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1926年初开始，因为一直撰文赞扬当时代表先进力量的国民党，陈布雷就已经进入有关人士视线。那一年的11月，陈布雷的堂兄陈屺怀向陈布雷转达了一个信息：有一个人想见你。
这个人，就是当时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为什么要见陈布雷？因为出于形势的需要，蒋介石越来越希望自己身边能有个得力的新闻秘书。
蒋介石原来的秘书是邵力子，但邵力子已多次流露出亲共的思想，蒋介石不想用。他本来想起用当时的《商报》社长陈屺怀，但陈屺怀觉得自己比蒋介石大了一轮，做秘书不合适，于是就推荐了自己的堂弟陈布雷。
在国民党方面的再三邀请之下，陈布雷启程前往南昌，面见蒋介石——后来他才知道，那其实是一场“面试”。
那次和陈布雷一起参加“面试”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潘公展（时任《申报》总编辑）。
面对当时已颇有威严的蒋介石，潘公展的神态举止比较拘谨，且目光闪烁。而陈布雷瘪嘴，头发蓬乱，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一点给蒋介石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随后蒋介石问了两个人一个问题：“怎么应对上海的工人运动？”
潘公展的回答是：“总司令自有妙策。”这句话答了等于没答。
而陈布雷提出的建议是：先派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然后再利用上海的帮会势力打头阵。
那次谈话之后，蒋介石单独留下了陈布雷，希望他在总司令部暂住一段时间。
然后，陈布雷接到了蒋介石的下一轮“面试题”：帮蒋介石起草一篇给黄埔军校学生的文章。
没多久，陈布雷就拿出了一篇《告黄埔同学书》。
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无论是文风、气势，还是文字里流露出的情感，完全符合蒋介石的要求。于是，蒋介石当即提出：希望陈布雷留下来为自己工作。
但陈布雷拒绝了——他说他的志趣不在官场，还是想回上海当记者。
蒋介石当时很不高兴，但没有强求。
1927年，蒋介石率北伐军攻克南京，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国民党都已具有“正统”的气象，这对陈布雷这样的传统文人来说，还是有影响的。
这一年，在蒋介石的再三邀请之下，陈布雷终于决定出仕——担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
但刚刚出仕的陈布雷，随即遭遇了蒋介石人生的第一次下野。为了表示与蒋介石同进退，陈布雷也同时辞去了职务。
掌握实际军权的蒋介石，在重新出山后，第一时间就邀请陈布雷再度出仕。
陈布雷在推辞了好几次后，向蒋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的初愿，是以新闻工作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对公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非我所能胜也。”
于是，陈布雷最终出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他的命运，终于和蒋介石，和国民党捆绑在了一起。
4
1933年，陈布雷的政治生涯迈出了关键一步。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觉得身边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于是在1933年设立了“侍从室”。
陈布雷和陈诚，堪称蒋介石一文一武两大亲信
“侍从室”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机构，地位相当于清代的军机处。“侍从室”下辖三个处，一处主管军事和情报，三处主管人事考察，二处主管党务和政治业务——出任二处主任的，就是陈布雷。
可以说，陈布雷经此一步，成了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幕僚长”。
但他的矛盾与痛苦，也由此开始。
在这个时期，最让陈布雷纠结的，就是抗日的问题。
从个人意愿来说，陈布雷当然是主张积极抗日的，但从他所处的职位而言，却必须服从蒋介石的意志：隐忍，退让，攘外先安内。
而且，陈布雷的身份特殊——他是蒋介石的笔，他必须将蒋介石的这个思路充分阐述出来，动之以情，说服众人。
1935年11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的外交报告交由陈布雷起草。
这是一份要表明蒋介石“暂缓抗日”意图的报告，却和陈布雷的本意相悖，几度修改之后，终于成文。
11月1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公开朗读了这篇当时著名的对日政策演说，其中那段文字，似乎能让人咀嚼出主笔人内心的艰涩：
“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
