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战当天，被空袭的巴格达夜空被防空炮火点亮
1991年2月26日，在地面战斗仅仅持续了100个小时之后，伊拉克军队彻底崩溃，萨达姆宣布无条件接受停火。
1991年2月27日，科威特宣布恢复独立主权。
馒头说
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式上，当科威特运动员代表入场时，很多中国观众都起立鼓掌。
彼时彼刻，他们的“国”其实已经被完全占领，但没有人认为他们是“亡国之人”，相反，他们得到了更多的尊敬。
这也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如意算盘打错的地方。
萨达姆原先的乐观估计，一是全世界（尤其是之前扶植自己的美国）不会管这件事，二是即便管了，也未必管得了（战争耗上几年，又可以谈筹码了）。
但是，他确实低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这是二战之后第一次有国家公然用武力侵吞另一主权国家，这是挑战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底线。（当然，包括萨达姆在内的全世界很多国家领导人，也都低估了现代化高科技战争的威力。）
1990年8月2日那场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结果，是14∶0——没有一个国家对制裁伊拉克投反对票（也门缺席）。其中包括处处与美国唱对台戏的苏联，立刻宣布和美国在“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这件事上达成共识。（苏联后来在联合国授权美国动武的议案中还投了赞成票。）
其中也包括中国。尽管中国一向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和“用谈判解决问题”，但当时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也在发言中指出，“伊拉克军队必须退回到出发位置”。（在后来动武的议案中，一向反对动武的中国投了弃权票。）
由此可见，萨达姆在这个问题上是惹了众怒，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湾爆发过两次大规模战争，每次失败的主角都是伊拉克。
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至今仍众说纷纭，充满争议。这场战争首先就没有得到过联合国授权，当时受到了包括中国、俄罗斯、法国、阿拉伯联盟的谴责。这场战争的目的也不明，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并没有被找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也远比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要高，而且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成了至今很多问题的根源。
但第一次海湾战争并没有什么争议，因为任何侵略行为都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错误行为，侵略者所遭受的失败都是咎由自取。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背景》（肖翠英，《国际研究参考》，1990年第9期）
2.《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后》（唐继赞，《瞭望》，1990年第33期）
3.《伊科之战——外刊报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背景》（方舟，《国际展望》，1990年第16期）
4.《和平使者血洒王宫——法赫德亲王其人其事》（马年华，《南风窗》，1990年第11期）
5.《我对中国很放心——记两访已故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刘元培，《阿拉伯世界》，1991年第3期）
个人的抉择
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存在博弈。
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与自己也在不停地较量：和自己的私欲，和自己信念，和自己的理想。
天人交战，何尝不是一场博弈？
县令之死
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舞台的中心往往是那些帝王将相，但总有一些小人物，能留下自己独特的故事。
1
1907年7月的一天，绍兴山阴县县令李钟岳接到了一道加急命令。
命令是绍兴知府贵福发来的，简单但严厉——让他查封一所办在山阴县内的学校，以及抓捕一批人。
按理说，这并非一件难事，却立刻让刚刚到任才半年的李钟岳陷入了两难境地。
山阴的士绅们从其他渠道得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聚集到了县衙，希望李钟岳能够高抬贵手。李钟岳的回答是：“即使你们不来，我也决不能鲁莽从事。”
