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在张学良和张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远赴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而刘长春的报名，就是张伯苓亲自操办的。
四年后，在张伯苓等人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积极支持下，中国派出由1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提出申办1952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申办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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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张伯苓73岁了。
现在不少关于张伯苓的故事，会或多或少地略去他的晚年生活。
但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这个结尾，是必须要交代的。
1949年11月，陷入大败局的蒋介石专门去了一次张伯苓家，希望他能一起去台湾。但是，出于各方面原因，张伯苓拒绝了。张伯苓的孙女张媛和后来回忆，这里面有张伯苓觉得自己年事已高，想叶落归根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人给张伯苓带来一个口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届文科学生，和张伯苓的师生情谊长达数十年。
张伯苓留了下来。
1950年4月，张伯苓由重庆飞回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张伯苓9月回天津后，当时的天津市市长黄敬还受命要关照好老先生。
但很快，风向就变了。
张伯苓之前担任过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还出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虽然他担任职务后没多久就深居简出。此外，南开大学也在1946年被国民政府改为国立大学。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教育家”的身份被忽视了，而作为“国民党高官”的身份却被放大了。
1950年10月16日，也就是南开中学四十六周年校庆的前一晚，南开中学的一位老师专门来到张伯苓家，找到了他的三子张锡祚，婉转地表达了一个意思：“请老校长第二天不要去参加校庆了，可能会不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都被收为国有。
第二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细雨。张伯苓起床后，穿起雨衣后就要去南开中学——这所他一手创立的学校。张锡祚这时候说：“爸，外面下雨了，您还是别去了。”
聪明如张伯苓者，立刻体会到了儿子话中的含义。
他很快就脱下了雨衣：“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了吧。”
神色如常。
没几天，张伯苓的儿媳妇瞿安贵看到自己的公公站在房间内的窗前，长长叹气。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为第二次中风，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5岁。去世时，他口袋中仅有7元4角钱和两张旧戏票——钱，还是坐电车找的零钱。
张伯苓去世之后，只有天津的报纸刊登了他家人的“哀启”，其他媒体都没有做报道。
周恩来在第二天就赶来吊唁，但也没有公开报道。
张伯苓的追悼会也开得很低调，当时很多人在观察风向，连花圈也不敢送。送来花圈的，基本都是他的学生。
张伯苓的学生黄喻生念悼词，当他念到“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这句话时，自己也痛哭失声。
赶来的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哭着发言：“张伯苓一切都是为了南开，他当考试院院长也是因为他想把南开搞好，希望蒋介石帮助。如果张校长要做官，早就做了，南开就没有今日了！”
当时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无所顾忌专程赶来，他哭着发言：“我们今天追悼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的教育家，而且是全人类的教育家！他为新中国准备了各种人才，并且他有许多学生是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共产党的领导者。……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读书时张校长没要我一分钱，张校长培养了我，是我一生都无以报答的！”
南开大学后来重新立起了张伯苓塑像，并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和夫人的骨灰合葬在塑像之下，让他长眠在自己最爱的这片土地里（图片来源：新浪博客“陈导的博客”）
张伯苓的遗愿，是希望将自己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但在当时被拒绝了，理由是“南开大学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
但是，没有人会忘记张伯苓。
