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月，中国乒乓球协会负责人宋中（左）、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右）在中日体育交流会谈纪要签字仪式上握手
到了北京后，后藤钾二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并给出了一份草案，希望双方能出一个“会谈纪要”。但中方在详细研究后给予他的回复却让他有点懵了。
中方提出，出“会谈纪要”可以，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将“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放在纪要的第一条；第二，必须再加一句，“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这就让后藤钾二进退两难了。
所谓“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是1958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的，三点内容其实也很简单：
（1）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2）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3）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
为了体现出自己的诚意，后藤钾二到中国后主动提出，可以把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放在“会谈纪要”的第二条。但是，中国方面提出要放到第一条，并且要加上那句话，他感到无能为力：我只是一个日本民间搞乒乓球的代表，我有什么权力决定这些东西呢？
后藤钾二坚持不肯这样写，而中方人员坚持必须写，谈判就此陷入僵局。
眼看时间就将进入2月，而第31届世乒赛即将在3月底举行，后藤钾二自己也感到希望渺茫，准备收拾行李回国。
然而，就在1月30日，后藤钾二得到了中方通知：第一，不再坚持当初要求添加的条款；第二，中国将派出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乒赛，并坚决支持后藤先生办好这届世乒赛。
喜从天降。
后藤钾二后来才知道，中方态度的突然转变，主要是因为一个人。
2
1971年1月29日午夜，周恩来紧急召开了一次协调会。
参会的，有外交部的，有国家体委的，也有对外友好协会的，周恩来直接开门见山：凡事要看实质，不要搞形式上的争论。
周恩来明确指出，既然后藤钾二已经同意把“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放入纪要，为何还一定要他写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呢？最后，周恩来似乎发了点小火：他又不是日本外相，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
周恩来的眼光，确实要比很多人长远一些。
当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整个国际局势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苏联已经完全对中国撕破了脸皮，在“珍宝岛冲突”之后，昔日的“老大哥”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不断进行武力乃至核武器的恐吓。
美国深陷“越战”泥潭，锋芒已经大不如前。从之前种种不同场合的蛛丝马迹来判断，美国其实在不断释放或明或暗的信号：我们愿意同中国接触。
而中国此时也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之中，几乎关闭了一切对外交流的渠道。面对明显将发生变化的国际局势，中国其实也到了需要寻求突破的时候。
但是，就在周恩来做出同意中国代表团出征的决定之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又给中国出了一个难题：1971年3月上旬，柬埔寨首相兼国防大臣朗诺将军和副首相施里玛达殿下趁柬埔寨最高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苏联之际，发动了军事政变。
当时西哈努克亲王正在北京逗留，中国政府立刻表态支持西哈努克政权。不过，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随即提出，希望中国和朝鲜能够更有力地表达支持——比如放弃参加第31届世乒赛，因为有朗诺集团的运动员参加。
周恩来决定先听取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意见。
在那场连夜召开的讨论会上，乒乓球代表团也有两种意见：一方认为政治最大，不能去；而另一方认为，既然答应了日本，就要守信，且参赛对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对整个国家也有利。还有人提出：要去，但不比赛，去现场开展斗争。
周恩来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一直等到凌晨3点，直到听到乒乓球代表团的意见总结汇报后，他拍了板：遵守诺言，参加比赛！
同时，他也做出了指示：如果碰到朗诺集团或南越集团的选手，我们就弃权。
当然，心思缜密的周恩来，随即自己亲自动笔，熬了个通宵，写了一份逻辑清晰的情况报告，请示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后，在报告上写下了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注：当时日本右翼宣称将要暗杀中国代表团）。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中国乒乓球队，就此出征名古屋。
徐寅生，后担任中国乒协主席。按照他的回忆，在那个晚上，他是主张去的，而庄则栋是主张不去的
3
1971年3月21日晚，东京羽田机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震惊了。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刚下飞机，就受到了日本方面的热烈欢迎，光是赶到机场的日本各界代表，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很多日本人手执中日两国国旗、欢迎标语和鲜花，将机场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宋中后来才知道，因为中国代表团的参赛，名古屋世乒赛的规格一下子就升级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乒乓球在世界处于一流水平，更是因为这是“文革”以来，中国第一次向日本派出大规模的代表团。
