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常到邓家来拜访的人中有一位姓许的教授，年少的邓稼先只知道他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学生领袖，后来还知道他曾是国外一个很有名的女科学家的学生，邓稼先花了些心思才会写他的名字——许德珩。
许德珩，著名爱国人士、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九三学社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曾是居里夫人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水产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又比如父亲的好朋友杨武之教授，邓稼先只知道他是一位很有名的数学家。因为邓稼先和杨教授的儿子年龄相仿，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杨家的儿子也在崇德中学读书，比邓稼先高两级，名字叫杨振宁。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邓稼先的人生轨迹就会一直这样平稳地走下去，有很大的概率子承父业，成为一名高校教授。
但是，在邓稼先13岁那年，一件足以影响他一生价值观和奋斗目标的事情发生了：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
全面侵华的日军，很快就攻入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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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初中生的邓稼先，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国难家仇”。
当时的北大和清华都撤往了后方，但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因为恰好身患肺病，咳血不止，所以全家都留在了北平。
邓稼先每次在街上看到耀武扬威的日本兵，心里都不是滋味。
有一次，父亲的一位老友到家中拜访，邓稼先看到一向儒雅的父亲怒发冲冠，叫那位老友滚出去。那是邓稼先第一次看到父亲发那么大的火，之后他才知道，原来那位老友代表的是伪政府，来请父亲出山为伪政府教书。
但不久后，父亲邓以蛰却要为儿子担心了。
已经读高一的邓稼先，有一次在操场上当众将一面日本国旗扯碎，踩在了脚底下。
中学当时的校长悄悄找到了邓以蛰，出于好心劝他：“以你儿子这个脾气，早晚会有汉奸告到日本人那里，肯定要出事。不如让他早点出去避一下。”邓以蛰闻言后觉得有理，决定让邓稼先先随姐姐到大后方昆明去读书。
1940年5月，还没读完高二的邓稼先随姐姐经上海、香港和越南，抵达了昆明。临行前，父亲的一句话让邓稼先印象深刻：“你以后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祖国有用！”
带着父亲的嘱托，邓稼先来到昆明后，先是完成了高中学业，然后考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师从王竹溪（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开拓者）、郑华炽（著名光谱学家）等著名物理学家。
抗战期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
当邓稼先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他先去一所中学做了数学老师，由于教学口碑非常好，经人推荐，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
此时的邓稼先才22岁，年纪轻轻就已经当上了北大的助教，可谓前程似锦。但他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去美国留学——因为更先进的科学在那里，要去那里学。
曾有身边人劝他：“天就要亮了，你先别走。”
邓稼先的回答是：“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1947年，邓稼先顺利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并在第二年选择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留学——这所大学是先他一步赴美留学的好友杨振宁帮他选的，因为这里学费相对便宜，但学术能力很强。
在美国，邓稼先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学业上，只用了23个月，就以本科学历通过了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此时的邓稼先才26岁，所以被称为“娃娃博士”。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洋彼岸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和当时诸多在美国留学的学子一样，邓稼先立刻就开始准备回国事宜。
平心而论，刚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的邓稼先，选择回国并不会遭受钱学森那样的巨大阻力，但导师和同学对他的挽留肯定还是有的。而以邓稼先的学历和聪慧，在美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也绝非难事。
