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温生才已经41岁了，但他依然血性十足。在目睹同盟会一次次起义失败后，温生才对清廷的愤怒与日俱增。尤其是同盟会在1910年3月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更是让他大受触动。
那个去行刺的同盟会的27岁英俊青年，舍一己之命，试图用炸弹炸死摄政王载沣，事败后被捕，自知必死，但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在狱中写下万人传诵的诗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没错，这个青年，就是汪精卫。汪精卫当时的义举感动了天下无数志士，其中也包括温生才——他决定以汪精卫为榜样，以一己之性命，换千万国人之觉醒。
1911年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在广州城外观看飞行师冯如（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的表演后起轿返城，有一人从人群中飞奔而出，投三枚炸弹，欺近孚琦轿前，连开四枪，一枪中孚琦额，一枪中头，两枪中腹，孚琦当场毙命。
这个人就是温生才。
其实温生才想杀的，是屡屡挫败同盟会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当杀了孚琦之后，他才发现杀错了人，但他并不后悔，当场被捕。
温生才被捕入狱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亲自提审，问他为什么要暗杀大清官员。
温生才淡然回答：“不是暗杀，是明杀。”
问他什么叫“明杀”，他回答：“满清无道，日召外侮，皆此辈官吏阶之厉耳！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民族起见，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
严刑拷打之下，温生才一字不吐，官府最终决定将他在孚琦遇袭处处斩。
赴刑途中，温生才大笑不止，高声告诉周边围观百姓：“今日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许多事归我一身担当，快死快生，再来击贼！”
温生才随后被斩首、肢解、挖心以祭孚琦。
但让人们震撼的不是温生才被处斩，而是他临刑前的言语。这些人中包括被暗杀的对象，水师提督李准——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广东率先起义，直接推动和平光复广东全省。
但是，温生才的暗杀行为，之前没有和同盟会的任何人打招呼，属于自己临时起意。
这样的义举虽然令人肃然起敬，但也起到了负面作用——让清廷顿生警觉，广州全城戒严。
原定于4月13日举行的起义，被迫推迟到26日。
4
张鸣岐，辛亥革命成功后携款逃往日本，随后拥立袁世凯称帝，被封一等伯爵，卢沟桥事变后投靠了日本人，1945年9月15日病逝
起义军接到的坏消息，其实还不止这一件事。
4月25日，就在起义发动的前一天，坏消息再度传来：作为起义的重要力量，广州新军的机枪全被收缴，步枪虽然没上缴，但大部分子弹被收去。不仅如此，清军开始大量向广州增兵，城外的巡防营也开始调入城内。
做出这一切调动的，是两广总督张鸣岐。此人曾镇压过多次同盟会起义，可谓经验丰富。他的这些举动不仅釜底抽薪，更明显释放出一个信号：
和之前的多次起义一样，这次的广州起义，恐怕又提前被泄密了。
而且，因为广州城戒严，很多原先计划运入城内的枪支弹药都已经进不来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兴只能下令：暂缓起义。
一时间，分布于广州城内的各个机关迅速隐蔽，原先已经聚集到广州城的不少革命党人开始秘密分批出城。
但在这时候，却又传来了一个有利的消息：在顺德的巡防三营即将被调入广州城。
这个三营里的官兵，从上到下，十有七八都是革命党人或同情革命的人。此外，原本在城中说好准备配合起义的新军第二标的官兵将在5月3日之前退伍。
这时，作为起义前敌总指挥的黄兴，就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到底要不要继续将起义进行下去？
起义筹备总部此时也陷入了争执之中：有人表示一定要暂缓，忍耐为先，而有人表示机不可失，这个时机如果错过，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最终拍板的，只能还是黄兴。而他考虑的，可能比别人还要更深一层：
这次起义，一方面筹备如此之久，大家都满怀期待；另一方面，又向海外华人筹集了那么多钱款，如果一枪不发就偃旗息鼓，不仅对革命党人的士气是一个巨大打击，今后孙先生在海外筹款也将困难重重。
但如果真的发动起义，以眼下的局势，有多大的把握成功？
可想而知，当时的黄兴，面临怎样的煎熬。
最终，在4月27日的清晨，思考良久的黄兴，留下了一封书信：
“……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这是一封遗书。
知不可为而为之，黄兴准备拼死一战。
5
4月27日下午5点30分，一声凄厉的螺号在广州总督府附近响起。
100多个臂缠白色方巾，腰挂炸弹，手持长枪短枪的人出现在了大道上，呐喊着，向总督府狂奔而来。
只有这100多人？对，只有这100多人。
