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榜后的蒲松龄，和几个朋友一起结伴苦读。但与此同时，蒲松龄也开始做一件自己觉得更感兴趣的事——一件在他很多朋友看来是不务正业的事。好友孙蕙（也是个才子，后来中了进士，做了知县）就写信劝他：“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耶？”
蒲松龄几次落榜之后，他的一个好友张笃庆（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才子）也实在看不下去了，写信劝了他一句：“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
这里面提到的“聊斋”，就是朋友们认为蒲松龄在准备科举考试的同时，还在干的那件“不务正业”的事——收集和编写一个“聊斋”系列。
这个系列里，有俚语、曲子、诗集等五花八门的分类，但蒲松龄花心思最多，自己也最感兴趣的，是他听别人讲述和自己查阅后撰写的一系列神鬼狐仙的故事。
他给这个系列起名为《聊斋志异》。
4
在蒲松龄编写《聊斋志异》的那段时间里，他的生活已经陷入了窘迫状态。
在蒲松龄22岁那年，家里起了矛盾，他只能和哥哥嫂嫂们分家，带着自己的媳妇刘氏分到了几间破屋，二十多亩贫瘠的田地。
蒲松龄的贫苦生活，从他自己写的诗中就看得出来。
“午饭无米煮麦粥，沸汤灼人汗簌簌。”（《日中饭》）
而到菜市场看到卖青鱼的，也只能咽一口口水：
“虽然烹饪不尽致，俭吻一见流清涎。二月初来价腾贵，妄意馋嚼非所暨。”（《青鱼行》）
唯一一篇写得行云流水，一看就精于此道的文章，是《煎饼赋》。
后来有说法是蒲松龄备一桌茶水，请往来客人歇息，只要贡献鬼怪故事一个，就可以免去茶钱（清人笔记《三借庐笔谈》）。这个说法受到了鲁迅的质疑，理由只有一个：蒲松龄实在太穷，连茶水钱其实也是出不起的。
那么蒲松龄靠什么为生呢？终其一生，他主要的职业，和不少落魄的秀才一样：给人教书。
蒲松龄给不少人家做过私塾先生，也给其他村子的塾馆做过老师，但是“乡村教师”那一年几两银子的菲薄收入，实在不够他养家糊口，所以他还给做了宝应县知县的好友孙蕙做过幕僚，但由于思家心切，之后还是回到了故乡。
真正让蒲松龄安定下来的，是在他40岁那年接受毕际有的招聘，到离自己家乡30多公里的毕家去做孩子们的老师。毕家是个实力雄厚的大家族，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做到过明末的户部尚书，毕际有自己也做过县官，家境丰厚。
而且，蒲松龄在毕家得到了普遍的尊敬，毕际有不仅让他教自己孩子读书，还让他帮自己代写一些应答信件，甚至去接待一些宾客，所以蒲松龄在一定程度上是毕家的幕僚。
而最让蒲松龄心动的，是毕家那有几万册藏书的藏书馆是对他完全开放的。
在那样的安定环境下，蒲松龄在白天忙完事务之后，夜深人静时，点上一盏烛灯，铺开案纸，就开始进入自己的神鬼世界。
也正是在那段时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已基本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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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说，《聊斋志异》其实就是蒲松龄一个穷秀才的意淫之作，满足很多失意之人的幻想。
其实并不是这样。
《聊斋志异》全书40余万字，收录近500篇短篇故事，之所以能传世，绝不仅仅是因为它记录的是鬼怪故事，而是因为蒲松龄所体现出来的写作手法、文字功力、丰富想象，以及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和精神。
限于篇幅，不展开讨论。如果用一句比较贴切的话形容，应该是老舍先生的评语：
“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当然，蒲松龄肯定在《聊斋志异》中寄托了不少自己的理想和感情。
比如科举考试给蒲松龄留下一生的阴影，在《聊斋志异》中就有大量关于科举的故事（《考城隍》《续黄粱》《叶生》《王子安》等等），这些故事明显体现了蒲松龄自己的感受和他对科举制度的看法。
又比如《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悍妇形象，其中一些就是蒲松龄当初在分家那次财产分配中对自己嫂子们印象的折射。
还比如被蒲松龄视为恩师的施闰章，被蒲松龄在《胭脂》中直接把他写了进去，并在末尾用不小的篇幅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方见之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
这几百个短小精悍、嬉笑怒骂的故事初成规模时，就在蒲松龄的老东家毕家引起了关注。
毕家的亲戚，官至刑部尚书的王士祯（王渔阳）曾专门为《聊斋志异》赋诗一首：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而蒲松龄侄女的舅父高珩（官至吏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就是他推荐蒲松龄去的毕家）亲自为《聊斋志异》作序，并将这本“奇书”广为传播。