第31届世乒赛如期开幕，久违世界舞台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如猛虎下山，给整个世界乒坛重新注入一股“中国旋风”，一举拿下了男团、女单、女双、混双的冠军。在男单比赛中，连续三届世锦赛冠军庄则栋在第二轮遭遇了朗诺集团的选手柯武，按照赛前制定的策略，庄则栋选择弃权，对手不战而胜。虽然庄则栋当时已经过了巅峰时期，但依旧是中国男队的一号主力，他的弃权对最后中国男队丢掉男单金牌应该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与赛场内的拼杀相比，宋中对一些场外细节更加留意。
在世乒赛举行期间，国际乒联曾专门举行过会议。在这场会议上，宋中公开指责当时的南越提出让台湾加入国际乒联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并表示朗诺集团是“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但宋中发现，一起参会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并不在意，反而在会后主动找宋中寒暄。
庄则栋与斯廷霍文切磋球技。斯廷霍文后来回忆说，他理解当时中国人的抗议，并说：“换作我，我也会这么说。”
让宋中意外的是，斯廷霍文的寒暄内容不仅仅有“中国运动员乒乓球打得很好”这类客套之辞，还有一句颇有所指的“玩笑话”：“听说你们邀请了五个国家的球队到你们国家去访问，不知什么时候会邀请我们？”
在这届世乒赛上，中国代表团确实向英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尼日利亚五个国家的代表团发出了访问邀请，但美国当时和中国依旧处于“敌对”状态，所以斯廷霍文这句话怎么听都应该是句玩笑话。
不过，宋中却因为这句话，立刻想起了在世乒赛举行前不久，美国乒乓球协会驻国际乒联代表拉福德·哈里森对他说的话：“美国的年轻队员们真的想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已经取消了美国公民去中国旅游的禁令。如果你们给我们签证，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去中国访问。”
当天晚上，中国代表团就成立了以团长赵正洪、秘书长宋中组成的七人临时党委，专门讨论斯廷霍文的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弦外之音”，讨论的结果是，立刻向国内报告。
而就在向国内报告和听取指示的过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4
1971年4月4日下午，在中国代表团的班车上，庄则栋一下子蒙了。
当时，中国队的球员都已经上了班车，司机正准备开动，忽然车门一开，上来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运动员。那个运动员一上车，发现整车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运动员，他自己也愣住了，忙想转身下车，但这时候，班车已经开动了。
这名明显上错车的外国运动员只能面朝车门站立，而他这一转身，运动服背后的国家字母也露了出来：U.S.A。
一个美国运动员，莫名其妙上了中国队的班车。
美国运动员面朝车门，一动也不敢动。中国队的所有队员也面面相觑，面对来自“美帝”的运动员，也没人敢搭腔。
整整10分钟，车厢内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
整个班车行程一共大约15分钟，还有5分钟就抵达目的地了。
这时候，庄则栋在队友惊异的目光中，走向了那位美国运动员。当时有队友轻轻拉他的衣服：“小庄，别去，别理他，别惹事。”
庄则栋的回答是：“没事，他也就是个运动员。”
庄则栋拉着翻译走到了那位美国运动员面前，先是自我介绍，然后知道了美国运动员的名字叫科恩。科恩自然认识三届世锦赛冠军庄则栋，情绪一下子变得很激动。
而且，庄则栋不光上去打了招呼，还从包里拿出一段一米多长的杭州织锦，作为礼物送给了科恩。
按照庄则栋后来自己的回忆，他当时这么做是出于两个理由。
庄则栋和科恩。林克、徐涛、吴旭君所著《历史的真实》披露，毛泽东邀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向美国高层传递往来信号。但美国高层并未捕获这一微妙细节。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记述，“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
一是他觉得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把人家晾在那里”。二是他想起不久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老朋友斯诺说的话：“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
班车到站，一直跟踪中国队每一个行程的日本媒体记者惊异地发现：一个中国运动员居然和一个美国运动员微笑着站在一起。
整个媒体队伍当时就炸了——这无疑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刊的醒目位置，都刊登了这条新闻。
而此时，中国代表团内部却陷入了分歧：庄则栋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反了外事纪律？是不是要回国听候处分？
与此同时，美国代表团在接到了科恩的汇报后，由代表团的副领队哈里森向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正式请求：“美国乒乓球队希望能访问中国。”
要不要邀请美国队？这种“天大的事”，自然不是庄则栋能决定的，也不是代表团能决定的。
一纸报告，很快就放到了中南海的一个人案前。
5
4月6日晚，中南海。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准备早早睡觉。
就在睡前不久，毛泽东刚刚圈阅了周恩来递上来的“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
这份报告，其实在毛泽东这里已经被压三天了。
美国乒乓球队提出希望访华的请求，在中南海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当时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得出的建议是，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美国一直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表现出诚意，并且还在侵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威胁中国安全。从访问方式上来看，也应该是美国先派高级官员前来，而不是派一个乒乓球队。
