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上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
当然，鉴于日军对本方被俘虏士兵的严酷态度和审查制度，不少日本被俘士兵也不愿意再回去。当时也确实曾有过一例：一名被俘日军士兵坚决要求回去，八路军放行。但归队后的他被长官严酷虐待，并要交军法处判刑，最终他又逃出来重新向八路军投诚。
前田光繁就说过一句话：“八路军是其他军队无法相比的不可思议的军队。一到八路军的部队，就会被他们的优良作风吸引住，再也不想离开这支队伍。”
4
那么，那些成为八路军的日本籍战士，主要做什么呢？
首先，是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
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先进不少，所以不少有技术特长的日军俘虏，最后成了八路军中的技术骨干。
比如小林清在日军部队中是机枪手，也会操作掷弹筒。当时的掷弹筒对八路军来说还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缴获来了却不会用。小林清就成了教授使用这些武器的教员。
前田光繁本身就有技术底子，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奉命来到解放军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担任日工科长，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当时航空学校的教员、技师、飞行员都是原关东军日本航空教练大队的成员），间接帮助航校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国飞行员。
其次，就是利用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做最有说服力的反战宣传。
1939年11月7日，前田光繁等7名日本人在八路军总部成立了“觉醒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觉醒》。这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消息很快传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随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人解放同盟”等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觉醒联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针对日军士兵编写、印刷、散发了100多种宣传品，促进他们的觉醒。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成员正在分发自己编印的反战宣传品
然后，就是亲自上前线送慰问袋和对日军喊话。
日籍八路军正在制作装有传单和食品的慰问袋
给前线官兵送慰问袋是日本的风俗。在侵华战争发动初期，日本的士兵平均每年能收到8~12只慰问袋，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高级。但是，随着日军陷入战争泥潭，慰问袋的数量和质量直线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开始给日军制作慰问袋——里面有烟、酒，但主要是各种反战标语和宣传画。在日籍八路军的建议下，慰问袋里的宣传画专门针对日军士兵的“痛点”——穿和服的女子、富士山风景等等，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离开家乡侵略他国是多么不明智。每年4月左右，给日军的慰问袋中甚至还会放进几枝樱花。
一开始，八路军也会在日军据守的碉堡前喊话，但内容大多是“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举行兵变！到八路军中来！”。这些比较生硬的口号效果不佳，甚至还会引起日军士兵的反感。日籍八路军加入喊话队伍后，情况立刻发生改观。
日籍八路军写的传单《回家看樱花去吧》
1943年深秋，日籍八路军石田雄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石田雄上来并不喊口号，而是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起了一首日本的歌曲：“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伤……”
歌声随风飘进碉堡，原本还在开炮射击的碉堡变得寂静无声，日本士兵和军官都在静静听歌。
同为日籍八路军的秋山良照是“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的创始盟员，文章写得很好，还能画一手好画。秋山经常和日军通信，他收到的来自日军士兵的信摞在一起超过30厘米，后来有其他日籍八路军去日军碉堡喊话，对方还会有人问：“秋山君在哪里？他还好吧？”由于秋山的“攻心力”太强，日军还专门下令通缉他，悬赏是连升两级和奖励1万元。
在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中，有一半人表示见到过八路军发送的慰问袋，有20%的人听过喊话，很多人都表示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以及“八路军中有不少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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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抗战期间，也有不少日籍八路军为阻止自己同胞的侵略行为而献出了生命。
