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这些，不是想讨论《马拉之死》这幅画本身，而讨论马拉和科黛谁究竟更正义，完全可以另写一篇文章。
在这里只是想引出另一幅画，画的也是“马拉之死”，但作者是另一名法国画家保罗·波德里。他画这幅画的时间，是在1860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71年。
我们再看这幅画，无论是构图，还是画中两个人的神态、表情，画家的倾向性其实已经非常明显。
看完各种类型的《马拉之死》画作，尤其是这两幅画的对比，不知各位读者有何感想？
所谓的“有图有真相”，在某些特定背景下，真的存在吗？
有时候我们所要呈现或想要承认的，是不是只是我们心底里希望的那副模样。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残酷的处刑史》【（日）桐生操著，转引自百度百科】
2.《〈马拉之死〉塑造的“圣徒”形象》（吴洪，“凤凰艺术”网站，2017年7月14日）
人生终会谢幕，侠客永不独行
这是我在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仙逝的当晚，写的一篇悼念文字。很乱，也不系统，但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收录于此书，算是一种纪念和致敬。
1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好在校对第二天的公众号推送文章。
改的时候还有点得意：今天完成得比较早，估计待会儿能有点时间去玩会儿《荒野大镖客2》。
然后就扫了一眼手机微信群，看到一个人发了一条消息：
“肯定又是假新闻！”
什么假新闻？
往上一翻，心跳仿佛停了一拍。
金庸去世了。
虽然之前就有所耳闻：金庸老先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已经卧床不起，近乎昏迷状态，但消息真的传来，却还是觉得无法接受。
在查阅了一系列信息源后，确认消息是真的。
然后大概有一个小时，就瘫坐在沙发上，痴痴地发呆。
“总得写点什么。”我自己想。
却又不知道写什么。
像以往的“馒头说”那样写一篇人物故事？点开微信后台，确实有不少读者已经发来了诉求。但我觉得我写不出来。不是因为信息太少，而是因为信息太多了。金庸的生平故事和传记汗牛充栋，根本不缺我这一篇。
写一篇分析或评述？有六神磊磊在那里，我也就没必要贻笑大方了。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收到了六神磊磊的推送：我再也没有后台了。
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写一篇自己读金庸的经历和心路历程，没有什么曲折，也不会有什么文采，但我觉得还是要写，这是写给自己的回忆。
打开文档，将原来那篇推送复制保存，说一声“明年见”。
开始回忆。
2
那应该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那天晚上，一个和我要好的同学的父母要值夜班，他邀请我们几个平时玩得好的人去他家一起过夜。那种兴奋的心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我甚至提前一周就开始憧憬大家一起打游戏，看电视，吃零食。
结果那一整个晚上，我都没参与玩耍。
因为我在他父母的书橱里，发现了一套书，叫《射雕英雄传》。
我至今仍记得当时那种感受：就好像一个穷困潦倒的海盗忽然登上了传说中的金银岛，被闪耀着金光的各种珠宝几乎亮瞎了眼：
竟然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世界？！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通宵，从晚上7点半看到早上6点50分，一口气把这套书全看完了。之后顺带查了下同学家的《辞海》——我的天哪！历史上居然真的有王重阳和丘处机！
那一天到学校上课，我虽然一夜没睡，却精神抖擞，感觉自己浑身闪着光，在课堂上任由思绪神游远方，满脑子都是“九阴真经”和“降龙十八掌”。
从那一天起，我疯狂地向我认识的人推荐一个叫“金庸”的人写的武侠小说。我的父母和语文老师都很开明，从不限制我看书，所以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完了金庸所有的书。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金庸已经封笔了，所以一直在焦急地等待他下一部新作问世。
当然，和很多人一样，在这个等待过程中，我认识了“全庸”“金庸巨”“金庸新”等一干作家。
我想，那时候金庸最吸引我的，应该是他笔下的故事。
3
写故事是有一条金线的。
我看过很多作家，有的辞藻华丽，但叙事能力很差，一写长篇小说就露出了马脚。而有的作家，埋包袱技巧一流，逻辑性也强，但一部长篇小说写下来，故事性极强，却毫无文采。
而金庸就是那种超越金线的人——论文采和叙事能力兼备，他在华语文坛属于超一流的行列。
金庸的故事，绝对不会上来就制造一个惊天悬念，就是那么平平淡淡，像一幅画卷，徐徐展开。在他的一些小说中，甚至最初着墨颇多的几个角色，根本就不是主角。
这种笔力的背后，透着的是一种功力和自信——只要你看下去，嗯，你肯定会看下去。
我那时候也看古龙，觉得也很好看，让人欲罢不能，但又总觉得他似乎比金庸差了一口气。现在想来，应该是因为两人讲故事的方法不同。
在古龙笔下，如果有一座长安城，这座城就只有一条街，街上只有一个酒馆，酒馆里只有一个人，一个要杀你的人，或者你要杀的人。
