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辞别亲人上船之后，郭永怀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护照居然是由日本政府签发的，而且上面还写着：“允许在横滨停留三日，上岸游玩。”当时中国正在日本的侵略下陷入苦战，这群学生立刻向英国代办人员提出抗议，要求更改护照。英国人表示绝不更改，要么你们就不要去留学了。
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人陷入了沉默。这时候，平时沉默寡言的郭永怀站了出来：
“不出国就不出国。中国人要有自己的骨气。”
于是，一群学子拿着行李走下了即将起锚的轮船。
幸好，又经历了多番波折之后，郭永怀他们还是踏上了留学的旅途。
1940年8月，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在俄国“皇后号”邮轮上。后排右三为郭永怀，前排左一为林家翘，前排左五为钱伟长（来源：“纪念郭永怀先生”官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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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批留学的中国学子，确实是当时精英中的精英。
郭永怀、钱伟长和林家翘三个天才一起被送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三人都只花半年时间就拿到了硕士学位。
冯·卡门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应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
1941年，郭永怀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学习。当时该研究中心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是全世界顶级的研究中心，因为主持人是世界气体力学的大神级人物：冯·卡门。郭永怀遇见了一个好老师，同时也认识了一个成为一生知己的师兄——钱学森。
在学习期间，郭永怀主动提出要进行“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研究，这是当时空气动力学领域最前沿的课题。结果凭借这方面的研究，郭永怀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
1946年，冯·卡门的学生威廉姆·希尔斯准备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研究院，冯·卡门立即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得意弟子郭永怀。当时准备去麻省理工学院教书的钱学森一路开车将师弟郭永怀送到了康奈尔大学。
去康奈尔大学任教的郭永怀一头扎进了飞机突破声障的研究中。当时，刚刚实现超声速飞行的飞机普遍面临一个巨大困难：一旦飞机速度接近声速，阻力剧增，操作失灵，往往会机毁人亡。很多人甚至认为，突破声障其实是不可能的。
但是，郭永怀凭借自己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引起业界轰动的论文，开创了一套全新的计算方法，为人类实现声障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钱学森曾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将此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其中“K”就是“郭”的第一个字母发音。
由于在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的卓越表现和贡献，郭永怀在美国业界声名鹊起，很多大学纷纷邀请他前去任教或做讲座，相关企业开出高薪挖他去工作。当时郭永怀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而且是航空工程研究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在美国有车有房，完全可以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但他心中有一个念头却自始至终没有打消过，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这个念头更加强烈：回国。
1946年5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和郭永怀向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NAC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前身提交了《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论文，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理论和计算问题，大大促进了超声速飞行器的设计
此照片摄于1947年2月，题为《与美国宇航精英同列的中国科学家》。第一排左起第三位是钱学森，第一排右起第四位是冯·卡门，第二排左起第一位是林家翘，第二排左起第三位是郭永怀
当时有朋友劝他：你在这里什么都有了，将来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呢？
郭永怀的回答是：“家贫国穷，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1946年10月，创建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学院的五员大将。左一为郭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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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回国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在刚到康奈尔大学时，郭永怀就做出一个声明：“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在适当的时候会离开。”而由于从事航空工程研究会接触不少机密资料，当时放到郭永怀面前的有一张表格，其中有一项是：“如果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郭永怀毫不犹豫填写了“不”。此后，他就失去了进一步查阅机密资料的权利。
当郭永怀提出回国的想法后，他的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郭永怀作为美国数学学会会员、航空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想要回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可谓困难重重。
1950年，郭永怀的师兄钱学森因为提出要回国而遭到关押，并且被抄家检查。同时，郭永怀的出国自由也开始受到限制，连去英国讲学也无法获批。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55年，中国和美国在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达成一致，允许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和科学家回国，钱学森终于率先回国。
在钱学森回国后，郭永怀的归国之心更加迫切，天天和自己的妻子李佩商量回国的事情。其间，康奈尔大学开出了非常高的薪酬待遇想留住郭永怀，而台湾当局也派人来许以优厚待遇让他去台湾，但郭永怀从来没有改变过主意。
终于，定好的回国日期越来越近。为此，郭永怀做了一个特殊的准备：他将自己十多年来积累的大批科研资料和讲义手稿，统统付之一炬。
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回忆，她知道这些手稿都是丈夫多年来的心血，所以忍不住阻止郭永怀，但郭永怀边流泪边继续烧：“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都装进我脑子里了。”
郭永怀这么做，很大原因是师兄钱学森回国时，所带的800千克书籍和笔记本全都被美国海关没收了。