原先计划的十路起义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被减为四路，而四路中的三路，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发动——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一路，要去广州城接应即将进城的起义新军和巡防营的。
当然，即便有人当时开城门接应，也会看到一场乌龙——大部分新军和巡防营的士兵手里只有没装子弹的步枪，而且，很多人根本就没接到起义的通知。
这时候，再把镜头摇回向总督府扑去的那100多个人，就会让人产生一种空前的悲壮感——
他们勇往直前，他们孤立无援，他们，其实是去送死的。
起义军奔到总督府门前，遭遇了总督府卫队。起义者高喊：“我们是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有赞成的请举手！”
卫队以开枪作为回答。
双方顿时陷入枪战。
起义军一鼓作气攻占了总督府，却发现总督张鸣岐已经逃往广东水师提督府。在将总督府点火后，起义军随即扑向水师提督府，随后与水师提督的亲卫队遭遇。
林文的祖父林鸿年是清朝道光年间的状元，做过出使琉球的大使。整个清朝在福建一共出过三个状元，林鸿年就是其中之一。林文的父亲林晸是举人，也做过官。所以，林文其实是标准的“官三代”
由于之前听闻这支亲卫队中有自己人，所以一个起义者站了出来，大喊：“我们都是汉人！应该一起同心！不要打了！”结果，被一枪命中头部，当场牺牲。
这个年轻人，才24岁，名叫林文。他家是官宦世家，本来根本就没必要出来抛头颅洒热血。
枪声大作之后，起义军伤亡惨重，其中也包括黄兴。
黄兴是整个起义的领导者，也是可以和孙中山比肩的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但他在整场起义中根本没有打算坐镇指挥，留下遗书后，他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林文中枪倒地后，黄兴随即也被子弹打断了右手中指和食指。忍住疼痛的黄兴随即改变战略，让本来就人数不多的起义队伍兵分三路：一路攻督练公所；一路攻小北门；黄兴亲率一路，攻南大门，接应计划中要来支援的顺德巡防营——把城外的巡防营接进来，成了起义成功的唯一希望。
攻击督练公所和小北门的两路起义军，因为人数上的劣势，虽然奋战到天黑，但最终还是都失败了，除牺牲者外，悉数被俘。
而黄兴带队去南大门接应的起义军，还真的接到了少数闻讯赶来支援的巡防营官兵。
但是，却也上演了一出让人扼腕的悲剧。
可能因为时间仓促，巡防营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件事——臂缠白巾。黄兴手下的方声洞见对方没有白巾，率先开枪击毙了对方哨官温带雄，而温带雄恰恰是带队来支援起义军的。愤怒的巡防营立刻反击，一枪命中方声洞，后者当场身亡。
两队自己人，就这样激烈地交上了火。
乱战之中，双方伤亡惨重，最终竟只有黄兴一人脱离战场，逃入了一家洋货店，在店伙计的帮助下，乔装改扮后逃出城去。他在城外遇见了副指挥赵声，两人抱头痛哭。
一场同盟会有史以来策划最严密的起义，最终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方声洞之前在日本留学，给妻子写下诀别信后，运送武器到广州，随后坚决留下要求参加起义，结果却死在自己同志手里
6
黄花岗起义后被捕的部分革命志士，均殉难
起义失败了，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到了4月27日晚间，起义队伍已经完全被打散了，但很多人都没有屈服，有的人坚持巷战，有的人选择自杀，而有31个人，最终被清政府抓获。
这些人，都值得留下一笔。
陈可钧
陈可钧，24岁，被捕后清朝官吏问他：“你一个白面书生，何苦要造反自己作践自己？”
陈可钧回答：“起义没能成功，只能说是天意。但只要能唤醒同胞，继续奋斗，我也十分满足了，你们这种利欲熏心的冷血动物，怎么会懂得这些？”
临刑前，陈可钧慨然大笑，只求速死。
李德山，43岁，临刑前对清廷官员说的话是：“大丈夫为国捐躯，是分内事。我不是不能荣华富贵，是不能像你们这样认贼作父，不知羞耻！”
李雁南，31岁，临刑前说的话是：“可恨的是我身受两处重伤，不能再打了。你们不过数年，必亡国。不要再说了！枪杀我的话，记得从我嘴里射击！”
林觉民
陈更新，21岁，与清军激战三昼夜才被俘。清官员问他，年纪那么轻，为什么参与造反，他慨然回答：“同胞们都在做梦，我们是在叫醒他们！怎么叫造反？杀身成仁，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你们这些鼠辈懂什么？求速死！”
喻培伦，精于研制炸弹，在汪精卫刺杀载沣时就参与提供炸弹。这次起义，他不带枪，只扔炸弹，最后伤重被俘，临刑前高喊：“学术杀不了！革命更杀不了！”
在这些人中，还有一个是林觉民，他因一篇《与妻书》而被我们所熟知：“……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被捕的革命党人，全都被处以死刑。
7
众义士死后，连同之前起义牺牲的同志，被暴尸街头，清廷明令不许收殓。
当时有个《平民日报》的记者，叫潘达微，也是同盟会会员。他组织了100多个收尸人，不顾当局禁令，将广州街头那些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全部收殓，一共72具。因为潘达微的钱不够买棺木，只能把几具尸体放到一个棺材里合葬。