但让陈布雷感到痛苦的事，还远没有结束。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陈布雷本来是要跟随蒋介石去西安的，却因为在洛阳时生病没能同行。“西安事变”爆发后，陈布雷当时的心情不是感到庆幸，而是感到后悔——当时没能和蒋介石在一起。
但是，被张学良护送回来的蒋介石，很快给陈布雷出了一道难题：要他写一部记录“西安事变”经过的《西安半月记》。
蒋介石对陈布雷下达的要求很明确：
第一，要让世人知道张杨二人犯上作乱的狼子野心；
第二，要让世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感化张杨二人的；
第三，要让世人知道自己是怎么化险为夷的。
这就让陈布雷非常为难，因为他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犯上”的目的并不是要“篡位谋反”，而是要“逼蒋抗日”。而且，在整个记录中，只字不能提周恩来代表的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斡旋作用。
陈布雷一开始以“不熟悉事变经过”为由推辞，但蒋介石再三表示只能由他写才放心。结果这篇文章耗费了陈布雷的大量心血，却迟迟不能完稿。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陈布雷交出第一稿，蒋介石不满意，回去改了再交，蒋介石仍不满意，再改——这在陈布雷的“作文”生涯中是很罕见的。
而陈布雷的家人也罕有地见到了陈布雷发火的一幕——他枯坐在书桌前，许久不能写下一字，拿着笔在纸上乱涂一气，最终愤怒地把自己心爱的毛笔给戳断了。
两个月后，《西安半月记》附加了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终于问世，重印30余次，成为畅销书。
蒋介石本人非常满意，但不知他是否知道陈布雷所经受的折磨。陈布雷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5
真正让陈布雷“解脱”的，其实是“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最终逼尽了蒋介石所有的后退余地。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而这篇讲话中最有名的那句，就是：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篇讲话的起草人，就是陈布雷。
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日，这让陈布雷精神大振，斗志昂扬。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年那支“惊雷之笔”又复活了，陈布雷写了大量激励国人坚持到底、抵抗日寇的文章，如名篇《告入缅将士电稿》《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告空军将士书》《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等。
1944年9月，蒋介石在重庆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那一句流传至今的话：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个讲话文稿是出自陈布雷之手（但可能性极大），但陈布雷自己立刻做出表率：鼓励自己的一个侄儿和两个儿子报名参军，奔赴前线。
陈布雷的文笔，确实得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认可。1941年，周恩来托人给陈布雷带话：
“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有加，但同时希望你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
陈布雷并没有正面回答这句传话，而是说：
“恩来先生我也衷心敬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对决，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很快就到来了。
陈布雷重新陷入了痛苦之中。
6
按蒋介石的规划，抗战结束后的半年之内，就可以彻底消灭八路军和共产党。
作为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也是对此深信不疑的。但事实的发展过程，却出乎每一个人的意料——战争开场才打了两年多，国民党军队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国民党从上风一步步落到下风，位于神经中枢的陈布雷，全程经历，所以他所能感知到的痛苦，更甚于外人。
第一，陈布雷是切身感受到国民党的腐败的。
陈布雷做的官，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巴结他的人成千上万。但他一直衣着朴素，自己从不搞特权，家中会客室只有三张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来不准家人使用。
