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再一次一无所获。
6月16日，由于大本营只剩10箱矿泉水，已经快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只能等待政府承诺的17日即将到来的救援团队。
6月17日下午1点30分左右，新疆军区陆航某团的一架直升机从乌鲁木齐飞了过来，由团副参谋长、机长孙刚领衔，加入了搜救队伍。
直升机第一个飞往的地点就是楼兰古城。在绕楼兰上空一圈后，机上人员没有发现余纯顺的踪迹，倒是碰到了一早上大本营自己派出去的四人步行搜救队。
而这四人搜救队带来了一个让人心头一沉的消息：楼兰埋水点里的水一瓶未动，这说明，余纯顺根本就没抵达楼兰。
由于燃料不够，直升机只能返回前进桥大本营。
此时，离余纯顺失踪已经过去6天了。
7
1996年6月18日，上午9点45分。
搜救队员再一次登上了直升机，开始了第二天的搜救行动。这次飞机搜寻的范围更大，覆盖了龙城、土垠等地点。荒漠戈壁寸草不生，倒是给搜救行动带来了视觉上的便利。
上午10点15分，一位直升机上的解放军战士忽然指着下方不远处湖盆里的一个小蓝点，问：“那是什么？”直升机上的彭戈侠看了之后，失声惊叫：“那是余纯顺的帐篷！”
10点20分，直升机在离“小蓝点”20米远的地方降落——那真的是一顶蓝色的帐篷。搜救队员一下直升机，立刻冲向了帐篷，有人边跑边喊：“余老师！余老师！”然而，帐篷里没有一声回应。
走近帐篷，他们发现一把脱鞘的藏刀扔在帐篷门口，而帐篷已经塌落了一角。
掀开帐篷，一股尸体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余纯顺头东脚西仰面躺着，头部肿胀得连五官也失去了比例。他的头发像洗过一样，长而浓密的胡须也湿漉漉的。裸露的上身布满水泡，右胸部的一个大小如乒乓球，尤其醒目。他的右臂朝上略微弯曲，肘下压着草帽，捆扎成一卷的蓝色睡垫放在胯部。”（来自彭戈侠的回忆）
余纯顺的帐篷
余纯顺遇难了。
余纯顺遇难的地方，距罗布泊的湖心只有50多米。而就在帐篷不远处，有两个深达1米的土坑——他应该是想掘地取水的。
那一刻，所有人在余纯顺的帐篷外肃立，没有人说一句话。
中午11点，消息已经传到了前进桥大本营，整个大本营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
晚上6点，直升机再一次飞往余纯顺的遇难地，飞机上除了搭载搜救队员外，还有两位法医，以及花圈、墓碑、掘土工具。
在法医为余纯顺的尸体进行解剖及化验的时候，其他队员开始挖掘墓地。
余纯顺生前挖的水坑
余纯顺曾经说过：“我死在哪里，就葬在哪里。”他还说过：“只要我死之前有意识，就一定要头朝东方死，因为那里是我家乡上海的方向。”
墓地选在了余纯顺遇难地西北角的一处背风点。墓穴长2米，宽1米，深1米。余纯顺的遗体被放在一条雪白的被单上，上面盖着他那条绿色的睡袋，他被轻轻放入墓穴中。他穿了一路的白底红条T恤、背包、草帽、红色太阳镜、睡垫、胶鞋和那把藏刀，一起被放入墓穴。
在坟墓堆起来后，一块墓碑也被竖了起来。墓碑上的字，是彭戈侠写的：
余纯顺壮士遇难地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八日立
余纯顺的墓
8
余纯顺遇难，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他为什么没能抵达会合地点？
余纯顺遇难的地点，坐标为东经90°19'09''，北纬40°33'90''。经过专业人员的认证核对和比较，发现余纯顺未能抵达会合地点的原因为：余纯顺在行进到罗布泊的一个T字路口（东经90°18'44''，北纬40°34'34''）时，应该向右拐西行。但他走过了这个T字路口，往南偏东方向去了。
换句话说，是余纯顺迷路了。
迷路的原因，众人有很多猜测，也有可能和6月12日那场沙尘暴有关。由于罗布泊没有任何参照物，常规的辨向手段基本不起作用。在出发徒步穿越罗布泊之前，有人曾劝余纯顺带一台GPS，当时上海电视台摄制组带了3台GPS。但由于时间紧迫，余纯顺只能选择放弃：“我走了8年，从来没有用过这玩意儿。现在又有这么多事，哪有工夫摆弄？如果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学会用它！”
第二个疑问，他的死因是什么？
根据法医出具的《关于对余纯顺尸体检验报告》，官方给出的结论是：“胃内未见食物残留及胃液，胃黏膜有小片状褐色出血。……余纯顺的死因，系在高温环境下缺水而引起急性脱水，全身衰竭而死亡。”
这说明，余纯顺在6月11日出发后，除了补充水外，没有补充任何食物。而很可能是因为迷路，余纯顺在高温之下得不到能量和水分补充，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
事实上，如果余纯顺能按照预定路线走向T字路口，再往西行3公里，那里有满满一箱矿泉水和一箱食物，完全可以供他饮用和食用。
但是，已经没有如果了。
1997年10月，上海电视台的宋继昌编导，再次带着一群人，重新返回了罗布泊。
他们带了水泥、红砖、木料来给余纯顺重新修墓。
重新修好的余纯顺墓前，竖起了一块大理石墓碑，正中书写了“余纯顺之墓”五个大字，嵌有余纯顺的铜质头像，墓碑左下角是一双旅游鞋的雕塑。
余纯顺的红颜知己徐金玉也去到墓碑前，流着泪用自己的口红将墓碑上刻的字一一描红。摄制组在一年后试图寻找徐金玉，却再也联系不上了。
余纯顺墓碑
之后的20多年，一批又一批的探险者经过余纯顺的墓碑，都会下车凭吊。
余纯顺的墓碑前，被来往的旅人们放了很多鲜花和酒。
而最多的，是水，一瓶瓶满满的矿泉水。
馒头说
