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7岁即位，22岁就去世了，依旧没有子嗣。经过一番权力斗争，王室找到了朝鲜第21代国王英祖的玄孙李昪，是为第25代国王哲宗。
哲宗也只活到33岁。1864年，哲宗薨，所生六子五女，只留得一女，朝鲜王室再度陷入继嗣危机。
此时朝鲜中央政府的权力，把持在两大外戚家族手里的：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
这两大家族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但对外却在一点上保持步调一致：对稍有才能的李氏王朝潜在继承者，不是流放，就是诬杀，导致李氏王族人才凋零，几乎没有可能再出现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干扰外戚的执政。
不过，在这些倒霉的王族中，有一个例外。他的名字，叫李昰应。
李熙（左）和儿子李坧在一起。李熙初名载晃，字明夫，乳名命福，即位后改名“熙”（正写为“?”）
李昰应，按血统应该是朝鲜第16代国王仁祖的八世孙，但因为在他出生前就被过继，所以从宗法上说，又是朝鲜第19代国王肃宗的五世孙。在哲宗去世后，由于王族宗亲被逐的被逐，被杀的被杀，李昰应居然成了王室宗亲最嫡系的那一脉。
那么，是他成为国王吗？并不是，是他的儿子。
那一年，李昰应12岁的儿子被推上了朝鲜第26代国王的宝座。他的名字叫李熙，庙号为“高宗”。
高宗，是朝鲜的最后一任国王。
2
如果说李熙是一个短命的国王，那这篇故事就没有展开的意义了。
事实上，可以说李熙以一个国王的身份，经历了近代朝鲜的种种大事。换句话说，要追溯朝鲜当年的那一段历史，李熙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旁观者视角。
且慢，旁观者视角？李熙可是堂堂的朝鲜第26代国王啊。
很遗憾，确实如此。李熙虽然贵为国王，但他的一生，从来没有被加持过“主角光环”。如果要做一个简单总结的话，李熙的一生，始终没脱离过两个人和三个国家的影响。
第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的亲生父亲，李昰应。
如果没有李昰应，李熙是不可能坐上国王宝座的。
1864年朝鲜王朝发生王位继承危机的时候，李昰应43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年富力强，是断无可能被两大外戚集团找去做国王的。但他同样清楚地知道，根据宗法继承之道，他的12岁儿子李熙，是很可能被推上王座的。
其实李昰应已经准备了很久。
李昰应的“放浪形骸”在王族中是非常有名的：他一天到晚在市井和一些流氓无赖称兄道弟，大白天就经常去妓院鬼混，常常酒气熏天，胡言乱语，吃喝嫖赌无所不精。他这样做有自己的目的：让两大外戚集团认为自己不会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既能免杀身之祸，也能为后来留一点翻身之机。
李昰应。李熙登基后，按照惯例，李昰应受封“大院君”——这是历代朝鲜国王给自己生父所封的一个爵位。而李昰应是朝鲜王朝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世时就受封的“大院君”
而另一方面，他充分利用了当时自己在宫内包括宫女在内的关系，说服当时在宫廷中最有发言权的丰壤赵氏的赵大妃，并承诺让李熙成为她的养子，最终成功上位。
李熙登基时才12岁，而他有这样一个年富力强又韬光养晦那么多年的父亲，请问，李熙可能自己掌握实权吗？
当然不可能。
自李昰应之后，朝鲜近代史上凡是提起“大院君”，指的就是他一人——可见他后来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李昰应上位后不久，就架空了赵大妃的权力，虽然没有“摄政”之名，但开始行“摄政”之实：谁让国王是他的儿子呢？
从1864年到1873年的十年，朝鲜名义上的国王是李熙，但实际统治者却是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李昰应确实怀着一番雄心壮志，他重用了一批人才，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重建景福宫、设置三军府、实行社仓制与户布制、裁撤书院等。
总的来说，这十年的“大院君改革”在充实国家财政、振兴国家军队、整顿吏治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就连朝鲜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与大院君不和的金允植，也承认他的改革“十年之间，令行禁止，内外肃然奉公”。
但另一方面，大院君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在他的规定下，朝鲜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闭关锁国”政策。有五百年历史的朝鲜王朝在19世纪中叶其实已经步履维艰，大院君的改革最多是缝缝补补，并没有把朝鲜推向近代化，而是在原来那个茧房里越陷越深。
而在这十年里，高宗李熙在做什么呢？
很遗憾，他什么也不能做。因为是个傀儡，他终日饮酒作乐。他的父亲李昰应逼着他读一些中国的儒家经典，尽管他照做，却心情复杂。有一次，李熙读《孟子》，看到一句“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指商汤和文王起家时地盘都很小），他说了一句：“七十里、百里，犹可以为政于天下，况我国三千里乎！”
这一刻，高宗的内心可能颇有些豪情，但是，是否也会有一丝失落：这三千里疆土，我说了算吗？
当然，这时候的高宗，毕竟还是一个少年，执政的是他亲生父亲，也不是外人。终有一天，他应该能自己掌握权力。