正如那一年，曾在南开中学教过语文的老舍，和南开的学生曹禺在美国合写的那首诗：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馒头说
1900年，有个人写下了一篇《少年中国说》。
其中有一句，大家如今口口相传：“少年强则国强。”
写下这句话的，是梁启超。
真正去实践这句话，乃至奉献出自己一生的热血和生命的，是张伯苓。
张伯苓的一生，历尽艰辛，先后创办过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先锋楷模。
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难免会有历史局限性，但正如他的追悼会上的悼词所言，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
张伯苓的一生，可以说是问心无愧。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而他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升官、发财或者扬名，而是真真切切让这个国家更富裕、更强大，他是在用实际行动让“少年强则国强”。
如今，我们谈起教育和理念，都会说张伯苓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谈起体育和奥运，都会说张伯苓是中国的“奥运第一人”。
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曾走过的一些弯路，对张伯苓曾经有过的不公。
时代当然是在曲折中发展和前进的，人的观念也是。所幸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生活在过去，但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应该铭记一些人和事。
昔日少年今已强，勿忘张伯苓。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梁吉生，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
2.《严修与张伯苓共同教育事业的开创》（陈鑫，《南开大学报》，第1313期，第3版，2016年10月14日）
3.《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1926—1936）》（何廉，英文版《何廉回忆录》中的一章，收入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页）
4.《教育家张伯苓》（胡适，1947年）
5.《说不完的张伯苓先生》（“晋绅”，新浪博客，2013年2月4日）
6.《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雨飞，《人民日报》，2008年1月25日）
7.《鲜为人知的张伯苓追悼会》（南开大学校史网，2013年11月2日）
8.《“南开先生”张伯苓晚景凄凉》（百家号“挖历史”，摘自《故人何寂寞Ⅱ》，叶克飞著，京华出版社）
9.《民国往事之张伯苓不爱风花雪月，只为事业洒热血》（曾雅娴，一点资讯，2018年7月5日）
清末日本留学潮：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的近邻日本，一直是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一道阴影，蔑视者有之，仇恨者有之，但却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甲午战争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该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热血青年，开始成批成批地前往日本留学。这究竟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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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清末到底有多少人去日本留学？
在我们的印象里，那些后来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赫赫有名的人，大多都有留日的经历，鲁迅、杨度、黄兴、秋瑾、蒋介石、蒋百里、阎锡山、胡汉民、汪精卫……
根据《人民政协报》曾刊登过的一份数据显示：1896年，清政府开始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一共13人——这是“官派”的。到了1900年，留日学生增加到了100多人，1902年为500多人，1903年为1300多人，1904年为2400多人，1905年至1906年因为数据太大而已经没有精确数字，估计在1000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为自费）。
而日本外务省的档案显示，根据日本各学校调查数字汇总统计：1906年清朝的留学生是7283人，1907年是6797人，1908年是5216人，1909年是5266人，1910年是3979人，1911年是3328人。
要知道，这只是日本学校方面的统计，因为当时还有很多所谓的“留学生”并没有找到愿意接收他们的学校，只是在社会上“闲晃”。当然，也存在一个中国留学生会报几个日本学校的情况。
所以，从189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15年时间里，先后从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人数只有一个大致的估计数字，在3万人左右。
