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
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戴季陶向周佛海发出了邀约：来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月薪200块大洋。与此同时，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周佛海担任广东大学兼职教授，月薪240块大洋——还是拿出毛泽东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月薪做参照：8块大洋，足以让他养活自己。
事实上，周佛海在开完中共一大回日本留学期间，就基本和中共的党组织没有什么联系了，在思想上，也渐渐开始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之后没多久，周佛海就给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明确无误地要求脱离共产党。
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找周佛海谈话，试图挽留他，但周佛海态度坚决。最终，中共党组织批准周佛海退党。
脱党之后，周佛海与广东大学几名教授一起创办了《社会评论》杂志。周佛海很快便发表《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还是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周佛海面临一个问题：对共产党，他已经与之决裂了；对于国民党而言，他是“半路出家”，人家吃不准他的路数，一直有戒心。
怎么办？还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戴季陶给他指了一条路：要抱就抱一条大腿。
谁是当时国内发育最快的“大腿”？自然就是蒋介石。
“宁汉分裂”之后，周佛海从武汉逃出，彻底倒向了蒋介石，为表明自己的忠诚，这位原来写“马列主义”得心应手的笔杆子，开始转而撰写《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
但实事求是地说，周佛海还是有才的，所以他很快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被任命为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凭借自己出色的笔头，周佛海在蒋介石的提拔下，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第二侍从室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和代理部长，是和陈布雷齐名的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不可谓不红。
戴季陶，国民党元老，蒋介石智囊，在1949年2月11日，继陈布雷自杀后，服安眠药自杀
但这种“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并非周佛海向往的最高境界。他认为自己是要“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的人。
这时候，又一个大变故发生了：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
5
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就在南京的西流湾8号花园洋房里，造了一个大地下室。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经常到这个地下室来躲避空袭。在那里，他们讨论战局，大多对中日战争持悲观态度，认为“战必败，和未必大乱”。
为了表示对当时主战派的不满，胡适把这个群体起名为“低调俱乐部”。
虽然后来以胡适为首的一批人渐渐看清了方向，认为“和比战要难百倍”，但周佛海却依旧坚定自己的观点：“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这个观点，和一个虽不参加“低调俱乐部”，但实为这个俱乐部精神领袖的人的意见不谋而合。
这个人，就是他曾经与之对骂的汪精卫。
周佛海脱离共产党后，曾声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这种言论，连当时国民党的头面人物汪精卫也看不下去，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1927年，周佛海逃出武汉，出了一本小册子叫《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其中有一段话对汪进行了反击：“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在相同理念的推动下，两人越走越近。周佛海从蒋介石的亲信，变成了汪精卫的铁杆，乃至成为后者与日本方面接触的最大推动力——是周佛海最先派出高宗武和陶希圣与日方接洽的，也是周佛海一直埋怨汪精卫“优柔寡断”，“不抓住最好时机”的。
1938年底，在周佛海的策动下，汪精卫终于决定出逃，宣布所谓的“曲线救国”。
那么周佛海的动力又来自哪里呢？