就在烧掉手稿的第二天，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院的院长为郭永怀夫妇践行，举办了一个大型的野餐会。在野餐会上，郭永怀又当众烧掉了他一部即将完成的书稿。
在场的师生都看着闪闪的火光，默然不语。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夫妇终于和几位归国的中国科学家一起，登上了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但就在轮船即将启航的那一刻，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忽然登船，要求搜查所有回国的中国科学家的行李。李佩后来回忆，她那时候才知道丈夫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多么明智。
郭永怀（左）和夫人李佩（中）在回国的船上
在延迟了2小时之后，“克利夫兰总统号”终于拉响了启航的汽笛。
那一年，47岁的郭永怀，终于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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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回国后，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接见。
当周恩来问郭永怀有什么要求，郭永怀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1956年底，中国力学研究中心成立，钱学森担任所长，郭永怀担任常务副所长。第二年，力学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合办了工程力学研究班，郭永怀担任班主任和主讲人。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首任系主任。在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翻译出版了大量力学学术名著，和钱学森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与教学研究工作相比，郭永怀之后参与的工程更艰巨，但也更重要——制造中国自己的核武器。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所有相关技术专家和技术设备、资料，中国的“两弹”工程陷入困境。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郭永怀临危受命，和王淦昌、彭桓武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当时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其中郭永怀领导的是场外实验委员会，负责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
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郭永怀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一方面迅速建立实验室，研究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数据，同时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研究工作。尤其是在爆轰物理实验中，郭永怀带领团队反复实验，克服了各种困难，提出“两路并举，最后择优”的方法，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整个中国第一代核武器一直沿用。
在试验基地查看爆炸成型实验结果，右一为郭永怀，右二为钱学森
1963年，郭永怀随核武器科研团队一起迁到了核武器研制基地。已经年过半百的郭永怀和中国第一代研发核武器的科研工作者们一起，忍受最低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和寸草不生的荒凉，以及各种高原反应带来的心悸、胸闷、浮肿，夜以继日地反复计算、研究、实验、爆破，一步一步顽强地把中国原子弹实验推向成功的那一天。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的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道蘑菇云——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在欢呼的人群中，郭永怀流着眼泪，累得瘫软在了地上。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郭永怀的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参与氢弹和导弹研制的相关工作之外，1965年9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重新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
长时间高强度高密度的工作，让郭永怀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业余时间。他喜欢听音乐，曾从美国带回来两箱唱片，结果连封都没拆，最终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爱好集邮，曾收集了三大本，结果后来全送给了邮政总局。他还喜欢摄影，结果忙得连镜头都没空摸一下。
20世纪60年代初，郭永怀、李佩和女儿郭芹在北京家门口。郭芹是夫妇俩的掌上明珠，但从小和父母聚少离多，后又去内蒙古插队落户，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父亲离世和母亲被隔离审查的打击，身体状况一直欠佳，于1996年病逝
由于要经常往返试验基地和北京，为了节约时间，郭永怀一直选择坐飞机。当时中央为了确保安全，不鼓励郭永怀这批科学家坐飞机，周恩来也专门为此事叮嘱过。但郭永怀为了追时间赶进度，还是乘飞机，且喜欢选择夜航飞机，因为他认为在飞机上打个盹儿，第二天抵达了还不影响白天工作。
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再一次选择了乘坐一架夜航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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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那天，郭永怀本来不需要那么急着走的。
在10月初，郭永怀去核试验基地参与中国第一颗热核弹头的发射试验准备工作，一待就待到了12月初。
12月4日这天下午，郭永怀在实验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数据线索，当即就表示要飞回北京汇报。他打听到当晚有一架飞机飞往北京，就要坐车去赶飞机。
当时就有同事劝他别坐夜航飞机，第二天早上再走。但郭永怀还是那句话：“晚上飞省时间，打个盹儿就到了。第二天不耽误。”
在赶到机场等飞机的间隙，郭永怀还专门听取了课题组成员的汇报，然后就登上了飞机。
5日凌晨，郭永怀搭乘的那架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但在距离地面只有400米的时候却忽然失去了平衡，挣扎了几下之后，坠毁在了离机场只有1公里的玉米地里。
机上搭乘的乘客和机组人员一共14人，只有1人重伤生还。他在回忆当时坠机前的场景时说，就记得郭永怀大叫了一声：“我的材料！”
救援人员来到坠机现场的时候，13具遇难尸体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散落一地。
但是，有两具尸体却紧紧抱在一起。
当救援人员费尽力气将两具已经烧得焦黑的尸体使劲分开的时候，发现在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几乎完好无损的公文包。
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的，就是郭永怀说要到北京汇报的那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
经辨认，这两具尸体，一具是郭永怀，另一具是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在场的救援人员，当场下跪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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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遇难，震动四方。