而换到金庸笔下，同样是一座长安城，这座城有十横十纵二十条大街，每条大街上商家鳞次栉比，有饭店，有酒馆，有药房，有镖局，有妓院，三教九流、贩夫走卒络绎不绝。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可能有要杀你或你要杀的人，但更可能的，是你要保护或要保护你的人。
那时候，在夏日的蚊帐里，我盘坐在席子上，也会试试体内有没有一口真气能够冲破“膻中穴”，或者在冬日的夜晚点一根蜡烛，用手指戳半天，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六脉神剑”。
从初中到高中，我每年寒暑假都会通读一遍金庸，直到进了大学，慢慢发现自己看金庸武侠的关注点有了变化。
从故事，转到了情感。
4
金庸笔下的爱情，不露声色，却又浓烈至极。
在主舞台的聚光灯下，从“靖哥哥”和“蓉儿”到“过儿”和“姑姑”，从“无忌”和“敏敏”到“段公子”和“神仙姐姐”，每一个爱情故事的归宿其实都是相同的，但每一段过程却都有各自不同的百转千回，让人过目不忘。
而金庸的功力，更体现在那些配角的爱情上。随口可以报出一串名字：李莫愁，阿朱，阿紫，岳灵珊，公孙绿萼，郭襄……熟悉金庸武侠的人一听到这几个人的名字，脑海中就会立刻浮现出一段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有些甚至比主角的故事更让人刻骨铭心。
我曾和六神磊磊开玩笑说：知道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女性读者吗？其实她们未必都看过所有的金庸故事，甚至未必熟悉金庸，但你举的那些金庸爱情故事的例子，古往今来，全都适用，全都动人心扉，全都让人辗转反侧。
我还记得我读大学时写过不少关于金庸的评论文章（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也是金庸），戏谑地提到过一句：金庸对中国年轻男性祸害不浅。
为什么？
君不见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一个个出身平凡，但都红运当头，大难不死不说，还会学到天降武学。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读者会渐渐认同一个观念：只要你够单纯，够天真，够善良，甚至略带点傻气，那么美女们就会对你青眼有加，甚至投怀送抱——女孩子，是不用去追的。
那么，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有几段感人的爱情，这是否就是金庸武侠的精髓了呢？
5
直到工作后，我才领悟到，金庸武侠一直吸引我反复读却不厌的，是贯穿他所有故事的一个字：侠。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渐渐从年少时的仰视金庸，过渡到了平视他（当然，在写作才华上还是膜拜式仰视），包括他对婚姻的一些态度，包括他之后反复修改自己作品的做法，我都持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每次整理书橱，翻到金庸的书，我只想顺手翻两页，但翻着翻着，半天就过去了。
论故事，每个故事的结局都了然于胸。论爱情，每段爱情的结局都心知肚明。
但就是会控制不住地看下去。因为我发现，金庸武侠真正吸引我的，还是激荡在文字间的那股“侠气”。
我一直觉得金庸是写不好浪子的。
古龙几笔勾勒，从书页上就能闻出一股浓浓的酒气，但金庸好不容易写个令狐冲，哪怕豪饮的时候，都略微透着一种“尬”。
但古龙也根本写不了侠。
因为他和金庸相比，没有后者心中的那种责任感，那种责任感不是口号式或作秀式的，而是真正体现在主角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的。
从小了看，是“锄强扶弱”，往大了说，是“家国天下”。
也就是那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6
所以后来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受金庸最大的影响，还是那个“侠”字。
“侠”究竟是什么？说实话，虚无缥缈，至少我说不清楚。
但我知道“侠”是一种理想，一种可以坚持一生的理想。
当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金庸的我们，都已经从校园走上了社会。其实我们都已经明白，世间不存在什么可以一跃三丈高的轻功，也不存在什么可以开山裂石的内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现实而残酷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都看到过很多不公，也会遭受不少挫折，年少时憧憬的对酒当歌成为一种奢侈，而仗剑天涯更成了一种幻想——你不可能像令狐冲那样率群雄围攻少林寺，也做不到像乔峰那样杯酒断情快意聚贤庄。
但我相信，很多人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放弃。
我们并不会“独孤九剑”或“九阴真经”，但该站出来的时候，绝不会退缩；我们并不是家财万贯或能挥金如土，但能提供帮助时，绝不会吝啬。
因为，我们心中的那团火从没熄灭过。
武侠武侠，现实世界中可以没有“武”，但总是会有“侠”。
我想，这也是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7
之前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仿佛听到了一段对话。
