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天，装帧精美的《大地》出版，随即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好评，连续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据头名宝座长达21个月。《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威尔·罗杰斯甚至给出了这样的评语：
《大地》英文版
“它不仅是关于一个民族的最伟大著作，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著作。”
《大地》写的是一个名叫王龙的中国贫农，娶了一个富户的女佣阿兰做妻子后发生的故事。阿兰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吃苦耐劳，沉默寡言，默默地为家庭付出一切，却一直不知道争取自己的地位。而王龙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性的局限：在通过一次偶然机会发财之后，他在阿兰的帮助下慢慢富了起来，却嫌弃妻子相貌平庸，另外娶了一个妓女。在王龙年老之后，他终于慢慢又回归了本心，临终前告诫子孙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卖地”，因为土地才是他们最珍贵的财富。
在这部17万字的小说中，赛珍珠展示了自己不动声色却又非常传神的写作手法，开篇第一章第一句非常简单，却把读者深深抓住了：
“今天是王龙结婚的日子。”
在接下来的短短1万多字里，赛珍珠通过简单的白描，栩栩如生地向读者展现了当时中国最基层农村的各种元素和传统：纸糊窗、灶台、几个月洗一次澡、喝茶、辫子，以及孝道、面都没见过就可以结婚的亲事、妻子像用人一样服侍丈夫、传宗接代……
《大地》在美国受到热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此前一直停留在很多美国人的想象之中：异教徒；开餐馆和洗衣店的；贼眉鼠眼长辫子，奸猾狡诈贪便宜。通过阅读《大地》，他们第一次认识到中国人是和他们一样有传统、有生活、有奋斗、有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另一方面，美国当时正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大地》中那些一直生活在艰苦环境但一直坚持努力活下去的农民，深深感染了同样感受到生活艰辛的美国人。
随着《大地》的畅销，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译本很快出现。就在出版的第二年，《大地》获得了美国的“普利策文学奖”。
但更大的荣誉还等待着赛珍珠。
1938年，经评委会一致认定，写出以《大地》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的赛珍珠，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瑞典国王为赛珍珠颁奖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第一次有美国女作家获奖。事实上，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女作家（第一位是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她的代表作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赛珍珠和她的《大地》就此轰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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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地》给赛珍珠带来巨大声望和财富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了不少争议。
不同的声音首先出现在美国的文学界。
首先，美国的很多作家并不认为赛珍珠的写作技巧有多高超。著名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就曾公开不客气地说：“如果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该成问题。”
在美国的作家们看来，赛珍珠只会用简单的白描叙事，但在西方重视的心理刻画这方面却乏善可陈。更重要的是，《大地》成了一部超级畅销书——在他们看来，纯粹的文学和畅销书绝对是矛盾的。
其次，是因为赛珍珠长期生活在中国，几乎和美国的文学圈子形同陌路，很多作家都不认识她。她写的题材又发生在遥远的中国，而且还是中国的农民而非精英阶层，这更显得她和美国的主流文学圈格格不入。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就曾说过：“我宁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珍珠为伍。”（福克纳后来在1949年开心地去领了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是《喧哗与骚动》。）
第三个原因就比较隐晦了。在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美国有两名作家获奖：辛克莱·刘易斯（1930年）和尤金·奥尼尔（1936年），都是男性。在诸多“嗷嗷待奖”的美国男作家群体中，忽然天外飞仙般空降来一个他们闻所未闻的女作家，很多人在心理上或情感上接受不了。
