一部应让美国人至今羞愧的法案
麦卡锡主义：一个从未远去的幽灵
1971年，“乒乓外交”背后的六个人
那一年，中国在联合国连投16轮反对票
炮火的怒吼
帝国的覆灭：600万人为何会被168个侵略者摧垮？
日俄战争：一场中国土地上的权力游戏
美墨战争：一场“老大”对“老二”发动的掠食战
弩炮悲歌：昔日盟友之间的残忍对杀
帝国斜阳：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战争
争霸亚洲：400多年前那场中日之战
1598年，中朝日决战露梁海
决战料罗湾：中西文明的海上大搏杀
1949年，炮轰“紫石英”
科威特战争：“敝国虽小，硬骨头还是有两根的”
个人的抉择
县令之死
中国最后一个状元
朝鲜最后一个国王
“民国第一奇人”和他的“朋友圈”
山高水长，勿忘陈嘉庚
“国士”邓稼先
那个叫余纯顺的上海人
拉瓦锡之死
贝当：62岁的“民族英雄”，84岁的“卖国贼”
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的成功与悲剧
奥黛丽·赫本：天使的侧面
自然的抗争
1910年，那场在东北暴发的鼠疫
死神狂欢：1918年大流感
天花的灭绝之路
他不是药神，但他的发现改变了世界
自序
一转眼，居然已经是2020年的年末了。
过去这一年，感觉过得太快了，但转念一想，似乎又过得太慢了。
我想这背后的一大原因，是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变化，那些变化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乃至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
所以，当出版社和我一起商量这一册书的主题时，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词：博弈。
博弈和较量，其实是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
在谈判桌上，是筹码的较量；在谈判桌外，很可能就是炮火的怒吼。国家与国家之间有较量，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也有博弈。即便是归结到某一个具体的人，包括你、我、他，也有“天人交战”：和自己的私欲，和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理想。
而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又一次清醒地认识到：
在这个星球上，所谓的“较量”和“博弈”，并不是只存在于人类彼此之间。虽然我们自封为“万物之灵长”，但在这个星球营造的自然生态中，还有大量我们已知和未知的生物，可以随时向我们发起挑战——有时候它们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可能会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残酷的战争。
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觉得，可能我们越需要读一些历史。
我曾经在不少线下签售的场合，和读者分享过微信公众号后台的一条读者留言。
那是一位读理工科的大学生，很喜欢读历史，但寝室里其他同学都对历史没什么兴趣，甚至还揶揄他：“你看的这些东西，起因、经过、结果都已经讲得明明白白，读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什么用吗？”
他问我，我也想了很久。本来想回答他很多，但后来想了想，还是只回答了他一句话：
“如果能够多读懂一些过去的故事，现在就可能会更积极地面对生活，然后会有一种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未来。”
不管回答得对不对，但这确实是我自己读历史的真实感受。
我们正身处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环境，有时难免迷茫、彷徨乃至焦虑，或者，在喧嚣之中，感觉无法静心。而在这样的时候，多读一些历史，恐怕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四年了，这是第五本《历史的温度》，有幸依旧有你们，有幸我们依旧为“历史”之缘而聚。
“为什么要读一些历史？”我把当初说给那位男生的话，归纳总结为十二个字：
“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
感恩。
共勉。
一起前行。
2020年11月3日
于上海书房
筹码的较量
一般来说，筹码有多种含义：在赌场，可以指博彩中计算数目的道具；在股市，可以指投资人手里的股票；再引申一步，也可以比喻人与人之间谈判的本钱。
当然，何止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和较量，也需要筹码。
1930年，美国发动的那场贸易战
“地球村”已经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了。然而，当问题和困难降临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会考虑别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1
1930年6月17日，美国两个议员的名字被载入了史册。
他们一个是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里德·斯姆特，另一个是来自俄勒冈州的众议员威利斯·霍利。
就在这一天，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签署了这两个人共同发起的一项法案，史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这项法案的简单描述就是：将进口到美国的数千种商品的平均关税，一口气提高50%以上。
1929年4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前不久的威利斯·霍利（左）和里德·斯姆特
这项法案至今仍被认为是20世纪影响全世界的著名法案之一。
不过这两位议员先生，估计不会因这项法案引用自己的名字而感到自豪，因为这项法案有一个公认的评价：“一个愚蠢的经济行为”（an economic stupidity）。
2
