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一战，清朝彻底失去了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叫板的能力，而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又把一直阻碍自己染指东北亚利益的俄国一举打趴。
事实上，当时在亚洲已经没有国家有能力阻止日本吞并朝鲜了。
1906年，伊藤博文来到朝鲜，身份是朝鲜的第一任“统监”——日本在朝鲜设立了“统监府”。这个机构名义上是指挥在朝鲜的日本官吏的活动，但事实上它还接管了朝鲜的外交权，所以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总督府”，而伊藤博文就是朝鲜的第一任“总督”。
伊藤博文（左）与长谷川好道（右）一同坐上马车准备前往“统监府”
伊藤博文和当时朝鲜太子李垠在一起。李垠的父亲是高宗，在位时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伊藤博文在到朝鲜前，就策划了对朝鲜明成皇后的暗杀（其实是直接派人追到宫里去砍死的，因为这位皇后一开始亲中，之后亲俄，一直反对日本殖民），在到任一年后，又抓住机会迫使朝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剥夺了朝鲜政府的政权并解散了朝鲜的军队，使朝鲜彻底被日本控制。
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国内要求直接吞并朝鲜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伊藤博文却站在反对一方，他认为“吞并”这件事千万急不得，要从长计议。
但是，他对朝鲜的各种控制和手段，已经激发了千千万万谋求朝鲜独立的革命志士的万丈怒火。
其中的一个，就叫作安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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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对伊藤博文连开三枪的，正是朝鲜人安重根。
安重根，1910年3月26日被判处绞刑
安重根出生于1879年，长期以来一直是谋求朝鲜独立、反对日本侵略的革命党骨干。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安重根最终决定牺牲自己，刺杀伊藤博文——在很多朝鲜人看来，伊藤博文就是导致朝鲜沦陷的罪魁祸首。
在经过周密的安排之后，安重根混入了当天在哈尔滨火车站欢迎伊藤博文的队伍，并在适当的时机站了出来，举起了手枪。
当时安重根怕打错人，还向伊藤博文身边陪同的几个日本人也开了枪，但那几枪都没有致命，真正造成致命伤的，只有在伊藤博文身上的三枪：
一枪击中左肺，一枪击中左腰，一枪击中腹部。
枪击案发生后，医生随即对伊藤博文进行了抢救。但由于伊藤博文内脏出血太多，再加上已经68岁，所以回天乏术，在上午10点因医治无效而死去。
当了解到刺客是朝鲜人后，这位一生堪称叱咤风云的伊藤博文，说出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马鹿（笨蛋）！”
馒头说
可能会有人问，伊藤博文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为什么是“马鹿”？
因为当时伊藤博文在日本国内是力阻吞并朝鲜的，当他得知自己是被一个朝鲜人暗杀时，难免会觉得对方是“笨蛋”。而事实是，伊藤博文被刺后一年，日本果然吞并了朝鲜。所以后世也有一些人，据此说安重根才是真正导致朝鲜被吞并的罪魁祸首。
但真的是这样吗？
伊藤博文在朝鲜时，已经把一个主权国家完全肢解了：外交、军事、政府职能全部废除，这和实际上的吞并有什么区别吗？伊藤反对吞并，只是不想太急而已，难道还指望他“大政奉还”？
由此说两句伊藤博文这个人。
毫无疑问，在亚洲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伊藤博文都是一个可以留下名字的政治强人。作为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他曾三次组阁），伊藤博文和日本的迅速崛起是分不开的。如果从“兴国”的角度来看，他确实堪称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应该敬佩的人。
但换个角度来看，伊藤博文的“兴国”，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侵略别国的基础上的。在他的眼里，日本的利益至上无可厚非，但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其实是不存在的。而且他奠定的日本第一部宪法和他的一些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日本后来举国被绑上军国主义的疯狂战车，最终冲向悬崖。
这些毫无疑问给他的一生功绩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不仅仅是折扣，他还因此送了性命。
所以，一国之相，尤其是像日本这样国家的首相，不仅仅有义务带领人民让本国振兴和进步，也承担着与周边国家和睦关系的责任，对历史和未来都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伊藤博文分析中国改革：将遭到内部巨大的阻力》（雪珥，《中国经营报》，2015年2月10日）
2.《逆淘汰：中国历史上的毁人游戏》（程万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
3.《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人安崇根刺杀身亡》（张燕，《法制晚报》，2004年12月28日）
