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欧洲一样，这场流感在中国开始造成巨大杀伤力，也是从1918年秋季的第二波开始的。
1918年10月，大流感的第二波已经向中国发起全面攻击，全国各地的疫情不断上报，光上海就有400多人染病去世的记录。
10月19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封署名“屠子香、裴丽生”的读者从浙江绍兴的来信，信中称当地人都感染上一种奇怪的感冒，表现类似“伤风”，称如果伴有咳嗽症状，还可能有活命机会，“否则一经腹泻，旋即毙命”。这封读者来信，描绘了当时中国流感肆虐的情况：“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中，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盖自发现是疫以来，死亡人数已占百分之十。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灾区延袤，刻已渐度余姚，西达甬界。”
10月26日，在上海的河南人金策澄的信再次出现在了《申报》上，河南当时的情况也被记录了下来：“鄙人等近接家信，均言豫南七属，因秋旱过久，瘟病大作，轻则寒热，重则死亡。家家如此，莫能幸免。无棺殓尸者遍地皆是，诚数十年来未有之大疫也。”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中国也是这场大流感的受害者之一，但除了一些报载记录外，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关系，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政府和媒体甚至主流医界对流感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定性。
不过，按照乔丹的观点，虽然中国也深受1918年大流感之害，但在1918年3月之前，在中国暴发的流感规模很小，所以都不应该看作“欧洲流感暴发的真正预兆”。
那么，有案可查的第一例流感案例发生的国家，又是怎样的呢？
5
现在我们把眼光放到另一个国家：美国。
事实上，在堪萨斯的芬斯顿军营暴发流感之后，“得益”于军营宽松的休假制度，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全美36座军营中就有24座报告发现了流感暴发的迹象。
但真正的悲剧是在第二波流感到来的时候发生的，首次暴发地还是在军营。
波士顿以西约30英里（约48千米）的德文斯军营被认为是流感发动第二波“死神攻击”的首发地。这个实际驻扎了4.5万名士兵的营地，在9月初出现了第一例受感染的士兵，随后病毒迅速蔓延，平均每天有100人到营地医务室就医，几天后，这个数字增加到了500名，然后是1000名，直到平均每天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人。
也正是在9月初，拥有170万人口的费城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感染。惶恐的人们传言是德国装载细菌的潜艇带来了瘟疫，但经过排查，拥有4.5万名船员的费城海军造船厂可能才是病毒的传染源——9月7日，这个基地接待了300名来自波士顿的换乘水手。两周后，船厂近1000名船员染病。
美国军营内收治病人的场景
然而，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收尾的阶段，美国作为决定这场战争走向的关键国家，全国上下需要的是一种欢庆的气氛，而不是疫情带来的惶恐和焦虑。
1918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反煽动叛乱法》，法案规定，凡“散布、印刷、撰写或出版任何对政府、宪法、美国国旗或军服不忠的、亵渎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视的、丑化的或者辱骂的言论”，均构成犯罪，最高处罚金2万美元及最长20年刑期。
这项法案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举报者打了一针“强心剂”。比如一位来自蒙大拿的地产商人，只是因为没有买战争公债和没有扛美国国旗，就被人辱骂为“德国鬼子”，并被捕入狱。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对流感的预警都有被举报成“散播消极论调”和“破坏战争胜利气氛”的风险，所以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或多或少隐瞒流感暴发的真相。
1918年9月28日，费城举行了“自由债券”的大型销售游行，成千上万的人在街上摩肩接踵，拥挤前行。事实上，费城的医生们事先曾试图说服该市的卫生主管威尔默·克鲁森（Wilmer Krusen）取消这次集会，但克鲁森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宣称已经“将这种疾病限制在目前的范围内，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成功。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记录。不要关心有什么感觉”。