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国情，这不算是一个小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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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选择去日本留学？
首先，有个大背景。
大家都觉得，经甲午一战，中日不共戴天，但事实并非如此。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反而进入了奇怪的“蜜月期”。
从清朝角度讲，与自己各方面都比较相近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肯定有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而自己战败后也必须在国内做出一种革新的姿态，所以愿意派留学生去日本学习。
而从日本角度来说，在击败清朝后，它在东亚地区的对手就只剩下了沙俄，此时最好的策略是拉拢清朝共同对付沙俄。日本接受清朝的赴日留学生，一方面可以笼络中国政府，一方面可以培植亲日势力，还能增加外汇，何乐而不为？所以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很重视招收中国留学生。
其次，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在饮食、文字各方面更能让中国留学生适应，地理位置也非常近，有急事可以两地往返。而且，当时去日本是不用签证的——船票在手，说走就走。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宜啊！
根据1905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章程》记载，学校专为中国人设的“清国留学生部”每年的学费大约为35日元——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十七两白银。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期间的缴费情况，至今为早稻田大学史料中心保管
如果留学欧美呢？清朝给官派的欧美留学生发放的津贴标准是每年一千二百两白银，其中学费是每月二十两，其他为住宿费和差旅费。
一年十七两和一个月二十两，再加上吃穿住行方面的费用差距，去日本留学的性价比立刻凸显。
所以，即使考不上“官派”，清朝当时的中产之家基本也都可以负担子女去日本留学的费用，甚至经济状况再差一点的家庭，咬咬牙凑凑钱也能勉强承受，但能将子女送到欧美去留学的家庭，必须是非富即贵的。
当然，由此也衍生出当时“欧美同学会”看不上“日本同学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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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背景问题说完，第三个问题来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得怎么样？
要问他们学得怎么样，先要看他们去日本留学的目的。
应该说，当时绝大多数赴日留学的中国学子，都是抱着一颗爱国之心去的。甲午一战，对中国人刺激极大，而日本在吸收了西方文明后立刻实现了富国强兵，这也让广大中国学子抱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决心。这从他们在日本选修的科目就能看出来——绝大部分学生选的是当时中国最缺的方向：军事、政法、师范……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学生是抱着“镀金”的心态去的，他们在日本学习也不努力，甚至日语都没学好，反而沾染了不少不良风气，终日旷课闲逛，搞同乡会小圈子，饮酒作乐，甚至嫖妓。
值得一提的是，绝大部分中国留日学生初到日本时，是抱着一种回国后要改良政治的态度的。但是到了日本之后，在亲身感受到近代化的日本与腐朽的清朝在各方面的对比之后，很多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不是要改良，而是要推翻清廷，是要革命了。
所以，清末革命的熊熊大火燃起，一个重要的点火点，其实产生于日本的留学生团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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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四个问题又来了：留学生酝酿造反，清政府不管吗？
管，当然管。
1903年，留日学生群体中的革命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各路线报都回送了清廷。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曾非常支持派学生留日，但他也向清廷写了这样一份奏折：
“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
但问题是，这些学生不在国内，清政府怎么管？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日本政府帮忙立法来管。
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听清政府的呢？