有一次，我和上海滩记者圈的“老法师”强荧老师喝酒。喝到酣畅处，强老师就聊起了他的挚友余纯顺，还说了自己对余纯顺死因的不同看法。不过，那次强老师的叙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件事。
那是在2005年，强老师随一个探险团重走罗布泊，来到当年余纯顺的遇难地，发现余纯顺的墓碑被人砸了。当然，原先最早的那一块墓碑还在，被砸的是后来“缅怀者”竖立起来的近十块大理石或木制的墓碑。
都是谁干的呢？都是余纯顺的“缅怀者”们干的。
余纯顺的事迹传遍全国后，“认亲”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个人说自己是余纯顺当年最好的朋友，那个人说自己曾经和余纯顺一起出生入死，而显示友情的最好方式，就是去余纯顺的遇难处再竖一块碑，写上自己的名字。
也不能说这样的行为完全不好，但由于竖碑的人越来越多，竟也引发了攀比之风。你用木头做，我就用石头做；你花3000元，我就花3万元，最终导致相互之间的“敌视”：你前脚立好碑，我后脚就给你砸掉，烧掉。
强老师曾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文末的一句话是：“罗布泊在无声地哭泣。”我想，如果余纯顺在天有灵，目睹这一幕，哭大概不会，哭笑不得倒很有可能。
余纯顺当年曾去上海广播电台做过一期节目，叫《人到中年》。节目中，有听众打进热线电话询问，大意是：“你的朋友们很多都去做生意了，做大老板了，你后悔吗？”余纯顺的回答是：“我一点都不后悔。他们尽可以去做他们的老板，我尽可以完成我自己的追求，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并不是说人的一辈子要像余纯顺那样度过才算“无悔”，但余纯顺心底里一直有一种信念、一种理想，并且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和实现。
这，才应该是余纯顺给人最大的震撼。
我觉得那些竖碑的人，未尝不是真的想缅怀余纯顺，但比起某些形式上的东西，让自己内心有真正的追求，并有所敬畏，才是最好的铭记方式。
在这一点上，余纯顺倒是自己用过句泰戈尔的诗：
“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
值得回味。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余纯顺在罗布泊最后的日子》（彭戈侠）
2.纪录片《生死罗布泊——余纯顺之死》（上海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摄制，爱奇艺）
3.《余纯顺，你永不能赴约》（尚昌平，《中国商界》，1997年第9期）
4.《罗布泊：余纯顺勇士墓碑被砸》（强荧，《文汇报》，2005年10月11日）
5.《探险家余纯顺抱恨殒大漠，纪录片编辑室有幸留遗容——上海电视台〈壮行罗布泊〉拍摄纪实》（杨申庆，《新闻记者》，1996年第8期）
6.《余纯顺在自学中成才》（钱汉东，《上海成人教育》，1996年第10期）
7.《站在壮士的丰碑下》（郑则忠，《人才开发》，1997年第3期）
8.《余纯顺：当代徐霞客》（王东鸿，《民族团结》，1994年第6期）
[1] “老三届”是指“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没有机会再深造下去。
拉瓦锡之死
科学家，尤其是为人类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应该是受尊敬的群体。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
1
1794年5月8日的早晨，法国巴黎的路易十五广场上，人头攒动。
群情激昂的法国老百姓们，早早就聚集到了这里，交头接耳，颇为期待地看着广场中央高高耸立的一台机器——一架由国王路易十六亲自参与设计的“断头台”。
这一天早晨，这架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就超负荷运转的断头台，又将执行28个人的死刑。那是28个与税务公司有关的税务官和相关负责人，也是被老百姓痛恨且唾骂的一群人。
死刑开始了。
随着一颗颗人头落地，围观百姓的情绪也慢慢被调动了起来。
第四位走上断头台的死刑犯，是一个50岁左右的人。与前面的几个死刑犯不同的是，他的神情很镇定。几乎没有什么言语，他自己安静地跪了下来，将脖子放到了铡刀切口。
法国巴黎的协和广场，原先被称为“路易十五广场”，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安放断头台，又被称为“断头台广场”
铡刀被缓缓拉起，轰然落下，人头落地，众人欢呼。
在场的不少老百姓并不知道，那颗掉下来的脑袋，究竟属于谁。
而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拉格朗日点”即因他的推算而命名）一句痛心疾首的话，似乎可以代表当时整个科学界的心情：
“他们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但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再长不出一个来了！”
这个第四个登上断头台的人，名字叫安托万·洛朗·拉瓦锡。
他在人类化学史上的地位，堪比达尔文之于自然科学，牛顿之于物理学。
他被称为“现代化学之父”。
2
拉瓦锡，1743年8月26日出生于巴黎。