1941年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人宫川英男，一度担任“觉醒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6月9日，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宫川英男随津浦铁路对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官庄执行任务时，被日军重兵包围。眼看突围无望，为了不当俘虏，宫川英男举枪自尽，时年27岁。当时宫川英男的中国战友冒了极大的风险，突破日军的封锁，最终抢回宫川英男的遗体，安葬在根据地内，后移入烈士公墓。
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是唯一的日本人。
原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田中实原，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八路军俘虏，经感化教育后成为日籍八路军。1943年5月，田中实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专门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实原不吐一字，最终就义。
日籍八路军今野博，在1941年7月7日（“七七事变”四周年）宣誓加入八路军，一直和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今野博在日照县傅疃一带被捕，受到酷刑，被要求说出他开展工作时联络的各种关系。但他一字不吐，并表示“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军去”，最终被杀害。
今野博宁死不屈的一个证据是，他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10多家“亲戚户”事后没有一户暴露受害，而他秘密接过头的敌伪军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人受到牵连。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资料显示，自1937年至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等俘虏日军6213人，接受投诚日军746人。
而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日籍八路军、新四军有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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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原先那些日籍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面临自己的人生抉择。
一部分日籍八路军选择直接回国，八路军方面给出了优厚的路费和安家费——按小林宽澄的回忆，当时共产党给的安家费，够他在东京买一栋房子。一部分日籍八路军因为工作需要，转战东北，变成了“日籍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甚至之后的抗美援朝，1954年之后，他们也开始陆陆续续回国。
只是，这批日籍八路军，包括后来的日籍解放军，回国后的日子却并不好过。
除了被自己的同胞嘲讽为“叛徒”，他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也非常困难，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类似烧锅炉那样的劳苦低薪工作。而且，他们还因为有“赤化”嫌疑而受到监视——小林宽澄在70多岁退休后，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跑来对小林宽澄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宽澄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是受监视的。
不过，尽管生活拮据，前田光繁、小林宽澄他们却一直组织各种集会，并到日本全国去发表演讲，揭露日军的侵华本质，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追求和平。小林他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团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把这个团体取名为“椰子会”——在日文发音中，“椰子”的发音（不是片假名发音）有“八”和“四”的意思，寓意八路军和新四军。
而他们一刻都没有忘记中国。曾担任115师团政治处干事的符浩，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在日本，还有当年的日籍八路军托人来问，他是不是当年的“符科长”。符浩惊喜地请他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并问他们想吃什么，而那批日籍八路军就提出一个要求：“包顿饺子！”
而中国也没有忘记他们。
小林宽澄后来运气不错，受聘于一家日本航运公司担任翻译。当时由于装卸手段落后，日本的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经常要等好几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宽澄有什么办法，小林宽澄就去中国找了自己的老战友。后来，目的地的港务局收到一份通知：小林宽澄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优先卸货。