后共统计遇难烈士为86人，但仍取“七十二烈士”之名。潘达微1929年去世。1951年，中国政府遵其遗愿，将他的墓地移葬至黄花岗旁
随后，潘达微抵押了自己的房产，在广州城外郊区的红花岗买了一块地，作为烈士的安葬之地。
他觉得“红花”二字过艳，将此地改名为“黄花岗”。
黄花，即菊花，有节烈之意，亦取“黄花晚节”，比喻人到了晚年，依旧气节高尚。
只是，那座墓碑下埋的烈士，莫说晚年，大多正值青壮之年。
“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
馒头说
看黄花岗起义全程，有时候会有扼腕之叹。
比如温生才突如其来的刺杀，比如因不缠白毛巾造成的自相残杀，在整个起义的筹备过程中，其实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失误，最后，功败垂成。
但再看整个起义的过程，有时又会血脉偾张，尤其是在不利的情况下，黄兴带着那100多人还是准备冒死起义。
要知道，那100多个人，不少是同盟会来自各省的精良骨干，若放到日后，很可能都是一军之帅，一省之长。而且很多人都家世良好，完全有理由不去送死。
但他们义无反顾。
可能也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举动好傻——没把握，就等下一次嘛，急什么？
说实话，以前我也这样觉得。但每多读一次那个时代的历史，就多理解黄兴他们一分：
火山的内部已经炙热难当，熔浆滚动，可能只要再有一颗火星，就能引发一场最猛烈的喷发，引爆黑暗时代，迎来新的世纪。
但是，谁来当火星？当一颗火星被扑灭后，谁来接力当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
在1911年4月26日的那个夜晚，对黄兴而言，最容易的一件事，莫过于说一句：
“先撤，再等下次机会！”
但难就难在，依旧下令出击。
谁都知道，漫漫长夜即将迎来黎明，但黎明前的那一刻是最黑暗的。那声划破夜空的鸡鸣，背后是无数志士仁人付出的鲜血和生命。
孙中山对这场起义的评价是：
“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
确实，黄花岗起义之后不到半年，武昌再度爆发起义，终于完成了之前所有起义者的夙愿。
前仆后继，星火燎原。
英雄不朽。
棉湖战役：决定黄埔军校存亡的生死一战
可能会有人觉得，“信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但很多时候，“信念”确实是一个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即便是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也不例外。
1
先回到1922年的广东。
这一年，孙中山实在有点郁闷。
尽管广东因他已俨然成了当时很多追求革命和进步人士心目中的圣地，但是，由于广东各路军阀盘根错节，手中没枪的孙中山一度四处碰壁，有时甚至寸步难行。
1922年6月16日，和孙中山一路“相爱相杀”的广东军阀陈炯明终于选择和他公开决裂，炮轰总统府。之后孙中山用尽各种办法，说服滇、桂、粤联军组成西路讨伐军击退陈炯明，这才重新回到广州。
痛定思痛的孙中山终于认清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下定决心要拥有自己的军队。1924年6月16日——他特地选择了这个日子，孙中山宣布他一手缔造的军校正式开学。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宋庆龄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主席台上还有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左一）、校长蒋介石（左二）
那所学校，就是黄埔军校。
按照原先的计划，黄埔军校的学生应该至少学满一年，但由于革命的形势实在紧迫，黄埔一期的学生1924年5月入学，半年之后就毕业入伍了。而在一期生毕业的时候，黄埔三期的学生也已经进校学习了。
也就是在1924年，从北京到广东，整个中国的局势一下子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在北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兵不血刃地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但因为自身实力不够，他只能不断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顺带掣肘各怀心事的段祺瑞和张作霖。
在广东，当时已经有恙在身的孙中山，思虑再三后毅然决定抱病北上。而孙中山前脚刚走，一直蛰伏在东江的陈炯明后脚就组织起“救粤军”，以他的手下悍将林虎为总指挥，洪兆麟为副总指挥，率领7个军和5个独立师共6万人分三路直扑广州，试图收复失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革命政府在1925年1月15日联合滇、桂、粤各军成立“东征军”，准备和陈炯明的“救粤军”决一死战，即广州革命政府的第一次东征。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作为国民党自己的嫡系，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却不满意了。
