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他们疑惑之际，数十名日本警察举着砍刀从四周街巷的各个角落冲了出来，追着他们开始砍杀。而数百名日本民众也围了上来，用木棍、石块乃至滚水袭击北洋水师的水兵。猝不及防的中国水兵们四下逃散，却发现通路都已被事先堵塞。
情急之下，手无寸铁的北洋水师官兵和对方扭打在一起，夺下对方的武器开始反击。
这场大规模的械斗最终造成北洋水师官兵5人死亡（一说8人），6人重伤，38人轻伤，5人失踪。而日本方面也有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收藏于中国山东威海甲午战争纪念馆的“长崎事件”相关画作
消息传到船上，丁汝昌等一干人都震惊了。
如果说8月13日是一场意外摩擦的话，那么8月15日这场械斗，毫无疑问是日本长崎警方有所预谋的。
时任北洋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琅威理，直接要求“定远”“镇远”的主炮转向长崎市区方向，向日本开战，顺带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
当时，北洋舰队的7艘主力舰总吨位为27470吨，而日本海军的五艘主力舰吨位为14783吨，前者几乎超过后者一倍，实力遥遥领先。
琅威理和邓世昌（双手相握垂于胸前）在“致远”号上。琅威理治军严明，办事勤勉，他任职期间的北洋水师军纪最好，丁汝昌也承认：“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而北洋水师的官兵中也流传着一句话：“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
如果当时真的不顾一切对日本开战，日本海军确实不是北洋舰队的对手，很可能就被消灭在萌芽之中。
但是，李鸿章拒绝了琅威理的建议。
清政府决定和日本谈判。
4
在这场谈判中，有两个中国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个人，叫伍廷芳。
伍廷芳从英国留学归来，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作为李鸿章的幕僚，伍廷芳也是参与处理“长崎事件”的主要人物。
作为法学专家，伍廷芳一上来就先把“长崎事件”定性为一般刑事案件，避免上升到国家纠纷。
其次，既然是刑事案件，伍廷芳就提出一切以“事实为依据，公正为准绳”。他通过询问双方人证、伤口验伤等各种方式，指出中国水兵的伤口多为刀伤，而日本人的伤口多为钝器（木棒）伤害，这些都可以证明日本人是蓄意挑起争端，有备而来。
伍廷芳后来在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辛亥革命后曾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
此外，伍廷芳为显示公正，请英国律师担任中方的律师，参与一系列取证、辩论程序。
经过大量证人的证词和证物取证，“长崎事件”的来龙去脉不难厘清：8月13日那场小摩擦是双方在无意中引发的，而8月15日那场造成多人死亡的械斗，长崎警方有备而来，蓄意报复，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但是，日本方面却绝不肯承认这个事实，认为8月15日的械斗是中国水兵蓄意报复日本警察。日本方面也高价聘请了英国和美国的律师，与中国进行诉讼。“长崎事件”的调查审理从8月拖到了11月，双方谈判超过了30次，却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这也是日本方面的策略：他们通过不断要求调取新证人和提供新证物的手段，开始拖延时间。而中方因为要提供人证，有100多名北洋水师的水兵留在长崎不能回国，每天的律师聘请费用高达300两白银，所以时间拖得越久对中国越不利。
11月20日，中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中国不再要求日本道歉，双方按照各自的损失，向对方进行补偿。
其实这个方案中国已经在原则问题上退了一步，但日方依旧拒绝了这个提议。
于是，第二个人就出场了。这个人，叫徐承祖。
徐承祖是当时清朝的驻日公使。“长崎事件”发生后，徐承祖也在第一时间参与了处理，和日本外相井上馨进行了多次交涉。
如果说伍廷芳唱的是“文戏”的话，那么徐承祖配合上演的就是“武戏”。
早在9月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徐承祖就向李鸿章提议“用武力作为后盾”——不是真要全面开战，而是让中方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彼时，日本虽然开始高速发展，但在人口、经济、军队数量等各方面，还无法与清朝匹敌，所以徐承祖提出的建议是具备一定可行性的。
但是，当时由于中法战争刚刚结束，顾虑重重的李鸿章并没有同意徐承祖这个建议。尽管他曾在“长崎事件”发生后召见过日本驻天津公使，提出“……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但这更多只是一种威吓。
11月20日中方的“折中方案”，其实就是徐承祖提出来的。再次被日方拒绝后，徐承祖立刻上书李鸿章：“非绝交无别法”——立刻撤回公使，与日本断交。
这个提议也得到了伍廷芳的认可。
国与国之间如果一旦撤使和断交，尤其是邻国，那么离开战也不远了。