周恩来当时下令彻查失事原因，结果查下来是飞机导航系统在最后关头出了故障。
钱学森听到消息后也痛哭失声，后来写道：“就那么10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研究专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10秒钟！”
遇难消息传来，郭永怀的妻子李佩没有落泪，却一个人走到了阳台上，望着远方，长时间不说一句话。这位随丈夫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到冲击，受了6年的隔离审查。平反后，李佩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2007年，李佩将自己的毕生积蓄60万元通过电汇的方式，分两笔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设立的“郭永怀奖学金”。当有人问李佩是否要搞个仪式时，她回答：“要什么仪式，捐了就捐了。”）
1968年12月25日，中央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两日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离郭永怀遇难只过去了22天。
1999年9月18日，23名为“两弹一星”工程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科学家，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个在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三方面都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也是唯一一名烈士。
馒头说
在《历史的温度》系列签售会上，我曾和读者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看待所谓的“科学家不如戏子”？
我当时给出的建议是：心平气和一些。
乍一看，有些演技尚有提升空间的艺人（我并不赞成用“戏子”这样的称呼）出场费动辄百万元，拍一部电视剧收入动辄千万乃至上亿元，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科学家堪称清贫，这确实是件让人有些愤愤不平的事。
但仔细想一想，这其实是两回事。
首先，艺人的出场费和片酬是市场机制决定的。就我国目前的演艺圈人才含量来看，真正有实力的演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这样一个卖方市场环境下，能自带流量的艺人（无论采取怎样的营销手段）还是有不可否认的稀缺性，所以很容易导致出场费和片酬的无节制飙升。其实，一旦有“金主”发现一些所谓的“流量明星”其实带不动什么货，价格自然就会下来。
其次，限制艺人的超高收入或许可以规范演艺市场，但减下来的钱也不可能到科学家们的账户上。事实上，尽管提起“艺人暴富”这个话题不少人都会咬牙切齿，但该吃瓜时还是吃瓜，该看秀时还是看秀，让他们花钱进电影院看一部屠呦呦团队的纪录片，依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再次，还是要把时间轴拉长，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问题。我曾在签售会现场报了三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明星的名字，在场的“90后”乃至“80后”，很多人都一脸茫然。但事实上，他们都是80年前红遍中国大江南北、家喻户晓的超级大明星，但如今，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乃至根本不知道他们了。
然而，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哪怕历经千年，我们却都一直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贡献。在各类书籍上、电影中，给道路、纪念馆乃至宇宙中的小行星命名……我们有各种各样纪念和缅怀他们的方式。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向国际社会发布公告：编号为212796和212797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
活在尘世间，我们当然需要各种喜闻乐见的娱乐和消遣。
但是，每当我们抬头仰望，指引我们前进方向的，永远是那片璀璨的星空。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永不陨落的“两弹”之星——共和国“两弹一星”功臣郭永怀追记》（金志涛、王士波、许运江、孙宗勇、田宏耀、卢杰，《科学新闻》，2000年第49期）
2.《科学家“烈士”郭永怀》（王志学，《春秋》，2017年第1期）
3.《“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姜宗怀，《联合日报》，2018年8月25日第001版）
4.《一张照片发现两颗小行星 郭永怀李佩夫妇成为“夜空中的星”》（屈畅，《北京青年报》，2018年7月21日）
5.《感动中国2017候选人物——李佩 郭永怀》（央视网，2017年12月21日）
6.《被遗忘的一代人——写在郭芹去世20周年之际》（王丹红，财新网，2016年12月20日）
7.《记“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先生：创新者永远年轻》（王丹红、吕庆其、顾迈男、刘志峰、张苏，科学网，2015年9月10日）
8.《郭永怀：“两弹一星”元勋中的烈士》（观察者网，2016年5月10日）
9.《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钱学森，1980年1月16日）
10.《两弹元勋郭永怀和夫人李佩的世纪传奇》（侯朝阳，《世纪风采》，2018年第5期）
11.《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王丹红，知识分子网站）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幕后较量
现在哪怕去问一个小学生，他都能明确地告诉你：联合国有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就是其中一个。但就在40多年前，对中国而言，别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连重回联合国，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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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和联合国的故事，必须先从罗斯福说起。
1943年，尽管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还处于胶着状态，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心里知道，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了同盟国。
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开始为二战后的格局操心了。
按照罗斯福的想法：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保持团结一致，决心维持世界和平，就不会再发生世界大战。
这就是他的“四警察”构想，也是后来“联合国”的雏形。
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想法。
斯大林认为，孱弱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资格，世界的格局，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控制就可以了。
在这一点上，丘吉尔倒是罕见地与斯大林保持一致：他也完全不理解为何中国要掺和进来，世界的格局由英美苏共管就行了。
但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却非常坚定，甚至对斯大林表示：要么让中国进来，要么索性就别搞什么联合国了。
罗斯福的理由是，中国现在确实很弱，但它毕竟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未来肯定是亚洲乃至全世界的重要稳定力量，把它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