1918年的费城大游行
大游行过后三天，流感开始在费城大面积暴发。此时的克鲁森下令关闭所有学校，禁止所有公共集会，但为时已晚：费城的疫情导致一天内有759人死亡，在之后的6周时间里，病魔夺走了1.2万费城人的生命。
根据事后的估计，从9月第二波流感侵袭开始，美国光在9月就有超过10万人死亡，10月翻了一倍，整个疫情期间有近70万美国人因此死亡。
1918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直接降低了12岁。
事后，曾有无数美国学者和专家对这场肆虐全美的大流感进行反思，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就是：
在疫情到来之际，一定要说真话。
6
现在，我们再回到这场大流感本身。这场大流感是何时终结的？是怎样被终结的？
这是一个困扰无数科学家的问题，也是一个让自诩“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感到无比尴尬的问题：人类自始至终没有找到解决这种病毒的疫苗或方法，这场流感在1920年春天到来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场流感杀死几千万人，然后就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事实上，从1919年的冬季开始，流感还进行了第三波攻击，这次甚至扩展到了美国阿拉斯加的因纽特部落。不过就致死率而言，第三波高于第一波，但低于第二波。
这也是让人类感到尴尬的地方：病毒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去自如。
事实上，当时人类对“病毒”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医学界普遍认为，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是一种细菌造成的传染病。直到1933年，英国科学家史密斯·安德伍斯（Smith Andenwes）第一次从人身上分离出这种病毒，并命名为“H1N1”。
1997年，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陶贝格尔（J.Taubenberger）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与同事利用遗传学技术得出的研究成果，认为1918年的流感病毒与“猪流感病毒”十分相似，是一种与甲型（A型）流感病毒（H1N1）密切相关的病毒。
1998年2月，美国国防病理中心（AFIP）辖下的分子病理部门，通过一具被冰封近80年的因纽特女子尸体，得到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一些基因物质。
2002年10月，美国国防病理中心在一次试验中成功制造出了有两个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的病毒。
2004年2月6日，英国国家医学研究院和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院，重建了1918流感的红细胞凝集素。
2005年，科研人员宣布1918年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已被重组。
如今，100余年过去了，人类科学家依旧在探索这场百年前的流感的奥秘。
而新的挑战，正接踵而来。
馒头说
2019年上线的“馒头说论语”课，其中有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向孩子们解释《论语》中的一个精髓词——“仁”。（这门课已经精编并出版成纸质书《写给孩子的论语课》。）
《论语》中有100多次提到“仁”，古往今来，大家对“仁”的解释也有很多种，可以说见仁见智。我选择了我认为的“仁”的一个重要表现来向孩子解释：对其他人要有“同理心”，要能“换位思考”，要学会“感同身受”。其实也就是孔子的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之所以想到这句话，也是因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在这场波及全世界的疫情中，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拿出来多回味一下。
从对待小区的隔离住户，到看待所谓“重点省份”的人，从接纳境外归国的华侨，到评价回到祖国的海外留学生，在严格做好防疫措施和严格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多一份同理心，做一些换位思考，毕竟，我们都是同胞。
再把格局放大一点，不妨跳出“同胞”这个圈子。
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每个国家在抗疫的过程中肯定也有疏忽和不足，都有值得检讨和吸取教训的地方。如果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对我们冷嘲热讽让我们觉得可笑、不适乃至愤怒，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对别人幸灾乐祸。