但是邓稼先还是决定放弃一切，在1950年8月28日搭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就像当初他承诺的那样。
邓稼先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时的照片
回国后，曾有朋友开玩笑问邓稼先带回来了什么礼物。邓稼先笑着回答：“带了几双尼龙袜子给我爸爸，因为这个东西国内还生产不出来。”然后他又接了下半句：“还有，就是我一脑子的核物理知识。”
1949年，杨振宁兄弟（左、右）和邓稼先合影于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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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后，邓稼先不仅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
1952年，28岁的邓稼先晋升为中科院的副研究员。一年之后，他和自己恋爱多年的女友许鹿希结婚——许鹿希，就是当年那位“许教授”许德珩的长女。邓许两家本就是世交，邓稼先和许鹿希也是青梅竹马、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受教育程度相仿、脾气相投，所以这是一段近乎完美的姻缘。
那可能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日子。下班后，邓稼先经常和许鹿希一起去戏院听京戏，或一起去看芭蕾舞演出。每到周末，小夫妻俩会去颐和园观湖，去万寿山徒步。邓稼先是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小花样”逗许鹿希开心：会在菊园闭园后央求看门人放他们进去参观一下，也会带着许鹿希在戏院外等便宜的退票进去看戏。邓稼先还抖得一手好空竹，经常在公园露一手，引来一群孩子围观，许鹿希就在一旁安静微笑地看着。
邓稼先与许鹿希
有一次，邓稼先和许鹿希手牵手在散步赏月，邓稼先忽然对许鹿希说了一句：“如果我们俩能永远这样，该多好？”许鹿希后来回忆，当时有一种非常甜蜜的幸福感涌上心头。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就如同拍电影一样，一般主角说出这种台词后，剧情就会发生转折。
1958年，转折就这样发生了。
当时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了34岁的邓稼先，和他说了一句话：“国家准备要搞一个大炮仗。”
那天晚上，邓稼先回到家里，许鹿希觉得他和往常有点不太一样。
邓稼先对许鹿希说：“我的工作要有调动。”
许鹿希问：“调到哪去？”
邓稼先回答：“这不能说。”
许鹿希又问：“那做什么工作？”
邓稼先、许鹿希和自己的两个孩子
邓稼先回答：“这也不能说。”
许鹿希说：“那你给我一个信箱号码，我和你通信。”
邓稼先回答：“这也不行。”
许鹿希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你是要去做什么呀？做什么事情要下那么大的决心？”
邓稼先回答：“家里的事我都管不了了，从此就托付给你了！”
那天晚上，夫妻两人躺在床上，彻夜无眠。
许鹿希隐隐约约觉得，丈夫被委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但她当时又怎会想到，那个任务有多重要，又有多隐秘。
5
邓稼先的新职位，是新筹建的中国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
成立这个研究所的最核心任务，在内部大家都心知肚明——尽快造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而新中国面对原子弹研究一片茫然，先建立起原子弹研究的理论体系，是重中之重。
最初，中国依靠的是苏联。但是，苏联专家在核武器方面提供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邓稼先只能从高校选拔组织一批大学生成立理论研究小组，自己学习外国相关书籍，边学边译边讨论。当他们整理出一堆问题去提问的时候，却发现苏联专家漫不经心，给出的不少数值都是随口一说，一经验证是错的。
1959年6月，中苏之间的矛盾终于被摆到了台面上：苏联单方面对《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毁约，撤走了233名核工业系统的苏联专家。
但是，面对一片未知的未来，中国却定下了自己的原子弹研制时间表：8年之内，一定要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
大家甚至拟定了将来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那是苏联撤走专家的时间。
而这自信的背后，源于邓稼先牵头的原子弹理论研究的突破：他经过苦苦思索和无数次实验计算，终于决定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作为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
事后证明，这三个主攻方向完全正确，有人甚至称邓稼先是率先“扼住了原子弹的咽喉”。
“咽喉”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扼住的，是邓稼先和各路团队（包括被邓稼先尊称为“三大菩萨”的郭永怀、王淦昌和彭桓武三位顶尖物理学家）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投入换来的。在一没经验、二没图纸的情况下，他们依靠当时的电动手摇计算器和一台苏制计算机，再辅以计算尺、算盘以及纸和笔，夜以继日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演算。算累了，倒地就睡；睡醒了，吃点干粮喝口水再继续干。草稿纸和计算机打孔纸填满了好几个仓库。
