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陷入周围人有意构成的“信息茧房”，失去了清醒的判断和有效的制衡，对权力的欲望就会如决堤之水喷泻而出。聪明如袁世凯者，因为“朋友圈”里的好友都是杨度这样的人，所以在他们营造的“全国劝进”画面前开始变得自信满满，最终走上了“称帝”的蠢路。
1915年年末，“洪宪帝制”出台，袁世凯的人设一夜之间崩塌，顺带带上了杨度。
一帮“朋友圈”的旧友首先就和杨度决裂，互相“拉黑”。
蔡锷（左）和杨度（右）是当初留学时最好的朋友，最终反目。但蔡锷在临终时还是专门为杨度开脱：“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当年最好的朋友蔡锷立刻成立“护国军”，宣布独立；当年以“国士”相称的梁启超，直接在“朋友圈”公开说杨度是“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甚至在杨度的家乡湖南，他也成了人人唾骂的对象。
而且，杨度发现即便袁世凯称帝，他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帝师”梦想，袁世凯仅仅只是给了他一个“少卿”的职位，一帮他认为功劳远没他大的人都封了“中卿”乃至“上卿”。所以，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也发表了一条“朋友圈状态”：“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意思是杨度什么好处也没捞着，白白被全国人民骂了一顿。
当然，杨度也没想到，袁世凯经此一难，那么快就一命呜呼了。而且让他伤心的是，据袁世凯的儿子回忆，袁世凯在临终前还发了一条“朋友圈”——呼喊的是“杨度误我！”（另有说是“他误了我！”）
对此，其实杨度心里也是有想法的。所以，他给袁世凯写的挽联是：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意思是，究竟中华民国适合不适合搞共和，我们千年之后再来看；究竟袁世凯是不是扭曲了“君主立宪”的本意，建议他九泉之下再仔细想一想。
由此可见，到了此时，杨度还是认为自己主张的“君主立宪”并没有错。
5
如果杨度的一生就到这里结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他无非就是个身败名裂的“帝制党”领头人而已。但是，如果就这样结束，他的人生又怎称得上“百转千回”呢？
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一上台就弄出了一张通缉“帝制党”的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杨度。
据说杨度当时还义愤填膺，准备去自首，和黎元洪讲讲道理。他曾说：“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
黎元洪
不过在身边人的规劝下，杨度还是没有进京去“讨说法”，最终避居青岛。
在避居青岛的时候，杨度似乎看穿一切，开始钻研佛法，并给自己取号“虎禅师”，重新思考人生和反思过去。他钻研佛法后觉得，“禅”的精髓就是无我，所以他提出了“无我主义”的新理论。
换句话说，他把自己的“朋友圈”设置为了“不可见”。
1917年，张勋率五千“辫子军”在北京复辟，他和康有为派人专门来请当年“帝制党”的领袖杨度重新出山，而杨度却给两人发了信息：“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那么，杨度是真的看破一切，遁入空门了吗？
并没有。这从他给自己取的号“虎禅师”就可以看出来。1918年，杨度被宣布特赦，才43岁的他心思又开始活了起来。只是，经过几年的反复反省和思考，他的思想已经由立宪转向了共和。所以，他这次找到的人，是当年在东京和他通宵达旦激辩的孙中山。
孙中山当年并没有拉黑杨度，而杨度找孙中山，也是为了帮他。他凭借自己在方方面面的人脉关系，帮孙中山渡过了不少难关。比如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他作为孙中山的特使，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帮助陈炯明，帮了孙中山一个大忙。而军阀张宗昌策应北伐，背后也是杨度在帮忙牵线。
孙中山特别感慨，曾说过：“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这个“诺言”，就是指当初杨度在东京对他立下的誓言：如果我失败了，就来帮你。
1922年，杨度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为此，孙中山特地在整个国民党的“大群”里发话，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不过，还没等杨度怎么施展手脚，孙中山就在三年后病故了。
在国民党陷入内斗的时候，杨度也有了自己新的方向。
6
杜月笙
1928年，53岁的杨度移居上海，成了一个人的门客。
这个人，就是当年号称“上海皇帝”的杜月笙（杜月笙的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收录的《“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当时上海有报纸说杨度拜杜月笙为师，入了青帮。杨度很不以为然：“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为杜先生，他称我为皙子兄。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清客’而已。”