2
1924年底，何应钦将一封学生军的联名请愿书交了上去。
那一年，何应钦34岁，是黄埔军校的副总教官。
何应钦上交的那份请愿书，是表达全体黄埔军校师生不满的。按照“东征军”的部署，分成左、中、右三路迎击陈炯明的军队：左路军是杨希闵的滇军，中路军是刘震寰的桂军，右路军是许崇智的粤军。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因为几乎没有战斗经验，只是被安排为“预备队”。
其时，黄埔军校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正规军队：黄埔教导团一团和二团——何应钦就是教导一团的团长。说他们没什么战斗经验，也确实没错，因为这支学生军之前只参与了“广州商团事变”，与广州商团的雇佣武装交过火，这和真正上战场打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而从军队的构成来看，他们也确实可以称为“学生军”：军校的教官担任团长和营长；刚刚毕业才几个月的一期生担任连长和排长，以及营、连一级的党代表；二期生是步兵总队、炮兵营、兵工队、辎重队的组成主体；三期生编入教导一团第一营。
但是，就是这支学生军，战斗积极性却空前高涨，因为绝大部分人都知道他们进校学习和毕业之后的使命——打倒军阀，完成革命，振兴中华。
在这批学生军的坚持请愿之下，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也开始极力争取，最终，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被编入了许崇智的右路军，随正规军一起战斗。
虽然成军，但那些滇军或桂军的“老兵”是看不起这些黄埔学生军的：在课堂上讲讲道理，去操场走个正步还行，真上战场，还不吓得屁滚尿流？
但谁也没想到，这支学生军上来就让所有人大吃一惊：1925年2月15日，担任主攻的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攻下了陈炯明老巢东江的门户淡水。
这场战斗让陈炯明部和滇、桂、粤各部，都第一次认真审视起这支学生军。
首先，黄埔学生军的武器装备精良。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黄埔学生军配备的步枪、机枪、手榴弹都很充足，大炮的火力也明显强于其他各军。
其次，他们军纪严明。黄埔军校教导团编制为“三三制”（团辖三个营，营辖三个连，连辖三个排），分工明确，指挥灵活，可聚可散。且全军实行“连坐法”：一团人若全溃退，必须枪毙团长；若团长带头不退但全团退，必须枪毙三个营长，以此类推。
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在第一次东征时的合影
最后，他们用“党”来“武装”全军。黄埔教导团从团到排，各级都设“党代表”。虽然这种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后来创立的“党领导军队”的制度有很大区别，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士兵的凝聚力高，战斗力强。以攻打淡水城为例，黄埔教导团上来就组织一个100人的敢死队冲锋，但冲在最前面的是10个营、连党代表（其中国民党2人，共产党8人）。长官带头，士兵立刻奋勇争先，瞬间夺城。
但是，正当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主力的右路军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东征军”的左路和中路却出了问题。
左路的滇军和中路的桂军其实本来就是碍于孙中山的压力，再加上有各自的目的才加入“东征军”的。当“东征军”高歌猛进的时候，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尤其是后勤补给路线当时拉得实在太长，存在一定风险。
于是，在1925年3月初，“东征军”的进攻路线图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
左路的滇军和中路的桂军，开始向广州方向撤退，虽然有保护补给线的战略意图，但也导致之前一路势如破竹的右路军顿时失去了侧翼保护，成了深入敌后的孤军。
老辣的林虎立刻调集之前被“东征军”左路和中路压制的部队，全方位向黄埔教导团扑来，准备全歼这支学生军。
3
1925年3月12日，蒋介石夜不能寐。
那一年，蒋介石38岁，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也是此次东征右路军的总参谋长。
就在这一天，黄埔教导团和林虎大军要决一死战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林虎军的左路前队已经抵达棉湖，右路前队驻扎到不远的鲤湖，两路军加起来超过1万人，还有1万多的增援部队在陆续赶来。
而“东征军”的右路军驻扎在棉湖正面战线的，只有黄埔教导一团的1000多学生军，粤军的第七旅正在赶来途中，而黄埔教导二团在棉湖东南一带。
按能在短时间内直接投入战场的兵力来计算，黄埔军和林虎军的人数比例差不多是1∶10，是典型的“以少打多”。
但蒋介石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因为如果此战一退，东征一个多月来的成果将全部化为泡影，陈炯明的部队将重新获得喘息机会，然后继续威胁广州大本营的安全。
