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濒临崩溃的时候，以色列得到了美国强有力的支援，再加上本来就剽悍善战，所以在战争爆发一周之后，稳住阵脚的以色列就开始进入了战略反攻，埃及军队开始节节败退。（叙利亚的军队虽然也打得很惨烈，但从一开始就没占到什么便宜。）
尼克松当时深陷“水门事件”，但援助以色列没有半点含糊
但美国这次拼尽全力的“拉偏架”，也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世界。
要知道，这场战争，站在台前的是埃及和叙利亚，但在背后支持这两个国家的，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伊拉克、约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苏丹、科威特、突尼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派出了部队或飞机参战；此外，像沙特、科威特、利比亚这类当时家底还算丰厚的国家，还提供了大量金融援助。
真可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阿拉伯世界的兄弟们是不愿意接受的。而且，战场上打不赢，他们把怨气都渐渐集聚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断在背后支持以色列这个问题上——这种从第一次中东战争就已经开始积累的宿怨，开始临近爆发点。
连以色列都打不过，还敢和美国叫板？
这一次，中东的阿拉伯兄弟们决定不用枪炮说话，而是用自己手里最强大的武器实施报复。
那就是石油。
3
这场常规战场之外的“石油战争”，中东国家早就想打了。
自从在地底发现了被称为“魔鬼的汗珠”的石油之后，中东等一批阿拉伯国家确实立刻脱贫致富，但石油产生的相当一部分利润，却一直不属于它们。
属于谁？属于“石油七姐妹”（Seven Sisters）。
“石油七姐妹”是当时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7家石油公司的称号，包括埃克森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莫比尔公司、德士古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
这些公司利用当时很多石油资源国还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状态，以很小的代价取得大面积租借地，所有在租借地开采出来的石油都是它们的，资源国拿到的只是矿区使用费和所得税。
“石油七姐妹”作为一个“卡特尔”（cartel，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所构成的组织），当时把控了全世界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以外资本主义世界90%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它们就像集齐了七颗龙珠的冒险家，向石油世界的神龙提出一个愿望：我要全世界石油的定价权！
它们确实拥有了定价权。
从1950年到1973年，“石油七姐妹”把原油的平均价格牢牢压在1.8美元/桶的水平——这个价格，只是同时期煤炭价格的一半。
为了针对“石油七姐妹”，中东的主要产油国在1960年成立了另一个“卡特尔”，叫作“石油输出国组织”，这就是著名的“欧佩克”（OPEC）。
但是，由于内耗等各种原因，欧佩克在成立后的13年里，始终斗不过“石油七姐妹”。经过艰苦的努力，欧佩克在1973年1月好不容易把原油价格调高到了2.95美元/桶。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属于欧佩克的机会终于来了。
4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时，正是“石油七姐妹”和欧佩克进行新一轮石油定价的时候。
在谈判地点奥地利维也纳，作为对战争爆发的额外担忧和体谅，“石油七姐妹”当时提出的方案是，每桶原油价格提高15%，即45美分。
欧佩克的谈判代表直接拒绝。
10月16日，已经预感到不妙的“石油七姐妹”代表们，等到了欧佩克开出的涨价方案：以伊朗为首的海湾6个主要阿拉伯产油国，决定单方面把每桶原油的标价提高到5.11美元，上涨幅度达到70%。
面对抱团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次，“石油七姐妹”完全没有办法。
但这还只是开始。
10月17日，阿拉伯产油国石油部长又聚到一起开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只有一个：如何以实际行动支持正在前线与以色列苦战的埃及和叙利亚。
当时伊拉克提出的方案是直接反击——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
但其他国家拒绝了这一激进行为，而是拿出了一个“慢慢磨”的方案：以1973年9月的石油产量为基准，欧佩克成员国之后每月的供应量削减5%。
这场“石油战争”貌似到这里应该慢慢降下帷幕了？
但是并没有。
这个每月削减5%供油量的方案似乎并没有对美国造成所谓的“震慑”作用，恰恰相反，在10月19日，美国宣布对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个火上浇油的行为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产油国。