那么，他等到了吗？
并没有。
3
于是，就该说说第二个影响李熙人生的人了。
她是一位女性，史称“明成皇后”，但她有个更著名的名号：闵妃。
闵妃是李熙的妻子，但两人的结婚和爱情无关，完全是因为大院君李昰应——为了巩固李家王朝的权力，李昰应必须要找一个自己能完全拿捏得住的儿媳妇。
闵妃可以说条件完美：她来自李昰应妻子骊兴闵氏一族，这个家族原先也是朝鲜王朝的名门望族，但家道中落，需要依靠李氏；她聪明乖巧，善解人意，关键还幼年丧父，可以说完全能被李昰应一手掌控，成为自己阵营的一名重要成员。
对这位完全不由自己选定的妻子，高宗李熙一开始是很冷漠的。他钟情的，是一位叫李顺娥的尚宫，两人感情非常好，还生下了一个儿子，叫李墡。
整整三年，高宗李熙对闵妃都爱理不理，再加上有了一个庶长子，一切情况都对闵妃非常不利。
但闵妃确实有一套本领。
一方面，她学公公大院君那样，开始韬光养晦——把大量被冷落的时间花在阅读中国古代经典书籍上。据她身边的人回忆，当时闵妃爱读的书主要是《春秋左氏传》《资治通鉴》《周易》《唐宋八大家文钞》。
另一方面，她花了大心思搞好和赵大妃以及婆婆闵氏的关系，甚至连李顺娥分娩（生下的儿子其实将大大动摇闵妃的地位）都亲自去看望并带上礼物。这也使得宫廷内从上到下包括高宗在内，都对闵妃刮目相看，认为她孝顺通达，贤淑温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院君也愿意提拔一些闵妃的亲戚入朝做官。
三年之后，高宗李熙对李顺娥渐渐有些厌倦了，而此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温柔可人的闵妃。
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直至如胶似漆。
而地位稳固的闵妃随后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掌握权力。
此时的闵妃，不仅在朝中有了自己初步的关系网，而且已对中国历朝历代那些宫廷权术了然于胸。而挡在她通向权力宝座之路上的障碍，并不是她的丈夫李熙——她自信已能完全掌控丈夫了——而是自己的公公大院君李昰应。
闵妃是大院君招进来的，是作为本方棋子用的。然而在闵妃入宫的几年时间里，翁媳之间的矛盾却在不断加深——主要是闵妃对自己公公有所怨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李昰应很喜欢李熙和李顺娥的那个庶长子李墡，颇有把这个孩子立为世子的想法（藩属国不能称“太子”，只能称“世子”）。
当时的闵妃怀孕多次，但孩子不是流产就是夭折，如果李墡被选为王位继承人，会触动闵妃的根本利益。
而闵妃也不是没有看到翻盘的希望，因为大院君“摄政”的十年，经济搞得并不尽如人意：朝廷上，反对大院君的情绪在酝酿；国内，多地开始爆发农民起义；国外，由于大院君的“闭关锁国”政策，与日本的关系降至冰点（当时朝鲜只承认清朝是宗主国，只和清朝通商），日本一直在宣扬出兵朝鲜。
公元1873年，闵妃终于等到了机会。
一个叫崔益铉的儒臣上奏抨击大院君的政策，被大院君驳回。但在闵妃的鼓动下，高宗李熙反而嘉奖了崔益铉。“儿子不给老子面子”，这让大院君非常光火，鼓动人上奏要求严惩崔益铉，但李熙反而罢免和流放了上奏的人。
借此机会，21岁的高宗李熙一反往日懦弱之态，在闵妃的鼓励下忽然宣布要“亲政”——这在年龄和礼法上都没有任何问题。理亏的大院君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招数”，但都被自己儿子背后的那个儿媳妇轻松化解。最终，辛苦培育了十年势力的大院君只能落荒而逃，离开汉城，大院君的势力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这一年，21岁的高宗李熙终于得到了“亲政”的机会。
然而，他手中依旧没有权力。权力都在他的媳妇闵妃手里。
史书记载，闵妃当时“百官奏章常自阅之”。
朝鲜王朝在“大院君时代”之后，并没有过渡到“高宗时代”，而是进入了“闵妃时代”。
4
从“听爹的”到“听媳妇的”，李熙依旧没能尝到权力的滋味。
不过，以当时朝鲜所处的环境来看，如果李熙真的亲政，恐怕也一个头要变成两个大。因为偌大的一个朝鲜半岛，始终笼罩在三个国家的阴影之下。
第一个国家，就是大清帝国。
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虽然在明朝灭亡后，朝鲜一度“人心思明”，但最终还是承认了大清帝国的宗主国地位。
在大院君集团执政时期，朝鲜的国策“一边倒”倾向清帝国，但这个政策在闵妃集团上台后发生了改变。她力主与日本发展关系，并在“云扬号事件”之后，顶住全国上下的压力，与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并派使团出使日本，还请日本教官训练了朝鲜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别技军。
日本描绘“云扬号事件”的画。1875年5月，“云扬”号等日本军舰入侵朝鲜釜山，进行武力示威；9月入侵江华岛一带并与当地朝鲜守军发生冲突，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随着《江华条约》的签订，朝鲜的国门被打开
应该说，闵妃的这一举措有“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想法，也有借助日本的力量对抗“亲华派”大院君集团的诉求。而从历史进程来看，就是自闵妃执政开始，日本势力开始大举进入朝鲜，形成与大清帝国势力角逐的格局。
而另一点必须指出的是，闵妃集团上任后其实非常贪污腐败，宫廷内夜夜笙歌，地方上层层盘剥，朝廷甚至对外卖官鬻爵，这让朝鲜百姓怨声载道，而大院君执政时期积累的国库也被迅速耗空。
内有国力衰退，外有两派势力角逐，从1882年到1884年，短短两年之内，一向国内还算平和的朝鲜，接连发生两次震动东北亚格局的“事变”——都和大清帝国有关。