当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国家科研人员的基本供给还能维持，但因为高强度的工作让人饥肠辘辘，一些科研人员甚至已经饿得身体浮肿了。邓稼先就拿来自己家的粮票换成食品分给大家，粮票没了，他就把自己省下来的瓜子放到办公桌上请大家吃。那时候，在邓稼先的办公室会出现一幕奇特的景象：谈工作的人，每人倒一杯白开水，滴两滴酱油，然后嗑几颗瓜子，就着“酱油汤”聊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邓稼先的团队通过“九次运算”，彻底推翻了苏联专家提出的数值，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称，完成这个复杂而艰难的运算是“数学上的奇迹”。
根据许鹿希的回忆，当时邓稼先的回家时间开始变得非常不固定，要么很晚回来，要么早回来，但是凌晨3点忽然就出门了，也不说去哪儿（其实是进中南海汇报）。即便在家，很多时候他也是将被子叠得老高，靠在被子上，双眼望向前方，不知在思考什么问题，问他话也魂不守舍。
许鹿希信任自己的丈夫，知道他在参与一项重要的机密工作。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很快丈夫就连这样所谓的“回家”，也做不到了。
6
1962年9月，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形成，一切终于将转向实战。
1963年，邓稼先和一大批中国科学家一起，义无反顾地奔向了青海金银滩——这个地方随即从中国的地图上神秘消失了。不过对于邓稼先他们来说，这种“隐姓埋名”算不了什么，比如“邓稼先”这个名字，已经从中国的所有理论刊物和公开报道中消失好几年了。
在无法通信的那些岁月里，妻子许鹿希并不知道邓稼先的生活环境有多艰苦。
在海拔3000多米的戈壁滩上，馒头一捏就是死疙瘩，米饭像沙子一样根本煮不熟，荒无人烟，连一棵树都种不活。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邓稼先和千千万万名同事一起，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着。他们把“发奋图强”改了一个字，叫“发愤图强”。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离计划设定的试爆时间越来越近。
在戈壁滩的基地上，每一名工作人员的神经都绷到了最紧，作为方案的主要设计人，邓稼先的压力更是大到了极点。每一次实验，他都要面临无数人的提问和征询：“怎么样？”“有把握吗？”“还存在什么风险？”
而令邓稼先最紧张的事，是每次都要向周恩来总理当面汇报实验结果。越到临近正式实验，邓稼先的压力就越大，在向周恩来汇报的时候，双手都会忍不住发抖。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膀：“稼先同志啊！如果你都这么紧张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要心脏病发作啦！你要负责的啊！”
在戈壁滩上奋斗的中国科研人员
邓稼先自己也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
所有的努力，在1964年10月16日收到了回报。
这一天的下午3点，戈壁滩上升起了一朵蘑菇云——中国成功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从无到有，中国人只花了5年的时间。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及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
就在举国一片欢腾的时候，邓稼先却悄悄坐专机赶到了医院——他的母亲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书。邓稼先跪在病床前，拉着母亲的手痛哭失声。他无法告诉母亲，这几年自己都去干了什么——因为不能给家里的亲戚一一回信，邓稼先甚至已经被有些亲戚骂“眼睛长到天上去了”。
已经无法说话的母亲，轻轻捏了一下邓稼先的手。
同样无法知道丈夫究竟去干什么的，还有妻子许鹿希。直到原子弹爆炸后的某一天，时任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来到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家中做客（两人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好友），许德珩拿着一份报道“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对严济慈说：“谁有本事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严济慈回答：“你去问问你的女婿！”
在两人的哈哈大笑声中，许鹿希才隐隐证明了自己的猜测：丈夫应该是去搞原子弹了。
7
但邓稼先还远没有到休息的时候。
在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邓稼先又马不停蹄地加入了氢弹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