赛珍珠。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截至1970年，赛珍珠的《大地》系列英文本就已经印行了70多个版次，印刷数量达到数百万册
由于赛珍珠的传教士家庭背景和身份，她的这部《大地》还在宗教问题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大地》这部小说的世界里，基督教和上帝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国人按照他们传统的信念敬天地、祭鬼神，所有的祈福活动都是对自己信仰的神灵进行。即便在小说中偶尔出现的传教士，也并非是正面形象。
考虑到作家是一位传教士，美国教会中的保守派深感“震惊和愤怒”，很多教徒都写信指责赛珍珠，甚至发出威胁。而从小就在定居中国的传教士家庭长大的赛珍珠，认为自己比任何没去过中国的美国教徒更有发言权。
1932年，赛珍珠接受长老会女教徒的邀请，在美国的阿斯塔饭店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讲。面对近2000名听众，赛珍珠的演讲题目是《海外传教，真的有用吗？》
这场大胆的演讲震惊了美国宗教界，赛珍珠做出的否定回答更是让她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教会教徒的人身攻击甚至侮辱，但赛珍珠完全没有退缩，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正统的传教士，对他们所谓要拯救的人民如此缺乏同情；对除他们自己国家的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如此不屑一顾；对一个高度文明、十分敏感的人民，竟如此粗暴鲁莽，我直感到自己的内心因羞愧而在滴血。”
最终，赛珍珠辞去了自己传教士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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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赛珍珠在美国引起了争议，那么在她所热爱的中国呢？
在如何评价赛珍珠和她以《大地》为代表的小说这一问题上，中国的文学界也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不少中国人是感谢赛珍珠的，因为尽管可能在有些地方有些夸张，但赛珍珠毕竟把一个相对客观和真实的中国呈现在了世界面前，中国不再是以前那样除了“留辫子”就是“缠小脚”的形象。
而另一方面，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对赛珍珠选择王龙这样一个贫穷且有些愚昧的中国农民来展现中国，感到很大的不满。
著名的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在肯定赛珍珠的一些真实描写之外，指出以王龙这样的落后农民形象出现在西方人眼中，只会加深他们对中国人的歧视。而《大地》的畅销，很大原因是因为符合西方人“居高临下”的审美口味。
而文艺理论家胡风在承认赛珍珠对中国农民“满怀同情”的同时，也认为她“并不懂得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
当然，赵家璧和胡风这一批知识分子还算是客气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毫不留情地对赛珍珠提出了批评。
著名的翻译家伍蠡甫是《大地》的译者之一，但他在自己的“译者序”（长达28页）中指出，《大地》中的中国男人只知道土地，中国女人只知道服从，整个中国看上去兵荒马乱，愚昧落后，“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而且，伍蠡甫还指出，中国农村的现状，恰恰就是因为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造成的，而赛珍珠根本没有指出或者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
当时在美国大学执教的文化学者江亢虎（后来投靠汪精卫成为汉奸），用英文在《纽约时报》上发文批评赛珍珠的《大地》“太过夸张”，尤其指出赛珍珠凭借年幼时与身边苦力和女佣王妈的接触，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失之偏颇的，因为这些底层人“可以构成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但不能代表中国”。
赛珍珠对此进行了反击，她提出的其中一个观点是：“倘若在任何国家内，居大多数者不能为代表，则谁复能代表？然而我晓得江教授及其他类似江教授者，颇愿以极少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来代表全部中国人民……对此，我是永难赞同的。”
而在诸多批评中，鲁迅的声音是最引人注目的。
鲁迅在1933年11月15日写给著名翻译家和剧作家姚克的信中说：
“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指赛珍珠，她跟随夫姓），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一个真相。”
