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此，天皇要求陆军迅速派兵镇压叛军。
陆军还在拖拉的时候，海军坐不住了。由于被刺杀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和斋藤实都是海军的大将，海军在第一时间就坚决要求镇压叛军。26日中午，联合舰队司令高桥三吉下令第一舰队进入东京湾，第二舰队进入大阪湾，舰炮全都对准了叛军的阵地。
一场内战眼看在所难免。
关键时刻，裕仁拍了桌子：“如果陆军还不派兵镇压，朕亲自带近卫师团前往！”
2月28日，陆军终于组成了大约24000人的镇压部队，准备武力进攻叛军阵地。
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还试图为陆军的这些青年官兵做最后努力——他们前往戒严司令部交涉，希望不要动用武力，但一个参谋直接把他们两人赶出了司令部（这个参谋就是石原莞尔）。
但事实上，荒木和真崎多虑了。
7
没有得到天皇的支持，1500人的叛军部队其实在精神上已经垮了。
在东京的街头，出现了装了高音喇叭的坦克，开始不断广播NHK（日本放送协会）的著名播音员中村宣读的《告军官士兵书》，提醒叛军士兵：“现在归复原队，为时不晚；如果抵抗，按逆贼处，一律射杀；你们的父母兄弟在为你们成为国贼而哭泣。”
在风雪中坚持了三天的叛军士兵，本来就饥饿难耐，在听到广播和拾到传单后，意志已经垮了，开始纷纷脱离部队，返回自己的营房。而叛军的组织者们也没有阻拦，在放走士兵后，他们通过电台宣布投降，随后被戒严部队拘捕。
叛乱被彻底镇压。
镇压叛军的“戒严司令部”签发的传单空中飘舞的劝降条幅
荒木贞夫的意思是，希望给这些青年军官保留最后的荣光——提议他们切腹自尽。为此，负责关押他们的军官冈村宁次（对，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准备了大量的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准备了30多口棺材。
但绝大多数的叛乱军官并没有选择切腹，他们希望通过法庭受审，最后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指望“能够唤醒日本”。
只有一个叫野中四郎的大尉最终选择切腹，他在遗书中称，自己所在的师团30年来没有进行过战斗，而其他部队却在流血牺牲，所以他感到特别遗憾。
但是，叛乱军官们期待的“公审”，后来却并没有出现。
8
秋后算账。
对“二二六兵变”的处理，比很多人预料的要严厉得多。据说，这是裕仁天皇的意思。
对于叛军的主谋，军部决定实施“军法审判”，审判过程不公开，也不设辩护律师，一审即终判——那些叛乱军官期待在法庭上影响更多人的目的，完全无法实现。
1936年7月5日，在整个兵变过程中起领导作用的香田等17名军官全部被判处死刑，严厉程度远超之前历次事件的处理。
原先砍杀永田的相泽三郎的审判也被继续——毫无疑问，也是死刑。
这些还不算，没有参加兵变，但提供思想指导的北一辉，以及在幕后策划的他的学生西田税也被判处死刑。
审判之后，是清洗。
日本陆军12名大将中有9人在1936年4月底之前退出了现役，其中包括皇道派的领袖人物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其他一些皇道派的核心军官也被调离核心岗位。
经此一役，皇道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统制派全面接管大权，并成功将军部凌驾于内阁之上。
“二二六兵变”中的第一师团叛军士兵们，左边站立者为兵变的骨干人物丹生诚忠，兵变失败后被处以死刑
1937年7月15日，参与“二二六兵变”的军官在涩谷被枪决。
而就在一周前，驶上军国主义快车道的日本，已经开始全面侵略中国。
馒头说
可能有人会有一个疑问：如果“二二六兵变”成功，日本的命运是否会改变？
很遗憾，并不会。
因为你仔细看皇道派和统制派各自的观点就不难发现，这两派的核心观点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对内要求军人独裁，对外要求发动侵略。
只不过，统制派相对于皇道派，反对暴力改革，希望循序渐进罢了。
所以讽刺的是，皇道派虽然被镇压了，但他们关于“军部独裁”“战争万能”“天皇万岁”的核心理念，反而都在后来实现了。而再看看当时负责镇压皇道派的戒严司令部构成：总指挥杉山元，副总指挥东条英机、谷寿夫，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哪个不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法西斯战争罪犯？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皇道派胜利，就会进攻苏联而不是中国了啊！
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皇道派的核心诉求是对外扩张，一旦在苏联碰壁（参看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掉过头来，还是会拿中国开刀的。更何况，皇道派对中国的政策是“拿下满洲，培养亲日，缓图华北”。
说穿了，两派对于中国这块“肥肉”，争论的只不过就是拿筷子文雅地吃还是直接野蛮地用手撕的问题。
