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温度04那些执念和信念、理想与梦想（出版书）》
作者：张玮
内容简介：
本书由其微信公众号“馒头说”的文章结集形成。全书围绕“信念”“执念”“文念”“妄念”“情念”五个主题，选取徐霞客、容闳、刘长春等中外历史人物及大庆油田开发、黄花岗起义等事件，通过微观视角呈现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
目录
自序
信念
中国海归第一人：见证近代史的“活化石”
昔日少年今已强，勿忘张伯苓
清末日本留学潮：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一次“简陋”的起义
悲壮黄花岗
棉湖战役：决定黄埔军校存亡的生死一战
日籍八路军：抗战期间的特殊群体
一个人的奥运会
郭永怀：一位不应被历史遗忘的科学家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幕后较量
1991年，那场震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大辩论
残酷太空路：中国“长征三号乙”首次发射失败幕后
执念
徐霞客：一个富二代的理想与实践
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一周，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
海底两万里：不管你是否凝视，深渊总是在那里
“请问，你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加加林之死
那些从月球回来的宇航员
“挑战者号”悲歌
18年前的今天，人类超声速旅行的梦想破碎……
人类能不能扮演“上帝”？
文念
聊聊颜真卿，以及他的《祭侄文稿》
蒲松龄：贫穷从来不会限制你的想象
杀妻自尽的天才诗人：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但是……
一个因写关于中国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
这些著名的日本作家，为何最终都选择自杀？
“文胆”之死
一幅名画背后的谋杀案
人生终会谢幕，侠客永不独行
妄念
陈公博：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一个自认“戴罪立功”的汉奸
一个“慷慨就义”的汉奸
从愤青到首相，这个日本人为何能改变整个东亚格局？
日本政坛最年轻的自杀首相，到底做过些什么？
一场血腥又荒诞的兵变
大庆油田：日本人的“野望”与“残念”
情念
1931年，皇帝陛下离婚了
日本“战国第一美人”，到底有没有得到爱情？
这位日本历史上最美的“平民皇后”，到底幸福吗？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他左手江山，右手美人，最后喜提“公爵”……
附录 读者评论
自序
中国人有句话，叫“事不过三”，但《历史的温度》系列还是出到了第四本。
两年前，出第一本《历史的温度》的时候，要说我没想过会出第二本、第三本，倒也不是真心话，毕竟微信公众号里有那么多篇文章积淀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80多篇了。
但是真的看到第四本书即将付印，还是有些感慨的。
从开“馒头说”这个微信公众号开始，这三年一路走来，确实甘苦自知。
我曾在第三本书的签售分享会上说过，支撑我一路走过来的，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各位读者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说真的，没有你们，我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第二点，是我妈妈从小对我说的一句话：“一件事要么别做，要做就尽力做到最好。”
第一点，是来自外部的动力；第二点，应该算是我内心的一点坚持吧。
于是就要说到这本书了。
从第四本《历史的温度》开始，出版社的编辑和我一起商量，能不能每本书确定一个大致的主题，再根据这个主题，收录文章。这其实挺难的，因为原来“馒头说”的文章是按照“历史上的今天”这个脉络写的，发生什么写什么，事先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整体框架。
但就算难想，也要想。于是就想出了一个：那些曾经的执念和信念、理想和梦想。
滚滚长江东逝水，历史上从英雄到凡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信念，都有自己的梦想。只是如果把时间轴拉到足够长，大多数人的信念和梦想都随时间湮灭了。留在史书上的那些人，有的是因为历尽艰辛，坚持的信念最终成真，而有些人所谓的“信念”本身就是个妄念，最终不光是撞了南墙，甚至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以，我把这次收录的故事分为了五个“念”：信念，执念，妄念，文念和情念。
翻看历史的长卷，回顾这一个个故事，以及故事中的那些人、那些事，你会发现，这些“念”的转化和定位，很多时候真的就只在“一念之间”。
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的热血，历史的残酷，历史的真实，当然，也是历史的温度。
“时代扑面而来，转瞬即成历史”，这是《历史的温度3》的副标题。恐怕如今身处互联网时代的我们，比先辈们更能切身感受到这种世界变化的速度，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感。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处在哪个时代，我们还是要有、要保留住自己心中的那份念想。那不必一定要是一个“平天下”的大志或一句“人上人”的誓言，完全可以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理想，一种源自内心的信念，一份愿意付出的坚守。
所幸，这三年，我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沟通和交流，见证了很多读者许下心愿、努力奋斗、实现梦想的全过程，而大家也全程见证了我从一个记者，到一个自媒体人，再到一个所谓的“作家”的转变。
这是一个见证巨变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坚守的时代。
有幸和大家相识，一起走过这三年。
也愿意和大家一起，继续走下去。
感恩。感谢。
2019年8月30日
于北京开往上海的G3高铁
信念
“信念”之所以被称为“信念”，首先是因为你相信。