日本方面还是有自己的动机的。一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为对抗沙俄，日本政府和清政府的关系在“蜜月期”。而另一方面，那些小部分终日游手好闲的清朝留学生，确实败坏了学校的风气，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日本方面也早就想整治一下了。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方面发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由此被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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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问题：为什么管一管留学生，就能“点燃火药桶”？
先来看日本颁布的规则，全文共十五条，简单概括来说有四条激怒了中国留学生。
第一条：清国学生留学日本，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
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
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的房子或住的旅馆，需要所在学校监管。
第十条：如果有清国学生因为“性行不良”而被学校开除，其他学校也不准录取。
规则一出，当时在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立刻刊文批评，指出这四条的问题以及整个条例的大问题：
第一条和第四条，完全侵犯了清国留学生的留学自由权利；
第九条，据调查，在日本只有妓女才会被监管住所；
第十条，怎样定性“性行不良”？如果来自北京的官员一口咬定，留学生就将无校可上！
此外，《新民丛报》还透露，这个条例本来是叫《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把清朝和日本的附庸国并列在一起（当时韩国已沦为日本附庸），究竟是什么居心？
最激起留学生怒火的是规则中的“取缔”二字：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都接受我国的留学生，只有你日本开“取缔”先河，这是赤裸裸地藐视我们的国权！
所以，此规则一出台，所有在东京的清朝留学生顿时沸腾起来，纷纷扔下课本冲上街头，开始进行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和抗议。
当时留学生团体提出的口号是：全体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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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问题来了：日本是真的要取缔清朝留学生吗？
其实，还真不是。
这件事是一个大乌龙。
日本方面颁布的这份规定，其实名字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但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规定的时候，简化了标题，改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但问题是，在日文中的“取缔”有“监管”“监督”的意思，就像日本公司里的“取缔役”其实就是“董事长”的意思。而很多清朝留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机会看到原文，所以导致以讹传讹（不排除个别留学生也没学好日文）。
实事求是地说，日本颁布的这个规定，确实有盛气凌人、欺负清朝留学生的成分，但如果要上升到无限高度，却也有一些勉强。远在越南的孙中山当时就发回电报，希望留日学生不要意气用事，要留在日本完成学业，以防回国后被清朝“一网打尽”。而梁启超也客观地评价过这次事件，称一部分人“决非徒在此规则问题”，俱是“蓄愤甚久，而借此一泄”。
何为“蓄愤甚久”？一方面，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震撼于原本落后的日本突飞猛进，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痛心。另一方面，每个中国的有识之士，都把当时日本欺凌朝鲜看在眼里，对长期遭受日本的霸权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恨之情。而在留学的生活和学习中，他们也确实受到过不少日本老师、房东、警察乃至车夫的冷嘲热讽和刁难，长久积累的怨气以这次事件为导火索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
当然，也有一部分纨绔子弟，生怕规则变严后影响自己的留学考勤，也加入了游行队伍。甚至还有一部分留学生纯粹是希望能够结识几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所以也开始罢课游行。
但是，留学生队伍也开始发生分裂。
一方，是以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他们遵从孙中山的意见，组成了一个“维持会”，希望留学生不要回国，完成学业再说。
另一方，以胡瑛、秋瑾为代表，成立了“联合会”，坚决要求留学生全体回国。
两方面的势力开始发生激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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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不说问题，来说一个人。
这个人，也是留日学生，叫陈天华。