当时，全中国只有两台每秒运算可以达到5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中科院，一台在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邓稼先留守北京，派于敏坐镇上海。随后于敏在上海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一举解决了氢弹原理的重要问题。
随后，邓稼先也赶赴上海，和于敏以及团队一起通宵达旦地推演和计算，最终奠定了氢弹的理论研究基础。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
邓稼先和于敏（右）在一起。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研究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为中国氢弹研制成功起了关键作用，所以他也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而中国这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不容易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在“文革”开始后，周恩来第一时间请示毛泽东，随后中央做出决定：国家研制核武器的基地和人员不能受到冲击。
但是，当时间到了1971年的时候，情况已经变得失控。邓稼先所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开始出现了“大字报”，出现了“造反派”，出现了批斗院领导和科学家的情况。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作为北京医学院教授也被批斗，他的二姐因为被无休止批斗，含恨自杀。
而邓稼先也自身难保，他和于敏、胡斯得等人被押到了青海基地接受批斗。有的“造反派”怀疑科学家是外国间谍，要求他们把中国核试验的关键数据都“如实交出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稼先和一批科学家顽强反抗，一字不吐。
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邓稼先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科研工作正常进行，也用了很多“小手段”。比如当时院里分成两派互斗，邓稼先就先把一派叫到办公室说“有机密传达”，另一派立刻闻讯赶来。邓稼先就当着大家面说：“法国马上就要研制出氢弹了！我们很可能要落在他们后面了！”于是两派人马都挥舞手臂高喊口号：“坚决超过法国！”然后就携手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
就在邓稼先也深陷“被批斗”泥潭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1971年，当时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受中国政府邀请，在离开中国赴美留学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杨振宁下飞机后，中方接待人员问他想见什么人。杨振宁开了一份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杨振宁不知道，自己这份怀念友情之举，无意中救了邓稼先。
周恩来接到杨振宁的要求后，立刻拍板，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速招邓稼先来北京，就此将邓稼先从“造反派”的批斗中救了出来。邓稼先作为“主要批斗对象”一离开，于敏、胡斯得等一批科学家也就“得救”了。
杨振宁与邓稼先见面后，两人都无比激动，几乎无话不说——之所以用“几乎”，是因为杨振宁知道，有一个领域的话，是不能多问的。
1971年在北京友谊宾馆前的合影。左起邓稼先、王承书（核物理学家）、杨振宁、张文裕（高能物理学家）
在杨振宁回国前，邓稼先送他上飞机，都走上舷梯了，杨振宁实在忍不住，转身轻声问邓稼先：“稼先，我还是实在忍不住想问，你可以不回答。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美国科学家的帮忙，是不是真的？”
邓稼先一愣，想了一下，回答：“你先上飞机，我以后告诉你。”
随后，邓稼先立刻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的回复是：“可以说，如实说。”
于是，邓稼先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杨振宁。由于杨振宁是从北京转上海再回美国，那封信在杨振宁离开上海回美国之前，就由民航专门送到了。
当时杨振宁正在参加一个饯别宴会，他拆开了专门送到的这封信，看到邓稼先在里面写着：“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当场泪流满面。
8
1979年，邓稼先出了一件事。
当时中国做了一次氢弹的空投试验，但是降落伞发生了故障，氢弹直接摔在了地上，没有爆炸。基地立刻派出了100多名防化兵去寻找，最终终于找到了残骸——弹体都已经碎裂了。邓稼先坐不住了，自己穿上防护服立刻赶往爆炸核心区——他当时已经是九院院长，是领导，完全可以不用去。但是邓稼先不听旁人劝阻，一定要去。不仅去了，他还直接进入了弹坑，把那颗已经破裂的氢弹捧在了手里，仔细研究了原因，最终确认是降落伞包的设计有问题，氢弹的设计并没有出错。
虽然邓稼先当时穿着防护服，但是学医的许鹿希知道这件事后，立刻让邓稼先去做了一次全身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邓稼先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性物质。