但国民党从上到下的腐败之风，早已一发不可收拾。1943年，还在抗战时期，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悄悄塞给陈布雷一个信封，陈布雷满面通红地退还给了孔祥熙。后来有人告诉他，信封里塞的居然是一张100万元的银行本票。陈布雷当场就大叹：“腐败！腐败！”
第二，陈布雷自己心里也知道，国民党从士气上已经垮了。
1947年，陈布雷曾向自己的浙江同乡毛翼虎分析过他自己所认为的“势力”二字：
“‘势力’这个词要分开来看，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力量。按照力量来说，国民党无论是陆军，无论是空军，都远远超过共产党。但是形势的话，那很难说了，形势越来越不对了，形势变化了。”
陈布雷自己也知道，当时的人心，已经不在国民党那里了。
第三，对陈布雷打击更大的，是蒋介石对他的信心。
随着战局的恶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各方面工作越来越不满，其中也包括宣传工作。陈布雷曾向蒋介石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国民党的很多实际问题需要尽快改善，宣传才能取信于民，否则问题不解决，怪到宣传头上，是不公平的。
1948年初，毛泽东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摆到了蒋介石的案头上。蒋介石自己都感到，中共提出的各种策略和政策，都恰好戳到国民党的痛处。蒋介石遂召见陈布雷，表示为什么中共能有这样的文章，而国民党所谓人才一堆，却没人能写出直击共产党要害的文章？
据说那天陈布雷情绪激动，脱口而出一句话：“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
蒋介石当时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第四，陈布雷更是从自己的身上，感受到了国民党不可挽回的崩溃。
1948年7月，为了挽回已如脱缰之野马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在庐山召集新任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新任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开会商定币制改革，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
陈布雷当时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以及总统国策顾问。他虽然不懂经济，一言没发，却在会后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坚持把当时中央宣传小组的100亿元法币经费存入了银行——当时有人劝他换成黄金避免贬值。
第二件事，他会后从庐山回南京途经上海时，回到家里，让夫人王允默把家中的金器、银器都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并表示“我们要带头遵纪守法”。
于公于私，陈布雷都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最后一搏”。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陈布雷用自己家的家当兑换的金圆券，最终成了一堆废纸。而当初存在银行的100亿元法币，最后只值几千元金圆券。
这两件事也给了陈布雷很大的触动：
“国家利益被牺牲了，个人利益被牺牲了，却便宜了金融家。”
面对这些困局，陈布雷也做过挣扎，也试图劝谏蒋介石，一是争取和共产党和谈，二是拿出些具体的办法来拯救党国。
蒋介石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话，他说曾有人劝他，要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和宋美龄一起拿出5亿美元来充入国库。蒋介石当时大光其火：“宋子文有什么钱，嗯！孔祥熙有什么钱，嗯！至于夫人，那就更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散布这个言论，不管怎么说，只会给党国带来危害，有利于共产党！”
当时与会人士一致猜测：敢对蒋介石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只可能是陈布雷。
7
1948年11月11日，早已精神衰弱，长期失眠的陈布雷受到了“最后一击”。
那天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在会上，蒋介石宣布经济政策失败，他表示将取消“限价政策”，转而大量发行钞票，发行总额将不以20亿金圆为限。
陈布雷再没有经济知识，也知道国民党政府准备“滥印钞票”了，而这显然是一条加速灭亡的绝路。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还话中有话地说：
“各单位互不接洽，互不配合，互相拆台；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人对党国前途丧失信心，未能集中精力以纾危艰；有人公开散布失败情绪，在总统府的门口竟问别人‘你有没有准备’？准备什么？准备后路还是准备投共？甚至有个别党国中坚，在此多事之秋，以国家委以的重任持敷衍、推诿的态度……”