4.《他一手把日本变成亚洲霸主为何死后拿不出来区区10万元》（“勇哥读史”，百度百科“TA说”，2017年10月13日）
5.《伊藤博文政体思想剖析》［杨爱芹，《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6.《1909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 值伊藤与俄臣谈侵略》（《济南时报》，2014年1月20日）
日本政坛最年轻的自杀首相，到底做过些什么？
说起日本侵华的首相，我们一般会想起一个名字：东条英机。但其实东条是1941年才上台组阁的，在他之前，有一个人更应该负责任，而且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日本人侵华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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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近卫文麿（mǒ）是含着超白金汤匙出生的，可能并不夸张。
自镰仓时代以来，日本存在五大家族——近卫，九条，鹰司，二条和一条，因为只有这五大家族的人才有资格出任日本的摄政和关白（相当于丞相），所以被称为“五摄家”。
在这五摄家里，近卫家是最高贵的一支，可以说仅次于皇家。而1891年出生的近卫文麿，是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他的父亲近卫笃麿是明治时期的著名人物，曾担任学习院院长和贵族院议长等要职。
所以，用“含着金汤匙”出生，已经不足以显示近卫文麿的出身。可以想象，近卫文麿从小是如何被全家重视的，他的父亲甚至在他腰间拴了根绳子，生怕他走路时跌跤。
在近卫文麿3岁的时候，就由祖母带着进宫参见了明治天皇，而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必须效忠天皇，拱卫天皇以及皇族的荣誉——“忠君”思想，是之后所有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的根本支撑。
在近卫文麿12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
父亲近卫笃麿给近卫文麿留下了除了财产（事实上还有不少欠债）之外的两笔遗产。
第一个是思想。近卫笃麿在世时，非常反感英美对清朝乃至对亚洲的侵略和殖民（只是出于日本得不到什么利益的原因），他主张日清联盟，赶走白人，组建亚洲新秩序。
第二个是头衔。父亲去世后，近卫文麿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以12岁的年龄成了一位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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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从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的近卫文麿进入贵族院，成为一名公爵议员。
此时的近卫文麿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日本与日本人》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这样评价英美所推行的“和平主义”：
“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们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在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像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
近卫文麿
而他在1919年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巴黎和会之后，心中的愤懑更是强烈。因为他看到在会议上，美、英、法等大国可以完全无视小国的利益，肆意瓜分别国的权利——当然，他感到愤怒的主要原因，是觉得同为“战胜国”的日本居然拿不到什么满意的利益（或者他并不满意日本只是在中国接管德国的权益）。所以，他开始公然主张“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我国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日本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生存，要求发展之地”。
1933年，42岁的近卫文麿成为贵族院议长，开始进入日本的权力中枢。但身边人都知道，对于这个身材高大、长相端正的贵族之子而言，议长只是他的第一步而已。唯一为近卫文麿感到担心的，是他的老师西园寺公望，这个被称为“帝国最后的元老”的老人一直在劝诫自己的这个学生，不要离政治太近，尤其不要被军部的那些狂热分子所左右。
西园寺公望历经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大正时期的首相全都是他一手推荐的
然而，近卫文麿已经身不由己了，并且，他的思想也开始进一步转变。
从1930年开始，日本也被卷入了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和德国一样，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日本没有把重新振兴的焦点放在国内，而是放在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上。而也就是在这几年，近卫文麿身边的朋友中，少壮派军人和军部人员开始越来越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近卫文麿是完全支持这一行动的，因为他认为这是“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此外，他也开始支持军部，称“军人发怒是难免的”。