鲁迅的这段评价，后人有过很多解读。从这段话看，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一般，但态度还算温和。如果从鲁迅向来警惕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夸赞以及他对中国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了解程度，这个评价也是符合他观点的。
不过，鲁迅当时读的《大地》译本似乎一般，他在1936年9月15日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若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
在写完这封信后一个月，鲁迅就病逝了。没有人知道如果鲁迅读过其他译本，是否会对赛珍珠和《大地》做出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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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怎么看待自己，成了赛珍珠一生最牵记的事之一。
赛珍珠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并没有停止写作，反而成了一个高产作家，甚至接受了丈夫的建议（她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后，嫁给了当初为她出书的出版商沃尔什），为了避免让读者觉得自己粗制滥造，用笔名发表其他小说（其中有一本书又成了畅销书）。但所有的作品里，她最着力的还是和中国有关的作品，包括又写了《儿子》和《分家》，构成“大地三部曲”，还包括剧本《光明飞到中国》、散文集《中国的小说》等等。
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之后，赛珍珠通过各种渠道为中国发声，在报刊上撰文，去集会上发表演讲，宣传中国，呼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为援助中国集资。她曾在一次公开广播中这样说：
“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此外，她在文化领域也和包括老舍、巴金在内的很多中国作家有交流，还帮助老舍翻译了几部他的代表作，并帮助林语堂在美国出版后来大为畅销的《吾国与吾民》（事实上《水浒传》也是赛珍珠第一个翻译成《皆兄弟也》带入西方的）。
但作为一个跨越东西方文化、曾经加入过中国国籍（同时没有放弃美国国籍）的女性作家，赛珍珠却一直在感受一种特殊的尴尬。
《大地》在1937年曾被改拍为电影，需要到中国取景。但当时的国民党相关部门却提出，剧中的中国农民不能穿破破烂烂的衣裳，必须穿新衣。当电影需要拍摄水牛耕田的场景时，相关部门又要求必须用拖拉机取代水牛。在摄制组即将离开中国之际，他们发现储藏胶片的箱子被人泼了硫酸，导致很多镜头都只能重拍。
《大地》这部电影由米高梅电影公司于1937年出品。出品方最终拒绝了当时国民政府“由中国人出演”的建议，由美国人出任男女主角，整个过程接受了中国方面多达16次的审查。整个电影的主场景是在加州搭棚拍摄完成的。1938年，《大地》在第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两大奖项：“最佳女主角”（饰演阿兰的路易斯·赖纳）和“最佳摄影”
在新中国成立后，赛珍珠的地位有时让她自己也感到迷茫。
在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她被认为是“亲中”和“亲共”分子，受到冷落和不公。而在中国，她因为不满当时中国政府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公待遇和一些错误的政策，写过不少批评的文章和书籍，又被中国列为“不受欢迎的作家”。
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到1971年“乒乓外交”中美破冰，尼克松总统准备访华，赛珍珠成了最高兴的人之一——她自1934年离开中国后，做梦都想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
为此，已经80岁的赛珍珠同意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节目《重新看中国》，并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希望重新访华的愿望，甚至希望担任尼克松代表团中的一名记者。
不过，赛珍珠的愿望很快破碎——一位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官给她发来一封拒绝信，表示鉴于她之前在文章和书里对新中国的一些“歪曲、攻击和谩骂”，她无法获得进入中国的准许。
这对赛珍珠而言，是最大的打击。
7
在得知自己重返中国梦碎之后，赛珍珠迅速衰老了下去。
1973年3月6日，81岁的赛珍珠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在美国的佛蒙特州丹比市逝世。她一生共收养了8个来自亚洲的孩子，用自己的基金会资助了1万多名儿童。
按照她的愿望，她是穿着中国的旗袍被火化的。
赛珍珠墓碑
她的骨灰，被埋葬在宾夕法尼亚州。同样是按照她的愿望，她的墓碑没有任何墓志铭，上面只有三个字：
“赛珍珠。”
是汉字。
馒头说
记得当初张艺谋刚刚成名那会儿，也一直被一些人诟病。
被诟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他那一系列的电影，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等，被认为是“迎合西方人猎奇的审美趣味，把中国人最丑陋的一面展现出来”。
是否有点似曾相识？