这种相信的前提是，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虽然在当时可能让人觉得看不到希望，但是你相信，你就愿意付诸实践，不断努力。
它会为你的奋斗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并且帮助你把当初的那份相信，变成现实。
中国海归第一人：见证近代史的“活化石”
“海归”这个词，大概是2000年前后成为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名词的。很多时候，“海归”代表的不仅仅是学问、文凭或者资历，而是一种梦想，一种回到祖国、让祖国变得更富强的梦想。而这个“海归”的梦想，恐怕要上溯到160多年前。
1
1828年，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
在容闳7岁的时候，他被父亲送到了澳门马礼逊教会学校的预备班——原本属于香山县管辖的澳门，那时已经被葡萄牙实际占据了近300年。
容闳有一个哥哥，之前被父亲送去了传统的私塾。如果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父亲应该比较疼爱作为弟弟的容闳——把他送到了所谓的“国际学校”。但事实恰恰相反：容闳的父亲只能承担一个人的学费，送哥哥去读私塾，是希望他走“正道”考取功名；而送弟弟去读教会学校，只是因为教会学校是免费的，将来毕业能做洋人的生意挣点小钱。
没想到，容闳天资聪慧，在学校里的成绩非常出色，以至到了1846年，当校长布朗牧师因身体原因准备回国，并提出可以带三个学生一起去美国的时候，容闳成了入选的三个孩子之一（另两个分别叫黄胜和黄宽，后来一个在报界，一个在医界，均有所成）。
必须指出的是，布朗先生确实是一个优秀且慈善的教育家，他负担了三个孩子所有的出国费用，并给了三个孩子的父母一笔不菲的赡养费，然后就带着三个勇敢的孩子去了美国。
漂洋过海后的容闳，进的是著名的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Monson Academy）。孟松中学可以资助一部分贫困学生读大学，但条件是学生毕业后必须要做传教士。面对这样一个优惠政策，当时正愁学费没有着落的容闳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他在后来写的《西学东渐记》中是这样回忆的：“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好在后来佐治亚州的一所妇女会愿意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地资助容闳，他最终得到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且考入的是连美国学生都羡慕的大学——耶鲁大学。
当留着辫子、穿着马褂的容闳走进耶鲁大学校园的时候，一度成了美国学生围观的对象。容闳一年以后就剪去了辫子，但他依旧有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用成绩说话——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英文论说”还在第二和第三学期都获得了第一名。
青年容闳
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了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当时，以耶鲁大学的文凭，容闳如果留在美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其实是毫不困难的。但容闳却拒绝了友人的建议和挽留，决意回到中国，因为这是他出国前就立下的志愿：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2
1855年，27岁的耶鲁大学海归容闳，回到了中国。
刚开始，容闳遇到了不小的困惑。
一方面的困惑，来自他自己。
由于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容闳发现自己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中国反而成了异乡”。在回程路上，别人问容闳用中国话怎么说“暗礁和沙滩”，他竟然半天无法表达，他自己也觉得非常尴尬。
另一方面的困惑，来自他的职业。
在回到中国后，容闳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来又在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这些职业给容闳带来了颇为丰厚的收入，但这些并不是容闳真正想要的——如果想要高薪和舒适的生活，他留在美国就行了。
容闳想做的事情，是改变中国。
而他为此付诸的第一次行动，就石破天惊——1860年，他受两名传教士邀请，去了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
按照后来容闳自己的说法，他去天京的目的，是想“考察一下太平天国”。接待容闳的人，是他在香港时就认识的熟人——洪秀全的族弟、干王洪仁玕。洪仁玕为了体现对容闳的重视，特地给他封了一个“义”字头的爵位并附上一封委任状，希望他为太平天国效力。
但容闳经过几天的观察，很快对太平天国大失所望，认为这场革命不会成功，即便成功，也不过是“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于是他退回了委任状，立刻离开了天京。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实现自己的抱负呢？在又兜兜转转了三年之后，35岁的容闳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他崇拜一生的人。
这个人，叫曾国藩。
1863年，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幕僚介绍，结识了容闳。善于“看相”的曾国藩认为容闳面相很好，有威严又有胆识，一开始提出来让容闳带兵，但容闳却认为这并非自己所长。一直在与太平军苦战的曾国藩随即又交给容闳一个任务：去外国采购机器，回来开工厂，生产枪械。
这是容闳想做并且擅长的，但他立刻给曾国藩提了一个建议：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制造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及其他设备的机器，即所谓的“制器之器”的工厂——机器母厂。容闳甚至在当时就做出预言：“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
当时的江南制造总局