1905年12月8日，31岁的陈天华一步步走向大海，最终投海自尽。
按照长期以来的说法，陈天华的投海，就是为了抗议日本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陈天华的自杀，确实再一次把留学生的抗议活动推向了最高潮。
按永田圭介在《秋瑾——竞雄女侠传》中的说法，在1905年12月9日的陈天华追悼会上，盛怒的秋瑾拔出刀，宣判鲁迅等不愿回国的留学生“死刑”，并大喝：“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后来就被传为著名的“秋瑾刀斩鲁迅”。但又据秋瑾的学生徐双韵后来回忆，当时秋瑾把刀拔出来插在讲台上，说的是：“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她并没有针对任何具体的人。不过，秋瑾在退学回国后，还是写信给留在日本的同学，称爱国的方式虽然不同，但大家的精神其实是相同的
但是，陈天华真的是为了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自杀的吗？
很多因为陈天华自杀而愤慨上街的清朝留学生，其实并没有仔细看甚至根本没看过陈天华留下的遗书《绝命辞》：
“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
陈天华根本不是为了“取缔事件”而死。他甚至在仔细研读了条例原文后说：
“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指之前《新民丛报》宣传的）迥乎不同。”
陈天华所恨的，是中国留学生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愚昧、冲动和不团结，而且给了日本人进一步责难的把柄。果然，日本媒体就开始称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放纵卑劣”。
但无论如何，陈天华的死还是刺激了激进的留学生团体。“联合会”的学生开始组队带刀上街，声称要砍死不愿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也确实发生了殴打乃至捅刺事件。
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下，从1905年12月13日开始，有数千名中国留学生中断学业，回到国内。
清廷原本希望日本规范自己留学生的行为，压制革命浪潮，但这数千名义愤填膺的留学生回国后，一下子分散到各省各地，开始酝酿各种革命活动，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日本原本希望管制留学生讨好清政府，结果却进一步激怒了这批留学生。当初希望能培植“亲日势力”的愿望被证明是一厢情愿。十几年来，日本接收的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都依旧痛恨日本，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坚定地站到了抵抗的最前线。
这场为期十多年的大规模留日活动带来的最终结果，恐怕是清政府和日本当初都没想到的。
馒头说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第一次向大唐派出了遣唐使。
在之后的260多年里，日本一共向中国派出过19次遣唐使（最终成行16次），总计300多人。
这300多人来到传说中的中土大唐，虔诚地学习文学、音乐、医学、茶道、手工业等各方面的先进知识，再把这些知识带回自己的祖国，希望能够让自己的祖国快速富强。
1200多年后，斗转星移，角色互换。
在那一批批留日的清朝学生中，至少有一半人是带着心中跃动的火焰去的，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但也有一些人，心中只有浑浊的海浪，摇摇晃晃，昏昏度日。
而那批带着火焰的留学生，其实还面临着另一片汪洋：他们一开始大都是希望学成后能回来建设祖国。但眼界一开，格局一大，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1200多年前，日本虽然落后，但离先进的大唐，也不过是隔着一个东海；而1200多年后，清朝和世界强国之间，已经隔着一望无际、无法逾越的大洋。
在那种绝望和痛苦的挣扎中，有的火焰选择献祭给了大海，而更多的火焰因此而坚强，闪耀出更倔强的光芒。
清末的日本留学潮，确实不是一次简单的留学行为，包括发生“取缔事件”，也是因为里面夹杂着万千中国学子太多的憧憬，彷徨，迷茫，绝望，愤怒，悲伤。
还有勇气和决心。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李喜所、李来容，《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2.《清末民初为何扎堆留学日本》（杨早，《北京晚报》，2016年7月5日）
3.《日本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真相》（“水经书屋”，新浪博客，2016年1月31日）
4.《日媒嘲讽国人放纵卑劣 陈天华愤写〈绝命辞〉自杀》（《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2013年2月27日）
5.《辛亥革命与留日学生》（王晓秋，《人民政协报》，2010年10月25日）
6.《陈天华的最后一年：共和的殉道者》（罗雪挥，《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7期）
7.《愤青的狂欢——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真相》（冯学荣，中国数字时代网站，2013年6月11日）
8.《秋瑾是怎么“刀斩鲁迅”的》（李思达，腾讯大家，2016年7月4日）
一次“简陋”的起义