这可能也是日本当时最可悲的地方：国家无论选择哪条路，都被一群以“爱国”为名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绑架，最终殊途同归——“昭和”成了“招核”。
而比可悲更值得警惕的是，时至今日，日本国内对“二二六兵变”的认知依旧没能统一，甚至可以说是暧昧不清。
1970年，一直崇尚北一辉思想的日本著名文学家三岛由纪夫，独身上演了一场类似“二二六兵变”的闹剧后，切腹自杀。
1989年，五社英雄导演的《二二六》电影上映，整部电影渲染的是一种爱国的悲怆与血性，到影片末尾，更是集中展现叛乱军官的“大爱”与“大义”，最终以一句“天皇万岁”结尾。
确实，“二二六兵变”展现出了当时一批日本中下级军官要求改变不公平现状的诉求，以及背后的勇气和血性，但他们的做法和手段是否合情，是否合理，是否真的是爱国？是否能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
这是决定兵变的军官们在起事前发出的心声：“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向前奔驰！”
很燃，不是吗？
但却也值得警惕和反思。
大庆油田：日本人的“野望”与“残念”
“野望”和“残念”是两个日语词，前者的意思是“不合身份、离谱的愿望，野心，奢望”，后者的意思是“可惜、遗憾，懊悔，遗恨”。这两个词，我觉得形容当时日本对大庆油田的感情，倒也还算贴切。
1
1959年9月26日下午4点，黑龙江省安达县高台子镇永跃村旁。
一大群人在一个井口默默等待，整个现场的空气像凝固一样，鸦雀无声。
忽然，井口传来了液体的涌动声。然后，一股浊黑色的液体就这样喷了出来。
霎时间，周围等待的人群发出了巨大欢呼，很多人泪流满面地鼓掌，挥拳，拥抱。
这群人中，有科学家，有工人，也有自发赶来围观的当地群众。
因为那股浊黑色的液体，不是别的，是石油。
大庆发现第一桶石油时的现场
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所以这个油田就被命名为“大庆油田”。
2
中国人苦石油久矣。
按照传统的石油地质理论，石油仅仅由海洋生物生成，这也就是“海相生油”理论。
1913年，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曾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的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河北、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调查，一无所获。据此，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埃蒙斯教授在1921年下了结论：“所有的产油层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海相地层或与海相地层密切相关的淡水地层。”而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学教授勃拉克韦尔德也强调：“中国没有中、新生代海相沉积。”
换句话说，因为中国的地质地貌构成多为“陆相”，大家都认为是产不出石油的。
李四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媒体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全都归功于李四光，但随着资料的逐步公开，在大庆油田的发现乃至中国石油储量的论证、勘探和开采的过程中，还有黄汲清、谢家荣等一批中国科学家和石油一线开采工人的功劳，甚至还有匈牙利地震队的贡献
但是，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地质学家和石油勘探专家，就是不信这个邪。
1958年，在经过详细论证和勘探的前提下，中国人把目光瞄准了希望最大的松辽平原（东北平原）。4月，“松辽石油勘探大队”成立，5月升格为“松辽石油勘探处”，6月再升格为“松辽石油勘探局”——三个月连升三级，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1958年7月，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在黑龙江安达县任民镇以东16公里处打下了第一钻，这就是“松基一井”。一个月后，32115钻井队的第二钻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吐乡咚勒赫村北打下，这就是“松基二井”。
“松基一井”打了9个月，钻到了地下1879米，钻穿了白垩纪地层，但没有发现任何油气。
“松基二井”打了13个月，打到了地下2887.63米，虽然没有发现工业性油气流，但在打钻过程中发现了大量油沙和油花气泡。
1959年4月，还是打“松基一井”的32118钻井队，在离“松基一井”130多公里远的地方再度开钻，这就是著名的“松基三井”。
“松基三井”打到地下1050米深处的时候，就已经连续在6个井段取出的粉砂岩和细砂岩岩芯中，发现了油浸和含油现象。
“松基三井”纪念碑。碑上由原中顾委常委康世恩题写碑文：大庆油田发现井——松基三井
所以，1959年9月26日的那次喷油，其实并没有太出人意料。不过，在那一个足以载入历史的时刻，大家的欢欣心情还是可以想象的。
大庆油田的发现，标志着当时的中国已经可以开始实现石油基本自给自足，用当时人们的一句话说就是：“把‘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了！”