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在他5岁时过世，但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按照父亲的愿望，拉瓦锡18岁考进了巴黎大学的法律系，并在之后获得了律师资格。但是拉瓦锡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不在法律，而在自然科学。
1764年，明明已经拥有律师资格，可以去赚大钱的拉瓦锡，却去做了法国著名地质学家盖塔的助手，采集法国矿产，绘制第一份法国地图。在这个过程中，拉瓦锡研究了生石膏与熟石膏之间的转变，还参加了法兰西科学院关于城市照明问题的征文活动并获奖。
拉瓦锡
拉瓦锡的助手生涯持续了三年，也正是因为在这三年里的突出成绩和贡献，他成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那一年，他才25岁。
年轻的拉瓦锡能够成为院士，自然要有拿得出手的东西。经历了多年地质勘测的工作，拉瓦锡已经明确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化学。事实上，当时的“化学”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基本上是和“炼金术”结合在一起的。拉瓦锡很快证明，自己在这个领域拥有过人的天赋。
比如长期以来，欧洲人都信奉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四元素说”——世界是由风、火、水、土四种元素构成的。这种说法虽然早已被英国天才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驳斥，但依旧拥有大量信徒，很多科学界人士依旧无法完全走出这个怪圈。有一派学者就坚持认为：水如果长时间加热，就会变成土类物质。
拉瓦锡站了出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作为有科学素养的人，拉瓦锡不会只动嘴皮子，而是直接拿实验说话。他将蒸馏水密封加热了整整101天，结果发现在瓶底确实出现了微量固体。
这难道不是证明水长时间加热确实会变成土吗？拉瓦锡却不这么认为，他继续使用实验的手段——用精密的天平称容器质量，发现容器减少的质量正好等于瓶底固体的质量，而水的质量完全不变——这就说明固体来自瓶子，和水完全无关。
这个实验将“水加热变土”的说法一举粉碎。
那一年，拉瓦锡27岁。
3
让拉瓦锡在人类化学史上奠定里程碑地位的，是他颠覆了“燃素说”，发现了“氧化现象”。
关于“燃烧”这一常见的现象，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信奉德国哈勒大学医学和化学教授斯塔尔提出的“燃素”说——世界上能燃烧的物质都含有“燃素”，当物质燃烧时“燃素”就分离出来，燃烧时产生的热、光、火焰都是“燃素”逸出时发生的剧烈现象。
“燃素说”确实能解释当时一系列不能解释的燃烧现象，所以尽管它明显不能解释为什么金属燃烧后会变重（说好的“燃素”脱离呢？）之类的现象，还是几乎成了一条公理。
站出来用实验表示质疑的，还是拉瓦锡。
1772年，29岁的拉瓦锡开始系统地针对“燃素说”进行研究，拥有高超实验技巧的他这次设计了著名的“钟罩实验”，用来测量反应前后参与燃烧的气体的体积变化。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拉瓦锡发现物质的燃烧，其实是可燃物与空气中某种物质结合产生的结果，这也能完美解释金属燃烧后质量会变重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确认“究竟是和空气中哪一部分结合导致燃烧”这个问题，拉瓦锡在1773年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终于发现了那个可以“帮助燃烧”的气体是一种元素，他在1777年正式将这种元素命名为“Oxygen”，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氧”。
拉瓦锡的实验室，收藏于法国工艺博物馆
1777年，才34岁的拉瓦锡在一系列精确实验的基础上，拿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燃烧概论》，彻底否定了“燃素”说，提出了全新的“氧化”说：
（1）物质燃烧时会放出光和热。
（2）只有在氧存在时，物质才会燃烧。
（3）空气是由两种成分组成的，物质在空气中燃烧时，吸收了空气中的氧，因此重量增加，物质所增加的重量恰恰就是它所吸收的氧的重量。
（4）一般的可燃物质（非金属）燃烧后通常变为酸，氧是酸的本原，一切酸中都含有氧。金属煅烧后变为煅灰，它们是金属的氧化物。
“氧化说”的提出对当时的人类化学进程有重要意义，使得当时的科学家们能走出“燃素”的迷雾，将人类化学研究的路线重新拨到正确方向，进而快速发展。
而拉瓦锡对人类化学发展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
他在证明“氧化”的实验过程中，顺带再一次证实了物质虽然在一系列化学反应中改变了状态，但参与反应的物质的总量在反应前后都是相同的——这就是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守恒定律”（这个定律其实在1756年已被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发现，但当时莫斯科不处于欧洲核心科学圈，此发现未得到欧洲的重视）。