李鸿章充分考虑了徐承祖的提议后，觉得断交引发的连锁反应还是太大，选择了轻一个程度的措施：停审。
停审，意味着中方代表将全部撤出关于“长崎事件”的调查和审理，潜台词就是：这事儿就这么悬着吧，接下来我们走着瞧！
中方一停审，日方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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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事件”就这样“烂尾”，并不是日方想看到的。
从日本国内的舆论压力来说，因为日本国内媒体之前一直宣传的是中国水兵欺负日本警察，如果这件事不了了之，会让日本民众觉得外国水兵到我们这里闹事后，我们的政府居然就让人家扬长而去了，肯定会引发不满情绪。
但从对中国的交涉来看，让中方赔礼道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日方就存在过错，更因为清朝的各方面实力是压倒日本的，日本并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
如今，中方宣布停审“长崎事件”，一下子就把日方顶到了杠头上：若不谈下去，无法向国内民众交代；若谈下去，中方又绝不肯低头。
而且，“停审”很可能只是中方走的第一步棋，若接下来“撤使断交”乃至开战，这不是现在的日本所能承受的。
更何况，英俄暗斗的“巨文岛事件”还没平息，在东北亚这盘棋上，日本独自得罪中国没有任何好处。而日本还准备近期修改一系列条约，提高关税，这也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
思来想去，日本方面还是决定要把这件事做个了断。
1887年1月28日，在“长崎事件”发生快半年之后，日本方面突然宣布，接受德国驻日公使提出的调解方案，即“伤多恤重”——各自赔偿对方损失，谁损失大，得到的赔偿就多。
这个方案，其实就是当时徐承祖提出的那个方案。
但是日本人要面子，不说是我们接受你中国人提出的方案，而一定要说我们接受的是德国人的方案。
中方听到这个方案后，也表示可以接受。
于是，1887年2月4日凌晨，在经历了5个多小时的双方谈判之后，“长崎事件”的处理结果终于出来了：
日方赔偿中方52500日元；
中方赔偿日方15500日元；
中国水兵在长崎医院治疗期间的费用，由日方承担；
双方政府各自决定是否要惩办己方凶手，互不干涉。
双方签字画押，这件事就此结束。
6
但是，“长崎事件”对中日两国造成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最终以中方获得赔偿较多而结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相对“体面”的。也正是因此，清廷从上至下，对日本开始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认为以目前北洋舰队的实力，已足以“震慑”对方。
这种心理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海军升级的速度开始大大放缓：从1887年到1888年的两年时间里，北洋舰队虽然又购置了10艘巡洋舰和鱼雷艇，但已经放弃购买“定远”级的铁甲舰。
自1885年起，慈禧太后修缮颐和园的费用，就开始从海军费用中挪用。从1885年到1895年的10年间，总计挪用1300万两白银——足以再购买9艘“定远”级别的铁甲舰。
而这10年，恰恰是全世界海军技术大飞跃的10年，整个军舰技术水平完全升级换代。丁汝昌曾在1893年提出要为“定远”等三舰购置新式克虏伯快炮18门，李鸿章因为经费捉襟见肘，最终只批准先在“定远”号和“镇远”号上各配6门——但后来一门也没有配备。
事实上，从1888年到1894年的6年间，北洋舰队再未添置一舰一炮。
北洋舰队由邓世昌统率的“致远”号是整支舰队里航速最快的，但最高设计航速也只有18.5节，且是1887年完工。即便如此，在甲午海战爆发前，“致远”号也是北洋水师中最新的一艘军舰了
而“长崎事件”带给日本的影响，却恰恰相反。
外国水兵到本国国土上“撒野”，最后反而本国赔款要远多于对方，这被日本朝野上下视为“奇耻大辱”。那为什么要被迫接受这种“耻辱”？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的看法是：“日本当时没有一支敌得住北洋舰队的舰队，被它的威力压倒了。”
与慈禧太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长崎事件”结束一个月之后，日本明治天皇从宫廷费用中拨出30万元，带头表态支持日本海军建设。首相伊藤博文借此机会，在日本达官贵人的社交场所鹿鸣馆发表演说，呼吁大家为日本海军建设捐款，半年就获得献金203万元。
日本政府不顾国家财政困难，开始逐年增加海军经费，同时开始发行海军公债。受“长崎事件”刺激，日本民众竞相购买，公债仅1886年一年就发行1700万元，超过预期目标4倍。当时日本民间孩子们玩军事游戏，喊的口号都是“击沉定远”，“摧毁镇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海军以“超越北洋舰队”为目标，开始迅速崛起。