当然，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好评，但蒲松龄那时并未想到这本书会在日后获得如此地位。
他当时心心念的，还是科考。
6
其实在蒲松龄47岁那年，差点达成人生理想。
在那一年的乡试中，据说主考官久闻蒲松龄大名，本已有意给他头名，但蒲松龄不知是文思泉涌，还是过于激动，居然在答题中“越幅”了——答卷翻页时多翻了一页，导致当中有空白页。这在规定非常严格的科考中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低级失误，结果他就此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最终，屡败屡战的蒲松龄在71岁高龄的时候，终于成了一个“贡生”。
所谓“贡生”，是对秀才中的优异者的一种褒奖，可以获得去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资格。不过，“贡生”相当于举人的“副榜”，理论上是不能做官的。而以蒲松龄当时的年龄，一不可能再做官，二是不可能去读书了，这完全是一种安慰性质的褒奖。
而且，这个“贡生”资格还是蒲松龄去青州（今属潍坊）拿的——当时本地应该已经没有了名额。
此时的蒲松龄，已经辞去了在毕家的职务，告老还乡。在回到家乡之后，蒲松龄似乎已经看开了一切：“世事年来方阅尽，眼中总觉海天宽。”
两年之后，辛苦照顾蒲松龄一生的结发妻刘氏去世，73岁的蒲松龄悲伤不已，感叹：“尔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
又过了两年，当又一个春天刚刚到来之时，蒲松龄在他的书房“聊斋”里“倚窗危坐而卒”，享年75岁。去世后，他与夫人刘氏合葬在村东墓园。
在他的书房里，挂着一幅后世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对联：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在蒲松龄去世约50年后，《聊斋志异》初刻，洛阳纸贵，轰动全国。
馒头说
说些延伸出来的感想。
我记得大概几年前吧，我太太有一天在电脑前写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因为盯着屏幕时间太久了，眼泪都流了出来。
那时候应该是凌晨2点，她转头眼泪汪汪地对我说：“我的眼睛真是酸死了，也困死了，但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这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完全能理解她的感受。
记得2016年7月我决定连续更新“馒头说”的时候，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内心有一股冲动，那种想写作的冲动。那个时候，离开记者的一线岗位也有三四年了，总觉得手非常痒，有一种想写点东西的强烈欲望。
于是后来写了，也坚持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正是我所效力的东家进行新媒体转型的关键时刻，我冲在第一线，白天的工作几乎让我筋疲力尽，但等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打开电脑，点开微信公众号的编辑后台，写下“今日由头”这行字后，就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白天的疲惫、焦虑、委屈都被抛在脑后，开始和古人们进行一种奇妙的交流和对话，感觉神清气爽。
所以当我看到蒲松龄坚持写《聊斋志异》的时候，心里是有一种共鸣的。
当然，我和我太太那个时候虽然没什么钱，但也不至于贫困，这点也没什么好矫情的。只是我俩直到现在其实消费欲望都非常低，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无须从物质消费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写作。
我相信每一个喜欢写点文字的人，多少都会有这种感受：当你拿起笔（现在是敲击键盘），就会进入一个忘我的全新世界。在那个空间里，你其实可以摆脱一切束缚，尽情享受你自己的世界。
我相信蒲松龄也是这样：哪怕现实再骨感，生活再残酷，但只要有写作的欲望在，写作的动力在，写作的能力在，那么一切都是可以微笑面对的。
所以，至少在写作这一点上，限制想象力的从来不是贫穷，或是平淡，而是行动力和毅力。
每一个愿意写作的人，其实都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笔下的无限精彩的世界。
它只是等着我们去发掘而已。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施闰章与蒲松龄的交往及其影响》（邹莹，《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蒲松龄与高考满分作文》（马伯庸）