张艺谋拍那一系列电影的时代，正好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十多年改革开放，正铆足了劲准备加速发展，而国家的各方面都日新月异。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人们对未来的期望都是美好的，希望自己的祖国以一个文明而进步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的目光中。
而赛珍珠写《大地》的那个时代，正好也是处于当时中华民国所谓的“黄金十年”，整个国家虽然还处于战火和各种灾难之中，贪腐问题也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在教育、交通、工业等领域，还是开始慢慢有了一些起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所以，那些批评家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放在这里，我们一直在努力，为什么你偏偏要展现最丑陋的？”
但是，从拍摄者或写作者的角度出发呢？他们的动机是故意抹黑吗？恐怕也并非如此。他们所描绘的那些事物，是真实存在过，甚至是正在发生的。他们不拍不写，这些东西并不会就此随风消散，没人记得。
有时候，爱得深切，才会说得深刻。
就好比相亲看外貌，我这张脸就摆在这里了：眉毛好，眼睛好，嘴巴好，但就是鼻子长得太大。但这就是真实的我，有美有丑，你要接受我，就要了解我的整体，接受我的整体。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乃至交融，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此：我不避讳我的短处，但也请你多看我的长处，或者我的努力。
如今，你可以说张艺谋的《英雄》剧本太天真，《长城》故事编得烂，《影》拍得太理想化，这些从业务角度都可以探讨，正如可以探讨张艺谋当初的那个系列，但很少会有人再谈起“展现中国人丑陋的一面”。
同样，赛珍珠在中国的纪念馆、故居如今都建了起来，她的书也一版再版，大家可以讨论她的写作手法，讨论她当时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刻或不足，但不太会有人说她“故意要塑造王龙这样一个农民丑化中国人”了。
观念的进步固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已经比当初强大了很多。
强大的体现不只在于财富，在于科技，在于武力，更在于内心。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赛珍珠与中国》（刘海平，《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2.《赛珍珠生平及著述大事年表》［刘龙，《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3.《赛珍珠生平事迹补遗》（廖康，《国外文学》，1992年第4期）
4.《如何理解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顾均，《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6期）
5.《鲁迅的赛珍珠简评所引发的讨论：一个回顾》［姚望，《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6.《赛珍珠与后殖民主义》［朱坤领，《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 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规定使用“用人”——编者注
这些著名的日本作家，为何最终都选择自杀？
在日本，有不少特别的忌日，比如“河童忌”“樱桃忌”“康成忌”。这些忌日，不是用来祭奠樱桃或河童的，而是祭奠一个个著名作家的，而这些著名作家，都是选择自杀结束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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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先说第一位作家。
这位作家，叫芥川龙之介。
中国不少读者对他的了解，可能主要来自日本导演黑泽明的那部著名的电影《罗生门》——这部堪称神作的电影，剧本就是来自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很短，推荐一读）。
1892年3月1日，芥川龙之介出生于东京。他原来不姓“芥川”而姓“新原”，而这个改姓的过程，可能也是影响他后来性格的一个重要原因。
芥川出生那年，母亲已经32岁了，父亲42岁。在芥川8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就疯了——发疯的母亲对芥川的童年影响非常大。他曾在自己的作品《点鬼簿》中这样写：
“我一次也没有从我的母亲那里感受过母爱。”
而作为“疯子的小孩”，那种自卑和恐惧，其实也伴随了芥川的一生。在他的作品《河童》中，一个河童的胎儿因为害怕遗传父亲的精神病，因此不想出生，这很可能就是芥川自己的心声。
芥川龙之介
在母亲发疯后，芥川被送到了母亲的娘家，过继给了舅舅芥川道章，由此改姓“芥川”。芥川家是一个颇为富有的大家族，且重视文学和艺术，这给芥川龙之介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培养土壤，他从小就立志做一名作家。