在甲午海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日本“吉野”号，1893年9月刚刚完工，排水量为4150吨，最高航速高达23节。所以当时最高航速只有18.5节（还不算折损）的“致远”号想要“撞沉吉野”，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888年到1894年，在北洋舰队“不购一舰一炮”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共添置12艘最新式的军舰，其中“松岛”“桥立”“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自造铁甲舰，完全以击沉“定远”和“镇远”两艘军舰为目标，虽然吨位不及对手，但主炮口径已经超越。此外，日本趁着世界海军技术大发展，大量购置了中小口径的速射炮，数量达到了北洋舰队配备的7倍之多。
截至1894年，日本海军的主力舰总吨位已经达到了37222吨，大大超过了北洋舰队主力舰总吨位的27470吨（整个舰队的总吨位也已超越）。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大东沟一战，北洋舰队虽重创日本海军五舰，但被击沉五舰，损失惨重。
北洋舰队退守刘公岛后，四面楚歌。
提督丁汝昌最终服毒自杀。
7
当年访日的四艘北洋舰队军舰，命运如下：
“威远”号炮舰，在刘公岛被日军击沉。
“济远”号巡洋舰，在刘公岛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海军，参加了日俄战争，于1904年触礁沉没。
“定远”号旗舰，被日军鱼雷艇偷袭后搁浅，弹尽粮绝，自炸沉没，管带刘步蟾随后自杀殉国。
“镇远”号在入刘公岛时触礁，管带林泰曾引咎自杀。该舰后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海军服役，同样参加了日俄战争，1911年被用作海上靶船，1912年出售解体。
自“长崎事件”至中日甲午战争，只有8年。
被日军俘虏、挂上日本国旗的“镇远”号
馒头说
伍廷芳作为中方代表，其实参与过两次重要的对日谈判。
一次，就是关于“长崎事件”的谈判。
另一次，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关于《马关条约》的谈判。
前一次，伍廷芳从容不迫，进退有度，可以充分利用他崇尚的“法治精神”，一步步将日本人逼到尴尬境地。
而后一次，伍廷芳却如坐针毡，备感无力，对方所有的要求只能全盘接受，他自己也感叹如砧板之肉，任人宰割。
法还是那个法，理还是那个理，为何区别如此之大？
很简单：在这短短的8年时间里，法未变，理未变，但背后的国家实力，已经逆转。
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怎么可能得到？
如今，随着“定远”号位置的确认，相关的打捞工作也会逐步提上日程。
一艘沉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打上“耻辱”烙印的沉船，为什么还需要去发现、定位，甚至考虑去打捞？
因为，那段历史不管你是否承认，它就牢牢钉在那里，无法回避，无法忘记。
发现“定远”号，记住“定远”号，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铭记历史。
是为了让历史不要重演。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徐承祖与中日长崎事件》（张兆敏，《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2.《伍廷芳与中日长崎事件》（张礼恒，《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3.《福泽谕吉与中日长崎事件》［董顺擘，《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4.《1886年长崎事件述论》［刘景瑜，《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5.《中日长崎事件及其交涉》（李忠兴，《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3期）
6.《甲午前夜的中日“海战”：炫“富”赛军备》（戴旭，人民网，2014年10月8日）
7.《北洋舰队两次访日：激起日本海军极速发展》（网易新闻，2009年12月28日）
《排华法案》：一部应让美国人至今羞愧的法案
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出台过无数法案。但其中有这么一个，至今都令美国感到羞愧，以至现在不少美国人还根本不敢相信：什么？我们国家曾经出台过这么一个法案？
1
这个故事，要先从“金子”说起。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兴起的“西进运动”，在进行到19世纪40年代末时被点燃了一个兴奋点——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大量金矿。
一时间，不光是美国人，全世界对黄金有着执着欲望的冒险者们开始纷纷聚集到了美国的西部，有法国人，有英国人，或单枪匹马，或三五成群，在踏上加州那块土地后，立刻加入浩浩荡荡的淘金大潮之中。
在那前后数以十万计的淘金者中，也开始出现了华人的身影。
美国圣弗朗西斯科市附近的萨克拉门托河流域，是最先发现金矿的地方。大量的华人涌入后，区别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新金山”，这里被人称为“旧金山”，这个称号延续至今，也称“三藩市”。