利比亚当天就宣布向美国禁运石油，第二天，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迅速跟进：对美国和欧共体禁运石油。
这个“禁运”措施带来的后果就是，全世界每天的石油供应量一下子就减少了500万桶。
这就结束了？
还有最后一击：1973年12月下旬，欧佩克宣布把原油价格提高到11.65美元一桶，是1973年1月价格的近4倍。
5
自从人类将石油作为重要能源使用以来，全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终于爆发了。
习惯开大排量汽车的美国人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少加点油的问题，而是无油可加。
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因此下降了14%，197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75%。
加油站外竖起了“无油可售”的告示牌
紧跟美国步调，本身石油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更是陷入了困境，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20%以上，197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25%。但让日本人还算欣慰的是，由于“石油危机”，很多美国人改变了开大排量车的习惯，丰田等一批小排量日系轿车迅速打入美国市场并站稳了脚跟。
石油危机期间，“马拉汽车”出现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西方阵营也出现了分裂。
1973年11月，欧共体表态，在中东问题上支持阿拉伯国家，于是阿拉伯产油国把欧共体（除荷兰外）从被禁运“黑名单”中删除。与此同时，1973年11月22日，日本也支撑不住了，宣布站到阿拉伯国家一边。
但石油禁运和涨价引发的连锁反应已经不可避免。从北美到欧洲，从美国到英国，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了长达10年的“滞胀期”。
人们举着“需要工作”的牌子，西方多个国家开始陷入滞胀期
阿拉伯产油国因为减产和禁运，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但欧佩克经此一战，将大量石油租借地收归国有，并夺回了石油的定价权。从石油提价的结果来看，它们是大大的赢家。
以沙特阿拉伯为例，1971年，沙特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4亿美元，但在石油危机爆发后，收入超过了1000亿美元。因为石油提价带来的滚滚财富，让一批中东国家一夜暴富，从此开始发展提速。
6
第一次石油危机产生的后续影响，还不只表现在经济上。
首先，美国意识到，再这样“拉偏架”支持以色列点爆中东火药桶，一点好处也没有，于是开始大力推进双方和解。1978年，美国终于促成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暂时和解，签署《戴维营协议》。
其次，美国和西方世界终于清醒认识到自己能主宰石油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美国的协调和策划下，1974年2月，世界各个主要石油消费国成立了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就是今天的“国际能源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加强各国的石油自给能力，在发生石油危机时可以共享石油，节约能源——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再被欧佩克牵着鼻子走。
用这一招，美国算是有了先见之明。
1978年，因为产油大国伊朗的政局发生大变动，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埃及总统萨达特，在经历这场战争后终于发现通过军事行动无法使以色列屈服，于是接受美国的《戴维营协议》。他在1977年成为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领袖，并在1979年与以色列议和
萨达特的行为也激起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愤怒。1981年10月，在埃及的一次阅兵式上，主席台上的萨达特被阅兵队伍中四名叛变的埃及士兵直接扫射身亡
1990年，因为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受到制裁，第三次石油危机爆发。
毫无疑问，在可以完全替代石油的新能源出现以前，围绕石油的明争暗斗仍将继续下去。
馒头说
我忽然想起了1980年那个著名的“十年赌局”。
那一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埃利希（Paul R.Ehrlich）作为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朱利安·西蒙（Julian L.Simon）立了一个著名的赌约：