其实，蒋介石怎会说他？但陈布雷总是在想，蒋介石是不是在针对自己。
1948年11月12日晚上，陈布雷忽然变得非常健谈，与几位秘书聊了很久，从辛亥革命一直谈到眼前局势，说完便径直上楼。
上楼前，他关照秘书：“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我想安静一下。”
“我想安静一下”，就是陈布雷留下的最后遗言。
8
在陈布雷的房间里，人们后来发现了他写的多封遗书。
他自己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之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
……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太不相应了！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话说。
而他在给蒋介石的《上总统书》中写的是：
……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
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陈布雷还写了多封遗书，给朋友，给夫人，给秘书。他还特地叮嘱，自己遗留下来700元金圆券，其中拿300元给自己的副官陶永标——那个时候，300元金圆券只能买一石米了。
9
陈布雷的自杀，给蒋介石也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1948年11月14日出版的《中央日报》，在第二版以三栏长题这样报道陈布雷的死讯：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
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
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国民党当时给出的陈布雷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
但是，深知内情的邵力子却发火了：“宣传，宣传，一生从事宣传，到后来连老命都赔了进去，还要讲宣传！”
邵力子力主将全部事实向社会公布，“警惕党人”，“警惕社会”。随后，在11月18日的《中央日报》上，国民党官方承认了陈布雷的自杀：“……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陈布雷自杀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给蒋介石，给家人，给同事写好了遗嘱，交代后事。
蒋介石率众祭拜陈布雷。后排左起第一人为李宗仁，中为何应钦，最右者为于右任
陈布雷被发现自杀后，蒋介石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虽然一言不发，但他取消了当天要参加的所有会议。
后来他曾对人说起，陈布雷给他的遗书，他“不忍卒读”，实在太伤感，说陈布雷的死，“等于砍了我的手和脚”。
11月15日，陈布雷的遗体在南京的中国殡仪馆崇敬堂进行了大殓。在大堂的正中央，高悬着蒋介石为陈布雷亲笔写的匾额：“当代完人”。
而陈布雷大殓的这一天，正是他自己的生日。
馒头说
其实，放在我面前的有三个题材供选——都和“死亡”有关。
一个是一代军阀孙传芳，他最后被自己下令斩首的人的女儿刺杀。
一个是报业大亨史量才，他最后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在路上。
这两个人一生的故事，包括最后的归宿，都有很多可写的地方。
但我却几乎没有犹豫地选择了陈布雷之死。
其实，写陈布雷的故事，挺痛苦的。因为必须从中体会一个知识分子从充满自信到迷茫彷徨，从气势如虹到悲观失望的全过程。
陈布雷的悲剧，甚至还延续到了他的子女一辈。
陈布雷有8个子女，他曾明令子女一个都不允许参与政治，所以陈布雷虽然是国民党高官，但8个子女竟然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党员。
但是，没有一个政党是从来没有走过弯路的。陈布雷心爱的女儿陈琏在抗战时期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在1967年的“文革”风暴中因家庭出身受到冲击，含冤跳楼自尽（后被平反）；最小的儿子陈砾也是共产党员，同样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后做到《中国日报》总编辑，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而陈布雷的嫡亲长孙陈师孟，在台湾又成了当年陈水扁的得力干将，脱离了国民党，加入了民进党，大力鼓吹“台独”……
陈布雷说自己不想当官，最想做记者，但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之下，每个人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更何况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