随后，他自己跑到了知府衙门，向贵福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所学校并没有什么越轨的行动，如果用武力查封，反而会在地方上引起不安。不如让我先暗中调查一下，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再抓不迟。”
秋瑾
贵福碍于李钟岳的情面，勉强答应。
李钟岳回到县府衙门，告诉了士绅们这样一个结果，并表示自己也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只能拖一天是一天，希望学校里的人赶紧逃走。
为何李钟岳要如此“包庇”这所学校？因为他奉命查封的学校，叫“大通学堂”。他奉命要去抓捕的人，正是大通学堂当时的实际负责人。
这个负责人是个女子，名叫秋瑾。
2
这件事，需要倒退几天，从1907年7月6日说起。
这一天，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安庆起事，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捕，第二天被斩首处决。
按照原先的计划，徐锡麟先在安徽发动起义，而同为光复会成员的秋瑾在浙江同时响应。如今，徐锡麟起义事败，更糟糕的是，他的手下在刑讯中招出了徐锡麟在山阴县创立的大通学堂与此事也有牵连。
听闻此讯，当时的浙江巡抚张曾敭（张之洞族侄曾孙）立刻电令绍兴知府贵福：立刻查封大通学堂，逮捕一切和学堂有关之人。也就是在此时，大通学堂的实际负责人秋瑾开始浮出水面——她和徐锡麟是表亲，也去日本留过学，平时行为也颇“出格”，所以嫌疑最大。更何况，当时还有个别乡绅为了撇清关系，举报秋瑾和徐锡麟有牵连。
绍兴知府贵福和恩铭有远亲关系，立刻命令山阴县令李钟岳带人去查封学堂，逮捕秋瑾。所以才出现了本文开头李钟岳矛盾犹豫的一幕。
李钟岳为何要“袒护”秋瑾？因为他一直非常欣赏秋瑾。秋瑾曾写过一句诗叫“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李钟岳经常拿来教育自己的儿子：“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所以，事发之后，李钟岳想尽办法保全秋瑾。
徐锡麟。其实他和同伴在起事之前已经暴露，所以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赴死之意。徐锡麟被处斩后心脏被人挖出炒菜分食
但是，李钟岳区区一个县令，想要阻止这件事，是根本不可能的。7月13日中午一过，知府贵福将李钟岳喊到了府衙，把浙江巡抚张曾敭发来的第二封催促电报扔给了李钟岳，厉声呵斥：“这是上级的命令，你故意拖延不执行，到底是什么居心？我现在命令你立刻率兵去学堂，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不然我就马上向上级报告你和这个学校有勾结，你自己想想吧！”
话说到这个地步，李钟岳只能执行命令。
下午4点，李钟岳带着三百新军，前往大通学堂缉拿“乱党”。
3
李钟岳带人赶到大通学堂的时候，他是失望的。
失望的原因，就是之前自己拖了那么久的时间，秋瑾居然没有逃走。
但秋瑾也有她的理由。事实上，徐锡麟牺牲的消息一传出，就有人劝秋瑾离开绍兴，甚至有人已经为她在上海法租界找了一处隐居的居所，希望她先去避一避。但秋瑾在听闻徐锡麟死讯后失声痛哭，坚决不走。
秋瑾不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她和大通学堂牵涉到了徐锡麟在安庆的起事，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秋瑾已经有了赴死的念头，因为她曾对同伴说过一句和谭嗣同差不多的话：“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果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
当然，秋瑾利用李钟岳争取的那几天时间，还是疏散了很多大通学堂的师生，但还有最后一小部分人不愿意走，要和秋瑾一起用武力保卫大通学堂。
不久，李钟岳带兵赶到，一场奇怪的“拘捕行动”开始。
李钟岳上来就下了命令：“不许乱射，只准捕人。”为了防止清兵胡乱射击，李钟岳下令让自己的轿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样后面的手下就不敢乱开枪了。
最终，秋瑾和其余七名学生被逮捕。
就在抓到秋瑾的第二天上午，李钟岳被贵福逼着去查抄秋瑾的家。李钟岳到了秋瑾家，先问秋瑾住哪里。在得知秋瑾住的是一幢小楼后，他当即吩咐手下：“那幢楼就不用去搜了。”
1936年，秋瑾的弟弟秋宗章遇见了李钟岳的儿子李江秋，秋宗章告诉李江秋：“先姊在家，独居一小楼，所有与先烈来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四（农历）大通被查抄时，全家均逃难，故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钟岳先生在查抄前，已问明小楼为秋女士所居，故意不令检查，否则必连累多人。”
所以，李钟岳的这个举动，也是在救秋瑾的全家。
但他最想救的，还是秋瑾本人。
4
7月14日下午，李钟岳奉命提审秋瑾。
在稍稍审讯了几句之后，李钟岳就让人将其余七人带到公堂审讯，独留秋瑾一人，破例给她设了一个座位。