第一场事变，是发生在1882年的“壬午兵变”。
这一年，朝鲜大旱，民怨四起，而京城的军队也发生异动：日本教官训练的“别技队”待遇优厚，而其他朝鲜老式军队已经13个月没发过军饷了，都被闵妃的亲信克扣。在大院君的暗中煽动下，数千名朝鲜军人揭竿而起，连同自愿加入的大量汉城老百姓，竟然长驱直入，直接冲入宫中，杀死了一大批闵妃的亲信，并扬言要取闵妃项上人头。
在危急时刻，闵妃化妆成宫女逃出京城，并迅速展现出了自己的政治手腕：派人向大清帝国求援。
按理说，重新掌权的大院君才是“亲华派”，而闵妃集团是“亲日派”，为何闵妃会向清朝求援？
因为闵妃自知虽然引入过日本势力，但与大清帝国的关系并没有搞僵。更重要的是，当时日本人也趁机向朝鲜派兵，试图借此染指朝鲜。闵妃集团掌握朝政已经十年，她又是高宗的王后，有把握清廷会做出正确的抉择：借帮助自己之机，巩固清帝国在朝鲜的势力，驱逐日本。
果然，已经丢了琉球的清政府在收到闵妃的求援后，权衡利弊，下决心力保这最后一个藩属国，所以很快决定放弃重新上台的大院君，继续扶植闵妃集团。
决定出兵的清政府随后派出淮军6个营共3000人，在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后来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当时北洋水师还未正式建军，但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随行）的带领下奔赴朝鲜，抢在日本人动手之前，诱使大院君到清军大本营后一举扣押，直接送往天津软禁。
“壬午兵变”历经一个多月，最终闵妃集团重新掌权，并且由原先的“亲日派”转向“亲华派”。
而在这个过程中，李熙惊慌失措，先是宣布自己“归政”给父亲大院君来收拾残局，然后被迫同意宣布自己的妻子闵妃“已死在乱军中”；然而在闵妃卷土重来后，又与妻子重归于好，把自己的父亲丢到了脑后。
袁世凯在“甲申政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也展示了能力，自此走上历史舞台
但李熙还没有高枕无忧多久，两年后，更严重的“甲申政变”爆发。
“甲申政变”在本书第一部分《三个东亚国家，三天，一场政变》一文中已经详述，不再展开，政变的结果就是大清帝国再一次大获全胜，全面巩固了在朝鲜的势力。
但是，另一个国家也因此加入了朝鲜半岛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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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就是俄国。
闵妃在“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中两次利用清帝国的势力扫除政敌，一方面巩固了自己在朝鲜的权势和地位，但另一方面也让清朝的势力在朝鲜根深蒂固。清政府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派出袁世凯以“三品道员”的身份坐镇朝鲜，开始主掌朝鲜外交、通商等事务（原先清政府对朝鲜的这类事务并不太插手），俨然已成为凌驾于李熙和闵妃之上的“朝鲜太上皇”。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熙和闵妃的忧虑开始加重了。
让清朝势力全面控制朝鲜？这是李熙和闵妃不愿意看到的；引入日本势力牵制清朝？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想来想去，李熙和闵妃想起了俄国。
在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结束后，一直有扩张欲望的俄国最终惨胜，但受到了西欧列强的遏制，只能把眼光瞄向亚洲。中国太大，日本太远，与自己国土接壤的朝鲜成了最佳选择。
恰好，朝鲜方面也有引入俄国势力牵制清朝和日本的想法，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插进过一个觉得自己来晚了，所以要四处掺和一把的美国，以及不甘心俄国入局的英国，但东北亚总体的格局，还是中、俄、日三国争霸。
“甲申政变”后，受到中国压制的日本恼羞成怒，开始不断叫嚣要入侵朝鲜。而朝鲜国内的大臣韩圭稷恰在此时提出了对俄国的观点：“据天下形胜，为天下最强，为天下最畏。”
这个“引俄自卫”的观点颇得李熙和闵妃的认同，一向话不多的李熙甚至说出了“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的话，于是，朝鲜开始慢慢谋求与俄国接近。
在闵妃的主导下，朝鲜先后两次和俄国签订“朝俄密约”，但两次都被宗主国清朝发现而叫停，其中尤以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更为严重，当时坐镇朝鲜的袁世凯已经密谋废黜高宗李熙，重新搬回大院君执政。
最终，面对清朝的严厉问责，朝鲜方面一口咬定“从无此事”，“不敢有异志”。而当初以“臣服于华为耻”的李熙，则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毫不知情，把责任都推给了妻子和属下。
虽然朝鲜两次都受迫于清朝的压力而暂时断绝了与俄国人联通的意向，但人算不如天算，时代终究会变。
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大清帝国惨败，朝鲜朝中的亲华势力瞬间烟消云散。面对一战而咄咄逼人的日本，“引俄自卫”的声音再度响起。