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个人口生育的高峰，到了1830年（道光年间），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4亿。而同一时期内，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资源分配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直接导致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之后，中国的贫困人口直线上升，对外劳务输出成了一个解决多余人口的渠道。
1849年，在旧金山登记在案的华人数量只有54人，到了1850年，就变成了4000人左右，到了1852年，直接飙升到了2万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的广东沿海地区。尽管当时清政府并不准许国民出海，但这个规定的效力在沿海地区已经大大削弱，而那时候去美国也不需要任何护照和签证——上船，过海，下船，登陆，开始干活。
这些去美国西部淘金的华人，一方面自然有追寻“黄金”的发财梦想，而另一方面，当时国内的“太平天国”也已经开始崛起，战乱四起，去海外谋生、糊口乃至赚钱，当然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随着中国劳工数量在加州逐渐增多，中国的商人也嗅到了商机。他们同样来到了加州，却并不直接从事淘金的工作，而只是为中国人提供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便利。
到了1852年，旧金山已经出现了大约20家华人商店。
在一些地方，华人聚居的“唐人街”雏形已经开始出现。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华人的麻烦也慢慢到来了。
2
初来乍到的华人，一开始是很受欢迎的。
廉价，勤劳，聪明，守序，不惹是生非，能在艰苦乃至苛刻的环境中生存……华工的这些优点让雇用他们的淘金雇主觉得非常划算。1849年，旧金山市市长约翰·吉尔里（John Geary）还特别为华工举办过欢迎仪式。但是，性价比极高的华工却得罪了其他的白人雇工，因为白人雇工失去了和老板讨价还价的本钱——你们去看看那群只拿那么一点钱的中国人，你们还敢提要求？
而从淘金这件事本身来说，独立的华人淘金小团体也开始出现。尽管他们被白人禁止进入金矿丰富的地区，只能去白人遗弃的矿区“捡垃圾”，但凭借良好的技术和勤奋的劳动，华人在废弃的矿区甚至能淘到更多的黄金，这也引起了白人淘金公司的反感和警惕。
到了1852年，由于金矿已经日渐稀少，美国人的淘金公司开始抱团排挤华人，提出“所有的黄金都是我们的”。与此同时，由于水力淘金方式的出现，大批依靠劳力进行最原始淘金的白人个体户也都破产了，但他们并不把原因归结于水力方式的出现或者淘金公司的剥削，却把矛头都集中指向了华人——是这批黄皮肤的人抢走了我们的饭碗。
淘金华工的漫画
一开始，政府层面还试图通过法律来“合理”限制华工——对所有参与淘金的外国人每月征4美元的税。但发现这样依旧无法赶走华人后，各种针对华工的民间暴乱开始被纵容：殴打，抢劫，甚至将华工赶出他们自己的营地。
在这一年，47岁的美国律师约翰·比格勒当选了加州州长。作为一个反感华人进入加州的州长，他对公众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有500个中国劳工刚刚到达我们的港口，还有1000个人在来的船上，此外，还有2万个人在他们国家的港口排队上船。”
比格勒试图营造出这样一种危机感：中国人正在源源不断地向美国涌来，他们将抢走美国人的饭碗，拉低美国人的素质，甚至将来取代美国人的主人翁地位。
比格勒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担忧很快得到了很多白人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试图在加州立法，从法理上排斥华人进入。
但是，比格勒的努力在美国联邦层面被驳回——移民政策属于国家事务，一个州没有资格制定。
但是，华工的危机并没有因此解除。
19世纪50年代末，更大的危机袭来——金矿基本上都空了。大量的白人工人面临下岗，按照习惯性思维，他们很快就会将怒火发泄到华工身上。
一件大事的发生，再度延缓了这场危机。
3
1861年4月12日，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在这场至少从媒体宣传上是围绕“废奴”引发的战争中，“歧视华人”和“歧视黑人”其实同处一个逻辑，所以华人的境遇略有好转。但更重要的是，为战争忙得焦头烂额的林肯总统，于1862年签署了一个对美国影响重大的法案——《太平洋铁路法案》。
按照这个法案，美国将修筑一条东西横贯全国、长达3000公里的州际铁路，将纽约到旧金山的旅程从惊人的6个月缩短到短短7天。
由于铁路的修建需要大量的劳力，从衰落的淘金行业中解脱出来的华工被大量招募进来。不仅如此，由于华工聪明、勤奋、仔细、自我约束力强，在铁路修建中的优势远胜其他白人劳工，大量的华工缺口开始出现。