他推出了《化学命名法》，正式提出化学的命名系统，使不同语言背景的化学家可以彼此交流。其中的很多原则加上后来贝采里乌斯（瑞典化学家）的符号系统，形成了至今沿用的化学命名体系。
他定义了“元素”的概念，并对当时常见的化学物质进行了分类，总结出33种元素（尽管其中一些实际上是化合物）和常见化合物，使当时零碎的化学知识逐渐清晰化，进而完全和“炼金术”分离。
他牵头统一了法国的“度量衡”——主张采取地球极点到赤道的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为标准（约等于1米）建立“米”制系统，定密度最大时的1立方分米水的质量为1千克。这套系统如今已被世界通用。
他写的《化学基本论述》在欧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加印几十次，与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称为世界自然科学史上的“三大名著”。
到了1789年前后，拉瓦锡已经成了法国显赫一时的人物，不仅在科学界，在政界也备受瞩目，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尽管拉瓦锡多次表示自己不想参与过多政治事务，只想回到实验室去做一名化学家，但此时时代洪流已经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
随后，一个滔天巨浪迎面打来——
法国大革命开始了。
4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对法国的税收制度不满，而拉瓦锡恰恰踩入了这个坑。
1769年，拉瓦锡在向国王缴纳了50万法郎保证金之后，成了一名“包税官”，掌握了食盐和烟草的征税权。
根据当时法国法律的规定，包税官每年在向国王缴纳了约定的税款之后，多余的部分是可以进入自己腰包的，这种缺乏制约和监督的制度无疑会导致一个极端局面——包税官为了获得更多的“多余部分”，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对老百姓多征税、严征税。
拉瓦锡是富家子弟，对财富其实没有太大的渴望，他当包税官的一大原因，是做化学实验的各种仪器实在太贵，需要更多的钱来购买和制造。事实上，拉瓦锡确实把税收盈余的大部分用在了仪器上，且进行了盐税改革，打击走私，在自己的农场进行农业化学实验，希望以提高产量来抵消高税收的影响。
但是，由于当时法国规定贵族和僧侣不用缴税，所以沉重的税收负担都落在了最底层的老百姓和刚刚兴起的城市中产阶级身上。数量众多的中下层民众的怒火越来越高涨，矛盾越来越集中到法国的税收制度，而作为老百姓接触到的代表，“包税官”很快就成了所有矛盾中的焦点。
而且，拉瓦锡在1771年还和自己同事的14岁女儿结了婚，这位同事也是皇家税收公司的负责人之一。通过这场婚姻，拉瓦锡的包税官位置更加稳固，但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形象也进一步和“横征暴敛”捆绑在了一起。
这幅著名的《拉瓦锡和夫人》的肖像画出自当时的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之手。拉瓦锡的夫人玛丽·波尔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事实上，她在拉瓦锡的很多实验中都担任助手和记录者的角色
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终于爆发，愤怒的民众很快把焦点对准了法国的税收制度。而作为包税官的拉瓦锡却比较泰然。一方面，他认为“包税”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而不是他制定的，他只是遵守而已。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税收利润主要用来从事科学研究，自己为法国乃至全人类的科学事业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不至于被逮捕。
但是，拉瓦锡还是想得天真了。
尽管拉瓦锡本人对法国大革命并不报敌视态度，但他不知道的是，敌视他的人却不少。
5
拉瓦锡被一步步带入绝境，和两个人有关。
第一个人，是因为一幅入选历史教科书的画作而被广大中国人熟悉的让·保尔·马拉（马拉的故事可以参看《历史的温度4》收录的《一幅名画背后的谋杀案》。著名的画作《马拉之死》的作者，就是给拉瓦锡夫妇画肖像画的雅克·路易·大卫）。
直到40岁之前，马拉还只是一名医生。不过，作为一个从小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马拉学习过希腊语和拉丁文，能说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对化学、物理和医学颇有研究，翻译过《牛顿光学原理》，出版过《光学基础知识》，还因为写《关于电的特性研究》而受到过里昂科学院的奖励。
马拉当初是很想走科学家的道路的，为此，他写了一本《火焰论》送到当时的法兰西科学院。《火焰论》的观点全部都是建立在“燃素”理论基础上的，于是受到了一名科学院院士的无情批驳，认为其“毫无科学价值”。
这个人，就是推翻“燃素说”的拉瓦锡。