3.《痛苦——蒲松龄创作的动力》（黄荣志，《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4期）
4.《一腔悲愤，一生倾诉——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高虎，《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1期）
5.《〈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与科举》（阳达、徐彦杰，《蒲松龄研究》，2017年第1期》）
6.《蒲松龄的简朴生活》（戴永夏，《齐鲁晚报》，2013年12月5日）
杀妻自尽的天才诗人：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但是……
一段爱情，如果爱到极致会是怎样？可能是童话，但也可能是悲剧，凄美，乃至残酷。
1
1993年10月8日下午，新西兰奥克兰市的激流岛。
顾乡看到弟弟忽然走进了屋子，走到盥洗台旁洗手。
顾乡忽然觉得不太对劲。
弟弟洗完手后，转身又向门口走去，随后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去死，你别拦着我。”
顾乡大吃一惊，连忙问弟弟怎么了。
弟弟回答：“我把谢烨给打了。”
顾乡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她奔出屋子，很快在屋外的草丛里找到了躺在那里的谢烨，满脸是血。而当她想起去找弟弟时，发现他已经上吊自杀了——用的是晾衣服的铜芯塑皮绳子。
谢烨，是顾乡弟弟的妻子。而她弟弟的名字，在今天可能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但在20多年前的中国文坛，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即便不知道他的名字，至少很多人都知道那首著名的诗《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首诗写于1979年，作者就是顾乡的弟弟。
他的名字，叫顾城。
2
1956年9月24日，顾城出生在北京。
其实按籍贯算，顾城应该是一个上海人，因为他的父亲顾工就是一个上海人。
1945年参加新四军的顾工，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他曾担任过新四军政治部文工团团员、三野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创作过不少小说、剧本，还有诗歌。
1968年，顾工从北京被下放到山东的一个部队农场。顾工是带着全家去的，其中包括那一年才12岁的儿子顾城。
在农场里，顾城每天和父亲一起拌猪饲料，喂猪，以及无所事事。这些在成年人眼里看起来无法接受的生活，在顾城看来却是非常有趣和新鲜的体验——可以不和人打交道。
顾城从小就不喜欢和人说话，家里如果来了什么客人，他就会立刻逃开。而当别的孩子和同龄小朋友玩耍的时候，他宁可一个人躲到树下看蚂蚁。自从跟着父亲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后，顾城显得更加孤僻。当地人说的方言他们听不懂，他们也不愿意接触当地人。
顾城的全家福。小女孩是顾城的姐姐顾乡。小时候，顾城只愿意和姐姐说话
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其实成了顾城人生的重要引路人。
一方面，也算是诗人的顾工，抓住一切机会培养自己儿子的文学兴趣。在农闲时，父子俩对着田园风光，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赋诗。
而另一方面，顾工又决定不让儿子和当地的孩子一起去上学，认为自己有一套教育方法能把顾城教育得更好。所以，当别的同龄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初步感受群体和社交时，小顾城却待在自己构建的孤独城堡里——他非常乐意。
1969年，13岁的顾城第一次正式发表了自己的诗歌——虽然在此之前，他其实已经写过好多首颇具灵气的诗，最早一首甚至写于6岁，是姐姐顾乡代笔的。
13岁顾城写的那首诗，叫《我的幻想》：
我在幻想着，
幻想在破灭着；
幻想总把破灭宽恕，
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
时至今日，这首诗仍能引发很多人共鸣，而如果考虑到这是出自一个13岁孩子之手，更是让人惊诧。
惊诧的人中，就包括顾城的父亲顾工。
一方面，顾城在写了自己的第一首诗歌之后，就开始在文学尤其是诗歌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在1974年全家返回北京后，顾工发现儿子顾城确实堪称诗歌方面的天才。随着顾城的诗作发表得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任何父亲都有理由为儿子感到骄傲。
但另一方面，在欣喜的同时，顾工却也有了隐忧。因为他发现，儿子虽然已经成年，但诗歌里却依旧透露出浓烈的孩子气，以及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想法，而且就诗歌本身而言，他觉得也不算正统。