当然，大庆油田的发现，不会让所有人都陷入狂欢之中。
比如日本人。
3
日本人苦石油之久，犹胜中国。
受限于本土的地质条件，日本37.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几乎滴油不产。虽然在二战爆发前，石油在日本的能源总耗量中占比不高，但几乎全部集中于军事战略用途——对于已经被绑上军国主义疯狂战车的日本而言，石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二战爆发前，日本的石油来源只有四个途径：
第一，从美国进口，这个渠道占到了日本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80%；
第二，从当时的荷属东印度进口，这个渠道大概占到了日本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10%；
第三，从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的萨哈林油田生产，产量大概占到了日本石油消耗量的8%；
第四，日本从占领的中国抚顺油页岩等资源中人工制油，但产量非常小。
所以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日本发动战争的命脉——石油，是一直捏在美国人手里的。这也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对美国一直忍气吞声的重要原因。在此之前，作为缺乏资源的岛国日本，其实一直在拼命囤积石油，但即便如此，日本也只储备了500万吨的石油，这在庞大的战争消耗中很可能撑不过半年。
随着二战欧洲战场的扩大，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人开始渐渐对日本人提高了警惕，更何况，他们本来在道义上就有亏——他们卖给日本人的石油，大多都被用到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尤其是那些肆无忌惮地在中国不设防城市上空狂轰滥炸的日本轰炸机，用的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石油。
日本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在“大和号”服役之前）。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当时威风凛凛，但一旦失去石油供给就会立刻瘫痪
1941年6月，牵涉到美国人自己利益的底线终于被打破——日本放弃对抗苏联，而是全力开始进攻东南亚攫取资源。在美国人的牵头下，英国、荷兰等国家终于开始对日本施行全面石油禁运。
日本在侵略战场上手舞足蹈的陆军和早就蠢蠢欲动的海军，顿时就陷入断油恐慌。
于是，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们终于有了孤注一掷的最好借口：与其忍辱偷生，吐出之前所有的侵略成果，不如冒死一战，打出一个今后永远不会缺资源的“大东亚共荣圈”。
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夏威夷的珍珠港烟火冲天，陷入癫狂的日本人终于和美国人开战，与此同时，大批枕戈待旦的日本部队开始突袭东南亚抢夺资源，尤其是石油资源。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日本人对石油如此渴求，他们强占中国东北那么多年，为什么没发现大庆油田？
4
日本人怎么可能没尝试着在中国找石油？
早在1926年，日本人就开始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
到了1928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的心情愈加迫切。时任满铁地质调查所参事的日本地质专家新带国太郎就曾在1929年春天带着人，沿东清铁路到牡丹江上游的森林地带寻找石油，但经过两个多月的探察却一无所获。不死心的他在1930年4月又在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进行过第二次勘探，再次失败。
不止这一路人马。为了在东北找到石油，日本当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也用尽了当时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勘探和采矿设备，但始终没有发现一滴油。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所有日本在中国勘探石油的队伍都被征调到了东南亚，参与那里的油田恢复和开采（英军和荷军在撤离时摧毁了油田），“在中国东北找到石油”这个目标最终被放弃。
是日本人真的无能吗？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当时还是很凶险的。
2010年，时任大庆市副市长的栾莹曾告诉旅日学者徐静波，当时日本人打的其中一口井，离后来喷油的“松基三井”只有2公里远——当时日本人打的井深度是1000米，而“松基三井”是打到1300米深时喷油的。