据他的儿子周幼海后来回忆，父亲曾对他说过：“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也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心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外一条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周幼海，《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
这“另外一条道”，恐怕是周佛海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
那么他成为汉奸后有没有实现自我价值呢？还是有的：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中央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周佛海有了一串“显赫”的头衔：“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后来还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警政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等——汪伪政府的外交、财政、警察、特工、军事等各种实权，都捏在了周佛海手里，可谓是“当红辣子鸡”。
对此，周佛海自己也是颇为得意的，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只是，这“一世”的时间，未必也太短了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6
抗战一结束，国民党当局当即逮捕了大批汉奸。
但历数汉奸的名字，陈璧君、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外界发现，少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人。
那个至少能在汪伪政权里坐第三把交椅的周佛海呢？
那时的周佛海，既没有逍遥法外，但也没有被捕伏法，而是被戴笠软禁在重庆，等候蒋介石的指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根据台湾方面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大约在1943年，周佛海被戴笠策反，又成了潜伏在汪伪政权里的国民党“地下党员”——他在家中设立了电台，直接和重庆方面联系。
换句话说，在上了汪精卫的船后，周佛海又将一只脚伸回了蒋介石的船。
那么，周佛海成为“间谍”后，又做了些什么呢？
做得倒确实不少：对于被汪伪特务逮捕的国民党党员和军统人员，周佛海尽量保护，甚至出面保释；将汪伪政权里的人员安排、财政情况都透露给了戴笠；将能得到的日本情报悉数都传给戴笠。
周佛海最得意的是为蒋介石和戴笠做了两件事：第一，在他的策划下，汪伪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原来也是中共党员）被毒死；第二，在日本投降后，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他防止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将上海“完整地交还给了国民党”。
李士群，组建汪伪特务机构“76号”，杀人如麻
有了这些功劳，周佛海还是很笃定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和陈公博、陈璧君他们不一样，他是对“党国”有贡献的人。
但是，一件出乎周佛海意料的事发生了：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了。
因为戴笠发展比较重要的特务时，都是和他单线联系，戴笠一死，周佛海的很多“功劳”就没人知道了。
7
1946年10月21日，迫于各界压力，周佛海终于被公审。
超过1万名群众把首都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围得水泄不通，创下了战后汉奸审判史上的最高纪录。
周佛海在法庭上列举了自己的各种“功劳”，说他在整个汪伪时期，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而后半段则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总而言之，他要么是在“曲线救国”，要么是在“舍身救国”。
为周佛海辩护的，是当时著名的律师章士钊，他抓住这些点，包括展示当初戴笠给周佛海的信，不断给法官施压。再加上周佛海的口才本来就很好，他为自己辩护时说得头头是道，当时不少围观的群众还真的觉得，这个人可能确实为了国家“忍辱负重”。
当时周佛海的信心还是挺足的，在被审完回到牢房后，他还颇有雅兴，写了首诗：
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
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但是，法院在11月7日给出的判决却出乎周佛海意料：“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
这个判决一下来，周佛海就有些慌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救他，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在关键时刻，为周佛海跑腿的，还是他的妻子杨淑慧。