2015年9月，小林宽澄作为代表，受邀来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作为一名八路军老战士，他还被授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9年1月16日，小林宽澄在日本去世，享年99岁。他是参加过抗战的日籍八路军中，最后一个离世的。
馒头说
记得第一次了解到有关“日籍八路军”的事迹时，我自己也觉得很新鲜。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侵华的日军士兵都是被彻底“洗脑”的，让他们做俘虏已经是千难万难了，怎么还能打动他们来投诚，甚至让他们反过去劝说自己当初的战友？
但是，这确实是有理由的，而且很充分。
小林宽澄加入八路军后，在山东日照的一个日军碉堡前喊过话，他是这么喊的：
“我真正认识到，日本是侵略者，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掠夺中国资源、抓中国劳工。你们想一想，中国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跑到日本去侵略，他们为什么跟日军打仗，因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呀！”
什么是理由？这就是理由。你再灌输什么“为天皇而战”，再宣传什么“大东亚共荣”，侵略就是侵略，这是毋庸辩驳的事实。而同样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从心底里还是知道《礼记》中“师出有名”这句话的含义的。
事实上，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术素养，日军确实在很多方面都要比中国军队高一筹，所以日军士兵在心理上还是有一定优越感的。如果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胶着战乃至日方处于劣势，在中国军队的心理攻势下，投诚的日军官兵很可能会呈几何倍数增长。
但越是如此，越显示出前田光繁、小林宽澄这批人的可贵。
他们不仅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作用，回到自己的祖国后，还在不断努力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真相和战争的残酷。
在参加完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典礼后，已经年近百岁的小林宽澄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爱护，切莫让历史的时针倒转。”
希望小林君的愿望能够实现，或者，能够传递下去。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日籍八路军老战士：参加中国抗战是我一生的骄傲》（《人民日报》，2015年8月13日）
2.《日本籍八路军小林宽澄：我收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抗战胜利纪念章”》（新华网，2015年9月3日）
3.《日籍八路军老战士小林宽澄的传奇人生》（徐静波，《环球人物》，2015年第19期）
4.《忆山东战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符浩，《人民日报》，1995年8月28日）
5.《冀南、冀中根据地的“日本八路”》（邓沛，《党史文汇》，2016年第2期）
6.《档案解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杨晓玲、张文友，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2015年）
7.《“日本八路”被俘由冈村宁次审讯 英勇不屈就义》（钟正，《解放军报》，2016年6月7日）
8.《抗战中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焦璐，《中国档案报》，2015年8月28日）
9.《前田光繁：最早的“日本八路”》（小林光吉，《光明日报》，2015年8月25日）
10.《日本士兵小林清的新生》（刘旭，《党史文汇》，2018年第10期）
11.《日籍八路军慰问日军士官》（王光荣，《党史文苑》，2004年第5期）
一个人的奥运会
小时候看奥运会开幕式直播，最喜欢看运动员入场式。有时候看到一些来自小国的运动员代表团，会觉得很新奇：这个国家是哪里的？他们为什么只派这几个运动员来？他们国家是不是很小？而就在80多年前，我们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被别人这样打量的。
1
这个故事，可以从1922年说起。
在那一年“关东州”（今属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当时属于日本租借地）的中日小学田径对抗赛上，出现了一个“短跑神童”。
那是个中国小学生，他在那一年的田径比赛上，100米居然跑出了11秒8（已经接近目前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400米跑出了59秒，以巨大的优势夺冠。
那个少年，那年13岁。
这让那次对抗赛的日方组织者多少感到有些尴尬：按照他们宣扬的理论，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尤其是在体育方面，是不可能输给同为黄种人的中国人的。
而那场比赛后，很多在现场观看比赛的中国观众都兴奋异常，到处打听那个孩子是谁。有知道情况的人告诉大家，那个孩子在沙河口公学堂读书，名字叫刘长春。
刘长春，1909年出生于大连，从小就跑得飞快，在同学里是有名的“兔子腿”。