为此，革命出身的顾工曾专门带着顾城去了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希望这些革命旧址能给顾城带来一些触动，让他的诗歌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但是，顾城流着泪写出的诗歌是《结束》：
一瞬间——
崩坍停止了，
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
戴孝的帆船，
缓缓走过，
展开了暗黄的尸布。
多少秀美的绿树，
被痛苦扭曲了身躯，
在把勇士哭抚。
砍缺的月亮，
被上帝藏进浓雾，
一切都已经结束。
顾工尝试着劝儿子：“把‘头颅’换成‘鹅卵石’不好吗？太恐怖压抑了。”
顾城回答：“不，我不能这么写，我不允许我这么写！”
顾工知道，自己无法再影响儿子了。
但他相信，肯定有人能影响自己的儿子。
3
1979年，在一列火车上，23岁的顾城遇见了一位姑娘。
那个姑娘，叫谢烨。
和顾城正好相反，谢烨出生在北京，却在上海居住。
顾城在后来给谢烨的情书中，这样回忆当初两人在火车上的邂逅：
买票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见你，按理说我们应该离得很近，因为我们的座位紧挨着。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你了吗？我和别人说话，好像在回避一个空间、一片清凉的树。
…………
晚上，所有的人都睡了，你在我旁边没有睡，我们是怎么开始谈话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你用清楚的北京话回答，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梦幻的鱼群，鼻线和嘴角有一种金属的光辉，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给你念起诗来，又说起电影，又说起遥远的小时候的事。
你看着我，回答我，每走一步都有回声。我完全忘记了刚刚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很陌生，甚至连一个礼貌的招呼都不能打。现在却能听着你的声音，穿过薄薄的世界走进你的声音，你的目光，走着却又不断回到此刻，我还在看你颈后的最淡的头发。
那天在火车上，顾城看到谢烨准备下车，就立刻把自己的地址写在了一张纸条上，鲁莽地走上前去，一把塞到了谢烨的手里。
那么谢烨的感想如何呢？从她后来写给顾城的情书，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是个怪人，照我爸爸的说法也许是个骗子。你把地址塞在我手里，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为了能去找你，我想了好多理由，我沿着长长的长着白杨树的道路走，轻轻敲了你的门，开门的是你母亲，她好像已经知道了我，就那么注意地看我。你走出来，好像还没睡醒，黑钢笔直接放在口袋里。你不该同我谈哲学，因为衣服上的墨迹惹人发笑，我想提醒你，又发现别的口袋同样有许多墨水的颜色，才知道这是你的习惯。
我给你留下地址，还挺傻地告诉你我走的日子，离开那天你去送我，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你会给我写信吗？你说会的。写多少呢？你用手比了比，那厚度至少等于两部长篇小说。
顾城和谢烨
毫无疑问，字里行间，两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但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没有固定工作”的顾城，是很让谢烨父母担心的。为了追求谢烨，顾城特地搬去了上海，在谢烨居住地附近的武夷路上买了一套简陋的民居。他甚至愿意接受谢烨父母的要求，去医院检查了精神疾病——那时，谢烨的父母已经开始怀疑他在精神方面可能有些障碍。据顾城的上海友人毅伟回忆，那次检查，顾城和医生聊了很多关于弗洛伊德的问题，医生给他开具的证明是：没有疾病。
谢烨和顾城初结婚时，日子过得非常清苦，但两人却非常快乐
当然，在这段感情中，拥有决定权的还是谢烨。
作为一个同样爱好文学和诗歌的女性，谢烨无法掩饰自己对顾城的仰慕和爱意，在顾城追求了谢烨四年之后，两人在1983年终于结婚。在顾城的父亲顾工看来，谢烨是上天赐给顾城的礼物，两人婚后的感情好得简直无法形容，“每天连买菜都是手牵手一起去的”。
而诗人舒婷也曾这样回忆顾城夫妇婚后的生活：“他们连一毛钱都没有。有一次有人给他寄了一笔稿费，很多，一百五十块。他就很开心，和谢烨两个人手拉手穿过一个很大的公园，手拉手去存在银行里。可到下午就发现了，必须领十块钱买白菜。然后又手拉手去领了十块钱。第二天早晨，又发现他们的自行车胎破了，就跟谢烨手拉手，又去领了十块钱。然后那个银行的小姐就打趣他：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块钱也一起领了。我觉得太好玩了！一百五十块钱对他们就是巨款。然后我就开玩笑说他们：你们一直走路鞋破了，再去领十块钱买双鞋子。”