许鹿希后来在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家里发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邓稼先一直没带回过家里——照片里，邓稼先和赵敬璞穿着防护服，一起合影。而那张照片，就是邓稼先检查破裂的氢弹那次拍的。
许鹿希知道，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但那次他忽然破例主动要求拍一张照，很可能是知道这次经历将会对他之后的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
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邓稼先健康受损与此事有关联，但邓稼先的身体状况确实从此之后每况愈下。
但是，邓稼先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就连那次被辐射后的疗休养都不愿去，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很多场实验，他不拿到最后结果坚决不走。当时邓稼先预感到，已经掌握实验室模拟核爆炸能力的美国和苏联，很快就会宣布全面停止核试验，以此限制中国核试验——中国尚没有这样的实验室能力。所以他一直在强调：“时间不多了！要抓紧！要抓紧啊！”
1984年，中国第二代核武器终于实验成功。
邓稼先在兴奋之余，却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撑不住了。
那一年有一次开会，当着全体参会者的面，邓稼先说了一句：“我现在是强弩之末了。”
全场听了以后一片笑声。
邓稼先（左）与赵敬璞的合影
笑声中，邓稼先纠正了自己的说法：“不好意思，我不应该自称‘强弩’的……”
9
1985年，还想坚持工作的邓稼先被“勒令”进医院。那是他最后一次进医院，因为，他再也没有出来过。
检查的结果，是直肠癌。其实，当时直肠癌已并非绝症，但由于邓稼先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所以一做化疗，他的白细胞和血小板马上就跌到零，然后就引发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挽救也近乎不可能。
在住院后的近一年时间里，邓稼先先后做了三次大手术，都非常痛苦。给他止痛用的杜冷丁，从一开始的一天一支，到后来要一小时一支。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的国庆节，邓稼先还是提出想去看一看天安门。在得到批准之后，邓稼先如愿成行。看着天安门，他对自己年轻的警卫员说：“到了2049年，我们国家建国100年了，肯定非常强盛了，到时候你可要多来看看我。”
1986年6月，杨振宁探望病重的邓稼先，邓稼先和他合影留念，面容保持微笑——但嘴角边还有一丝血迹没有擦干
1986年4月，邓稼先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还是强忍病痛，和于敏一起合作完成了对中国核武器工程将来规划的建议书。
在建议书上交之后，“邓稼先”这个隐姓埋名28年的名字，也终于开始解密。世人通过媒体的报道，终于知道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背后，有这样一个人。
1986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文件，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同月，邓稼先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是在病床上得到这份奖状的。
一个多月后的7月29日，邓稼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三句话。
第一句是对妻子说的：“苦了你了。”
第二句是对自己说的：“永不后悔，死而无憾。”
第三句是对后人的嘱托：“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去世时，只有62岁。
10
1996年7月29日，中国进行了第45次也是最后一次核试验。
随后，中国郑重向全世界宣布：自此之后，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这一天，正是邓稼先逝世十周年忌日。
馒头说
其实，邓稼先有着很多人未必知道的一面。
我在文中提了一句“他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这不是随口一说，事实真的如此。
邓稼先喜欢艺术，从芭蕾到京剧，他都很爱看。以他的职位，完全可以通过关系弄到一些门票，但他从不这样做，也不提前买，而是专门去剧院门口等退票。他等退票还特别有经验，有时候带几名学生一起去看，还能帮他们都等到退票。看完演出他也从来不要专车送，都是自己坐公交车或步行回家。
邓稼先讲究吃。他在自己收入范围内，总是力所能及吃到最好，而且喜欢请客，一直请同事和学生吃好吃的。在北京的时候，他每周末要到岳父许德珩家吃晚饭。在去的路上，他总会找一家好馆子先吃个半饱，既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去岳父家也显得礼貌。而且堂堂核物理科学家，每次挤在饭店大堂里，瞅人家快吃完的一桌，乖乖等在旁边，有时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邓稼先好喝酒。只要不影响工作，每餐必饮酒。但每次以二两为限，从不贪杯。