但是，如果要打，以黄埔两个教导团3000学生军的兵力，若被打败乃至被歼灭，那么黄埔军校苦心培育的精英将毁于一旦，“黄埔军校”这四个字很有可能也将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手里只有这两个教导团的兵力，如果失败，广州的各方势力都会重新抬头，整个根基也将全盘动摇。
在和同样亲临一线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随军苏联顾问加仑将军商议之后，蒋介石还是决定要打。他专门下令给何应钦：“此战事关大局，必须要决死一战，后退者一律杀无赦！”
而就在前线的黄埔子弟兵枕戈待旦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孙中山在这一天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这位黄埔军校的缔造者，在自己的子弟兵即将进行决定命运的生死大战之前，闭上了双眼。
临阵失去领袖，对士气的打击可想而知。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不把孙中山去世的消息告诉正在棉湖一线准备决战的黄埔子弟。
大战在即，秘不发丧。
4
3月13日上午8点30分，棉湖战役正式拉开战幕。
首先发起冲锋的，恰恰是人数占绝对劣势的黄埔教导一团。在团长何应钦的命令下，一营营长顾祝同率军向敌军正面防线发起冲锋。
林虎军确实经验老到，在稳住阵脚之后，开始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发起了反冲锋。双方部队交织在一起，开始血战。
由于黄埔教导团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所以在每一个战斗阵地上都面对着数倍于己的敌人，伤亡数字直线上升。但黄埔学生军在高涨的士气鼓舞下，战斗力也是惊人的，从营到连到排，都是长官带头冲锋，一营在顾祝同的带领下甚至已经和敌人拼起了刺刀。
在胶着的战况中，林虎军发现了教导一团的指挥部驻扎地——曾圹村。于是，潮水一般的敌军开始向村子方向猛攻。
负责拱卫曾圹村的一营一连拼死抵抗，连长余海滨（共产党员）当场阵亡，副连长刘赤忱负伤，排长、副排长都负伤或阵亡，全连军官只剩下党代表李奇中和司务长阎国福，其余死伤殆尽。
何应钦急忙调二营营长刘峙率六连增援，但林虎也摸清了团指挥部在村里的具体位置，派重兵冒死突击。何应钦把最后的预备队四连也顶了上去，却依旧抵挡不住敌人的冲击，林虎军已经逼近离团指挥部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蒋介石本人甚至听到了敌军士兵“活捉蒋介石”的呐喊。
在团指挥部里不仅有蒋介石，还有廖仲恺、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团，一旦这个指挥部被端掉，整个中国历史就会被改写。
关键时刻，蒋介石对何应钦说：“必须想办法挽回局势，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败了，我们就一切都完了，再无希望返回广州了！革命将遭受重大挫折！”
何应钦于是下令吹起冲锋号，自己带头第一个冲了上去，而包括勤务兵、炊事班伙夫在内的所有人，都拿上武器冲了出去。
在指挥室里的苏联顾问加仑将军，也掏出手枪跟了出去。
棉湖战役指挥部旧址，如今成为棉湖战役展览室
5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有两个人必须一提。
一个人是共产党员，叫曹石泉，是当时黄埔军校学兵连的连长。
就在林虎军冲进村子要“活捉蒋介石”的时候，曹石泉的学兵连正好从其他地方调回。看到战况危急，曹石泉带着60多名学兵连士兵立刻加入战斗，拼死阻击，大大缓解了危急局势。事后，蒋介石和何应钦等人都大大肯定了曹石泉的表现。
另一个人，是国民党员，叫陈诚，是当时教导一团的炮兵连连长。
大炮原来是黄埔学生军的优势所在，但在这场棉湖战役中，由于大炮使用次数过多，撞针过热而发软，通通成了哑炮。陈诚将炮兵连撤到团部指挥所附近后，遭遇了敌军冲锋。
曹石泉，中国共产党党员。曹石泉在1925年6月23日，带领黄埔军校参加广州各界援助五卅运动的集会游行，被推选为军界总领队。当日，他率游行队伍进至沙基路时，遭英、法海军陆战队扫射，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
陈诚，棉湖一战后深得蒋介石信任
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斥责陈诚：“你不是炮兵连长吗？炮都打不响！”
陈诚闻言，冲上前去亲自点炮。由于大炮经过了一段时间冷却，撞针已经变硬，所以陈诚一点火，一发炮弹呼啸而出，直接落在了冲入村子的敌人中间。陈诚又连发两炮，全部命中。
蒋介石一拍大腿：“好！”当场就将陈诚提升为炮兵营长。
冲入村子的林虎军忽然遭遇持续炮击，阵形大乱，再加上教导一团的拼死反击，只能向后溃退。
这场从早上8点开始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下午4点。
黄埔军校教导一团经过8小时鏖战，伤亡惨重：副营长阵亡一人；9个连长，6人阵亡，3人负伤；三营的9个排长阵亡7个，一个385人的营只剩下111人。全团伤亡过半。