先来说说签署这项法案的倒霉蛋——胡佛总统。
那一年，可怜的胡佛总统实在是被逼到了悬崖边。
作为斯坦福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和出色的商业家，胡佛是在众人的赞美声和期待中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的。
《华尔街日报》在胡佛就职时发表的评论是：“政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商业打成一片。毫无疑问，胡佛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商业总统，他将是美国第一个商业总统。”
胡佛当选的那年，是1929年。
那一年，美国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本国带来空前繁荣的巅峰，连胡佛自己都表示：“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前夜，贫民窟将从美国消失。”
赫伯特·胡佛
但胡佛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其实接的是从“柯立芝繁荣”传过来的一朵外表美丽的空心花，最关键的是，传到他手里的时候，鼓声停了。
1929年10月24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纽约证券交易所开盘就大跌，当天的换手达到了1289.5万股，指数如决堤一般不断下滑，史称“黑色星期四”。
10月28日，道琼斯指数又狂跌13%，于是又有了“黑色星期一”的说法。
但真正雪崩到来的那天，是10月29日。
那一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开盘，铺天盖地的抛单就呼啸而来，抛售的价格全是不计成本的。到那天收市，美国股市创造了1641万股成交的历史最高纪录。那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二”——没错，一周开市也就五天，称号都快发完了。
但“黑色星期×”的称号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一轮股市暴跌，触发了美国人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心有余悸的一个名词：
“大萧条时代”。
3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就是在美国“大萧条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被提出来的。
其实从20世纪的10年代到20年代，美国一直饱受一个困扰——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但消费能力却没能相应增加，这就导致了国内产能过剩。
这个现象在农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各种农产品产量大幅提升，但产量提升伴随的却是价格下跌。收成越来越好，收入却保持不变，美国农民的怨气越来越大。他们认为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过低的关税让外国货冲击了本国农产品，导致农民全都白忙活了。
那么怎么办？提高农产品关税呗！
1929年华尔街的大崩盘，更是让美国的经济雪上加霜。不仅仅是农产品，钢铁制造、纺织品等行业都出现了危机。虽然那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困扰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大萧条时代”的开始，但也感到了深深的压力。
美国“大萧条时代”，失业的美国人排队领取救济。《光荣与梦想》一书中这样写道：“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姆特和霍利这两位议员共同的提案，似乎正当其时。
其实，这项关税法案最初涉及的只是进口农产品关税，这也并不违反胡佛的初衷——在1928年竞选时，他就答应过他的广大农民选民，要提高农产品进口关税，以挽救不断下滑的本国农产品价格。
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中，事情渐渐变了味儿。
眼看着以农产品为主的州将在提高关税中获益，以制造业为主的州就坐不住了，它们提出总统也应该提高制造业产品的关税以保护本国产品。
于是，一场在议员中的“利益交换”开始了：你想要我对你们州盛产的钢铁产品提高关税投赞成票？没问题，大家日子都难过，那你也要保证我们州盛产的纺织产品也提高关税。
经过一轮轮博弈和交换，最后胡佛拿到的提高进口关税的清单上，商品超过了2000种。
而这个时候，胡佛已经骑虎难下了。
美国的宪法第一条规定，修改关税的权利属于国会。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为了使这项法案通过，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光证明材料就写了11000多页。
1930年4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获得国会两院的通过，被放到了胡佛总统办公室的案头上。
接下来，只等总统签字了。
4
一场反对总统签字的运动，随即开始。
1930年5月4日，一份由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的请愿书被送交胡佛总统，这些签字的人中有欧文·费雪（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美国诸多经济教科书的编撰者）等当时最著名、最权威的经济学家，而他们请愿的内容只有一个：
请千万不要签署这项法案！
美国的一些行业巨头也开始行动起来。著名的汽车业大亨亨利·福特直接赶到白宫，花了整整一个晚上，试图说服胡佛否决这项法案，他直接称这项法案是“愚蠢的”。
J.P.摩根的首席执行官托马斯·W.拉蒙特后来回忆：“我几乎要给胡佛跪下去请求他禁止那愚蠢的关税法……他让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都燃烧起来了。”