换句话说，他和杜月笙只是互加好友，互相仰慕而已。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杜月笙对杨度非常尊敬，专门给了他一幢宅子，每月给500大洋花销，而他求杨度做的，就是写一些文章和字而已。杜月笙的人生达到顶峰的一件事是他的“杜家祠堂”落成，而杨度是他的筹办委员会秘书长，还专门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
但是，杜月笙并不是杨度新的方向，甚至可以说只是他的一个幌子而已。因为，他的“朋友圈”又加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李大钊。
李大钊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杨度就对李大钊的文章有深刻印象。在上海，杨度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一番谈话下来，杨度深受触动。之后又和李大钊多次交谈，他深深记住了李大钊的一句话：
“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杨度认为，自己蹉跎半生，终于还是找到了光的方向。于是，他开始为共产党人做了很多事。事实上，他后来之所以到杜月笙家去做门客，也是经过共产党组织批准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个身份，结识三教九流的人物，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提供各种有效的情报。
但是，在此之前，他“朋友圈”中的李大钊头像，永远变灰了。
1927年4月，张作霖在北京东交民巷逮捕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数十人。事实上，杨度在前一天通过自己的渠道已经知道张作霖要抓人，急忙找人通知了李大钊。但当时李大钊不信张作霖真的敢冲进俄国使馆抓人，最终没有转移。
杨度的字
李大钊被捕后，杨度把所有精力乃至身家都扑在了营救他出狱的工作中。他找到包括当时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内的各界社会名流，一起为释放李大钊奔走游说。为此，杨度还把自己在北京的宅子“悦庐”公馆作价4500元大洋卖掉，把经费全部投入运作之中，甚至还策划过劫狱。
但是，各路营救最终都没有成功，李大钊在4月28日被张作霖派人绞杀。李大钊牺牲后，杨度非常悲痛，与妻子商量后，又把自己在青岛的宅子卖掉，把换来的钱全部用来接济李大钊以及其他被害人员的家属。所以他后来到上海确实手头窘迫，也确实一度要靠卖字为生。
1931年，56岁的杨度其实身体已经很差了，但他还是在做两件事。
一件事，是他根据孙中山的建议，想写一部《中国通史》。为此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并且写好了大纲。
另一件事，就是帮助杜月笙完成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这场典礼虽然最终办得颇为圆满，但也彻底摧垮了杨度的身体。典礼落成后的两个多月，杨度就倒下了。
9月17日，之前就有肺病和胃病的杨度没有挺过去，在上海租界病故。
杨度去世后，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7
但杨度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在杨度去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以一个“帝制党”的形象出现。直到1975年，有一个人说出了杨度晚年的那些故事。
这个人，也是杨度当年“朋友圈”的好友。
他的名字，叫周恩来。
1975年冬天，饱受病魔折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交代一些后事。当他知道《辞海》正在筹备正式版的时候，专门让秘书转告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王冶秋当时大吃一惊，一面转告上海的《辞海》编辑部，一面向很多还健在的老同志打听，结果没有人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
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夏衍回忆，当时潘汉年给他介绍过一个老者，说是自己的同志。过了很久夏衍才知道，这个老者居然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杨度
但是，周恩来说的并没有错。
杨度是在192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就是周恩来。由于杨度从事的工作有特殊性和危险性，所以杨度只和潘汉年单线联系。除了潘汉年和周恩来，其他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由于潘汉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遭遇冤狱，所以这段历史就沉没了。
1978年7月30日，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周恩来，将杨度在晚年加入共产党的内情第一次披露。随后，夏衍、李一氓等遵从周恩来生前的嘱告，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将杨度晚年入党以及所做之事公之于众：杨度在晚年不仅为共产党提供大量准确的情报，甚至还利用自己杜月笙门客的身份，掩护过很多地下党的同志。