就在黄埔教导一团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粤军第七旅和教导二团相继赶到并加入战斗，开始全面反攻。林虎军虽然在兵力上依旧占据优势，但士气已经被完全摧垮，打到下午6点，开始掉头撤退。
至此，棉湖血战以黄埔学生军的获胜而告终。
6
棉湖之役，让黄埔学生军一战成名。
从东征的态势上看，棉湖一战击溃林虎部，让陈炯明最后反扑的希望破灭，在之后的战斗中几乎再也没有形成有力的反抗。
林虎，同盟会会员，曾响应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起兵讨袁，后因孙陈不和而跟随陈炯明；棉湖兵败后，再被“二次东征”彻底打败，就此淡出军政两界，之后与蒋介石也划清界限；1956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0年逝世
从军校本身的角度看，黄埔军校的学生军通过这一战不仅大大磨砺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当然，损失也非常惨重），更是一举打出军威，巩固了威信，对之后的北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场战役后的总结会上，党代表廖仲恺兴奋地说：“我们队伍的光彩出来了。”
而情绪最激动的，是苏联顾问加仑将军。
加仑将军在5分钟的发言中，高度赞扬了黄埔军校教导一团，称“只有非常优秀的苏联红军部队才打得出这样的战役”，“不独在中国少见，即使在欧洲世界大战中亦难见，是近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典型战例。”
为此，加仑将军在发言结尾高喊“何应钦团长万岁！”，并将自己的佩剑赠给了何应钦。
何应钦也因在此战中冒死冲锋，和蒋介石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尽管后来两人闹过不少矛盾，但始终没有彻底翻脸。而何应钦本人也很看重这次战斗经历，这可能是他戎马生涯中最后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在战场上面临生死。在之后的几十年岁月中，每年的3月13日，何应钦都要召集经历此战的黄埔师生共同纪念。
而那些参与过此战的不少中低级黄埔军官乃至列兵，都在之后数十年官拜上将、中将：刘峙、陈诚、蒋鼎文（当时是连长）、宋希濂（当时是排长）、郑洞国（当时是排长）……
加仑将军，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是一名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苏联红军将领，被委派到中国做军事顾问，经常身先士卒。他在回到苏联后成为第一批元帅，但后来在斯大林的“大肃反”中被杀
至于蒋介石，他曾经评价过自己一生中的几十场重要战役，把棉湖战役放在了第一位。这场战役对黄埔学生军，对黄埔军校，对他本人，都有无法替代的意义。
他在战役获胜后，由衷发出过一句感慨：
“此战适当总理逝世之翌日，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其成也！”
馒头说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论规模，棉湖战役并不是多大的一场战役，加仑将军的夸赞也多有溢美之词。
但是，如果从意义上来说，棉湖战役对于中国革命而言，确实意义非凡。
而这场战役最让我个人动容的，是整支黄埔学生军展现出的那股子“精气神”。
总结这支学生军获胜的原因，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条：这支军队是有信仰的。
孙中山在建立黄埔军校之初，就把一副对联挂到了门口：“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加上国共合作建校，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黄埔军校读书、毕业、从军的学生们，无论出身、地位、党派，都是以统一广东、统一全国、振兴中华为目标的，所以打起仗来能够勇往直前，以一当百。而这是当时绝大部分偏安一隅，只想着抢占地盘的军阀部队望尘莫及的。
在东征的途中，黄埔军校官兵师生纪律严明，精神抖擞。沿途两旁的老百姓自发送水，送鸡蛋，送烤红薯——天下苦军阀久矣。老百姓会自发为黄埔学生军运送物资，刺探情报。
这一幕幕画面，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
所以，当何应钦和当初的黄埔子弟们在海峡对岸纪念“棉湖战役”时，是否也会有过几分唏嘘：当年同样都是满腔热血，雄姿英发，深受人民爱戴，但后来为何差距越来越大？
回望棉湖战役，它不仅关乎初生的黄埔军校的生死，也留下很多别样的回味与思考——对他们，也对我们自己：
本是同根。
勿忘初心。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棉湖战役》（张媛，《黄埔》，2016年第4期）
2.《孙中山先生与黄埔军校第一期生》（陈予欢，新浪历史，2014年6月9日）
3.《1924年11月20日，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团成立》（《黄埔》，2010年第5期）
4.《蒋介石与黄埔军校第一期生》（陈予欢，《黄埔》，2012年第6期）
5.《两次东征中的“黄埔军”》（张建安，中国共产党历史网，2011年5月25日）