李钟岳问：“你到底是不是革命党？”
秋瑾回答：“是！”
李钟岳问：“为什么要革命？”
秋瑾回答：“我主张的只是男女革命、家庭革命，并没有犯法，不知道为什么要抓我。”
李钟岳闻言默然，拿出纸笔，请秋瑾写下口供。
秋瑾提笔后就只写下了七个字，这七个字后来流传百年：
“秋风秋雨愁煞人。”
李钟岳忍不住夸秋瑾笔迹工整，秋瑾回答：“未见过帖，字实不能写，文章还是能做几篇的，只是毛笔用不惯了。”
李钟岳随即让人拿来墨水和钢笔。秋瑾随即写下了千字文，主要陈述自己的生平，还有申诉自己这次被捕之冤。
李钟岳马上拿着秋瑾的申诉去找贵福，早已通过密探得知李钟岳待秋瑾如上宾的贵福，对着李钟岳破口大骂：“你不用刑讯，待人如上宾，人家怎么肯招？！”李钟岳回答：“大家都是读书人，她还是一个女子，证据又不足，实在难以用刑。”
贵福。贵福最初是支持办大通学堂的，他还去学堂视察，甚至题写了“竞争世界，雄冠地球”八个字，与学堂师生合影留念。所以有人怀疑当时贵福是怕自己受到大通学堂和秋瑾的牵连，所以必须痛下杀手，也表明态度
贵福知道李钟岳审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通报浙江巡抚张曾敭，称秋瑾已经招供，张曾敭表示：“就地正法。”贵福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李钟岳，后者大惊：“供证两无，安能杀人？”贵福怒斥：“这是巡抚的命令！你好自为之！”
李钟岳知道无法再违命，只能返回县衙，提审秋瑾。
当着秋瑾的面，李钟岳掉下了眼泪：“我位卑言轻，实在没有办法了，杀你并非我本意，请你体谅。”
秋瑾面色镇定，对李钟岳表示感谢，并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请让我与家人见面诀别；
第二，我是女子，死后请不要剥衣；
第三，请不要将我的首级示众。
李钟岳答应了后两个请求。
5
7月15日，秋瑾被押往绍兴轩亭口赴刑。
秋瑾那天穿着白色汗衫，外套玄色生纱衫裤，戴铁镣，反绑双手。临刑前，秋瑾一言不发，只是默默扫视了两边围观的人，然后从容俯首就刑。
据现场的人说，刽子手第一刀并没有将秋瑾的首级砍下，第二刀才完成了斩首。现场围观的百姓有惋惜，也有哄笑，很多人都未必知道这位女子为何要被斩首。
这一幕，后来就被鲁迅写成了小说《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夏瑜”，其实就是秋瑾——“夏”对“秋”，“瑜”对“瑾”。而华老栓家和夏家的姓合在一起，就是“华夏”。
秋瑾就义后，果然引起了舆论上的滔天巨浪。
首先，官府根本就没有杀秋瑾的确凿证据，只有一张“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口供。
其次，当时大清律例已经规定，即便是“连坐”和“株连”，除知情者治罪外，其他人一律宽免，但秋瑾依旧被杀头。
最后，按历史学家、绍兴人范文澜回忆，绍兴的轩亭口是杀江洋大盗的地方，秋瑾只是一个女子，不应该到那里行刑。且当时妇女只有绞刑和剐刑，不应该用斩刑。当时即便不认同秋瑾观点的人都认为，不应该使用这样一种血腥的方式对待一个女子。
当时，上海包括《申报》《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在内的大大小小媒体，都为秋瑾申冤，称之为“千古奇冤”，并开始对主张杀秋瑾的清廷官员施加舆论压力。
主杀的浙江巡抚张曾敭迫于压力，在一个多月后调任江苏巡抚，但这个消息见报后立刻遭到江苏当地士绅的联名反对，并发电报给都察院。结果张曾敭没能到任，转调山西巡抚，没多久就托病辞官回籍，1920年去世。
鲁迅其实比秋瑾还要小6岁，两人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他们都反对帝制，鲁迅也非常佩服秋瑾的性格和果断作风。但两人因为在1905年日本出台关于严格管束清朝留学生的条例时意见不同，产生过分歧：秋瑾表示要所有中国留学生立刻回国表示抗议，但鲁迅等人表示不必如此激进。不过，鲁迅后来在很多文章中还是表达了对秋瑾的钦佩和怀念。当然，他在小说《药》中也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种疑惑：激进而不被民众理解的牺牲意义何在？
1908年建成的秋瑾墓
绍兴知府贵福，也迫于压力调任浙江衢州，后来又想调任安徽宁国府，也被拒。他只能改名赵景琪，隐姓埋名，最后投靠了“伪满洲国”，1936年去世，死因不详。
那么，那个县令李钟岳呢？
6
在秋瑾就义后三天，李钟岳就被撤职了。
当时贵福对李钟岳袒护秋瑾十分不满，在张曾敭面前参了李钟岳一本，所以李钟岳就因“庇护女犯罪”被革职。
李钟岳离任时，有绍兴的士绅和民众百人，乘船数十条，送他到距城三十里的河桥，依依不舍。李钟岳在离开县衙大堂时，砸碎了陈列在大堂上的一具天平。
辞任后的李钟岳住在自己的杭州家里，终日闷闷不乐。据他的家人回忆，他反复念叨一句话：“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而那幅秋瑾的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也被李钟岳带了回来，他经常注视默诵，泪流满面。
没过多久，李钟岳就开始试图自杀。先一次是跳井被家人救了上来，又一次是在一棵树上上吊被家人发现。几次下来，家人开始严加防范。
但是，10月29日上午，李钟岳还是找到了机会，趁家人不备，在自己房间里悬梁自尽，时年53岁。
他自缢之时，是在秋瑾就义三个多月后。
馒头说