曾国藩欣然听取了容闳的建议，授予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请赐戴蓝翎，让容闳携专款赴美国购买机器。时值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容闳在购买机器的时候遭遇了不少困难，但他还是不辱使命，花了8个月，将采购的一批机器运抵上海。
这批机器随后成了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不仅让江南制造总局一跃成为当时远东最大最完备的机器制造厂，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正式起步。
经此一事，容闳声名大振。
但在外人眼里肥得流油的所谓“采购”，并不是容闳最希望做的事。
3
容闳一直认为，要改变中国，就要从教育入手。
按照容闳的设想，中国最好能每年固定派一批儿童去先进国家学习，学到本领后，再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经过容闳的不断努力和游说，1872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奏请之下，清廷终于答应每年选派30名儿童去美国留学。容闳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称自己：“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得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笫间。”
不过，容闳对于“幼童留美”这件事，还是估计得太乐观了。
按照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想法，“幼童留美”之事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派幼童留美已经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举动，这样要求也可以理解。但是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这批留美幼童到了美国后，依旧要学习《孝经》《小学》等传统典籍，整个“留美幼童”团的监督是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容闳只是副监督。
第一批留美儿童在出国前合影留念。当时因为消息闭塞，以及普通老百姓视西洋为“蛮夷”等各种原因，第一批留美幼童在广东没招满，去香港后才招满
到了美国后，这批中国儿童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迅速成为各个就读学校中的优秀学生。到了1880年，共有50多名中国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而这些人也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不太愿意穿中式服装，开始和美国女生谈恋爱，有些人甚至剪掉了辫子，信奉起了基督教。
对此，当时的清廷惊慌失措。再加上当时驻美管理游学委员（监督）吴子登的一些夸大其词的报告，清廷终于做出决定：在1881年8月前，撤回全部留美幼童。
对于这件事，别说容闳，连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波特、作家马克·吐温，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都纷纷劝阻，但依旧没有任何作用。
1881年8月，原定留学期为15年的120名中国留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执意不归及病故者外，其余94人分三批被遣送回国。
当时的《申报》在留美幼童回国后做了如下评述：“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谴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据统计，留美幼童中，后来成为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工程师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医生3人，律师1人，报界人士2人，电报局官员16人……
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都留在了民国历史上：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
虽然“留美幼童”计划从后来的结果看，还算宽慰人心，但这个计划的夭折给了容闳极大的打击。
4
容闳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
在“留美幼童”计划夭折后，容闳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两个计划：帮助中国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
这两个计划是如此庞大，以至容闳必须要接触自光绪帝以下大大小小的清朝官员。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容闳终于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庞大帝国的各个阶层已经腐烂到了什么地步：自李鸿章、张之洞以下，荣禄、刘坤一、盛宣怀等，虽然都是“洋务派”的干将，但围绕各自利益集团不择手段地明争暗斗、贪污腐败，使得许多明明利国利民的大事最终都不了了之。容闳更是感慨：“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但是，容闳依旧抱有期待，只是他的期待已经从旧体制的自愈转向了自上而下的改良——戊戌变法。
此时，已经70岁的容闳最欣赏的人，是比他小30岁的康有为。
容闳本来就认为中国现存最大的问题是体制和制度问题，所以他对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维新主张大加赞赏。容闳不仅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成立大会，而且但凡维新派的活动，他都参加。容闳在北京东华门的寓所是维新派长期聚集开会的场所，很多重要的奏折、建议都是在那里产生的。
1898年6月中旬，光绪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然而，仅仅百日，变法夭折。
在戊戌变法的最后关头，容闳再次成了见证历史的人——谭嗣同与袁世凯密谈“勤王”之后，返回容闳寓所，告诉大家情况已不容乐观的消息。