写在这里，权作本文的结尾。
“来啦？”
“是，来了。”
“好久不见啦，来，喝口酒？”
“不了，谢谢，之前就戒了。”
“换了个世界啦，不妨重新开始喽？”
“还是不了，你是写过李寻欢的人，你随意。”
“哈哈，你也写过令狐冲啊，大侠，来一口嘛！”
“呵……还是不了吧。”
“你这家伙，洒脱些，其实世间哪有什么武侠，还不都是写来换酒钱的。”
“不，世间或许没有武，但肯定有侠。侠，我相信在每个人心间。”
“好一个‘侠在心间’！那就但愿吧！来！干！”
“嗯，但愿。干！”
谨以此文，纪念金庸老先生。
谢谢您的文字。
侠客永不独行。
妄念
“妄念”从字面上看就很容易理解：不正当的虚妄之念，甚至是邪念。
“妄念”和“信念”不同，和“执念”也不同。虽然它也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即便在当时，从客观来看也是错误的，是注定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为了这种不切实际乃至荒诞的想法，坚持走下去，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
但是古往今来，为妄念飞蛾扑火的人，绵绵不绝。
陈公博：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不忘初心”，这句话只有四个字。但真的要做到，却又何其难，何其难。
1
1892年10月19日，广州北门的陈府张灯结彩，鞭炮连天。
陈府的主人叫陈志美。他可不是一般人，是清朝的广西提督，堂堂从一品的大官。
而陈志美之所以要庆祝，是因为这一天，他以60岁的高龄喜得贵子。
他给这个宝贝儿子起名叫“陈公博”。
虽然是老年得子，又家境富裕，但陈志美对这个儿子倒也不娇惯，从小就对他进行严格的教育，而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这个儿子对读书也有极大的兴趣。
事实上，除了必读的“四书五经”之外，陈公博童年最钟情的是小说。不过陈公博看小说，会在看完之后举一反三，再去找正史看。比如他迷上《三国演义》，就会再去看《三国志》印证；看完《隋唐演义》，就会去看《新唐书》《旧唐书》；看完《说岳全传》，就会再去翻《宋史》。
陈公博
应该说，陈公博从小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国学和文学底子，这也使得他之后以“一支笔”而闻名。
而作为父亲的陈志美，除了在读书方面对儿子进行刻意培养之外，还有一点也对陈公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革命。
陈志美是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才官拜广西提督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看到了清廷的腐败无能。在晚年，陈志美是非常同情甚至倾向“造反”的。他甚至将原来的部下化作“会党”，真刀真枪谋划过一次“起义”，但最终起义失败，陈志美自首揽下全部责任，最后凭借各种关系保下了脑袋，被判终身监禁，但家产充公，陈家家道从此中落。
在父亲的影响下，年幼的陈公博也在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而且，他的理想比父亲更进一步：不是换个皇帝，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
2
年轻有才的陈公博，可谓生逢其时。
1917年，25岁的陈公博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彼时的北大校长是蔡元培，学校风气开放，名师云集，各种先进的学术思想交汇，让陈公博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毕业后的陈公博回到老家广州担任法政学校的教授，此时更是觉得风云激荡：从清末开始，广州就一直是革命的中心地带，而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又回到广州主政，再次让广州成为革命中心。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刚刚结束，各种民主思潮波涛汹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被一部分中国人熟悉并接受——其中就包括陈公博。
当时的陈公博感觉广东的报纸文字粗鄙，思想平庸，于是大笔一挥，自任总编辑，办了一张《广东群报》。陈公博才华横溢，写的文章又针砭时弊，贴近社会，再加上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让人耳目一新，所以《广东群报》当时轰动广东，一时洛阳纸贵。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公博被陈独秀看中，被任命为中共广州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书记是谭平山）。担任宣传委员后的陈公博开辟了多个专栏，在《广东群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开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了大批年轻革命骨干。
因为工作出色，1921年7月23日，陈公博作为广州支部的代表，带上自己的新婚妻子李励庄，以“度蜜月”之名，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了当时出席会议的13个人之一。