而谢烨本人，也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
这对夫妇的共同好友文昕回忆起当时的谢烨：“那时的谢烨是一个无比幸福快乐的妻子，她对人生充满感激，因为她拥有一份令她沉醉的爱。她常说她和顾城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她一直不停地向我们周围的人讲述她的快乐。她的感情真诚自然，感染了周围的每一个人，也深深感染了我，我那时把她和顾城的婚姻看成是崇高的理想。”
这是一段值得所有人羡慕的爱情，如果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可惜，没有如果。
4
顾城和谢烨的爱情无疑是纯粹的，但纯粹到极点，也带来了很多意外。
首先，顾城对谢烨体现出了无尽的依赖——远远超乎爱情，是那种婴儿对于母亲的依赖。
顾城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差，或者说，他认为做这些事是毫无必要的。所以顾城的衣食住行和生活起居，都由谢烨打理照顾。
但与此同时，因为依赖，所以顾城又对谢烨有极强的控制欲。
比如尽管一日三餐都由谢烨负责，但顾城不希望谢烨把饭菜分开做，要实行“一锅煮”，因为这能节约火。甚至在顾城写作的时候，他都要求谢烨不能离开他的视线范围，因为他希望“一抬头就能看见她的笑脸”。
对于这一切，谢烨都接受，因为她也深爱并且仰慕顾城。她服从顾城的要求，辞去了工作，也不再进修，慢慢从一个同样有追求、有想法的文学青年，变成了顾城背后的那个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保姆。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顾城的大量诗歌发表，他的名气越来越响，而中国文坛以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一派也开始迅速崛起。1982年，顾城成为北京市作家协会成员，1985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成员，开始受到正式的认可。
顾城和谢烨在激流岛上的故居
1988年，是顾城和谢烨夫妇命运发生改变的一年。在周游西欧和北欧诸国进行文化交流和讲学之后，他们来到了新西兰的激流岛，获得了新西兰的技术移民资格，决定在此定居。
这是一个面积达9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却只有几千人的岛。但顾城第一眼就看上了这里：“这是我12岁以来一直寻找的地方”。于是，他们在这个岛上买下了一栋虽然颇大但很破旧的房子，养了几百只鸡，开始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田园式生活。
顾城说他不想影响母语写作的水平，所以拒绝学习英语。而谢烨只能一个人学英语、学开车，在外面打工，在家里养鸡、洗衣、烧饭，以便能让顾城专心画画和写作。尽管顾城始终表现得像一个孩子，但谢烨除了有时感到疲惫之外，并没有过什么其他想法。
直到他们俩的孩子来到这个世间，谢烨才开始感到，两人之间可能真的存在裂痕。
顾城、谢烨和儿子
两人爱情的结晶是一个儿子，谢烨把他叫作“小木耳”。但是，作为父亲的顾城却非常不喜欢这个孩子。一方面，他并不想要孩子，如果一定要有孩子，他希望是一个女儿。顾城似乎一直有一个“女儿国”的幻想，而儿子的到来打破了他的幻想。另一方面，他认为孩子晚上的啼哭吵闹打扰了他写作，弄得他心神不宁。
诗歌评论家钟文作为夫妇两人的朋友，回忆有一次聚餐时听谢烨说了这样一件事。
顾城的著名形象，就是带着“一截”帽子。他对这顶“帽子”有很多解释，心情不好时就简单说为了“保暖”，心情好时，会说是“避雷针”或者用来发泄怒气的“烟囱”。事实上，这是他用一条旧牛仔裤裁剪出的一段，但确实成了他独具一格的标志
谢烨在外面打工，准备好了奶糕让顾城在饭点时喂儿子吃。结果有一次谢烨下班晚了，回家发现顾城饿了就把奶糕吃掉了，也不管儿子。
当时钟文劝谢烨：“你当初嫁给他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他是个孩子，生理会长大，但心理永远不会，所以才能写诗。”
但在谢烨看来，顾城这样不仅仅是“不成熟”，而且是对家庭不负责任。
在顾城的再三要求下，谢烨最终只能把小木耳托付给当地的一家毛利人家庭寄养。每次她去看望自己的儿子，那位毛利人老太太都会责备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每当这个时候，谢烨就心如刀割。
但真正导致顾城和谢烨出现巨大裂痕乃至引发悲剧的，不是这个孩子，而是另一个女人。
5
那个女人，叫李英。
1986年夏，北京作协在昌平举行了一个关于新诗的研讨会，顾城夫妇应邀参加。在那里，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李英——作为参加社会实践的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大四学生，被指导老师谢冕带到了会议上。
当时，谢烨、李英还有另一位女作家文昕被分到了一个宿舍，谢烨经常向两位室友讲自己和顾城的传奇恋爱经历和顾城的各种故事。据文昕回忆，李英当时听到感动时，会把自己蒙进被子悄悄流泪。