鉴于地球上的很多自然资源都不可再生，双方以1000美元为赌注，以铜、铬、钨、镍、锡这五种金属商品为标的，进行一场十年之赌——埃利希赌十年后这五种金属商品全部会涨价，而西蒙赌这五种金属商品全部会降价。
按理，这五种金属资源都是开采一分就少一分，照“物以稀为贵”的说法，十年之后，哪有不涨价的道理？更不要考虑货币贬值的因素了。
结果呢？
1990年9月29日，是“十年赌约”的到期日。这五种金属资源的价格和十年前相比，全部下跌。
十年前，埃利希用1000美元购买的五种金属，在十年后跌到了423.93美元——总价下跌了近60%。
这是为什么呢？
按照西蒙的观点，自然资源看似有限，其实是“无限”的——一旦资源供应紧张，短时间内产品价格会上涨（从1980年到1990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五种金属资源价格确实是上涨的），但出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和人类求生欲望的动力，自然资源开采的效率会大幅度提升，而随着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人们一定会找出可替代的新资源和新能源，随即导致原有资源价格下降。
这个赌约，很容易让人想到石油。
我很支持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但我应该也算是一个谨慎的资源乐观主义者。在石油问题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石油资源是不会被我们人类开采殆尽的——在开采完之前（假设石油资源真的会枯竭），人类早就使用新能源了。
之所以现在石油还被普遍使用，我觉得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它太便宜，它的价格还在我们的承受范围内（这是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石油的可开采量其实远比我们估计的要多得多）。我甚至还曾“阴谋论”地觉得，新能源汽车之所以在近十年还没有按很多人预想的那样迅速普及，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背后牵涉到太多人的利益，包括石油资源国，包括大的汽车制造厂商。一旦形势所迫或下定决心，我觉得新能源汽车的完全普及，只是一眨眼的事情。
电能、氢能、太阳能……包括页岩气，无论哪种新能源，我都觉得正在或已经为石油能源的使命终结做好了准备。
石油哪天会淡出人类文明的进程，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大概也取决于背后的政治博弈和利益分配吧。
石器时代终结，并不是因为石头用完了。
三个东亚国家，三天，一场政变
纵观近代史，中国和日本的各种纠葛，很难离开一个地区，那就是朝鲜半岛。
1
关于这个政变的故事，要先从朝鲜的一个条约、一位王妃和一次兵变说起。
一个条约，指的是《江华条约》。
1875年，以日本“云扬”号为首的三艘军舰侵入朝鲜的釜山、江华岛一带，引起朝鲜士兵的反抗。最终日军获胜，签下了打开朝鲜门户的《江华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帝国在这次事件上态度暧昧，这无疑给早就觊觎朝鲜半岛的日本增强了信心。
一位王妃，指的是当时掌握权力的朝鲜闵王妃，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皇后。
1864年，朝鲜国王李昪去世，由于没有子嗣，身为王室旁支的李熙继承了王位。当时李熙才12岁，所以就由他的父亲大院君[1]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摄政10年，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在自己儿子22岁的时候也不愿交出权力了。但这时候，性格懦弱的李熙其实已经完全听妻子闵妃的指挥了——朝鲜政坛最高权力的角逐，成了大院君和闵妃的角力。（闵妃其实是大院君自己选给儿子的。）
一场兵变，指的是1882年的“壬午兵变”。
大院君和闵妃两派的权力斗争，其实在1873年就分出了结果——闵妃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取得了权力，大院君被迫交出了权力。相对来说，大院君一方非常传统，不愿做任何变革，倾向清朝一些，而闵妃一方因为要巩固自己的政权，摆出了愿意改革的开明姿态，当时和已经进入“明治维新”的日本走得比较近。但是，整个闵妃集团在执政期间其实并无改革之意，且贪污腐败，民愤四起，大院君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朝鲜高宗李熙画像
终于，1882年7月，因为大院君负责发饷的“旧军”与闵妃发饷的“日式新军”（日本人担任教官）待遇差别过大，再加上一直积压的“仇日”情绪，“旧军”的部队发生哗变，聚事的士兵和民众焚毁了日本公使馆，并杀了一批日本人。
当时闵妃的手下逮捕了一批闹事的士兵，大院君抓住这个机会，传出风声说是闵妃背地里勾结日本人，开始鼓动朝鲜民众“排日”，进而派兵捕杀以闵妃为代表的“后党”，闵妃化装成宫女才逃了出来。
消息一出，立刻给了日本机会。日本决定向朝鲜派兵，签订新的条约以扩大在朝鲜的权益。但这一次，清廷也反应神速，同样立刻派兵进入了朝鲜。由于闵妃在逃亡途中指示在天津的亲信向清廷求救输诚，所以清廷在权衡了两边利弊之后，决定扶植本来就是正统，且手里还有朝鲜国王李熙的闵妃集团。