在这次大会上，因为政党初建，从各地来的代表互相交流乃至互有争论。这本属正常的场景却让陈公博感到颇为失望（他后来回忆说，觉得张国焘太盛气凌人），再加上他极力反对大会提出的“共产党员不能去资产阶级的政府里做官或成为议员”的规定，所以在会上他就似乎觉得有点“心灰意冷”。
7月30日晚，大家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闯入了一个法租界的密探，会议顿时中止，大家四处分散。而陈公博是留在屋子里的，受到了后来闻讯赶来的法租界警察的盘问，心中更是惊恐。
当晚回到旅馆，陈公博就和妻子商议，准备打退堂鼓。巧合的是，当晚陈公博下榻的旅馆房间隔壁，正好发生了一起枪杀案。虽然事后证明这是一起情杀，但又把陈公博吓得不轻，他与妻子将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在房间内焚毁，然后匆匆退房。
当中共一大代表决定转移到嘉兴继续开会的时候，陈公博告诉大家，他和妻子要去杭州，就不再去嘉兴开会了。
原本在各代表心目中是一个新起点的中共一大，却成了陈公博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自从中共一大之后，他对共产主义就失去了兴趣。
回到广州后，他与党组织渐行渐远。在后来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后，陈公博在党组织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孙中山的前提下，发表文章支持陈炯明，更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922年底，陈公博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去美国留学。
而在去留学前，他发表了声明，决定进行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转弯：脱离中国共产党。
3
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倒也真的是想好好读书的。
陈公博读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第一年，他依旧埋首研究马克思主义元典，第二年，开始攻读美国的经济。在勤工俭学的过程中，陈公博接触了美国的底层社会，进而对英美的社会制度也产生了反感。
他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但也不认同英美的经济理论，当时的他相信，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1925年初，陈公博顺利读完硕士，想继续读博士，无奈囊中羞涩，就向自己的故友，当时已担任广东省省长的廖仲恺求助。但廖仲恺的回复是：给钱读书，不干！给钱回国，可以！因为现在国内革命正是用人之际。
陈公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他还把中共一大的纲领写到了自己的毕业论文中。他在论文里面否定了共产主义，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无奈之下，陈公博只能放弃学业回国。
回到广东后不久，廖仲恺就找他面谈，劝他从政。于是，陈公博在脱离共产党三年后，加入了国民党，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二次转弯。
刚刚入党，陈公博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书记。如此年轻、如此资历就能坐到如此高位，陈公博认为这是廖仲恺对他的赏识。但1925年8月20日，身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廖仲恺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公然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举国哗然。
廖仲恺去世后，陈公博本以为自己失去了靠山。但是，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公博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跃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如此迅速高升的背后，是陈公博找到了一直在背后真正“撑”他的人。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4
汪精卫其实在1919年就注意到了当时27岁的陈公博。
那一年，陈公博写了一篇叫《督军问题》的文章，全文两万多字，痛斥当时“督军”制度的危害，并提出了一系列整改措施，让当时的汪精卫和廖仲恺眼前一亮。
汪精卫很欣赏陈公博的才华，所以对加入国民党后的陈公博一路提拔，一直试图让他成为“自己人”。而从小爱看各种忠君和侠义小说的陈公博，也一直将汪精卫的“知遇之恩”铭记在心——“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主而从”，陈公博已经将汪精卫视为自己的“明主”。
当然，陈公博当时明面上要“效忠”的人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