在那次会议上，有人批评顾城的新诗，谢烨反驳后愤然离场，而李英则哭着发言，为顾城辩护。经过那四天的会议，顾城夫妇和李英成了好友。
仰慕终成爱慕，很快超出了“好友”的界限。
1987年5月，顾城和谢烨收到了德国明斯特“国际诗歌节”的邀请，准备去欧洲做一次巡访。在夫妇俩要离开的前一晚，李英当着谢烨的面，哭着向顾城表白，倾诉自己对他的爱慕。
左起依次为：顾城，谢烨，李英，文昕
当时的顾城很受震动，以至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和我天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太像了。谢烨不一样，她是我造就的。”
当时谢烨就在一边翻着杂志，不知心里做何感想。
顾城夫妇在新西兰定居期间，依旧和李英保持着通信来往，尤其是顾城。在小木耳出生之后，苦于在丈夫和儿子之间进行抉择的谢烨，做出了一个外人完全看不懂的决定——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为李英办好一切手续，买好机票，请她来新西兰和他们一起居住。
顾城的姐姐顾乡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后非常震惊：“怎么可以这样？！”而谢烨的回答是：“他也没怎么样啊。”而顾城的态度，当然是求之不得——李英的到来，进一步完善了他对“女儿国”的追求。
这种至今让人无法理解的生活方式，谢烨一开始却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在家里，李英洗澡时，指定要顾城送毛巾，顾城不好意思，谢烨还说：“人家叫你去，你就去呀！”
在这个三人世界里，李英自比林黛玉，谢烨则是薛宝钗，而顾城，自然是贾宝玉。
谢烨原本还算可以接受这种局面，直到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她发现不对了：从灵魂到肉体，顾城都开始真正痴迷李英了。
她这才发现：自己的丈夫可能要被人抢走了。
1992年初，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给顾城批了一笔经费，邀请他和谢烨去德国访问交流。谢烨决定抓紧这次机会和李英摊牌：“如果我们回新西兰后你还在，我就认命，承认这是天注定。”
李英接受了谢烨的提议。
当顾城夫妇回到新西兰时，发现李英走了。
谢烨以为，他们终于可以回归到正常的夫妇生活，但出乎她意料的是，她的丈夫却精神崩溃了。
李英后来出了《魂断激流岛》一书（麦琪是她笔名）。在这本书里，李英的倾向比较明显：她只是出于纯粹的仰慕，而一切都是顾城主动。她甚至暗示两人在新西兰第一次发生关系是顾城“强迫”的。之后文昕和顾乡都曾公开表示李英说的很多话显示出她的“人品问题”
顾城开始四处打听李英的消息，后来终于打听到了，却给他带来更大的折磨——李英嫁给了一个大她20多岁的英国移民。
这是让顾城完全无法接受的现实。
在丈夫精神萎靡的时候，谢烨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建议顾城写一本回忆录似的小说，记录他、李英和自己的故事。
谢烨的初衷，是希望顾城能够从萎靡中振作起来，并且通过这本小说的写作，体会到她作为妻子一路走来的辛苦，以及认识到李英只是一个后来的“第三者”。
但这本后来取名为《英儿》的小说，却成了顾城怀念李英的最大寄托，他花了很大的笔墨来回忆对李英的感情，对那些缠绵的场景也毫不避讳。
顾城不会用电脑，整本小说，是谢烨帮忙用电脑打出来的——那些丈夫疯狂依恋另外一名女子的文字，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在键盘上，也敲打在谢烨的心里。
《英儿》的作者署名“雷米”，是顾城给谢烨起的笔名，因为顾城说：“雷为神，诗为灵”，而谢烨就是他的“诗歌之神”。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精神崩溃之后，顾城慢慢走了出来，他发现自己生命中唯一不可缺少的女性，还是谢烨。没有人知道顾城当时是否真的就此决定和谢烨好好过日子，但至少他开始做出一些努力，比如想过把小木耳接回家。
但是已经晚了。
谢烨也遇见了自己的追求者。
6
追求谢烨的男士，被称为“大鱼”（也有说叫“大渝”）。
大鱼是谢烨随顾城在德国访问期间认识的，是已经获得德国国籍的中国流体力学博士。
在大鱼身上，谢烨感受到了顾城不具备的东西：懂生活，有情趣。并且两人在一起时，总是大鱼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不需要谢烨操心。
在一段疲惫的爱情长跑中，一方始终没有下定决心离开，往往可能是因为之前没有（或没打算）遇见更好的人。
毫无疑问，谢烨的情感世界起了波澜。
很快，谢烨的异常被顾城发现了。痴迷于李英的顾城却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暴跳如雷，并且第一次打了谢烨——用手死死掐住了谢烨的脖子。
夫妇两人的争吵惊动了邻居，邻居选择了报警。警方赶到后觉得顾城有暴力倾向，要将他送进精神病院，为期三个月（一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德国）。事实上，顾城所在的社区居民都认为他有暴力倾向，因为有一次社区居民投诉顾城家养鸡干扰邻居生活，结果顾城愤怒地把自己的鸡全都砍死，收集了几百只鸡头装在一个麻袋里扔给了社区官员，后者被吓得半死。