当然，需要有同理心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自己。
如果能换位思考的话，我相信美国人肯定也不愿意听到“1918年流感病毒”被称为“堪萨斯病毒”乃至“美国病毒”，正如西班牙莫名其妙背了一个叫“西班牙流感”的锅一样。所以自特朗普以下的一些美国人一口一个“中国病毒”，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光彩的行为——且不说科学研究的结果尚未证实，即便证实了，以地名和国名命名一种“病毒”，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同理心的表现。
没错，西方人未必能够明白东方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但同理心、换位思考这些概念，相信他们应该还是明白的——“同理心”（empathy）这个词，原本就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率先提出的。
无论你是否承认，这次疫情其实正在从各方面——科技、政治、商业、个人隐私等等——改写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和架构，并且再一次向人类昭示了一个道理：迄今为止，所谓“统治地球”的人类文明，在一些超级病毒或细菌面前，其实很可能没有还手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把整个人类看成“命运共同体”，如果还在纠结如何把“锅”甩给别的国家或别的种族，如果还不能拥有一份全人类共同的“同理心”，如果还不能感同身受，那么，人类的结局最终会是怎样的呢？
《人类简史》三部曲的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
“人类需要做出选择。是在不团结的道路上走下去，还是选择一条团结的道路？”
我相信，好吧，我希望，是后者。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凯瑟琳·阿诺德著，田奥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
2.《致命流感》（杰瑞米·布朗著，王晨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3.《反思1918年流感：最重要教训是“对公众说真话”》（“网易科学人”，网易，2017年12月14日）
4.《1918—1919，被一场流感击中的中国》（《经济观察报》，2019年5月13日）
5.《1918年，大流感在中国》（胡一峰，《科技日报》，2013年8月3日）
6.《美国〈反煽动叛乱法〉的兴与衰》（宋石男，《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10期）
7.《神秘的世纪杀手：西班牙流感》（丁一，《文史春秋》，2003年第8期）
8.《西班牙流感：环绕在人类头顶的噩梦》（邓国庆，《科技日报》，2004年8月16日）
天花的灭绝之路
病毒，个体微小，结构简单。然而，它们和人类的缠斗，却从未停止。
1
1979年10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做了一个决定：从这一年开始，以后每年的10月25日，都是一个纪念日。
这个纪念日的名称叫作“人类天花绝迹日”。
“绝迹”这个词，听上去好像有点残忍？其实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天花作为一种烈性病毒，终于完全消亡了。
但是，我相信有不少人，哪怕他手臂上有一个痘状瘢痕，也还是会迷茫地问上一句：什么是天花？
2
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天花。
这不是凡·高的画，是显微镜下的天花病毒
没有确切资料能证明天花究竟是何时诞生的。一般推测，天花刚开始可能只是家畜身上一种相对无害的痘病毒，但动物和人相处后，尤其是在人类进入农业文明时代，人畜共居之后，这种病毒传染给了人，发生了变异。
一旦人类感染了天花病毒，大概会有平均12天的潜伏期。感染后的初期症状是发热、头痛和背痛，大概2~3天后，典型的天花红疹就开始密密麻麻地在患者的脸部、四肢、躯干上出现，然后开始化脓。之后的3~4周，疹子开始结痂，然后慢慢剥落。
如果是良性的天花，一般只有1%的患者会有生命危险，但结痂剥落后的部位，痕迹并不会消失，所以患者全身都会出现斑点，这也是以前中国人叫人“麻子”的一个由来。
而恶性的天花，会造成患者全身大出血，大概在两周之内就会导致死亡。
得天花的死亡率在30%左右。
觉得30%不够高？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3
如果要排一下人类历史上的前几大瘟疫杀手，天花绝对能入选。
3000多年前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56年去世）的木乃伊上，就被发现有疑似天花导致的皮疹。
公元前6世纪，印度有了天花流行的记载。不过，天花造成的最大杀伤力，是在中世纪的欧洲。
无论平民还是贵族，甚至是国王，都逃不过天花的魔爪：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俄国沙皇彼得二世、荷兰执政威廉二世，还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都是死于天花。