清末著名的起义，一般人大概能说出两个：武昌起义，这没任何问题；黄花岗起义，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有点印象的，应该也没问题。可能还会有人说出第三次起义：广州起义（第一次），那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但是这里要说的起义，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但它却值得一写——黄冈起义。
黄冈起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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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注明的是，此“黄冈”非彼“黄冈”，不在湖北，不以高考闻名。
这个黄冈，虽然被称为“黄冈城”，但指的是当时广东省潮州府饶平县黄冈镇——没错，就是一个小镇。
事实上，黄冈起义并不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大起义，只用几段话，就可以交代完整个起义的过程。
1907年5月22日，同盟会在许雪秋的策划下，在潮州的领袖余既成、陈涌波的直接领导下，聚集了700余人，在黄冈城外誓师，发动起义。
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黄冈镇。
清廷潮州镇总兵黄金福其时驻扎在洲，急忙派三百援兵救援黄冈。起义军遂兵分两路，一路迎击敌人援军，一路奔袭潮州。没多久，攻袭潮州的那路起义军受挫，两路并一路，共同抵抗清廷的援军。在得到省城的增援后，黄金福的清军利用洋枪洋炮，轻松击败了只装备了土枪的起义军。
5月27日，起义军已经被逼入绝境，余既成和陈涌波决定解散队伍，自己则转移至香港。
这场起义，坚持了5天，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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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这就是一场只持续了5天，双方参与人数加起来大概不超过1000人的起义。
但它还是有写一写的价值。
比如说，黄冈起义其实在孙中山领导的所有起义中，拥有6个“第一”：
同盟会成立后（1905年）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任命国民革命军干部（许雪秋当时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军东军都督）；
第一次使用“青天白日旗”；
第一次攻克清廷衙署，诛杀清朝官吏；
第一次成立国民军政府；
在历次起义中伤亡最多、最为惨烈，位居第一。
看完这6个“第一”，你或许有点诧异：其他的起义都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才会让这场起义拥有那么多第一？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一共领导过10次起义，黄冈起义是其中的第三次。
翻开这10次起义的记录，你会看到这样一些故事：
1895年10月26日的第一次广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那时候还是兴中会）。事实上，这可能根本算不上是一场起义——还没开始，孙中山就发现，约好的人没到，武器也没到。随即，起义军解散，孙中山开始逃亡。
1900年10月8日的惠州起义，原本计划是起义军攻击广州城，他们却在日本人的指引下，转而攻击厦门——日本希望起义军抢劫厦门的台湾银行，这样他们就有理由出兵厦门，乃至占据福建。结果起义军在赶往厦门的中途就被清军击溃了。
1908年3月28日的马笃山起义，一开始打得相当精彩，革命军连打4次胜仗，伤亡仅4人，从清军手中夺得步枪400余支，人数从200左右扩充到600以上。但打了一个月，枪倒是有，子弹却打完了，起义部队只能解散。
还有1911年4月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因为起义前有消息泄露，总指挥黄兴探明清军防守严密，遣散了之前通过各种方式来广州的300多人。随即又发现清军内部的军官有争取的可能，又发电把人召回来——一来一去，就没多少人愿意回来了。无奈之下，原来的“十路军围攻广州城”，成了黄兴带领120多个敢死队员直扑总督府擒杀两广总督张鸣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总督早就得到消息撤退了，革命党人陷入清军包围之中，伤亡惨重。
辛亥革命前声势最浩大的一场革命，可能是萍浏醴起义（由同盟会发动，但没有证据表明为孙中山领导）。但这场让清廷动用5万军队围剿的革命，也只坚持了半个月左右——抢到了两三千支枪，但没有明确的计划。起义最终被迅速扑灭，死难义军和群众超过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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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回味的，还有黄冈起义的那批领导人。
黄冈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但直接策划者，是一个叫许雪秋的人。
许雪秋是一名华侨，而且是一名非常有钱的华侨。他的父亲是新加坡富商，去世后给他留下了非常丰厚的遗产。但许雪秋却没有因此成为一个坐吃山空的“富二代”，而是立志要拉起武装大干一场，推翻清朝。
许雪秋被当时的帮会人士称为“小孟尝”
黄冈起义是许雪秋一手策划的，但爆发的时间却比他预料的要早（和很多起义一样，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提前动手了）。当时许雪秋人在香港，一听起义消息，立刻带人赶到汕头，准备发动周边地区响应——但是，他刚到汕头，起义军就已经解散了。