但是，谢烨站了出来，作为受害者，但同时也是妻子，她拒绝签字。
不过，经过这件事情，谢烨的决心却更坚定了——她决定带着儿子，离开顾城。
这一次，顾城真的慌了。
他曾给好友文昕写信：
“文昕，醒了才知道人心有多冷，我爱是因为我渴望，也是因为我恐惧。我怕世界把她们拿走，我是不值得被爱的，所以我不会爱人。……谢烨只要离开我，死就到我面前来了，她的生命力真强，你看见过她多好看，在花园里，我因离光太近已经瞎了。”
1993年10月初，谢烨和顾城其实已经开始进行离婚谈判，而这时候传来了消息：大鱼要来新西兰接谢烨。
尽管早已知道结局，但顾城觉得这一切还是来得太快了，他其实还想再努力一下。事实上，顾城不仅仅在生活起居上完全依赖谢烨，不会英语的他平时和人交流也要依靠谢烨，可以说，他已经完全离不开谢烨了。
所以，他认为谢烨在把自己逼入绝境。
10月8日那天，大鱼登上飞往新西兰的飞机时，还和谢烨有过沟通，等他下飞机的时候，却已经无法联系谢烨了。
7
按照顾乡的回忆，10月8日下午她发现谢烨的时候，她还有呼吸。
谢烨的伤在右边额角，不清楚是怎样受的伤。当时谢烨的身边有一把斧子，所以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通行说法是“顾城用斧子劈死了自己的妻子”。但根据后来新西兰警方公布的结果，斧子与谢烨的死亡无关。
当医生赶来的时候，顾乡回忆自己对医生的要求是快先救谢烨，医生提出去看看顾城，而顾乡的回答是：
“别管他！先救她！她不能死！”
而当得知顾城已经死了之后，作为姐姐的顾乡的第一反应却是：
“我心里在暗暗地凶狠地恨他，想着他罪有应得；又无可奈何地隐隐作痛。”
谢烨在被直升机送去医院不久后重伤不治。警方在现场发现了顾城留下的四封遗书，字迹潦草，一看就是临时匆忙写就。
第一封推测是原本写给父母的家信，但后来临时加了个“姐”字，成了遗书。信中声明房子归儿子小木耳，稿费和《英儿》书稿拍卖的钱给父母，其他书稿都归姐姐。
第二封单独写给母亲，开头就是一句：“今天我过不得了，烨要跟别人走，木耳我也得不到。妈妈，我没法忍了，对不起。”
第三封单独写给姐姐顾乡，叮嘱姐姐要帮妈妈把自己的后事办好，并指出“我是受不了了，他们得寸进尺”。
第四封，顾城选择写给自己当初并不欢迎来到世间的儿子小木耳，也叫“三木”（Sam），在信中的最后一句，顾城写道：
“三木，我只有死了。愿你别太像我。爸爸顾城。”
馒头说
顾城曾给谢烨写过一首诗，在他们热恋的时候。
今天，
我和你，
要跨过这古老的门槛。
不要祝福，
不要再见，
那些都像表演。
最好是沉默，
隐藏总不算欺骗，
把回想留给未来吧。
就像把梦留给夜，
泪留给大海，
风留给帆。
现在回过头来看，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毫无疑问，顾城当然是天才诗人。但也正是他的天分，成了这出悲剧的最主要根源。
天才诗人都是痛苦的，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触完全超出我们凡夫俗子。只是，痛苦可以往自己内心深处挖掘，感情可以找到各种渠道宣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不能给别人带来痛苦，更不能剥夺别人的生命。
顾城的好友舒婷后来回忆起顾城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这块伤疤挖掘起来还是疼痛不已。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
也对，也不对。
对的是，只有谢烨有权宽恕。
不对的是，我们都不是谢烨，舒婷也不是。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我面对顾城的最后十四天》（顾乡，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2.《顾城：从迷恋到迷失》（央视网，《家事》，2013年4月27日）
3.《伟大的诗人在生活中一败涂地》（沈祎，《东方早报》，2013年10月8日）
4.《一个本真的诗人无法逃避的悲剧》（沈祎，《东方早报》，2013年10月8日）
5.《顾城辞世20周年 舒婷深情回忆与其相识之初》（罗皓菱，《北京青年报》，2013年10月8日）
6.《唐晓渡：我们这代人都有病，顾城在撤退时出了问题》（徐鹏远、吕美静，凤凰网文化专题，2013年10月）
7.《“诗意化”顾城出轨、杀妻行为的人，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微信公众号“晏凌羊”，2017年10月7日）
8.《顾城与谢烨：精神成了灵魂的殉葬品，此为人类孤独的症结所在》（李丹，微信公众号“佳人”，2015年10月9日）
一个因写关于中国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
曾经有人说，她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也有人说，她的获奖拉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平。她是美国人，但加入过中国国籍，她因写中国而成名，却在美国引起很多争议。而在晚年，她也一直无法回到中国。