说起欧洲的瘟疫大流行，大家可能会第一个联想到黑死病，确实，这场由鼠疫引起的瘟疫，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夺取了7500万人的生命，光欧洲就死了近3000万人。
但和影响人类更久的天花比呢？天花曾累计夺走全世界至少3亿以上人的生命，仅18世纪，欧洲因为天花就死去了超过1亿人，即便存活下来的人，也留下了满脸疤痕。
给天花增加死亡数字的，还有美洲大陆的居民。
15世纪末，在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之前，那里居住着3000万左右的印第安居民。欧洲殖民者没用枪炮作为征服工具，而是将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送给毫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大约100年后，印第安人只剩下了不到100万。
当然，当时由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瘟疫还有腮腺炎、麻疹、霍乱等等，但其中的“杀人主力”，是天花。
有着看似美丽名字的“天花”，其实是按照灭绝人类的节奏在发展的。
但是，最终它却失败了。
4
第一个让“天花灭绝人类计划”受阻的，其实是中国人。
据记载，天花病毒大概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东晋的炼丹术士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此已经有了记载。
根据最早的考证，中国在唐朝就研究出了对付天花的办法——以毒攻毒。
这种方法被称为“人痘接种术”，简单来说，就是从患者脓包里取一些脓液，用棉花蘸取后包裹，塞入要预防的患者的鼻腔中（也有研磨成粉，吹入患者鼻孔的），通过引发轻微天花症状，达到对天花免疫的目的。
这种方法至少证明了古代的中国人已经了解到天花的一个特性：只要得过天花，就能获得免疫力。
学术界对中国的“人痘接种术”究竟出现在哪个朝代还有争论，有“唐朝说”，也有“宋朝说”，还有“明朝说”，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到了清朝，中国人对通过“种人痘”来预防天花，已经轻车熟路了。
在清朝，康熙皇帝大力提倡“人痘接种术”，并要求在皇族内率先施行。1742年，清政府还专门命人编写大型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其中有详细介绍幼儿接种“人痘”免疫天花的四种方法。有一种说法是，康熙之所以能继承皇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小时候得过天花，所以皇族认为他对此有免疫力，可以健康长寿。
1688年，俄国派人到中国，专门学痘医，这是有文献记载的最先派人到中国学习“种痘”的国家。
1704年，法国传教士把中国的“神奇方法”带回了欧洲。
1722年，威尔士公主用中国的“人痘接种法”医治好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这种方法开始在英国流传开来。
1744年，中国医生李仁山到达日本长崎，将中国的“人痘接种术”首次带到日本。
1790年，朝鲜派使者朴斋家、朴凌洋到中国京城，回国时带走《医宗金鉴》，也将“人痘接种术”带回了朝鲜。
但是，当中国的“人痘接种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还是让人不能回避：接受过“人痘接种术”的人，依旧有2%~3%的死亡率。
这怎么办？
5
终于轮到爱德华·琴纳出场了。
琴纳1749年生于英国，是一名医生。当时中国的“人痘接种术”已经传入英国，引起了琴纳的极大兴趣。
在琴纳开诊所的家乡伯克利，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得过天花的“麻脸”涉及各个阶层和各种职业，但有一个职业却从来没有过一个“麻脸”，这个职业就是奶牛挤奶工。那些挤牛奶的姑娘在当地一个个都是“美人儿”——在天花肆虐的时代，脸上没有麻子，就已经可以跨入“美女”行列了。
爱德华·琴纳
对“人痘接种术”本来就有研究的琴纳，随后和一个挤牛奶的女工做了一次深聊，女工的话果然和他想象的一样：牛其实也会得天花，症状也和人一样，全身出“痘”，长满脓包。挤牛奶女工在挤奶的时候，难免会沾染到牛的脓液，然后就会感染“牛天花”，但一般症状是发几天烧，然后就会痊愈——从此一生对天花免疫。
琴纳给男孩接种
这个发现给了琴纳极大的启发：原来，困扰人类的天花病毒有个“猪队友”，那就是作为近亲的“牛天花”。而且，“牛天花”的杀伤力比“人天花”要小很多，最关键的是，“牛天花”和“人天花”交叉免疫——人一旦得过“牛天花”，对“人天花”也会终身免疫。
1796年5月17日，那天正是琴纳的47岁生日，他找到了一个8岁男孩，当着围观众人的面，给孩子接种了从一名挤奶姑娘手上取出的牛痘疮疹的浆液。两个月后，他再次给这名儿童接种了真正的天花浆液（用一根刺破过天花脓包的针，划破了孩子的皮肤）。
结果，这名孩子完全没事。
为了不使这例实验成为孤例，琴纳之后又重复了一次实验，再次获得成功。
琴纳于是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接种过牛痘的人，会对天花终身免疫。