在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杨淑慧当即上诉，但马上被最高法院驳回。杨淑慧随后直接闯入了蒋介石机要秘书陈方的家，告诉对方：“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佛海，我就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看谁以后还敢为蒋先生卖命。”
那是周佛海的最后一个“护身符”——蒋介石当初曾给周佛海写过信，鼓励他在汪伪政权里“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并写了“知名不具”。
1947年的农历大年初五，杨淑慧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一见蒋介石，杨淑慧就跪倒在地，一句话不说，只是抽泣。
蒋介石给杨淑慧的回答是：“这几年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周佛海的一条命，算是保住了。
听闻死罪得免，周佛海在狱中大为兴奋，又作诗一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世成隔世，竟于绝处逢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怀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他还自认是“铁肩”，还觉得能为党国再“负重”。
8
感觉自己未来仍大有可为的周佛海，其时已经病入膏肓了。
杨淑慧曾请章士钊写信，要求将周佛海“保外就医”，但得到的答复是：“周佛海的案子太特殊，谁也没这个胆子。”
蒋介石当初答应杨淑慧的是“等个一两年”，后来变成“等个两三年”，但事实上周佛海在狱中连一年都挨不过去了。
据知情人后来透露，周佛海在1947年底，已经连睡也不能睡，坐也不能坐了，只能将被褥高高叠起，趴在上面喘息。有时候哀号阵阵，连狱卒听了都有些毛骨悚然。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忽然口鼻流血不止，心脏病突发，油尽灯灭，时年51岁。
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周佛海的尸体没人去管，最后还是妻子杨淑慧用一口珍藏多年的楠木棺材为周佛海装殓，运到南京汤山永安公墓，在半山腰找了一个空穴，草草埋葬。
馒头说
周佛海到底是一个潜伏的“特务”，还是一个汉奸？
当然是汉奸。
按照档案披露，周佛海是自1941年开始试图与重庆方面接触的。1941年是什么时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宣战，大家都知道胜负天平将怎样倾斜的时候。
说到底，周佛海只不过是再一次选择了“换船”而已。
这也是周佛海让人唏嘘的地方：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尔后投身国民党，最后成了汉奸。
在中共一大的13个与会代表中，与周佛海经历非常相似的，还有前面提到的陈公博，而其中的不少人，后来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但我一直相信，在最初兴业路76号那些开会的日日夜夜里，与会的13个人，确实都是抱着发愤图强、改变中国的雄心壮志的。也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建党近100年以来，所走的道路是多么坎坷崎岖，有多少人在途中迷路、掉队，甚至走了相反的方向。
能坚持一路走来的先辈们，是多么艰辛。
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是多么不易。
勿忘初心。
勿忘初心。
勿忘初心！
一个“慷慨就义”的汉奸
“解释就是掩饰”是一句曾在网上流行的话，不过对于某些人而言，倒也确实适用。解释之所以苍白，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早就摆在那里了，就像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一样，永远是擦不掉的。
1
1946年8月23日清晨，苏州狮子口监狱。
一位60多岁，穿着囚服的老人，正在带领许多囚犯一起打太极拳。
这时候，几名法警走了过来。
他似乎知道了什么，于是和囚徒们告别：“不好意思，要先走一步了。”
这一天，他特地换上了新衣：深灰色毛质单长衫，白底细青条府绸短衫裤，黑袜黑缎鞋，左手还捏了一串佛珠。
经过女监的门口，他看到里面的陈璧君在哭，向她挥了挥手，说了一句：“再会。”
褚民谊颇有些“慨然就义”的派头
在临时法庭的最后过堂上，他坚持自己没有犯任何罪。检察官问他有何遗言，他表示“没有遗言”，只是强调，自己愿意捐献出遗体，供医学研究用。
面对记者们照相机的闪光灯，他居然还露出了笑容，挥了挥手：“这是最后一次照相了，希望照得好一点啊！”
随后，他在法警的押解下走向刑场。按照以往的惯例，为了减少犯人的痛苦，负责行刑的警察走在他的后面，出其不意地向他后脑勺开了一枪。
应声倒地，气绝身亡。
他的名字，叫作褚民谊。
如果不知道他生前所作所为，单看他人生谢幕的最后几个镜头，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位革命志士，奔赴刑场，从容就义。
但事实上，他是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
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汉奸。
2