就差300米。
而根据黑龙江省安达市档案局局长、安达市志办主任李生的回忆，大庆油田的主力产油区有一口井叫“萨一井”，这口井当年下钻到680米的时候就遇到了油层。
而这口井与当年日本人打的井距离更近——相距仅1公里。如果当时日本人把打井的方位再多挪一公里，或者多打几口井，那么就很有可能率先发现大庆油田。
日本人当初之所以没发现大庆油田，除了所谓的“运气”和“技术”之外，按照李生的说法，还和当年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和地下抗日武装有很大关系。
在打出“萨一井”的那个杏树岗，当年就是当地抗日游击队的大本营。在频繁的骚扰和袭击下，日本人其实很难大张旗鼓地拉开架势打井钻油，换句话说，其实当年日本人也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能大摇大摆地在中国东北随意勘探。
所以，当中国在1964年决定将之前属于高度机密的大庆油田进行公开报道宣传时，日本人还是大吃一惊的：
大庆？大庆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东北突然冒出来一个56.7亿吨原油储量的超级大油田？
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5
196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篇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
这是大庆油田在一直被冠以“农垦”名义的保密状态下，第一次被中国公开披露。
4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前一天播报的通讯。之后，《人民画报》又刊登了著名石油工人、劳模、“铁人”王进喜的照片。
而之后的争议，就出现在这张照片上——这张照片，后来被不少媒体称为“中国最著名的泄密案”。
按照流传的版本，日本人在看到这张照片之后，迅速进行一系列的情报分析，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第一，根据照片上王进喜的衣着判断，只有在北纬46°~48°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服，因此推断大庆油田位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
第二，通过照片中王进喜所握手柄的架势，推断出油井的直径；
王进喜的那张照片
第三，从王进喜所站的钻井与背后油田间的距离和井架密度，推断出油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
按照之前流行的说法，“基于这些情报，日本人迅速设计出适合大庆油田开采用的石油设备。当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征求开采大庆油田的设备方案时，日本人一举中标”。
这个说法流传非常广，见诸互联网的各个网站和论坛，甚至一度成为一些单位的经典教学案例。
但事实上，这件事在各个环节上有不少疑点。
第一，这个故事最早的出处和来源，至今没有找到。
第二，这张照片的来源就有多种说法相互矛盾，从《人民画报》1964年第1期到1966年第1期，各种说法都有。
第三，单凭一张照片推断出那么多情报，是否真有可能？事实上，自1964年后，中国多家媒体曾多次报道王进喜，各种材料透露出的细节远胜这张照片。如果说日本的所谓“情报机构”真能获得大量准确情报，那更可能是建立在对多篇报道和多个信源综合整理的基础上，再辅以日本本身对东北熟悉的老底子。
根据“果壳问答”网友“万物包容恒河水”的质疑，大庆油田开发初期用的钻机是苏联Бу-40柴改电，葡萄花小炼油厂由石油部兰州设计院设计，大庆炼油厂由石油部北京设计院设计，全国第一条大口径长距离输油管道由大庆油田建设设计研究院等单位设计，基本是苏式和国产，里面没有一套日本设备。此外，中国第一次进行国际招投标的工程项目是1984年7月14日的鲁布革水电站引水隧洞施工项目，20世纪60年代为何会出现“中标”的说法？
第四，既然已经“公开报道”，那就很难用“泄密”来形容。事实上，以当时大庆之大，参与人数之多，要得到一些情报并非登天难事，最后归结为一张小小照片“泄密”，倒反而有些小看日本人的情报能力了。
第五，日本当时中标了什么设备？何时中的标？都应该有相应记录，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说法。
6
当然，抛开“王进喜照片泄密”一事的真假不论，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日本对石油的渴望。
最新的一个数据颇引人注目：
目前，日本的石油战略储备是全世界第一，在切断所有石油供应的情况下，他们能支撑158天，而美国排在第二，为139天。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报道的数据，中国目前的石油储备大概能维持50天左右。
馒头说
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讨论，大致意思是：如果日本在二战期间就发现了大庆油田，那么历史的走向会不会改变？
结果，参与讨论的人的答案基本是一致的：不会改变。