在陈布雷的葬礼上，他的好友，国民党的另一个理论家和“笔杆子”戴季陶号啕大哭，说不理解陈布雷为何要选择走轻生这一条路。
三个月后，戴季陶于广州服安眠药自杀。
唉，百无一用是书生。
一幅名画背后的谋杀案
有这么一幅名画，我们只要学过历史，就都有印象，那是关于一个英雄被谋杀的故事。但如同“馒头说”的很多故事一样，故事的背后，还有故事。
1
1793年7月13日，夏日炎炎。
让–保尔·马拉正将全身浸在家里的浴缸中，忙碌地工作——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浑身瘙痒难忍，只能长时间浸泡在放有药草和矿物质的浴缸中。
而作为雅各宾派的主要领袖之一，在这个血雨腥风的大革命时期，他又实在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处理，所以只能在浴缸中批阅文件。
门外似乎又一次响起了一阵争吵的声音。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之前的两次，似乎有人要进来拜访马拉，但马拉的情人西蒙妮将来客挡在了门外。但这位访客似乎非常坚决，不见到马拉就誓不甘休。
到第三次的时候，西蒙妮推门走了进来，她告诉马拉：门外这个第三次求见的女子，是来报告有关吉伦特派的阴谋的。
这无疑引起了马拉的兴趣。他让西蒙妮把那个女子请进来。
出现在马拉浴室中的，是一位看上去25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很文静。
她自我介绍，叫夏绿蒂·科黛，从康恩赶来。
康恩正是被放逐的吉伦特派的聚集地。马拉开始对眼前这个女子产生了信任，他很快就问到了他期待的情报——科黛说：“支持吉伦特派的议员们正在密谋，他们四处煽动群众，准备造反。”
马拉问这些准备造反的议员共有几个人？科黛回答，有18个人。
科黛开始一一报出这18个人的名字，而马拉用笔在浴缸搁板的纸上开始记录，然后用一种轻松的口吻告诉他眼前这位姑娘：“请放心，这些人不久后都会出现在断头台上。”
但马拉并没有看到姑娘对他回报轻松的微笑，而是看到她从披肩下掏出了一把刀。
那一刻，除浴缸里散发的药水味道之外，马拉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2
没错，这是我们熟悉的“马拉之死”的场景。
但是，长久以来，似乎总有不少细节显得很模糊：夏绿蒂·科黛是谁？一个女孩为什么要刺杀马拉？马拉究竟做了什么而遭人恨？女刺客后来怎么样了？
要搞清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很有必要简单捋一捋“法国大革命”的——显然，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做学生的时候，一听到这个名词，脑袋就会“嗡”的一声。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简单来说，就是在1789年——从天灾上讲，法国因为气候原因连年歉收导致农民已经没有活路；从人祸上讲，那位带着自己王后骄淫奢侈的路易十六，坚持还要从第三等级（法国当时第一等级为天主教高级教士和国王，第二等级为贵族，第三等级为普通市民和农民）身上征税。最关键的是，当时法国的中下阶层不仅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的初步财富积累，而且早已经历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启蒙运动”的洗礼和熏陶，民智已开。
于是，一场可以预见的大革命终于爆发了。
在这场试图以“共和体制”替代“君主专政”的大革命中，以路易十六为代表的波旁王朝首先被推翻，天下大乱，而第一个登上执政舞台的，是吉伦特派。
吉伦特派也有过一些其他的名称，但因为其主要的几个成员来自法国的吉伦特省，故得此名。这个派别的成员大多来自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国工商业阶层，所以一般被历史教科书打上“软弱的资产阶级”标签。
但事实上，这个标签也对也不对。
说不对，是因为吉伦特派上台执政后，对内坚决反对君主专制，要求废除王权，在大方向上并没有含糊，并因此干了一件当时也有不少反对声音的事——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路易十六是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处决的国王，他生前还参与了断头台的设计）；对外，吉伦特派并没有屈服于欧洲干涉势力的入侵（因为波旁王朝被颠覆，欧洲的各国势力开始组成联军干涉法国内政）。
位于法国波尔多市梅花广场的“吉伦特纪念碑”
马拉的肖像画，和那幅名作中的形象有比较大的差别
说对，是因为吉伦特派虽然上台后做出过不少积极的措施，但总体来说，当时法国所处的革命环境用“狂风暴雨”来形容也不为过，而吉伦特派因为主要由工商阶层组成，所以没有能力在特殊时期拿出特殊的手段和办法：对外，他们对后来一拨又一拨的外国军队干涉显得疲于应付；对内，由于社会动荡，法国市场上的各种投机商闻风而动，囤货牟利，而崇尚自由主义的吉伦特派却又始终不肯施行限价政策，结果搞得民怨沸腾，失去了普通市民阶层，尤其是法国工人阶层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另一个派别迅速崛起，在1793年5月底接连发起三次起义，彻底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