毫无疑问，这个研究成果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欧洲的医学权威对这种方法都嗤之以鼻，甚至认为接种了牛痘的人，会染上“牛狂症”，最后会长出牛角和牛尾巴。
但是，老百姓只认一个硬道理：能不能治好天花。
事实证明，琴纳赢了。在大家渐渐接受“牛痘接种”法之后，欧洲感染天花病毒的人数出现了悬崖式下跌。英国政府为琴纳发放了奖金，并为他竖立了雕像，德国、美国等国家在19世纪初开始强制国民接种牛痘。
当时的一幅漫画，讽刺接种牛痘的人会长出各种牛的器官
琴纳当时自己可能还不知道，他开启了人类医学的一个全新学科：免疫学。
6
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到中国澳门等地，之后又传到了内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率先用“牛痘接种”替代了“人痘接种”，然后，这种方法慢慢在全中国普及。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天花在中国还存在。1950年的数据显示，天花患者有44211例，其中因此死亡的人为7765人。1950年10月，周恩来总理签发《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在全国各地推行种牛痘。1960年，在云南和缅甸接壤的一个小村中发现最后一例天花病人，之后中国再未出现天花患者。
从世界范围来看，1970年，包括美国在内的20个西方国家宣布彻底消灭了天花。1977年10月26日，在非洲的索马里发现了一例天花病人，从那以后，各国的卫生组织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一例天花病人。
1978年，美国一名女摄影师被查出患了天花，但她是在大学医学部的病毒实验室里感染的。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如果连续2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发现一例天花病人，就可以宣告人类的天花病毒绝迹。
所以，1979年10月25日，就成了“人类天花绝迹日”。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发过一个悬赏：谁能再发现一个天花病人，就奖励1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00美元左右）。
直到现在，这笔奖金都无人申领。
馒头说
有一部比较老的美剧，叫《末日孤舰》。看过这部剧的人都知道，它讲的是人类如何防止病毒毁灭全世界的故事——当然，我们都懂，“人类”的希望和未来，总归是握在美国人手里的。
我个人觉得这部美剧总体上一般，其中对“美国式主旋律”的宣扬有些露骨（国内外电影，我都不反感主旋律，但我欣赏构思巧妙的，比如像《吸血鬼猎人林肯》这种），但我还是追完了第一季。
和不少病毒末日片一样，《末日孤舰》不仅讲病毒，也讲人心。
在剧中，毁灭人类的病毒之所以能肆虐，起因是一位人类科学家改变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使病毒一下子变得超强。而就我目前看到的第一季结尾，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病毒，而是人心，是自己。
天花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完全绝迹了吗？其实并没有。
根据当年的约定，全世界还剩下两份天花病毒的样本，被保留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另一个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世界卫生组织曾召开过6次会议，试图彻底销毁天花病毒的样本，但因为各种原因，一再推迟，比如美国反对的一个理由就是需要研究新型天花疫苗——但问题是，天花已经在人类世界消失了。
20世纪80年代，曾有消息传出，俄罗斯实验室的天花病毒样本失窃。
而就在2014年，美国华盛顿一家政府机构的实验室搬家，发现6管20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的样本，一查，是天花病毒的样本。
唉！科学家和医生能努力防止病毒杀人，但防不了人杀人啊！
他不是药神，但他的发现改变了世界
在我们的印象里，很多伟大的发明或发现，可能就出现在灵光一闪间。但是，也有一些发明和发现的问世过程，可谓历尽艰辛，好事多磨。
1
1955年3月11日，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去世。
这个人的名字，其实很多人未必熟悉。但是在1999年12月31日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的“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0人中”，“亚历山大·弗莱明”这个名字赫然在列，和他并列的，是爱因斯坦、图灵、莱特兄弟等等。
被印上邮票的亚历山大·弗莱明
这位英国人究竟做了什么，让他能排进这个百人名单？
因为他发现了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迄今可能挽救了亿万人的生命。
这个东西，就是“青霉素”。