在这个背景下，1862年，作为林肯的亲密战友，美国人安森·伯林盖姆（Anson Burlingame）以美国第一任驻中国公使的身份访问中国，除了表达美国与中国平等交往的意愿外，还和清政府签订了著名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由于伯林盖姆更为中国人熟知的中文名字是“蒲安臣”，所以这个条约又被称为《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堪称实施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过代表清政府访美的中国使节
《蒲安臣条约》堪称孱弱的清朝政府在1840年被强行轰开国门后，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其中的规定包括：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免受宗教迫害；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两国公民可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美国政府无权也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管理……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国民可以自由流动，美国对中国的劳工敞开了大门。
统计数据显示，从1860年到1870年，大概有3万名中国劳工来到美国，他们中至少有一半投入到了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中。到了太平洋铁路工程的后期，华工比例至少占到80%。
太平洋铁路的内华达山脉段，是最危险和最难造的路段。著名的唐纳隘口以及附近的花岗岩绝壁合恩角（今加州科尔法克斯附近）一带，几乎平均每铺设一条枕木，都会有一名华工牺牲。单是在合恩角，华工的营地就前后至少三次被雪崩冲毁，至少有300名华工长眠于这座冰冷而坚硬的花岗岩悬崖下。1970年，从内华达沙漠中挖出的当年华工的尸骨，重量接近1吨。据当地人说，现在去合恩角附近登山和攀岩的驴友们，还能偶尔发现当年华工留下的遗物
修建铁路的华工。华工承受着更多的工作量，担任更危险的工作，却拿更少的薪水。当时一名白人劳工能拿到35美元的月薪，包食宿；但华工却只能拿26美元，还不包食宿
但是，即便华工在整个太平洋铁路修建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得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美国白人工人的敌视乃至怨恨。
早在1862年2月6日，美国西部的报纸《工人倡导报》（The Workingman’s Advocate）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倡导”：
“我们警告工人，一个危险的敌人在西部扎根。我们的太平洋同胞已经遇到，在太平洋铁路建成后，这些中国人开始成群飞离洛基山脉，像吞噬一切的蝗虫，散布到全国各地。日薪只要1美元的人，在我们国家是个危险因素，敌人来袭时，我们不能入睡。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对付他，以我们共同国家工人的名义。我们要求我们的政府，禁止再有中国人入境。”
事实上，太平洋铁路修筑完成后，华工确实开始向美国四处散布，但大多数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急迫意愿——各地的美国资本家都抢着要“价廉物美”的华工。
在太平洋铁路的通车典礼上，做出巨大贡献的华工没有一人被邀请到场
由于黑奴制度被废除，大批美国资本家失去了廉价劳动力，而他们随即惊喜地发现，华工不仅同样廉价，而且拥有更强的技能和组织性。一时间，南方的各大棉田、各个制鞋厂、雪茄厂，都大量招募华工，有的资本家甚至一次性就招募100名华工，用以对抗白人工会的罢工行为。
这确实再一次激化了白人工人和华工之间的矛盾——而资本家乐见矛盾转移——白人工人认为华工是工贼，破坏罢工，成为资本家走狗。而当时华工的淳朴愿望，只是谁也不得罪，努力工作，多赚点钱回家光宗耀祖。
情况开始进一步恶化。
4
1871年10月24日晚，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洛杉矶唐人街。
数百名愤怒的美国白人和墨西哥人冲进唐人街，声称两名华人在枪战中击毙了一名白人。随后，大规模的“报复”展开：很多华人从家里被拖出来殴打，甚至被施以“私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觉得找到发泄渠道的白人之后将唐人街的房子付之一炬。在这场骚乱中，18名华人被杀。
尽管第二天的《加利福尼亚日报》称这种发生在大城市的丑恶行为是“我们城市的耻辱”，但由于从1870年开始，美国的经济开始陷入萧条，越来越多下岗失业的白人工人开始将怒火发泄到华人身上，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1870年到1880年，全美有大约2800名华人被杀害，但因此被逮捕判罪的白人凶手只有25人。
那么，美国的精英阶层和政府层面是怎样面对这个局面的呢？
以自认“华人问题最严重”的加州为例，州政府出台了一项规定：不准有人挑着扁担在人行道行走。这条规定显然就是针对华人的——他们都习惯用扁担挑货物。
187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佩吉法案》（Page Act）。这个法案巧妙规避了《蒲安臣条约》，提出禁止中国妓女来美国——他们认为中国妓女将自身可以免疫的梅毒带到了美国，造成没有免疫力的白种人人口大量减少。怎么禁止呢？就是所有从中国来的女性，入关时都要接受严格的盘问：以前有没有当过妓女？现在是不是妓女？将来有没有可能当妓女？