当时的容闳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出面去请美国驻华公使对清廷进行干预，但因为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对慈禧完全造不成压力，这个提议被康有为否决。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四处捕杀维新派人士。容闳在第一时间请求美国公使营救康有为，请求英国传教士营救梁启超。然而他自己其实也早被清廷视为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早就参奏他“与洋人时相往还”，暗示他勾结洋人。
很快，容闳自己也被列为通缉对象，只能潜逃至上海，躲进租界。
至此，容闳对“改良”已经彻底放弃希望。
5
如果改良不行，那该怎么办？
容闳在1900年3月，通过留美幼童中一个族弟容星桥的介绍，知道了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孙中山。
其时，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再度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在义和团进京的背景下，觉得已经“忍无可忍”的慈禧太后决定向列强宣战。
在这场近乎闹剧的宣战过程中，容闳完全支持张之洞提出的“东南互保”计划。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劝说张之洞拥兵独立，并且积极参与谋划唐才常策划的“自立军”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容闳已经彻底放弃了“改良”，触达“革命”的边缘。
然而，理想主义者容闳最终还是输给了老辣的张之洞。在一开始选择不表态之后，看到慈禧依然能够掌握大权，张之洞选择向朝廷效忠，开始疯狂捕杀自立军，包括唐才常在内的20多个自立军骨干被张之洞杀害，容闳也再次被清政府通缉。
1900年9月1日，容闳化名为“泰西”，搭乘日本客轮“神户丸号”由上海逃往日本，在船上，他终于和化名为“中山樵”的孙中山见面，两人畅谈国家大事。
老年容闳
至此，容闳开始彻底支持革命。
以容闳的做事风格，一旦决定投入，就绝不只是口头上的支持。
1909年2月，81岁的容闳告知孙中山，他已向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家布思提出了一个计划，命名为“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资助孙中山进行武装革命。
在容闳的牵线搭桥下，孙中山在纽约与荷马·李及布思进行了多次商谈，双方敲定了各种贷款、利息、偿还的细节，孙中山也向在国内的黄兴通报了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在施行的过程中还是碰到了很多障碍，一度搁浅，但容闳始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牵线搭桥，敦促双方继续推进。
只是，历史的进程比大家预想的都要快——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武昌起义的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收录的《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
此时的容闳已经83岁，染病卧床，但听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他却兴奋异常，连写三封信给兴中会成员谢缵泰，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发表自己对革命的观点，还颇有先见之明地发出警告：“要警惕袁世凯。”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他第二天就亲笔给容闳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回国担任要职。
84岁的容闳此时虽然有心，但已无力，卧病在床。
1912年4月21日，容闳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最终逝世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寓所。
我们无法猜测，容闳对于自己最终没有叶落归根是何想法。
但他的墓碑上，专门刻了一个汉字的“容”。
馒头说
说容闳是“中国海归第一人”，可能略有夸张。
在容闳之前，应该还有其他中国人留洋归来。但以从耶鲁大学毕业的资历，以及后来参与的各种大事件，容闳也应该算是第一人。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容闳的一生其实有点尴尬。
他其实早就入了美国籍，信了基督教，但是在美国，大家还是把他当作一个中国人；虽然他依旧是黑头发、黄皮肤，但在中国，大家却把他当作一个外国人。
而容闳提出的一些建议，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也确实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事实证明也不可行，比如全部照搬美国的政治和金融制度。
所以，容闳还有一个称号：中国近代史上的“边缘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边缘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却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一笔。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无论是何国籍、身份，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者。
在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容闳从小到大到老，从留洋到洋务，从维新到革命，遭遇了诸多变化，他的认知和观念也一直在变，但有一点始终不变：他希望中国能够变好，能够变强。
因为有这个理想，容闳才愿意放弃别人眼里难得的舒适生活；也正是因为有这份信念，他才自始至终不选择放弃或逃避。
所幸，自容闳始，一代代的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像他这样怀着赤子之心的，大有人在。
当然，像容闳这样波澜壮阔的人生，可遇不可求。
在自费的前提下，出去，是一种选择，回来，也是一种选择。但无论最终如何选择，身在何方，只要心里有一份挂念，一份回忆，一份坚守，乃至愿意呐一声喊，尽一些心，出一份力，我觉得就是可贵的。