蒋介石一度也很欣赏陈公博的才华。北伐战争期间，陈公博是作为重要随员跟着蒋介石北上的。在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往南昌后，他还把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的重要位置交给了陈公博。在“迁都南昌”的问题上，蒋介石也采取了陈公博“韬光养晦”的策略，服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并委任陈公博为组织部代理部长，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
但是，1927年4月的“宁汉分裂”一发生，陈公博就迅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跟随汪精卫到了武汉。虽然不久后“宁汉合流”，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是陈公博已经完全表明了态度，自此成为汪精卫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后来的“国民党改组”等事件中，陈公博在很多事情上都惹恼了蒋介石。
但蒋介石自己也知道，他已无力争取陈公博，因为他已经完全是汪精卫的人了。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了1931年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的各个党派斗争暂时都平息了下来，而两股最大势力的代表，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开始了至少是表面上的合作。
日本人的入侵改变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也改变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人的命运。
当然，也改变了陈公博。
5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陈公博和汪精卫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抗战”，陈公博和汪精卫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坚决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在“一·二八抗战”期间，陈公博还和李济深一起，带着刚造好的10万颗手榴弹到上海，鼓舞十九路军一定要抵抗到底。
但到了1933年的“长城抗战”期间，汪陈两人的思想都开始发生变化。
当时刚刚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派陈公博为代表，前往古北口抗战一线慰问部队。陈公博在前线碰到了一个幸存的伤兵，伤兵告诉他，他所在的连队有100多个人，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我们很多弟兄根本没见到日本鬼子的影子，直接就被他们的飞机给炸死了。”
日军强悍的战斗力给陈公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汪精卫也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了中日当时在国力和军力上的差距，两个人在这一点上相互认同、相互影响：中国肯定打不过日本，要找一条“和平”的道路。
自那以后，陈公博和汪精卫一起，从当初的“主战派”转为了“主和派”，认为“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
但是，汪精卫最终走出的那一步，大大出乎陈公博的意料。
1938年11月，陈公博正在成都训练党员，忽然接到了汪精卫的电报，要他到重庆去一次，“有要事相商”。陈公博赶到重庆的汪公馆后，汪精卫直截了当告诉他：已经和日本和谈，即将离开重庆。
陈公博大惊失色，继而大力反对。
据陈公博后来自己的回忆，当时他的意见是：第一，国民党好不容易统一，不能再分裂；第二，对外问题应该保持一致，即便要求和，也要保持一致；第三，日本人出尔反尔，是没有诚意的。
两人从早上辩论到中午，吃过午饭再辩，整整一天下来，陈公博也无法说服汪精卫。
到了12月，汪精卫的心意更决，再次电召陈公博面谈，称“中国已经无力再战”，并提出已与日本的近卫内阁达成五点一致：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果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
陈公博对前三条都不同意，认为这等于是把满洲、内蒙古和华北都丢了。但他还是无法说服汪精卫，两人又争辩了起来。这时，坐在一边的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对陈公博说了一句：“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
这句话戳中了陈公博的痛处。他回家后反复思考，认为汪精卫若真走，自己留在重庆也将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甚至被认为是留下来的“眼线”。