欧文·费雪。他在请愿书上表示：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债权国，如果其他国家不能出售给美国商品，那么它们怎么偿还债务？
1929年11月11日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托马斯·拉蒙特。拉蒙特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总统身边很有影响力的经济专家，但那一次却不是了。胡佛在法案上签字后，拉蒙特表示，“一个悲剧又荒唐的结局”，“可谓是世界关税历史上最让人震惊的一页了……世界上所有的贸易保守主义狂热分子可真应该好好学学”
作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他们当然也愿意美国的经济重新恢复繁荣，但他们竭力劝阻总统的原因也很简单：美国有自己的理由，但别国也都不是木头人啊！
其实，就在法案提交胡佛总统签字期间，前后就一共有38个国家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的抗议，声称一旦法案生效，它们将立刻采取报复措施。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阻碍胡佛签字了。
1930年6月17日，总统签字，《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正式生效。
5
一场意料中的报复随即到来——事实上，在胡佛签字之前，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报复了。
率先做出反应的，是当时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
加拿大立即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16种产品征收3倍关税，这个数量占到了美国出口加拿大商品总额的30%。
法国、英国和德国在抗议之后，也开始宣布报复措施，提高部分从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开始发展新的贸易渠道——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基本上把所有的美国进口商品都拒之门外了。
在这些国家的带领下，其他国家也开始迅速行动。
意大利宣布因为美国对意大利的草帽、羊毡帽、橄榄油等产品增加关税，所以将从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翻倍，美国对意大利的汽车出口量立刻锐减90%。
瑞士宣布因为美国对瑞士的手表、鞋、刺绣的关税提高，所以提高美国部分进口产品的关税。
西班牙因为美国提高了葡萄、橘子、玉米和洋葱的关税，也开始采取反制措施——将美国汽车的进口税调高到一个标准：保证美国汽车在西班牙一辆也卖不出去。
跟在后面的，还有古巴、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等一系列国家。
超过40个国家在第一时间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一场波及全世界的贸易战就此打响。
美国关税对比图，提高幅度一目了然
6
先来看看美国获得了什么结果。
1930年6月，就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公布之后，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就从250点下跌到230点，跌幅达到8%，然后就此一路掉头向下（1932年7月8日，降到历史最低点41点）——在此之前，经历了诸多“黑色星期×”之后，美国股市其实一直在回升。
从进出口额来看，1929年，美国从欧洲的进口商品总额为13.34亿美元，而到了1932年，这个数字是3.9亿美元，降幅达到70%；美国出口至欧洲的商品总额，在1929年为23.41亿美元，1932年为7.84亿美元，降幅达到了67%。
进出口额全面衰退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
大萧条时代，美国的失业者排队领取5美分一个的苹果
1930年，也就是《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的那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8%，1931年上升到了16.3%，1932年为24.9%，1933年达到了惊人的25.1%。
美国开始正式进入“大萧条时代”，但受到影响的，其实并不只是美国。
由于世界各国都被迫提高了贸易壁垒，导致各国之间的贸易活跃度迅速降低。统计数据显示，1933年的世界贸易水平只有1929年的1/3，自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缩水了66%。
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就此开始。
这次大萧条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正式登上了舞台，之后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尽管很少有经济学家将“大萧条”的产生简单归咎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但不少人还是都认同一个观点：
这次关税法案摧毁了国与国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和合作机制，进一步加速了世界大萧条的形成。可以说它“扣动了扳机”。
馒头说
美国统计概要的数据显示，美国当年似乎有一点“冤枉”。
在1929年，美国进口商品总额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2%，而出口商品总额只占5%。换句话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通过，无论对美国国民经济，还是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影响应该没有那么大。
但其实，美国真的冤枉吗？
在当时那种经济环境下，作为全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虽然美国认为自己提高一些产品的关税无伤大雅，但这种行为本身传递的信号却是非常让人失望乃至恐怖的：我要保护我自己，至于什么自由贸易，我不管了。