而另一个可以推断的理由是，当时的中国处在依靠美援的蒋介石统治之下，把中国加进来，在四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家里，美国可以多一个自己的可靠盟友。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加上后来吸收进来的法国，联合国最终拥有了美、苏、英、法、中五个常任理事国。
虽然1945年，共产党派出董必武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但那时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自然是中华民国。
而罗斯福当时坚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两个理由，也成了日后联合国因为“谁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产生无数幕后较量的背景：
第一，美国需要一个作为盟友的中国；
第二，那么大一个中国，联合国不可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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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出场人物轮到了乔治·H.W.布什。
又是一位美国总统，以及另一位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爹。
不过，1970年的乔治·H.W.布什，刚刚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H.W.布什
布什上任之前，自然要翻一翻之前美国在联合国的表现记录，于是他很快就发现，为了阻止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真的挺辛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后不久，就向联合国提出：驱逐台湾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首先采用了一个办法：拖。
从1951年第六届联合国大会到1960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整整10届，因美国在幕后操纵，每年大会都“暂缓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
美国制造阻力的原因，无非就是之前说到的罗斯福的其中一个理由：虽然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代表，但不是美国的盟友，正相反，还是苏联的盟友。
但是到了1960年，美国有些扛不住了。
因为1945年联合国成立，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只有4个席位，而随着非洲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1960年时，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席位达到了26个。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
1960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虽然“暂缓讨论”的提案又一次得到了通过，但出现了22张弃权票和34张反对票，赞成票下降到了42张。
这个时候，罗斯福当年的另一个理由就显现出来了：没有人能忽视几亿人口的中国。
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勒紧裤腰带支援非洲兄弟。
受中国支持最多的阿尔巴尼亚和坦桑尼亚，一直是发起“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席位”提案的主力军。
怎么办？美国人想出了第二个办法：转。
1961年11月15日，美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发起了1668号方案，把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升为“重要问题”——一旦成为“重要问题”，就必须在联合国大会上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国家同意才能生效。
但这一招，也没能持续多久。
1965年的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在表决中国的“重要问题”提案时，居然出现了47票赞成和47票反对的平局——多数非洲国家都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让美国一下子感受到了失去主导权的威胁。
于是，美国只能想到第三个办法：分。
“分”这个办法，就由布什来执行了。
1971年8月，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一封书信及备忘录，强调“双重代表权”。
按照布什的解释，美国主张“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拥有代表权，即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有一票。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两张选票”。
这个方案遭到北京的反对，布什早有预料。
但出乎布什意料的是，台湾居然也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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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这个方案的人，是宋美龄。
当时的台湾，其实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窘境：从1949年到1971年，和台湾“中华民国”维持“邦交”的国家越来越少，相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却越来越多。
20世纪60年代，台湾还通过农业技术输出，专门去帮助非洲国家，以求能“以援助换选票”，但效果一年比一年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还是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双重代表权”传达到台湾“外交部”，“外交部”其实是默认的。
但就在台湾当局的最高层会议上，一直是“亲美派”代表的宋美龄却拍案而起，坚决反对这个方案。
宋美龄的理由也很简单：如果接受这个方案，那就等于承认“一中一台”，也就是承认了“两个中国”。
当时宋美龄说了这样一句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当时的蒋介石就坐在宋美龄的身边，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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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给到毛泽东。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其实一直很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重返联合国。1971年，毛泽东还专门为此询问了当时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有没有把握重返联合国。
章文晋就开始帮毛泽东算投票。他把截至1971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算了一遍，一共61个，换句话说，就算它们全部投票给中国，也只有61张选票，无法达到“重要问题”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
听到这个答案，毛泽东倒也不急。他对罗斯福当初的第二个理由，同样抱有信心——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如果不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存在的意义何在？