新上台的这个派别，就是雅各宾派。
雅各宾派在政治主张上与吉伦特派并非没有相同之处：强调推翻王权，建立共和，但他们与吉伦特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他们信奉“乱世需用重典”，简单来说，就是对持不同政见者，基本只给出三个字的处理意见：杀！杀！杀！
在雅各宾派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领袖罗伯斯庇尔，但其实他们还有一员重要干将。
他就是马拉。
3
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马拉。
直到40岁之前，马拉还只是一名医生。作为一个从小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马拉学习过希腊语和拉丁文，能说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对化学、物理和医学颇有研究，翻译过《牛顿光学原理》，出版过《光学基础知识》，还因为写《关于电的特性研究》而受到过里昂科学院的奖励。
1783年，原本就写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政论文章的马拉决定和很多伟大的革命家一样——弃医从文。而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马拉很快就成为法国历史舞台中央的那一批人。
几乎由马拉一人担任撰稿、编辑、出版工作的报纸《人民之友》成了当时法兰西最有名的报纸。为了出版这份报纸而免受当局干扰和迫害，马拉长期在地下室工作和生活（这也是他患有严重皮肤病的重要原因）。在这张报纸上，马拉猛烈抨击专制的王权和温和的君主立宪派，强烈主张共和制，并发问：“穷人和富人都是国民，为什么穷人要遭受虐待？”
马拉的诸多观点得到了法国底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他们直接称马拉为“人民之友”。而马拉也作为“国民公会”的主席，成为雅各宾派的重要领袖之一。
但马拉在作为“人民之友”的同时，也被很多人反对，那也是他能成为雅各宾派主要领导的重要原因——主张必须用专政和暴力的手段维护革命的成果。
于是就要说到马拉的另一面。
马拉坚决主张一切法律须经人民批准，但与此同时，他又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专政乃至独裁政府，才能保全革命的胜利果实。为此，一切暴力都是合理的——何止是暴力，他认为各种酷刑乃至肢解敌人，都是合理的。
为此，马拉曾在1792年的《人民之友》上呼吁必须要砍下敌人们的头颅，并且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目标：27万颗。
值得一提的是，马拉还是一个复仇心很强的人。
马拉曾经想在科学上有所作为，为此他曾写了一本关于“燃素”理论的《火焰论》。但这本立论就错误的书受到了当时法兰西科学院一位院士的批评。于是，在大革命风暴初起时，马拉首先喊出了口号：“埋葬这个人民公敌的伪学者！”这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那名院士后来被投入监狱，最终被送上断头台。
那位院士，就是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化学家”的“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
在马拉的推动下，一批又一批的政敌被送上了断头台，尤其是吉伦特派——马拉和很多雅各宾派的人一样，特别痛恨吉伦特派，认为他们是王室的帮凶、共和的敌人。
拉瓦锡是贵族出身，当时被处决的罪名是他是一名“包税官”，剥削了人民。他给“氧”和“氢”命名，预测了硅，提出了燃烧的本质是氧化。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在拉瓦锡被斩首后痛心地说：“他们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但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再长不出一个来了。”
1793年底的那场起义，让雅各宾派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而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和防止敌对势力的反扑，以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为首的雅各宾派人将一批又一批吉伦特派人送上断头台，并将一批非常具有名望的吉伦特派人逮捕入狱，准备送上断头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罗兰夫人。
雅各宾派的残酷镇压开始渐渐让人产生恐惧和反感，就连温和的吉伦特派也在康恩酝酿如何反攻——尽管应者寥寥。