邓稼先也好抽烟。在他的办公桌上，一直有拆开请大家抽的烟。很多人找他谈事情，进办公室头一句话就是：“老邓，来一根。”研制氢弹期间，邓稼先第一次去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上海的同事们都知道邓稼先有好烟，“规定”他必须每人发一根中华香烟，才告诉他计算结果。邓稼先哈哈大笑，给每人点上一根，还带他们去吃好吃的。
我曾经说过，不少人心目中喜欢的“科学家”形象可能是这样的：绝顶聪明但穷困潦倒，离群索居且满身怪癖，愤世嫉俗但热爱人类……
以这样一个标准来看，如此一个鲜活的邓稼先，似乎还不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但事实上，恰恰是这样一个知道生活情趣的邓稼先，愿意义无反顾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而投身到一项事业中去，才真正让人震撼。
那整整一代的中国科研工作者，都是这样让人震撼的。
张爱萍曾给邓稼先写过一首挽诗，其中有两句：
“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国士，当如是！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共藏多少意，不说两相知！”——许鹿希怀念邓稼先》（叶娟，《中国核工业》，2014年第12期）
2.《邓稼先院士：许身国威壮河山》（童璟，《今日科苑》，2017年第1期）
3.《共和国脊梁之邓稼先：隐姓埋名三十年的两弹元勋》［完颜亮，《党史博采》（纪实版），2012年第8期］
4.《邓稼先：永恒的骄傲》（天津电视台《中国人》栏目组，《中国电视》，2009年第6期）
5.《老翻译回忆：邓稼先好喝酒爱抽烟 保密意识强》（任传勤口述，侯艺兵、吴明静整理，中国网，2017年5月23日）
6.《大音希声邓稼先》（陈光，《人民公仆》，2015年第7期）
7.《邓稼先轶事》（许良廷，《党史纵览》，2004年第7期）
8.《惊心动魄！邓稼先经历的一次失败空投核试验》（陈瑜、吴明静、沈晏平、王燕，《科技日报》，2018年7月26日）
那个叫余纯顺的上海人
在一些小品里，“上海男人”的形象一度被演绎得走样。有人曾说，姚明、刘翔等一批上海籍运动员改变了全国人民对“上海人”的印象。其实，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让全国人都记住的上海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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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6日下午1点30分，新疆库尔勒的楼兰宾馆大楼前，一场欢送仪式正在举行。
当地旅游局、人寿保险公司、宾馆的诸位领导，依次在一批人的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随后，几位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姑娘，为他们敬献了“上马酒”。
“上马酒”是给即将出发的人壮行饮用的。
而那位第一个被佩戴大红花、一口饮下“上马酒”的人，是大家今天送行的主要对象——他即将在6月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孤身徒步穿越罗布泊。
罗布泊，位于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在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东缘，常年干旱，夏季平均温度超过40℃，在6月的极端温度逼近60℃。
而那位即将出征的汉子，在喝下几碗“上马酒”之后，情绪明显有些激动，泪水夹杂着汗水从脸上滴下：“请大家放心，我一定能实现穿越，打破6月不能进罗布泊的神话！”
话音刚落，现场百余位送行者掌声一片。
罗布泊原为湖泊，因为地形和气候变化的原因，干枯成荒漠。因为形状像耳朵，所以被称为“地球之耳”，但它有个更著名的名字，叫作“死亡之海”——千百年来吞噬了楼兰文明和无数探险者。当年上海著名科考专家彭佳木就于1980年6月17日在罗布泊失踪，尸体至今未被找到
这人是个上海人，名字叫余纯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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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纯顺，1951年12月出生于上海。
童年留给余纯顺的记忆，是苦涩的。余纯顺一家有七口人，但他的母亲、姐姐、弟弟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在余纯顺6岁那年，母亲被确诊患上了精神疾病，住进了医院。而他从小就被人叫“神经病女人的儿子”，在学校里还会被同学嘲笑，甚至羞辱。
余纯顺的出生年份，也注定了他一生坎坷——他是“老三届”[1]中的“老初二”，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去了安徽的军垦农场插队落户。
回到上海后，余纯顺先是在一些厂里做临时工，后来顶替了父亲，进入上海电器成套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在工厂里，余纯顺吃苦耐劳，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他始终还是想圆一个自己的梦想：读书。
当初余纯顺在上海教育学院（现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成人夜校的同学郑则忠回忆，余纯顺是他见过最刻苦的学生。他每天从遥远的上海东边骑一辆自行车过来，从不迟到早退。他上课认真，笔记记得很详细，书包里每次都放个冷馒头，也没有菜，也不就水，一个人坐在礼堂外啃完。每天晚上下课后，余纯顺骑车回自己的家，整理笔记，做完作业再上床睡觉，一般都要超过凌晨1点。第二天一早，他再去厂里上班。