在“关东州”那次对抗赛上一战成名后，刘长春进入了中学读书，但很快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去做了一名学徒工。不过虽然辍学，刘长春却始终没有放弃短跑和足球，经常自己一个人跑到体育场去训练。
1927年的大连中华青年春季运动会上，刘长春在男子100米比赛中跑出了11秒。那一年，他18岁。
也就是在那一年，因为在一场足球比赛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速度和灵活的协调能力，刘长春被当时的东北大学足球队领队看中，推荐他进入东北大学体育系预科班，专攻田径。
东北大学由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在1923年10月24日正式建立，投入巨大，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好的大学之一，全校共有3000多名学生，当时北大也只有2000多名学生。
就在刘长春进入东北大学练田径的第三年，学校在校运动场承办了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在那次北方八省100多所学校共2000多名运动员参加的比赛中，刘长春再次让所有人见识到了“兔腿子”的威力——在男子100米决赛中，他轻松拿到冠军，成绩是10秒8。
192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上，男子100米的夺冠成绩，也就是10秒8。
刘长春不知道的是，他的命运因这场比赛而开始改变。
2
在那天的赛场看台上，有一个人对刘长春的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个人，名叫张学良。
彼时的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青春年少，兴趣广泛，其中一个爱好，就是体育。
张学良不仅仅是自己喜欢，而且确实为中国体育的发展做了些事。比如在1928年，他专门邀请法国田径队（后因故未来）和日本田径队，在当时沈阳的小河沿运动场举行一场对抗赛，并且让摄影师将日本撑竿跳运动员以及其他项目运动员的一些比赛动作全部都拍下来，供中国的运动员学习。对于张家一手建立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张学良更是特别重视。
所以可以想象，张学良在看到刘长春的表现后那种兴奋之情。
至少在体育训练方面，张学良当时的思想还是很先进的：多办比赛，多让中国的运动员感受世界最高水平，这样就会进步更快。本着这样的想法，1929年10月，张学良又将德国田径队和日本田径队都邀请到了东北，搞了一场“中德日三国田径对抗赛”。
代表东北大学出战的刘长春
在这次比赛上，刘长春再一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男子100米和200米比赛中，刘长春虽然以微弱劣势输给德国名将彦鲁特拉比尔，获得了亚军，但战胜了当时日本著名的“短跑怪杰”吉冈隆德和“飞毛腿”冈健次郎，还赢了另外一名德国短跑名将。
当时刘长春的100米成绩是10秒8，200米成绩是21秒6，不仅是全国第一，而且是当时的远东第一。
张学良立刻就做出决定：重点培养刘长春。
在张学良的力邀之下，来访的德国田径队队长步起（当时的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留下来做了东北大学田径队的主教练。张学良为步起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每月800块大洋（当时东北大学一名教授的月薪是360块大洋左右，已是全国罕见），配两匹马、一辆小轿车。
而对于刘长春，张学良专门关照要给他开运动员小灶，另外每月发30块大洋的特别补助（作为参照，毛泽东1918年在北大做图书馆管理员时月薪是8块大洋）。
在步起的专业指导下，刘长春的竞技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起跑姿势到摆臂方式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在1930年杭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上，刘长春一人轻松包揽男子100米、200米、400米三项冠军，创造三项全国纪录，名震大江南北——杭州市政府当时甚至把一条路专门命名为“长春路”。
当时才21岁的刘长春，100米成绩已经可以达到10秒6，不仅在亚洲位列第一，在世界范围内看，也具有进入前十名的实力。
中国出了这样一个短跑天才，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不少有识之士其实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憧憬：
让刘长春代表中国，去参加1932年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
然而，个人的命运，很多时候和国家的命运是分不开的。
3
1931年9月18日晚，睡梦中的刘长春被不远处北大营传来的爆炸声惊醒。
那一夜，枪声大作，爆炸连连，很多东北大学的学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第二天看到街上出现了很多日本巡逻兵，才知道一夜之间，沈阳已经沦陷。
9月1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大学迁校到北平。
也恰恰是在这一年，中国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民国的全国体育性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委员会。
很快，洛杉矶奥组委就给中国发来了参加奥运会的邀请。