1932年，日本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二二六兵变”，日本的政坛开始陷入混乱，军国主义的气焰开始总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治时代开始的“议会式”民主已经捉襟见肘，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两届内阁都无法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先后狼狈下台。
此时，作为众望所归的人选，近卫文麿终于走上了前台，被天皇任命为首相，组成新一届内阁。
由于他当时才46岁，所以被日本民众期待地称为“青年宰相”。
近卫内阁组阁的时间，是1937年6月4日。
一个月之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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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的爆发可能也是出乎近卫文麿预料的。
最初，近卫文麿主张的是“不扩大政策”，所以这也是他把这次事件限制为“北支事件”（北支指华北）的原因。但是，在军部强硬派的推动下，内阁还是同意向华北再增派两个师团，导致蒋介石也被迫态度转硬。
当时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松井石根，在被近卫文麿询问是否会进攻南京时，他一开始的回答是“不会，只会打到芜湖附近”
事实上，近卫文麿本身对这件事也处于一种矛盾心理：既怕事态扩大后无法收场，又对可能到手的大片中国领土抱有期待。
“七七事变”迅速扩大后，在上海爆发了惨烈的“淞沪会战”。此时此刻，近卫文麿也早已把“不扩大”抛到了脑后，直接开始国民“精神总动员”，并且将“北支事件”上升为“支那事件”。
等到日军攻克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日本国内上上下下都因为轻易到手的战果而变得狂热起来，而头脑发热的近卫文麿也由一开始希望和蒋介石和谈，转变为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于是，由近卫内阁发出的著名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就这样诞生了：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十三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
这则声明最引人注目的不是第一段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逻辑，而是第二段的超级自信——就算蒋介石想投降，日本人也不允许了。这份声明一出台，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近卫文麿为此也气急败坏地做出过解释，称这是外务省决定的声明，也不是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的。但这样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很快，因为这份声明，原先与日本政府一直保持和谈接触的蒋介石也开始迅速强硬起来，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抗战到底。
事实证明，这份声明完全没有达到目的，是失败的。
而失败的原因，其实是包括近卫文麿和军部在内的所有人，对自己的武力估计太高，对中国人的抗战信心估计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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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第一次声明发出后，近卫文麿和他的内阁还是充满自信的。
尽管近卫文麿一直在尝试恢复内阁对军部的控制，但军部的扩大侵略从总体上并不违背近卫文麿的初衷。所以，在1938年3月，近卫内阁颁布了《全国动员法》，开始将侵华战争上升为“总体战”。
而此时无论近卫内阁还是军部，都寄望于即将在中国开始的“武汉会战”。一方面，他们认为，占领武汉对占领全中国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发出号召，动用全部兵力进行“武汉保卫战”，寻找并歼灭重庆军的主力，一直是日军苦苦追求的目标。
然而，蒋介石此时毕竟还是开了窍，在动用了110万兵力投入“武汉会战”后，发现固守无望，在最后阶段还是基本有序地将中国军队的主力撤出了战场，把武汉让了出来，开始“用空间换时间”——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却依旧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反而将这场战争拖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人终于开始有些惶恐地发现：不管怎么打，怎么赢，中国人就是不投降。
也就是在这时候，第二份“近卫声明”出台了：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东、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