周恩来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报告上做了圈阅，递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压了三天之后，最终在4月6日晚上也做了圈阅——拒绝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文件送走后，已经是晚上11点多。毛泽东在吃了安眠药后，让他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为他读“大参考”（供中央高层阅读的“参考资料”）。毛泽东本来已经昏昏欲睡，但在听到外电对庄则栋与科恩在班车上互动的评价时，他突然说起话来。
吴旭君听了一会儿，才听出大意：“打电话……美国队……访华！”
当时毛泽东自己规定：吃安眠药后讲的话不算数。吴旭君知道毛泽东刚刚还圈阅了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所以她不敢动。
看吴旭君没动静，毛泽东的语气有些生气：“小吴，你怎么还不去办？”
吴旭君表示自己没听清。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
听清楚了之后，吴旭君还是不放心，再追问了一句：“主席，您吃过安眠药后说的话算不算数？”
毛泽东急了，一挥手，说：“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6
1971年4月10日上午，深圳罗湖口岸，格伦·科恩兴奋得四处眺望。
中国代表团邀请访华的通知在4月7日传到了美国队那里，全队上下一片沸腾。当时团长不在，副团长哈里森立刻致电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告知受邀消息，并要求把护照上会引起纠纷的“大陆中国”字样消掉。当时美国驻日大使正好也不在，值班的一等秘书威廉·卡宁汉得到消息后，考虑到美国队本来4月8日就要返回国内，立刻“越级”上报了美国白宫，并大力支持美国队访华。
美国队访华的路线也很快被确定下来：从日本飞香港，由香港到深圳坐火车到广州，由广州飞北京。作为让美国队得到访华邀请的“功臣”，科恩当然被选入访华的代表团名单。
科恩当时19岁，是洛杉矶圣莫妮卡市立学院政治系的二年级学生，从小喜欢打乒乓球。不过，他和很多队友一样，其实是自费来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美国乒协只进行选拔，不提供差旅费。
但这已足以让科恩满意了，因为他自己的理想就是能去世界各国开眼界，没想到这次还能去神秘的中国。所以科恩当时很不能理解，美国队中居然还有不愿意去中国的人——一位当时南朝鲜裔的队员就明确表示不愿意去（后来这位队员公开表示这是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美国队抵达北京后，下榻在新侨饭店。科恩不知道的是，他和他的队友们在中国的每一个行程，都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亲自安排过问的。到北京第一天，美国队被安排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随后访问清华大学，游览万里长城，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中国的新奇景象给科恩留下了深刻印象：干净整洁的街道，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洪流，几乎不讲究款式的男女着装，到处都竖立着的毛泽东画像……
4月13日，在首都体育馆，一场中美乒乓球友谊赛拉开帷幕。考虑到美国选手的水平还比较低，中方特地安排了中美混合配对双打，以保证双方水平接近。
4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其他国家的代表团虽然也受到了一样的接待，但谁心里都明白：美国队是这次的主角。
周恩来在与美国队谈话时，引用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好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中美双方进行友谊赛
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斯廷霍文其实来之前很担心科恩，因为科恩受当时美国国内文化影响，是一个标准的“嬉皮士”：留长发，穿喇叭裤。就连和中国选手打球时也不太安分：用红绳扎起头发，把脚跷到桌子上系鞋带，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时，还会以迪斯科的姿势跟着一起跳舞。
结果，让斯廷霍文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科恩忽然向周恩来提问：“请问您怎么看待嬉皮士？”
周恩来的回答是：“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些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周恩来的讲话和接见美国队的照片，都刊登在了美国的报纸上。最惊讶的人，其实是科恩的母亲。为此，她特地托人给周恩来送去一束花。
7
当然，无论是科恩，还是庄则栋、宋中、后藤钾二，都不会想到这场“乒乓外交”的后续会如何发酵。
就在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现场，斯廷霍文发出了对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邀请，周恩来当场就答应了。
就在会见之后还不到10个小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从货币、石油、货物运输进出口等各方面对中国解禁。
就在会见之后3个月，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就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秘密从伊斯兰堡飞抵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
就在会见之后的10个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之间几十年的坚冰，一朝打破。
馒头说
对20世纪的整个世界格局来说，中美关系的突破，绝对是一个大事件。
而促成这个大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中美双方领导人对未来形势的判断和把握，“乒乓外交”可以算是一个“抓手”。