然而，国民政府不久就以“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为由，宣布中国不会参加本届奥运会，只会派遣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总干事沈嗣良前往观礼。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4年8月正式成立，名誉会长为张伯苓，名誉副会长为被称为“中国奥运之父”的王正廷。这张照片为部分董事合影。前排左起：冯少山、卢炜昌、沈嗣良；后排左起：陈时、张伯苓、王正廷
消息一出，全国体育界哗然。沈嗣良尽管接受派遣，但公开向记者宣布：“余之赴美，未受国民政府丝毫津贴，旅费由协进会任之，数约五千。”
随后他忍不住又加了一句：“其实堂堂中国政府，岂有不早知此次世界运动大会在美举行，恐不过亦有惜于拿出钱耳！”
然而，事态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1932年5月，已经被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泰东日报》登出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
“‘满洲国’已经决定派刘长春参加世界运动会，并已通过国际奥委会认可，并按要求准备递交‘满洲国’国旗与国歌，以备届时应用。”
随后，日本《朝日新闻》立刻转载了这条消息。
消息一出，全国哗然：刘长春真的要代表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参加奥运会？一时之间，“汉奸”“卖国贼”等骂声四起。
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刘长春就从沈阳回到了大连。当时就有日本当局人士找到刘长春，问他“将来的打算”。刘长春客客气气地表示“没什么打算”，随即先去了北平，然后又躲到了旅顺。
在1932年的春天，日本人再次找到了刘长春，索性直接摊牌：请他代表“满洲国”去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只要他肯去，回来就在“满洲国”的体育部或教育部给他安排一个高官位置。当时被日本方面要求一起去参加奥运会的，还有冯庸大学的中长跑名将于希渭。
日本人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借奥运会的舞台，宣扬“满洲国”的形象，进而将“满洲国”建国一事坐实。
经过日本人的两次登门拜访，刘长春又悄悄把全家搬到了河口。
于是，在刘长春和于希渭并没有答应的情况下，日本人单方面通过媒体宣布了这件事，希望直接将“生米煮成熟饭”。
不过，日本人很快得到了刘长春的回应——同样是1932年5月，刘长春先是通过北平的《体育周报》发表了自己的声明：
“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
随后又通过《大公报》做出了更明确的表态：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4
声明是发了，但接下来该怎么办？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不去，自然很简单。但如果中国没有运动员去参加洛杉矶奥运会，那就等于把舞台让给了“满洲国”。
那么，有没有可能让刘长春真的代表中国去参加奥运会？
大家萌发这个念头的时候，离奥运会开幕也就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但各方真的立刻行动了起来：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开始牵头联系国内各方面的资源；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开始与国际奥委会联系，希望能够破例为中国运动员报名；整个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都开始施展出全部能量，为参赛报名运作。
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一切手续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国际奥委会也一路开绿灯，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了来自中国的申请。
接下来，就只有一个问题了：路费从哪来？
这时候，站出来的还是张学良：个人出资8000块大洋，资助中国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
1932年7月1日，已经迁校至北平的东北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张学良在典礼上亲自宣布：
“刘长春和于希渭作为运动员，宋君复作为教练员，将代表中国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居然要派出自己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了！
这个消息瞬间轰动大江南北。
7月3日，刘长春和宋君复离开北京抵达上海，准备从上海出发去美国参加奥运会。整个上海为之轰动。7月4日，刘长春在中华体育场训练，看台上挤满了慕名来围观的上海市民。7月7日，上海体育界和新闻界为刘长春践行，东亚饭店居然涌进了2000多人，水泄不通。
国破山河在，奥运赤子心。
到了7月8日，刘长春要出发的日子，他们却没能等来于希渭——由于日本方面的监视，于希渭最终没能来成上海。但他表示自己“身体有病”，拒绝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这也就意味着，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只剩下刘长春一人了。