褚民谊，1884年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殷实之家，父亲是一位名医。
有一说法，褚民谊原名“明遗”，取“反清复明”之意。此举虽然颇有侠士风范，但考虑到当时仍在清朝统治之下，虽然清廷的统治力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要说有人敢公开给自己的孩子取这样的名字，还是让人有些怀疑。
不过，1903年就东渡日本留学的褚民谊，还是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一个有为青年应有的姿态：在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的褚民谊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并结识了同乡，之后的国民党大佬张静江（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晚年淡出政坛）。
1906年，褚民谊随张静江一起奔赴法国。在新加坡的时候，他们俩一起加入了同盟会。所以后来褚民谊也被称为“国民党元老”，倒也不假。
抵达法国巴黎后，褚民谊与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创办了“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等，以笔为枪，宣传推翻清朝统治。
1911年，就在中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前夕，褚民谊从巴黎回到了上海。经同盟会元老黄兴介绍，褚民谊认识了一个对他一生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汪精卫。
不仅如此，因为频繁出入汪家，褚民谊还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的堂妹陈舜贞（一说为陈璧君家的丫鬟）好上了。在陈璧君的主持下，褚民谊和陈舜贞结为夫妇，成了汪精卫的连襟。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北议和，在各方面比拼中均落下风的孙中山，最终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和当时很多同盟会会员一样，褚民谊选择退出政坛。他去了欧洲，在比利时的自由大学继续深造。
27岁的褚民谊的人生之路行进至此，其实势头还是相当不错的。
3
应该说，褚民谊算得上“多才多艺”。
他首先算得上是一个教育家。
1920年，褚民谊和吴敬恒、李石曾一起创建里昂中法大学，任副校长，后来还历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授、代理校长，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
然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医学家。1924年，褚民谊获得了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不过他后来也被一些人讥称为“兔阴博士”，因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兔子的性欲、月经等兔子性方面的各种问题。
褚民谊的颜体字当时也颇为有名
褚民谊还可以算半个武术家。他曾担任过全国武术协会的会长。他在1925年师从吴鉴泉，应该也算是吴氏太极拳的传人。他曾将师父吴鉴泉的太极拳图谱印刷成书，成为业内研究吴氏太极的重要资料。
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大力推广“国术”，发明创造了太极操和太极球。他曾提出“科学化之国术在于合于力学与心理学，讲究生理与卫生”。应该说，这个理念在当时还是十分先进的。
此外，褚民谊在戏曲方面也有一定研究和造诣，尤其是昆曲。褚民谊编纂过《昆曲集净》，撰写“自序”“绪论”“例言”等章节，影印出版。
总而言之，不管褚民谊自己是否有意为之，他的整个调调，是有点向“魏晋风度”靠拢的。这样一个人，做一个时代的“名士”，倒也未尝不可。
可惜的是，他却最终从了政。
4
1926年1月，褚民谊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从政生涯。
一开始，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升任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褚民谊出任了行政院秘书长。
秘书长汇报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一个文化人出任一个相当于一个国家国务院秘书长的职位，结果怎样呢？
首先，自然是业务能力堪忧。据说褚民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连“公文”与“公函”的格式也没搞清，被汪精卫痛斥“滚出去”。不过老褚的心态还是不错的，主动对人说，汪精卫之所以会痛骂他，是把他当自己人。
其次，一个行政院秘书长不是不可以有业余爱好，但如果不注意分寸，就有点问题了。
褚民谊做秘书长的时候，提倡“弘扬国术”，鼓励大家踢毽子、放风筝、练武术。这并非是个坏主意，但由一个行业主管部门的长官来提倡就可以了。褚民谊一直热衷于在公众场合表演踢毽子和放风筝，还总是客串一些昆曲的角色。结果有人称他是“三子秘书长”（踢毽子、放鹞子、做戏子），还有人如此评价他：“一笔颜字，两脚花毽，三出昆曲，四路查拳，五体投地，六神无主。”