不过，芥川的父母辈实在是有点乱——他的生父后来又娶了生母的妹妹为妻，芥川多了一个继母。但真正无微不至照顾他的，是生母的姐姐，也可称为他的养母。
所以，芥川其实有生父、养父、养母、继母四个亲人长辈，但事实上，在他的作品中却一直透露出缺少关爱的气息。
关于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解读有许多，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来说，芥川在他的小说里用笔非常简洁，叙述的口吻也似乎很冷峻与轻松，但表达的主题却往往是阴郁和对人性的失望——这在《罗生门》这篇小说中就很明显，文中他描写的老妇人在死人堆里拔头发的画面，让人不寒而栗。
总之，到了1927年，才35岁的芥川龙之介其实已经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那一年，他饱受胃病、神经衰弱、痔疮等各种疾病的困扰。同时，他的姐姐家失火，姐夫欠下高利贷卧轨自杀，姐姐举家来投奔他，生活压力大增。
7月24日，芥川龙之介在卧室里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杀前，他在自己枕头边放了一部《圣经》（基督教在他的小说中也占有很重要位置），并给家人留下多封遗书，还写下一篇《给老朋友的信》，其中有一句：
“自杀者也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我们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但是，我却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呢？”
芥川龙之介的忌日，现在被称为“河童忌”。他去世后，他的好友菊池宽提议设立了“芥川奖”，专门用来奖励文坛新人。这个奖后来成为日本文坛的重要奖项。
芥川在35岁的年龄就选择了自杀，其实给当时很多日本作家以极大的震撼，并深深影响了他们。
其中，就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位作家。
2
第二位作家，叫太宰治。
太宰治这个名字，近几年为不少中国读者所熟悉，因为他的成名作品连续几年高居图书畅销榜前几名，那就是《人间失格》。（关于《人间失格》这几年的大火，说实话我还是有点看不大懂。我至今仍记得大概十多年前我看完这部作品后在当时的百度贴吧里看到两个帖子，大为惊奇。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发帖说自己看完《人间失格》后不是太明白，然后一个初二学生回帖：“别说你才四年级，我今年初二了，我也不敢说我完全看懂了《人间失格》，但我深深被感动了……”当时我非常惭愧。）
与芥川龙之介出生于平民家不同，太宰治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1909年，太宰治出生在青森县中西部的津轻地区。他原名津岛修治，是家中的第六子——津岛家是津轻地区的首富。
太宰治是个富二代，但他也是个学霸。他小学毕业的时候成绩就是全校第一，大学更是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法文科。
1927年，一个消息让热爱文学创作的太宰治备受冲击——芥川龙之介自杀了。
太宰治一直对芥川龙之介非常推崇，并一直以获得“芥川奖”为目标。26岁时，太宰治凭借自己的作品《逆行》入围“芥川奖”的候选。那时候，太宰治已经从帝国大学退学，因为治疗腹膜炎而欠了一屁股债，所以非常渴望用“芥川奖”来填补自己遇挫的心情——尽管奖品只是一块怀表和500日元奖金。
但是，他最终落选了。
到了第二届“芥川奖”评选时，太宰治的获奖诉求已经几近狂热，这在他给评委之一佐藤春夫的一封信中就可以看出：
太宰治
“我一定能成为一名好作家。您的恩情，永志不忘。第二届芥川奖，请颁发给我吧……佐藤先生，请您不要忘记我。请不要见死不救啊……现在，我是在以命相托。”
而原本欣赏太宰治才华的佐藤（第一届就是他提名太宰治的），却从太宰治的信中读出了他在精神方面的隐患。
佐藤春夫的猜测可能并没有错。
如果说芥川龙之介是因为各种病痛折磨、生存压力的诱发才生出自杀求完美的想法，那么太宰治似乎生来就对整个世界抱着一种阴郁和悲观的看法。这在他的多部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达。
事实上，太宰治一生一共尝试过五次自杀，有约情人一起跳海自杀（结果情人死了他没死，还因此被起诉“协助自杀”），有吃安眠药自杀，有上吊自杀，都未遂，直到第五次。
1948年，太宰治创作完《人间失格》后，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因为肺结核，甚至到了经常咯血的地步。
6月13日深夜，太宰治与崇拜他的女粉丝山崎富荣一起投水自尽——这一次，他成功了。
6月19日，他的尸体被人发现，而这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生死同一天，他的忌日，就是“樱桃忌”（出自其作品《樱桃》）。虽然他是和女粉丝一起投河的，但他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的却是：“我最爱的就是你。”
太宰治终于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在《人间失格》中多次出现的一句话：
“生而为人，对不起。”
3
轮到说第三位作家了，他叫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曾获得过三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而他的自杀方式也最离谱。
三岛由纪夫曾被人安排见过太宰治一次。虽然三岛由纪夫承认太宰治有文学才华，但当着太宰治的面，他只说了一句话就告辞了：“我不喜欢太宰治先生的作品。”