然而在这个时候，第三个国家——日本早就已经急不可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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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朝鲜的“野望”[1]，正式起步于《江华条约》签订之后。但他们一直面临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朝鲜的李氏王朝，而是原来东亚地区的老大清帝国。围绕“如何清肃清朝在朝鲜的势力”，日本人也可谓动足了脑筋。“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的背后，都有日本人的影子。
甲午一战，日本完成了自己的逆袭，朝鲜朝中的亲华势力也不复存在，清朝更是在《马关条约》中明确声明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
然而，正当日本以为可以一家独大控制朝鲜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面前还有一块绊脚石——闵妃。
闵妃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已经被日本人重新扶植起来的大院君剥夺了实权，但她根基仍在。看到清朝战败，闵妃首先放弃了“亲华”，然后她又看到俄国主导的“三国干涉还辽”压制住了日本，更坚定了“引俄拒日”的决心。
经过一系列的暗中运作，闵妃集团在1895年再度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一举粉碎了朝廷中“亲日派”的势力，重新掌握了实权。
眼看甲午战争的“胜利果实”被一举粉碎，朝鲜从中国羽翼下脱出后又要求庇护于俄国，日本人彻底动了杀心。
1895年10月8日拂晓，在新上任的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的策划下，一批日本士兵和浪人挟持大院君冲入朝鲜王宫，在四处搜索之后，直接在乾清宫用乱刀砍死了闵妃，并浇上煤油点火焚尸，而后将骨灰抛撒于池塘中。
是为震惊东北亚的“乙未事件”——影响整个朝鲜近代史的闵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当时，朝鲜已经在名义上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藩属国而是一个主权国家了——一个主权国家的王后居然被一帮外国人冲入王宫乱刀砍死，这在世界上是闻所未闻的。而作为王后的丈夫，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却无法做出任何举动。
描绘“乙未事件”的画
尽管王后被杀是一件奇耻大辱，但李熙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闵妃身死，大院君年老力衰，至少在朝鲜宫廷之内，再也没有能够阻止他“亲政”的障碍了。那一年，李熙43岁，可谓年富力强，正当其时。
那么，他如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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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两人虽不在，三国却不会消失，李熙面临的，还是一个“傀儡局”。
闵妃被砍死后，日本人迅速在朝鲜建立了“亲日”政权。但由于入宫砍杀一国王后的行为被当时在场的两个外国人记录并公布于世（日本方面原先栽赃大院君发动政变），不仅举世哗然，更在朝鲜引发众怒。
在“亲俄派”的鼓动下，朝鲜国内爆发了“乙未兵变”，高宗趁机和王太子一起坐轿子转移进了驻俄公馆，结果在里面一住就是整整一年。
堂堂一国之君，一整年是住在外国领馆里的，他的权威可想而知。
然而，就在1897年回到自己的宫殿之后，高宗却看准了身边没有掣肘，俄日两国势力基本在朝鲜达到均衡的契机，做了一件大事：1897年10月12日，李熙在庆运宫的圜丘坛祭天，宣布即皇帝位，封已去世的王后闵氏为皇后（谥号为“明成皇后”），王太子李坧为皇太子。次日颁诏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但沿袭中国明朝的典章制度。
前半生都受制于人的高宗，在朝鲜历史上留下了标志性的一笔：他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称帝的君王。
当然，作为藩属国的终结，他也是朝鲜半岛上最后一个国王。
称帝后的李熙，确实是想做一番事业的。
1884年的李熙
然而，以他的认知和能力做出的改革政策，还是局限于旧时代：加强君主专制，扼杀民主独立，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回到旧时代，李熙有可能成为一代明君。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在风起云涌的19世纪末期，世界各国都处于“大变局”中，而身陷列强旋涡中的朝鲜，想要“在鸡蛋上跳舞”，实属机会渺茫。
1904年，一场间接影响大韩帝国国运的大事件爆发了：日本和俄国正式开战。
看似强大的俄国在这场战争中被日本重创，震惊世界，也震动了李熙——这意味着，朝鲜倚仗的“平衡外交”格局被彻底打破了。
李熙的预料是正确的。
1905年11月17日夜晚，日本的重臣伊藤博文在大批日军的簇拥下进入韩国皇宫，强迫李熙签署《乙巳条约》（《日韩保护条约》）。
在李熙称病不出的情况下，外部大臣朴齐纯被迫签署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日本在韩国设立“统监”（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韩国撤销外交机构，不再设“外务大臣”职务——一个没有外交权的国家，实际上就不是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了。