而一个有同情心和赞成吉伦特派的年轻女子，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杀掉马拉。
4
没错，这个女子，就是夏绿蒂·科黛。
科黛1767年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她的祖辈可以追溯到法国著名的悲剧戏剧家高乃依。科黛自幼丧母，她和妹妹被父亲送到了修道院。在修道院里，科黛读了很多书，包括大量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和世界观。
在一次亲戚朋友的聚会中，大家提议为国王干一杯，只有科黛一人拒绝举杯，因为她认为路易十六是一位懦弱无能的国王，他没能让他的人民脱离不幸和苦难。科黛早就不对婚姻抱有期望，她已确定了自己唯一的“情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法兰西。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科黛充分阅读和了解了各个党派的主张和政策，认为诸多党派中，吉伦特派是最可信赖的。几乎每一场吉伦特派的公众演讲，她都会去旁听，她相信他们能够拯救法国。
所以，当雅各宾派上台执政，尤其是开始大肆逮捕和处决吉伦特派人的时候，科黛觉得心中的怒火被点燃了，她认为自己可以为吉伦特派，不，应该说是为自己的法国做一件事——杀掉雅各宾派的主要发动机：马拉。
在科黛看来，马拉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他会毁掉整个法兰西。
这幅画描绘的是发生在1792年的法国“九月屠杀”。当时干涉的普鲁士军队兵临巴黎，有传闻说外国军队进入巴黎后就会释放监狱里的政治犯，包括王室成员。马拉当时在媒体上呼吁：“在外国侵略者进入之前，就把监狱里的犯人全部杀掉！”于是，巴黎监狱里无论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大批人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屠杀，很多犯人甚至被肢解，而大量女囚犯死前遭受了各种羞辱和强奸，其中包括王室公主。有超过1200人在这场屠杀中丧命，当时震惊世界——科黛认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件背后，马拉起了很大作用
直到现在，依旧有很多人无法相信，这个当时才26岁的女子为何会如此果敢——拿定主意后就立刻只身一人前往巴黎，决定将自己的计划实施。
到了巴黎后，科黛很快打听到了马拉的住处。她待在旅馆里平静写完了《致法律和和平之友的法国人书》，交代了要杀死马拉的动机。在7月13日这天，科黛给自己进行了精心的打扮，出门，到刀具店买了一把刀，藏在了披肩之下，来到了马拉的住所门口。
以科黛的身份，马拉是不可能亲自接待她的，所以她在前两次求见被拒绝之后，很快找到了马拉最感兴趣的一个点——提供一份准备造反的吉伦特派的人员名单。
果然，她被获准进入马拉的浴室。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5
当马拉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的时候，科黛的刀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
法国画家让-约瑟夫·韦特笔下的“马拉之死”
一刀戳穿了马拉的肺部，一刀砍断了他的颈动脉，马拉发出的哀号响彻整间屋子，转眼间就死在了浴缸里。
科黛随即走到隔壁房间，静静地等待被逮捕。在警察到来之前，一位正好来马拉家送文件的议员抡起一把椅子砸倒了科黛。当科黛被捆绑起来之后，包括警察在内的众人都无法相信，眼前这个文静的女子和这场血案有关。
他们开始搜科黛的身，试图找出她和吉伦特派有关联的证据，但是只搜出了旅行证、出生证、手表和一些钱款，另外，就是一包针线——显然，科黛怕逮捕后衣服被扯坏，所以准备带针线到牢房里去缝补。
7月17日，被关押的科黛等来了预料中的审判。
马拉被刺杀轰动了法国，无数人在那一天挤到了庭审现场，希望看一看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到底长什么模样。
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却是一个看上去很瘦弱的女子，而且面对法官的询问，她显得相当平静。
“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
“为了法国的和平。”
“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
据说这幅画画的就是夏绿蒂·科黛，但真伪待考
“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
“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但法官的一个问题让科黛的回答陡然高亢起来：
“你的杀人技术很高明，以前也干过同样的事情吧？”
“您太侮辱人了！您以为我是杀人犯吗？”
接着，科黛就在法庭上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一句话：“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死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我无所畏惧。”