1938年12月中旬，陈公博最终随着汪精卫来到了越南河内，但他临走前给蒋介石留了口信，说自己将竭尽所能阻止汪精卫投敌。
但汪精卫已经在这条路上一路狂奔不回头，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公开发表声明投敌。在这个过程中，陈公博表现出了非常矛盾的两面性。
一方面，他称自己要照顾病重老母，一概不参加汪精卫和日本的任何谈判，并且还和汪的另两个亲信高宗武和陶希圣一起去做过最后努力，试图劝阻汪精卫。
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脱离汪精卫。1940年1月，高宗武和陶希圣在最后时刻“反水”，通过《大公报》公布了汪日密约的条款，举国哗然，骂声一片。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公博依然无法做出最后的决断。
最终，在汪精卫的不断劝说下，陈公博进行了影响自己人生的最大一个转弯：加入汪伪政府。
陈璧君在得知陈公博终于愿意出山后，赞道：“公博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到了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
这“忠臣”二字，不知从何说起。
6
毫无疑问，陈公博立刻就成了汪精卫最看重的“二号人物”。
在汪伪政权里，陈公博担任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参与了汪伪政权的每一项重要决策，在1940年10月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暗杀后，他还接过了这个职务。
根据当时打入汪伪政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时雨后来回忆，陈公博做事很认真，事无巨细都会过问，能拍板当场就拍板，绝不拖拉，而且一干活就是从早上干到大半夜。他对下属也出手阔绰，给手下处长一级的重要官员，都是7到10根金条，配别墅和汽车。
陈公博陪汪精卫出访日本，和东条英机在一起
陈公博总是和下属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在上海搞一个廉洁政府，日本人现在说蒋介石是贪污政府，我们一定要让日本人看清，我们不是蒋介石那一套！”
但是，陈公博首先自己就做不到。
他把自己的秘书和亲信莫国康（其实为他的情妇）的弟弟莫雅德安排做委员会的封锁管理处处长，管禁运毒品，收税收粮，贪污腐败；把盛宣怀的侄子盛文颐委派为上海禁烟局局长，面禁暗卖，敛财无数。
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里的人其实已经魂不守舍了——他们绝非蠢人，不然不会两面骑墙；也正是因为他们绝非蠢人，所以心里都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这一点，陈公博自己又何尝不清楚？
前呼后拥的陈公博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一时之间，汪伪政府上下人心惶惶。
1945年1月，陈公博作为“二把手”，接替汪精卫，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这个“代”字，是陈公博坚持要求加上去的。此时此刻，陈公博开始整顿整个汪伪政府的财政和军队，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准备继承汪精卫的“遗志”，而是制订了一个“K计划”，试图以保证上海和南京完整交给重庆政府而不交给共产党为条件，开始和蒋介石联络。但是，早已和周佛海取得联系的蒋介石，根本没有给他任何回应。
就在陈公博怀着矛盾的心情继续主持汪伪政府工作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
1945年8月25日清晨，陈公博带着妻子等人飞往日本。
在此之前，陈公博曾通过杜月笙联系蒋介石，希望得到宽恕，但没有任何回音。知道情况不妙的陈公博随即收拾好家当，带着家人前往日本京都——陈公博化名为“东山公子”，妻子化名为“东山文子”，最终住到了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日本政府的打算是让陈公博这样长期隐居日本。但是蒋介石政府坚持向日本要人。情急之下，日本方面甚至通过小报炮制过假新闻：陈公博开枪自杀身亡。但中国方面态度坚决：如果自杀，需要由中国方面开棺验尸。
无奈之下，连自己战犯都保不住的日本政府，只能将陈公博引渡回中国。
陈公博被引渡回国后，先是被关在南京宁海路军统临时看守所，独自一间。吃饭有人送，但马桶要自己倒，且是和其他犯人一起。没多久，陈公博向卫兵司令请求，说好歹自己担任过国民政府代主席，还是希望能给点面子。于是，他被获准每天可以提前或拖后单独倒马桶。
在被关押期间，陈公博要来纸笔，写了长达3万字的《八年来的回顾》，里面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同时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但是，陈公博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是徒劳的。他很快与陈璧君等人一起，被转到了苏州高等法院狮子口监狱看守所——陈公博知道自己活下来的机会不大了，因为这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地方。
1946年4月5日下午，公审陈公博。