1930年，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运动会期间，许多女性跑步运动员在出赛之前，都要在大腿上擦一些松节油以舒筋络，而褚民谊以当时中央委员的身份，热衷于亲自为女运动员擦油，被新闻记者争相拍照登报。
为了弘扬“国术”，褚民谊并不支持足球、游泳这些从西洋传过来的运动，称之为“为礼教不能容”。但1933年的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时，褚民谊却对当时有“美人鱼”之称的游泳女将杨秀琼青睐有加。有一天，褚民谊亲自驾驭一辆马车，载着杨秀琼游览南京中山陵。一时间，南京全城轰动，最后褚民谊被检察院以“有辱官声”而弹劾。
做风流名士可以，当糊涂官员已经走错了一步，而褚民谊接着又走错了一大步。
5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褚民谊并未像很多人那样西撤。
当时的他，担任了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在上海逗留了两年，褚民谊逍遥自在，没等来国军的光复，却等到了秘密前来的汪精卫。
汪精卫在1939年找到了褚民谊，就一件事：跟着自己一起干！当时对外宣布“绝对不从政”的褚民谊，并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而那个时候，汪精卫已经发表了“艳电”，公开主张对日妥协。
在组建汪伪政府的过程中，汪精卫一开始想让褚民谊担任伪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但遭到一致反对。汪精卫胆子倒也不小，居然准备任命一介文人褚民谊担任伪政府的海军部长。为此，褚民谊还一本正经地自己找裁缝先做了一套海军将领的制服，穿上后常常对着镜子自我欣赏。
结果，汪精卫手下的另外两大干将陈公博和周佛海极力反对。周佛海反对的理由写在了他自己的日记里：“让‘兔阴博士’做海军大将未免过于荒唐，只怕海军变成走私总部他也不知道。”
无奈之下，汪精卫决定让褚民谊担任汪伪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结果周佛海依旧反对，褚民谊只能辞去副院长之职，最终担任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
一个伪政权的外交部长，能有多少外交事务可做？所以褚民谊的职责，主要是与日本打交道，签订一些汪精卫都不好意思出面签的对日和约（他曾获得日本颁发给他的“一级旭日大勋章”），另外就是帮汪精卫跑腿。
当时人们的说法是“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褚民谊堪称汪伪政府的第四号人物。
不过，出来混，总归是要还的。
一眨眼，就到了1945年。
6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
汪伪政权顿时呈树倒猢狲散之势，几大干将吵作一团。陈公博和褚民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褚民谊在1945年7月，被派到广东省担任“省长”兼“保安司令”。
一个月后，陈公博告诉褚民谊：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在这个时候，褚民谊才如梦初醒，开始给蒋介石发电，称：“谨率所属，力保治安，严防异党乘机而入，以效忠党国，效忠蒋委员长。”但他不知道，早在很久以前，他的同事周佛海等人，就和重庆的国民党联系上了，踏上了第二条船，表示要“潜伏敌后”，效忠党国了。
没多久，褚民谊就接到了军统头子戴笠的一封回电，称：“褚民谊兄过去附敌，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宣布投降后，即能移心转志，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
褚民谊看到电文后大喜过望，立刻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表示“荷蒙矜全”。
1945年9月12日，褚民谊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带了一个随员，搭乘飞机奔赴重庆“商量善后事宜”。在去广州机场的途中，他被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派人按计划逮捕，成为汪伪政权第一个被捕的高官。
褚民谊被人押到看守所，迎面碰到了看守所所长徐文祺——当初徐是伪行政院的科长，是褚民谊的下属。褚民谊以为徐也是被抓进来的，非常诧异，问道：“老徐，你怎么先进来了？”
他感到诧异的原因是，按照行政级别，“科长”怎么可能比自己这个“外交部长”和“省长”先进来呢？
7
毫无疑问，等待着褚民谊的，是一场审判。
在法庭上，褚民谊确实也是泰然自若，认为自己完全无罪——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汪精卫，说一切都是汪精卫的意思，自己只是一个跑腿办事的。而且，他还表示自己“外交部长”的职位在汪伪政府里只能排到第12位，绝非法庭称的“高官”。
褚民谊的儿子褚幼义曾回忆，1963年，他在家中发现了一张当时褚民谊委托妻子陈舜贞代转蒋介石但陈最终未转的纸条，大意是请委员长不要为难，不要为自己减刑。
但从当时的种种迹象来看，褚民谊的表现与纸条上所呈现的内容并不是太相符。一方面，他在法庭上进行各种自辩；另一方面，他委托妻子多方奔走，找人为自己求情。