放到历史的洪流中，李钟岳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小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个帝国大厦将倾时的基层小干部，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吗？并没有。他只是尽了自己的本分——不是职务上的本分，而是遵从内心，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的本分。
当然，在特定环境下，要尽到这样的本分，其实是需要莫大勇气的。
古往今来，滔滔历史长河，站在舞台聚光灯底下的，或者是帝王将相，或者是志士仁人，他们毫无疑问都是主角。但在这个舞台上，光有主角是不行的，还需要有很多配角，他们和主角一起，才构成了整部丰满完整的历史。
无论在哪个时代，每一个角色来到舞台上都不是偶然，每一个角色行为其实都会影响历史。一部历史剧，不可能人人都是主角，你我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个龙套而已。但哪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龙套，我们也都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角色，认真聆听自己的内心，认真做好自己的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正在时代的宏大历史画卷中留下或浓或淡的笔痕。
每一笔，历史都会记住。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秋瑾被杀为何引全国公愤》（傅国涌，《中外文摘》，2013年第5期）
2.《李钟岳其人其事》（静仁，《柯桥日报》，2012年4月8日）
3.《秋瑾的最后三年：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庞清辉、王一凡，中国新闻网，2011年9月30日）
4.《秋瑾女士被捕及就义过程中，县令李钟岳都做过哪些善事与义举？》（张再坤，搜狐网，2018年10月12日）
5.《回肠荡气才能冲击心灵：县官李钟岳与女侠秋瑾》［陈正宽，《大学》（阅读独唱团），2016年第7期］
6.《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敭与秋瑾案为例》（李细珠，《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7.《秋瑾就义的背后》（“史客儿”，搜狐历史，2017年9月13日）
中国最后一个状元
历史上，有两个词容易被人记住。一个是“开创”，一个是“终结”，但担任主角的，不一定都是皇帝。
1
公元1904年7月4日。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这应该是可以留下一笔的一天。
这一天的清晨，273名表情肃穆且略显紧张的男子，由专人带领，从紫禁城的中左门进入保和殿，然后经过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一系列仪式礼节之后，屏气凝神，蓄势待发地准备参加一场考试。
这273个人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号，叫“贡士”。
自隋唐开科举以来，及至清朝，中国的读书人要出人头地，必须要闯过“六关”，分别是：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各朝代略有不同）
闯过县试和府试，可称“童生”（明代以后）；过院试，可称“秀才”；过乡试，称“举人”，可择优放官；过了会试，便可称“贡士”；而过了最后一关殿试，即可称“进士”。由此可见，一旦成了贡士，离成功就只剩一步之遥了。
保和殿，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到清朝时，每年除夕、正月十五，皇帝会在此赐宴外藩、王公及一品、二品大臣，场面十分壮观。此外，每科的殿试也在这里举行
而这273个人参加的这场考试，正是殿试。
殿试历来应由皇帝主考，按名次分三甲：一甲三名获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
一甲是第一等的，前三名分别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状元、榜眼和探花。而那名状元，就是那一年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在1904年7月4日那一天，那273名贡士谁都不知道，究竟状元这顶桂冠会花落谁家。而他们更不可能知道的是，他们参加的这一次殿试，是大清帝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一年之后的1905年9月，清廷正式下诏，废除科举，推广学堂。
所以，这一届科举，就成了“末代科举”；这一届的状元，便成了“末代状元”。
或者有个更意味深长的称呼，“第一人中的最后一人”。
2
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天的殿试。
上午10点，273名考生落座，试卷发下，一共有四道题：