摆脱了大院君，摆脱了闵妃，摆脱了清国，摆脱了俄国，但最终，李熙和他的朝鲜还是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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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李熙，已经53岁了。
但步入“知天命”的年纪之后，一生受制于人的李熙，反而展现了他最后的倔强。
1907年，《大韩每日申报》发表了李熙的声明，称自己从未批准缔结《乙巳条约》，从没有放弃外交权，也从未同意日本“统监”常驻韩国。
同年，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李熙秘密派遣李相卨、李儁、李玮钟三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前往海牙，控诉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呼吁各国声援韩国，宣布《乙巳条约》无效。
这两件事最终都没有结果，却大大惹怒了日本。
这一年的7月19日，日军在汉城南山倭城台，对着李熙下榻的庆云宫架起了6门大炮，在大批日军的包围和监视下，庆运宫的中和殿举行了“禅位仪式”：李熙将皇位让给自己33岁的儿子李坧。
李熙和儿子都没有出席这场仪式。
被日本人强行称为“太皇帝”的李熙并没有认输，他始终不承认“退位”，而是在文书中使用“皇太子代理”这样的字眼。
在李熙“退位”四天后，李坧就在日本人的逼迫下签订了《丁未七款条约》，宣布解散大韩帝国的军队。
李坧被立为纯宗，他也是大韩帝国最后一任皇帝
三年之后，日本又强迫李坧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建立仅13年的“大韩帝国”就此灭亡。韩国“皇帝”李坧、“太皇帝”李熙和“皇太子”李垠被授予日本皇族的身份，李熙的封号降为“德寿宫李太王”。
那段时间，据李熙的身边人回忆，李熙经常晚上失眠，长吁短叹。
然而，正当日本人以为这位朝鲜“末代国王”和大韩帝国“开国皇帝”已经失去斗志的时候，李熙却在酝酿最后的反击。
9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
在这场会议中，美国总统威尔逊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提出了“十四点准则”，其中有倡议让一些弱小国家的民族进行民族自决，成为独立国家。
消息传出，在朝鲜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按照当时的一种说法，李熙准备再一次效仿当年海牙万国会议的做法：派遣密使去巴黎，向世界各国请求维护韩国的独立。
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因为李熙很快就走到了他自己的人生终点：1919年1月19日凌晨，李熙在宫中因突发脑溢血身亡。
不过，“脑溢血”是日本方面的说法，且事后并没有给出病理报告。所以一直有一种说法在坊间流传：为了防止李熙再次派密使去捣乱，日本人在当天晚上将他毒杀。
事实的真相已经无从知晓。
68岁的李熙，终于以朝鲜“末代国王”和大韩帝国“开国皇帝”的身份，走完了他的一生。
馒头说
但凡玩过策略游戏或即时战略游戏的玩家，都知道一点：开局的“出生地”，其实非常重要。
而如果将东北亚的地图放到游戏中，我们不难发现，朝鲜的“出生地”其实并不太妙：北面，是疆域辽阔且一直致力于扩张的俄国；西边，是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东边，是迅速崛起，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军国主义”上脑的日本。
朝鲜半岛以2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面积，夹在三大强国之间，处境可想而知。
自近代以来，东北亚一直是几个世界大国力量角逐的一个交汇点，从甲午前后，到二战，到冷战，到抗美援朝，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出生地”并不是自己能选择的。身处“强邻”包夹，朝鲜半岛历经千年，在几个大国的博弈之间几经沉浮，至今依旧保持独立，并且成为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中一支绝不能忽视的力量，这很不容易。
曾经看到有一位网友的观点：不要把朝鲜半岛看得那么重要，在如今发达的军事科技下，昔日所谓的“战略缓冲地带”已经不存在了。
我个人并不是很赞同。
在军事科技突飞猛进的现代，从空降的距离、导弹飞行的速度或机械化部队奔袭需要的时间这些要素上看，“战略缓冲地带”的意义确实在下降。但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体系下，“战略缓冲地带”应该更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尤其是在当今和平的大环境下，在东北亚的每一个国家、每一股力量，其实都需要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博弈，而在军事意义之外，各方其实都需要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战略缓冲带”。
在东北亚，抛开别的不说，有一点是我们都无法改变的：大家都是一个楼道的邻居。