在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后，褚民谊抛出了他最后一个“法宝”：我有一个珍藏多年的宝藏，愿意献出来，将功赎罪。
法庭上的褚民谊“坚贞不屈”
军统特务沈醉奉命前往褚民谊交代的亲戚家中，取回“宝藏”。在沈醉所著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他回忆了“取宝”的过程：“带着万分好奇心急忙赶回，下车后什么也不干，便先去取这件宝物。”当沈醉拿出所谓的“宝物”一看，原来是一副泡在福尔马林中的肝脏。
谁的肝脏？孙中山先生的肝脏（孙中山去世后尸体被解剖）。
为什么会在褚民谊的手里？原来，褚民谊并不是完全没有为自己的后路做过准备，而且还独辟蹊径：
就在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前，当时兼任汪伪政府“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褚民谊，利用职权，趁乱将存放于灵前的孙中山的肝脏偷了出来，存放在南京的一个亲戚家。他觉得，这副国父的肝脏，可能会成为他的“保命符”。
因为交出了国父的肝脏，江苏高等法院居然真的同意将褚民谊的案子复审。但此时舆论大哗，许多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更是对这种盗窃国父“灵脏”的行为相当愤慨。
结果，迫于外界的压力，法院维持原判，褚民谊最终被执行枪决。
至于他声称要捐献的遗体，他的家属最后并没有捐出，而是埋在了上海虹桥公墓。
馒头说
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一般对自己的行为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解释。
这个解释，就是褚民谊当时在法庭上抗辩的理由之一，他说他是为了“保民”。
但从法庭出示的各种证据中，很少看到褚民谊真心保民的事迹，倒是有他当时对时局判断留下的文字：
“大东亚只有重庆一隅还在从事盲目的抗战，但是因为英美的外御完全丧失，所以重庆已成为瓮中之鳖，溃败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以为吾人处此，实不能不有退一步之自全办法。”
所以说，哪里有什么“保国”或者“保民”，说穿了，都是“保己”。
褚民谊算得上颇有“名士风范”，如果不从政，他倒真有可能以一个教育家甚至一个医学家的身份留下名字。但从政的道路，说到底也是他自己选的，投敌卖国的行为，更不是汪精卫拿枪指着他的脑袋干的。
没有什么借口和理由，更没有什么“君行其易，我行其难”的说法。近年来有些文章开始为汪精卫洗地了，在我个人看来，还真的有点无法理解。
褚民谊所谓的“风骨”，比起当年那个愿意舍命去炸摄政王的汪精卫，还是差了很多的。但汪精卫又如何呢？你可以分析他的性格，可以设想他的处境，可以体会他的彷徨，但，汉奸，终归还是汉奸。
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有些盖棺定论的东西，真的是翻不过来的。
从愤青到首相，这个日本人为何能改变整个东亚格局？
在东亚近代史上，有一个名字是无论如何抹不去的。他不仅深深影响了日本，也影响了中国和朝鲜，进而改变了整个东亚的格局。
1
1909年10月26日上午9点，一列专列驶入中国哈尔滨火车站。
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登上了列车，和在列车上的伊藤博文握上了手。对于这位日本前首相的到访，俄国方面非常重视，科科夫佐夫在寒暄后发出了邀请：“稍后有宴席款待公爵。如蒙阁下能检阅我的仪仗队，我将十分荣幸。”
伊藤博文回答：“能在哈尔滨一睹贵国军队的威仪，非常高兴。”
伊藤博文随即下车。此时车外的俄国仪仗队已经奏响了乐曲，在科科夫佐夫的陪同下，伊藤博文按顺序检阅了俄国军乐队、仪仗队、各国领事团、中国仪仗队。
9点30分，整个检阅进入尾声，伊藤博文开始折返。此时，他们经过了专门赶到车站的日本欢迎队伍，那些日本民众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太阳旗，喊着欢迎的口号。
伊藤博文微笑着向他们挥手，点头。
然后他就看到一个30岁左右、蓄着胡须的青年忽然从队伍中闪了出来。
他是日本人吗？他想干什么？伊藤博文脑海中闪过的疑问，很快被这个青年的下一步行为解答了：
他掏出了手枪，对准了伊藤博文——砰！砰！砰！
刚刚走下火车的伊藤博文
2
1841年10月16日，伊藤博文出生在日本的长州藩（今日本山口县）。
伊藤博文的父亲叫林十藏，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后来被一个叫伊藤武兵卫的下级武士收为义子，所以也跟着改姓为“伊藤”。
伊藤博文从小贫苦，但非常调皮捣蛋，且能言善辩，张口就来，所以在当时的小伙伴中有“胡说利助”的绰号（他幼年名为伊藤利助）。有一个事例颇能看出他的性格：一次两队孩子玩军事游戏，伊藤担任首领的那一队眼看就要落败，结果伊藤把对方引入一堆枯草堆，然后就在上风口直接放火。差点被烧死的孩子们到伊藤家告状，伊藤的家长只能带着他挨家挨户去道歉。
彼时的日本，其实和中国一样，正陷入痛苦和迷茫之中。
1853年，日本经历了“黑船事件”——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强行闯进江户湾，用大炮轰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列强的入侵，给包括伊藤博文在内的所有日本人都造成了强烈的震撼。伊藤博文在17岁的年纪就去了炮术传习所学习军事，但他对纯粹的军事并不是非常感兴趣——与“术”相比，他对“道”更感兴趣。
青年时期的伊藤博文