1783年，马拉找到了自己更擅长的领域：成为一名激进革命家。几乎由马拉一人担任撰稿、编辑、出版工作的报纸《人民之友》成了当时法兰西最有名的报纸。马拉的诸多观点得到了法国底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他们直接称马拉为“人民之友”。而马拉也作为“国民公会”的主席，成为“雅各宾派”的重要领袖之一。
而马拉从来没有忘记拉瓦锡给他的羞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马拉率先将人民对税收制度的怒火引向了拉瓦锡，发出了号召：“埋葬这个是人民公敌的伪学者！”由此掀起了对拉瓦锡的批判。当时马拉指责拉瓦锡在烟草上洒水增加分量坑害百姓，并写了这样一段话：
“法兰西公民们，我向你们揭露大骗子拉瓦锡先生，土地掠夺者的儿子，化学学徒，股票跑腿，收税员，火药会长，银行头子，国王的书记，法国院士，瓦维叶的密友，巴黎食品委员会的渎职官，当代最大的阴谋家。这个年进4万磅白银的绅士为了收税，竟然耗用我们贫苦人民的3300万磅白银修建城墙，把巴黎变成空气不通的牢城。他在7月12日和13日的夜晚，把国家火药库搬进了巴士底狱。他还要使用恶毒的伎俩妄图进入巴黎市管会！”
事实上，拉瓦锡筑城墙是为了打击盐走私，筑墙和“空气不通”也没有任何关系。他让人在烟草上洒水是为了防止火灾，洒水是在称重之后才进行的。但是，民众的情绪却被马拉轻易调动起来。
不过，马拉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死在了拉瓦锡的前面——1793年7月13日，马拉被女刺客科黛刺死在自己的浴缸里。
另一个人，叫佛克罗伊。此人也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还长期和拉瓦锡做过同事。但在拉瓦锡被指控期间，佛克洛伊做了很多背后“挖墙脚”的事，典型的落井下石。
在一些人的运作下，在民众高涨的怒意中，拉瓦锡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推向了死路。
6
1793年11月28日，拉瓦锡被捕入狱。
和他一起被关进去的，还有皇家税收公司的其他27名人员，其中也包括他的岳父。
拉瓦锡入狱的消息震惊了法国学术界，各个学会纷纷向法国国会提出申请，希望能够赦免拉瓦锡，甚至准予他恢复职位。但是，当时在国会掌权的是最激进的雅各宾派，对于一系列希望赦免拉瓦锡的请求，全部回绝。
1794年5月7日，在被关押了半年之后，拉瓦锡等人被押到了法庭上。在这半年里，拉瓦锡其实一直试图恢复科学研究，还提出过愿意被罚没所有，只要让他回去当个药剂师，但这个提议也被拒绝。
在法庭上，这28人全部被判处死刑，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且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必须在24小时内执行完毕。
1794年5月8日，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出现了。
拉瓦锡被送上断头台
据说，拉瓦锡在临死前还想做一个实验，他和负责行刑的刽子手约定：当自己的脑袋滚落下来后，会快速眨眼睛，请刽子手统计下一共能眨几次，以此判定人的大脑与躯体分离后大概还能保留多久的意识。刽子手最后数了数，拉瓦锡一共眨了11次眼。
不过，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记载。有白纸黑字记录的，是拉瓦锡在临死前写给自己妻子的最后一封诀别信：
“我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一生。我想，人们会带着一些惋惜的心情记住我，也许在我的身后还会留下一些名誉。我还需要什么呢？”
馒头说
其实，拉瓦锡很快就平反了。
1794年7月，杀人如麻的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雅各宾派倒台，之前被处决的拉瓦锡很快恢复名誉，人们为他举办了盛大而庄重的追悼会。
但是，他那颗被拉格朗日称为“一百年也长不出来的聪明脑袋”，却再也回不来了。
拉瓦锡被推上断头台，不是平白无故的，因为当时法国的税收制度确实造成了极大的不公，而他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民众痛恨的税收制度的代言人。
但是，正如拉瓦锡自己所言，他并非制定这条法律的人。无论他将税收用在何处，一定程度上还是成了“恶法”的帮凶，但是，应该也不至于到上断头台的地步——即便完全抛开他伟大科学成就不论的话。
这无疑就会让人审视将拉瓦锡推上断头台的这场“大革命”了。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对法国大革命有这样一句评价：“法国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难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与恐怖交织，暴力与博爱杂陈。”
确实，这场大革命在体现法国民众意识觉醒和革命精神的同时，演变到后来也释放出了大量的暴力和恐惧，甚至展现了各种人性的疯狂、残暴和卑劣。
马拉曾为法国穷人不断呼喊发声，因此被称为“人民之友”，但他在1792年的《人民之友》刊物上，却公然提出要砍下敌人的头颅，并且给出了精确的数字目标：27万颗。
罗伯斯庇尔一开始极力宣扬人权，甚至提议取消死刑。但是他上台后，却嗜杀成性，凡是反对他的人，不能辩护，不能请律师，一律被推上断头台，其中包括他的亲密战友丹东——这位战友之前也曾带人闯入监狱，无甄别屠杀了里面的1000名犯人。