192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第二期，“红旗”这两个字就是杨度写的
在王冶秋、夏衍这批人的回忆文章出来后，很多人又都回想起了杨度当年在弥留之际，给自己写的一副挽联。
那副自挽联，是杨度人生最后一次的“朋友圈”状态更新：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馒头说
说“朋友圈”只是开个玩笑，但杨度的社会关系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杨度的寿命并不算长，但在整个民国史上，有他这样丰富经历的人，着实不多。从这个角度，说他为“民国第一奇人”，也无不可。
有人曾说，杨度一生投机。这点我倒真的不太认同。
当然，不能否认他有成就自己事业的想法，然而这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他大半生所坚持的“君主立宪”，主要还是基于他自己真心觉得这样的方式更适合当时的中国。后来转向共和，也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至于因他晚年加入共产党，就给他套一个“投机”的帽子，逻辑就更说不通了。
1929年是“白色恐怖”的高潮时期，共产党人被大肆捕杀，很多人躲避“共产党”三个字都来不及，但杨度却在此时选择入党，并把母亲送到长沙乡下，妻子送到苏州，坦言自己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他曾对和他接头的共产党人说过：
“别人说我一生投机，我这次是投杀头的机，投灭族的机。”所以，他也是发自内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多少理解加入“筹安会”的严复——他可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批中国人之一，是《天演论》的翻译者，怎么会昏头到去“拥立帝制”呢？（关于严复的故事，可以参看《历史的温度3》收录的《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但实事求是地说，当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即便是有识之士，头脑也是蒙的。我们用现在的视角回过去看，会轻松得出结论：“哎呀，怎么那么傻？这都看不明白？”那是因为我们开了“上帝视角”。
而那时候的这批中国人，就是在不停地摸索，尝试，彷徨，挣扎。有的人展现了气节，有的人露出了丑态，有的人找到了道路，有的人撞到了南墙——当然，如果撞到南墙后肯回头，也是完全值得认可的。
所以，由这批人勾勒出的中国近代史，才如此悲怆，如此曲折，如此富有张力，如此引人入胜。
这也是我当年从讨厌读近代史，到喜欢读近代史的原因。
本文参考来源：
1.《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左玉河，《党史博览》，2013年第2期）
2.《帝师毕竟是书生》（陈曦，《中国企业家》，2014年第12期）
3.《杨度：清末民初第一奇人》（“寻匠之美”，搜狐网，2018年1月14日）
4.《帝王术的最后传人——杨度的故事》（中国历史网，2015年11月20日）
山高水长，勿忘陈嘉庚
“赤子”一词，原指“婴儿”，后引申为“纯洁善良的百姓”，故古代封建王朝有“海内赤子”之说。但后来又引申出一个新的说法，叫“海外赤子”，而这个称号，专指“海外侨胞”。他们想借此表达，自己根在华夏，是中华儿女。
1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现厦门市集美区）。
中国近代史上有几次著名的人口迁徙，其中有“走西口”“闯关东”，还有一个就是“下南洋”。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从明至清，有不少老百姓迫于生计或有经商需求，成规模地前往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地在内的“南洋”一带。在“下南洋”的人中，广东和福建沿海的老百姓占到了绝大多数。
陈嘉庚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下南洋”的商人家庭里。
陈家从曾祖一代就开始“下南洋”，陈嘉庚的父亲陈杞佰早年也去南洋闯荡，在新加坡经营大米生意。不过陈嘉庚直到17岁那年，才去新加坡投奔了父亲，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国内的私塾里读书。
1893年，19岁的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成亲，却发现自己的族弟成了一个纨绔子弟，终日赌钱作乐，疯疯癫癫。陈嘉庚气愤地将弟弟绑在一棵树上鞭打了一顿，然后做出了一个在当时乡里看起来惊世骇俗的举动——说服母亲和新婚妻子拿出了2000银圆。在那个时候，2000银圆不是一笔小数目，是陈嘉庚父亲给他成家的钱，以及平时家里省下的家用。
但陈嘉庚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做一件事：办一所名为“惕斋学塾”的私塾。陈嘉庚认为，人一定要接受好的教育，才能够好好为人处事。
现在回过来看，陈嘉庚一生的基调，可能在他19岁那年就定下了。
2
1904年，30岁的陈嘉庚遭遇了人生第一场大变故。
由于经营不善，陈嘉庚的父亲陈杞佰在新加坡经营的生意宣告失败，不久后抑郁而终。陈嘉庚不仅遭受丧父之痛，还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父亲欠下一大笔债务。