7月8日上午9点半，在上海的新关码头，数千名各界人士到场，为刘长春和宋君复送行——他们将搭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横跨太平洋去美国参加奥运会。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王正廷亲自到场，为刘长春授旗壮行：“我国此次派君参加奥运会，为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有无穷之意义。余今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其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之中，使我之国旗，飘舞于世界各国之前，是乃无上光荣也。”
刘长春肃立接旗，回答：“我此次出席奥运会，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深知责任重大，当尽我本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
掌声雷动中，“威尔逊总统号”缓缓离港。
当天，上海的一家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幅漫画：
做关云长打扮的刘长春手握青龙偃月刀，立于一小舟上，望向远方。
孤帆远影，单刀赴会。
5
从上海到洛杉矶，“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足足开了22天。
在这漫长的行程中，不发生点小插曲是不可能的。
“威尔逊总统号”开到日本神户靠港之后，有日本记者登船采访刘长春，问了他一个问题：
“二位这次去参加奥运会，代表的是中国，还是‘满洲国’？”
刘长春当即回答：“我二人只代表中华民国！”
随后，船上又送来了一封日本当地体育组织发来的电报，信封上写的是“致奥林匹克选手刘长春”，刘长春签收后拆开一看，电报中写的是“祝‘满洲国’奥林匹克选手刘长春创造佳绩”云云。刘长春当即将电报退回，表示“船上并无‘满洲国’奥林匹克选手”。
有些事情可以避免，有些事情却无法避免，比如晕船，比如无法训练。
刘长春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长途的远洋航行，好在他的晕船反应并不明显。但奥运赛前的20多天备战训练的黄金时间，刘长春却只能在邮轮上度过。
为此，刘长春只能趁人少时，在甲板上做一些简单的训练。邮轮上有很多娱乐设施，但刘长春除了用一日三餐外，从来不进这些场所，除了做简单训练，就待在自己的房间。
7月29日，“威尔逊总统号”终于在洛杉矶缓缓靠港。
当地数百名华侨早就等在港口迎接刘长春一行，然后直接把他们接去了唐人街。在那里，更多早已翘首以盼的华侨像迎来大明星一样围住刘长春，签名合影者络绎不绝。
尽管华侨们对刘长春过去的经历知道得并不多，但他们只知道一点：中国这次派选手来参加奥运会了！
7月30日下午2点半，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正式开幕。
可以容纳10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在运动员入场式上，当第八个入场代表团进入运动场的时候，全场所有的华侨都站了起来，脱帽，挥手，很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中国代表团入场了。
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的情景
那真的是一个很小的队伍，小到只有6个人：教练员宋君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理事长沈嗣良，留美学生代表刘雪松，旅美教授申国权，上海西青体育主任托平（美国人），而刘长春走在最前面，是旗手。
事实上，刘雪松、申国权、托平三人是被拉来撑场面的，不然中国代表团的人实在太少了。
那确实是一幅让人五味杂陈的画面：
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却只派出了人数如此之少的一个代表团。
但另一方面，在很多现场热泪盈眶的华侨眼里——毕竟是来了！
这是自奥运会诞生以来，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6
赛场上的刘长春
1932年7月31日下午3点，洛杉矶奥运会男子100米预赛，第二组。
刘长春穿着白上衣、黑短裤出现在了跑道上——他把这套衣服命名为“白山黑水”，借此提醒大家沦陷的东北。
“啪！”发令枪响。
刘长春像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
10米，20米，30米，40米，50米……刘长春一马当先。
现场的华侨观众全都起立欢呼，准备见证一个奇迹的诞生。
然而，奇迹却没有发生。
到第60米的时候，开始有第一个选手超过了刘长春，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到第80米的时候，刘长春已经落到了第五位。
最后冲刺时，刘长春在所有六名选手中名列第五。
奥运会的舞台，就是这样现实和残酷。
而海上航行22天，从上岸到比赛一共只隔了40多个小时，刘长春的体力也实在支撑不住了。
当晚，刘长春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第一名为星卜森，胜余有4码，成绩10秒9，余居第5，当在11秒左右。起码时头五六十米在先，约至80米后，被后来者超过，原因毕业考试一个月，航行劳顿，缺少练习所致。”
刘长春的最终成绩是11秒1。虽然和小组第一相差不多，但这是电光石火间就是一个身位的男子100米比赛——刘长春在小组赛被淘汰。
刘长春在奥运会上参加200米预赛时的情景，赛道上跑在第四位的即是刘长春
1932年8月2日，男子200米预赛，刘长春再一次站到了跑道上。
发令枪响，刘长春又一次占到了领先位置，并且在前170米都保持在第二名。然而，在最后30米，依旧因体力出现了问题，被另一个对手超过，最终排在第四。
刘长春200米的成绩是22秒1，虽然基本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但因为是在全世界最高水平的舞台比赛，他再次遭到淘汰。