天下虽大，不忘中华，足矣。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走向革命：以容闳为中心》［雷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5期，2012年9月］
2.《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李华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洋务运动中的容闳》（向衡，《同舟共进》，2018年第10期）
4.《“边缘人”的角色尴尬——容闳在晚清中国的人生境遇》（李细珠，《学术论坛》，2000年第5期）
5.《容闳：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李永贤，《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6.《未刊文献中所见之容闳》（吴义雄，《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7.《“近代中国寻梦人”：“留学生之父”容闳》（胡晓青，人民网，2013年9月9日）
8.《中国人留学史话》（吴霓，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11月）
9.《雷颐：当容闳遭遇太平天国》（雷颐，爱思想网站，2010年6月14日）
10.《略论容闳对美国经验的宣传与推广——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孔祥吉，《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昔日少年今已强，勿忘张伯苓
在中国的教育版图上，大家常念叨的是“北清复交”。但还有一个学校的名字，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而且有不少人听到后会肃然起敬，这个名字，叫“南开”。
1
1904年，44岁的严修想办一所学校。
严修，字范孙，早年入过翰林院，后来当了贵州学政，是著名的书法家，但其实他更是一个教育家。严修一直提倡新式教育理念，主张学以致用，光绪年间科举增设的著名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皇上按他的奏请批准的。
1904年，严修去了一次日本，专门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回国以后感慨万千，觉得一定要在中国也办一所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学校。
10月17日，一所中学就在天津严氏的私宅成立了，最初名叫“私立中学堂”，后来叫“敬业中学堂”，最后因为搬到一个天津乡绅捐出的面积10亩、名叫“南开洼”的地方建校，所以正式更名为“南开中学”。
严修（左）和张伯苓（右）
办学校，就一定要物色一个好校长。严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考察的同伴，认为他是不二之选。
那一年，严修的这个同伴才28岁。
他叫张伯苓。
2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秀才家庭。
在张伯苓15岁那年，因为家道中落，没有钱再继续读书，他就去报考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这个学堂的学生学费全免，还能一个月领四两白银。
张伯苓在学堂里一直名列前茅，并且接触了大量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但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学堂的总教习教给他们的各种闻所未闻的理念和知识，包括那句话：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这位总教习的名字，叫作严复。（关于严复的故事，可以参看《历史的温度3》收录的《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张伯苓的专业是轮船驾驶，毕业那年，他的成绩是全班第一。按理，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应该到北洋舰队的船上实习一年，但张伯苓发现，整个北洋学堂的学生居然找不到一艘船可以供他们实习——那一年是1895年，北洋舰队在之前的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最终，张伯苓等到了一艘“通济号”。这是一艘在甲午海战中幸存下来的练习船。在以下级军官的身份上船实习后，张伯苓发现整个清朝海军中都弥漫着一股沮丧的气息。在听老兵们讲述黄海大战的屈辱时，张伯苓觉得自己悲愤难平，几欲痛哭失声。
但真正让张伯苓做出自己人生第一次抉择的，还是在三年之后。
1898年7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那一天，张伯苓所在的“通济号”负责运送清廷官员去威海卫完成交接仪式。在交接仪式上，张伯苓目睹了日本太阳旗被降下，清朝黄龙旗升起，但随即黄龙旗又被降下，换上了英国的米字旗。
让张伯苓深受刺激的还不是这个场景。
前往参加仪式的清朝兵丁，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前胸一个“兵”字，后背一个“勇”字。而服装的尺寸五花八门，有的上装长过腰际，有的长裤露出脚踝。清兵们个个面黄肌瘦，垂头丧气，有的人甚至后腰还别着一杆烟枪。而反观英国士兵，个个身材魁梧，穿戴整齐，步伐一致，神采飞扬，在中国的国土上，骄傲地升起自己国家的国旗。
在那一刻，张伯苓做出了和当时很多人相反的决定：
脱下军装，去做教育。
他觉得自己想通了：“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3
退役不久的张伯苓，很快就遇见了刚刚开始在家开私塾的严修。
这两个人的相遇，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面。
当时严修的私塾只有5名弟子，虽是私塾，但只有半天教四书五经，还有半天教的是西学。严修最早只是想请张伯苓当英语老师，但后来发现，张伯苓擅长的远远不止英语，后来就聘他做教整个西学的老师。
虽然只有5名学生，但张伯苓教得非常认真，让这些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英文、数学、自然科学这样的科目。（在张伯苓最早教的5个孩子中，有一个叫陶孟和，他后来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1949年后，陶孟和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由于在孩子中的反响非常好，张伯苓很快出名了，天津一位叫王奎章的绅士，专门来请他兼职做王氏家馆的老师。