这简直太符合三岛由纪夫的性格了。
三岛由纪夫1925年出生在东京。如果说太宰治的出身是“富”，那三岛由纪夫就是“贵”——他的祖母夏子家算是德川幕府时代的贵族。到了三岛由纪夫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但祖母还是对这个孙子寄予了厚望，从小就把他送到只有皇族和贵族才能读的学校去读书。
少年三岛由纪夫，放到现在也是“小鲜肉”级别了
三岛由纪夫从小就表现出了超高的文学天赋，15岁就能发表诗集。而且他也是个学霸，从学习院（日本著名的贵族私立学校）高中部毕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为此还拿到了天皇奖励的一块银表。
但和芥川龙之介与太宰治柔弱阴郁的性格不同，三岛由纪夫尚武，而这种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最躁狂懵懂的青年时期，正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峰。
1944年，在日本在二战中已经陷入困境的局面下，三岛由纪夫成了一名等待征召的预备役士兵（就是他高中毕业那一年）。1945年，三岛被征召，但在出发准备参战前，他的感冒被军医误诊为肺病，他被遣送回乡——他原本要去的部队后来前往菲律宾，基本上全军覆没。
但三岛由纪夫却并不因此感到幸运，而是感到遗憾。尤其是当他17岁的好友莲田善明参军后，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于马来西亚自杀，给三岛非常强烈的冲击——他认为他也应该为国牺牲，而不是苟且偷活。
不过，无缘在战场上显身手的三岛由纪夫，由此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进而一发不可收拾。他的《禁色》、《夏子的冒险》以及《潮骚》等一系列作品，让他在日本文坛的声望越来越高。
不过，真正让三岛由纪夫奠定地位的，是他的代表作《金阁寺》。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个外表猥琐但内心却崇尚极致美的少年。似乎是在与自己的小说呼应，1955年，30岁的三岛由纪夫开始疯狂健身，希望练就一副展现阳刚之美的身材。
健身成功后的三岛由纪夫表示：“终于将这个身体弄到手之后，就像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样兴奋，想到处去卖弄，到处去炫耀，到处去操作给所有的人看。我的身体就像我的新车一样。”
已经声名鹊起的三岛由纪夫在1963年、1965年和1968年一共获得过三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却一次都没有最终折桂，这其实也是让三岛非常失望的一件事。
尤其是1965年那次，三岛由纪夫得知自己被提名后，他带着夫人周游欧美、东南亚多国，在回国抵达机场前联系了很多媒体，满心以为届时可以发表获奖感言，但最终却事与愿违。在机场，尴尬的三岛面对记者们只说了一句“大家辛苦了！”就走了。
但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是让三岛由纪夫觉得最痛苦的事，他自己认为最不能接受的，是日本战后天皇权威的衰落、武士道精神的消失和所谓的“世风日下”。没错，他就是一个军国主义者。
为此，他在1970年上演了一幕电影剧本也不敢这么写的自杀。
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带着他自己的私人武装“盾会”的四名成员，来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直接将师团长给绑架了。
在把师团长绑架为人质后，三岛由纪夫站在总监部的阳台上，对着下面800多名自卫队官兵发表演说，要求大家随着他一起发动兵变，推翻现有宪法，让自卫队重新成为“真的武士”，恢复保卫天皇的传统。
没错，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初的日本“二二六兵变”。
但在三岛由纪夫发表演说时，800多个自卫队官兵根本没人理会他的话，有的甚至还发出嗤笑。
沮丧的三岛由纪夫随后从阳台退回了室内，按照原计划，决定切腹自杀。
额头上绑着“七生报国”字样头巾的三岛由纪夫，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自杀过程：
他先用短刀把自己的腹部切出了一个很大的伤口，肠子直接就流了出来。随后，他一旁的“盾会”成员森田必胜用刀为三岛进行“介错”（切腹仪式中帮助自杀者砍下头颅，目的是让他更快死亡）。但森田连砍三次，都没能砍下三岛的头颅。
疼痛难忍的三岛由纪夫试图咬舌自尽，还是失败了。最终另一名“盾会”成员古贺浩靖进行第四次“介错”终于成功。
三岛由纪夫的葬礼，有8200人参加，创造了迄今为止日本作家葬礼参加人数之最。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在多部作品中的愿望：用完美的男性肉体死亡，去实现美的极致。
但正如他自己在《金阁寺》中说的一句话：
“人这东西，一旦钻在美里不出来，势必不知不觉撞进世间最为黑暗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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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轮到了第四位作家：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是这四名日本著名作家中活得最久的一个——芥川龙之介活了35岁，太宰治活了39岁，三岛由纪夫活了45岁，而他活了73岁。