尽管他与法官当庭抗辩了很久，试图证明自己无罪，但法官在一周后的宣判却简单有力：
“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1946年6月3日早晨，陈公博的单人牢房里忽然走进了几名法警。陈公博顿时知道，他的最后期限到了。
陈公博在法庭上
陈公博要求去和关押在隔壁房间的陈璧君告别。见到陈璧君，他拿出一把小茶壶递给她：“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他还要求给蒋介石再写一封信，信中再三叮嘱一定要对付共产党，不过写到一半，自觉无用，又搁笔不写了。
临行前，陈公博走在前，执行法警走在后。陈公博还再三叮嘱：“麻烦待会打好一点，不要太破相。”到了行刑地点，他问：“站到哪里？”话音未落，法警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从陈公博后脑入，右颊出，当场毙命。
家人于一天后取回遗体，先在苏州匆匆安葬，后移到上海某公墓，连墓碑都没敢立。
馒头说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个题目，其实适合不少汉奸。
汪精卫难道不适合吗？当年可是因“引刀成一快”而名满天下的英雄。褚民谊不适合吗？当初与蔡元培等人在法国支持中国爱国留学生，堂堂医学博士。周佛海不适合吗？当年也是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
但最终，他们都晚节不保。
分析他们思想转变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性格问题，汪精卫优柔寡断，陈公博愚昧忠心。比如判断能力，汪精卫和陈公博都只看到了日本人当时强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人坚韧的一面。
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也非常重要，就是他们的欲望。
汪精卫一直以孙中山正统传人自居，但在国民党内却始终被蒋介石压一头，长期郁郁不得志，动不动就撂挑子不干。他最终投靠日本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希望能证明自己的能力，用权力来证明。
陈公博虽然当初力劝汪精卫，但陈璧君一句“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还是触动了他。汪精卫一走，他有什么官可当？要当官，只能跟着汪精卫。
据传，法警最后去陈公博牢房带人的时候，陈公博正在写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这句后来经人考证是模仿林则徐等前人的话，意思是希望当局能以一种宽容的气度来对待他们这些并非“民族罪人”的人。
然而，这些人一直挂在嘴边的“君行其易，我行其难”或者“我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牺牲，为中国保留更多的种子和希望”，是真的出于无私的爱国心吗？
呵呵，他们自己心里恐怕是最清楚的。
所以，对于这批汉奸，我们可以感慨他们的一生，反思他们的转变，但这地，不能洗，也没法洗。
汉奸，就是汉奸。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沉浮录》（苗体君、窦春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7年3月14日）
2.《汪伪巨奸印象》（李时雨口述，张德旺整理，《百年潮》，2005年第3期）
3.《汉奸陈公博被枪决前写给蒋介石的自白书》（凤凰网，2009年4月16日）
4.《“乱世能臣”陈公博》（石源华，团结出版社，2008年12月）
5.《陈公博的诡谲人生》（王海龙，《羊城晚报》，2011年6月11日）
6.《陈公博：最不应是汉奸的汉奸》（球圆字方，搜狐历史，2017年12月26日）
7.《信仰路上的忠诚与背叛——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路》（张鹏、鲍华东，微信公众号“国防参考”，2016年7月25日）
一个自认“戴罪立功”的汉奸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身份有点复杂。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他作为一名国民党员，做到过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作为汪伪政权的要员，做到过伪财政部长。他是一个汉奸，但他又说自己其实是潜伏的“特务”。一生多变如此，民国时期真的找不出几个人了。
1
1948年2月28日这天，南京首都监狱里死了一个人。
南京首都监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狱，里面关过很多人，死一个人，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但这一天死的这个人，却有点特别。
他的死去，让很多老百姓拍手称快，也让一些人长吁一口气，比如蒋介石。
他叫周佛海。
他“适时”死去，无论对谁来说，包括对他自己，可能都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2
1897年，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的凉水井乡。