和平不易，稳定不易。努力，并珍惜。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大韩帝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1897—1910）》（蔡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2.《袁世凯在朝鲜的活动与近代中朝日关系》（聂金凯，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3.《清廷援助朝鲜开化运动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影响（1879—1884）》（黄震宇，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4.《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石少颖，《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 “野望”为日本词语，指不合身份、离谱的愿望，野心、奢望。——编者注
“民国第一奇人”和他的“朋友圈”
在民国的历史上，是颇有些“奇人”的。他们或许并不是站在舞台的最中央，但自始至终，都处于一个重要的“推手”位置。比如这个故事里这位，如今知道他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但当初，说他“无人不知”也不夸张。有人把他称为“民国第一奇人”，而他经历之复杂、结交之广、转变之多，也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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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其实发生在他10岁的时候。
那一年是1885年，他的父亲杨懿生去世，他被过继到自己的伯父杨瑞生家。如果那时候有“微信”的话，就是他的“家族群”发生了变化。
杨家祖籍湖南湘潭，世代务农，到了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带着长子杨瑞生入湘军李续宾部，一路做到正四品都司。1858年11月，湘军与太平军对阵三河镇，湘军大败，李续宾被杀，杨礼堂也在战中阵亡。（“三河之战”发生在今天安徽省肥西县的三河镇，是太平天国晚期取得的一场重要胜利。湘军在此战中受挫甚大，李续宾阵亡消息传来，胡林翼吐血，曾国藩茶饭不思。）儿子杨瑞生死里逃生拣回一条命，继续留在湘军。因朝廷抚恤杨礼堂家属，杨瑞生之后被一路提拔，最后官至总兵。
杨度被过继到杨瑞生家的时候，就是杨瑞生做总兵的时候。此时的杨家家境富裕，而这位伯父又对自己这个过继来的侄子照顾有加，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
杨家这一辈几个兄妹，学问都相当不错，杨度的弟弟杨均和妹妹杨庄都是诗、书、画俱佳，而最出挑的，还是杨度。杨度从小天资聪慧，能诗能文，很小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了。
1892年，17岁的杨度考取了秀才，并在第二年中了顺天府乡试的举人。但他的仕途之路远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在之后的两年，他在两届会试中均落榜。不过，第二年的会试恰逢1895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对中国读书人而言堪称大事的事件——公车上书。当康有为和梁启超率京师数千举人联名上书的时候，杨度也是那些举人中的一分子。
虽然最终落榜，但杨度通过这次“串联”，在自己的“朋友圈”新加了一批好友，这批人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名字：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
当然，这批好友当时还只是“点赞之交”。
21岁的杨度回到了湖南，拜了个老师，叫王闿运。事实上，是王闿运知道杨度的才气，亲自登门到杨家将他招入门下的——也就等于主动要求加“微信”。
王闿运，做过曾国藩的幕僚，相传曾劝曾国藩起兵反清，自己称帝。他门下有一批颇有名声的徒弟，包括齐白石
王闿运也算一代名儒，在经学、史学和文学方面都颇有造诣，不过对杨度影响最大的，是王闿运的另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可以说影响了杨度的一生。
那就是“帝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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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27岁的杨度命运再一次发生改变。
那一年，感觉在国内已经学不到什么新东西的杨度，迫切希望能在时代的大变局中一展身手。于是，他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强烈反对，自费留学日本，入了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在那里，杨度的“朋友圈”又多了一个很重要的同学，他的名字叫黄兴。
杨度的第一次日本留学之旅，在大半年后就结束了。回到湖南后，受王闿运的推荐，他的“朋友圈”里第一次多了一个重量级“大佬”——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对杨度的才学十分欣赏，推荐他去报考当时清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