在那段人心惶惶的日子里，报纸上形容罪犯的用词只有“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法庭上审判的罪名只有一个“叛国罪”，惩罚方式只有一个“死刑”。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为了自保而开始违心举报、告密、背叛，甚至落井下石地陷害别人，但同时又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尽虚伪之能事——在拉瓦锡的追悼会上，曾经落井下石的佛克罗伊还专门做了演讲，表达了对拉瓦锡的崇敬之心。
所以，在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别说拉瓦锡是一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谁都不知道明天的命运是什么，荣辱生死，有时只在一线间。
人类一旦陷入运动式的疯狂，很容易变得面目全非，甚至自己也无法相信自己的行为。
无论中外，都有现成的例子。
这也是我们要读一些历史，记一些历史的意义所在。
为的，就是坚决不要让一些历史重演。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油画中的科学家：〈拉瓦锡和夫人〉解读》（张九庆，《科学》，2017年第5期）
2.《做税务官的化学家被推上了断头台——于拉瓦锡忌日谈法国大革命》（叶克飞，腾讯网，2014年5月8日）
3.《〈革命狂潮与化学家〉：拉瓦锡之死》（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2009年7月9日）
4.《法国大革命中的著名死刑案件》（杨宇冠、杨益航、王静，《中国案例法评论》，2016年第1期）
5.《拉瓦锡“罪有应得”吗？》（程映虹，《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17期）
6.《死在断头台上的“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尹传红，搜狐网，2017年4月4日）
贝当：62岁的“民族英雄”，84岁的“卖国贼”
一个人，从万众拥戴的“民族英雄”，到万众唾骂的“卖国贼”，究竟需要多久？究竟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
1
1856年4月29日，亨利·菲利浦·贝当出生在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的一个小镇。
贝当的母亲早逝，父亲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以这样的家庭背景，贝当最大的可能，就是像其他镇上的农民孩子一样，平凡地度过一生。
但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给14岁的贝当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貌似强大的法国近乎耻辱一般地输给了快速崛起的普鲁士，这让年少的贝当决定要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他立志要做一个军人。
1875年，18岁的贝当从中学毕业后，如愿考入圣西尔军事军校。
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告诉贝当：“你将来会决定整个法兰西的命运！”他肯定会觉得你疯了——虽然后来确实如此。
进入军界后的贝当，不要说一鸣惊人，就连一名普通军人的晋升速度也达不到：他做了5年少尉，7年中尉，10年上尉，直到44岁才晋升成少校。
贝当的从军之路如此艰难，不仅仅因为他是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和他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性格耿直，心直口快，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这种性格让他得罪过很多人，也错过了不少晋升的机会。
贝当
贝当还非常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一套战术理论。当时的欧洲，无论英法还是德国，都非常崇尚进攻，认为进攻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强调进攻”在军事上永远是一个不会丢分的观点，但贝当却愿意说出很多人不爱听的话：如果敌人的防御没有决定性减弱，那么一味强调进攻，就是让士兵去送死。
当时很少有人赞同贝当的理论，但有一个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学生却对贝当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主动报名到贝当的麾下当兵。
这个人的名字，叫戴高乐。
1914年8月，贝当终于晋升成了上校。此时的他，已经58岁了。放到和平年代，此时的贝当其实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等退休。