经过苦读，只有初中生底子的余纯顺顺利拿到了中文系本科学位。而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学习和了解，他确定了自己崇拜的人：张骞、玄奘、徐霞客……
但余纯顺命运坎坷：儿子不幸夭折，妻子因为他长期读书冷落自己，决定和他离婚。年近40岁的余纯顺，似乎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方向。一连串打击，让余纯顺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
1988年7月1日，余纯顺决定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徒步走遍中国。
这一天，他告别了自己的家人，开始向江苏进发。按照他自己设定的计划，先走完海拔较低的华东平原、华北平原、东北林区、内蒙古草原，然后开始徒步走完海拔高的云贵高原、青藏高原，以及气候恶劣的戈壁滩……
这一出发，就是8年。
从1988年到1996年，余纯顺11次过长江，7次渡黄河，徒步走完全国24个省份，访问了全国33个少数民族。他徒步走过川藏、青藏、新藏和滇藏这四条“天险”公路，成为第一个徒步彻底走完青藏高原的人。在8年的时间里，他的行程超过4万公里，穿破了57双鞋，撰写了50多万字的游记，拍摄了6000多张照片，沿途还做了142场主题为“壮心献给父母之邦”的演讲。
青年余纯顺
徒步过程中的余纯顺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中国都开始知道有一个要徒步走遍全国的人，名字叫余纯顺。
各种采访也纷至沓来，其中，上海电视台专门派出摄制组，希望全程跟拍余纯顺徒步穿越罗布泊。在此前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时，余纯顺曾说：“我要一鼓作气把六个沙漠走完，包括‘死亡之海’罗布泊，所以今年是我的沙漠年。”他还表示第二年（1997年）要完成长江源头和黄河源头的徒步。
在一年中最炎热的6月，徒步穿越罗布泊，余纯顺希望挑战自己的极限。
在6月6日离开楼兰宾馆前，余纯顺给自己的好友尚昌平打了一个电话：“昌平！我走完罗布泊和古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全程后，找个山清水秀、与世无争的地方，写感动自己的文章度过后半生……我做好了回归平淡的准备。”然后，余纯顺再次强调了一句：
“我要打破6月不能穿越罗布泊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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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10日，晚上8点，罗布泊北岸的土垠——曾经的楼兰古城门户。
这是余纯顺准备徒步穿越罗布泊的出发点。6月6日出发后，余纯顺和上海电视台跟拍的摄制组一路经过了龙城、楼兰古城，还到过“老开屏”。在“老开屏”，他们曾发现上千间部队遗弃的营房，这才知道自己可能闯入了曾经的原子弹试验核爆区。当时曾有一位在场的西北石油地质局员工劝告他们不要再往里走，因为里面很可能会进行核试验。但所有人经过商量后，决定不走回头路，继续前行。
余纯顺（左二）和摄制组一起，每晚雷打不动写日记
在龙城，在楼兰古城，余纯顺和摄制组都被壮美的地貌和历史的沧桑震撼，但同时，也感受到了戈壁滩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高温：在接近50℃的高温环境下，人只能待在汽车的阴影里喘气，不敢移动分毫，所有户外行动都要等到傍晚5点之后才能开始。
6月10日的晚上，就在土垠的露天帐篷外，随行的摄制组为余纯顺开了一个简单的“壮行会”，用随车带来的12瓶楼兰干白葡萄酒，就着几听罐头，大家围坐一圈，依次向余纯顺敬酒，祝福他穿越成功。
根据随行的导游、探险者彭戈侠回忆，那天晚上，平时很健谈的余纯顺似乎有一些心事，话并不是很多。在喝酒的时候，摄制组的人提出，6月的天气实在太热，“老余，是不是换个季节再来？”还有人提到了“彭佳木”的名字。
当时余纯顺端起一杯酒，仰脖喝下，说了一句话：“这次创造的条件这么好，如果这次穿越不成功，那是天亡我也！”
余纯顺制定的穿越线路是一条“U”形线路：从土垠出发，徒步穿越罗布泊，再到前进桥与大部队会合，全程大约107公里。对这条路线，余纯顺的评价是：“完全没有问题！我走了8年了。从土垠过来到前进桥这段路，我两天半就可以干掉！”
余纯顺的路线用黑色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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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11日，上午9点，土垠。
终于到了出发的时刻。摄制组的人和余纯顺一一握手告别，在和队里的向导、地质工程师，人称“沙漠王”的赵子允道别时，余纯顺再次强调了一句：“我一定会成功穿越罗布泊！”
随后，余纯顺背着他装着帐篷、防潮垫、笔记本、睡袋以及一盒西洋参切片的大背包，大步流星地向土垠以南的罗布泊方向走去，身影渐渐融入灰褐色的湖盆之中。
按照计划，摄制组在送走余纯顺之后，就应该前往位于前进桥的大本营接应点，等待余纯顺顺利走出罗布泊。
但是，随行的上海电视台编导宋继昌那几天一直有些担心余纯顺的身体状况，临时改变了决定：“去前进桥时间推后，下午3点以后追余纯顺。只要他感到身体不适，就把他拽上车，就是拖，也要拖回来！”
中午过后，气温开始直线上升，逼近摄氏50℃。据记载，在中午时分，罗布泊湖心的地表温度最高甚至逼近过75℃。
下午3点之后，温度稍降，摄制组登车，开始追赶余纯顺。