在这场考试中，杨度一举考取了一等第二名，取得第一名的，是来自广东的梁士诒，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华民国财政部次长。杨度眼看着自己的从政愿望即将成真，却又横生枝节：有人对慈禧太后说，梁士诒不仅来自广东，而且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一直恨不得生啖梁启超和康有为之肉的慈禧太后立刻决定将梁士诒除名。但第二名的杨度非但没有因此占了便宜，反而还受了牵连：有人举报杨度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有攻击朝廷的言论（发朋友圈从来不注意屏蔽，或者在微信群发言被人截图带来的后果），又来自湖南，很可能是之前造反的“自立军”唐才常的同党。
于是，杨度的第二名也被除名，他还被通缉。
长叹一声的杨度只能再度留学日本。
年轻时的杨度
第二次留学日本，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让杨度挖到了成名的“第一桶金”。
首先，杨度的才气开始为天下所知。
去日本留学后不久，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两人谈起国事，唏嘘不已。杨度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有感之后，作了一首《湖南少年歌》，经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全文发表，轰动一时，成为当时“朋友圈”的千万级刷屏爆文。其中的一句更是至今仍被不少人提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杨度还创作过另一首诗歌《黄河》，由沈心工谱曲，也是当时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歌曲：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这首歌当时与李叔同的《送别》齐名，更因为歌词里有家国情怀，排名还在《送别》之前。
其次，杨度的“朋友圈”一下子深化和拓展了。
杨度和梁启超原来只是“微信”好友，最多是个“点赞之交”。但在日本却开始惺惺相惜，一度被称为“天下至好”，而梁启超更是曾称杨度为“国士”。
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又加了两个同学好友，一个叫汪精卫，一个叫胡汉民。此外，当时另外有一个留日学生与杨度的关系最好，每个休息日都要到杨度家吃饭聊天，两人经常在“朋友圈”互相点赞，这个学生的名字叫蔡锷。
当然，在杨度的这批日本“朋友圈”里，名气最大的还是孙中山。
黄兴在整个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可谓不可或缺
在东京，杨度和孙中山曾就中国革命的问题讨论过无数次，有时候通宵达旦。杨度并不赞成孙中山“暴力革命”的观点，但非常尊重孙中山，所以把自己在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的同学黄兴引荐给了孙中山。
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当时和孙中山约定：“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最后，杨度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威望。
杨度满腹才气，热心国事，对各路同学又关爱有加，很快在中国留日学生群体中树立了威望，被推举为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长。1905年，杨度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长兼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回国拜见张之洞，提出“官绅筹款自办”的方法，最终助力清政府收回粤汉铁路自办。经此一事，杨度在留学生圈中的声望更加如日中天。
已到而立之年的杨度，其实已经具备了一切条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从政的机会。
3
1906年，这个机会来了。
那一年，清政府派出去欧、美、日考察“宪政”的五位大臣回国。既然是考察，回来肯定要交报告，但有意思的是，五位大臣写不出报告，反而派人找来根本没有去考察过的“枪手”捉刀。
杨度和梁启超两个当时的大才子，就这样被选中了。
梁启超当时写的是《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而杨度写了两篇，一篇是《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一篇是《实行宪政程序》。基于这几篇文章出台的“宪政考察报告”最终定下了清廷的调子：预备立宪。
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了《中国新报》（相当于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自任总编辑。此时的杨度，已经完全代表留日学生中的“君主立宪派”，表示“不谈革命，只谈宪政”，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同时，湖南成立了宪政工会，杨度担任会长。
1908年，33岁的杨度终于等来了他的功名：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这个官位看上去不高不低，但他由此有机会出入颐和园，从“线上”转到“线下”，亲自给那些皇族亲贵讲解什么叫“立宪”，什么叫“法治”。