如果说现在和过去还有办法证明的话，那这个“将来”如何证明？大量中国女性无法接受进关时近乎羞辱的提问，最终放弃进入美国。而这个法案的背后还有句潜台词：你们中国女性来美国，就是来做妓女的。
当然，《佩吉法案》的公布并非针对所谓的“中国妓女”，针对的就是中国女性：因为当时华人在美国的形象已经被刻意丑化——麻木、吃老鼠、不死（因为华人讲究叶落归根，死后棺木都运回故土，在美国不举办葬礼），降低进入美国的华人女性人数，就会让华人在美国无法繁衍后代，最终消亡。
1876年7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成立一个联合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美国西海岸的移民情况。结果综合100多名所谓“美国上流阶层”证人的证词递交上来的报告，“种族歧视”的味道扑面而来：“每有一个中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
侮辱华人的漫画
“中国人并不比非洲种族优秀，他们比上帝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
“中国人脑容量太小，是无法建立文明的自由政体的劣等民族。”
到了1879年，另一个让人觉得脑洞大开的“15名旅客提案”被提了出来：任何开往美国的船只，里面不能有超过15名具备中国背景的旅客，否则，船必须掉头离开美国，船长也要被罚款。
在美国国会针对这个提案进行辩论的时候，缅因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给出了一个让人费解却能代表很多人想法的逻辑：“中国人在宗教信仰、饮食、穿着等各方面无法被美国同化，他们来美国后肯定会形成一个独立且固定的下层阶级，这样就不可能完全享受‘美国梦’的成果，进而会充满怨恨，造成阶级冲突，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必须坚决拒绝他们来到美国。”
这个“15名旅客提案”最终在美国总统海斯那里被拒绝签字，理由是与《蒲安臣条约》冲突，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海斯总统考虑到了对华贸易关系。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蒲安臣条约》成了美国阻止“排华”的最后一道脆弱防线。但是，这道防线在不久之后也崩溃了。
海斯总统在否决“15名旅客提案”后不久，就派人去中国要求修改《蒲安臣条约》，尽管清政府一开始极力反对，但在美国的坚持下，《蒲安臣条约》的相关条款就变成了：美国拥有限制或禁止华工入境的权利。
这道闸门一开，就再也收不住了。
1882年5月，美国国会批准了“在20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的提案。在这份提案的背后，其实也有美国政治博弈的鲜明烙印：很多南方州根本不存在“华工问题”，甚至州内都没有中国人，但这些州的议员还是投了赞成票，因为这看上去能迎合西部州的利益，而通过这样的“交换”，西部州的议员们可能会在南方州针对黑人问题的提案中“帮一个忙”。
这份提案最终交到了时任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的办公桌上，阿瑟总统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把“20年”减为“10年”，随后签字。
1882年5月6日，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排斥整整一个族群的《排华法案》正式出台：10年之内，华工不能来美国，已经在美国的不能获得公民身份，不能结婚和拥有家庭。
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
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汉尼巴尔·哈姆林（林肯的首任副总统）认为《排华法案》完全违反美国“所有人生来自由平等”的宪法精神，他对自己投下反对票感到自豪：
“我的投票将成为遗产留给子孙，他们将会把这看成是我一生最辉煌的举动。”
美国的《排华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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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华法案》出台，美国的华人并非没有反抗。
但出于天性和文化传统，华人的反抗并没有选择暴力的形式，而是完全遵循了美国的方式：在报纸上发文章呼吁，通过法院诉讼，甚至写信给总统。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
从1882年到1905年，在美国的华人向美国各级联邦法院起诉的案件达到1万多起，其中有20起打到最高法院。当时在美国的华人总人口只有11万左右，诉讼率已经占到了10%。但是，法院的判决几乎没有支持过华人，而华人也只能选择去法院而无法动用更厉害的武器——他们不是公民，没有投票权，没有政客会真正重视他们。