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
与第一份声明相比，这份声明口气明显软了不少，抛出了一个“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幌子，然后给予国民政府“共同防共”的“橄榄枝”，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能在短时间内诱降蒋介石政府。
但是，重庆方面的蒋介石没有动静。
迫不及待的近卫内阁又在一个多月后抛出了第三次声明，由此组成了“近卫三次声明”：
日本政府，昭和十三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
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其理自明。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在这份声明里，近卫又抛出了“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近卫三原则”。但这份看似甜蜜的声明，其实是有明确发布对象的——不再是蒋介石，而是“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
日本政府指的这人是谁？自然是汪精卫。
就在近卫内阁发出第三次“近卫声明”的一周后，已经逃到越南的汪精卫发出了著名的“艳电”，响应这次声明。
但是，近卫文麿没等到汪精卫前来投奔效忠，就宣布辞职了。
近卫给出的辞职理由是“事态进入新阶段”，而事实上，周围人对他已经越来越不满，而他自己也已经感到无力控制这样的疯狂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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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卫文麿其实是不甘心的。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纳粹军队突然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全面爆发。在最初的一年，德国惊人的战果不仅震慑了英美诸强，也让日本非常眼红——就好比自己的强盗伙伴轻松打劫了好几家银行，自己的手也开始痒了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接替近卫上台组阁的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都不能让狂热的军部好战分子满意，军部想来想去，还是更愿意选择还算有“共同语言”的近卫文麿。
于是，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第二次上台组阁。
而他这次组阁后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在1941年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进而组成了“轴心国同盟”。此外，他还在1941年4月和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从表面看，与德意结盟对日本很有好处：德国横扫欧洲，又不会来动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但近卫内阁的前任米内内阁之所以强烈反对和德意联盟，就是因为这样就等于把日本公然绑在了与英美对立的战车上。此外，德国正在对苏联磨刀霍霍是尽人皆知的事，日本和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也无疑表明这个“轴心国联盟”本来就是“同床异梦”。
当时“三国同盟”的宣传画
之所以要和苏联互相保持中立，是因为近卫文麿骨子里是支持“南进”的。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得他在这件事上始终在摇摆：一边在御前会议上确立“全力南进”的政策；一边又不断加紧和美国谈判，争取能够避免在短时间内开战——不是不开战，而是希望给日本以准备时间。
但是，已经决定要与美国速战速决的军部是不能容忍近卫这样磨蹭的，虽然近卫文麿为此还闹过一次总辞职（两天后就再次上台第三次组阁），但他内阁中的陆相东条英机还是步步紧逼：必须在1941年10月之前向美国拿到一个谈判结果，不然就辞去首相职位。
在当时的情况下，美日双方其实都是不可能接受对方开出的条件的。所以，在10月期限过后，近卫文麿的内阁只能进行第三次辞职——直到这时候，东条英机才得到机会上台组阁。
那么，是近卫文麿在努力阻止“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吗？并不是，他想做的，只是延缓一下爆发的时间而已。事实上，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机器全都是由近卫文麿发动并预热好的，东条英机只是上台按动了“开始”按钮而已。
一个证据是，近卫文麿在辞职后，给东条英机送了一份上任礼物——一把日本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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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日本的前途命运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此时，在诸多已经近乎癫狂的军部将领面前，不再担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倒是比较清醒的一个人，他已经认识到日本必将失败，唯有早点投降，才有可能保住天皇制度。