闵妃画像
“壬午兵变”的最终结果是，带兵入朝平乱的清朝提督吴长庆在宴请大院君时将他一举擒获，送到中国国内软禁，清政府全面支持闵妃集团。
经此一变，闵妃集团自然大大感激中国，而作为宗主国，中国的势力在朝鲜得到了全面加强，基本上控制了朝鲜的外交和海关等各方面重要事务。
但是，故事讲到这里，还只是一个交代背景的开头。
（关于李熙和闵妃的故事，可参看后文《朝鲜最后一个国王》。）
2
现在，轮到这场政变的主角之一，朝鲜的“开化党”登场了。
朝鲜的开化党大致形成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化党”这个称呼其实是日本人给的，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状态”之意。
彼时，朝鲜国门被迫打开，虽然相对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来说，朝鲜人“睁眼看世界”已经晚了，但还是涌现了一批希望能够通过改革改变国运的人。这批人主要是由朝鲜的青年贵族子弟组成，他们的家庭有足够的财力送他们东渡日本进行参观考察。这批贵族子弟到了日本后，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气象和新发展，感触颇深。再比较也在进行“洋务运动”的中国，这批贵族子弟觉得学习日本是正确的方向。
这批人慢慢聚集在了一起，就有了统一的称谓——开化党。他们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对内进行社会改革，对外脱离清朝的宗主统治，依靠日本的力量，让朝鲜成为“亚洲的法兰西”。
事实上，闵妃集团一开始也被日本人统一称为“开化党”。由于“壬午兵变”驱逐了大院君的极端保守势力，开化党一度以为到了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但他们很快发现，闵妃集团只是打着“开化”的名义，其实根本不愿意进行任何变革。时间一长，开化党也分裂了：以闵妃集团为代表的人成了“事大党”（来自中国儒学观点，指实力悬殊的时候，小国应该侍奉大国以保安全，就是要效忠中国），而以金玉均为首的一批人为“激进开化党”，要求通过强烈变革乃至暴力革命，从中国倒向日本。还有一派中间派称为“稳健开化党”，他们认为应该改革，但不要破坏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激进开化党代表人物金玉均
于是，朝鲜政坛就在这样内忧外患、暗流涌动的环境下进入1884年。
这一年，是甲申年。
激进开化党觉得自己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
3
1884年，中法战争全面爆发。
这一年的8月，法国舰队突袭马尾港，大清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南方战事吃紧，原来以6个营3000人驻守朝鲜的吴长庆率一半部队回国增援，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兵力削弱。
另一方面，由于慈禧太后在这一年发动了“甲申易枢”，换下了一直主张软禁大院君的恭亲王奕?，使得在朝鲜掌权的闵妃心中存疑，觉得清廷可能要放回大院君，朝中双方发生了猜疑。
在这个当口，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人为首的开化党人，决定趁此机会动手，铲除清朝在朝鲜的势力，推动朝鲜改革。
首先，金玉均带人频繁拜访高宗李熙，告诉他中法之战中国必败无疑，此时机千载难逢。权力不是捏在父亲就是捏在妻子手里的高宗被说动了，给了金玉均一封密函，类似“衣带诏”，授予金玉均带人起事的权力，希望借此机会亲政。
随后，开化党人就做了一系列安排，包括成立“忠义契”敢死队，准备刺杀事大党的大臣等。万事俱备之后，金玉均知道还有最关键的一环没有去做。
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
那就是日本人的帮助。
开化党人试图清除在朝鲜的中国势力，当然正中日本下怀。但鉴于当时日本自视国力还不能与中国抗衡，所以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做了两份方案汇报国内：甲方案为开化党起事后日军出动配合，击退清军；乙方案为袖手旁观。
当时，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本政坛高层认为时机未到，先不要招惹中国，所以下令竹添不要让日方参与此事。但由于来往信函需要时间，在等待命令的过程中，怀着一个“帝国梦”的竹添进一郎和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擅自决定选择了甲方案。
按照计划，开化党人将在12月4日晚上借汉城邮政局落成典礼之机，由开化党成员、邮政局总办洪英植出面邀请一批事大党骨干和清朝驻朝鲜官员，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去别处放火吸引客人注意力，然后将他们全部围捕猎杀；另一路去王宫告诉国王和王妃是清军作乱，将他们挟持到易守难攻的景佑宫，逼迫国王宣布改革。
开化党人全程都算计得颇好，但他们低估了这起事件的另一个主角——中国的能力。
确切地说，是低估了一个中国人的能力。
4