1911年5月，清廷推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内阁”，而杨度在“内阁属官”中出任统计局局长——36岁的他已经当上了中央干部。
然而，这个内阁名单一出台就被舆论嘲讽为“皇族内阁”，因为内阁中只有6名汉人，清廷根本不想认真“立宪”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也使得一批原本还倒向立宪的人开始转而支持革命。
于是，杨度这个“统计局局长”的位置还没坐热，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革命爆发后，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清廷顿时土崩瓦解。但杨度却并没有太惊慌，因为聪明如他，本来也对清廷的“君主立宪”并不抱太大希望，他寄望能够让他施展“帝王术”的人，根本就不是乳臭未干的宣统皇帝，更不是那帮昏昏庸庸的亲王贵族。
杨度的老师王闿运早就告诉过他，“帝王术”的施行，是有诸多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有“帝王相”的可托付之人。
杨度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这个“天选之人”。
那就是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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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和袁世凯，早就是一个“朋友圈”的了。
杨度当初进京当四品官，就是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合保荐的，而他能进颐和园给皇亲贵族们讲课，也是袁世凯从中协调的。所以，杨度也一直认为袁世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
在光绪和慈禧相继归西之后，袁世凯在朝廷上受到排挤，被载沣赐了个“回乡养病”。当时袁世凯的势力颇有“树倒猢狲散”的架势，朝中权贵都吃不准风向，开始和袁世凯保持距离，连平时“点赞”都不敢给一个。袁世凯离开北京时，竟然没什么人去送他，但杨度不管不顾，跑到火车站月台去送行。
袁世凯回到老家后，敢去看望他的少数人中，就有杨度。武昌起义爆发后，杨度索性连京城的官也不做了，直接跑到袁世凯老家，做了他的幕僚。不久之后，清廷被迫重新重用袁世凯，希望他派兵攻打武昌的起义军，袁世凯的北洋军打打停停，不断向清廷索要筹码，这背后很多时候都是杨度在出主意。
志得意满的袁世凯
等到孙中山的革命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南北对峙的时候，因为杨度和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这批人在日本时都是一个“朋友圈”的，所以他成了袁世凯当时派出的代表之一，进行“南北调停”。
而“南北调停”的最终结果，就是孙中山低头和让权，袁世凯最终如愿以偿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按理说，杨度此时也应该功成名就了。但这并非他希望看到的终点，因为他的“帝王术”需要辅佐的，是一个真正的“帝王”。而且最关键的是，杨度通过各种细节体察出，袁世凯的内心也是有这方面渴望的。
当时，一切形势的变化似乎都在助推：1913年3月，最有可能挑战袁世凯权力的宋教仁被暗杀；7月，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被镇压，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地区大多被北洋军攻陷，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流亡海外；1914年，国会被解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废止，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袁世凯手上……
杨度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1915年4月，杨度抛出了他精心准备的一篇文章——《君宪救国论》，认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这篇文章一出来，果然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
袁世凯立刻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称这篇文章为“至理名言”，还专门给杨度送了块亲笔题字的匾额——“旷代逸才”。
得到鼓励的杨度再接再厉，索性就自己“拉群”了：他在同一年成立了著名的“筹安会”，自任理事长，拉了刘师培、严复等一干人打出了“筹安六君子”的名号，开始各种运作，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做准备。没多久，从“线上到线下”的“闭环”就形成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出现了各种请愿变更国体的“请愿团”，其中包括“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以及“妓女请愿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