按照当时新加坡的法律，只要公司宣布破产即可，并没有“父债子偿”这一种说法。但陈嘉庚却选择把父亲的生意做下去，并且承诺：“只要我陈嘉庚在人世一日，所有欠债一定会偿还！”
其时，父亲留给陈嘉庚的，就只有一家亏损的米店了。而陈嘉庚就是从这一家米店开始，全身心地投入经营中。在短时间内把米店扭亏为盈后，他又看中了罐头生意，盘下了一家罐头厂，开始做菠萝罐头的买卖。
陈嘉庚很有生意头脑，且肯吃苦，心思细密，事必躬亲，所以大米和菠萝这两个生意很快被他做得风生水起。在父亲逝世四年之后，陈嘉庚已经开了四家菠萝罐头厂，连同原来的大米生意，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并还清了父亲的所有债务。
对陈嘉庚而言，“还债”是他对自己“守信”的一种自我要求，而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却让整个南洋商界见识了他的诚信和品德，以至大家都非常愿意和陈嘉庚做生意。
陈嘉庚当时被称为“橡胶大王”
陈嘉庚也并没有满足于米店和菠萝罐头厂的生意，眼光敏锐的他很快发现东南亚的橡胶业具有巨大的市场和前景。从最初的加工橡胶开始，陈嘉庚逐步从下游做到上游，卖胶鞋，制造轮胎和其他日用品，买下橡胶制品厂，买下橡胶种植园……
1925年，51岁的陈嘉庚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家业：名下的橡胶种植园面积达到了1.5万英亩（约60平方千米），拥有菠萝厂、米厂、冰糖厂、橡胶厂、木材厂、饼干厂、皮革厂、肥皂厂等30多家工厂，有150多家商店，雇用员工超过3万人，资产超过1200万元。陈嘉庚成为公认的“南洋首富”。
已到“知天命”年纪的陈嘉庚，就此平稳地走完人生下半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锦衣玉食，子孙绕膝，安享晚年。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如今记在史册上的陈嘉庚——如果还有可能被记录下来的话——最多只是一个“南洋巨富”而已。
陈嘉庚当然不是这样的陈嘉庚。
3
从19岁倾囊2000银圆兴办私塾开始，陈嘉庚就认准了一个方向：办教育。
陈嘉庚的观点是：“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
1913年，陈嘉庚在南洋的事业刚刚有了一点起色，他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集美社，开始兴办集美小学。
而陈嘉庚的雄心绝不是仅仅兴办一所小学那么简单。
自1913年兴办第一所小学开始，陈嘉庚在此之后不断投入资金，相继创办了女子小学、师范学校、中学、幼稚园、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国学专门学校、幼稚师范学校等，统称集美学校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
1923年，孙中山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著名的“集美学村”之名，由此而来。
集美学校的科学馆和军乐亭（摄于1933年）。时至今日，像集美学校这样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学校”，全国没有第二个
1921年，陈嘉庚准备创办厦门大学。当时因为经费短缺，连蔡元培也劝陈嘉庚“暂缓”。但陈嘉庚心意已决，带头个人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并承诺出资维持费用300万元（分12年付款），总共出资4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这恰好是当时陈嘉庚的资产总和。厦门大学当时设有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17个系，是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由个人独资创办的大学。
在学校的成立大会上，陈嘉庚做出保证：“不管遇上多大苦难，我都会尽全力将教育事业办好！”
这不是一句空洞的承诺。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袭来，陈嘉庚的企业也受到很大冲击。到了1930年，陈嘉庚旗下的企业整体经营状况恶化。但即便如此，陈嘉庚依旧每月按时足额给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汇去经费。
当时有身边人劝陈嘉庚先以挺过企业难关为重，减少对学校的经费支持，陈嘉庚断然拒绝：“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何必为我担心！”
从1926年到1934年，陈嘉庚的实业亏损超过1000万元。但在这8年里，他依旧想方设法给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汇去了378万元经费，这都是他以厂房、地产、货物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来的钱。
当时陈嘉庚说了一句话：“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陈嘉庚以一己之力，维持厦门大学的运营长达16年，直到1937年，为了全力支持集美学校，陈嘉庚将厦门大学无偿献给了政府，厦门大学由私立变为国立。
当时的陈嘉庚
厦门大学“群贤楼”的老照片
4
在陈嘉庚心目中，比教育更重要的，是国家。身处那个年代，富甲一方的陈嘉庚，是不可能回避参与政治的。