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的伯父袁保庆和吴长庆关系非常好，所以袁世凯也被托付给了吴长庆，随吴入朝。在朝鲜期间，当时才20岁出头的袁世凯精明干练，遇事果敢，给吴长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初在要软禁大院君的宴席上，吴长庆一度不忍心下手，还是袁世凯敦促动手，把大院君推入轿子带走的。
在吴长庆率一半兵力回国增援之后，袁世凯就留在了朝鲜。他其实当时已经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嗅到了开化党要动手的苗头，甚至还写信给国内的李鸿章汇报，说如果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回到朝鲜，短期内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12月4日的邮政局晚宴，开化党人的请柬也送到了袁世凯这里，但袁世凯一打听，听说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不去，当即也决定找借口不去。
袁世凯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当天晚上，政变果然发生了。
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但是开化党人基本上还是实现了他们的目标：放了火，杀伤了几个事大党的大臣，然后连哄带骗把高宗和闵妃等人拉到了景佑宫，汇合了竹添进一郎率领的200名增援日军，将宫殿守卫得严严实实。随后金玉均假借高宗之名召集一批事大党的核心大臣入宫，派埋伏的刺客来一个杀一个。
一开始高宗和闵妃还有一些怀疑和犹豫，但金玉均在关键时刻当着大家的面手刃了几个声称“外面并无变故”的事大党重要大臣，其中包括高宗最宠幸的大臣柳在贤，宫内已经无人敢反抗开化党人。
这时候，唯一能改变局势的，就只有驻朝的清军了。
12月4日那天晚上，代表中方去赴邮政局“鸿门宴”的是清朝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他从邮政局逃出后回到公署，立刻将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袁世凯当即就带了200名士兵前往邮政局，发现无人。随后找到了在事变中被砍伤的事大党大臣闵泳翊（闵妃的侄子），这才知道果然发生了政变。
当时袁世凯考虑到宫内有日军驻扎，为避免引起冲突，于是同驻防营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一起联名致书高宗，请求允许派清军入宫护卫。但信都被交到了挟持高宗的金玉均手里，他都以高宗的名义一口回绝。
此时，宫内的局势正在按照开化党人的计划顺利进行。
1884年12月6日，开化党公布了清洗事大党后的新政府官员名单，并颁发了14条政纲，宣布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要求清政府释放大院君回国，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打破门阀制度，登用人才，四民平等，惩处奸吏，革罢冗官，改革租税，整编军队，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等等。
应该说，这套施政纲领还是反映出朝鲜迫切需要与世界强国接轨的愿望。但问题在于，由于开化党长期形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并没有群众基础，朝鲜的普通百姓很少有人理解并拥护这些改革，而这些限制王权和收拢财权的措施，本质上也是为高宗和闵妃所反对的。
不过，由于当时高宗自己被控制在开化党手中，所以还是在这一天接受了来自日本、英国、德国和美国公使的觐见，表示改革总是需要发生一些大事才能成功。
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开化党的“甲申政变”已经大功告成。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当口，清朝军队出动了。
5
12月5日整整一天，袁世凯其实都在做准备。
当时，中朝之间的公文都要靠北洋水师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门。朝鲜发生如此大事，如果按常规请示到北京的清廷最高层，至少要几天时间——如果等北京的回复再到朝鲜，肯定大局已定。
这时候，驻扎在朝鲜的清军将领内部发生了分歧。吴兆有和张光前两个将领都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能轻举妄动。陈树棠也转达了美、英、德三国公使的意见：劝清军不要行动。朝鲜的大臣金允植也发来劝告：高宗在开化党人和日本人手里，不要弄伤了他。
唯一坚持速战速决的人，只有袁世凯。
金允植是当时朝鲜“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之一，赞成改革，但主张“东道西器”，和中国的“中体西用”类似。“激进开化派”没有得到“稳健开化派”的支持，是一大失策
虽然袁世凯当时在驻朝清军中只是一个后勤主管，但他一直深受吴长庆信任，见识也确实比吴张二人更高，再加上他在汉城一直广结人脉，所以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经过一番争论，清军将领会谈的结果是，清军暂不出动，派人向在国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紧急汇报。