高赞回答者“荀子曰”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总结下来是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20年的时间差毕竟存在巨大的技术鸿沟。日本当时的开采能力相当有限。当时打下东南亚原本就存在的婆罗洲油田，日本调集了4000名石油工人前往修复和开采，花了一年时间也就恢复到原来产能的75%——而4000名石油工人已经占了当时日本全国石油工人的70%。
第二，不光是日本，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炼油能力都普遍不高——以大庆油田当时出产的石油品质，日本人完全没有能力把它提炼到能支撑战争的石油标准。
第三，当时全球范围内原油价格长期没有超过1美元一桶，所以开采原油再加工提炼，远没有购买成品石油合算，即便考虑到后来美国禁运，但去抢一块油田也比自己从头开始开发一块油田要合算得多。
第四，当时日本糟糕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们完整开采一块油田。
所以，综合来看，即便日本在二战期间发现了大庆油田，对历史走向也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毕竟，一个立志作死的人多穿一只袜子少戴一副手套，不会有太大差别。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松基三井：将“大庆”二字写进历史》（网易新闻，2017年6月8日）2.《石油绞杀：二战美国对日禁运政策》（中国石油·百科，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7年8月11日）
3.《石油风云》（丹尼尔·耶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2月）
4.《日本人当年为啥发现不了大庆油田》（徐静波，博客中国“徐静波专栏”，2010年12月21日）
5.《日本鬼子差一点发现大庆油田》（李生，新浪博客“平生”，2015年8月12日）
6.《“是谁发现了大庆油田”之争：好不滑稽》（孟可，新浪博客“孟可的博客”，2014年10月9日）
7.《聆听大庆油田13口“功勋井”的岁月故事！》（“对酒当歌6hipiv”，原文出处不详，引自“360图书馆”，2017年6月20日）
8.《日本本土不产石油，二战时日本的石油是从哪里来的》（寂寞的红酒，腾讯网，2018年1月17日）
9.《如果二战期间，“大庆油田”被日本人勘察到，历史会如何改写？》（知乎）
10.《关于所谓“我国最著名的‘照片泄密案’：王进喜照片泄大庆机密”，这是一条假新闻吗？》（果壳问答，2014年5月16日）
情念
“情念”，很纠缠，有情有念。
从某种角度上说，“情念”很公平，因为每个人都有情念，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帝王将相。从太平盛世到兵荒马乱，“情念”始终存在。
问世间，情为何物。
1931年，皇帝陛下离婚了
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里，“皇帝”，是“只有他不想做，没有他不能做”的代名词。所以，当他们知道一个曾经的皇帝居然会“离婚”，而且是“被离婚”，该是多么意外和惊诧？
1
1931年10月23日，一桩离婚案轰动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中国老百姓的观念已经逐渐开放，对原来被看作石破天惊的“离婚”，已经渐渐司空见惯。
但这一桩离婚案，还是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谈资。
因为离婚的两个主角，一个叫文绣，一个叫溥仪。
一个是当年皇上的妃子，一个就是当年的皇上。
而且，这场离婚，还是妃子主动向皇上提出的。
尽管清廷早已退位，但妃子和皇帝闹离婚，对当时的所有中国老百姓来说，还是太劲爆了。
2
要说这个故事，还是要先说说妃子文绣。
文绣出生于1909年12月20日，其家族在清朝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父亲做到过内务府（掌管皇家事务，下设50多处，管3000多人，正二品机构）的主事。
文绣8岁的时候被送入私立小学读书，受到良好的教育，各个学科成绩都很优异。
1922年的春天，虽然已经退位，但依旧居住在紫禁城以及保留清室帝号的“末代皇帝”溥仪，已经16岁了——按照规矩，应该要结婚了。在一大堆“选妃”的照片中，文绣的五叔悄悄把文绣的照片也塞了进去，送给了“选后委员会”。最后，这张照片连同一批照片一起，被送到了溥仪面前。
按照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他当时觉得照片里每个人长得都差不多，不过还是圈了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文绣。
不过，身边的“皇亲国戚”们立刻发表了不同意见，大意就是文绣家中贫寒（当时文绣的家族已经没落），长得也不好看，要选个富户的女儿。最终争论的结果，就是选了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婉容。
但因为文绣也是被“皇上”圈定过的人，就不适合再嫁给平民了，所以一起选入宫。
于是，16岁的婉容成了“皇后”，13岁的文绣成了“皇妃”，封号“淑妃”。