6.《何应钦与棉湖大捷》（陈予欢，新浪历史，2014年7月1日）
7.《在第一、二次东征中牺牲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卜穗文，《广东史志》，1995年第21期）
8.《棉湖战役——国共精英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聂凌、丁鹏，海峡之声网，2014年5月4日）
日籍八路军：抗战期间的特殊群体
在我们熟悉的各种电视剧和电影中，“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永远是一对势同水火的存在。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我们的八路军中间，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1
1939年1月2日，位于山西省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元旦迎新集会”。
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迎新集会的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日本人。
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八路军刚刚成立不久的前方总指挥部集会上出现三个日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
这三名日本人不仅登上了舞台，其中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人还站到话筒前发了言。
前田光繁的发言时间不长，但内容却让人意外，主要就是三点：
第一，八路军让我们获得了新生；
第二，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三，要求参加八路军。
前田光繁发言完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了讲台，与三名日本人一一握手。面对台下所有八路军官兵，朱总司令说：
“我代表全军，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军，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人，明天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
话音未落，台下掌声一片。
前田光繁和他身后的小林武夫、冈田义雄齐刷刷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军人军礼。
这三个人，由此成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批日籍八路军。
2
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期间都有一点共识：日军俘虏不好抓。
时任115师343旅686团团长的李天佑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他曾回忆：“我一营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个鬼子说：‘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了。更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鬼子裹伤，结果反被敌人打伤了。”
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算是国军抓获日军俘虏比较多的一次，但也只抓到了700多个；1937年的平型关伏击战，八路军更是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抓到，让指挥作战的林彪大感意外。
那么，为什么有日本人不仅做了俘虏，还志愿加入八路军，为中国人作战呢？
首先，尽管日本当时举国陷入了军国主义的狂热之中，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心甘情愿踏上陌生国土作战的，甚至有些人并不是作战人员。
比如发言的前田光繁，他就是1937年作为“满铁”员工被派到中国的。1938年，在河北邢台双庙车站监工的他，在睡梦中就被八路军俘虏了。
其次，即便是当初抱着“为天皇而战”的信念加入部队，有些人实际参军后也发现现实与想象有巨大差距。
比如后来成为俘虏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小林宽澄，在新兵入伍第一天就因为戴眼镜被长官无缘无故用皮鞋抽了一顿耳光，理由仅仅是“看上去有文化，肯定很傲慢”。这种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当时在日军中很普遍，有一些日军新兵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而切腹自杀。