但是，从下午开始，袁世凯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袁世凯先要解决部队问题，于是联络了由他自己编练的朝鲜亲卫军的左营和右营，向他们发放了600两上等成色的黄金，秘密约定准备进宫护驾。
然后，他要解决“师出有名”的问题。他又联络了朝鲜右议政沈舜泽，要他写封信过来。沈舜泽立刻以朝鲜政府的名义写了一封给清军的信，请求他们出兵镇压开化党，解救国王。
这时候，在景佑宫的开化党人内部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当时开化党人漏杀了一个事大党的大臣沈相薰，他将开化党人杀害闵台镐、闵泳穆等六名大臣的事写成一封密信，放在御膳的底部，送到了被软禁的闵妃手里。闵台镐、闵泳穆都是闵妃的族人亲信，闵妃顿时怒火中烧，立刻怂恿高宗搬回不易防守的昌德宫，并利用宫女出宫带信，让自己的亲信迅速与清军取得联系，让他们杀进宫来救驾。
收到消息的袁世凯更加坚定了决心，通报了吴兆有和张光前，表示自己将带兵入宫，并且做出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绝不牵连诸位。
众人点头之后，袁世凯立刻率一营清军官兵和之前约定好的朝鲜亲卫军左、右营赶赴昌德宫。
6
12月6日下午3点，袁世凯率清军和朝鲜亲卫军共2000余人抵达昌德宫敦化门。
刚入宫门，开化党“忠义契”和日军就开始猛烈射击，清军随即还击，袁世凯主攻中路，吴兆有从左门带兵包抄，双方立刻展开激战。守军方面除了开化党和日军之外，还有一批朝鲜士兵。但之前这批士兵都是袁世凯督导训练的，所以一看到袁世凯，很多人立刻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由于“忠义契”人数较少，清军的战斗对象主要就是日军。
在战斗中，袁世凯身先士卒，毫无惧色地踏尸前进。日军在气势上首先就输了一筹，再加上人数处于劣势，渐渐落入下风，越战越退，最后陷入溃败。
此时的闵妃一行已经逃入城北的关帝庙躲藏，而金玉均要求高宗一起前往仁川搭船去日本，高宗坚决不肯。在劝说期间，驻日公使竹添进一郎打起了退堂鼓，准备自己带日军先行撤退。事实上，竹添进一郎在这一天也收到了国内发来的不要招惹中国的指令，是金玉均承诺向日本借款300万元，以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为条件，他才勉强答应留下的。如今日军已经溃败，竹添当然要撤回日本使馆。临行前，竹添安慰金玉均：清廷无理出兵，侮辱我们两国，我国肯定会以武相待！
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苦求无果之后，思虑再三，决定让高宗也去关帝庙，而自己随竹添去日本使馆避难——这也就等于承认政变失败了。
12月7日一早，已经被袁世凯接到军营的高宗再一次召见各国使节，推翻了之前自己说的话，说他受金玉均等开化党人的挟持，这次事件是一次“叛乱”，所幸在清军的帮助下，叛乱已经被平定了。
这时候，汉城的大街小巷也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场面：得胜回营的清军一路上受到了朝鲜百姓载歌载舞的欢迎和拥戴；而另一方面，在城中的日本人则被朝鲜人追杀，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各有死伤。
开化党人金玉均的宅邸被老百姓焚毁，日本使馆被朝鲜人围攻，导致竹添进一郎只能焚毁使馆，带着金玉均等9名开化党人易服逃往仁川日本使馆，最终坐船再逃回日本。
7
一场维持三日的政变就此落幕，但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12月10日，高宗一行返回宫中，将所有责任都推到开化党人身上，并开始大清洗，将朝廷内外的开化党人拘捕并杀害，连亲属中的妇女孩子也不放过。朝鲜的政权再一次落入闵妃集团手中，开化党从此烟消云散。
在政变中吃了暗亏的日本不敢招惹中国，只能再度勒索朝鲜，在1885年同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要朝鲜谢罪、赔款、惩凶，并向朝鲜增兵。1885年4月，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订立《中日天津条约》，凭借强硬的外交手腕规定中日两国如果出兵朝鲜必须互相通知，这等于提高了日本在朝鲜的地位。
《中日天津条约》
清朝看似是这次政变的最大受益方，在朝鲜作为宗主国的权益大大增强，但因为不敢进一步招惹日本，在外交上其实输了一筹。不过作为个人，在平定政变过程中立下大功的袁世凯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进入清廷高层尤其是李鸿章的视线。袁世凯在政变后被封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可以随意出入王宫，俨然成了朝鲜的“太上皇”。
这次政变虽然只持续了三天，但对三个国家而言，影响绝不止于此。
对朝鲜来说，虽然开化党的政策在当时不被民众理解，但毕竟折射出朝鲜的民族独立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愿望已经萌芽。
而对中日两国来说，双方再一次认识到朝鲜半岛必然会是两国之间起摩擦的导火索。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和日本的迅速崛起，两个国家不可避免还会在这个半岛上再起冲突。