早在1910年，陈嘉庚就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及道南学堂总理。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福建光复，陈嘉庚被推举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筹款20多万元支援福建财政。
当时陈嘉庚还另外筹款5万元，专门用来接济孙中山。
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庆祝蒋介石的五十大寿，请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购买飞机祝寿。当时政府的期待，是华侨能捐款10万元，买1架飞机。但在陈嘉庚的策动下，当时的马来西亚华侨居然筹款130多万元，买了10架飞机。
当然，陈嘉庚虽然以“祝寿”为名，但目的是想加强中国的空军力量——当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一触即发。
果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身在海外的陈嘉庚，迅速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组织海外华侨募捐。仅1938年和1939年，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募捐额就达到了1.5亿元，加上1937年和1940年两年的捐款，总数近3亿元。
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显示：1939年中国全年军费为18亿元，而同年华侨汇回祖国的款项就达到11亿元，其中捐款约占10%，而在这10%的捐款中，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
陈嘉庚四处演讲，号召南洋华侨支持抗日。抗战期间，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汽车500辆、救护车上千辆、坦克27辆、大米1万包、寒衣30万件、奎宁丸5000万粒，还赠送了军需医疗器械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保证运输抗日战略物资的滇缅公路畅通，陈嘉庚动员了3000多名具有熟练驾驶技术的华侨回国效力，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富家子弟，许多人最终牺牲，抗战胜利后只剩下1000多人。
不仅如此，作为南洋华侨的领袖，陈嘉庚还因为一个提案而名垂青史。
1938年11月2日，就在汪精卫准备投敌的前夕，原来和汪精卫私交不错的陈嘉庚（他曾邀请汪精卫担任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了解到汪精卫的立场已经极度动摇，于是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一项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根据邹韬奋的《抗战以来》一书记载，在当时举行的国民党参政会上，“当汪精卫议长高声朗读‘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时，面色突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色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
汪精卫叛逃后，在报纸上痛斥并要求开除汪精卫党籍的也是陈嘉庚。
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太平洋海军瘫痪，日本趁此机会席卷整个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很快沦陷。早已在日军黑名单上的陈嘉庚被定为“南洋抗日巨头”，日本方面认为他为中国抗战不断“输血”，开出重金悬赏，要将其追拿归案。
已经68岁的陈嘉庚在来不及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离开新加坡避难，辗转多处，好几次险些被日军捕获。
后来，身边人在陈嘉庚身上发现了一小包氰化钾，陈嘉庚对此的解释是：
“如果我不幸被捕，日本人肯定要强迫我做傀儡，我早就做好准备了。”
5
抗战结束，原以为天下太平的陈嘉庚，又面临了一个更重要的抉择。
从最初的感情上来说，早年就与孙中山结识的陈嘉庚，是支持国民党的。如果当初不支持蒋介石政府，陈嘉庚也不会在1936年号召捐赠10架飞机。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虽然陈嘉庚一直都强烈支持国共合作抗日，但他坚决反对动摇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多次通电请求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但是，随着抗战的深入，陈嘉庚的心态却渐渐发生了转变。
1940年3月，“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视察团”回国慰问抗战军民，陈嘉庚也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陈嘉庚是南洋华侨领袖，既有号召力又有巨额财富，还在抗战中为捐款出力最多，蒋介石自然要隆重接待这位“财神爷”，为此特批了8万元的接待费，准备在重庆等地为他举行一系列接待宴会。