虽然刘长春在比赛中表现出的斗志得到了包括裁判员在内的很多人的认可，但对他自己来说，两场预赛被淘汰，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而且，他已经耗尽了几乎所有的体力。
男子200米预赛结束的那天晚上，刘长春的教练宋君复给组委会打了一个电话，表示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因为两腿酸胀，实在无法比赛，申请男子400米比赛弃权。
宋君复打电话的时候，刘长春就在旁边，一言不发。
那是他们两个一起商量下来的决定，刘长春深知自己的体能储备已经完全耗尽，如果真的再去比400米，很可能场面会非常难看。
那天晚上，刘长春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在之后没有比赛的日子里，刘长春天天去比赛现场看外国高水平运动员的比赛，并写下了很多心得，包括外国运动员的热身方式、热身时间等，并认识到“最难者，指导、管理、运动常识是否合理化、组织化”。
他希望能将自己在奥运会上得到的宝贵经验教训带回国，让中国运动员在下次有更好的表现机会。
然而，他还是想得简单了。
7
回到国内的刘长春，命运坎坷。
他在1933年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以10秒7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男子100米全国纪录（这个纪录直到1958年才被解放军选手梁启勋打破），还在1936年再次代表中国去参加了柏林奥运会（那届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处境更加尴尬），但是，此时的他已经饱受伤病困扰。
1937年，刘长春的大腿又一次拉伤，由于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保健和康复的概念，这次受伤让他彻底告别了运动生涯。
那一年，刘长春只有28岁。
退役后的刘长春，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生活陷入了贫困。他辗转于北平和南京两地，靠打工养家糊口，还曾因“反满抗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坐过牢。而他当年参加奥运会的证件、照片等所有纪念品，都在抗战期间的长沙大火中被烧得一干二净，潦倒的生活让刘长春一度沉迷烟酒不能自拔。后来在北京和沈阳的大学里谋得一份教职，刘长春的窘迫生活才好转一些。
这样的生活，直到1949年之后发生了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名字重新被人提起，他很快被聘为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的田径教练、教授，并出现在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酒宴上，作为中国体育界代表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酒。
“文革”结束后，刘长春先后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中国奥委会和中国田径协会的副主席。
1983年，已经74岁的刘长春一直和家人念叨要去上海看看。
那时候，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已确定在上海举办。而在他的儿子刘鸿图看来，父亲想去上海，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当年去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就是从上海出发的。
而当时中国已经决定参加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那是新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第一次派团参加奥运会。
可惜，1983年3月25日，刘长春因病去世，享年74岁。
一年零四个月后，中国代表团重返奥运会。
7月29日，就是当年刘长春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到达洛杉矶港口的日子，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洛杉矶摘得了中国代表团在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后来人们得知，刘长春的名字，其实当初已被列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观摩团的名单。
71岁的刘长春
馒头说
记得刘翔曾经和我说过一个故事。
那是2000年，那年他才17岁，去智利参加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他第一次出国去参加如此高规格的赛事。
“看到全场那么多观众，一方面感到很自豪，但另一方面却又很紧张。”他对我说，“站到起跑线上，看到旁边的外国运动员都那么壮，我明显感觉自己的腿肚子都在抖。”
那次比赛，他跑了13秒87，排在第四名，没登上领奖台。
每次看刘长春的故事，我都会莫名想到刘翔的这段往事。那时候刘翔出国比赛，就他和教练孙海平师徒两个人，就像68年前的刘长春和宋君复。
而刘长春那时面临的压力，远比当时年轻的刘翔还要大得多。
在刘翔刚出道的时候，虽然黄种人在讲究爆发力的田径直道项目上总是最默默无闻的角色，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国家整体实力还是体育综合实力，都已经崛起。
而在刘长春那个时代，不仅仅是田径，对整个奥运会乃至世界舞台而言，中国都是一个渺小乃至陌生的角色，不仅仅是体育，还有体育背后代表的各种东西。
所以可想而知，刘长春面临的压力——他一个人，肩负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期望。