经济不全是靠数字来衡量的，姿态、信任和信心有时会起到不可想象的作用。
小小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完全会引起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全球风暴。
在历史上的3月26日，其实还发生过两件事。
一件是1991年3月26日，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总统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了《亚松森条约》，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目的是通过有效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加强经济互补，促进成员国科技进步，最终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
时至今日，在先后接受了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各成员国后，“南方共同市场”已经成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另一件是1995年3月26日，当初由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共同发起签署的《关于逐步取消共同边界检查协定》正式施行。这个协定的宗旨是取消各成员国之间的边境，五国公民可在签字国范围内自由通行，无限期居住。
这个协定还有个中国人更熟悉的名字——以签署地的小镇名字命名的《申根协定》。
目前，宣布加入《申根协定》的欧洲国家已经达到了26个，这个协定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不用赘述了。
斗争，合作，斗争，再合作……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
但道理其实大家都应该懂：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开罗会议：“四大强国”的幕后博弈
学过历史的我们都知道，二战期间的反法西斯同盟几大巨头开过四次重要的会议，第一个会议就是开罗会议，这场会议因为有中国的参加，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但是，这场看似各方团结一致的会议幕后，其实还是有点故事的。
1
1943年11月，埃及开罗郊区的米娜宫酒店忽然戒备森严。
在这个远离欧洲战场、由英国控制的地区，驻扎了至少一个旅的英军，同时周边被安排了500门高射炮和密致的雷达网，还有8个24小时警戒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中队。
任何稍微有点嗅觉的人都知道，米娜宫酒店肯定要召开重要会议了。而且，以这样的排场来看，这很可能是一场有国家元首参加的会议。而在1943年这个时代背景下，和国家元首有关的会议，就是和二战有关的会议。
那么，1943年有怎样的时代背景呢？
这一年，在欧洲战场，经历了人间炼狱一般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红军终于让德国遭遇到了自二战开始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失败。苏联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彻底站稳了脚跟，开始吹响反攻号角。而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则再一次习惯性崩盘，墨索里尼被捕，政府宣告投降。
斯大林格勒战役堪称人类近代史上最血腥的战役，苏德双方先后投入数百万兵力，双方伤亡人数合计也达到了200万（轴心国部队大约损失85万，苏联损失115万）
在北非战场，以英国为首的盟军在屡战屡败之后，终于在蒙哥马利的率领下一改颓势，开始让“沙漠之狐”隆美尔尝到失败的滋味。
在太平洋战场，凭借中途岛和瓜岛两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美国人也从日本的最初打击中恢复了过来，凭借国内近乎“开挂”的生产能力，开始在辽阔的太平洋海面上推进战略反攻。
在中国战场，尽管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还是处于劣势，但毕竟“用空间换时间”的战术已经显出成效，日军的大部分陆军主力被牢牢拖住，被迫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开始在华北战场频频发起进攻，导致侵华日军在整个中国战场上都很难拥有一个所谓的“稳固后方”。
总的来说，1943年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言，是一个已见曙光的年份。在经历了法西斯阵营几个疯子国家前几年疾风骤雨般的一顿乱棍之后，反法西斯同盟扛住了打，并且已经越来越坚定一个判断：这场战争打到这个地步，取胜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了。
既然如此，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就被提上了案头：该坐下来开个会了。
埃及开罗的米娜宫酒店就是这场会议的召开地点。虽然来参加会议的主要只有三个人，但之所以戒备森严，是因为这三个人是：
美国的总统罗斯福，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中国的委员长蒋介石。
开罗的米娜宫酒店，离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都很近
2
先来说说一个没来参加会议的国家：苏联。
按照会议发起者罗斯福的初衷，应该是美、英、苏、中四个国家一起在开罗碰面会谈的。而苏联作为欧洲战场对抗德国的头等主力，也完全有资格来参加这场会议。
但是斯大林不愿意。