为此，近卫文麿还专门去请求裕仁天皇早点退位。只是裕仁天皇当时还坚信“稳住，我们能赢”，寄望于“一亿玉碎，本土决战”，直到最后希望破灭，宣布无条件投降。
盟军验尸官在对近卫文麿进行尸检
在日本投降之后，近卫文麿反而对政治又积极了起来。他先是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组成的内阁中担任了国务大臣，然后又在币原喜重郎的内阁中担任管理宫廷内务的“内大臣府御用挂”。他两次跑去面见麦克阿瑟，居然把发动战争的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军部乃至日本左翼分子身上。麦克阿瑟一度非常信任他，甚至准备起用他牵头进行修改宪法的调查。
而这时候，日本政坛高层也早已不是铁板一块。代表日本去“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文件的外相重光葵就直接指出了近卫文麿的算盘：“想把挑起战争和虐待俘虏的责任说成与自己无关，坏事都是东条大将等‘统制派’军阀干的。”
而当得知近卫文麿将带头调研修改宪法后，日本的舆论也不干了，纷纷指责近卫不应该逃脱作为战犯的惩罚。此时，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敌情报调查科科长诺曼拿出了一大堆调查证据，证明近卫文麿的最大战争责任，是“加快日本侵略亚洲国土的速度；继续进行对中国的战争；使日本加入轴心国；在日本国内强化警察的镇压，促进法西斯统治的形成”。
在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压力下，盟军总部终于将近卫文麿列为甲级战犯，签发逮捕令，并在1945年12月6日对近卫文麿发出通知：在12月16日之前到东京巢鸭监狱报到。
收到通知的近卫文麿知道，自己无法再躲避了。
12月15日晚，近卫文麿在自己的私宅举行了一场晚宴。席间，他和宾客们谈笑风生，饮酒也恰到好处，宾主尽欢。
16日早晨6点，近卫文麿的妻子发现丈夫房间的灯还亮着，走进去一看，丈夫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身上裹着白布，眼圈发紫，气绝身亡——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瓶打开的氰化钾胶囊药瓶。
由此，近卫文麿也获得了日本政坛历史上的两个“年轻”纪录：
最年轻的首相。
最年轻的自杀首相。
馒头说
之所以想写近卫文麿，是觉得他的一生颇能折射整个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群体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效忠天皇。
这一点以近卫文麿最能代表，因为他一直自认近卫家的血脉与天皇家是共通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皇——至少他表面上宣称的都是这样。这种畸形的愚忠贯穿二战时的日本政坛和军界，并且因为二战后天皇并没有受到清算，到现在都对右翼分子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是明目张胆。
自己家太小，东西太少怎么办？那就去占邻居的地方，去抢邻居的东西。最好让外村的人全出去，这个村子由自己牵头来统一管理，生杀予夺，都由自己决定。这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思维，从近卫文麿以下，很多日本人居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第三是战略混乱。
为了抢夺，日本人制订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但这种看上去似乎逻辑清晰的战略规划，因为完全缺乏实践的可能，其实等于是思维混乱的一纸空谈。
表现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在贪念的驱动下，胃口越来越大：那么轻松拿下东北？那就试探下华北；华北好像也能得手，就再试试看往下打。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打到怎样一个程度，日本人自己的想法也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野心，任凭野心不断膨胀，最后滑向灭亡。
第四是自我矛盾。
在没有规划的背景下，日本的不少方针都是前后矛盾的，得意时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顺手时喊着“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等到受挫了，又希望能够“共建东亚新秩序”，最后自己被逼得进退维谷，硬着头皮去和美国正面相抗。
而在对中国政策和对美作战过程中的自我矛盾，并不是说明近卫文麿这批人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更像是无赖和流氓，总想以更小的赌注来换回更大的成果。
第五是推卸责任。
这些人在战争中都叫嚣着“一亿玉碎”或“尽忠天皇”，但真到了战后清算时，却一个个开始推卸责任，能逃就逃。从近卫文麿到土肥原贤二，包括东条英机，一到检讨战争责任时，他们就仿佛从没参与过一样，一切都是别人的责任。
讽刺的是，近卫文麿认为自己苦心孤诣地维护日本利益，日本人却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印象。2005年，日本文艺春秋社收集上万人评价后编辑出版的《总理大臣得分表》一书中，近卫文麿因“软弱、无责任感”，在历任日本首相中得分倒数第一。