但一直生活简朴的陈嘉庚对此却极为反感，他认为在抗战艰苦之际，前方将士正在生死战斗，沦陷区民众还在水火之中，后方完全不应该如此铺张浪费。于是他特地在回国前于重庆各报刊登一则启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问团，余实深感谢。然慰问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收到信号的蒋介石遂在重庆嘉陵新村设私宴宴请陈嘉庚一行，特别关照只上了四五样菜，外加一些面包，力求朴素。但由于之前的耳闻目见，陈嘉庚已经对重庆大后方达官贵人们的花天酒地和挥金如土记在心里，他看到国民党高级官员如吴铁城、朱家骅等都大肆兴建自己的私宅，更对富丽堂皇的嘉陵宾馆为孔祥熙私人所有而大为吃惊。尤其让陈嘉庚痛心的是，他在街上看到了新加坡华侨捐赠的面粉等抗战物资被堂而皇之地放进黑市售卖。
陈嘉庚回国时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一切，都让陈嘉庚深感不安。
就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举行的一场欢迎陈嘉庚的宴会上，朱家骅当场宣布：“我们欢迎陈嘉庚先生来共同领导国民党！”
陈嘉庚沉默不语，并不接话，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一旁的戴季陶赶忙圆场：“陈先生热忱为国家社会服务，入不入党是一样的。”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陈嘉庚收到了另一份正式邀请函——毛泽东邀请他去延安访问。
陈嘉庚原来对共产党是非常反感的。他曾经严令厦门大学的学生不许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运动，更认为共产党根本没资格和国民党政府谈判，应该无条件被收编。但是，他在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对共产党的印象发生了改变，更想自己去实地考察一下。
对于陈嘉庚要去延安考察，蒋介石当然是持否定态度的。但陈嘉庚以“我是代表华侨回国来考察各个重要地方的，要如实回去向他们汇报”为由，坚持要去。蒋介石也怕得罪这个“财神”，最终勉强应允，但临行前特地关照：“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经过一路辗转之后，陈嘉庚终于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当时不在延安）。
与重庆的排场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给陈嘉庚安排的“接风宴”设在窑洞门口的露天院子里，一桌土菜加起来不超过1元钱的花费，鸡蛋还是邻居大嫂执意送来的。
但这些细节却打动了陈嘉庚。他发现在延安并没有所谓的“共产共妻”，而且共产党内部上下很平等，毛泽东在窑洞里摆几张长凳，谁想进来谈，随时可以进来。
在接下来的8天时间里，陈嘉庚在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延安各地，他后来在自己的《南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屡有风闻而未知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黑白……直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庆祝也。”
陈嘉庚在延安也受到了热烈欢迎
等离开延安到了昆明，陈嘉庚给蒋介石传了话：“……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所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
蒋介石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个“财神爷”。
果然，在继续游历了西安、福建等地进一步看到国民党当时内部的腐败之后，回到新加坡的陈嘉庚，在向南洋华侨汇报这次回国考察的心得时，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当时还只是1940年。
蒋介石后来得知陈嘉庚回南洋后四处说共产党好话，感到非常生气，派人竭力阻止陈嘉庚连任南侨总会的主席。结果在连任选举中，一共152个代表参加投票，陈嘉庚获得了151票。
没投的那一票是陈嘉庚自己的，他不好意思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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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开国大典，陈嘉庚作为嘉宾，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陈嘉庚还被一件事感动：叶飞率领的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解放厦门，在攻打集美的战役中，冒着多牺牲解放军战士的风险而没有使用重炮，就是为了尽可能保全集美学村。
由于周恩来等人极力相劝，陈嘉庚决定参加新组建的政协，并就任华侨界首席代表。
陈嘉庚的性格决定了他一旦承诺了一件事，就不会只挂一个空名。之后没多久，陈嘉庚将新加坡的遗留事务一一交代后，举家迁回中国定居。
1949年，陈嘉庚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