18岁时的川端康成
而且，他是四个作家中得到荣誉最高的——他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他还是自杀了。
川端康成1899年6月14日出生在日本的大阪，与前三位作家相比，他的家庭算是中产之家——父亲是个医生。
但川端康城童年的不幸，却与前几位作家类似：2岁的时候，父亲因肺结核去世；3岁的时候，母亲也因肺结核去世；10岁的时候，相依为命的姐姐芳子也因为热病去世。
川端康成也是很早就显示出了文学天赋，他的作文一直是全班第一。从成名的时间看，川端康成比芥川龙之介晚——芥川自杀的1927年，川端康成刚刚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品《伊豆的舞女》。但他比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成名要早不少。
所以，他与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都有过交集，而且对他们俩的影响还不小。
之前说到过，太宰治在26岁时凭借一篇《逆行》获得评委佐藤春夫的青睐，入围“芥川奖”候选。但是，他却并没有获得当时另一位评委的欢心——那位评委，就是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当时对太宰治作品的评价是：“据一己的私见，作者目下的生活，罩着一重讨厌的阴云，有种才能无法正常发挥之憾。”
应该说，川端康成的眼光还是比较准的，但也因此惹恼了太宰治——他认为自己落选就是川端康成造成的。
太宰治写了一封题为《致川端康成》的公开信，发表在《文艺通信》杂志的1935年10月号上：
“我愤怒地燃烧着，几夜难成眠。养小鸟、观舞踏，难道就是如此了不起的生活吗？真想捅了他。大坏蛋一个。……我只感到遗憾。对川端康成若无其事地装着，而装又装不像的扯谎，我感到除了遗憾，还是遗憾。”
这件事当时在日本文坛闹得很大。
相比太宰治，川端康成对三岛由纪夫的影响更大。
1946年1月，47岁的川端康成接受了21岁的三岛由纪夫的拜访，之后，川端就开始推荐三岛的作品。
川端康成对三岛由纪夫非常欣赏，不断给他推荐机会，而后者也对前者非常尊敬。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人不仅是好友，也有师生之谊。
前面说到，三岛由纪夫在1963年、1965年和1968年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最终都功亏一篑，而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颁给了川端康成（获奖作品是《雪国》、《古都》和《千只鹤》）。
川端康成在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谦虚地表示：“托三岛由纪夫君的福，他前年便进入候选人，因为太年轻不行，所以才让我碰上了。”
川端康城（中）和三岛由纪夫（右）
三岛当然表示了祝贺，但后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三岛由纪夫冲击很大——其实和川端康成本人无关，主要是因为三岛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人。
在三岛由纪夫那场轰动一时的劫持和自杀事件中，很多日本作家都赶到了现场，想劝三岛由纪夫。但被允许进入的，只有川端康成一人。
虽然川端康成并没有见到三岛由纪夫的尸体，但这件事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后来对自己的一名弟子表示：“该被砍下脑袋的是我！”
其实，功成名就的川端康成，虽然曾指出太宰治的阴郁，但他自己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摆脱死亡的气息。尤其是中年以后，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
在他的名篇《雪国》中有这样的句子：“一个人如果死得快乐，如果认为死是一种恒久的解脱，世人就不应为他叹息，因为快乐的死亡总好过灵魂里面最深层次的疼痛，有朝一日，对生命也心不在焉了。死亡是极致的美丽，死亡等于拒绝一切理解。”
而他最终也真的这样做了。
老年川端康成
1972年4月16日下午2点45分，73岁的川端康成对家人说“我去散步”，就独自一人离开了。
家人没有任何怀疑，直到晚上久等川端康成不归，才让他的助手岛守敏慧去川端康成的工作室寻找。
晚上9点45分，助手在工作室的盥洗室发现了川端康成——躺在自己铺好的棉被上，身边有打开瓶盖的威士忌和酒杯，嘴里含着煤气管。
死了。
与其他三位作家不同的是，川端康成没有留下任何遗书。
他最后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曾说过的一句话：
“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馒头说
我并不赞成自杀，本文也无意围绕“自杀”做一探讨。
只是因为写这篇文章时是川端康成的忌日，顺带想起了一系列自杀的日本作家。
其实日本自杀的作家还有不少，他们四个是最有名的——就自杀的概率而言，日本作家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对于这些自杀的作家，后人已有太多的分析和讨论：
从日本人的“自杀情结”，到日本社会结构和阶层的特点——尤其是二战前后；从这些作家在青少年时期各种不幸的遭遇，到他们追求“美”的极致的哲学意义，甚至将“自杀”作为自己最后一次的人生作品……
（所以，我不禁为村上春树捏一把汗——还好他爱上了长跑，可以经常分泌多巴胺，不然以他在诺贝尔奖这件事上的经历……）