学生多起来后，张伯苓就给他们加了一门当时旧私塾根本不可能有的课：体育课。
在体育课上，张伯苓在两把太师椅椅背中间加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们把辫子盘起，长袍撩起，一个个练起了跳高；让一个同学从另一个同学弯下腰的身体上跳过去练跳马；请木匠打造出哑铃，让同学们练肌肉；课余还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打球、跳高、跳远、骑自行车……
1904年10月17日，严家和王家各出一千两白银，建立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私立中学堂，聘张伯苓为校长。第一年就有70多个学生来报名。而这一批学生中，涌现了很多人才，除了陶孟和之外，还有梅贻琦（后来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儿童，之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喻传鉴（后获得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协助张伯苓创办重庆南开中学）、金邦正（后来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林学硕士，担任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的校长）等等。
到了1917年，在张伯苓的悉心运作下，南开中学已经成了在全中国都有名气的中学，学生超过了1000人，各类学科和各种基础设施都堪称国内一流。
但张伯苓想要做的，还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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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的梦想，是办一所一流的大学。
当时偌大的一个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开设工科和法科，并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存在。
而张伯苓想办大学，不是说办就办，他是认真想做好这件事的。所以在1917年，他就去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留学——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了。
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是一所著名的学府，院长是“心理起源论”的创始人、著名的教育学家孟禄（Paul Monroe），而教授里更是有杜威（John Dewey）、克伯屈（W. H. Kilpatrick）等教育名家。尽管张伯苓已经41岁了，但却非常受欢迎，学院甚至免除了他的学费，并且给了他荣誉奖学金。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并且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1918年年中，张伯苓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了，而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提出愿意再给他追加奖学金，希望他留下来，张伯苓婉言谢绝。
他要学以致用，回去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的合影（前排居中为严修，右为张伯苓）
回国之后，张伯苓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一个“钱”字。为了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甚至会去求一些军阀，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在张伯苓等人的奔走下，连黎元洪等人都纷纷解囊资助，共募得捐款近9万元。1919年，南开中学南面的空地上建起了两幢教学楼，9月初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共招得96名学生。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大学成立之后，张伯苓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师资力量的问题。在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老师名单是让当时其他所有大学羡慕的：
梅光迪（文学）、竺可桢（气象）、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学）、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物学）、李济（人类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黄钰生（心理学）、何廉（经济学）……
这些人很多都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等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甚至原先就已经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副教授乃至教授。当时的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开出的教师薪金其实低于其他大学，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大学来任教，一是因为南开大学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因为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伯苓的人格魅力。