但“和平”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成了不可求的奢侈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58岁的老上校贝当，在几乎可以平凡普通地走完自己一生的时候，被卷入了时代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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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才一年，贝当就已经晋升为集团军司令。这一切，都是贝当用自己的表现挣来的：先是因对自己的部队指挥得当晋升为旅长，然后因在“马恩河战役”中表现出色被晋升为第6师师长，再然后是第33军军长，最后是第2集团军司令。
但这与贝当在之后的成就相比，都只是垫场的序章。
真正让贝当一战封神的，是被后世称为“绞肉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役——凡尔登战役。
1917年2月21日，已经打了两年多消耗战的德国人决定拼力一击，在法国的战略要地凡尔登要塞让法国人彻底“放血”。当天，德国人用超过1000门大炮向法国阵地倾泻了100万发炮弹，枕戈待旦的27个德国师如潮水一般冲入法军阵地。由于当时的法军总司令霞飞判断失误，凡尔登要塞只有少量的法军驻守，短短几天之内，大量阵地被突破，凡尔登陷落几乎只是时间问题。
凡尔登是通向巴黎的战略要地，凡尔登一旦失守，法国基本上就可以宣布退出战争了。
在凡尔登几乎已经成为一个烂摊子的局面下，法军总司令霞飞把第2集团军司令贝当调到了凡尔登担任要塞司令，希望他能够力挽狂澜。
那一年，贝当已经61岁了。但贝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廉颇虽老，不仅能饭，而且食量惊人！
贝当当时刚到阵地，就患了严重的肺炎，一度只能躺在病床上。但他还是立刻就做了三件事。
第一，拖着病体去前线，去战壕，在德军的炮火之下去慰问最基层的士兵，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司令官和他们一直在一起。
第二，提出著名的口号：“他们不会通过。”在法军防守的阵地上划出一条红线：谁如果退过这条红线，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一律射杀。
第三，力保后方与凡尔登的唯一一条还能通行的公路“巴勒迪克——凡尔登公路”，拼死向凡尔登“输血”——在一周之内运过来19万法军士兵和2.5万吨物资。
在贝当冷酷又坚决的调度和指挥之下，原本离全盘崩溃只有一步之遥的法军渐渐在凡尔登站稳了脚跟。在贝当“车轮战”的调配下，各支法国部队轮番开赴凡尔登，开始和德军打起了拉锯战，这也导致凡尔登战役成了一个用双方士兵血肉堆积起来的人间炼狱——法军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伤亡高达65万人，德军的伤亡也高达45万人。
但历经10个月的艰苦拉锯，凡尔登毕竟守住了。
在凡尔登战役之后，贝当已经声名鹊起。1917年4月，因为霞飞的继任者尼韦尔要求盲目进攻，法军在一次战役中折损了12万人，这彻底引发了整个法国军队的哗变——他们只愿意待在堡垒里防守，不愿意再无意义地送死进攻。
凡尔登战役中的炮弹壳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还是贝当。
接任法军总司令的贝当一上任就提出了“多用钢铁，少流鲜血”的口号，和以往一样，他亲自去炮火连天的战壕里探望最一线的士兵，改善他们的伙食和休假制度，然后带领他们去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将面临崩溃的法军再一次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到了1918年年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62岁的贝当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法军总司令，他在所有部队里都拥有崇高的威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贝当只是一个上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贝当成了法国元帅。
但当时的法国民众不愿意称呼贝当为“元帅”，他们更愿意叫另一个他们送给他的称号：法兰西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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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法兰西救星”的贝当，享受了当时他能想到的最高规格的待遇。
在国内，贝当成了“军神”一般的人物，在军中唯一比他资格更老的福煦元帅退休后，他成了当之无愧的法国军界头号人物。
在国外，尤其是在协约国体系内，贝当的个人荣誉也达到了最高峰，在很多国际场合，贝当甚至成了法兰西的象征。
1920年，贝当被任命为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22年，兼任法国陆军总监；1931年，担任法国防空总监和陆军部长。贝当人生前58年被耽搁的“官运”，在6年之内得到了惊人的释放。