一、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
二、汉唐以来兵制，以今日情势证之欤。
三、古之理财，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
四、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着，其道何之从？
这四道题，与当初的八股文题目已有很大不同。
事实上，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之后，国人痛定思痛，开始诟病延续千年却与时代脱节的科举制度，而清廷迫于压力，做出改革：废除八股文，考题与时事密切相关。
以这一年殿试前的会试题目为例。第一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题，虽然都考中国历史，但已有“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这样和时事能够结合的题目。
第二场考外国政治艺学五道题，既有“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这样的比较，也有“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这样的问策——如果考生平日还是埋首于“之乎者也”，可能会一个字都答不出来。
清朝的殿试一直到乾隆帝的时候，皇帝还多有亲临考场巡视，但从道光帝开始就已经开始缺席了，更别提早已被软禁在瀛台的光绪了。
273名考生在保和殿从上午写到傍晚，终于交卷，答卷收到了读卷官手里。
那一届殿试的读卷官一共八人：大学士王文韶、鹿传霖，尚书陆润庠、张英麟、葛宝华、陈璧，侍郎李殿林、绵文。这八名读卷官第二天会在文华殿将所有考生的考卷阅毕，分出高下。
转眼到了两天之后的7月7日。
那一天的黎明，所有参加考试的贡士在乾清门外的台阶上集结，恭听最终名次的宣读——这一天的这件事，被称为“小传胪”。
读卷大臣立于台阶之上，捧着一张写满名字的黄纸，开始高声宣读名次。
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第一个被报出的名字——那就是这一科的状元郎。
读卷大臣高声喊出了第一名的名字，声音刺破了黎明的寂静：
“刘春霖！”
3
刘春霖得这个状元，背后一直有一些传说。
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那个“状元”原来并不是刘春霖的。
按照殿试的规则，在宣布名次之前，还有一个必须要经过的步骤——面呈钦定。
谁钦定？自然是皇上钦定。但考虑到光绪当时的处境，在面呈他之前，是要先给慈禧太后看的。这个版本的传说就是由此而来。
按照排列顺序，第一名的卷子放在最上面，而当时的那张卷子，是一个叫“朱汝珍”的考生的。
但慈禧一看这个考生的名字，不禁眉头一皱。
首先，“朱汝珍”这个名字，犯了一个“珍”的忌讳——慈禧对光绪当年的宠妃珍妃可谓心怀怨恨，以至在庚子年逃难前，还要让人将她投入井中溺毙。（珍妃的故事请参考《历史的温度》收录的《珍妃为什么必须死》）
其次，朱汝珍来自广东。慈禧对广东籍的人更是恨之入骨——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从那里来的。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广东才子梁士诒高中榜首，但据说就是因为慈禧看这个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又来自广东，就硬把这个名字划掉了。
慈禧拿掉了朱汝珍的卷子，看了第二张卷子，顿时眼前一亮：这个考生的字写得相当好看，有名家风范，而且名字起得也好，刘春霖，“久旱逢甘霖”。再一看籍贯，直隶省河间府肃宁人——肃静安宁。
梁士诒，后来做到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于是，慈禧把两张试卷换了一换：原来的榜眼刘春霖成了状元，而原来的状元朱汝珍成了榜眼。
这个版本流传很广，散见于多种资料，但似乎有不少漏洞，一时也难辨真假。
比如按照规矩，前十名的考生试卷递进去，名字都应该被遮掉，慈禧如何能看到考生名字？但想到放到那个时代环境下，慈禧真要看，料来也是没人敢阻拦的。
又比如室内换名次这种事情，应该是相对机密的，又是如何传得人尽皆知的？但那一次考试的第三名商衍鎏撰写的回忆录记载，他当时就说自己原来是第四名，后来被钦定改为第三名的（“我卷即是进呈时为第四，而钦定改为第三的”），可见这事情似乎又不是什么高度机密。
刘春霖的答卷
其他还有一些版本，比如刘春霖的卷子是光绪皇帝提为第一的，因为他并不喜欢朱汝珍写的文章。（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就很可能慈禧并没有改顺序，因为如果是慈禧定的顺序，以当时光绪的地位，可能未必敢动。）
种种说法，给刘春霖这个“状元”的头衔加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但无论如何，客观结果是不变的：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位状元，就是刘春霖。
4
刘春霖，字润琴，1872年出生，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