但是，这个年轻的女子真的对这个世界无所留恋了吗？
似乎也不是。
审判结束得很快，结局并没有悬念——死刑，立即执行，上断头台。
在听到宣判结果之后，科黛向法官提出了一个小要求：希望有一位画家，为自己留下一幅肖像画。
法官满足了她的这个要求。
从宣判到行刑，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几个小时里，科黛就静静地坐着，让画家画肖像。
在画家接近完工的时候，一位名叫桑松的刽子手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件红色衣服——死刑犯必须要剪去长发，而红色代表犯人的罪行是杀人。
科黛的声音毕竟还是起了一些颤抖：“已经到时间了？”
但她还是平静了下来。当她的一头金发被剪落后，科黛从地上拾起了一束递给了画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感谢您的东西，就请收下这束头发吧。”
随后，她就跟着刽子手走出了房间。
6
关于科黛上断头台的过程，留下了不少细节。
当时在前往断头台的道路两边，挤满了围观的法国老百姓，他们愤怒地叱骂杀人凶手，或者对她起哄嘲笑，而科黛始终面朝前方，面带微笑。
科黛在路上就问过桑松一个问题：“马拉真的会被葬入先贤祠吗？”
先贤祠，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
桑松当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能做的，只是在临近断头台时，取出一块黑布给科黛蒙上双眼。但科黛却拒绝了：“我也是个有好奇心的人，难道我不能亲眼看看断头台的样子吗？”
说完，科黛就把头探了出去。当她看到那架著名的断头台时，脸上忽然失去了血色，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随后，她拒绝任何人的帮助，自己爬上了断头台。桑松为她披上了一条披肩，免得当她被斩首时，俯卧下来会被围观的群众看到胸部。
科黛自己将头放到了断头台的平台上，一言不发，静静等候。
铡刀高高吊起，发出刺耳的声音，然后陡然落下。
全场围观的观众发出兴奋的呼喊和口哨声。
就在科黛人头落地的那一刹那，刽子手桑松的助手、一个崇拜马拉的木匠冲上前去，拿起科黛的头颅拼命抽打她的耳光。哪怕是再想看热闹的围观群众，都被这个粗鲁的动作激怒了。
但更著名的传说还在后面——现场有不止一个目击者在事后表示：他们看到科黛的脸颊泛起了红潮，并出现了愤怒的表情。
但哪怕这个传说是真的，科黛也只可能再保留短暂的意识，她是不可能知道后面所发生的事的：
马拉的心脏被雅各宾派放在了俱乐部的墙上当作“美德的圣物”，进一步激发他们专政的决心和斗志；
那些吉伦特派的灵魂人物，包括罗兰夫人在内，在几个月后都被“雅各宾派”一一处决；
马拉真的被葬入了先贤祠，与之前在那里的伟人卢梭、伏尔泰等比肩。
失去马拉的“雅各宾派”并没有停止专制的步伐，却也陷入了内斗：领袖罗伯斯庇尔把另一个领袖丹东也送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派最终在“热月政变”中被推翻，把无数人送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派一倒台，马拉的棺木又立刻被移出了先贤祠。
这一切，科黛都无法见证，能一一记录的，只有历史。
馒头说
最后来说说关于《马拉之死》这幅画。
这幅画的作者是法国的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他是马拉的好友。就在马拉被刺之前两天，他还在马拉的浴室里和他见过面。马拉被刺之后，大卫立刻就赶到了刺杀现场。在看到现场之后，他就产生了要把这一幕画下来的念头。
三个月之后，著名的《马拉之死》就诞生了。
雅克·路易·大卫画的《马拉之死》
在这幅画作里，马拉的形象无疑被美化了，不仅仅是他的“疱疹性皮炎”被掩饰，而且从构图、光线处理和技法上，让马拉拥有了“圣徒”一般的形象。为此，大卫还不惜凭借自己的想象，在画中的一张便条上写上了马拉的遗嘱：“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大卫后来做的，其实还不止画一幅《马拉之死》那么简单。
他当时还提出一个建议：为了让人民瞻仰，马拉的遗体应该保持倒在敌人刀下那一刻的姿势。
在巴黎炎热的夏天里，这个建议被雅各宾派采纳了。死后的马拉满身溃疡，尸体很快腐烂发臭，脸部因痛苦而变形，舌头伸出口外，怎么也塞不回去，不得已只好割掉。大卫想的办法是把马拉的全身遮住，只留出脸部和一只手，而这只手还是从其他死人身上切下来接在马拉肩上的，因为马拉的手已经烂得不成样子。据说由于亲吻这只手的民众实在太多，最后它竟从身体上掉落下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拉在大卫心目中是原来那个马拉，还是已经升华为他心中理想的化身呢？
这幅《马拉之死》的画作完成后，被挂在当时巴黎“国民公会”的墙壁上，雅各宾派的成员们做出承诺：永不移动，警示后人！但在第二年的“热月政变”后，这幅画就被取下来还给了作者，并就此被打入冷宫，直到100年后才重见天日，被布鲁塞尔博物馆收藏。
保罗·波德里画的《马拉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