当时周恩来在北京给陈嘉庚安排了三套宽敞舒适的四合院，便于他在北京参政议政。但陈嘉庚谢绝了周恩来的好意，执意返回福建居住——因为他心里还记挂着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恢复和扩建。
为了完成心愿，陈嘉庚除了自己出钱外，还出面找到了自己的女婿，同为新加坡实业家的李光前，开口就要了600万港元的赞助费——这在当时是一个天价。李光前一口应允，如数支付。
截至1954年，厦门大学共建大楼31栋，总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相当于1949年前校舍的两倍，花的费用恰好为600万港元。集美学校新修校舍总建筑面积为16万平方米，相当于1949年前的3倍半，总投资为1097万元（陈嘉庚本来委托族亲陈六使出这笔费用，但陈的橡胶园遭遇大火损失惨重，最后国家拨款800多万元，这对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政府而言也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陈嘉庚与女婿李光前。李光前生前为华人十大富商之一，一生热衷公益，为中国和新马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是陈嘉庚之后东南亚地区公认的华侨领袖之一
然而，随便一出手就是百万元级别的陈嘉庚，自己的生活却过得极为清贫。
陈嘉庚的一件破棉背心从抗战时期穿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双皮鞋补过三次。每次出差或长途旅行，他自己都会随身携带针线，以便缝补袜子或纽扣。
陈嘉庚滴酒不沾，给自己定的每日伙食费不超过5角钱，一个月不超过15元。有一次接待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下属在茶几瓷盘上放了一斤糖，结果陈嘉庚事后批评下属：“首长最多只吃一两颗，下次买2角钱的足够了！”有一次去南安梅山国光中学处理校务，陈嘉庚在半路上坐在路边，吃完自带的咸稀饭配油条再到学校，坚决不要学校招待吃饭。
陈嘉庚在新加坡的住所“怡利轩”很简陋，回国后住在集美学校校董会一栋简朴的两层小楼，办公和起居都在那里。
陈嘉庚在视察厦门大学建设
陈嘉庚在暮年岁月，一般除了天气恶劣的情况外，不乘汽车，靠一根手杖步行。
陈嘉庚的雨伞破了都是补了再用，瓷杯的手柄断了倒过来当蜡烛台用，在厦门办公室的一对沙发还不是配套的，因为一个是新修的。
陈嘉庚对此的态度是：
“事业上该花的钱千万元都要花，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文也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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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陈嘉庚因眼疾和脑溢血等多种症状，病情加重。在弥留之际，陈嘉庚提出了自己的三个遗愿：
第一，死后希望安葬在厦门集美；
第二，希望能尽早统一台湾；
第三，集美学校一定要办下去。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安详离世，享年87岁。
在陈嘉庚的追悼会上，主祭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扶灵人为周恩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追悼会结束后，陈嘉庚的灵柩由专列运往厦门，安葬在厦门集美鳌园。
陈嘉庚追悼会
陈嘉庚自己当时在国内银行的存款大概还有300余万元，留遗嘱全部捐献，250多万元用作集美学校建筑费和集美学村的福利基金，50万元捐为北京华侨博物馆建筑费。
陈嘉庚一生共捐建100多所学校，合计捐款折合现价，超过1亿美元。
而即便在陈嘉庚去世后，他的捐赠也还在延续。从1991年到2005年，香港集友银行付给集美学校的红利与股息已超过11.4亿港元——这家银行是1947年陈嘉庚命次子陈阙祥筹办的，规定银行每年股息和20%的盈利用于厦门集美的办学。
1990年3月1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1964年发现的第2963号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
2019年6月10日，为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次推出20新元纪念钞，8名已故杰出人士的头像被印上了纪念钞，陈嘉庚赫然在列。
陈嘉庚曾说：“金钱如化肥，散播出去才有意义。”
馒头说
2019年国庆期间去新西兰旅游，负责全程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金的导游。
金先生是2002年从国内出来的，来新西兰已经17年了，一直从事旅游业。现在他全家包括父母已经定居在了奥克兰，他自己拥有一家有30多辆车的旅游公司，并且已经成为新西兰华人导游协会的主席。
在每天开车的途中，我们都会聊天，聊的都是国内的各种发展和变化。他说他送走我们后，第一时间就要赶去看在奥克兰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我爸已经自己先去看了，老人家怕万一档期短，看不到了。”