果然，十年之后，又起风波。
只是那一次，胜负逆转。
馒头说
先说说文中两个人的命运结局。
一个是闵妃。
闵妃在“甲申政变”平息后重新获得大权，但在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中，因清朝落败，被迫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利而再度失势。非常仇恨日本势力的闵妃随后又尝试与俄国势力结盟以赶走日本人，最终引发了日本人的杀意。在1895年的“乙未事变”中，日本人公然杀入朝鲜王宫，抓出闵妃后肆意凌辱，最后杀人焚尸，将其骨灰倒入池塘。一代王妃，最终尸骨无存。
另一个是金玉均。
金玉均流亡日本后改名岩田周作，靠日本政府资助生活。但随着日本在朝鲜地位的提高，他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再加上金玉均一直在酝酿反攻朝鲜，日本政府渐渐把金玉均看成了一个包袱，一度将金玉均流放到小笠原群岛，后又安置到北海道的札幌，每个月只给几十元的生活费。对日本彻底失望的金玉均又转而希望联络清朝的李鸿章，商量“中日朝联合抵抗欧美”，结果在1894年3月抵达上海欲会晤李鸿章儿子时，被朝鲜派来的刺客暗杀于旅社，尸体被引渡回朝鲜，遭受凌迟，并被斩首示众。
这两个人的命运，折射出的其实是朝鲜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的无奈。
从历史上来看，朝鲜因为自己的地理位置，确实一直过得不容易。身处中日两个强国之间，北面还有一个强邻俄国，朝鲜一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从这一点上来说，事大党也有他们的无奈之处。
反观开化党人，虽然他们的“甲申政变”有种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内，也只维持了三日就失败了，但无论是他们的施政纲领还是改革诉求，都是希望朝鲜能够走上独立自主的富强之路，出发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他们找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1910年，朝鲜被早已急不可耐的日本正式吞并。
但是回过头来看，朝鲜希望自强，难道依靠清朝就可以？依靠俄国就可以？或者说，真的存在一个可以依靠的正确对象吗？
大变局中，哪个国家不想自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强之路，可能确实需要别人的援手和合作，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
指望完全依靠别人让自己强大起来，最终只能是背靠冰山，与虎谋皮。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日朝三方关系视野下的甲申政变（1882—1884）》（赵玉敏，《兰台世界》，2017年第4期）
2.《从〈袁世凯全集〉看朝鲜的“甲申政变”》（胡春惠，《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
3.《袁世凯一战成名：朝鲜甲申兵变始末》（吕峥，《文史参考》，2010年第22期）
4.《日本学术界有关朝鲜开化派金玉均的研究》（郭海燕，《韩国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
5.《先图朝鲜，意在中国：日本武力进犯，逐步控制朝鲜》［张宪文，《日本侵华图志（第2卷）：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
[1] 大院君是朝鲜王朝时，入继其他国王大统即位的国王给自己生父的封爵，近代国际历史上所说的大院君一般指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他是唯一一个生前获此爵位的人。——编者注
长崎事件：大清对日外交的最后荣光
2019年9月，沉没了124年的北洋舰队“定远”号的沉船遗址终于确定。提到“定远”号，必让人想起甲午海战，总能勾起国人一段屈辱的回忆。但是，这艘曾经的“不沉”铁甲舰，也见证过一段晚清对日本的最后强硬。
1
1886年8月1日，日本的长崎港。
港口的码头上，聚集了不少日本民众，熙熙攘攘，指指点点。
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正在酝酿。
因为在他们眼前出现了四艘巨大无比的战舰——并不是日本海军的军舰，而是到访的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四艘战舰：
排水量为7340吨的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
排水量为7340吨的铁甲舰“镇远”号；
排水量为2440吨的防护巡洋舰“济远”号；
排水量为1280吨的炮舰“威远”号。
图为“定远”号。“定远”号和“镇远”号为清政府委托德国建造的7000吨级的一等铁甲舰，是“姐妹舰”。两艘军舰于1881年开工建造，1884年完成，定远舰花费约140万两白银，镇远舰花费约142万两白银。这两艘军舰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巨舰”，为北洋舰队主力舰
日本民众从没看到过像“定远”号和“镇远”号那样巨大的铁甲舰，因为当时日本海军最强大的三艘主力舰，都只是3000吨级的。