许雪秋深刻总结了这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向孙中山提出要购买外国的新式武器，起义才可能成功。孙中山派人从日本运回了一船武器，由许雪秋负责派船接应。由于交接中出现了失误，那艘军火船最后一枪未卸，又开了回去。自此，一腔热血的许雪秋就开始失去同盟会高层的信任。
辛亥革命成功后，许雪秋重新召集队伍，配合革命军光复广东。但是，在当时已经山头林立的各种“革命队伍”中，许雪秋早已失去了“革命元勋”的光环。1912年5月，广东警卫军总司令陈炯明部下吴祥达将许雪秋逮捕，不加审判，就地枪决。
一个抱着革命理想并付诸行动的革命元勋，富家子弟，竟然在革命成功之后，被“自己人”杀了，死时只有37岁。
而黄冈起义的两个一线领导者呢？
陈涌波，与许雪秋一起被枪杀，年仅40岁。
余既成，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成为潮州光复军司令，之后没多久，被他的卫兵因擦枪不慎走火击中，治疗无效亡故，年仅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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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觉得有点“无厘头”？
其实回顾一下武昌起义爆发之前的大大小小的起义，你就会发现，不仅起义的过程与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像许雪秋这样的“离奇”牺牲，也不鲜见。
1895年那场“夭折”的广州起义，一同谋划的有孙中山的密友陆皓东。他是上海富商之子，甘冒风险参加革命，却连起义爆发是什么样子都没见到，就被清军抓去处斩了。
陆皓东
史坚如
倪映典
1900年那场偏离攻击路线的惠州起义，参与者里有同样出生于殷实家庭的史坚如。他和哥哥卖掉了万贯家财，全身心投入革命。在惠州起义失败后，各革命党人遁走，他坚持自己一定要做成一件事，于是两次用炸药暗杀两广总督德寿，结果却搞错了德寿卧室的位置，失败后被捕处斩。
1910年初的广州新军起义，新军第一标的总指挥倪映典在阵前与前来劝降的清军将领谈话，被流弹击中落马，随后被清军抢入自己阵中处斩。起义军群龙无首，顿时溃退。
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其他省份的同盟会会员群情激奋，纷纷赶往起义地点，试图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清廷早就掌握了他们的行踪，分道守候，绝大多数赶往支援的同盟会会员连战场是什么样子都没见到，就在路上被清廷逮捕，处斩。
5
写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
一场场甚至有点近乎儿戏的起义，一位位死得如此“冤枉”的仁人志士，怎么就把清朝推翻了呢？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那些志士临刑前的表现。
陆皓东，被捕时只有27岁，被捕后遭受各种酷刑，但没有供出一个同党，只是大骂清朝“狗官”，自白书最后一句写的是“请速行刑”。他被砍头时，只有27岁。
史坚如，入狱后同样受尽酷刑，同样不吐一字，只是怒目圆睁。他被砍头时，只有22岁，是兴中会最年轻的会员。
倪映典，之所以肯出去和清军将领谈判，是因为对方也是同盟会会员。他上去怒喝：“你不是也是加入我党的吗？今义旗已举，何不响应？！”他被斩首时，只有25岁。
杨卓林
试图支援萍浏醴起义的杨卓林在扬州被捕，慨然承认自己就是革命党，在被逼供时怒喝：“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杨卓林耶！”就义时31岁。
即便是黄冈起义中那个被同盟会疏远的许雪秋，也并没有潜回新加坡去舒舒服服地做他的“富二代”，而是又加入了陶成章的光复会，散尽所有的财产，继续搞革命推翻清朝。
翻开辛亥革命前各类起义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组织者和策划者很少有活过1912年的。但哪怕这些正值大好年华的革命志士死得有些不明不白，也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的同伴以及后来者的信心和决心。
一批批赴死，然后又一批批顶上来。
而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一开始近乎“粗糙”的起义，虽然爆发一次就被镇压一次，但被镇压一次就多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用同伴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且又多了一种动力，一分力量，一丝希望。
6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响起了历史性的一枪。
其实像很多次起义一样，这一次的起义也充满了各种偶然性，甚至几乎就全盘皆输（参看《历史的温度》中《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但真的就这样搞成了。
若干年后，孙中山在倾尽自己全部精力写就的《建国方略》中这样评价黄冈起义：
“此次死难的同志都属同盟会干部，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
孙中山的这句话，应该指的不只是这场看上去有些“简陋”的起义，也包括在黄冈起义之前和之后爆发的大大小小各种起义。
没有这些起义，又哪来的辛亥革命？
馒头说
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十月围城》。