此外，日军的底层士兵待遇也很差。据后来被俘的大阪师团的小林清回忆，当时他作为上等兵，一个月薪饷也就10.24日元，其中3元是必须扣除的储蓄金，5元是必须要买的公债，剩下的钱买几包香烟后就所剩无几了。而长官还要克扣下级士兵的薪饷，甚至冒用下级士兵的名字将他家乡寄过来的钱款贪污下来。
再次，踏入中国战场后，不少日本士兵目睹自己的战友在别国土地上奸淫烧杀，感到无法接受。
小林宽澄回忆，有一次他和班长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4个中国男人，班长随即下令小林上去练刺刀。
“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人的胸膛。那个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人踢倒在地，然后将刺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活生生一个人就这么被刺死了。”
小林一直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叫“桐林村”，称那一幕给他巨大的震撼。
1939年，小林宽澄（前排右一）入伍前夕。他在入伍前是一名僧人，继承了家族传下来的一座寺庙
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厌战和思乡情绪。
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本军方给官兵们宣传的是“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士兵的心气也很高，所以很少有投降的人。但历经淞沪会战等一系列血战之后，日军虽然在中国战场进展超出预期，但却始终无法迫使中国投降，反而陷入战争泥淖。
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那些本来就没有被彻底“洗脑”的日本士兵开始对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产生怀疑，信念开始动摇，对自己未来的生死感到担忧，战斗意志开始逐步瓦解。
3
那么，就因为这些因素，那些日本人就会拿起武器去阻止乃至抵抗自己的同胞了吗？
必须承认的是，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政策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事实上，无论是前田光繁还是小林宽澄，那些后来成为八路军的日本人在一开始被俘虏时想到的都是两个字：自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忠君报国”思想，更因为日军一直向他们灌输的是“中国军队虐杀俘虏”。一想到自己的军队在中国做了那么多恶，他们也觉得自己肯定凶多吉少。
但恰恰是之前的宣传，让他们被俘后在心理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
前田光繁在被俘时，也就挨过一个耳光——因为俘虏他的八路军战士太恨日本人。之后他被安排与曾留学日本的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香山同住一个窑洞。每天他吃的伙食是馒头加有肉的炒菜，而一般的八路军战士只能吃小米饭加野菜汤。
张香山每天都会和前田光繁讲八路军的政策，以及日军侵华的本质。并对他说：
“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八路军，好不容易来了，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本不是有句俗话说‘舍命最愚蠢’吗？不要急，可以多用些时间慢慢考虑，如果你想回去，就让你回去！”
被俘虏的日军士兵一个共同的回忆，就是八路军非常尊重俘虏的人格，不虐待他们，也不会动他们的随身财物。这和抗战初期八路军就颁布的俘虏政策有很大关系：
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
二、不取俘虏财物，唯军用品没收之；
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前田光繁（后改名杉本一夫）
三、医治敌军伤兵；
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
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
六、不干涉俘虏宗教信仰。
这些政策在实际运用中都被切实执行，这也使得日本俘虏在长时间和八路军相处之后，不仅在情感上被打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改变。
原日军中尉医官山田一郎被八路军129师俘虏一年半，一直在策划逃跑计划。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一年半的时间里，心中一直隐蔽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
但是，有一次他发高烧三天三夜，在八路军医生的悉心照料下脱离危险。当他醒来后，守候在他身旁的是129师师长刘伯承，手里还拎着一桶当时在八路军中很珍贵的酱菜。
山田一郎在日记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