所以，毛泽东的重点主要放在拒绝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上，指出总之就是不能上美国人“两个中国”的贼船：“不管乌鸦叫还是喜鹊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当时的毛泽东，低估了乐观的“革命形势”，但是北京对于进联合国“无所谓”的态度，却急坏了一个印度尼西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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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印度尼西亚人，叫马立克。
马立克当时的身份，是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
最关键的是，他非常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进入联合国。
为此，他还专门委托自己的中国朋友打听，北京对于在1971年——自己的主席任期内——恢复联合国席位有何想法。马立克觉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会可能就在1971年。因为就在197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赞成票第一次达到了51票，超过了反对票的47票，只是没有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而已。
黎明的曙光，就在眼前。
可惜，直到1971年9月，北京方面迟迟没有消息过来，马立克等到的，是印尼当时的总统苏哈托的指示：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投赞成票。
无法违抗总统命令的马立克，决定在投票当天，做一个“技术上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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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25日，历史性的一天终于来临。
在此之前，除了场外，联合国内部也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幕后较量：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很多国家代表写信，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常驻代表布什分别找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话沟通，希望届时大家能够投票赞成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提案。
而另一方，很多亚非拉国家的代表也在为北京拉票。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萨利姆甚至把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声明印成了联合国大会的正式文件发给各个代表，让他们明确知道北京的态度后，再投票给“两阿提案”——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一共23个国家提出，立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席位，并取代“中华民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所以，1971年10月25日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就是“双重代表权提案”和“两阿提案”的大决战。
但大决战还没开始，似乎就已经分出了胜负。
美国和日本等22个国家每年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居然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和15票弃权的结果被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的提案，变成只需要超过半数赞成即可通过，不需要超过三分之二多数了。
这一结果，让整个会议大厅沸腾起来，谁都明白其中的含义。坦桑尼亚的代表萨利姆居然离开席位，带头跳起了非洲舞。
然后，该表决“两阿提案”了。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表示需要发言。他快步走上讲台，提出了美国代表团的要求：“两阿提案”里要删除“立即将台湾代表团驱逐出联合国”的内容。
布什话音未落，非洲国家代表团的座席那里，传来了一片又一片的“NO”（不）。
而之前受到美国鼓动的沙特阿拉伯代表巴罗迪又提出，对“两阿提案”提出修正，建议表决推迟到10月26日——这样可以再给美国多一点拉票时间。
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台湾“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周书楷（右），“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刘锴（左）及“驻墨西哥大使”陈质平（后）
又是一片的“NO”。
联合国大会的主席马立克宣布：布什和巴罗迪的提议不被采纳。
这时候，现场的“中华民国”首席代表周书楷顿时脸色铁青，奔上讲台，宣布“中华民国”将不再参加之后联合国大会的任何程序，退出联合国大会。
终于轮到表决“两阿提案”了。
在表决前，马立克宣布了他的那个“技术处理”：和以往不一样，这次的投票，将进行公开唱票——哪个国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都会被大声朗读出来。
后来有人分析，大声念出来，对一些国家代表的投票心理，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
结果出来，没有悬念：
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
通过了！
“两阿提案”通过，“双重代表权”提案就已无表决的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刻取代了“中华民国”，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全场支持中国的代表，长时间起立鼓掌。
乔冠华后来率团代表中国回归联合国，这张他大笑的照片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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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想说说基辛格。
1971年10月25日，基辛格代表总统尼克松，正在北京和周恩来接触。
其实，这段时间中美关系的急剧升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获得多数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国家吃不准美国的态度，索性就投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事实上，尼克松是想在1972年再考虑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至少要等自己访华之后。在此之前的解决方案，就是“双重代表权”。
10月26日，基辛格准备返回美国。因为信息传递的问题，那个时候，基辛格还没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消息，但北京方面已经知道了。
在钓鱼台开往首都机场的红旗轿车里，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故意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合国大会，我们能恢复席位吗？”
基辛格的回答秉承尼克松的意图：“今年恐怕不行，明年有可能，等我们总统访华后。”
乔冠华没有点破。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起飞后，他便立刻收到了一份电讯稿，得知了消息。