这部电影说的是1906年孙中山要到香港开会，香港各界人士，从商人到乞丐，从车夫到学生，都不惜死命保护孙中山的故事。影片结尾，孙中山终于如愿抵达开会地点，与国内各省派来的代表会晤。他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做出安排，然后全国各地革命烽火燃起，最终辛亥革命成功。
电影当然有虚构的成分，比如最后那幕孙中山指点江山的场景。
翻开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史，你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孙中山在全国各处“流窜”，然后发动各种看上去“不靠谱”的起义，又潜逃到全世界各地，之后又潜回来，再组织各种“不靠谱”的起义。
哪有像电影里那样，对一切都胸有成竹，计划周密？
就连武昌起义，孙中山也是在美国，第二天睡醒后才知道有起义这件事的。
这恰恰是孙中山的最可贵之处——他确实有一些革命理想主义，但有些人以一句简单又戏谑的“孙大炮”评价他，对他实在有失公平。
试问，虽然那时的大清王朝气数已尽，但有多少人敢，又有多少人懂得如何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大家都在尝试，都在努力，都在屡战屡败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有一个人，他坚定无畏，他信念十足，他不怕失败，一直带领大家继续前进，乃至成为大家的精神领袖。
当时除了孙中山，没有人能担负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从富商到帮派首领，从将领到贩夫走卒，都愿意笃信孙中山，都愿意跟着他矢志不渝地走下去，甚至都愿意牺牲性命去保护他。
因为孙中山确实向大家展示了一个理想的未来，并且身体力行，屡败屡战，永不屈服——一般人可能只要遭受一次孙中山遭遇过的挫折，就早早缴械投降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当时孙中山和袁世凯谁更适合当大总统的文章（请参看《历史的温度》收录的《两个大总统，你选哪个？》）。无论从治国能力还是军队实力来看，袁世凯当时都有100个理由比孙中山更适合当大总统，但孙中山只凭借一个理由就能秒杀袁世凯，成为名垂千古、众人敬仰的伟人。
这个理由他自己写过，就是那著名的四个字：
天下为公。
悲壮黄花岗
这是一场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记载的著名起义，但同时，这又是一场对我们来说印象模糊的起义：100多人起义，72人牺牲，它为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大的意义？
1
1910年11月上旬，身处南洋的孙中山，可能既失望又激动。
失望在于，自1894年亲自组织第一场起义以来，大大小小的起义，已经发动过10次，无数义士前仆后继，却收效甚微。规模最大的一次萍浏醴起义，也就坚持了半个月，起义军和民众伤亡过万。
但这一年已经44岁的孙中山，也有一件颇为激动人心的事。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会的有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主要骨干。
会议决定，以清朝的部分新军为主力，再配合八百革命党人组成“敢死队”，发动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起义——不仅要夺取一城，还要以一城为基地，兵分数路，大举北伐。
所有与会的同盟会会员都心情激动，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这次起义，将吸取之前失败的种种教训，做到筹备最细致、筹款最充裕、武器最完备、规模空前，最终给予清廷致命一击。
起义的地点，被定在了广州。
2
各路筹备活动，随即全面铺开。
孙中山直接奔赴美国，他肩负的使命只有一个，却是一切工作开展的根本：筹款。
这一次的筹款，比以前几次都要艰苦。海外华人的资助一直是孙中山进行革命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国内的几次起义结果，让海外的华人们也一度感到悲观和迷茫。好在孙中山个人还是拥有强大的魅力和威信，经过多方奔走，反复募集，最终为这次起义募来了大约16万大洋——其中来自美洲和南洋的，基本各占一半。
16万大洋虽然和革命党人之前的预期还有点差距，但这已经是历次起义筹备中，资金最充裕的一次了。
起义的具体组织工作，则交给了36岁的黄兴。
这位与孙中山并称为“孙黄”的著名革命家，也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这次起义当中。
黄兴
黄兴在香港成立了起义统筹部，与以往的多次起义不同，黄兴这一次将准备工作做到最细，将起义筹备分了八个“课”：有专门调度新军起义人员的“调度课”，有负责购买和运送武器的“储备课”，有负责起草各种规则章程的“编制课”，有专门负责侦察敌情的“调查课”，还有专门负责各种文件的，专门负责掌管财政出纳的，连各路革命党人抵达广州的事务也有专人负责。
按黄兴的规划，届时这场在广州发起的起义，革命党人将兵分十路，一举拿下广州，然后一路人马出击湖南和湖北，一路人马出击江西到南京，然后会师，开始大举北伐。
无论从哪一点看，这应该是同盟会自成立以来策划的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起义。
起义的时间也定了下来：1911年4月13日。
但就在起义日子渐渐临近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
3
打乱计划的，是一个名叫温生才的人。
温生才，广东梅县人，家境贫苦，参军退役后，到南洋打工生活。在1907年听了孙中山的一场演讲之后，他加入了同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