在这个大事件中，后藤钾二、宋中、科恩、庄则栋，包括斯廷霍文、卡宁汉，都是参与其中的人物，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们或多或少可能都意识到，自己在参与一件不平凡的事，但未必能预料到这件事的影响会如此深远。不要说他们，即便是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这一层面的人物，也未必能对当时事情的走向完全了然于胸。
所以有时候历史真的很有意思：一个历史事件，由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构成，从头到尾看一遍，是一种感受，而如果你站到这个事件中的每一个人的角度重新看一遍，又是一种新的感受。
历史确实是由一个个年份、一个个数字、一个个事件构成的，但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作为个体，就像每个人拿着一块拼图，一块块组合在一起，最终凑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
当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前人的成败得失，一目了然。但当时的他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怎样选择，也未必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会对事件未来的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然也不知道，有一批人在同时参与这一事件，大家相互作用，交叉影响。
在现在，看过去，鉴未来，这可能就是读历史的魅力吧。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高粱，《炎黄春秋》，1998年第12期）
2.《我所亲历的中美“乒乓外交”》（徐寅生口述，金大陆采写，吴维整理，《世纪》，2017年第1期）
3.《非常时期的战略抉择——见证“乒乓外交”（上）》（王鼎华，《秘书工作》，2008年第7期）
4.《历史性的五分钟——庄则栋回忆中美乒乓外交》（杨桂凤、平丽，《瞭望》，1998年第52期）
5.《美方人员关于乒乓外交的回忆》（顾宁，《百年潮》，2001年第7期）
6.《美国国务院对乒乓外交的评估报告》（侯新竹，《冷战国际史研究》，2018年第2期）
7.《中美乒乓外交背后的毛泽东》（周溢潢，《北京档案》，2004年第12期）
那一年，中国在联合国连投16轮反对票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似乎一直在联合国决议中投“弃权票”。但事实上，中国还投过很多反对票，其中，以1981年那一次最为著名。
1
当1981年到来的时候，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
此时的瓦尔德海姆，是在任的联合国秘书长，而1981年，正是他第二个五年任期结束的日子。
这位出生在奥地利的著名外交家，在自己十年的联合国秘书长任上做得相当不错。他在1972年上任之后，首先解决了联合国6500万美元的财政危机，随后在“慕尼黑奥运惨案”“第四次中东战争”“伊朗人质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中表现得可圈可点，获得了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可。
也正是因此，瓦尔德海姆经过再三考虑，在1981年9月10宣布：将参加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争取再一次连任——如果连任成功，他将成为联合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秘书长。
瓦尔德海姆参加连任竞选是有底气的：第一，他才63岁，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第二，他在任内确实口碑不错，不少成员国也支持他连任；最重要的是第三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也都对他的连任表示同意——这是最关键的。
联合国秘书长的产生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5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的投票中至少获得9票；第二，5个常任理事国不能出现一票反对，不然就要重新推选。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从以往的经验看，只要美国和苏联都同意的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还从来没有被否决过。
但是，瓦尔德海姆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连任计划遭到了另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坚决反对。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2
按理说，瓦尔德海姆其实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当瓦尔德海姆以“黑马”的姿态出现在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行列中时，与芬兰代表雅克布森最终对决的关键一票，是中国投给他的。当时中国才刚刚重返联合国没多久，瓦尔德海姆对此也心存感激。他原先就发表过自己的观点，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奥地利当时投的也是赞成票）：“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可思议了：一个仅控制了1600万人口、位于中国大陆边缘的岛上政府，竟试图代表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10亿中国人讲话。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的争论已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而在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当时作为奥地利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瓦尔德海姆也做过欢迎致辞：“我们相信，中国参加联合国的生活将加强这个组织，并且大大改进它促进和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目的的能力。……我曾在这个讲坛上说过，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充分参加联合国的各项活动，我们就不可能期望这个组织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取得显著进展，这些问题是同联合国的基本目标即保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有关的。”