所以，他对自己的私塾老师吉田松阴的理论非常尊崇。吉田松阴这个以思想影响日本近代一代人的理论家，主张“尊王攘夷”，主张“天皇至上”，以及主张“海外扩张补偿论”（即日本打不过欧美的话，就从中国和朝鲜身上得到补偿），这些思想后来都被伊藤博文贯彻始终。
当然，当时年少气盛的伊藤博文还是会经常陷入一种狂热的情绪中。在21岁那年，他和十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锯断了英国公使馆四周的木栅栏，潜入使馆区域后扔了一堆自制燃烧弹，然后逃回自己住处，彻夜饮酒狂欢，庆祝“攘夷”成功。
不过，伊藤博文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愤青”行为其实非常幼稚。
因为他之后就真正明白，日本究竟有多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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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伊藤博文前往英国留学一年，彻底改变了想法。
在英国，伊藤博文亲身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在多方面比东方文明都领先。他开始认识到，凭借一股冲动和热情的“攘夷”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有虚心向西方学习，韬光养晦，才能最终实现民族独立。
1864年，伊藤博文回国，思想已经完全转变。当时正值日本著名的“下关事件”（英法等四国舰队攻击日本下关海峡两岸的炮台，准备用武力让坚持“攘夷”的长州藩屈服）爆发前夕，伊藤博文力劝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与其浪费力量去打一场不可能获胜的仗，不如把“尊王”先放在首位，先完成日本的统一，再慢慢富强。
虽然毛利敬亲没有听伊藤博文的劝告而强行开战，最终只能赔款道歉，但“尊王”这件事最终还是在三年后做成了。1867年10月，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被迫提出了“大政奉还”，而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日本开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而明治维新也就此开始。
此时的伊藤博文才26岁，但已经开始在明治政府里崭露头角，担任了“外国事务交涉员”，后来又担任过大阪府判事（相当于首席法官）、兵库县知事（相当于省长），而他跟随的上司，是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他们都是明治维新的标杆性人物。
在这个过程中，伊藤博文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向木户孝允提出了废除诸藩，建立“府县制度”，进一步加强日本的中央集权。为此，伊藤博文草拟了“国是纲要”，详细规划了日本如何建立府县制度，统一兵力、财力，大力发展教育。
第二，顶住方方面面的极大压力，全权代表政府向英国东阳银行贷款100万英镑，在1872年9月修成了日本的第一条铁路（东京—横滨）。在此基础上，日本的铁路开始大发展，由此迈入交通近代化。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东京大学的大学生在举办音乐会，可见当时日本的“西化”程度
第三，在赴美国进行细致考察的基础上，于1871年主导了日本新货币制度的建立和发行。
第四，历时两年访问欧美十多个国家，充分了解西方工业发展后，回国领导工部省，开始大力发展日本的工业。在他主事期间，包括三菱会社、长崎造船厂等一大批工厂和企业开始崛起，甚至开始与美国、英国等的轮船公司开展国际航运竞争。这些措施为后来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奠定了扎实基础。
从治国到交通到经济到工业，伊藤博文可以说是全程参与并主导了很多改革和创新，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还没有到来。
1881年，“明治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相继过世，年仅40岁的伊藤博文年富力强，已然成了日本政坛当仁不让的元老和中流砥柱。
他决定进一步改造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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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可以说是“有实无名”。
所谓“实”，就是经过“明治维新”，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所谓“名”，就是它的国际地位依旧不高，当初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而欧美列强拒绝修改条约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日本法律不完备，时机不到。
于是，伊藤博文有了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让日本拥有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