即便“官运亨通”，贝当倒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他对当时最先进的装甲部队和空军的运用，都有自己的独到看法，甚至也意识到了“闪电战”的可能性。但是，出于一生对“稳固防守”的信任，他大力支持修筑著名的“马奇诺防线”。
马奇诺防线的内部构造，如同一座小城市。事实上，贝当虽然支持修筑马奇诺防线，但一直强调要保证一支精锐机动的部队部署在防线后侧。不过，他当时的出发点是，敌人即便攻克防线也会伤亡巨大，可以给予对方毁灭性打击
另一个让人注意到的变化是，可能因为地位的提高和资历的增长，贝当开始渐渐不再刻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他讨厌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对独裁统治表现出了超乎一般的好感。
但是，大家并不担心一个已经80多岁的昔日“国家英雄”能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大家要做的，就是给贝当应有的荣誉，然后让他安享晚年。
1939年，83岁的贝当被任命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他和西班牙的独裁统治者佛朗哥私交甚笃。
现在，贝当再次回到了1914年他58岁时的那个状况，同样准备安享晚年了。
然而，这一次的希望再一次落空。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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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作为一个已经80多岁的老人，二战对贝当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似乎有点不一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德国死磕4年的法国，在这一次战争中兵败如山倒，从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发动全线进攻开始，法国人只抵抗了一个月就全线崩盘。崩盘的开端和著名标志，就是德国的A集团军以全新的“闪电战”打法，绕过了贝当和很多法国将帅引以为豪的“马奇诺防线”，从阿登地区突入法国，直插法国腹地，一个月打穿法国全境。
此时的法国，已经满目疮痍。更糟糕的是，面对德国数十万陷入亢奋状态的虎狼之师，法国本土那些被击穿防线后的陆军已经七零八落，毫无斗志——很多人都不想打下去了，但是没人敢说出来。
这时候，他们想到了“法兰西救星”——已经84岁高龄的贝当元帅。
贝当是在1940年5月从西班牙被召回国的，当时他被任命为内阁副总理，统领法国的所有军队。有一些法国民众盼望他能和一战时一样，面对德国纳粹，再一次喊出：“他们不会通过！”
然而，这一次的贝当，却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贝当被召回的一个主要目的，并不是领导法国继续战斗。贝当显然也清楚自己的使命，他回国后就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能再打了，停战吧。
谁都知道，此时法国单方面请求“停战”，其实就等于宣布投降。
从6月13日到16日，以贝当为领袖的“主和派”在法国内阁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希望法国能坚持战斗下去的总理雷诺最终无奈宣布辞职，贝当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并组阁。
贝当随即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我把本人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
6月17日，贝当下令法国境内的部队全线停火。
这对法国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命令，因为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法国在接下来的谈判桌上拿不到任何有利的筹码。但是，贝当政府似乎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即便希特勒要求法国的停战协定签字地点必须是贡比涅森林的“福煦车厢”，贝当也答应了——这在很多法国人看来，是十足的羞辱。
贝当与希特勒见面
6月22日，经贝当同意，《法德停战协定》在那节标志着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火车厢内签订，法国接受了一系列屈辱的让步：法国被分割成了两部分，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3/5北方国土归德军占领，而占领的军费由法国负担；2/5的南方国土为“自由区”，由法国政府管理；法国的空军、陆军裁到10万人；法国政府要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与德国进行全方位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