瓦尔德海姆当选后不久就访问了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与周恩来总理会面。1977年他连任之后，再度访问中国，当时和他会面的是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当然，关于瓦尔德海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也出现过一些段子。
最著名的是在周恩来总理逝世时，瓦尔德海姆下令“破例”在联合国总部降半旗哀悼，并且发表“著名演说”，大致意思是如果谁能够像周总理那样做到没有存款、没有孩子，也可以享受降半旗待遇！然后“全场外交官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掌声”。
虽然瓦尔德海姆确实很尊敬周恩来，但1947年联合国就颁布了一个条例：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都要降半旗致哀一天，所以为周总理降半旗并非“破例”。至于那段发言，很多当时在联合国的中外外交官都表示从没听到过。
所以，似乎中国并没有反对瓦尔德海姆连任的动机。
但是，中国也确实有自己的理由，无关瓦尔德海姆个人——联合国秘书长不能总是由来自发达国家的欧洲人担任。
从联合国成立开始，第一任秘书长是挪威的特里格韦·赖伊，第二任是瑞典的达格·哈马舍尔德，第三任好不容易是来自缅甸的吴丹，还是因为达格·哈马舍尔德在刚果出差飞机失事后，作为副秘书长转正的（后连任一届）。到了第四任瓦尔德海姆，做了两任之后还要再做一任的话，联合国的四任秘书长中三任都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
那么，中国有没有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呢？
有。这个人，就是来自坦桑尼亚的代表萨利姆。
萨利姆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过驻中国兼朝鲜大使，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有一个非洲代表在投票结果公布后，在现场激动地当场跳舞，这个人就是萨利姆。萨利姆担任过近十年的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当时是坦桑尼亚的外交部长。在1981年6月，由50多个国家组成的非洲统一组织一致同意，推举萨利姆代表非洲大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而中国也希望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推举萨利姆担任新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
萨利姆当时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时才39岁
毫无疑问，新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之争，最终将在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之间展开。
而这两人背后站的最大国家，分别是美国和中国。
3
1981年10月27日，较量正式展开。
在安理会的一个小会议厅，代表们都拿到了选票，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几乎都没什么犹豫，迅速勾上了候选人的名字。
第一轮投票结果：萨利姆11票，瓦尔德海姆10票。
两人都过了“至少9票”这个第一要求，但都没达到第二个要求——因为各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
虽然投票采用的是无记名方式，但常任理事国投出的票会被特别标记，所以大家都知道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各自遭到了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而且这两个国家都非常明显：
中国对瓦尔德海姆投了反对票，而美国对萨利姆投了反对票。
于是，投票只能宣布无效，重新开始第二轮投票。
由于美国代表开始在各个代表间运作，第二、三、四轮中，萨利姆的得票数直线下降，第四轮仅仅得到了6票，已经不符合“最低投票数”的规定。而瓦尔德海姆的票数一直稳定在10票。
但是，瓦尔德海姆却始终无法当选，因为中国在这四轮投票里每轮都投出反对票。
在这样的情况下，投票只能暂停。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再次进行了两轮投票，萨利姆两轮都得了8票，瓦尔德海姆两轮都得了11票。
虽然瓦尔德海姆依旧领先萨利姆3票，但还是没用——中国又在两轮投票中投出了反对票。
投票再次暂停。
11月4日，在经过6天的磋商、呼吁和各种幕后沟通之后，安理会再次进行了第七轮和第八轮投票，但结果还是一样：萨利姆先后获得9票和8票，瓦尔德海姆两轮都获得10票，但依旧没人能当选——中国和美国在总共8轮的投票中，每轮都互相投了对方推举的候选人的反对票。
在1981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竞选过程中，由于号称“非洲国家天然盟友”的苏联一直投的是弃权票，所以坚持投反对票的中国在非洲人气急剧上升。尤其是坦桑尼亚的工作人员，在看到中国的工作人员时，都要用斯瓦希里语说一句：“萨利姆！其纳（中国）！拉菲克（朋友）！”
这时候，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受到的压力明显增大，有部分国家开始指责中国在“故意制造麻烦”，而一种说法开始在联合国各个角落流传开来：中国只是做做样子，在投了8轮反对票之后，已经在非洲兄弟们面前做足姿态，接下来就会妥协。
这样的传言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之前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中国就是在前两轮都投了反对票，但在看到自己支持的非洲国家候选人竞选无望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妥协了——拿到中国选票的那个人，就是瓦尔德海姆。