刘春霖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一个标准的“苦出身”。他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保定府的一个皂役（衙门里的普通当差），母亲为了补贴家用，还要给别人家做女仆。
按照清朝的规定，皂役之后是不能参加科举的，所以刘春霖被寄养到了大伯家里，送入保定著名的莲池书院读书，师从当时书院的总教习吴汝纶。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在他的主持下，莲池书院虽为中式书院，却引入大量的“西学”，如《万国史要》《西国哲学史》《世界文明史》《海上权力史》等，这让刘春霖受益匪浅。
刘春霖本身也是有读书天分的，且非常肯吃苦，他曾自刻一枚印章，上刻“平生志不在温饱”。而“苦心人，天不负”，刘春霖的读书之路最终还是相当平坦的：18岁中秀才，30岁中举人，32岁金殿夺魁，获“状元”之名。《神童诗》有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刘春霖这样的人了。
刘春霖
然而，时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风云激荡时代，即便高中状元，又哪有什么时间和机会让刘春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呢？
在被授予翰林修撰之后，刘春霖并没有按照惯例被派官，而是很快就被派往日本的法政大学留学了——同行的包括他这一科的其他进士。其时，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面对民间呼吁的“预备立宪”，清廷知道无法回避，在这个时候，管你是状元还是榜眼或探花，全都要去“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当时的日本，虽然也有不少纨绔子弟混在留学的中国学生中，但毕竟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刘春霖以“状元”的履历，也认真刻苦学习，只是在“共和”和“君主立宪”这两派观点中，他渐渐倾向于后者。
其实当时无论哪种观点，相对于腐朽的清朝统治而言，都是进步的。而刘春霖的选择应该还有另外一层因素——毕竟他是皇帝钦点的状元郎。
等到刘春霖学成回国的时候，他已是“君主立宪”方面的专家和活跃分子。1909年，他被选为直隶咨议局议员，1910年担任资政院议员。[1]虽然资政院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幌子下毫无实权，只是一个受制于皇帝的御用机构，但刘春霖却一直努力在里面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
1910年11月，湖南巡抚杨文鼎不经省咨议局决议就发行国债，刘春霖坚决反对，其间军机处建议“不必追究”，刘春霖又杠上军机处。到后来摄政王载沣也要求资政院不要“多管闲事”，刘春霖直接又杠上了摄政王：“于立宪精神很相背驰，将来立宪政体很不牢固，恐要变成专制。”
论国学修养，刘春霖是堂堂状元；论西学知识，他又是日本法政大学的海归，所以那段时间是刘春霖在政坛最活跃的时候，也是他离政治中心最近的时候。
然而，没多久之后，武昌一声炮响，天翻地覆。原本还属于“进步”和“革新”一派的刘春霖，忽然发现自己多了一顶帽子：
前清遗老。
5
辛亥革命对刘春霖的打击，还是相当大的。
那一年，刘春霖才39岁，正值壮年，恰是可以做一番事业的时候。但刘春霖却在自己北京的寓所里隐居了起来，终日读书吟诗，品茶下棋，似乎已决定“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但熟悉刘春霖的人，可能知道他这样做的矛盾和苦衷：他是皇帝钦点的状元。
当初在乾清门外的台阶上，当读卷大臣第一个报到“刘春霖”的名字后，立刻就有人将一条白色绸带给刘春霖缠到了腰上——寓意他入仕后就要效忠朝廷了。可如今，皇帝没了，朝廷没了，他堂堂状元郎，又该向谁效忠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刘春霖至少两年时间。到了1914年的时候，他终于出仕了。
出仕的对象，是当时全中国最有权力和实力的一个人：袁世凯。
袁世凯对刘春霖算是有“知遇之恩”。当初在清廷，是袁世凯提议让刘春霖参与君主立宪方面的工作，而刘春霖的老师杨士骧在世时和袁世凯是好友，刘对袁也执弟子礼。
刘春霖担任的职位，是大总统府的内史（相当于秘书长），但在他做的诸多事情中，唯独只有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且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袁世凯筹备称帝期间，各地组织“劝进”，刘春霖作为直隶省的“请愿团”代表，也加入了“劝进”的行列。
1913年12月23日，冬至，刚刚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在北京天坛举行祭天仪式
如果说这件事是因为刘春霖和袁世凯有各种难以言清的关系，那么另外两件事，似乎也可以成为刘春霖渐渐与“进步”和“革新”形象有所距离的佐证。
一件事，是1917年的张勋复辟（张勋的故事请参考《历史的温度2》收录的《张勋这个人》）。刘春霖作为“前朝遗老”的一分子，在张勋拥立溥仪登基之时，是穿着清朝的四品官服，去太和殿磕了头的。