在周佛海出生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周佛海从小由母亲抚养。少年周佛海还算好学，且有才情，考入了沅陵县高等小学，然后又升入了当地的中学。
周佛海在青少年时期就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雄心壮志，他曾在一座寺庙的墙壁上，题写过这样一首诗：
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
甘为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
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
沅陵县城内，有一座文昌阁，周佛海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专门提到了它：
“袁氏（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周佛海，《往矣集》之《苦学记》）
真的是没有上进发展的机会了吗？
1917年，周佛海等到了一个机会——在老师和同学的资助下，他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和当时很多和他同时代的留日青年一样，日本的留学经历促使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周佛海在日本留学期间，不断向国内的杂志投稿，内容主要是对国际时局的分析，介绍海外新思潮，尤其是介绍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因为他思路清晰，文笔出众，渐渐声名鹊起。
但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三年后他回国的一次省亲。
那一年，他23岁，遇到了一个41岁的大叔。
那个大叔，名叫陈独秀。
青年周佛海
经过多次推心置腹的交流，
他们决定和其他有志之士一起，一同发起成立一个新的党。这个党，叫作中国共产党。
3
1921年7月23日晚，那场改变未来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在上海的法租界召开。
从全国各地一共赶来了13名代表，加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构成了中共一大的全部参会人员。
周佛海是作为旅日小组的留学生代表出席这场会议的。但在发生惊心动魄搜捕的7月30日夜里，周佛海并没有参加会议——他因为腹泻请了假，还是毛泽东回来后告诉他出了大事。
但是，后来转移到南湖蓬船上的会，周佛海是坚持抱病参加的。在船上的会议中，大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虽然与会人士后来对周佛海担任的具体职务记忆有出入（周说自己是副委员长，包惠僧和陈潭秋说他只是候补中央委员），但有一点大家还是公认的：陈独秀在没回上海之前，中央局书记一职，由周佛海代理。
位于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多次寻找中共一大的会址，结果提供线索并在最后成功找到的，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
可见当时周佛海的地位。
为什么要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周佛海自己坦承，当初是想成为“中国的列宁”。按照他的回忆：
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
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性，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
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我决不说假话，说当时的动机，完全是为国为民。不过个人的动机，不是升官，不是发财，不是享乐。……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政治抱负）。在一高（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
……怀着这样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推翻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为国家争荣光”……这些应该都是周佛海的初心。
那么，他的初心保持得如何呢？
4
1924年的春天，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周佛海，准备回国找工作了。
他当时的理想，是去北京大学当教授，或去商务印书馆做一个编辑，月薪能有150块大洋便“心满意足”了。按照他的想法：“到政府机关去运动一官半职，既然不是我的志愿，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为。”
但恰恰在这一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了，而国民党早就看中了周佛海这个当时“老资格的马列主义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