如今，国人看待奥运会的视角已经多元化，在金牌和冠军之外，我们还可以欣赏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个人当然很赞赏这种转变，因为这代表了一种自信，一种已经不需要用奥运金牌去证明什么的自信。
但同时我又非常理解之前我们对一块奥运金牌的那种渴望。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除去竞技运动本身，我们是多么想摘掉“积贫积弱”的帽子，想向世界展现我们自强的形象，想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颁奖仪式上最高的位置飘扬。
所以，每次想象那一刻，我都有点好奇：
当全场安静下来，刘长春站在起跑线前等待发令枪响的那几秒，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很有可能，他什么都不会想。
在那一刻，他来了，他站到了跑道上，他起跑，他冲刺，这本身就是一种足以载入史册的成功。
无关成绩，无关金牌。
谨以此文，献给奥运先驱刘长春先生，以及所有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奋斗和牺牲的人。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刘长春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始末》（朱元宝，《大连近代史研究》，2018年12月31日）
2.《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始末》（刘长春，《文史资料精选集》第十七辑，1980年7月）
3.《刘长春：奥运赛场的中国第一人》（鲍京北，《文史博览》，2008年第2期）
4.《孤帆远影——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写照》（李润波，《北京档案》，2007第11期）
5.《刘长春：一个人的奥运会》（刘鸿图口述，江菲记录，《先锋国家历史》，2007年第20期）
6.《“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奥运参赛始末》（高永健，《北京日报》，2008年8月2日）
7.《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搜狐网，2008年7月14日）
8.《浅析奥运会传入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张博，《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
9.《回顾1932奥运男子100米：刘长春参赛》（腾讯体育，2017年12月17日）
郭永怀：一位不应被历史遗忘的科学家
说起中国“两弹一星”的功臣，我们应该能报出一系列科学家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有些陌生，但不应该忘记。
1
1968年12月5日，中南海怀仁堂。
一位秘书匆匆走了进来，来到正在接待外宾的周恩来身旁，对他耳语了几句。
一向处变不惊的周恩来脸色一变，站了起来。
秘书向总理汇报的，是刚刚发生的一场空难——一架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着陆时坠毁，机上13人遇难。
而让总理尤为震动的是，他听到了一个遇难者的名字：郭永怀。
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后来痛哭失声。
2
1909年，郭永怀出生于山东荣成滕家镇郭家村，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
郭永怀的家并非书香门第。郭家世代务农，父亲郭文吉也只是粗通文墨。所以尽管郭永怀从小就聪颖好学，但直到他9岁那年，才有机会到本家三叔郭文秀开办的学堂里去读书识字。
但一旦给了读书的机会，郭永怀就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1922年，13岁的郭永怀因为勤奋好学，被送到石岛镇的明德小学读高小。
1926年，17岁的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属中学，成为家乡的第一个公费中学生；1929年，郭永怀又如愿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成为家乡的第一个大学生；1931年，郭永怀转入本科，选择了物理学专业，成了当时国内知名教授顾静薇的学生；两年后，顾静薇推荐郭永怀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深造。
1938年夏天，改变郭永怀命运的一场考试来临。
当时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举办了第七届留英学生招生考试，拟录取名额20人，但报名人数超过3000人。郭永怀报考的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专业只招一人，但有50人报名。
郭永怀考试发挥出色，5门功课总分超过了350分，名列第一——但是，居然还有两个考生和他考的分数一模一样，并列第一。
三人同分，只招一人，怎么办？结果经过董事会讨论，破格将这三人全部录取。
和郭永怀同分的那两个人，一个叫钱伟长（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一个叫林家翘（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
1940年1月，郭永怀和当初几十个被选中的学子在上海集合，准备前往海外留学——当时因为二战爆发，英国进入了战争状态，只能将这些学子送到各个英联邦国家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