另一件事，是1931年淑妃文秀提出和溥仪离婚，轰动全国（溥仪离婚的事情参看《历史的温度4》收录的《1931年，皇帝陛下离婚了》）。在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了近20年的时代背景下，59岁的刘春霖愤怒地发出指责：“实属大逆不道，于情于理均不合清祖宗法制。”
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立志投身改革的状元郎，似乎已经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迷失了方向。
其实在那个时候，刘春霖自己未必没有这样的感受。
在袁世凯去世后，刘春霖还担任过一系列职务：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总统府秘书帮办兼秘书厅厅长（徐世昌、曹锟当大总统期间）、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等。
看上去似乎颇有些名堂，但实际上呢？刘春霖曾自嘲过自己在政府任职，不过是个“执戟郎官”——就是一个空摆设。
1928年，刘春霖看不惯北洋政府的种种钩心斗角、互相倾轧，辞职赋闲在家了。赋闲在家后的刘春霖反倒过得舒心了，除了读书写字之外，还尽己所能兴办教育、捐建学堂、捐赠图书、为灾民募捐等，做了很多好事。
中国的末代状元，是否就能如此安然平凡地终老呢？
还不行。这不是他能决定的，而是他所处的那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还要给他一个考验：
这一次，不光朝廷没了，国家也要没了。
6
1934年，郑孝胥来找刘春霖了。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中日《塘沽协定》已经签订，在东北沦陷后，整个华北也有落入日本人之手的趋势。而郑孝胥当时的身份，是“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刘春霖当年支持的那个溥仪皇帝，已经以一个傀儡的身份，在满洲“建国”了。
郑孝胥来找刘春霖，是想请他出任“伪满洲国”教育厅厅长一职。
郑孝胥是充满信心的。
从私人交情上来说，郑孝胥和刘春霖都是清末立宪派的代表，两人的很多意见是一致的，当初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从“君臣道义”上说，无论是张勋复辟还是文秀离婚，刘春霖都是坚定站在溥仪这一边的。现在溥仪都建立新的国家了，他难道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辅佐他吗？
郑孝胥，也以书法著称，死于1938年，传被毒杀
然而，刘春霖的态度令郑孝胥大吃一惊。他不仅对这个“诱惑”嗤之以鼻，更是宣称要和溥仪决裂：“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
郑孝胥悻悻而归，但刘春霖毕竟顶着一个“末代状元”的头衔，日本人还是不会轻易放过他。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王揖唐又来到了刘春霖的家。这一次，王揖唐许给刘春霖的官也不小：北平市市长。
王揖唐同样也是有信心的：他和刘春霖同为1904年那一年的进士，一起在保和殿答的卷，在乾清门听的宣，然后又一起去日本法政大学留的学。
王揖唐，1904年那一科进士二甲第五名。曾先后担任内务总长、吉林巡按使、众议院议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公开投敌，官至伪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会议议长。1948年9月10日，以汉奸罪被处以死刑
然而，王揖唐却直接被刘春霖当面怒斥：“筋骨软的东西！”
不知是不是狼狈离开的王揖唐的授意，日伪军在第二天就找上了刘春霖的家，用刺刀逼着刘氏一家人离开，然后将他家的书法藏书文物一抄而空。刘春霖后来动用多层关系并花了重金，才把抄去的物品给赎了回来。
这件事对刘春霖打击颇大，但原则上的事情，他还是丝毫没有动摇：
汉奸，是绝对不能做的。
7
刘春霖的字。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的说法
刘春霖晚年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卖字。好在他一是字写得确实好，二是毕竟有个“状元”的头衔，所以前来求字的人络绎不绝，维持生计倒也不成问题。
只是，置身事外，还是不能抵御病魔的袭击。
1944年，刘春霖因为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享年72岁。
他并没有等到他希望看到的那一天。
馒头说
先来说两个人的故事吧。
第一个人，叫朱汝珍，是1904年那一科的榜眼。他后来和刘春霖一起，被公派到了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学成归来后，他参与拟定中国第一部“商业法”，前往各地商埠调查现代商业操作习惯，之后提交了长达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后来他在“逊帝”溥仪的小朝廷里做了13年“南书房行走”（可以视为溥仪的老师之一），后移居香港。溥仪建立“伪满州国”之后，曾邀请朱汝珍去助一臂之力，但他婉言谢绝。香港沦陷后，朱汝珍移居北平，曾多次资助抗日义士。1943年，朱汝珍因中风去世，享年73岁。