而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华人在美国的境况越来越糟糕。
起初，《排华法案》只针对中国劳工，不包括中国商人和留学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商人”和“留学生”的定义越来越苛刻，而对“劳工”的定义越来越宽泛。
对于居住在美国的华人而言，他们的生活范围被慢慢限制在了唐人街，只要不住在唐人街，就会受到白人的攻击。事实上，在美国各地都出现了攻击华人、抢夺华人固定资产的恶性事件。1850年到1900年间美国暴力排华事件的惨案发生地，无一例外都是在美西地区。
1895年9月2日，美国怀俄明州甘霖县石泉城公然发生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当地的白人矿工在暴乱中杀死18名华人矿工，并导致另外15名华工受伤。这件事因为清政府的强烈抗议，最终有16名白人被逮捕，但都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他们回来后受到当地数百名白人居民英雄般的欢迎。美国政府赔偿清政府14.9万美元，但规定只能用作留学生基金。
1887年，7名白人盗马贼在地狱峡谷的蛇河靠近俄勒冈州一侧，伏击和枪杀了34名华人淘金工人，并将残尸抛入河中，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蛇河大屠杀”。
与公然的暴力迫害相比，一条条针对华人的法案“软刀子割肉”，更让美国华人感到不平。
1886年，旧金山颁布了一条规定：不准在木屋里开洗衣店，已经开业的，需要取得执照才能继续经营。当时木屋洗衣店大部分都是华人开的。规定一出，立刻有280家洗衣店提出申请执照，结果有80家获得了批准，全部是白人洗衣店，而200家洗衣店的申请被拒绝——毫无悬念，全是华人的。
19世纪旧金山的华人洗衣店
1892年，国会的《吉里法案》（Geary Act）又提出：在美国的华人，必须随身携带带有照片的身份卡——这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且只针对华人。这一次，华人群起抗争，华人社区到处都张贴海报，呼吁华人不要去领这张卡，有评论说：“需要照片鉴定身份的是罪犯，需要佩戴标签的是狗。”结果有超过10万华人拒绝领取身份卡，并向法院起诉——最终还是败诉。
1894年，一位在美国本土出生，叫黄金德的华人返回中国后回到美国，被海关拒绝入境，理由是他的父母是华人，所以他不算美国人。这个案件在当时引起轰动，最终最高法院判定必须让黄金德入境——因为这是《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的：出生在美国，就是美国人。
当然，也并非没有华人乃至其他白人总结过《排华法案》出台背后的另一些原因：第一，相当一部分华人的卫生习惯（比如随地吐痰）和文明程度确实被人诟病，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第二，华人有自己传承千年的宗教信仰、饮食文化、道德标准，确实很难被同化；第三，华人不追求享乐，不讲究休假，勤俭节约不消费，这与西方价值观确实有出入；第四，华人从事的主要是采矿、修路、卖菜、洗衣、餐饮等低技术门槛工种，在美国产业结构已经完善升级的背景下，这些工种变得可有可无，所以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19世纪一家美国报纸介绍中国人的科技，大字标题为《中国佬约翰》，文中惊呼“中国佬怎么会如此聪明呢？这简直不可思议”。“中国佬约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代言：聪明，狡诈，甚至邪恶
但无论如何，没有一条可以为《排华法案》的出台提供哪怕一点点支撑。
而这个原本定期“10年”的《排华法案》，后来不断延长，直到另一场战争爆发。
6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当美国自己被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泥潭的时候，终于开始清醒认识到中国盟友的重要性。在开始大力援华的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意识到中美作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彼此之间隔着一个伤害感情的法案。
那就是已经延续了60多年的《排华法案》。
美国人意识到，这个法案不仅仅伤害了自己盟友的感情，更让日本人有了一个很好的宣传抓手：我们的目的是赶走西方侵略者，他们会真心帮助你们吗？看看，《排华法案》就是最好的答案！放弃幻想吧！加入我们的“大东亚共荣圈”！
当时日本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画。他们强调，既然西方人看不起亚洲人，奴役和剥削亚洲人，那我们自己就建立起“亚洲人的亚洲”。美国的《排华法案》恰恰为日本的歪曲宣传提供了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一度固若金汤的《排华法案》根基开始动摇。1943年12月17日，在罗斯福的推动下，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这条法案又被称为《排华法案废除案》。