所以，在那些难以名状的情绪中，有惊奇，有叹服，有担忧，有恐惧，有嫉妒，甚至还有愤怒。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迅速崛起，国力大大增强，俨然已成为东亚唯一能与传统“一哥”中国争锋的强国。虽然在1884年试图挑战中国权威的“甲申政变”受挫（参看本书收录的《三个东亚国家，三天，一场政变》一文），但到了1885年，福泽谕吉在他那篇著名短文《脱亚论》中已经明确指出，要和中国乃至亚洲划清界限——日本应该放弃曾经尊崇的中国思想和儒家精神，大力吸收学习西方文明。
当时间进入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从上到下，其实早已把中国视为自己崛起道路上的头号假想敌。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忽然派了四艘军舰到访日本，不能不引起日本民间的情绪反弹。
长期以来，日本一万元纸币上印的头像一直是福泽谕吉。他当时的思想在日本影响深远，被称为日本“近代第一教育家”，他曾主张与东亚落后的“恶邻”绝交，并且赞同战争是日本崛起的机会。据最新消息，日本的一万元纸币将在2024年启用新人物头像涩泽荣一（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取代福泽谕吉
坊间甚至开始有传言：中国这次派军舰来，就是准备开战的，目的是要讨回之前被日本吞并的附属国琉球。
那么，这真的是北洋舰队到访日本的目的吗？
并不是。
2
北洋舰队的四艘军舰访日，有原因，也有苦衷。
原因，确实是出于国际形势的需要。
这件事的起因，要追溯到1885年英国出兵占据朝鲜南部海域的巨文岛，与俄国争霸东北亚。当时这起引起国际关注的“巨文岛事件”，将英国、俄国、朝鲜、日本和中国五国统统搅入了旋涡——英俄要争霸亚洲，朝鲜欲借俄抗英顺带敲打中日两国，而中国和日本不允许别国染指朝鲜。
1886年7月，李鸿章得在朝鲜的袁世凯密报：俄国有意占下朝鲜的永兴湾。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鸿章决定把手里的那张“王牌”打出去震慑一下俄国。
而这张“王牌”，就是羽翼渐成的北洋舰队。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随即就接到了李鸿章的命令：立刻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等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随后前往海参崴接当时参加中俄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清政府官员吴大澂。
用强大海军震慑俄国的意图，还是非常明显的。
但北洋舰队之所以要在任务结束后停靠在日本长崎港，也是有苦衷的。
像“定远”“镇远”这样的一级铁甲舰，在进行远程巡航后，是需要进入船坞涂油和整修的。但当时清朝的大沽口、上海、福州等地船坞，只能接纳吃水在15尺以下的军舰，“定远”和“镇远”因为吨位庞大，吃水在20尺左右，无法停入船坞。
一般来说，各国要造大型铁甲舰，必要先造可以修整的船坞。中国没有经验，等领悟过来，船坞还没造好，船倒造好了。（可以匹配的船坞在1888年才在旅顺造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舰队只能去符合条件的日本长崎港造船所修整。
军舰访日，李鸿章有没有要敲打一下日本的意图？相信也是有的，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实际需要。
考虑到中日关系处于敏感时期，且是军舰访问，所以李鸿章嘱提督丁汝昌，一定要严明纪律，以防意外。
所以，当北洋舰队的四艘军舰停靠长崎港后，舰上的水兵并没有被允许下船。
但是，长期远洋航行，陆地近在咫尺却不让下船，对水兵而言也是很难熬的一件事。再加上长崎方面也向北洋舰队发出了邀请：欢迎水兵们下船观光购物。
8月13日，丁汝昌终于下令：允许水师官兵下船购物观光。
正是这道命令，成了“长崎事件”的导火索。
3
8月13日晚上8点多，丁汝昌接到手下禀报：出事了。
关于事情的起因，由于中日报道不同，存在不同版本：有说北洋水师的水兵违反军纪去嫖妓引发冲突的，有说水兵买水果语言不通起了纠纷的。总之，就是起了争执。
由于当地人普遍对中国人持仇视态度，中国的水兵也自然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双方起了争执后，很快就酿成了斗殴。在斗殴中，北洋舰队一名水兵受轻伤，而日本的一名警察被刺成重伤。
在日本人看来，外国的水兵在本国寻衅滋事，还刺伤了我们的警察，这不是摆明了欺负我们吗？但是，北洋水师的大批水兵当时从舰上冲出来，把陷入冲突的同伴救了回去，同时，“定远”“镇远”的巨炮就在那里摆着，日本人也毫无办法。
这场意外的风波，暂时被压了下去。
8月15日是周日，丁汝昌宣布船上放假，再一次允许数百名水兵上岸观光购物。
为了预防前天的意外冲突再次发生，丁汝昌下令所有官兵不准带武器上岸，并且还派了12名巡查在岸上巡逻监督。
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
北洋水师的官兵上岸后不久，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沿街的很多日本商铺，都早早关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