当然，青霉素问世的整个过程，不能全归功于弗莱明一人，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2
1881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出生于苏格兰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
关于弗莱明，网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一个英国农户曾救过一个落水贵族，贵族为了报答，将农户的儿子送去学校接受教育，之后那个农户的儿子发明了青霉素，治好了贵族那染上肺炎的儿子——农户的儿子就是弗莱明，贵族的儿子叫丘吉尔。
这段鸡汤听上去让人感觉颇为温暖，但遗憾的是，丘吉尔和弗莱明后来都公开表示：这完全是瞎扯淡！
弗莱明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20岁时确实出人意料地进入了伦敦圣玛丽医院的附属医学院学习，但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哥哥以及他的舅舅——作为眼科专家的哥哥劝他学医，而他那终身未婚的舅舅给他留下了一笔小小的、可以作为学费的遗产：250英镑。
在弗莱明所处的时代，做医生可能会经常体会一种挫败感：人类的医学发展到20世纪初，依旧对细菌感染束手无策，人一旦染上肺炎、脑膜炎、霍乱、猩红热、淋病、梅毒这些细菌性疾病，死亡率就提高，甚至有时候一个小伤口没有处理好引发感染，也只能等死。
在这样的背景下，弗莱明虽然获得了外科医生的从业资格，却没有投入临床诊断和医疗中去，而是做了一个从事细菌和微生物研究的学术专家，主要从事免疫方面的研究。
其实倒也不是弗莱明不想做外科医生，而是他的老师莱特需要自己的学生做助手，而一丝不苟的弗莱明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在弗莱明担任莱特助手的时候，莱特带着包括他在内的医疗小组奔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尝试使用疫苗来防止受伤士兵的伤口受到细菌感染。但遗憾的是，以那时候人类对免疫知识的掌握，面对细菌感染还是感到无能为力。弗莱明亲眼看到很多只是受轻伤的士兵，因为伤口被细菌感染而最终失去生命。
弗莱明在实验室
但这个经历也让弗莱明积累了很多经验，而且他至少完成了青霉素诞生之路上的第一环：没有成为一名外科大夫而选择从事研究。
如果他选择成为一名临床大夫，或许他一生能挽救数百乃至上千人的生命，但数千万人乃至上亿人的生命之火，可能就会提前熄灭。
3
弗莱明确实适合做一个研究型人员。
他显然不是一个天才型人物，但他拥有所有优秀科学家都具备的特点：敢于探索，善于观察，坚持不懈。
比如1921年弗莱明发现溶菌酶的过程就有点传奇。当时他在培养一种黄色球菌，恰逢感冒，他异想天开地将自己的鼻涕取了一点样放进培养皿，结果发现了细菌溶解的现象。他进一步发现人体包括眼泪在内的大多数体液也含有这种所谓的“抗菌素”（但汗液和尿液中没有），然后他坚持不懈地试验——一直让人吃柠檬酸然后收集对方眼泪，结果人家看到他就落荒而逃。
这是弗莱明第一次认识到自然界存在细菌的“超级杀手”，虽然在之后的7年研究中，弗莱明和他的助手发现溶菌酶对很多原生病菌几乎没用，但他累积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然后时间就到了1928年。
弗莱明在培养皿观察到霉菌杀死细菌时所做的原始记录。事实上，也有人对弗莱明这个“发现青霉菌”的回忆有所怀疑，因为一切都太巧了：正好去休假，正好忘记放进恒温箱，正好忘关窗，正好温度适宜，正好有青霉菌飘落，正好被发现……但也有人认为，科学家都希望是通过有序研究做出伟大的发现而不是凑巧，如果有更“严肃”的发现过程，弗莱明肯定就说了。如果说这个“巧合”是编的，那么只能说，弗莱明真正的发现过程可能更是“无心插柳”
弗莱明因为要做关于葡萄球菌的研究，在实验室做了几十个葡萄球菌的培养皿观察。但在7月末的一天，他到外地去度假，忘记将那些培养皿放进恒温箱，并且忘了关实验室的一扇窗——那扇窗不常开，正好对着那几十个培养皿。
结果，当弗莱明在9月3日回到实验室时，发现窗台上的一个培养皿里出现了一块惨白色霉斑——显然空气中的什么霉菌飘进了打开的窗户，落在了培养皿上，然后形成了这样一块霉斑。
一般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将这个已经失去意义的培养皿拿去清洗掉，但弗莱明没有，而是马上将这块培养皿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令他大为吃惊：在那块霉斑附近，所有的葡萄球菌都被杀死了，形成了一个“空白”环状地带。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块霉斑肯定分泌了什么物质，抑制了葡萄球菌的生长。
弗莱明立刻深入研究这块霉斑，发现这是青霉菌在起作用。在进一步试验后，弗莱明发现青霉菌对杀死葡萄球菌、链球菌都有奇效，并且对非细菌细胞无害——这就意味着，它可以成为一种对人体副作用非常小，但疗效非常好的抗生素。
于是，弗莱明就把他发现的这种物质命名为“盘尼西林”（penicillin），也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青霉素”。
1929年6月，弗莱明将他所有关于青霉素的研究成果写成了论文《关于霉菌培养的杀菌作用》，这标志着青霉素正式进入人类文明史，也意味着在细菌感染阴影笼罩下的人类，再熬一段时间，就将跨入一个全新的纪元。