斯大林不愿意的原因，分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从客观方面来说，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有个《苏日中立条约》没有撕破。在西边被德国一顿暴捶之后，斯大林无法承受东边再和日本翻脸进行两线作战的局面。所以如果去开罗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有引起日本反感的可能，那斯大林肯定不愿冒这个风险——“我们和中国没有共同的敌人”。
而从主观方面来说，斯大林也不喜欢蒋介石。事实上，在英美最初对日本妥协的背景下，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早期是实打实地支援中国抗日的，提供了大量的军备和贷款。但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苏联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变得敏感。自1942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开始频频出现反苏的行为，尤其是在新疆地区，这让斯大林非常恼火。
当然，斯大林不喜欢蒋介石，蒋介石其实也讨厌斯大林。
早在1943年6月，当罗斯福把四国元首会面的构想告诉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就让宋子文当面向罗斯福提出：“苏联和日本在未公开决裂以前，蒋介石参加会晤是否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蒋介石这是说的客气话，说自己不便参加，但其实是不希望见到斯大林。
蒋介石讨厌斯大林的主要原因，也是由《苏日中立条约》而起。因为在这个条约里，苏联是承认“伪满洲国”的，对换条件是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这都是拿中国的利益在做交易。再加上苏联在抗战期间频频抗议国民党军队攻击共产党军队，这也让蒋介石非常不爽。
当然，斯大林的内心也存在一条“鄙视链”：他从心底不认同中国是一个可以和苏联、美国平起平坐的“强国”——其实他认为已经被打残的英国也就凭着祖上的基业勉强够资格而已。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发表《莫斯科宣言》，在罗斯福的强烈要求下，斯大林勉强同意把中国政府也列入，但内心对中国列席“四大强国”还是很抵触的。
所以，尽管罗斯福几次劝说，但斯大林始终不愿意来参加开罗会议。一开始他还同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列席会议，后来干脆人都不派了，提出苏、美、英三国要再单独开一个会议，且不允许中国派人参加。
所以，这才有了两天之后的另一场著名会议——德黑兰会议。
3
再来说说一个颇有怨气的国家：英国。
作为一个需要美国输血才能战斗下去的国家，丘吉尔是迫切希望能与罗斯福进行会面的，为此他愿意接受中国也来参加会议——他虽然无比讨厌斯大林，但在“中国不配称强国”这一点上两人观点完全一致。
所以，在英方提供的开罗会议日程上，一开始完全没有关于中国提案的内容。
但在开罗会议开幕后，丘吉尔却开始抱怨这场会议似乎成了“美中会晤”。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中国的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长们的会谈。……中国事务在开罗会议上不是最后，而是最先得到了讨论。”
虽然此时英国的国力已经不能让丘吉尔喊出“英国优先”的口号，但“让英国重新伟大”这个信念还是一直萦绕在倔强的丘吉尔心头。为此，在整个开罗会议期间，丘吉尔其实一直在和蒋介石“暗撕”。
双方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香港问题。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开罗会议是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时机，因为香港本来就是英国用不平等条约掳过去的，现在被日军占领，等打败日军之后理应回归中国。
蒋介石为此求助罗斯福，希望他主持公道。深知丘吉尔性格的罗斯福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中国政府先收回香港和九龙，随后宣布其为全球自由港。蒋介石对此方案表示同意。
但罗斯福将这个想法告诉丘吉尔之后，却遭到断然拒绝。丘吉尔不仅不肯放弃香港，还不想放弃在西藏的利益，他明确告诉罗斯福：“如果不通过战争，就别想从大英帝国手中夺走任何东西！”
结果这就导致蒋介石和丘吉尔在11月26日的会议上发生了分歧：丘吉尔声称香港是英国按照条约拿来的，日军从英国人手中夺走，理应归还英国。而蒋介石坚称那个条约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两边都不愿得罪的罗斯福只能打圆场，最终香港问题不了了之，在开罗会议上再也没被提起。
双方撕的第二个问题是反攻缅甸的问题。
缅甸一直是英国传统的殖民势力范围，虽然落入日军之手，但丘吉尔从心底反感中国尤其美国插手，以免战后英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受损。更何况，丘吉尔此时的最大诉求是美军能够配合登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远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靠后的。
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英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只能率部突围，在突围过程中中弹殉国
但蒋介石非常希望能够反攻缅北，因为中国有恢复大陆交通补给线的需求。不过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缅甸的过程中，英军各种堪称耻辱的“甩锅式配合”造成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蒋介石不愿意中国军队在没有英美海陆空配合的情况下孤军奋战。
但丘吉尔一直死不松口，甚至提出：“如果中国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够资格的强国，就应该独立出兵收复缅北。”