我并没有问金先生拿的是新西兰的“绿卡”还是加入了新西兰国籍，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意义不大。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关心中国，发自内心希望中国越来越好的华夏子孙。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华侨和华人是有区别的。华侨指的是定居在海外，但依旧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而华人是指已经加入居住国国籍的中国人。但是，这只是法理上的区分。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一句“海外侨胞”，已经把这两类人群都囊括了进去。而且，后面还要加一句总结：中华儿女。
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采访过三届奥运会。在奥运场馆里，每每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听到国歌响起就泪流满面的华人，很多都早已在国外居住多年。他们激动地唱着国歌，挥舞着五星红旗，热泪盈眶。在那一刻，去询问他们究竟是华侨还是华人，毫无意义。在那一刻，他们的心就是和祖国相通的。
要求每一个海外华侨或华人都能做到陈嘉庚那样，是绝对不现实的。但是，海外侨胞们心里有一份情，念一个根，却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我曾经在写容闳的文章末尾（参看《历史的温度4》收录的《中国海归第一人：见证近代史的“活化石”》一文），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放到这里一样适用：
“在自费的前提下，出去，是一种选择，回来，也是一种选择。但无论最终如何选择，身在何方，只要心里有一份挂念，一份回忆，一份坚守，乃至愿意呐一声喊，尽一些心，出一份力，我觉得就是可贵的。”
天下虽大，同为中华儿女，不忘华夏之根，足矣。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一诺千金——华侨领袖陈嘉庚轶事》（沙平，《炎黄纵横》，2012年第6期）
2.《传统文化视野下陈嘉庚的思想境界论》［杨中启，《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周恩来与陈嘉庚的忘年交》（曹晋杰，《文史春秋》，2019年第3期）
4.《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与蒋介石决裂内情》（樊斌，《文史春秋》，2010年第9期）
5.《陈嘉庚与蒋介石、毛泽东》（杨颖奇，《炎黄春秋》，1994年第12期）
6.《陈嘉庚：“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王文、徐焰、东南网，2015年4月20日）
7.《陈嘉庚的慈善事业》（《合肥晚报》，2018年2月12日）
8.《陈嘉庚大事记》（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
9.《陈嘉庚生平》（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建侨网）
“国士”邓稼先
我们常有一句感叹：“那时候的这批中国科学家……”说的是他们的艰辛、他们的不易，而如果要在其中找一个代表，我们总能想到他的名字。
1
1924年6月25日，安徽省怀宁县的“铁砚山房”诞生了一个男婴。
邓以蛰与当时的宗白华并称“南宗北邓”
铁砚山房是怀宁县邓家的祖宅，占地接近2000平方米。之所以有这么大一份基业，是因为怀宁邓家在清朝乾隆年间出了一位大书法家和大篆刻家——被称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的邓石如。
邓家传到第五代，有子邓以蛰，早年东渡日本求学，后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和美学，归国后在北大、清华、厦大等多所高校任教，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
邓以蛰与妻子王淑蠲先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取名叫邓仲先，一个取名叫邓茂先，然后就在1924年的6月25日，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邓以蛰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邓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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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出生8个月后，全家就来到了北京。
出身书香门第，邓稼先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3岁时，邓稼先就已经认识很多字，并能背诵不少古文名篇。5岁时，邓稼先入读北平武定侯小学，随后又考入了崇德中学。
在小学的时候，邓稼先被父亲要求在学习之余，还要自学“四书五经”，所以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而到了中学，邓稼先又被家人鼓励一定要学好英语和数理化，因为必须要了解和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
那时候的邓稼先，不仅自己热爱学习，还由于家族和父亲的关系，经常见到到家里来串门的学问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