后来，基辛格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他当时的心情：
“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对此连我自己也认识不足。”
馒头说
今天不想说什么感想或什么道理，只想静静地列出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对“两阿提案”的最终投票表决统计结果。
今天，再回过头去看这份名单，依旧觉得很感慨。
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形势吧。
76张赞成票
亚洲19国：阿富汗、不丹、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新加坡、叙利亚、土耳其、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非洲26国：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利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勒窝内（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
欧洲23国：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法国、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乌克兰、苏联、英国、南斯拉夫
美洲8国：加拿大、智利、古巴、厄瓜多尔、圭亚那、墨西哥、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5张反对票
非洲15国：中非、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加蓬、利比里亚、马尔加什（马达加斯加）、南非、马拉维、斯威士兰、冈比亚、达荷美（贝宁）、尼日尔、乍得、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象牙海岸（科特迪瓦）
美洲13国：美国、巴西、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委内瑞拉、多米尼加、海地、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
亚洲4国：日本、沙特阿拉伯、菲律宾、柬埔寨
大洋洲2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欧洲1国：马耳他
17张弃权票
美洲5国：阿根廷、巴巴多斯、哥伦比亚、牙买加、巴拿马
亚洲7国：巴林、黎巴嫩、约旦、卡塔尔、泰国、印度尼西亚、塞浦路斯
欧洲3国：西班牙、希腊、卢森堡
非洲1国：毛里求斯
大洋洲1国：斐济
1991年，那场震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大辩论
有时候，一件大家看起来理所应当、毋庸置疑的事，背后却有令人意料不到的博弈，以及暗流涌动。
1
1991年2月13日，是农历的除夕前夜。
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把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凌河请到了一起，说是要开个小会。
按照惯例，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周瑞金都会在《解放日报》的“新世说”栏目上写一篇小的言论文章。但是，如果只是要写一篇小言论的话，是没必要把施芝鸿和凌河请到一起开会的。
果然，三人碰面后，周瑞金提出，要三个人一起，写几篇大的署名文章。
1991年2月15日的《解放日报》
周瑞金提了一个总的大方向和写这个系列文章的初衷：新的一年，是辛未羊年，按照中国人“十二年一轮回”的观念，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交替点上——12年前的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当然，在这个时间点，周瑞金要亲自牵头组织写这样一系列署名文章，肯定是有更深层的思考的。
经过两天的紧张撰写、推敲、修改、编辑，1991年2月15日，也就是辛未羊年的正月初一，《解放日报》读者拿到手里的报纸头版是这样的：
半版刊登邓小平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出现了一篇大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这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亲爱的读者，当我们称颂‘三羊开泰’之际，当我们互祝吉祥如意之时，您是否想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交替点上？”
文章的作者署名，是“皇甫平”。
2
接下来，我们把这篇文章放一放，来看看“意味深长”的1991年。
1991年的国际形势，用“风云变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太夸张。在这一年，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旗帜被缓缓降下，让很多中国人在震惊中无法缓过神来。
在“苏联”变成历史名词之前，东欧也发生了剧变：两德统一，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更是被枪决。
再把目光放到1991年的中国国内。
1991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号统计报告表示，1990年经济形势有严峻的一面，主要问题是“产成品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到了年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
再把目光缩小一些，放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1991年，美国《财富》杂志副总编小理查德·科克伦来到上海，说了自己对这里的印象：“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只有大约100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而另一个刚刚从东京来到上海的美国人的言论似乎更扎心：“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50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
在《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写的《变化》一书中，第一部是记录1990年到1991年的那段中国历史，他给这部分取名叫作“谷底”。
而就在这个“谷底”之年，87岁的邓小平来到了上海。
邓小平是来过春节的，但他又不像是来过春节的。一到上海，他就去了很多企业和工厂考察。那一天，邓小平在锦江饭店旋转餐厅——上海那时候为数不多还算拿得出手的地方——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他还回顾了自己当初制定“经济特区”时的考量：“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说完上海，邓小平似乎自己做了总结：“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
……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朱镕基听的时候，不断点头。因为就在不久前，朱镕基在向全市干部传达第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上，曾修改了曹操的《短歌行》，提出了八个字：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3
有时候，一件事要反复强调，那多半是因为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一位领导把周瑞金叫到自己在康平路的家里。他拿出邓小平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给他看。
看了邓小平的那些讲话，周瑞金回忆自己当初的感觉是“深受触动”：“实际上他（邓小平同志）已经感到，在当时国际大形势和国内政治气氛下，如果不坚决推动改革开放，不加快经济发展，再走封闭僵化的回头路，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人民是没有福祉可言的。”