为此，罗斯福只能再打圆场，私下承诺蒋介石：愿意在1944年3月从孟加拉湾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帮助中国军队南北夹击，收复缅甸。
但这个承诺后来在丘吉尔的扯皮和阻挠下，最后也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4
现在轮到说说不断打圆场的美国了。
作为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阵营最大的“输血基地”，美国确实有资格来召开并主持这次开罗会议。而罗斯福作为美国总统，一方面在消灭法西斯阵营这一共同目标上与英、苏、中有共同诉求，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巧妙平衡关系，稳固美国的利益。
这也体现在他对中国的态度上。
事实上，中国能被提升到“四大强国”的高度，美国确实功劳不小。但罗斯福这么做，也有自己的道理。
首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对于美国而言意义重大。
在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全世界只有中国自己独力抵抗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年，中国战场一直死死拖住日本80%以上的陆军，1938年时这个比例高达94%。即便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中国还拖住了69%的日本陆军。当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上展开血腥的夺岛战时，日本始终有110万左右的陆军陷于中国战场，这一数目超过了当时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的兵力总和——可想而知，如果这批陆军完全到太平洋诸岛增援，罗斯福该有多头疼。
瓜岛战役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第一场艰苦的夺岛战，日军伤亡2.5万人，但美军也付出了伤亡6000人的代价
其次，在苏联已经对德国转入战略反攻的时候，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就比以前更加重要了。
尽管出于抗击共同敌人的需要，美国和苏联结成了联盟，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双方都知道彼此做的只是“露水夫妻”。当时亚洲堪称“强国”的只有两个：日本和中国。在日本已经成为对手的情况下，美国如果希望在亚洲对抗苏联的势力影响，能倚靠的只有中国。所以，美国在各种场合都极力抬高中国的地位，因为只有自己的盟友地位提高了，才能更好地在今后帮助自己对抗苏联。
对于美国的这点用心，聪明如丘吉尔和斯大林，当然也了然于胸。英国人有求于美国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所以只要保证他们在亚洲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而苏联人虽然看不上中国，但中国拖住日军也等于间接帮他们在对德战场上减轻压力，且当时苏联也依靠美国的援助，故斯大林也基本尊重罗斯福的意见。
所以，罗斯福其实是开罗会议上最忙的人：一方面要安抚暴躁的丘吉尔，一方面也要鼓励郁闷的蒋介石。
由于中国和美国面临的是同一个敌人，所以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事实上更倾向于拉拢蒋介石，可谓说尽好话，处处鼓励。
5
最后，来说说中国。
尽管开罗会议实际上把中国上升到了和美英并肩的“强国”地位，但蒋介石一开始是不愿去参加的。
蒋介石不去参加的原因，首先是对自己的外交能力没有什么信心。他认为自己不善外交，所以一直尽量减少和欧美外交人员的接触，怕多说多错。
其次，蒋介石对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几大强国的认识也被写到了日记中：“英国对华之遗弃、俄国对华之嫉妒……美国对我之藐视与强制……余之参加不过为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
当然，蒋介石那“不为他人作嫁衣”的想法最终改变，还是因为罗斯福。
一方面，罗斯福几次三番在国际场合抬高中国的地位，让蒋介石觉得美国确实没有在“耍”自己。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与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将军在入缅作战指挥的各种问题上闹得水火不容，他怕彻底得罪罗斯福，所以也需要给双方一个台阶。
所以，蒋介石最终还是带了包括妻子宋美龄在内的随行16人，在1943年11月18日坐飞机到达了开罗。
蒋介石对于自己出席开罗会议的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确定在缅北对日作战的计划，确定日本投降后中国应该收回的领土，确定美国的军备和经济援助。
在这三点上，蒋介石与罗斯福没有什么矛盾，却与丘吉尔在前两点上产生了很大分歧。
对于缅北作战计划，丘吉尔一开始就支支吾吾、扭扭捏捏，最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对收回香港和九龙，丘吉尔一口回绝，蒋介石满腔怒气也无处发泄，只能忍耐。
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关于收回满洲、台湾和澎湖这些板上钉钉的事，英国最后也要搞点幺蛾子。
当时，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在三国首脑会谈的基础上起草了《开罗宣言》草案。关于日本归还台湾给中国的问题，初稿写的是：“被日本人背信弃义地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和台湾，应理所当然地归还中国。”
但到了11月26日要定稿时，英国代表贾德干表示：《开罗宣言》草案对日本占领的其他地区都提出“应予剥夺”，唯独对满洲、台湾和澎湖写的是应该“归还中国”，建议统一改成“必须由日本放弃”。
王宠惠，著名法学专家，后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