第二个人，叫商衍鎏，是1904年那一科的探花。他同样也被派往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又前往德国任教，正好与辛亥革命擦肩而过。从德国回国后，他担任过一些诸如顾问、秘书、咨议这样的虚职，日本侵华后，曾多次怒斥日本人的暴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衍鎏于1960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所副所长，1963年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商衍鎏的后人和弟子中出了不少著名学者，而他自己也根据回忆写了一本23万字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为后世了解清朝科举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看完了这两个人的故事，加上刘春霖的，似乎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哪怕贵为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的一生似乎也没有太多显赫的事迹。如果在太平盛世，他们的境遇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我曾接受一本杂志的采访，采访的记者告诉我，她对我写的那篇《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印象颇深，她问我：“你怎么看待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
我觉得，刘春霖他们的境遇，或许给出了一个答案：在滚滚的时代洪流面前，个体的抉择确实显得微不足道，哪怕你贵为状元，也只是一朵被推着前行的小浪花。
但是，真的聚焦到每一个个体，难道连一点抉择空间都没有吗？
1904年的那一科进士，出了王揖唐那样的汉奸，但也出了沈钧儒、谭延闿这样颇为著名的政治人物，哪怕像刘春霖、朱汝珍和商衍鎏，看似平凡，也至少都有一个共同点：守住了自己的气节。
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下，刘春霖他们的脚步只要稍微放慢一些，可能就会显得有些“落伍”（朱汝珍也说过“绝不吃民国饭”），但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恰恰是时代才能检验出个体的本色。
时下流行一句话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确实，有时在不能控制的大环境下，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无力感。
然而，即便是一座山压下来，怎样来面对这座山，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的：坚强、乐观、麻木、逃避、投降，都是选择。
更何况，当每一粒灰的共同选择凝聚在一起，放到时代面前的时候，难道，不也是一座山吗？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清末科举考试亲历记》（商衍鎏，《岭南文史》，1983年第1期）
2.《刘春霖生平事迹考》（刘超，《兰台世界》，2018年第1期）
3.《试析末科状元刘春霖的政治观》（杨猛，《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4.《刘春霖〈甲辰科状元策〉探源》（于素敏，《保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5.《科举史上“第一人中最后人”》（刘继兴，《江淮文史》，2013年第3期）
6.《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刘春霖》（邹典飞，《艺术品》，2018年第6期）
[1] 资政院为清末立宪运动的议会准备机构，各省的地方议会机构为咨议局。——编者注
朝鲜最后一个国王
说朝鲜的近代史，这位国王是无法绕开的一个人。事实上，今天要说的这位国王，也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但是，这位国王兼皇帝，却未必像大家想的那样活得顺心。
1
公元1864年1月，朝鲜半岛阴云密布，暗流涌动。
一场有关王位继承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33岁的朝鲜哲宗在这一年初忽然去世，然而，他却没有子嗣。
事实上，进入19世纪之后，朝鲜的李氏王朝在王族的后代繁衍问题上已经力不从心有一段时间了。
第23代国王纯祖李玜只活到44岁，而他立的嫡长子李旲却在他驾崩四年之前就死了（只活到21岁），导致王位继承发生了问题。最终，李旲的儿子，也就是李玜的孙子李奂即位，是为第24代国王宪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