这条法案规定，原本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可以获得公民资格，不会再被驱逐出境，而且，每年允许105名中国人移民美国——尽管这个数字非常小，但至少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不过，即便是美国人，心里也清楚，废除《排华法案》的最大动力并非道德上的愧疚或人性上的纠错，而是在战争年代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
这也造成了《排华法案》虽然被废止，但很多细节条款却在原来巨大的惯性下依旧没有刹车，比如加州直到1948年才废除“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的禁令。
但是，一项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法令出台后，只要废除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吗？
7
2011年5月26日，美国国会华裔女议员赵美心等向国会参众两院提交议案：希望国会对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等一系列迫害华人的法律正式道歉。
在诸多华人的支持和推动下，2012年6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表决通过，美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就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道歉”。
然而，这个“道歉”之所以要打一个引号，是因为当时用的单词是“regret”（遗憾），而不是“apology”（道歉），这两个单词的语义差别其实很大。
这个“道歉”，在国会众议院通过时用的是“无记名口头表决”，而不是“书面表决”。按照赵美心的说法，用“遗憾”字眼和采取“无记名口头表决”，都是为了使两党一致通过而做出的妥协。
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道歉”之后的几天，中国媒体纷纷做了大量报道，而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都没有做出“新闻性报道”。
可以进行比较的参照是：
1988年，美国政府就二战时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进行道歉，并对每人赔偿2万美元；
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对武力支持推翻夏威夷王国正式道歉；
2006年，美国政府对曾经的黑奴制向非裔美国人再次正式道歉；
2010年，美国政府再次向对印第安人的不公平待遇正式道歉。
表示“遗憾”确实是一种认错的态度，是一种进步，但对于诸多华人而言，他们还在等待。
2012年6月22日，华人在“地狱峡谷”当年华工遇害之地设立的纪念碑
馒头说
毫无疑问，《排华法案》是一项明显含有“种族歧视”倾向的法案。
不过，“种族歧视”的背后，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
比如，如果拿我们的邻居日本来比较，就颇有些让人感慨。
从人种上说，日本人和我们并无二致；从文化习惯上说，大家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从内向保守上说，日本人甚至比我们更难被同化。
然而，“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国人并没有对日本人有过任何特别刁难，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在1906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像对待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那样公正对待日本人”，还关照国会要为希望入籍的日本人提供便利。相对于华人人数的不断减少，从1900年到1930年，在美国的日本人数量一直在快速上涨，30年里涨了5倍。
是日本人比我们更勤奋、更守规矩？不见得。是日本人比我们更团结？可能有，但未必是主要因素。是日本的驻美官员更会为本国国民争取权利？也不能概而论之：当时清朝的第三任驻美公使张荫桓就为华工权益做出过不少努力，第六任驻美公使伍廷芳更可谓费尽心血。
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也不难看出：因为双方背后站着的祖国，国力不同。
“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当时在国力上确实已经做到了“脱亚入欧”，可以在世界舞台上与列强一争短长。这也让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敢在巴黎和会上抗议：“不取消种族歧视，日本就退出国联！”也能让1924年美国限制全部亚裔移民的政策出台后，日本全国联合抵制美货，并要求对美“宣战”（中国在1905年也有过类似的“抵制美货”行动，但清政府怕触怒美国而镇压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