但是，中国很快再次表明立场。联合国的成员国已达157个，其中不结盟国家几乎占2/3，非洲国家占1/3。但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担任过秘书长的四人当中，仅有一人来自亚洲，其他三人都来自欧洲。这同联合国的组成和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所起的作用相比，极不相称。
投票还将继续。
也就是在这时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凌青接到了国内邓小平发来的指示，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
一否到底。
4
11月17日，在投票暂停了近两周之后，战幕再度拉开。
在这一天，联合国安理会一口气再次进行了8轮投票。结果是：第一轮，瓦尔德海姆得11票，萨利姆得10票；第二轮，瓦尔德海姆得10票，萨利姆得9票；最后六轮，瓦尔德海姆都得9票，萨利姆都得8票。
20世纪的联合国大会会场
虽然各轮票数略有差别，但有一个情况一直没变：中国和美国又连续8轮各自投出了8张反对票。
整整21天，16轮投票，在其他三个常任理事国都弃权的情况下，中国直接和美国“正面交锋”——连投16轮反对票。
这种情况在联合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该怎么收场？
此时，两个备选方案被提了出来：第一，瓦尔德海姆连任一年或两年后再次进行选举；第二，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分享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五年任期。
随即，又有一种说法传出：中国准备接受第二种方案。
中国代表迅速发表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候选人的立场都不会改变。中国不能容忍的是一两个超级大国对联合国事务的控制和操纵。”
1981年11月20日，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在结束对尼日利亚的正式访问时，专门向尼日利亚电台记者强调：“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人选！”
这等于中国向非洲国家再一次做出承诺。
但是，照这样的局面发展下去，哪怕再投16轮，依旧无法选出新的秘书长。
怎么办？
5
最终首先做出改变的，是瓦尔德海姆。
瓦尔德海姆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一直非常好，所以他直接找到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希望了解中国接下来究竟准备怎么做。
凌青对瓦尔德海姆也交了底：“中国坚持的是原则，中国的态度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联合国成立只有36年，你一人就担任了10年秘书长，这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中国支持第三世界秘书长候选人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
在听完中国的态度之后，瓦尔德海姆表示完全理解，并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1981年12月3日，瓦尔德海姆写信给安理会主席，要求安理会在之后推选新秘书长的投票中，不要再把他的名字写进去——等于放弃参加竞选。
凌青
5天以后，考虑到美国肯定不会改投赞成票，所以萨利姆同样也宣布退出竞选。
一场僵持了16轮的选举，就此出现转机。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12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宣布了另外9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他们分别来自阿根廷、伊朗、秘鲁、圭亚那、巴拿马、菲律宾、毛里求斯、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统统是第三世界国家。
1981年12月11日，经过新一轮的选举，来自南美洲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
这一次，中国投的是赞成票，而美国没有投反对票。
61岁的德奎利亚尔就此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二位来自第三世界的秘书长。
在宣誓就职时，德奎利亚尔特别强调：我不会忘记自己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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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21日，德奎利亚尔访问中国。
在中南海，邓小平会见了这位新任联合国秘书长，他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邓小平还向德奎利亚尔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德奎利亚尔之后也在联合国连任了一届。在连任的投票中，中国再次投出了赞成票。
馒头说
事实上，1981年中国连投16轮反对票，还有个时代背景。
当时罗纳德·里根刚刚当选美国总统不久，他在竞选过程中对中国表现出了很高的敌意，在就任之初，更表示要支持台湾，并向台湾出售武器。当时中国和美国在售台武器谈判中陷入了僵局。
就在1981年的1月，邓小平通过与陈香梅[1]的谈话表达了中国的态度，概括来说就是：首先，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但是，如果认为中国是一个无足轻重、不值得重视的国家，那美国就错了；其次，如果认为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而美国无求于中国，那也错了；最后，哪怕中美关系倒退，我们也绝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
所以9个月后的那次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的博弈，背后也有中国“敲山震虎”的目的。