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初入宫的文绣和溥仪的感情还是不错的。因为被选入宫中，文绣中断了学业，溥仪还让人请了汉文和英文的老师帮文绣补习。溥仪带着“一后一妃”在宫内骑自行车、学拍照，去宫外爬景山、放风筝，气氛还算融洽。
虽然文绣的家境不如婉容，但脾气也是很倔强的，在相处中，渐渐感受到了“皇后”与“妃子”之间的地位差距，比如入宫，她就要比婉容早一天，以便第二天能“跪迎”皇后。
左图为婉容，右图为文绣
不过，那时按照当年和袁世凯的约定，清室保留在紫禁城居住的权利，每年还有400万银圆的津贴，所以溥仪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一后一妃”的矛盾也暂时没有爆发出来。
只是，好日子哪会一直过下去？
3
1924年10月23日（也是10月23日），一场政变发生了。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原本应该在前线“讨逆”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杀了个回马枪，直扑北京，监禁了当时的总统曹锟，一举获得了北京的控制权，史称“北京政变”。
深居紫禁城的清室，随之大难临头。
一直痛恨封建帝制的冯玉祥，授意当时临时成立的“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当初袁世凯答应的，我冯玉祥不答应了，皇上您赶紧收拾收拾，滚出紫禁城！
1924年11月5日，溥仪带着婉容和文绣，拿着匆匆收拾的细软，搬离了紫禁城，暂时住到了自己父亲的居所醇王府。
北京的政局变化很快：冯玉祥怕自己压不住场面，请出了“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当总统，而势力开始膨胀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开始打起了“进京”的主意，段祺瑞借着张作霖打压冯玉祥，又安抚着冯玉祥对抗张作霖。
而在溥仪这边，他自己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早就被日本人盯上了。经过一番周折，11月29日，溥仪经过日本人的运作，躲进了在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
对于投靠日本人势力，文绣是一直持反对意见的，并曾指出这是“引狼入室”。但当时确实走投无路的溥仪，实在难以拒绝日本人开出的各种诱惑条件，最终还是把婉容和文绣都从醇王府接了出来。
1925年2月，溥仪一家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静园，由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天津生活。
也正是在这七年的时间里，文绣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4
在天津，文绣过得一点也不开心。
溥仪在静园的居所，是一幢小楼。溥仪和婉容住在二楼，而文绣作为“妃子”，是没有资格和他们住同一层的，只能住在另一层的偏屋。
虽然失去了“皇帝”的尊号和象征权威的紫禁城，但溥仪还是处处要维持作为“皇帝”的规矩——人越是缺少了什么，就越是需要通过一些有仪式感的东西找回尊严。抛开感情不论，“后妃有别”也是溥仪找回“皇帝”仪式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在居住、饮食和话语上，连每个月给婉容和文绣的零花钱也是不同的。
天津的静园
住进租界的溥仪和婉容，从精神到行头，已经西化了
和内向的文绣不同，婉容还是比较外向的，性格也很刚强。皇后和妃子的明争暗斗，本来就是“宫斗”的重头戏。虽然现在连“宫”都没了，“斗”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弱，但要让婉容对文绣“同病相怜”乃至“情同姐妹”，也是不可能的。
在天津的这段时间，溥仪明显和婉容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文绣几乎到了不管不问的地步。
如果这些只是让文绣感到不开心的话，那么还有些事，就让文绣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有一次，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回英国前，来向从小教到大的溥仪告别。庄士敦提议临别前，大家一起照张相。
兴奋的文绣赶紧回屋子里去换衣服，但等换完衣服出来，发现他们三个人已经照完了——没人等她一起来照。
还有一次，文绣路过婉容房间的院子前时，吐了一口痰（也不排除是故意的），婉容气得立刻向溥仪告状，溥仪叫了个老太监来当面训斥文绣“失礼”，关照她一定要“尊重皇后”。
真正的导火索，发生在有一年的除夕。
那个时候，文绣因为和婉容赌气，经常不上楼和他们俩一起吃饭——但她万万没想到，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居然也没人叫她上去一起吃。
耳朵里听着楼上的觥筹交错、欢声笑语，文绣抄起身边的一把剪刀，朝着喉咙就戳。
还好文绣身旁正好站着一位太监，眼疾手快，夺走了剪刀。
事后，太监把“淑妃”除夕夜要自杀的消息告诉了溥仪，而让文绣真正心寒的，是溥仪听到后的反应：“谁知道是真想死假想死？让她死死看，死了也就死了。”