为什么要再熬一段时间呢？
因为弗莱明关于青霉素的论文发表后，根本无人问津。
4
弗莱明那篇关于青霉素的论文，在发表后的整整8年里，被引用数为“0”。
无人问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弗莱明根本无法从青霉菌中提纯出青霉素。一个东西如果无法被提纯，就谈不上被应用，就像当初居里夫妇宣称发现了“镭”，还必须倾家荡产去提炼出纯镭一样。再加上弗莱明在试验青霉素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挫折（包括发现葡萄球菌会产生抗性等），所以他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但这也怪不了弗莱明，因为他只是免疫学家和微生物学家，要提纯青霉素，必须有化学家加入才行。
直到1937年，有一批人接过了“接力棒”。
第一个值得一提的人，是霍华德·弗洛里。这位澳大利亚人23岁就成了医学博士，而且还获得过号称“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奖学金”——罗德奖学金。他在1935年成为牛津大学威廉·邓恩病理学院的主任。
霍华德·弗洛里
按照弗洛里的说法，他在1937年注意到了弗莱明的那篇论文，并且意识到这可能是人类征服细菌感染的重要一步。所以，以弗洛里为首，邓恩病理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开始大力研究青霉素的提纯和应用——这个小组，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牛津小组”。
当然，弗洛里自己也只是一个病理学家，要提纯青霉素，就必须引进化学家。
恩斯特·钱恩
于是第二个值得一提的人出场了：来自德国的天才化学家恩斯特·钱恩。这位24岁就取得化学博士头衔的天才后来表示，其实是他第一个注意到了弗莱明关于青霉素的论文并告诉了弗洛里，后者才开始研究的。无论如何，钱恩加入牛津小组后，用他的天才大脑和出色的实验技巧大大加快了青霉素的提纯进程。
必须提到的是第三位人物，是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博士诺曼·希特利，他的特长不仅仅是在生物化学方面，更在于各种工具的巧妙制作，他在实验器具制作和青霉菌的培养、检测方法上完成了很多创新。
但是，这三人组成的团队并非外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互相欣赏的完美“三剑客”，正相反，团队内矛盾重重：弗洛里待人接物简单粗暴，不讲情理；钱恩自视甚高，看不起任何人；希特利一开始向钱恩汇报，但两人大吵几次后，希特利宁可向弗洛里汇报。
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三人在性格上并不合拍，但对于共同做的这件事，却都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并且锲而不舍。
1940年5月25日，又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在弗洛里的要求下，团队用化脓性链球菌感染了8只小白鼠，然后其中有4只小白鼠被注射了钱恩主导提纯出来的10~20毫克不等的青霉素（粗品）。到了5月26日凌晨3点28分，希特利的值班记录显示：没有注射青霉素的4只小白鼠全部死亡，而注射青霉素的4只小白鼠全部存活。
这个实验彻底坚定了牛津小组的信心：青霉素将改变人类世界。
5
时间来到了1941年，青霉素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
一方面，青霉素已经成功治愈了第一个病人。一个叫阿尔伯特·亚历山大的英国警察在花园劳动时被花刺划破脸引发细菌感染——肺部发炎，全身流脓，高烧不退。牛津小组用初步提纯出的青霉素给他注射，一天之后就高烧全退，脸部消肿，甚至可以开始进食。
但在另一方面，第一例“青霉素治愈”的病人虽然出现，但牛津小组惊恐地发现，这名警察一天所需要的青霉素注射量，必须整个实验室满负荷运转几天才能提纯出来。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把青霉素的生产规模化和产业化。
然而，当时的欧洲大陆已经笼罩在纳粹的阴影之下，牛津小组做研究时还要时刻提防德军的空袭，无论是物资供应、科研力量，还是产业化生产，英国都已经捉襟见肘。
早期的青霉素提纯装置
此时此刻，牛津小组的领头人弗洛里做了一个决定：去美国！
美国凭借地理优势，一直远离战火之外，而且从资源到科技到产业链，全都符合要求。但问题是，美国人会愿意做这件事吗？
就在这时，另一个巨大推力又出现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
战争的到来让美国政府立刻意识到：在战火中负伤的美国大兵需要大量的青霉素来抵抗伤口感染，这种看上去玄之又玄的东西，能大大降低美国士兵的死亡率。
于是，之前弗洛里还只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些机构的赞助下缓慢地推进与美国科研机构的相关合作，但战争一爆发，美国政府直接出面，从175家制药公司中挑选出17家，马力全开，全力研发和生产青霉素。
1944年《生活》杂志上刊登的青霉素广告，上面写着：“谢谢盘尼西林，他能回家了。”