在行驶了大约8公里之后，摄制组发现了之前在余纯顺行进路上事先埋好的第一个埋水点——之前放置的6瓶矿泉水原封不动。由于余纯顺在早上出发时左右裤兜各放了一瓶水，所以大家判断他应该并不渴。
随后，行进中的摄制组发现了第二个埋水点。在这个埋水点，他们发现了两个空的矿泉水瓶子，还有几只烟蒂，附近还有凌乱的军用胶鞋脚印和一处坐痕。
到了下午4点25分，摄制组的汽车终于在湖盆中追上了余纯顺。离早上余纯顺出发已经过去了7个半小时，而汽车的里程表显示开了33公里——余纯顺用7个半小时在高温下孤身徒步了33公里，平均每小时4.4公里。
此时，离余纯顺徒步计划中第一个宿营补给点还有3公里左右。余纯顺满头大汗，汗水已经浸透了衣服和背包。
宋继昌问余纯顺：“身体吃得消吗？”
余纯顺握紧双拳上下挥动：“我没事的！身体这么结实，绝对没有问题。从出发后，我一次没休息，一口气走到这里的。我这不是走过来了吗？我就要打破6月不能进入罗布泊的神话。再走两三公里就到第一个营地了，到了以后我就扎帐篷休息。今天早点睡觉，明天赶早走，你们赶快回吧！”
摄制组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和余纯顺再次告别。在临上车时，余纯顺对彭戈侠说了一句：“老彭，剩下的路我一天半就可以干掉。”众人要离开的时候，看见余纯顺在那里挥手，大声喊道：“咱们前进桥见！”
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那是余纯顺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摄制组和余纯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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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12日，傍晚。
已经抵达前进桥大本营的上海电视台摄制组和后勤保障队伍，在汽车的阴影里蜷缩了整整一个白天，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停喝水。
罗布泊地区年降水量不足1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在这里，光补充水分没有用，还需要补充少许碘盐和钾盐，否则浑身就像棉花一样绵软，没有力气。
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时分，众人开始扎营。当大家扎好帐篷，做好晚饭准备分食的时候，忽然平地刮来了一阵狂风。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果然，刚才还透亮的天空，突然之间就昏暗起来。随后，狂风卷起的阵阵沙尘，慢慢形成了一堵厚重的“土墙”。
沙尘暴来了。
按照彭戈侠的回忆，那场沙尘暴的场面让人触目惊心：
“刹那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风声呼啸，飞沙走石。汽车很快被沙尘雾吞没，沙粒打在车身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一晚我始终在帐篷里缩守，其余6人早已飞身钻进了汽车，他们的帐篷全被狂风吹倒并埋入沙中，只好同两位司机在车上过了一夜。”
这场沙尘暴从6月12日晚上9点45分开始，一直到6月13日的早晨依旧没有停歇的迹象。而6月13日，是大部队约定和余纯顺会师的日子。
6月13日早晨8点30分，彭戈侠、赵子允等三人决定出发去5公里外的13号标记点，迎候余纯顺。
然而，三个人在标记点轮流用望远镜寻找余纯顺的身影，却一无所获。此时，沙尘暴仍在肆虐，能见度不到10米，大风将漫天的黄沙刮到人的身上，就像针扎一样。三个人一直守候到了晚上7点，依旧没能等到余纯顺，只能失望地回到营地。
回到营地后，他们碰到了愁眉不展的宋继昌——他去了另一个为余纯顺指明方向的11号标记点等候，也一无所获。
晚上8点，沙尘暴终于停了下来。四周一片宁静，气温也下降了一些。但所有人都阴沉着脸，饭菜做好，没有一个人吃得下一口。
余纯顺失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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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14日，早上7点。
彭戈侠和上海电视台摄制组的孙鹭，每人背了12瓶矿泉水、4听八宝粥、4听鱼罐头、4只馕饼和两大包饼干，外加望远镜和GPS（全球定位系统）设备，开始前往楼兰方向——余纯顺过来的必经之路——去寻找余纯顺。
中午12点，两人抵达楼兰，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失望而归。
与此同时，赵子允等两人再一次到前进桥的接应点去等待余纯顺——依旧没有人影。他们在那里为余纯顺放置了矿泉水、罐头和一顶太阳帽后，同样失望而归。
晚上8点，大家聚集到了大本营。
大家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谁也不想开口先说出来。宋继昌在营地里双手背后，不停地踱步，一边踱步一边念叨：“余纯顺呀！余纯顺！你到哪里去了？”
6月15日上午，摄制组和后勤保障队伍知道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于是开通电台，向库尔勒报告了余纯顺失踪的情况，请求派出部队或直升机帮忙寻找。
当天下午，巴州党委、政府向自治区人民政府紧急报告，争取飞机出动。
这一天，大本营派出了三支搜寻小组，分三个方向再一次做了搜寻。在搜寻过程中，焦急的队员们甚至在高温下出现了幻觉：看到树影都觉得是余纯顺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