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曾评价近卫文麿“像是一座富士山”——这并非溢美之词。原田熊雄的意思是，他像富士山一样，“远看很雄伟壮美，近看，全是粗糙不堪的花岗岩石”。
从某种意义上说，侵华战争中那批看上去耀武扬威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其实也是如此。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生平简历》（凤凰资讯，2009年4月16日）
2.《为和平而努力——近卫文麿笔记》（翻译：老狼是也）
3.《东方大审判》（郭晓晔，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8月）
4.《新华侨报：日本史上最差评首相的难堪》（蒋丰，中国新闻网，2015年5月8日）
5.《近卫文麿在侵华战争中扮演的角色》（邹身城，《历史教学》1987年第10期）
6.《中日战争初期日本的政治变革与权力之争（1937—1938年）》（萧李居，《国史馆学术集刊》2016年第9期）
7.《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一场血腥又荒诞的兵变
这篇文章要说的，是一场发生在日本的兵变：血腥，残酷，又有点荒诞。但你读过后，多少能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背后那种奇怪的逻辑思维，以及为什么他们要侵略中国。
1
1936年2月26日，日本东京，凌晨5点。
漫天大雪。
在东京天皇皇宫西南约两公里的地方，忽然响起了枪声——那里是日本大藏（财政）大臣高桥是清的居所。
高桥的居所冲进了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确切地说，他们是日本近卫步兵第三联队第七中队的士兵。
他们直接冲到了高桥家二楼的卧室，在卧室里，已经82岁的高桥是清还在沉睡，发出均匀的鼾声。
带头的中桥明基中尉高喊一声：“天诛！”随即掀开了高桥的被子。
高桥惊醒了过来，看到面前的士兵，骂了一句：“白痴！”
一旁的一个士兵冲上去，一刀就砍下了高桥的右臂，与此同时，另一名军官对着他连开三枪，其他士兵也冲上去用刺刀在他的身体上一阵乱捅。
高桥当场毙命，站在一旁的高桥的家属哭声连天，瑟瑟发抖。
高桥是清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的保护神”，曾担任过日本第20届首相。他因怕引起通货膨胀而缩减了军队经费，被军国激进主义者仇恨。但事实上，高桥的财政政策也是为日本侵略扩张服务的
以中桥明基为首的官兵们在确定高桥已经气绝之后，收起刀枪，统一向一旁的家属彬彬有礼地敬礼并鞠躬：
“真是打扰了！”
随后集体离去。
2
日本人杀日本人？
没错。而且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凌晨，高桥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刺杀的日本高级官员。事实上，在这次事变中被杀和受伤的高级官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日本历史上堪称罕见，乃至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历史进程。
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六兵变”。
要了解这次震惊日本的兵变，就需要先暂时放下那个“血腥之夜”，把时间轴往回调——我们要先了解一个人。
北一辉
这个人，名叫北一辉。
北一辉生于1883年，是个“很有意思”的日本人。
之所以说他“有意思”，是因为他和中国颇有渊源。
早在1906年，他就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并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将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上。他和宋教仁是知交，在宋教仁被暗杀后，他甚至独立组成调查团，发誓要查出事件的真相。
北一辉是一个值得单独写一篇的人，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简单总结一下北一辉的几个观点：
第一，与侵略中国相比，他更主张联合中国，进攻苏联，征服亚洲，进而称霸世界（建立“世界联邦”）。
第二，他站在日本底层人民这一边，认为日本已经失去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气象，国内财阀横行，阶级固化，剥削严重。
第三，他在自己的专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提出了保障言论自由、保障人权、土地改革、普及教育等一系列主张。
这样看来，北一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且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了？
并不是。
恰恰相反，北一辉被认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教父。现在很多研究都认为，他的观点和著作影响了一批日本军国主义者，最终将日本拖入了二战的无底深渊。
因为北一辉还有两个重要观点，简单来说就是：
第一，日本现在堕落了，所有的问题都是那些资本家和贵族搞出来的。日本不能像西方那样搞什么议会民主，而要将权力归还于天皇，保证天皇的威严和权力高于一切。
第二，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的，也是正义的。日本要想发展壮大，必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尤其是要对已经获得既得利益的英美开战——战争能解决一切问题。