1
1892年6月26日，40岁的赛兆祥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迎来了自己的女儿。
赛兆祥虽然有一个中国名字，但实际上他是美国人，本名是阿布萨隆·赛登斯特里克（Absalom Sydenstricker）。至于他为什么会起一个中文名字，那是因为他是美南长老会的著名传教士，长期在中国传教。
这个女儿得到了赛兆祥和妻子卡洛琳无上的宠爱——他们之前在中国生了三个孩子，但都不幸患了热病，不治身亡。为此，卡洛琳专门返回美国生下了这个孩子。
赛珍珠（左一）和她的父母、妹妹以及家里的用人王[1]妈在一起
或许是把这个女儿视为中国人传统说法中的“掌上明珠”，赛兆祥给女儿起名“Pearl”——中文“珍珠”的意思。
在女儿只有三个月大的时候，赛兆祥夫妇就带着她启程返回中国，来到了江南名城镇江。
那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女儿，就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生活。
她的父母根据她的英文名，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叫“赛珍珠”。
2
赛珍珠是美国人，但父母在她10岁那年，给她请了一位中国的私塾先生。
那位被赛珍珠称为“孔先生”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的秀才，负责教赛珍珠汉语和一些中华元典。同时，母亲卡洛琳又希望她别“忘本”，亲自教她英语和拉丁语。
所以，赛珍珠其实从小就掌握了双语听说读写的能力。
和很多传教士的子女一样，赛珍珠虽然生活在中国，但读的都是教会学校，直到考大学才返回美国。在美国读大学期间，赛珍珠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在大四的时候包揽了学校的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和“最佳诗歌奖”。
青年时期的赛珍珠
由于母亲患病，赛珍珠在大学毕业后就返回了中国的镇江，一面照顾母亲，一面接替了母亲的教会工作。在这段时期，她结识了美国的青年农学家约翰·洛辛·布克，之后和他结婚。
丈夫的职业对赛珍珠其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她因此有了大量接触中国最基层农村和农民的机会，这也使得她比其他在中国的外国人对当时中国的农村生活有更深刻的了解。
对于赛珍珠而言，尽管她从小生长在中国，但美国家庭出身和在美国大学求学的生涯，使得她能以一个既不同于中国人又不同于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这从她在美国拿到文学硕士的毕业论文题目就可以看出来——《论西方对中国生活与文明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她之前还参加过学校历史系的一个匿名论文竞赛，她的长篇论文获得了第一名并赢得了200美元奖金，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与西方》。
1926年，34岁的赛珍珠结束硕士学业再次回到了中国，开始在国立东南大学教书。同时，她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1930年正式出版）。
这是赛珍珠第一次尝试用自己的理解来把她观察到的中国生活和文化——那些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缠脚”“三从四德”“传宗接代”——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
《东风·西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这对赛珍珠本人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告诉西方人中国的故事，并且她觉得自己很擅长这一点。
1931年，赛珍珠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
她原先想用这部小说男主人公的名字作为整部小说的题目，起名《王龙》。但出版商在看了她的书后，认为将她全书表达中国农民最深的执念的一个名词作为书名更好。
那本小说，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大地》（The Good Earth）。
3
其实《大地》的出版一开始并不顺利。
当赛珍珠拿着这本书的原稿去找一家伦敦出版商的时候，对方嗤之以鼻：“谁会关注一个中国农民和他的乡下女人的故事？你为什么不写那些古老的中国传说？或者紫禁城里的皇帝和他那几百个女人的故事？”
赛珍珠没有放弃，又找到了一家美国的出版公司。那家已经濒临倒闭的出版公司的老板沃尔什看了这部作品后，立刻拍板决定出版，只是提出了那个改名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