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都达到了300元。他的公车是一辆人力车，自己不用，全校老师均可使用。他出差随身带杀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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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崛起。
当时，美国罗氏基金团（现称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员前来参观，听了一节邱宗岳先生讲的化学课，对中国大学的化学教学水平大为惊叹，立即决定为南开大学的科学馆捐款12.5万元——当时科学馆还没开建。而南开大学的理科实力当时全国闻名，也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支持。
1922年，黄炎培曾与胡适有过谈话。黄炎培说：“怎么才能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那就是你我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去读书。”胡适回答：“我的子弟，我都叫他们去上南开了。”
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黎元洪到冯玉祥，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送到“南开系”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理念。
张伯苓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他立下的南开大学校训：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张伯苓要求南开的学生“允公”，指的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说到底，就是要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才能，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奉献社会。
而“日新月异”，是要求南开的学生能够打破陈规，积极进取，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共选出81名院士，其中有9人都是南开出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开毕业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57人。
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周恩来、曹禺、吴大猷、陈省身，都是南开大学培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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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还要提一下的，是张伯苓对体育的态度。
事实上，张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专程从美国购进的最新式的全套背力器、手球、护膝等各种体育用品。
无论是南开中学还是南开大学，张伯苓规定学校必须保证每周3小时的体育课。无论男女学生，体育课课时没上满，或者测验不及格者，都不能毕业。体育课考试分笔试与术科两种。笔试是考各种运动规则，术科是考核实际运动成绩，其中男子100米的达标成绩是14秒，篮球要求1分钟投中7个球，其他如跳高、跳远、标枪、俯卧撑等项目也都有具体标准。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南开大学的篮球队是最强的，足球队也非常有名。
张伯苓认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和竞赛精神，书读得再好也是有欠缺的。
1932年，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行了华北运动会。当时离“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不远，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顿时打出“勿忘国耻”四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紧接着响起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响，“收复失土”四个大字随即出现。这时候，体育场里的中国观众很多都哭着跟着呐喊。被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日军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怒退席，随即向天津政府提出抗议。
张伯苓当时是裁判长，他事后把学生领袖找来，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回还那么讨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大学，全部炸毁。
张伯苓的体育情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支撑：奥运会。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给了张伯苓第一次触动：各国平等，公平竞争。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发表了《雅典奥运会》演说。他第一次提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还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
1908年，张伯苓有幸观看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四届奥运会，深受触动，回国后就在校园里向学生们介绍了奥运会的情况和理念。
也就是这一年，几个南开的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
“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
前两问，张伯苓都努力给出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