就在瓦尔德海姆宣布退出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的第二天，中美双方开始在北京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谈判。8个月后，经过反复艰苦的谈判，中美双方发布《八一七公报》，美方做出较大让步。这个公报和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一起，成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三大基石。而里根总统任内8年，也被认为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
当然，后面发生的那些事，并不能说完全是因为中国在联合国秘书长竞选这件事上的强硬态度引发的，但肯定有一定的作用。
在外交这个大舞台上，何时强硬，何时妥协，尺度如何把握，实在是有太大的学问。
当然，一切的手段背后，关键还是自身要先有实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美上世纪80年代初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上的对峙》（苏振兰，《党史纵横》，2015年第11期）
2.《1981年，中国在联合国16次断然否决瓦尔德海姆之谜》（宁道一、宋礼盈、傅铮铮，《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10期）
3.《中美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上的对峙邓小平传话“一否到底”》（夏明星，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10月13日）
4.《前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我一刻也没后悔过》（央视国际，2006年10月17日）
5.《新闻背景：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过程》（王龙琴，新华网，2016年10月6日）
[1] 陈香梅（1925—2018），世界著名华人华侨领袖、社会活动家、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早期在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工作，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指挥官陈纳德的太太，二战后一直活跃在美国政坛。——编者注
炮火的怒吼
有这么一句话：“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
但换个角度来看，战场厮杀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上。
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无理性的冲动和战争狂的疯癫，战争，其实也是博弈的一种手段。
帝国的覆灭：600万人为何会被168个侵略者摧垮？
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让人感慨：一个人，在前半生默默无闻，但只要凭一件事，居然就可以在整个历史上留下名字。本文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1
从任何角度来看，弗朗西斯科·皮萨罗，都不应该是一个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
作为一个西班牙贵族和女佣的私生子，皮萨罗甚至没留下准确的出生年月。一般认为，他出生在1475年前后。
当哥伦布代表西班牙第一次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皮萨罗17岁。
前半生庸庸碌碌的皮萨罗，根本就没留下什么值得一书的事迹。唯一值得记下一笔的大概有两件事：第一件事，他不识字，是一个文盲；第二件事，他非常崇拜和他同时代的西班牙冒险家、军事家埃尔南·科尔特斯。
科尔特斯的事迹，当时在整个西班牙乃至欧洲世界流传——他率领数千西班牙殖民者，远征中美洲，通过各种手段，居然征服了拥有20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3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
在那个充满冒险与野心的大航海时代，为自己国家开疆拓土的同时，实现自己的野心和欲望，可能是最吸引人的一件事。
所以，皮萨罗就沿着科尔特斯的足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踏上了去美洲的征途，希望能在那里扬名立万，实现自己的梦想。
但是直到1522年，已经47岁的皮萨罗也只是在西班牙征服巴拿马的战争中立了点功劳，获得了一个种植园。
但是，也就是在那一年，皮萨罗从另一个西班牙探险家的嘴里，听说了一个位于南美洲秘鲁附近的神奇国家——据说那是一个满地都是黄金和珠宝的神秘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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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比迷茫的人生有了一盏指路明灯，皮萨罗从此有了追求的方向。
首先，他找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在经过几番沟通和说服之后，他与同样愿意为寻找黄金付出生命的阿尔马格罗以及神甫卢克组成了一个三人小团体。
其次，他要保证自己的权益。他找到了当时的巴拿马督军佩德里亚斯，获得了他的允许，得到了可以获得大部分战利品的许诺。
1524年，49岁的皮萨罗带着他的两个合伙人，外加112名西班牙冒险者以及少量的印第安俘虏，前往秘鲁探寻那个神秘帝国，但是很快失败，只获得了少量的黄金。
1526年，51岁的皮萨罗重新组织了160人的探险队伍，结果在厄瓜多尔登陆后，遭遇了大量的印第安人，在发生激战之后，只能固守等待巴拿马援军。
但是，此时的巴拿马督军已经换成了里奥斯。这位新来的督军根本就不相信皮萨罗“百人征服大帝国”的计划，要求他立刻回来，放弃探险。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在那一刻，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皮萨罗上演了让后来很多西方冒险家为之心驰神往的一幕——他拔出腰中的佩剑，在海滩上画了一条线，大声对自己的同伴说：
“朋友们！那边是苦役、饥饿、赤身裸体、倾盆如注的暴雨、荒芜和死亡，这边是安逸和欢乐！那边是秘鲁和它的财宝，这边是巴拿马和它的穷困！
“选择吧！诸位！什么是最适合一个勇敢的卡斯提尔人去做的！
“至于我的选择，我上南方去！”
随后，皮萨罗用佩剑向南方的秘鲁一指：“愿意去秘鲁发财的到这边来！”又向北方的巴拿马一指：“愿意回巴拿马受穷的到那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