对此，中方表示了强烈不满，中方代表王宠惠表示：全世界都知道满洲、台湾和澎湖是日本人抢过去的，为什么不能说明归还给哪个国家？
贾德干还不肯松口，说草案中满洲、台湾、澎湖等字样前已冠有“日本夺自中国的土地”的修饰语，日本放弃之后，归还中国是不言而喻的。王宠惠反驳：外国人对于满洲、台湾和澎湖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和主张，如果《开罗宣言》不明确宣布这些土地应归还中国而使用含糊的措辞，那这个会议的意义何在？
最终，美国站在了中国这一边，英国放弃修改建议。
不过，蒋介石当时出于种种考虑，也拒绝了一些提议。比如，罗斯福曾建议将越南交给中国管理，蒋介石拒绝了。又比如，罗斯福当初向蒋介石建议：既然把台湾还给你们了，那么把琉球群岛也还给你们吧。而蒋介石提出的方案却是希望“中美共同管理”。
对后一个提议的拒绝，为后来埋下无穷争议。
6
1943年12月1日，经过斯大林的确认，开罗会议的成果——《开罗宣言》正式公布：
罗斯福总统、蒋委员长、丘吉尔首相、偕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业已完毕，兹发表概括之声明如下：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相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应该说，这份宣言较为平等地体现了当时美、苏、英、中四个国家共同的目标和诉求。
但是，由于当时整个战局还没有到一锤定音的时候，再加上后面局势的微妙转变，导致更多变化、承诺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其实是发生在之后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的。
而中国，并没有被邀请参加后两场会议。
馒头说
蒋介石在参加完开罗会议回国后，对这次会议曾有过一句话的总结：“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
应该说，蒋介石这一次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中国参加开罗会议的最大意义，在于自鸦片战争100多年之后，第一次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参加会议，明确了自己“四强”之一的地位，提升了国际威望，为后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中国参与发布的《开罗宣言》，为战后收回被日本侵占的领土提供了依据。自1895年就被日本窃取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后名正言顺地回归中国。“台湾属于中国”是至今世界各国不能违背的基本原则。
但是，正如有句话说的那样：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
比如反攻缅北，最终中国还是被迫单独出兵。因为罗斯福在丘吉尔的游说下，最终背弃了自己对中国的承诺，以“欧洲登陆作战需要大量登陆艇”为由，放弃了孟加拉湾登陆作战计划。
又比如，在开罗会议结束后的几个月，日本就策划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都进入势如破竹的反攻局面时，中国军队却出现了全面溃败：在8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军队折损60万人，丧失4个省会、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都是美军用来对日作战的基地和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0万。
这让斯大林和丘吉尔乐得在一旁冷眼旁观，也让一直鼓吹中国为“强国”的罗斯福面上无光。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美国最终更改作战计划，放弃从中国大陆反攻日本，而是从太平洋上直接攻击。这更导致了在开罗会议之后的德黑兰会议尤其是雅尔塔会议上，堂堂参与《开罗宣言》发表的中国，其利益居然成了其余列强背地里交易的筹码。
回望开罗会议，我们固然应该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登上舞台而感到欣慰，但反过来看，也再一次说明了一个道理：
决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不是某一场会议，而是背后的实力。
其实，永远都是实力。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蒋介石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的争执》（王天庆，《民国春秋》，1994年第1期）
2.《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内幕》（官互进，《湖北档案》，2000年第12期）
3.《冷战的预兆：蒋介石与开罗会议中的琉球问题——〈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补正》（汪晖，《开放时代》，2009年第5期）
4.《中国代表团出席开罗会议》（任庆海、李权兴、王兴业，《人民政协报》，2013年12月12日）
5.《开罗会议：二战时期中美关系分水岭》（陈永祥、朱锐、庞嘉咏，《世界知识》，2014年第6期）
6.《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四大国对日政策的演变》（章骞，《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6期）
再聚德黑兰：“三巨头”的台前与幕后
有时候，团结一致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心往一处使，而是有强大的外力，让大家意识到必须抱团而已。
外力在，大家合，外力无，大家分，谁也别和谁客气。
1
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丘吉尔马不停蹄，启程前往德黑兰。
蒋介石则启程回国——没办法，斯大林不希望中国派代表参加德黑兰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