就在心如死灰的文绣走投无路的时候，两个女人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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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女人，一个叫文珊，一个叫玉芬。
文珊是文绣唯一的亲妹妹，嫁给了当时一个叫载振的王爷的儿子，也居住在天津。清末的八旗子弟，多不务正业，流连烟花柳巷，文珊的日子也过得非常苦恼。两姐妹一聊，同病相怜，暗自垂泪。
文珊还给文绣介绍了另一个女人，叫作玉芬，是文绣一个远房表姐的女儿。玉芬是民国代总统冯国璋的孙媳妇，见过世面，也颇有心计。因为遇见了玉芬，文绣一生的命运由此改变。
在了解到文绣的处境之后，玉芬提了一个当时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建议：你为什么不和他离婚？
这是文绣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
但玉芬给出的理由却很让文绣心动：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是民国！溥仪在静园里你们当他是个皇帝，走出来就是个普通的中华民国国民！上了法庭，也是普通老百姓，你为什么不能离婚？
玉芬的话，给文绣内心打开了一道从没打开过的门。
几次交谈之后，文绣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了1000银圆交给了文珊和玉芬。
那是拜托她们请律师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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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由三名女子精心策划的行动，由此展开。
那一天，文珊找到了溥仪，说姐姐心情不好，想带她出去走走，散散心。那个时候，溥仪和文绣基本上连话都不说了，也没多想，就同意了，只是派了个老太监跟随。
文绣和文珊上车后，直奔天津的国民饭店，到了饭店就径直走向37号房间，在那里，除了等候的玉芬外，还有三个男人。
那三个男人是张士骏、张绍曾、李洪岳，是玉芬和文珊为文绣找来的三名大律师。
跟随的太监一看就知道苗头不对，忙问文绣是怎么回事。文绣告诉太监，回去告诉溥仪——这时候连“皇上”都不叫了——我不回去了，还要和他在法庭上见。
太监双膝一软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文绣随他一起回去。文绣随即避而不见，三名律师交给太监三封信函，里面是给溥仪的信以及离婚协议，表示不日将和溥仪打离婚官司。
太监无奈回去告诉了溥仪，可想而知溥仪的震惊程度——一个妃子，居然敢和皇帝闹离婚？！
溥仪当即就派人寻找文绣，但文绣早就离开了国民饭店，找了一个隐秘处躲起来了。无奈之下，溥仪只能请律师去和文绣的律师谈判，表示“与淑妃伉俪情深，绝无虐待之事，请不要误会”。
但这时候，文绣早已没有回头之意了，而新闻媒体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天天爆炒，全国轰动。在文绣的离婚主张里，还有一句“侍帝九年，未蒙一幸”，这更让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们兴奋起来，开始对皇上的“龙体”议论纷纷。
这些，都是溥仪最不愿意发生的事。
当时的报纸对溥仪离婚事件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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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双方陷入僵局的时候，有人写了一封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这个人叫文绮，是文绣的一个族兄，不过，他的那封信并不是声援自己族妹的：
惠心二妹鉴：
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是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
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德。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谬万分矣！
……
今竟出此，汝清夜扪心自问，他日有何颜面见祖宗于地下……
若听兄之劝，请即回溥府，向逊帝面前叩首请罪……吾妹思之。吾妹再三思之。
很快，文绣就写了一封回信，同样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文绮族兄大鉴：
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
……
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这封回信一出，全国轰动，称这场离婚为“刀妃革命”（大家都知道了文绣试图用剪刀自杀）。这封回信也体现了文绣的才华和观念，舆论纷纷一边倒，支持她离婚。