在北一辉思想的影响下，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的陆军开始渐渐分裂出了两个派别。
3
一个派别，叫作“皇道派”。
皇道派是深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他们的主张就是相信精神的力量，提倡以暴力进行革命。对内，他们希望实现“清君侧”，打倒贵族和大资本家，要求日本天皇“亲政”，依靠军部实现日本富强；对外，他们以苏联为第一目标。
荒木贞夫精于演讲，崇尚精神高于一切，他的名言是：“物资不足，我们并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列强不在话下！”
皇道派在陆军中有自己的“领袖”：时任日本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以及陆军大将真崎甚三郎。但除了几个还算高层的人物之外，皇道派的组织还是松散的，且以日本陆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为主。
真崎甚三郎堪称皇道派的核心，虽然反对暴力革命，但鼓吹对天皇无条件效忠，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军官
而与皇道派相对应的派别，被称为“统制派”。
统制派的领袖，是被称为“日本军中第一大脑”的陆军中将永田铁山。与皇道派不同的是，统制派虽然也组织松散，但多半都由日本陆军的中上级军官构成。他们的主张，对内是维持现在的政治体制不变，尤其要维持军部的统治地位，放弃暴力革命，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对外则是以英美为第一假想敌，但前提是解决“中国问题”。
简单来说，两个派别的区别就是——皇道派：普天之下，天皇最大，但天皇要支持军人！要改革，只有革命！逆我者？杀光！
统制派：普天之下，军部最大，连天皇也要尊重军部！要改革，得靠制度！逆我者？调离！
彼时的日本，已经陷入了“昭和危机”，经济疲软，再加上关东大地震等天灾，底层人民的生活其实已经相当困苦，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下级官兵为主的皇道派的很多亲人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进一步认为，那些统制派的官老爷根本就不了解日本现在的真实状况，他们甚至和那些宣称“民主”的内阁大臣，以及资本家、财阀、军阀一起，成了阻挡日本前进的障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派别的摩擦乃至决裂，在所难免。
4
到了1935年，皇道派和统制派在军中的明争暗斗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荒木贞夫辞任陆军大臣后，统制派在陆军系统内开始压倒皇道派。一批皇道派军官从现役被转入预备役，或调离枢要部门、转任战地军官。其中，皇道派的象征人物之一真崎甚三郎被罢免了重要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引起大波动。
永田铁山当时被公认是日本陆军中罕见的有能力的人，也是裕仁天皇自太子时期就看中的人才。他的殒命，被一些人认为是“昭和军阀”后来一片混乱的一大原因
这个举动再一次引起了皇道派的极大不满，他们决定对统制派实施报复——目标就锁定在他们的领袖：永田铁山。
怎么报复的呢？
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的军官相泽三郎中佐走入了时任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抽出军刀，直接将他钉在了门板上。
犬养毅也是当初吴清源留日学棋的资助人之一，他当时的亲华倾向引起日本军界的极大不满
这种在其他国家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方式，在秉承“下克上”传统的日本，居然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一个中佐刀劈一个少将就骇人听闻了？日本下级士兵杀一个首相也是如探囊取物一般——1932年5月15日，11个年轻的日本海军官兵堂而皇之地走进日本首相办公室，将当时的首相犬养毅当场射杀。
这样一种在别国看起来大逆不道的举动，事后日本全国居然有35万民众写血书联名要求对这11人从轻发落——认为他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好。
有这样的“光荣传统”，不仅相泽三郎并不认为砍杀一个将军是一件多大的事，皇道派也认为，公众乃至天皇，肯定也是会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因为他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好。
1935年12月，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第一师团师团长柳川平助接到了调令，将去台湾驻屯军担任司令官，而驻守东京长达30年的第一师团，将被调往满洲。
第一师团，是皇道派军官的大本营。皇道派认为，肯定是统制派在背后搞鬼。
1936年1月，日本政局开始动荡。与此同时，关于相泽三郎的审判也即将开始。鉴于3月第一师团就将开赴满洲，皇道派的年轻军官综合各方形势，决定在2月底之前发动一次革命。
他们下定决心：这次革命要比之前所有的“小打小闹”彻底得多——彻底铲除天皇身边的“奸臣”，打击统制派的气焰，最终实现他们期待已久的“昭和维新”。
1936年2月25日深夜，东京飘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
第一师团以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等9名核心军官为主，带领1500余名官兵，按计划兵分六路，开始去诛杀“天皇身边的坏人”。