为此，伊藤博文专门考察了英国、法国和德国。日本一开始全面对标的是英国，伊藤博文却发现这个国家的宪法不适合日本，因为英国的国王或王后虽然有地位，但对国家根本没有统治权，“与本国国情不符”。而德国的宪法是最受伊藤博文青睐的，因为“君主亲掌立法行政大权，不经君主许可，一切法律不得实行”，“邦国即君主，君主即是邦国”。
1889年2月11日，伊藤博文一手主导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颁布。这部宪法以1850年《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分7个章节，共76条。宪法的第一句就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
事实上，这部《明治宪法》最鲜明的特色，就是突出天皇的“皇权”，把天皇构架为不可侵犯的“神”。根据宪法规定，日本由天皇总揽立法、司法、行政之统治权。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陆海军的统帅、宣战的公布、条约的缔结等，都属于天皇的大权。
在这部宪法中，“皇权”是“明线”，伊藤博文还埋了一条“暗线”，那就是“军权”。
老年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本身就是一个军国主义者，他在这部宪法中大大强化了军权，并且让“军权”与“皇权”直接画了等号，即“天皇统率陆海军”和“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在这些条文的规定之下，宪法规定的所谓“内阁”和“议会”其实都是摆设，军权代表天皇的意志，只要天皇愿意，军部就可以把连同政府在内的一切职能机构一脚踢开，将整个国家变为“战争机器”。
在宪法出台后，伊藤博文成了日本的第一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
而他主导的这部《明治宪法》的出台，让日本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与此同时，也为接下来的武力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凶恶的豺狼，终于要露出獠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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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伊藤博文是幕后全程策划者。
伊藤博文想动中国很久了，但一直迫于羽翼未丰，不敢贸然动手。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日本试图由此挑战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但被当时在朝鲜的袁世凯以霹雳手段迅速化解。
那次事件之后，伊藤博文第一次在中国遇见了比自己年长18岁的大清头号权臣李鸿章。李鸿章在和伊藤博文会晤后回报朝廷，对伊藤大加赞赏：“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而伊藤博文回国后也总结了中国当时进行的“洋务运动”，观点有两个：第一，“三年后中国必强”；第二，日本“对此事直可不必虑”。因为伊藤博文认为，中国的改革会从内部遭到巨大阻力，几年之后，中国会“又睡觉矣”。
所以，伊藤博文当初给出的策略是：“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
十年之后的1894年，日本终于等到了时机，在那场对赌国运的甲午战争中，日本人笑到了最后。
康有为当时不仅提出过“中日合邦”，甚至提出过“中日美英合邦”，共同选出百余人作为内阁代表
虽然蓄谋已久，但伊藤博文在甲午战争中却是“克制派”，他反对一路打到北京。当然，这并非因为他爱好和平，而是他担心如果日军进攻北京，会引来西方列强的干涉。所以按照伊藤博文的策略，日军一方面派兵占领台湾，一方面攻打威海卫，全歼北洋舰队，随后就迫使清廷投降——后来事态的发展，确实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战争之后没多久，中日关系反而进入了“蜜月期”。清朝被“打服帖”之后，迫切希望能学习日本崛起的经验，事事以日本为师。而日本出于共同对抗沙俄等各种目的，也乐于和清廷礼尚往来，甚至愿意“传授”一些改革经验。伊藤博文成了其中代表。
1898年，内阁刚刚被解散的伊藤博文到访中国，受到了隆重接待。时值“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甚至提出请伊藤博文担任中国的“首相”，至少也要入阁担任“顾问”。而当时热情高涨的康有为还向光绪提出过一个更加疯狂的计划：中日合邦！
伊藤博文当时在中国和亚洲的地位，可见一斑。
但当时伊藤博文已经看出了“维新派”只是口号叫得响，并没有实力，所以一直与康有为等虚与委蛇。
事实上，他当时的目光已经放到了一个更有可操作性的东亚国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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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就是朝鲜。
相对如同大象一般的中国而言，精致可口的朝鲜一直是日本更想率先得到的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