溥仪非常关心报纸上的报道，文绣的回信他也仔细看过，看过后才知道，无法挽回了。
1931年10月23日，溥仪的律师和文绣的律师最终达成了协议：
第一，双方解除婚约；
溥仪离婚案的报道
第二，溥仪一次性付给文绣5.5万银圆生活费（文绣律师当时开出的价码是50万银圆。不过即便是5.5万银圆，按大米购买力，也相当于现在的100万银圆以上）；
第三，允许文绣带走日常衣物和物品；
第四，文绣回娘家居住，永不再嫁；
第五，双方不能做出有损对方声誉的事。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皇帝离婚案”，就此落下帷幕。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离婚协议达成后不久，溥仪通过报纸又发了一条通告，称是“上谕”，大意是文绣怎么怎么不好，所以“贬为庶人”。
这条“皇帝的谕旨”，不是发在报纸的头版，也不是发在二版，是发在广告栏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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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说说文绣后来的生活吧。
文绣离婚的时候，只有22岁。离婚后，她确实搬回了母亲家。但那时候母亲已经过世，家里的老宅又被人卖掉了，无奈之下，文绣只能去外面租了一套房子居住。
至于离婚分到的那笔钱，文绣支付了律师费用，又答谢了几个帮助过她的人（赠送文珊和玉芬各5000银圆），已经只剩下一半了。后来玉芬说要做生意，又找文绣借了5000银圆，直到玉芬去世都没有归还，成了一笔烂账。
无奈之下，文绣只能出去找工作。她恢复了自己小时候的名字“傅玉华”，在北京的一所小学当了一名老师，教授国文和图画。文绣在这方面还是很有才华的，学生很喜欢她的课，她自己也做得挺开心。
但纸包不住火，文绣曾经的“皇妃”身份很快被传开了，各路媒体纷纷赶来，而她的小学门口每天也开始车水马龙，好事的老百姓和各路人等，都想来一睹那个和皇帝打离婚官司的“皇妃”。甚至还有人在校门口专门贴了一首打油诗：
“宣统皇帝小妃子，就在本校教国文。欲睹花颜甭买票，上班时刻守此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绣无奈在1933年底辞去了教师职务，用所剩不多的积蓄在刘海胡同买了一处宅子，和妹妹文珊一起隐居起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文绣的日子过得越发艰难起来。文珊改嫁后搬出去了，而一些日伪警察、保长开始不断登门，要么调戏吃豆腐，要么就是敲诈勒索——他们认为皇妃肯定有很多宫中的奇珍异宝，要她拿出来为“大东亚圣战”做贡献。
文绣又只能搬出了刘海胡同。那个时候，文绣身上几乎已经身无分文了，无奈之下，她只能干起了体力劳动。她在家糊过纸盒，去瓦工队做过苦工，还去街上叫卖过香烟——文绣是唯一做过老师的皇妃，也是唯一上街卖过香烟的皇妃。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经朋友介绍，已经36岁的文绣进了国民党的报纸《华北日报》，做了一个校对员。文绣工作认真，文字功底又好，深得当时的社长张明炜的器重。在张明炜的牵线搭桥下，文绣嫁给了一位年过四十的国民党退役少校。
那名少校叫刘振东，人非常正派，且性格善良。文绣漂泊半生，终于找到了一个好人家，从此安定生活。
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文绣的生活再次发生改变。
因为做过国民党少校，刘振东被判为“反革命”，不过政府没有让他入刑，也没有处罚，只是对他进行监督管制。1951年，刘振东因为表现良好，就被解除了管制，分配到北京市西城区清洁队当了一名清洁工人。
重新恢复平静的生活，文绣也没享受多久。1953年9月17日，文绣因为心肌梗死发作，猝然离世。
刘振东所在的清洁队帮忙打造了一口薄木棺材，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文绣的遗体就被拉到北京安定门外的公义墓地埋葬了。
“末代皇妃”一生未育子女，终年44岁。
馒头说
据说，有8个词，最能体现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那种宽容。
这8个词分别是：“大过年的”“人都死了”“来都来了”“都不容易”“还是孩子”“给个面子”“为了你好”“习惯就好”。
必须承认，这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几千年总结下来的一种心平气和过日子的传统和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有些原则性的事情，确实未必适用。
比如文绣离婚。仔细想来，她离婚这件事，也基本上没跳出这些词，只不过，她没选择宽容。
她之所以要自杀，就是因为“大过年的”触动的；她的族兄劝她，自认为出发点就是“为了你好”，溥仪作为逊帝被赶出紫禁城，其实也“都不容易”，但她没有“给个面子”，而是奋起抗争，因为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避免“习惯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