其实之前弗洛里和美国伊利诺利州的北方地区研究实验室在合作中已经获得了不小进步，通过一个发霉的哈密瓜和玉米浆加糖培育霉菌，让青霉菌的产量提高了1000倍。
而实力雄厚的制药公司的加入更是大大加速了青霉素的研发和生产。当时那些公司也都挤破头想成为政府批准的青霉素生产企业，因为谁都看得出来那是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
在战争压力和巨大商业利润的推动下，青霉素在美国迅速实现了产业化。到了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已经可以配备3000亿单位、10万剂的青霉素了，这些青霉素也确实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
按照很多人的说法，整个二战期间，盟军有过三个影响战争结局的划时代发明：原子弹，雷达，青霉素。
6
1945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个月后。
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王亲自将这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三位获奖者：亚历山大·弗莱明，恩斯特·钱恩，霍华德·弗洛里。
一个发现，一个提纯，一个产业化。
当然，在这个奖项的幕后，其实还有更多的人应该被历史记住，比如同样起到关键作用的希特利。
最后回到亚历山大·弗莱明。
因为最先发现了青霉素的存在，弗莱明后来被授予了很多荣誉，包括被封为爵士。
但是，几乎在所有场合，弗莱明都表示功劳不属于自己，应该属于牛津小组，自己只是偶然有了一个发现。
弗莱明接受诺贝尔奖
当然，弗莱明是谦虚了，但是，这也恰恰体现了青霉素发现和普及过程的典型性。这是一个长达十多年的“接力”过程：从研究到发现，从提纯到生产，从产业到普及，不同国籍和不同岗位的人分工协作，薪火传承，才最终促成了青霉素的真正普及。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是万能的药神。
馒头说
青霉素的问世，在抗生素的发展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青霉素诞生之后，人类才真正进入“抗生素时代”（青霉素之前有磺胺），之后四环素、氯霉素、红霉素等抗生素相继问世。统计显示，抗生素的问世，将人类平均寿命提高了10年以上。
但是，有时候真的觉得，大自然背后有一双在操控一切的手。
抗生素的问世和普及，让当初可以操控人类生死的细菌大大衰落，但同时一批耐药性强的细菌又通过包括基因交换在内的各种原因出现了，甚至出现了能抵抗多种抗生素的“超级细菌”。
就以青霉素为例。它刚刚问世的时候，重症病人一天注射100或200单位，病情就能很快得到缓解。如今，一个普通的呼吸道炎症，一袋注射用的生理盐水（250毫升）中需要加入的青霉素剂量为上百万单位。
人类目前面临的严峻问题，不是抗生素不够用，而是抗生素滥用。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情况尤为严重，很多人连普通的感冒发烧也要吃抗生素，且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抗生素很容易买到。
2018年，时任欧盟驻华代表团卫生与食品安全事务公使衔参赞华杰鸿指出，目前在欧洲由于滥用抗生素或者抗生素的耐药性，每年大概有2.5万人死亡，从而每年带来的经济损失大概是15亿欧元，而亚洲的死亡人数达473万。到了2050年，这可能会超过癌症成为人类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根据欧盟相关组织的预测，2050年由于抗生素耐药性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大概有1000万，经济损失预估是100万亿。
长此以往，届时人类又将面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之前的窘境：面对“超级细菌”，普通抗生素已经无能为力，就像当初面对普通细菌，人类没有抗生素一样。
到那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超级抗生素”吗？还是人类的平均寿命曲线开始掉头向下？
不寒而栗。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青霉素传奇》《青霉素传奇续：人类死亡率转变的重大拐点》（微信公号“知识分子”，2018年5月1日、2018年5月5日）
2.《亚历山大·弗莱明》（Gwyn Macfarlane著，陈炜、晓林译，《世界科学》，1985年第1期）
3.《青霉素的故事》（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网站，2010年10月9日）
4.《青霉素历史发展》（医学教育网，2012年6月18日）
5.《青霉素的发明与历史功勋》（邹新元，《中华医史杂志》，2005年第4期）
6.《话说青霉素》（孙万儒，中国科学院网络化科学传播平台，2011年9月19日）
7.《抗生素的辉煌与困惑》（苏西，《观察与思考》，2011年第3期）
8.《2050年千万人将死于抗生素滥用 死亡人数超癌症！》（杨丽萍，健康时报网，2018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