不过，我觉得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作家”这个人群本身。
我们有时候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这个作家好厉害！把我想说但说不出来的话都说出来了！
那个作家好细腻！这种细节他都观察到了，还描写得这样生动！
没错，这就是真正厉害的作家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
但是，就像和魔鬼做交易一样，他们其实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感性，敏感，易悲伤，会绝望。因为他们能感受到一般人所感受不到的细节和情感，他们也注定要承受一般人所不必承受的情绪波动。
给你多一个天赋，总是要你在另一点上付出回报，上帝总是公平的。
最后再说个题外话。
1899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三个不同地方，诞生了三个一流的作家。
一个是日本的川端康成。
一个是美国的海明威。
一个是中国的老舍。
他们三人最终都选择了同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人生旅途：自杀。
但老舍先生与另两人自杀的原因，并不相同。
优秀的作家能更深刻地感知这个时代，但有时候，却无法把控自己的命运。
“文胆”之死
“文胆”一词，是褒义词，一般指给国家领导人撰写各种文告和讲稿的；也指为人刚正，文采斐然。但熟悉国民党历史的人都知道，一般说起国民党的“文胆”，是特指一人的。
1
1948年11月13日的早晨，秋高气爽。
蒋君章早上起床，先是打了一套太极拳，然后坐在办公桌前看报纸。
大概9点半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打来的，催陈布雷先生快点去开会。
作为陈布雷的机要秘书，蒋君章想了想，替陈布雷请了个假。
蒋君章在后来的口述回忆录里说：布雷先生在两天前就关照我，不要让他见客。连11月12日的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他也没有参加。
但到了上午10点，陈布雷依然没有从房间里出来。
蒋君章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陈布雷一般是早上8点就起床的。
陈布雷
于是，蒋君章找来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一起想方设法弄开了陈布雷房间的门——然后，就看到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陈布雷：
“天哪！蜡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边却是一封给我的信，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雳。是麻木了吧，一点没有感觉，本能地立刻拉开他的被窝，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抚摸了他的脚，是僵硬的了，最后抚摸他的胸口，还有一点温暖……”
蒋君章急忙喊来包括蒋介石专用医生在内的三位大夫。几针强心剂打下去，陈布雷依然没有任何复苏迹象。在场的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
蒋介石最信任的“文胆”陈布雷自杀了。
2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浙江慈溪人——没错，是蒋介石的老乡。
1911年，也就是中国天翻地覆的那一年，21岁的陈布雷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随后实现了他的夙愿——进入上海的《天铎报》，成了一名记者。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陈布雷连写10篇《谭鄂》，按天发表，在当时上海很多报纸称武昌起义军为“逆军”的背景下，对起义进行大力的颂扬。他在文章中指出：
“鄂事成败之问题，关系吾四万万同胞之生死；鄂事万一无幸，期吾同胞无万劫回复之日。”
在那几年里，无论是在《天铎报》还是后来去《商报》担任主编，陈布雷凭借自己充满激情和预见性的评论，大力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在上海乃至全国报界声名鹊起。
《天铎报》
陈布雷当时对国内局势的评述和对革命的理解，得到各方面的高度欣赏：国民党方面，孙中山称他写的文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宣传革命更有成绩；共产党方面，当时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专门致函《商报》，称主笔（即陈布雷）具有“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曾在《生活》周刊上评价陈布雷：“我国现今第一流政论家。”
那个时期，陈布雷的文字，立论客观，分析透彻，但同时又充满着热血激情，气势如虹。比如他在揭露袁世凯欲称帝时写过这样的句子：
“今生今世休再作此妄想，倘不死心归顺，愿提刀勒马一战耳！”
也正是因为如此，“陈布雷”这个笔名在当时名闻遐迩，人们称他为“布雷先生”乃至“布公”，清末著名的诗僧八指头陀曾赠诗曰：“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3
1926年，盛名之下的陈布雷，被一个人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