令人瞠目结舌的“二二六兵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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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先前所说，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并不是当夜唯一的牺牲品。
斋藤实是海军大将，同时担任过第30届日本首相
按照计划，第一中队的坂井直中尉带着100多名士兵冲入了内大臣斋藤实的府邸。斋藤实认为日本应该遵守《华盛顿条约》，控制海军发展的规模，这被皇道派的青年军官们认为是“卖国”。
77岁的海军大将斋藤实在叛军冲进来的时候已经穿好了睡衣，他的妻子勇敢地挡在了他的前面。但叛军还是对她身后的斋藤实进行开枪射杀，妻子哭泣着扑在倒地的斋藤实身上，军官们冲上前去，将枪伸到他妻子的身下，继续射击。斋藤实一共身中47枪，当场毙命。叛军在房间里三呼“天皇万岁！”然后离去。
步兵第三连队第一中队的小队长高桥太郎带着30多人冲入了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的宅邸——渡边是永田铁山提拔起来接替真崎甚三郎的人，属于统制派的中坚力量。
渡边锭太郎是在“二二六兵变”中唯一被杀的陆军大将，其他大多数都是海军出身，所以也体现了日本历来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
铃木贯太郎后担任首相，在任内敦促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助推战争的结束
62岁的渡边在叛军冲进屋内后，勇敢地举起手枪还击，但随后被叛军携带的机枪打成了马蜂窝。愤怒的高桥太郎甚至还拔出军刀，砍下渡边的头颅后才离去。
但叛军的刺杀计划也并没有全部得手。
由安藤辉三大尉率领的一队人马领到的任务是刺杀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皇道派认为他和英美势力勾结在一起。
铃木贯太郎和冲入家中的叛军谈了10分钟之后，发现已无话可说，于是就问：“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安藤回答：“没有了，长官。”铃木说：“那就开枪吧！”
铃木一共中了两枪，一枪击中下腹，一枪擦心脏而过。安藤平时比较敬重铃木的为人，所以不忍心再补一枪，就率人离去。几天后，重伤的铃木被抢救了过来。
针对两位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和牧野伸显伯爵的刺杀，也因为叛军最终实在下不了手而宣告失败。
但最关键的一个失败，是叛军没有杀掉首相冈田启介。
松尾传藏（左）和冈田启介
负责刺杀首相的是步兵第一联队机关枪中队，在击毙守卫首相府的四名警察之后，大约300名叛军包围了首相府。但是，他们错把冈田启介的妹夫松尾传藏当成了首相，在枪杀了他之后就离开了。
集结在东京街头的叛军士兵，旗帜上写的是“尊皇讨奸”
但不管怎样，在2月26日天亮之后，1500人组成的“叛军”已经基本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不仅杀了一批“天皇身边的坏人”，而且还控制了东京的主要报社（砸了一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朝日新闻社）、警视厅等。接下来，这场“革命”最终成功与否，就取决于一个人的态度了。
6
这个人，就是裕仁天皇。
政变爆发后40分钟，那年35岁的裕仁天皇就在睡梦中被叫醒，被告知东京发生了骇人的兵变。
在听取了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的汇报之后，裕仁的反应是：“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恢复正常。”
皇道派虽然打出了“尊皇”称号，但天皇并不买账。
裕仁天皇
上午9点，被叛军扣押进行谈判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获准觐见天皇，并且带来了叛变军人开出的条件：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一干大臣和将领；让荒木贞夫出任关东军司令；等等。
川岛义之还有一个原因不方便和天皇明讲：他的女婿也作为一名军官参与了这次兵变
作为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其实是同情叛军的，他给天皇的建议是：这些叛军虽然鲁莽，但都是为国尽忠，可以体谅。
但裕仁天皇却震怒了：“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之所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校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
裕仁的态度如此坚决，不仅仅是因为这次叛军的所作所为超出了底线，也不仅仅是因为杀的都是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老臣，更重要的是，他得知消息：他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搭乘火车前往东京。
秩父宫雍仁抵达东京后，第一时间就被警察送入皇居，与叛军隔离
秩父宫雍仁一直和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皇道派甚至已有人宣称“秩父宫雍仁是我们的首领”——这也就意味着，一场兵变很可能会带来一场政变。在日本历史上，天皇弟弟杀掉哥哥后继位的事，并不是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